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毕业篇第四章 告别故乡

　　
　　那天，爸爸给我打好了铺盖卷，带上了娘做的那件疙瘩襻对襟子青洋布的新棉袄，我娘最会做千层底的布鞋，这回带了两双。爸爸的脸上倒是始终带着笑容，只是不像从前那样跟我说话眼睛一直盯着我看，而是老躲着我的目光。
　　同院里的人心里都有些难受，他们是为我爸爸和我娘，我爸爸那么大年纪了，又有心脏病，由于我常年不在家也不知怎么样了，我一问起来总是：“很好很好，没事没事”，究竟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看脸色倒是满面红光的。爹娘只有我一个孩子，爸爸又是继父，我姐姐早死了，我一走跟前就没有人了，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四姐哭的跟个泪人似的，搂着我直亲，都这么大的人了，还像小时候一样。
　　院子里的人为我饯了一次行，大杂院很简单，每家拿出一个菜，有炸虾段儿，黄花鱼，炖肉、蔬菜什么的，在院里摆了一张方桌，菜一摆就是一大桌子。不知谁拿了一瓶酒，我爸爸“在礼儿”（戒烟酒的一种“会”）不喝酒，有会喝的，大家也难这样聚在一起。那时候请客吃饭或是摆什么宴席还是老规矩，桌子上都是大老爷们儿，女人和小孩不上桌子，要不是为我饯行我也不够资格上桌子，老疙瘩同样是例外，要陪我。我娘为我们蒸了一大锅花卷馒头，孙老婶煮了一大锅虾仁韭黄三鲜饺子，四姐知道我很少吃稻米饭，特地给我蒸了一碗小站稻米的干饭，青幽幽香喷喷的，至今我似乎还能闻见那稻米的香味。
　　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说了些什么，我自然记不得了，只记得霍大哥说的一番话，他举着酒杯说：
　　“今天是喜庆日子，咱们全喜中了状元，要到南方去上任，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可别忘了把老婆孩子都带了来让大家瞧瞧。”
　　那亲热劲儿至今回想起来还掉眼泪。
　　临行前必去告别的自然是老伯家，是爸爸陪我一块儿去的，因为他们和大娘家的关系不怎么好，所以两家人只“守”我一个男孩，平时的疼爱自不必说，这一次心情都有些沉重。记得那天我坐在二姐的床边上，二姐坐在我的左边，爸爸坐在我的右边，老伯坐在我们的对面，老伯把胳膊肘搭在桌子上，严肃地对我说：
　　“去了以后就一条心思工作，家里别挂在心上，有你二姐了。年轻人到外面闯荡闯荡也是正路，你这一出去我们就管不到你了，要处处多加小心。在哪工作就要像个样儿，搞得长远才对，凡事都要有始有终，别这山望着那山高。”
　　我端端正正地坐着，双手放在膝盖上，像小学生听课那样。这时二姐拉起我的左手放在她的左手上，把手心翻过来，先是轻轻地抚摩，然后轻轻地拍打着。我老伯继续说：“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交朋友要有个选择，没有不行，多了也不好，首先要看他对父母怎么样，不孝之人不是咱王家的传统。二是要看他对兄弟姐妹怎么样，连兄弟姐妹都搞不好的人和外人又怎么搞的好呢？三是要看他对别人怎么样，对别人不好单对你好这种人不可交。”
　　“这些个我兄弟都知道了，我感到最遗憾的是他没能上大学，太聪明太积极了。”二姐说，似乎很伤感。老伯把手一扬：
　　“咳，别说那事了，大学也不一定都要在学校里上，没看见华罗庚？打着算盘就成了大数学家，事在人为。也不一定都要成什么家，你兄弟有出息，三岁看大，七岁至老。”
　　我爸爸拉了拉我右胳膊：“听见了吧？老伯和二姐都指望着你哩。”
　　其实指望着我的还不止我爸爸和我老伯，还有我那俩姨，二姨只生了我一个表妹，老姨连着生了三个都是闺女，又还都那么小。这时我去趟姥姥家，姥爷已经不在了，二舅搬进了王串场工人新村，“快速砌砖法”盖起来的那片红房子，剩下姥姥一个人，老姨一家就搬过来了。那是我成长的摇篮，孩提时第一记忆的地方，姥姥已经老的不成了，再没有能力给我们买大果子了。老姨还是老样子，说不完的笑话，几个表妹太小，见了我还有点怕。大茹已经参加了工作，刘姥姥还是挺威武的。
