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青年篇第四章 心灵波涛

　　
　　是不是我的学习成绩门门都是满分我不敢说，但是我在班上的成绩名列前茅，崔晏楼太聪明，但是他平时的成绩不怎么好，也就是说有时老师偶然提问他不见得答得上来，我觉得我们敢于做这种游戏是出自我们对学习的兴趣和对思维能力的训练。至于我的学习动力是什么我说不清楚，入团申请书上写道：“为祖国而学习，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等等都是模糊的，国家究竟有多大？没走过。将来需要你去做什么？都没有明确的概念，只知道我爸爸，不让他为我白费心血；但对学习兴趣我深有体会。
　　当孩提时期我唯一的玩具就是小人书和字号（看图识字），上小学前把两本教科书当了玩具，后来上了小学，一天到晚摸的也是书、书、书，书里有无限的知识，它所能给我的也只有乐趣。上初中时我每个月都买《人民文学》，五毛钱一本，得到的乐趣怎么也不止五毛钱。
　　我和范老师的矛盾闹得很大，除了校长以外该出面的都出面了，都来教育我，教育我都接受，但话要说清楚：我们的“游戏”没错。我把我们游戏的来龙去脉、动机、目的、效果、规则以及曾玩过的挤车、数鸽子等等“活动”一、一地向来者“交代”得清清楚楚。我们六个人的学习成绩也参差不齐，每到下午有自习课的时候我们就聚在一起，对预习的功课由一个人先当“老师”，这也是崔晏楼的点子，他说理解不能光凭默记，有时你记得很清楚，自以为懂得很透彻了，但是让你背出来你就喈喈吧吧的了，因此还要讲出来。做习题也是一样，不光是得出答案就行了，还要一步一步把步骤列出来，一种方法还不行，还要采用多种步骤来验证等等，我都一、一向来者做了如实的汇报。我等待处分，结果只写了一份书面检查，到教研室给范老师鞠了三个躬，在班上做了一次检讨。在检讨的时候班主任李元芬老师只批评了我的态度，没提到游戏的事，似乎对它有所保留。但是我们几个也觉得这样做有点太冒尖，因此就把游戏放弃了。
　　默认我们游戏的还有地理老师，这位老师很有风趣，记得开课的头一天就闹了一个大笑话。那天他夹着教材走进教室，扬扬歪歪的，我怀疑他就是市一中的学生，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上来先做自我介绍：
　　“鄙人赵秉恒，现年二十八岁……”
　　“哈哈……”后面有人大笑。
　　“笑什么？”
　　“你去年‘现年二十八岁’，今年‘现年二十八岁’，听说你前年也是‘现年二十八岁’……”原来班上也有个“留级包”。
　　“你给我闭嘴！”
　　我立即想起了宋幻坳老师和金焕楼，这真叫巧，怎么都是地理老师遇上了留级包？赵老师没去理他，在黑板上徒手画了两条平行线，那两条平行线画得真叫好，连几何老师用尺子画出来的都没有那么均匀整齐。画完以后他问同学说：
　　“这叫什么啊？”
　　“平行线！”同学们齐答。
　　“不对。”同学们楞住了，他也停了一会儿一字一顿地说：
　　“这、叫、本、事！”说完又问：“你们有谁也来画两条？”
　　这回没人逞能了，班上鸦雀无声，还是他自己打破僵局：
　　“有了本事将来在社会上才站得住脚，才能找到工作，才能有口饭吃，懂了吗？”
　　同学们似懂非懂，因为回答懂的没几个，反正我不懂，我认为老疙瘩和邓雨竹都没有什么本事，但是他们都有饭吃，宋幻坳老师的本事你赵秉恒不见得赶得上。接下来他的一手绝技把我们都震住了。
　　他用左手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桑叶”（那时包括蒙古在内的中国地图），然后曲里拐弯在里面画满了省界线，左手边画右手边在里面写字：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湖南……不一会工夫把新疆、西藏、蒙古都写进去了，画完写完，看得同学们目瞪口呆！完后他却对同学们说：
　　“这就不叫本事了，这叫运气。我从小用左手吃饭、写字、拿剪子，上大学时才蹩着用右手写字，字是蹩过来了，这左手也丢不掉了。这又叫什么？”
　　同学们简直被他弄糊涂了，谁也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接下来他又说：
　　“这就叫一艺在手谁也抢不去，这回该懂了吧？”
　　懂嘛啊，当时只能作笑话听，直到我们出事以后他才在课堂上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
　　“我总希望你们有人超过我，你们怎么就不争气呢？这学生要是不能超过老师，文化不就停止不前了吗？你们学的数理化都是从哪来的？1+1=2起初是谁教出来的？发明数理化每一条定理的人又都是谁教出来的？要是学生不能超过老师，你们现在连1+1=2都不知道，大家只好茹毛饮血去好了。不过学习要刻苦，要端正态度，不能光靠玩儿，也不能凭运气，我的那点运气你们是不会有的。不知你们注意了没有，我的那两条平行线是用右手画出来的，右手是上大学时才蹩过来的，不刻苦练习能画得那么好吗？”说着他在黑板上又画了四条平行线，又均匀又整齐，真能够让人记一辈子。
