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青年篇第三章 调皮朋友

　　
　　班里有个同学叫崔晏楼，人很瘦，长着一对斗鸡眼，尖嘴猴腮，两个肩膀有点往前抗，而且一肩前一肩后，从来没看见过他耷拉手把胸脯挺直过，就是这位同学，在班里是我最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多少有点功夫，会打架，如果给他一个墙壁靠着，四五个人莫想近身，因此班里的同学既怕他又讨厌他，谁也不爱答理他，不知怎么搞的，我对他却有点崇敬。
　　我们的友谊是从打手球开始的，没人答理他，他就带来一个大皮球一个人在下课时玩。那时学校的手球队遍地开花，他一个人玩怪没意思，恰恰我对拍皮球有点兴趣，于是就陪他玩。很快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六个人的手球队，取名“晓虹”，这样我们就好起来了。六个人中还有两个人从前玩过手球，而且懂得规则，再加上白金申做过指导，这样“晓虹”很快在学校里就成了名队，邀我们比赛的接二连三，不料想，这六个人逐渐形成了“小圈子”，无论做什么都在一起。
　　我们试过打架，让崔晏楼靠墙站着，我们五个人扇子面形排开，讲好了只要我们把他放倒就算我们赢了，我们中间有谁被他摔倒就算输了，输了就不准再摔了。我们想，像他那样瘦猴子似的两个人抱胳膊两个人抱腿一个人抱脑袋不把他放倒才怪。可是我们一上手没几下子就有四个被他放倒，当然我是头一个，最后那个没放倒的不是因为他有能耐，而是一对一的他根本没法上。
　　不仅如此，这个人的鬼点子特别多，也非常聪明，点子多到连学习都当作一种游戏来玩。
　　那时候我们每人都订了一份《时事手册》（半月刊），文章很短小，到时候杂志来了，规定不准自己去拿，而是放学回家前由一个人到门房去领，这个人就是这次游戏的裁判。
　　领了杂志不在当时发，而是挤红牌电车时发。那时正赶上学生放学，不仅有一中的还有幼师的，电车中途停都不停,一趟又一趟地只拉学生还要拉老半天。我们又规定不能等人少了再坐电车，而一定要在人多时挤，这样才会给你一个最坏的学习环境。
　　挤电车是崔晏楼的拿手好戏，来了电车（终点站）人还没有下完他就挤到门口把门一堵，我们随后跟上，等上车时他拉一个扒一个推一个搡一个，这六个人就挤上去了。挤上电车不准坐着，像装柴禾似的站着，不过有一点好处，那就是不用扶着，这样就可以腾出两只手来翻书。事先由领书人（裁判）规定好一篇文章，下车后都把书交给裁判，第二天早晨上课以前要把这篇文章向裁判背下来，由裁判打分，不奖不罚，只为游戏，用崔晏楼的话说叫“训练脑子”。
　　天津人喜欢玩鸽子，经常有人带来一起放，于是我们也经常一起看放鸽子。事先知道后第二天很早就来到大操场，等鸽子飞到天上去我们各自数一共放飞了多少只鸽子，先报数然后由裁判对放鸽子的同学进行访问，一共有多少人放，每人都放了几只，看谁报的数最准，依次打分，不奖不罚，只为游戏，这样做可以训练“敏捷能力”和“记忆力”。
　　既然点子多就未免调皮。
　　一次我们到校外比赛，路经一个路口。租借地的建筑就是这个样子，怪里怪气的，我爸爸曾经说过：走遍天津卫就等于在世界上走了一圈（现在有人称“世界建筑博物馆”），除了美国的房子没有（因为美国是移民国家，主张“利益均沾”）哪国的房子都有。我们过的那个路口就通七条马路，中间形成了一个大广场，中央一个岗台上站着一个交通警察。到底是租借地，其实那个地方既少行人又没有车辆，安静的很，可是却站着一个警察。我们几个要穿过这个路口，因为很宽敞，又没有车辆行人，所以走的稀稀拉拉。走着走着只听那警察高声喊叫：
　　“成单排行走！”
　　没人惹他，那警察又喊：“成单排行走！”
　　这时崔晏楼拉了一下他身边的同学，并小声喊口令：“向右看齐！”
　　我们几个糊里糊涂向右看，刹那间变成一个横排。
　　只听崔晏楼小声喊：“一！一！一二一……”
