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毕业篇第一章 最后学年

　　
　　1954年8月天津又一次发大水，和1935年正好是“二十年一遇”，我也刚好虚20岁。不过这次大水不如“民国廿四年”的大，没有淹到城区，我们学校却比“天百”墙角上那块标志的水位还要高。
　　那是一次责任事故，天津西郊地势低洼，形成内渍，当地人装了5台大型抽水机抽水，可能是因为没有地方装，就把抽水机装在北运河的河堤上，由于水大，河堤已被泡得松软，加上抽水机的震动使河堤决口，淹了西郊，也淹了我们学校。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急忙从太原赶回来。
　　这人的心理也怪，当知道实习将要结束，我们都恋恋不舍，当听说将要返校，我们又归心似箭。当同学们风风火火地赶回来，见校园一片狼籍，我们都要哭了，特别是北大楼后面的那一片美丽的桃林被淹了一米多深，那桃树怕水，从此再见不到那遮天蔽日的灿烂桃花了。幸好放暑假，师生们安全无恙。原一年级和新生都推迟了开学，三年级已毕业分配，就依靠我们这些二年级的“老大哥”了。说起来惭愧，高二的学生按理说还是个孩子，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青年多有些“早熟”，一个个显得是那么的成熟老练，而且都有些傻笨，一心扑在学校里，过着比部队还部队的生活，接受着严格的封闭式训练。那次抢险我们没有赶上，收拾残局就够戗的。满院都是半尺厚的黄泥，水有多深泥印子就有多深，我被分配清理直流发电机房，原打算回家看看都没有来得及。
　　记得我们回来的那天每个人都风尘仆仆，两个班的同学都站在北大楼的台阶上“夹道欢迎”，我们彼此都流下了眼泪，此时正像投入亲人的怀抱。可惜那时不兴拥抱，但看得出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好的朋友。王新发自有郭淑芝奔过来，而我则走向了王晶大姐，赵祝平仿佛知道会这样，她挽着大姐的胳膊站在她的身边，见我走过来她只望着我笑。接过了我们手中的东西，我们便各回到自几的教室里去了。
　　李深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把书桌集中在教室的中间，大家围坐着，黑板上写着“热烈欢迎西山实习的同学胜利归来”，装饰着焰火、鲜花和彩带，彩带上写着一副简短的对联：“光荣赴煤矿，凯旋回校园”，这一片黑板报显然出于众多同学之手，字体不一风格各异，表达了同学们的祝愿。
　　首先由杨新吾老师致欢迎词，大意说：“没有辜负校领导和全班同学对你们的殷切期望，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给学校赴外省实习开了先河。”其实，我们的事迹两位王老师随时传递消息，班上的同学早已经知道了。但据我所知，此后学校到外省实习的不少，无论是三年级还是二年级，都没有再去煤矿或其他矿山的。
　　我们多想知道其他同学的实习情况啊，可是我们刚刚回来，大家都很累，互相交流留作今年的国庆节纪念活动再说吧，好像国庆纪念活动已成了我们学习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过再重要也只有今年一个国庆节了，再开学我们就是三年级的学生，明年今日我们就要奔赴祖国各地了。
　　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战斗，学校终于恢复了原来的面貌。这次救灾工作一直在工业局的领导下进行的，据说抢险时工业局调遣了大批工人队伍，才使得国家财产少受损失。水退后铲车、卡车一齐出动，才使得厚厚的淤泥得以清除。北大楼的一楼比大操场地势低矮，所以受灾犹为深重，车辆开不进去，清理工作十分艰苦，一直拖到最后。我们回来那片桃树林已经清理完毕，只是所有的桃树全被砍得荡然无存。
　　水灾的善后工作完毕国庆节已经临近，我们放了三天假回家看看，回到家中另是一番温暖，自不消细说。
　　这一年的国庆我们照常进行了庆祝活动，主要内容是畅谈实习体会，我们当然要进行汇报。其他同学都分散在工业局的各个工厂，只有部分女同学被分在仁利毛纺厂和恒源纱厂，大姐还回到她原来的服装厂当了一个月的工人，通过座谈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实习成果。
　　这一年国庆的另一项活动是被邀参加了恒源纱厂的会餐和文娱晚会，赵祝平是那个小组的组长，她把其他女同学和我们几个班、团干部以及王新发老师也都邀请去了，自然要带文娱节目。那个时候各个工厂和学校的文化生活十分活跃，一个普通单位的文艺汇演比现在“春节晚会”的节目质量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不带商业性质，没有那么奢华罢了。会餐丰盛得使人应接不暇，文娱晚会妙趣横生，最后举行了舞会，大家玩得无不尽兴，也使我终生难忘。
