空空洞洞（第三章）

　　９　　
　　
到了暑假，哥哥和小宝天天带着我出去玩。我钓到鱼的骄傲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我发觉哥哥和小宝比我懂得更多，他们认识车前草和路边荆，能找到大片刺莓，还会从没有任何迹象的水沟里掏出泥鳅来。
　　在我印象中，他们认为什么东西都能吃，所有战利品首先都要填到肚子里去，吃饱了肚子再拿来玩。最好看的是车前草，皱皱的、宽大的叶子，散漫地铺开一丛，中间冒出数茎细细的淡白或粉红的小花。那叶子像外婆，只是外婆没有那么好的颜色；花则像小笛，喜欢张扬而又有些羞怯的小笛。最好吃的当然是红红的刺莓，软软，甜甜，水分很足，那种感觉仿佛是受到了大人的夸奖。
　　刺莓也有吃饱的时候，哥哥便把剩下的捏碎，将刺莓汁涂到我嘴唇上，说是打口红；又抹到我的脸颊上，说是搽胭脂。弄完，哥哥要我和小宝结婚。我开始不愿意，我觉得小宝没男子汉气，经常欺负人，我说我要和哥哥结婚。哥哥说，哪有妹妹和哥哥结婚的，那不成。我问，我只能跟小宝结婚吗？哥哥点点头。我就只好嫁给小宝了。小宝折一截竹枝，把竹芯拨掉，采了各色小花插进原来竹芯的位置，那竹枝变得琳琅满目，煞是好看。小宝举着这截竹枝来迎娶我，我有些不情愿地进了他的洞房。
　　洞房在塘墈边一块草地上，有柳树围着，还真像一个小狗窝。我和小宝在洞房里办家家，做了饭请哥哥的客，然后哥哥假装出去了，要我和小宝睡觉，用一把稻草做枕头。我和小宝就一起把头枕在那稻草上面，闭上了眼睛。
　　过一会，我爬起来说，我要撒尿了。小宝说，你躺着撒吧。我好奇怪，躺着怎么能撒？平时都是蹲着撒的。小宝说，躺着撒最舒服了，不信你试试。我真的又躺下来了。小宝褪下我的裤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约两寸长的塑料管，安在我出尿尿的地方，叫我撒。我运运神，问，你这是什么把戏，我撒不出了。这时，哥哥过来了，俯在地上，看着那根管子，一个劲地对我说，放松，放松。他还把一只眼睛凑到管口，朝里面望。哪晓得我突然放松，一注尿从管子里喷出来，直喷了哥哥一脸。那些没通过管子的，则全泼到裤子上。我觉得小宝出了一个馊主意，裤子弄湿了回去怎么交代？就哭起来。哥哥更有同感，一巴掌劈在小宝脸上，把小宝也打哭了。结婚的事就这样不欢而散，我们第二天还一起玩，不过，再没有玩过这样的游戏了。
　　暑假过后，我上学了。五岁半，我是班上最小的；一直到高中，我都是班上最小的；大学我就不太清楚了。现在我是班长，以后会弄明白的。虽然，这不是一件要紧的事，我不过是好好奇。但当班长在我小时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这事我还不能跟别人说，免得他们说我一飞冲天，像个暴发户。我不得不承认，我之所以能被刘琴老师任命为班长，主要是钻了一个空子，大家都不熟悉，而我有一个看上去不同凡响的家庭。其实这个家庭给我带来的东西真是一言难尽。
　　不知道是年纪太小，还是玩心太重，加上幼儿园的最后一年基本上呆在家里，我一入学就感到困难，跟不上班。那时妈妈还是一个科级干部，头上没有光环，老师不喜欢我，总是叫我站起来问一些我回答不出的问题，然后就让我站在座位上，看着回答出来的同学得意地坐下去。有一次碰巧答对了，我坐下来，看着另外一个同学站在座位上，得意得那一节课都没有再听下去，内心充满的巨大快感几乎要让我飞起来。