　　那警察仍在喊：“成单排行走！成单排行走！”横着不也是“单排”吗？于是我们过了马路，那警察也没有找我们的麻烦。
　　崔晏楼还说过他如何通过戒严的马路。
　　刚解放的时候热闹的马路经常戒严（不准横穿马路），比如国庆游行，小蘑菇出殡，来个要人什么的。
　　我参加过一次国庆大游行，那时候同学们都想参加，可是人太多只能每个班上挑几个代表。天津的气候有一个特点，每到秋天雨少风大，夜里冷白天暖和，参加游行要深夜四点钟到学校集合，所以顶着冷风穿着厚棉袄，可是到总会场集合厚棉袄就穿不住了，特别是游起行来连绒裤都穿不住。那天我们经过和平路，两旁挤满了人，大家最爱看国庆游行，因为有彩车，有仪仗队，有各种各样的丰收成果，有秧歌有舞蹈，也有各条战线的群众代表，扬起此起彼伏的口号和歌声，因此参加游行的人也特别感到骄傲。
　　我们走在大路上畅行无阻，都是事先实行戒严，特别是队伍要来的时候人特别多，维持秩序的警察也一个挨着一个，要想在这个时候横穿马路恐怕是插翅难飞。
　　可是崔晏楼有办法，他说他事先观望警察，他们行走都有规律，当两边的警察一碰头必定往回走，等他们快转来的时候，他开始往对面跑，不直接跑过去，怕让警察看见，跑了一大半再往转跑，这时警察必定看见，一定会喊：“转回去！转回去！”他再往回转，警察满意了，他也过去了。
　　他的鬼点子说也说不完，正是这些鬼点子，招至我犯了一次大错误。
　　我们玩起了“考试游戏”。
　　那是二年级除大考以外我们规定在平时的考试中，数学、物理和语文三门课的考试成绩事先自己给自己打好分数，也就是说谁也不能得100分，98分以下自己定，考试结果要和自己事先定的分数相同，差一分罚停一场比赛。因为我们觉得考试要想得100分比较容易，只要不错就行了，而事先自己扣分就困难多了。
　　每道题得多少分老师事先都印在了卷子上，要是自己随便扣也比较容易，但是几个人事先都有规定，比如你应该扣两分，但卷子上没有两分的题目，就是有，你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做错或是漏掉，因为你其他题目都做得非常好，一道最简单的题目为什么反而做错了呢？或者你平时不是这么粗心的人，一道小题为什么漏掉了呢？
　　因此要想把这场游戏做得天衣无缝就必须不漏丝毫马脚，这就必须设法从大题目里扣分，要扣的得体，扣的自然，除非老师没看见不给你扣分。
　　语文扣分最难，因为最后一道题目不是一篇作文就是一篇感想，而且往往是40分，要是从中扣掉一分或是两分实在搅尽脑汁。因此又有规定，不许第一个交卷，也不许六个人一起交，为的是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其实这种游戏不是我们独创的，是从别的学校传来的，很多人知道这种游戏，但一中玩的人很少。也不是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而是避免让人说我们是“小圈子”脱离群众。相反我们班上成绩好的绝不止我们六个人，而是普遍都不错。因为那时学习都强调预习，强调多演课外习题和多写文章多看书。同学们本来就把课外学习当成一种游戏了，平时没事就你考我我考你，你难我我难你，被难倒的想方设法找道题目把对再难倒，因此每学期发下来的教科书不要两个月就都读完了。无论是文还是理，都是循序渐进的，读数学读物理都不外乎是读一本小说，只要多读多记多动脑子多演算，上课只不过是印证一下自己理解的对不对，加深一下自己的学习印象，其余时间就是做作业和看课外书了。
　　当时同学们流传一句话：“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强调的是“不考不玩”。还有同学说的更俏皮：“大考大出风头，小考小出风头，不考不出风头”，也就是说不考试的时候你就得乖乖地学习，考试前你就去玩吧，好清醒清醒头脑，把学习成绩考得更好。
　　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想把学习比他好的甩在后头，要是别人都不如他，他那风头就没有必要出了。由此说来我们玩的那种游戏于情于理都不算过分。