　　无独有偶，学校里还有一位老师比赵老师更有风趣。
　　这位老师姓田，教我们动物和植物（生物课本当时是分开的），年龄在五十开外，长得胖胖的，一头花白头发，脸上始终带着笑，他的笑富于传染性，同学们一见到他就想笑。这位老师不比赵老师，没有一点严肃性，一口天津话，说话很随便，能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动物课时他曾问过大家一个问题：
　　“谁能说说，雄狮和雄鸡为嘛天生下来就比雌的美？”
　　谁知道呢？课堂提问他从来不记分。
　　“勾引雌的呗，”他自问自答，“动物的天性是雌的不易被勾引，要是再长得美，那雄的见一个扑一个，精髓耗尽，不就反倒绝种了吗？”
　　我们是男校，班上没有女生，所以他说话毫无顾忌。
　　后来上植物课他又问了同学们一个怪问题：
　　“谁能说说，植物为嘛要开花？”
　　“天性使然呗。”同学们已经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可是又错了。
　　“我问的是‘为什么’？”
　　这回同学们又答不上来了，他又自问自答：
　　“招蜂引蝶呗，植物要是没有美丽的花儿，蜜蜂蝴蝶谁来踩？”说到这儿完了也就完了，可是他又补充了一句，“就像那女人爱捯饬（天津土语，作‘打扮’解）。”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后来这位老师又教了我们生理卫生，给大家开启了一条性知识的门缝。
　　在初中里不比小学，班主任跟班走，这里的班主任每年都换，有一年竟换了两位，因此对班主任都没印象了，只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我至今记忆犹新。她叫李元芬，二年级时的班主任，大学刚毕业，兼教语文课，后来又调到校团委工作去了。在我出事以后对我特别关心，写得一手好字，会弹钢琴，对我的进步帮助很大，在我入团的时候是我的介绍人之一。
　　那时的青年团还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进学校不久我就写了入团申请书，和我同时申请的还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同学侯志勳，和我算得上志同道合，但正像小学时的褚景琪一样，我们没有长久友谊的缘分。就在我和范老师闹矛盾不久侯志勳第一批入的团，那时李老师才刚来，组织上就让侯志勳帮助我，说是我流露出了骄傲情绪，还要对我进行一段时间考验。对于这个问题我和组织上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如赵秉恒老师我不认为他骄傲，可是大多数同学认为他骄傲，侯志勳也认为他骄傲。相反，范老师我认为她骄傲，大多数同学也认为她骄傲，但侯志勳认为她很虚心，这我和他就说不到一块儿去了。后来李老师当了班主任我才入了团，介绍人还有侯志勳。
　　一九五一年五月四日，我在团旗下举起右手宣誓：我志愿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为祖国努力学习，做党的助手、桥梁和后备军……
　　
　　一九五一年以来，天津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虽然与我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对我的思想产生着重大影响。
　　由于我们学校在法国教堂的后头，所以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就在那一年的春天，突然晴天一声霹雳，把教堂靠右边的一个尖顶给劈掉了。这时有一位修女正在苦修《圣经》，右膀子也被雷电击得麻木，但人无恙。于是人们传开了：共产党不讲迷信，要雷击一下教堂给上帝看看，但共产党讲人道，所以只击教堂不伤修女。这也许不是一个笑话，足见当时人们的思想转变得快，但又是何等的幼稚和无知。
　　天津人无论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喜欢相声演员小蘑菇的。小蘑菇名常宝堃，常连安长子（常宝华、常宝廷的哥哥，常贵田的父亲），人长得瘦，曾与赵佩如合作，也和师妹荷花女同台演出，荷花女被国民党一高级军官逼死，小蘑菇也曾多次受国民党迫害，他的相声在解放前对日本的“强化治安”和国民政府的物价飞涨都有过强烈的批评和讽刺。这些痛苦我们都亲身经历过，他能替老百姓说话，所以我爸爸不止一次夸奖过小蘑菇的骨气，我想参军受到爸爸的鼓励也正由此。一九五一年初小蘑菇由廖承志率领前往朝鲜对志愿军进行慰问，在战场上创作的相声《新灯谜》天津的男女老少无一不知无一不晓，至今我还记住其中一条“厨房里的柜子——里盛碗（李承晚，当时南朝鲜总统）”。这段相声也深深影响了老百姓，差不多所有的群众文娱活动都来上一段《新灯谜》，我校曲艺组就曾自编自演过“鞋底子上装灯泡----照地（赵地，老师名）”，差不多把学校里的老师都编排进去，其创作灵感也是来自小蘑菇，所以老一代的人都称小蘑菇是“天津人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位天津人的儿子于当年劳动节的前夕被美国飞机炸死了，牺牲时口袋里还装着他新创作的相声稿子。