　　我的成绩实在糟糕，幸好我只在那个学校上了一年，因为妈妈调进市府，我们一家搬进市委大院，我相应转到另一所学校。我在市府旁边的育英学校读了小学剩下的五年。育英学校比我启蒙的那所学校大多了，学生很多，下课吵起来像一窝蜂。我不喜欢这个学校，学校里很多都是市府干部或有钱人家的子女，我妈刚进市府，一个小不点科长在那时是不起眼的，所以，我插到那个班上也是不起眼的。我只是一个成绩不好的插班生，一到考试就拖全班的后腿，老师和同学们都不理我。我在这个班上好像是多余的。
　　妈妈忙于工作，工作就是她的命根子，其次是哥哥；我只是她偶然想起的对象。爸爸倒是经常管管我，但他太凶，我压根儿不敢正眼瞧他，总是下意识地回避着他。
　　哥哥到高年级，越来越不和我玩了，连个小宝那样的玩伴都没有。我在很小的年龄就开始品尝孤独。
　　
　　10　　
　　
每天去学校惟一的动力来自于我的同座。他是一位大眼睛男孩，成绩好得不得了，每回试卷上老师都给他打一百分。他每回拿到试卷，就让我猜谜语：“一根筷子挑着两个蛋。”我就酸溜溜地看着他的试卷答道：“一百分。”酸归酸，心里却有些甜丝丝的。大眼睛男孩是班上对我最友好的同学，他比我大几个月，个子却短些，但这一点毫不妨碍他在我心目中形象的高大。他的大眼睛扑闪扑闪，好像会说话，他的嘴巴却不太做声。上课时他也忍不住偶尔和我讲讲小话，一旦被老师发现，受批评的总是我，他就说得更少了。我宁愿挨批评，也不愿意他不跟我说话。他扑闪扑闪的大眼睛一直盯在黑板上。我看那黑板上写满粉笔字，就想起住在北郊时农民田里长满了秧苗。老师拿着黑板刷哗啦哗啦把字全擦掉了，我愣愣地自语：“秧苗全死了。”他低声告诫我：“上课认真点。”我就再也不想秧苗的事了。
　　他在二年二期成功地取代另一位女同学当上了班长，那位女班长的父亲是市委的某副处长，她和“一百分”的关系也很好，但是她太喜欢拿教鞭教训同学了。哪个迟交作业，或者书背得不流利，或者自习课讲小话，她手上的教鞭就长了眼睛一样落到你头上，她敲的时候还总要警告一句：“我的教鞭可没长眼睛啊！”我有好几次差点被她没长眼睛的教鞭敲着，像我这样的差生是她手里教鞭的重点光顾对象，之所以每次都“差点”，就是因为有大眼睛男孩的保护。他只要望一望她，她的教鞭在空中扬几下，然后掉头而去，像一只没有叼到鸡的恼怒的鹰隼。
　　女班长那不断挥舞的教鞭终于开花结果，“花朵”挂在同是市府某副处长的公子头上。两位副处长都到了学校，其中一位副处长不停地向另一位弯腰致歉，另一位则始终皱着眉，头稍微点几下，算是回应，脸上阴沉出一副痛苦的样子，这副样子直接导致女班长下台，大眼睛男孩幸运登基。我好高兴，我和班长是同桌，或者更准确地说，我的同桌是班长了！
　　遗憾的是，大眼睛男孩当上班长以后，更加遵守课堂纪律，弄得我每次想跟他讲小话，都会想起他是班长，不能影响他，我把那些要讲的话全都憋下去。我给全班拖了后腿，但不会给班长拖后腿。如果你喜欢一样东西，就会产生出觉悟。就在我意识到拖后腿的问题时，我的成绩悄悄有了进步，尤其是语文，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有兴趣，学得越来越好。可惜老师还是不太喜欢我。尽管我试卷上分数不停在涨，她依然认定我是一个学不好语文的学生。
　　三年级开始学写作文，我觉得作文是蛮有味的事情，说话不要用嘴巴，而是用笔，还可以说得文绉绉的。我就把作文当作说话一样，老师可不这样认为，她说作文就是作文，要写出文章，要有开头、结尾等等。我知道老师讲的肯定对，但我那样做不来，我只能像说话一样去做作文。结果，有一天，老师把我喊到台上，先用一种奇怪的腔调朗诵我刚写的一篇作文，惹得全班哄堂大笑。最后，她尖刻地问我：“你妈妈喂了你什么，把你喂得这样笨！”全班同学又大笑起来，最令我伤心的是，大眼睛男孩竟然也在笑，好像笑得很开心。他的笑好像撒了一把刺在我心上，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人生的痛苦。