　　我的错误不在这种游戏本身，而在我冒犯了老师。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的“风”是透在一次几何考试上。
　　那是一次期中（那时称“中间”）考试，在下午的最后两节课上，因为那天有人邀我们放学前进行比赛，我们几个人违反了自己的规定，一节课还没有过去六个人就呼啦啦把卷子交了上去，交完卷背起书包抱着皮球就跑到场地去了。那场地不在正规的操场上，而是在校边竖房子的夹道里，那里的宽度恰够一个皮球场长，场宽就有多的了，在两头的墙上钉进两个球蓝，比起赛来要多舒服有多舒服。
　　我们来到场地对方还没来，等对方来了开始比赛接着进入了课外活动时间，一切正常。
　　隔了一天上午的前两节课，卷子判出来了，几何老师把卷子发给大家，我一看气坏了，给我扣了10分“态度分”，其他该扣的没扣不该扣的又扣了，结果得了85分，发完卷子大家都不做声也就算了，谁知老师揪住不放。
　　这位老师是女的，姓范，个头不高清瘦清瘦的，好像得了一场大病还没恢复就来上课，说话没有半点力气，特别是她那清秀的眉毛似乎是中间用线吊着的，眼睛老向下看，再加上一个鼓眼泡总像谁也瞧不起。开始讲新课，你讲就讲你的吧，我绝对老老实实听着。她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图，一个等边三角形中间画三个圆，求证这三个圆的圆周相切又和三角形的三个边相切，画完图她不讲解反问大家：
　　“这道题谁来讲讲？”
　　没人做声，范老师点了我的名让我站起来。
　　那个时候我们得遵守“游戏规则”：老师提问题不准抢着回答，回答时一定要表现出在思考。我遵守了这条规则，谁知又出了问题，也该那天出事，当我还没回答问题范老师就说：
　　“该是不会了吧？你们六个人的卷子我仔细看了，早就听说你们搞小圈子，还没学到知识就来耍戏老师，坐下吧！”
　　她让我坐我就坐下也就没事了，可是我没坐，因为我不知道往哪坐，只觉得浑身在打哆嗦，骨头里也像浇进了冷水，我觉得委屈，一个老师如果能教出这样的学生来应该是你的骄傲，你反而批评我，批评我不要紧，还说我们是小圈子，我真想一赌气冲出教室，又没冲，因为我知道不该冲，凭我的性格这一冲就永远不再回来了。正在这个当儿范老师又问我：
　　“你还不坐等什么，是不是还想耍戏耍戏老师？”
　　我解释说：“我们没有耍戏老师，而是我们促进学习的一种方法，我想学生学到老师所教以外的东西老师应该高兴。”岂知这一解释触怒了老师。
　　“啪！”她拍了一下桌子，气急败坏地说：
　　“好啊，你就来试试吧！”她指那道题。
　　我走向黑板，三下五除二地证完了这道题，正当我往回走时范老师又叫住我：
　　“你等等，刚才你说什么来着？你学到了老师所教以外的东西？”
　　我说：“我嘛也没说。”
　　“不，你说了，你把那句话再重复一遍。”
　　我还是不说，她一再追问，把只好把那句话又说了一遍。
　　“好吧，那你就考考老师。”
　　我说：“我怎么敢呢？”
　　范老师又说：“说都说了，有什么不敢的？”大有咄咄逼人之势，于是我说：
　　“一个等边三角形中间画三个圆，求证这三个圆的圆周相切又和三角形的三个边相切，这三个圆必然是相等的。要是三角形是任意三角形呢？能不能也做三个圆，既互相相切又和三个边相切？”
　　范老师的面子上挂不住了，因为是老师，不能让学生问住，就在黑板上画起图来，由于突然，再加上气得浑身发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三角形又转过身来对我说：
　　“好，你来证，我就不信一个学生会比老师强！”
　　这是我们不久前才证过的，我重新走上讲台，用教具在黑板上做起图来，边画边讲，从容不迫，当我的“因为、所以”还没有列完，范老师夹起教材离开了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