　　无论我和我那两个叔伯哥哥的关系怎么样，大娘家我还是要去的，那个家里可是人丁兴旺，大宝琴嫁到了北京，二宝棋进了一家医院当护士，宝书高中毕业在家里呆着，她对我分配到外地去很不理解：
　　“一定要到外地去吗？”
　　“祖国需要。”
　　“祖国嘛样子？！”她不屑地说。
　　“至少要出去看看。”
　　“也许你太积极了。”
　　她这时候和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说是她们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肯定是个大姑娘了，只是现在我们在一起说话比小时候拘束多了。
　　只有孙景波，仍然是那么心气相投，记得那天我们俩的双手紧握着，半天不松开，两个人的眼睛里都含着泪，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说他要送我上火车，我说我们是从学校集体出发，何况他已经开学了。我们没人送，亲人们谁也没有送，早早地打好了铺盖卷到学校里去集合，深更半夜工业局派来了几辆大卡车，冲洗的干干净净的，拉我们到了“老龙头”（天津总站旧名），这就上了火车……
　　
　　火车到了石家庄车站已经是黄昏时分，乘务员报告说要停20分钟，所以我们都下了火车活动活动。这时站台上已经灯火通明，下了火车同学们三三两两找同班同学扎堆，因为我们分配的还有机械和化工两个科，乘坐的车厢是按省份分坐的，每个省份各有一位老师带队。我被分配在湖北省，同车厢同班只有杜远略，这个同学素来性格孤僻，平时在班上都没有什么话说，这时下了火车他一个人就在活动身子，好像是就要参加篮球比赛。
　　我一眼就看见了赵祝平，我们实习的时候就在这里上下过火车，十几个人一直没分开过，可是现在，我们近在咫尺却像远隔千里。还是大姐拉着她朝我走来，我上前迎了几步，大姐向我伸出手，对我说：
　　“还有什么话要对大姐说吗？”
　　我摊开手耸了耸肩，这个时候的话还说的完吗？！
　　这时孙德伟、朱津材、刘宝琛、赵蘅等七八个同学都朝我们走来，我们只有握手，祝贺，说些互相勉励的话，脸上的笑容传达着眷恋，但谁又知道这时各自心里的滋味又是怎样的呢？
　　临了大姐拉了拉我：“来，大姐跟你说句话，这是离开学校这么远了我才好对你说。关于你入党的问题你别往心里去，支部本打算通过两个，但党委说我们班成绩突出，通过三个也行，这一个当然指的是你。可是支部最后通过了朗砚芳，说她是女同学，又在学生会干了两年，条件没你好，但到单位上入党就难了。学校给你的鉴定写得特别特别好，到单位上肯定没问题，可要好好地争取呀！”
　　正在这时赵祝平走过来拉大姐上车：“又不是将来不能通信，车要开了。”
　　大姐看了看我，用眼睛对她使了个眼色：
　　“千万别忘记，一定要好好争取啊！”……
　　
　　火车继续南行，我竭力控制着自己什么都不去想，可是控制不住。
　　还有留校问题，说我更适合参加工业建设，因为我的组织能力强，动手能力和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也比较强，又说我能说会写，“为了早日把祖国建设的更富强，学校讨论再三只好忍痛割爱了”。
　　这难道是真的？我认为是一种假说，但从人们的言语里我也似乎扑捉到一些影子。自从那次我再度“一鸣惊人”地传达了访苏观感的报告，好像就成了炙手可热的栋梁之才，后来又带队到西山煤矿去实习，毕业考试又是全校唯一的一个全5分，这就更给这种气势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这话以讹传讹似乎很像真的，当这话传到赵祝平的耳朵里，她就把我拉到一边说：“别骄傲！我的眼睛始终会盯着你的。”