　　回到家里，我刚进门就哇哇哇地痛哭流涕，妈妈难得那天在家里吃晚饭，问我怎么了。我把学校里发生的事一一说来。妈对爸爸说：“她爸，这老师要不得，怎么能这样子骂学生，你去一趟学校吧。”爸爸凶巴巴地说：“老师这样，还不是被学生气的！找老师有什么用？”我一声不吭坐在墙角的木沙发上，生怕他们的怒火会突然变成硬梆梆的木棍或栗凿，我时刻警惕着，尤其当他们徘徊到我身边的时候。
　　爸爸妈妈都没有去学校，那件事情不了了之。我好几天不理大眼睛男孩，他也没觉得失落什么，似乎听课更加认真，他连望都不望我一眼。我忧伤得像掉了魂，不想去学校了。我害了一场大病，看上去是伤风感冒。爸爸这时现出了做父亲的样子，他每天背着我去学校，四月份的天气，还得用厚厚的棉被裹着我。当然，蜂王浆是少不了的，他认为蜂王浆是灵丹妙药，软硬兼施想尽法子把它们灌到我的肠胃里去。
　　感冒好了，我的个子忽然开始往上窜。我一直认定这一现象主要得力于那些蜂王浆，是这种液体里面的激素催长了我的发育。很明显，我的身高启动过早，我小学毕业时已接近一米六零，而我现在比那时仅仅长了五公分。我九岁那年就出现了初潮。一堂体育课上到半途，我的腹部略有不适，老师见我脸色苍白，手捂着肚子，叫我到一旁休息。我坐在操场槐树下一张石凳上，肚子越来越痛，额头渗出汗珠。我一低头，看见裤裆湿湿的、红红的一大片，用手指一摸，哎呀，都是血！一股惊惧狠狠攫住我，我吓得大哭起来：“我会死呀！不得了，我会死呀！”
　　体育老师连忙跑过来，看着我手上沾的血，问：“是哪里出的？”我一边哭，一边指了指裤裆。她要我坐下，用她的手捏了捏我的裤裆，她的手上也沾了血，她把手凑到鼻孔那里闻了闻，对我说：“不要紧的，这不是病，女孩子都会这样的，不过你来得太早了点。”我模模糊糊听到她说话，人好像晕乎乎了。我隐隐约约地知道，是体育老师把我背回家的。
　　我出了那么多血，在全家并没有引起多大轰动，他们看着我那病恹恹的样子就像看到掉落在地上的一枚硬币那么漫不经心。妈妈递给我一块长条形纱布样的东西，说是卫生巾，要我隔着那个地方。
　　晚上，我躺在床上痛得直叫，爸爸就在客厅里把电视开得老大，他的意思是我打扰了他看电视。我的裤子浸在桶子里，桶子里的水都变成了血水。妈妈帮我搓了，就为这件事，我的心里一直对她存着感激。因为，她是那样忙的人，平时衣服都是爸爸搓的。直到我初二时，家里才在爸爸的强烈要求下，买了一台威力牌洗衣机。这个牌子我们很熟悉，每天晚上，“够威够力”的广告词恨不得把电视机喊烂。妈妈给我洗完裤子，来到我房里，掖了掖毯子的一角，说：“你做大人了。”说毕，竟轻轻地叹口气，出去了。这轻轻的一口气，略略让我感到，这次出血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但我对这次出血自始至终莫明其妙，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而来，为什么而去。痛过之后就好了，一如往常。直到第二个月，它再来，是在一个晚上，我正在家里做作业。它像上次一样，伴随着阵痛和暖热而来。我竟然一点也不惊慌了，连忙问妈妈要卫生巾。以后妈妈让我的小床头柜里总存放着卫生巾，每个月都要用到它。一个月是不长也不短的距离，在这个距离上的接触最能产生心灵的应和，由一种外在需要渐渐演变成内心的需求。自从卫生巾成为我生活的日常用品以后，我觉得它仿佛是托举着我的一块轻柔的载体，让我升到比同龄孩子更高的地方，它迅猛地改变着我，我的长势，我的性情，包括我的容貌。它惟一没有改变的，是我的成绩。