　　记得小蘑菇出殡的那一天，天津市的居民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无一不到街上翘首等待，其实灵车不可能经过全市的每一条街道，凡经过的地方百姓站满道旁，自发地带起黑袖章，扶老携幼涕泣失声。这时商店关门，交通中断，工厂和火车鸣笛，汽车和电车也都按响喇叭和踩响脚铃，我想那种隆重是空前而绝后的。这时在和平路上有一位老太婆，指天痛骂：“挨千刀的老美！还我儿子！不还我儿子让你不得好死！”哭着骂着晕倒在地上，纯朴的感情和纯朴的爱憎，像刀子刻的一样印在我的心坎上。
　　这一年的年底前后又有一件重大事件发生在天津。当时的地委书记刘青山和专员张子善，参加革命二十年，在艰苦的抗日和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树立过功绩。可是，在全国胜利后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他们却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作风的侵蚀和诱惑，贪图可鄙的不正当个人享受，过着极其腐化的生活，堕落蜕化，变成党、国家和人民的不可饶恕的叛徒。青年团组织我们学习了一个文件，后听说毛主席亲批对他们处以了极刑。当时我还没有这种觉悟，但从我的亲身经历和我对新生活的纯朴感情与向往，对共产党的伟大崇拜得五体投地，无疑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也打上了一个深深的烙印。
　　还有一件事情对我的心灵震动也很大，当时中国出现了一个“神童”，十三岁开始写作，十六岁成名，成了当时学生中口头流传的一名了不起的作家，那就是刘绍棠。他的小说我虽然当时没有读过，但听过他的报告。1952年元旦，《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他写的小说《红花》，当时他才上高中一年级，印象是他比我小一岁，却高出一个年级，团中央对他进行重点培养。他说胡耀邦同志曾找他谈过四个多小时的话，希望他多写农村青年题材，并且让他到东北农村去采访。他背着馒头到东北农村住了两个多月，并把在东北得到的创作素材挪到白洋淀家乡自己的村子里，换上他所熟悉的人物原型，开始构思他的小说《青枝绿叶》。刘绍棠的报告大致讲了这些，是团市委和《天津日报》、《天津青年报》联合举办的，我校新闻社也组织了“记者”参加。夏幼岩既是团员又是社长，当然他也一起去了。听完报告我们谈了很久，他说他的家境也不好，底下还有四个弟弟和妹妹，那年我初三他高二，他鼓励我将来一定要上大学，他说他做梦都想进南开读新闻系，可是不久他到《进步日报》去了。后来我把我的心里话对李元芬老师说了，她也鼓励我将来上大学，可是我没有那个条件。
　　由学校回家必经劝业场，劝业场的对面就是“大光明”电影院，是头轮影院。那时新片子大部分是苏联影片，也放映过“抗日三部曲”（《八年离乱》、《天亮前后》、《一江春水向东流》），团支部经常组织团员看电影，其他同学们想看也可以跟着一起买票，于是我看了不少苏联电影。象《保卫察里津》、《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攻克柏林》、《丹娘》等等，对斯大林特别崇拜，对苏联有了深厚的感情，对苏联的女英雄也是由衷地热爱。当然也看过反特的故事片，如《侦察员的功勋》、《底萨河畔》、《水银湖上的魔影》等等，看完了《侦察员的功勋》（也称《最高奖赏》）我回去给院里大宝、大肥他们讲故事，我看了不到两个小时，给他们讲了两个多小时，添油加醋地学我爸爸，他们听得很紧张，这时多了一个新朋友——吕家胡同的孙景波。听完以后大宝特地跑去看，说没有我讲的那么好听。
　　就在我快毕业的时候，两部苏联电影对当时青年的影响很大，《幸福的生活》讲述了苏联集体农庄的幸福生活，《拖拉机手》讲述了一个女拖拉机手的故事，接下来又有一部《走向生活》，讲的是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从这些电影中影响了我一生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