　　火车经过黄河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车窗外一片漆黑，我没有看见黄河水，迷迷瞪瞪睡了一觉。过了黄河就到了郑州，这是一个中转大站，对我们来说是离别之站，在这个车站上同学们都下了车，转乘陇海线的同学们由老师招呼集合，乱哄哄的，分配每个省的同学虽然不多，但机、电、化三个科各5个班混杂着都有，这个时候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班上孙德伟被分配到新疆，刘宝琛被分配到宁夏，任平生被分配到甘肃，李芙美和赵祝平都被分配到陕西，大姐留在河南，往东走的赵蘅被分配到安徽，还有两名同学被分配到江西。我们这三年生生死死打在一块儿、吃在一块儿、住在一块儿、玩在一块儿的同窗同学就这样各奔了东西。
　　我们继续南行的还有四川、湖北、湖南和广东四个省，同学们相对集中在一个车厢里，在火车开动的时候我们都趴在车窗上往外望，留下的同学都向我们挥手。我看见了赵祝平，凝滞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此时她似笑非笑似哭非哭，心中像是有千言万语刻在脸上。火车加速了，她向前走了几步，她的腿行动不方便所以没有跑，当走到一盏路灯的下面我看见她的眼泪喷涌而出，她呆滞地站了一小会儿，紧接着一个急转弯转过身去，我差一点没跳下火车，跳动的心掉在了郑州火车站的站台上，永远永远，直到今天……
　　
　　火车过了郑州车厢里渐渐地热了起来，已经是中秋季节，连一件秋衣都穿不住。这时我们的心也渐渐地由过去转向了未来。
　　火车终于到达了汉口车站，我在车上坐的晕头转向，出了车站我还以为自己又转回去了。
　　天津和武汉孰大孰小我说不清楚，反正都一样，不宽也不直的马路，两边都是高楼和商店，随处可见外国人的房子，使我脚一落地就想起家来。
　　汉口车站是我们全体同学的终点站，湖南、安徽和江西的两路同学要乘轮船到达目的地，广东的要坐轮渡过江从武昌再乘火车，这时我们握了握手就永远地分开了。
　　到汉口车站来接我们的是湖北省工业局的一辆白色中型轿车，车上下来一个女的，大约40来岁，偏长的短发，个头有点高，人很和蔼。下了车和我们带队的老师作了自我介绍，才知道她姓王，省工业局机电科的科长。那时还没有电业（力）局，只有工业局，下设机、电、化诸科，和天津的一样，和我们学校的专业也正好对口。自我介绍完毕她和我们也一一握手表示欢迎，然后我们都上了汽车。
　　这时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街上的人很多，我在火车上先是一个晕头转向，现在又加上一个晕头转向，稀里糊涂就被拉到了省工业局。
　　下车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吃晚饭，当然要先洗去脸上的灰尘。食堂不大，但很干净，由于刚开饭所以人很多，当我们走进食堂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我们的身上，似乎心里都在问：“哪来的这么几个毛桃子？！”
　　我们总共有八个人，除一个化工科和一个机械科的以外其余六个都是电机科的，但一二三四五个班的都有，我还算幸运，有一个同班同伴杜远略。吃了晚饭以后我们几个同学坐在一起做起自我介绍来，这些三年来打头碰脸但素不相识的同学此时就成了亲人，要么怎么会有“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那句话呢？这时我才知道化工科的叫刘行中，机械科的叫蒋培炎，电机科的有三位女同学：高珏英、伍尚琼、姚秀鸾，还有一位男同学姓陈，名字记不起来了。我们几个人谈的并不投机，有对分配很高兴的，有发牢骚的，也有根本不说话的，蒋培炎说上中专根本没用，他迟早要上大学，算是一个模棱两可的。
　　这一天晚上带我们来的老师和局领导交谈了很久，把随身携带的档案交给了局里，大概是把我们的情况作了介绍吧，不吹几下牛怎么对得起家乡父老？内容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位老师姓氏名谁我也不知道。第二天早晨吃了早饭他向我们一一握手告别，然后就回去了。至此天津的工业局为全国的工业局培养的国家第一代中专生就这样诞生了，学校的任务也完成了，我们就像小时候和姐姐一起玩“弹籽儿”、撒崩豆那样，被撒向了全国各地、四面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