　　
　　11　　
　　
月经让我对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兴趣。可以说，在我身体上出现的奇妙变化令我迷醉，好比一条直线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牵引着，抖动着，在空中划出优美的曲线。自己之外的任何目光都是镜子，清楚地映照着我的长势；不仅目光，还有表情，即便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我从他们故作镇静的表情里都能窥见到一种惊异。那些原来把我当小姑娘看待的叔叔阿姨们，再不会随意搂抱我了，而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微仰身子，用近乎夸张的声音叫喊道：“这是小笛呀！都成大姑娘了！”
　　如果妈妈在旁边，她会露出自豪的微笑；或者代我谦虚一番，那种谦虚里也有着掩饰不住的自豪。这一刻最能冲淡她对我成绩不好的忧虑。她那么忙，管我的时间十分有限，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像所有忧虑女儿的母亲一样，她也忧虑着我。她只是分身乏术，她对待自己的工作无可挑剔。我好奇的是，在表示对同一件事情的态度上，妈妈在我初潮那天晚上的轻轻一叹，和在这种场合的自豪微笑，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哪一种更为真实呢？
　　虽然比我家地位高的不少，但我依然处在许多人羡慕不已的生活环境里。我尚不清楚这样的环境对我的成长究竟有多重要，不可否认的是，我的成长一直不太顺利。直到四年级我才加入少先队，那时我们班上只有两个不是少先队员了，另一个是一年四季都拖着浓鼻涕的一位男孩。我们两个举起右手宣誓的时候，他还用左手在鼻子门口抹了两把。那晶亮物件随着袖子的舞动，晃了我的眼睛，我一下不知道誓词念到哪儿了。
　　我无比骄傲地回到家里。可是，家里人没有谁注意到我的骄傲，他们没有谁注意到我脖子上的红旗的一角。大多数同学一放学就取下了，我也取下了，我是在宿舍楼楼下才重新戴上的。我不记得老师是怎样教我戴的了，便匆忙系了一个结。吃晚饭的时候，一家四口默不作声，我冷不丁地说：“今天学校里举行入队仪式。”他们都抬起头来，这才看到我脖子上由无数烈士鲜血染成的红领巾。
　　妈妈说：“小笛入队了呢，早知道，应该加个菜。”我这时觉得好受委屈，因为，我尽了最大努力让他们“早知道”的，可白费心机了。哥哥没好气地说：“哪个回到家里还挂着这布条条，现宝！嗨，你们看小笛是怎么系红领巾的？”爸爸妈妈看都没看，就哈哈大笑起来，他们闭着眼睛也认为这是很好笑的。我差点哭了。哥哥是二年级入队的，他当然有资格说我。从此，我再没在家里戴过红领巾。
　　我懂得要发狠学习。我忘命背课文，做习题，成绩上来很多。到了高年级，我长得婷婷玉立之后，老师和同学们都不再把我当丑小鸭，他们态度的转变提高了我的学习兴趣。我不折不扣地考上了初中，没有到重点线。
　　已是处长的妈妈通过关系让我进了有名的桔洲市一中。
　　
　　12　　
　　