　　
　　这一年的时间过得特别快，不完全是由于开学晚和受水灾的影响，而是因为学校生活即将结束，心的一头还沉在实习上，另一头却又飞到分配上去了，因此同学之间显得格外眷恋。在这一年里，万一学习稍一疏忽成绩很有可能滑下去，所以我们对学习抓得特别紧，由于学习紧张，时间真的跟飞一样，把别的事情也都放淡然了许多。
　　李芙美再不像入团前后那样活跃了，只埋头学习，连小说也不看了。这人的思想感情变化就有这么快，她和汤治中也不是那么亲密无间，只是音乐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她的表现起伏也真大，也许只有天资聪颖的人才会这样，活跃与否都像一个“小皮球”，只不过是蹦起来和泄了气而已。赵祝平不止一次对我说：“找她谈谈吧，别让她这么消沉下去。”我也觉得有必要，放弃了个人成见走近了她。
　　那是一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再找不见那片桃树林，我们又来到了校外河边的那棵柳树下，我想陪她走走她很惊喜，对我说：
　　“你真的还理我呀！”
　　我说：“怎么会不理你呢？我不认为恋爱谈不成连朋友都不做了。”
　　“心不由衷吧？”她说。
　　“随你怎么看，毕竟我们的感情比一般朋友更深一层。”
　　“可是让我给毁了。”
　　“别这么说，也许我们对组织太忠诚，瞒不住思想活动，谁知这么一汇报就把关系明确出去了，连一点余地都没留。”
　　“你这么一说我就宽心了。其实我很尊敬你，也很喜欢你，你在我心中的位置是无人可取代的，我很希望有你这样一位哥哥。”
　　“感情的话就不再提了吧，我也会永远记住你，今天我只想对你提一个希望，该怎么活怎么活，不要勉强，也不要拘谨，让我们能看见一个真真实实的李芙美。”
　　转眼春节又到了，节前郭淑芝到我家来过一次，给我娘提了两盒点心，说是来看看我们，还说：王新发他们联系了一场舞会，初二晚上在天津师范学校，让我一定去。临走时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这两年半看把你累的，让二姐看着都心疼，该好好玩玩了。”
　　是啊！我是该好好地玩玩了……
　　
　　最后一个学期开学王晶大姐和郎砚芳都回到班里，我再一次请求辞去团支部书记，可是同志们还是选了我，说我对工作已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了，学习又不吃力，而她们两个在外面工作多多少少对学习有些影响，需要认真地赶一赶，总不能都带着4分离开学校吧？我给我自己订的目标是毕业口试全5分。
　　这时团员发展工作已基本结束，除祝浩业和杜远略等少数根本没有入团想法的同学外，基本实现了“团员班”的目标，团员已发展到六个小组，团小组长和班小组长由一个人担任，班委会调整把孙德伟选出当班长，李深换了赵祝平当组委，到这时班团干部已经是人才济济了。
　　这一年的春天班里组织了一次春游，由杨新吾老师带队去了北京，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在天安门前照了相，那是我在天津时唯一一次到北京，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天，但抑制不住我对祖国的深情挚爱。
　　值得一提的是，最后的半年仍然继续开新课，如《电气照明》、《机床电器》等都是一进工厂就实用的，其中一门《杆线设计》，题目虽小但内容庞大，实际上是从发电厂变电站到用户终端的输配电部分，这样在短短的三年里，由《发电厂与变电所电气装备》到《电气照明》，再加上《继电保护》、《电机拖动》以及《机械传动》等课程，整个电力系统从理论到实际已经是面面俱到。难怪有人说：“过去的中专生抵得上现在的大学生。”不完全是这样，应该说不可比拟，至少是不可同日而语。过去的中专生没有“与世界接轨”，没有参加“奥林匹克竞赛”，没有学电脑，没有“草鞋与皮鞋的故事”。现在的大学生奋斗的目标是一张文凭，追求的是一个好单位，到西部去参加祖国建设还要打着“支援”的旗号，还要两年一轮换。现在人们担心“地球村”的人口将来会挤不下，难道就没有人担心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将来会不会挤得下？“有钱人”都把子女送到发达国家去了，发展中的中国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人才”送到外国去“发达”呢？当我写到这里正值爱因斯坦诞生100周年，逝世50周年的日子，所以发了几句感慨，爱因斯坦没有向世人索要什么，但他所付出的代价却是人类科学史上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