杨小笛来到院办公室，找刘琴老师。她想要一份三班同学的花名册，以便尽快熟悉。她规定自己三天之内要能叫出全班同学的名字。她这种硬性规定源于自信心的不足，她认为她成绩不好主要是背功不行，她最怕背课文和外语单词。教科书上那些东西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但考试总是需要你囫囵吞枣。那些复习时把肚子撑得饱饱的同学，一到考试时就迫不及待地吐出来，都能获得高分。她也想把肚子撑起来，做不到，有一次她问一位要好的同学，她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那位同学直言不讳地说：
　　“因为你是美女。你看见几个美女成绩好的？老天让你长得这么好，就不会把那么好的成绩给你，这叫能量守恒。”
　　哦——她半天没回过神来。看样子她成绩不好是注定的，无法扭转了。要不要通过毁容来尝试提高成绩呢？可是，如果毁了容，成绩还是提不高，岂不是……不行！她断然否决这一议案。她想，即便可以让分数长一大截，我也不会那么做。既然老天给我美貌，不给我成绩，随它，它肯定有它的道理。
　　后来，她慢慢知道了，美貌与成绩不是势如水火的，她毕竟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这所院校，虽然招生时妈妈的作用不言而喻，因为她的分数刚好搭在燕州师范大学的录取线上，这在她已是超水平发挥了。如果按百分之一百二十抛档，她这个成绩要上燕州师范大学有很大的难度，这个时候就得发挥关系的作用了。事情常常是这样，努力得来的东西还要靠机遇和运气才能把它变为现实。
　　刘琴老师在办公室，她的对面坐着一位男……男什么呢？男生，不像；男士，不像；男人，不像。也不像老师。杨小笛喊一声，刘琴老师。刘琴抬起头来，哦，小笛，快进来。坐在刘琴对面的男同胞早意识到杨小笛的到来，当她站在门口，将一抹秀丽的阴影投射到办公室里面时，他就迅即从一本书上抬起头，他抬头的动作让人感到那沉甸甸的头颅早已蓄势待发，只是苦于没有找到理由，才不得不受困在书里。杨小笛的到来解放了那颗头颅，头颅上两窝枯燥的眼神扑落掉粘在睫毛上的一串汉字后显得滋润起来，他脸上的笑便是那滋润的产物，好比池塘生春草。
　　刘琴给杨小笛介绍说：“这位是系里的团总支副书记，夏克斯。”
　　杨小笛微一躬身：“您好，夏老师。”
　　叫夏克斯的男同胞转过身，更加大胆地正视着杨小笛，他的左手和右手插在两膝间不停地互相搓着：“别，别叫老师，我上四年级呢。”
　　“那是师兄啦。”
　　“对，对对。”夏克斯频频点头，
　　刘琴拿了一份花名册给杨小笛，说：“一、二班都准备在下周搞一台迎新晚会，你们三班可不能落后啊。”
　　杨小笛说：“不会的，我也在考虑这件事呢。”
　　杨小笛嘴上这么说，心里却猛地一惊，她压根儿没想过这么快要搞晚会。看来我进入班长这个角色起码比人家慢半拍，只有赶快拿出对策了。
　　文娱委员是一个叫阮箫箫的男生，住在二舍。燕州师范大学的学生宿舍很整齐地呈一字形由东向西排开，从一舍到五舍住着男本科生，六舍和七舍住着女本科生，杨小笛住在七舍６０５室。第八栋是新砌的，不叫八舍，叫研究生楼，里面住着燕州师范大学的全部研究生。
　　杨小笛找到阮箫箫的寝室。寝室里的男同胞看见他们敬爱的班长来了，很兴奋地聚拢来，聆听她的教诲。她对阮箫箫说：“一二班要搞晚会，我们怎么办？”阮箫箫答：“我们也搞呗，还怕他们不成！”杨小笛听他说话很有味，问，你是哪里人？阮箫箫答，安徽。杨小笛头一扬，好地方。
　　其实她也不知道好在哪里，她没有去过那里。
　　“这次晚会由你文娱委员负责。”
　　“哪能行，还得你班长牵头。我执行。”
　　“分分工，你弄节目，我搞布置。怎么样？”
　　“行。班长出什么节目？”
　　“这一次尽量上其他同学的吧，万一不行我再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