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青年篇第一章 明朗的天

　　
　　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中心地带，天津的“市中心”莫过于当时的罗斯福路现今的和平路了。和平路有两大标志，一是中原公司（天百），对门是新华书店和邮局；一是劝业场，斜对面就是汇中饭店，自然再往北走还有老城区和鸟市、三不管儿什么的。劝业场西接滨江道、东接张自忠路，过了解放桥走一段建国道，再转弯就是津塘支路，过了新货场（现在的西货场-六号门）就是我家了。
　　劝业场往西在滨江道上有四站红牌电车，是单节车两头开，开到头有一条跟流水沟差不多的小河叫“墙子河”（现在已填平），河上有一座无名小桥，过了桥正对着有一座大教堂是法国教堂，三尖顶的欧式（哥特式）建筑，在教堂的背后有一座由兵营改建的中学校——天津市第一中学，那就是我的初中母校。
　　从我家到学校还可走另一条路，那就是沿津塘支路一直朝前走，过东浮桥（后改胜利桥，现在的北安桥）到中原公司，再经和平路到劝业场同样可到滨江道，我上初中的时候转的就是这个圈子。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进了一中的，大概是分配吧？也许是选拔或是保送？因为当时市立中学中，一中和三中（都是男校）的学生都是成绩比较好的，如果按地域分配我应该是市二中（男女合校），离我家很近。而由我家到市一中则非常远，每天上学都要从家里带午饭，学校附近有许多小饭铺和小饭摊，有的小饭铺里还摆着带小格格的木架子，上边写着学生的名字或编号，学生们来了把饭盒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把饭盒对号放进小格子里，到了中午放学掌柜的就把饭给你热好。那时天津人很少吃米饭，差不多都是棒子面饽饽或烙饼，切成片或条或焖或烩，烩的带汤焖的不带汤，素烩里面加点绿豆芽或白菜丝五分钱一烩，荤烩再加上点肉丝一角钱一烩。当然也有馆子，可是我根本没去过。那时的票子已改成东北银行出的人民币，金圆卷可以通用，上面都盖了一个长条形的章子，印着“缩小10000倍使用”，即一万块钱抵一块钱，一百块钱当一分钱使用，不过很快金圆卷就取消了。
　　那时我每天上学身上只带一角钱，四分钱来回坐红牌电车（两分钱一趟），五分钱烩饽饽，一分钱每天就可以自己落下来。饽饽每天照烩，电车可以不坐，这样我每天就可以赚五分钱，一个月下来就可以赚一块二毛五（除星期天）。
　　我走路非常快，河西整个一个花花世界，两旁的热闹我连看都不看，同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那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女的超过我，当然都是年轻的，因为年纪大的有很多人还是小脚，再说街上也很少见，只要有年轻女的从我身后走过去，无论你走多快我都要在滨江道上赶上你，除非你中途钻进门面或在横路上转了弯，然后保持速度向前进，在放学人多的时候我反而把红牌电车甩在后头。这样钱也省了路也赶了，身体也锻炼了。
　　刚上初中整整一个月，一个惊天动地的喜讯传遍全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在学校的大喇叭里回响；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时我回想起了樊先生的两段话，一段是解放前说的，一段是解放后说的：
　　“你还小，我也不能都告诉你，你只要记住一句话：这种日子不会太久了。”
　　“为祖国好好学习，要有自信，你可以把才能全发挥出来，今后的日子就靠你们来创造了。”
　　“日子……”
　　“日子……”
　　两种日子两重天，“要有自信”，从此我要开始新生活了！今后的日子就靠我们来创造了！
　　历史由此划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
　　社会也由此划分为旧社会和新社会……
　　
　　我的家境没有改变多少，因为我爸爸是手艺人，靠两只手赚钱吃饭，赚多赚少还要决定做不做“寿材”。刚一解放就听说一句“劳动光荣”，我爸爸光荣了，可那些有钱人觉得不光荣了，于是能做寿材的也只好收敛点，装得穷一点好入大流，因此每月收入平平，我也只好每天拿一角钱，早晨在家里吃点东西出门。学校里不是没有食堂，高中班有一大批东北流亡学生，是战争中流亡到天津被收容下来的，不可能没有食堂，可是比较贵，而且每月要集中拿钱，我爸爸拿不出来只好每天打零用了。
　　我每天早出晚归无论春夏秋冬天晴下雨刮风冻凌从不迟到也不晚归，我娘每天都要给我蒸饽饽，不做窝窝头，因为饽饽是平的，一是饭盒里好带，二是明天拿出去烩人家才好给你切片不至于散碎，烩出来也好看，一好看就好吃，和过去连杂合面都吃不上的日子相比，天天能吃上棒子面了。隔些日子我娘还给我烙两张饼，一张晚上趁热吃，一张明天带到学校吃。我有一个怪德行，凡烩饽饽的时候从不加肉，到了烩饼的时候反而加五分钱肉丝，因为那会吃起来更美。我还喜欢吃萝卜皮，天津沧州的青萝卜特别好吃，李二大爷每次拿来青萝卜吃完我总要把皮留着，有时我娘也给我用盐腌两片白菜芯，我把它们放在饭盒里，人家烩饽饽的知道，烩时用筷子把它们夹出来放在饭盒盖里，烩好再给你放回去，我就用它们就烩饽饽吃。像这样的生活我一直过了三年，日子过得虽然清苦，但比解放前舒心多了。
　　那三年在我眼里什么都在变。原来学校里有一个很大的合唱团，下面还设了许多小合唱队，东北的学生一下课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张老三我问你”……我们也很快学会了几首抗日歌曲和陕北民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似乎真的一抬头就可以看见那明朗的天。
　　第二年的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我一听说美国兵要打朝鲜就气炸了肺，吉普车上扔下来的那个女的一直不知道死活，现在又要到中国的家门口来打仗，人家朝鲜过得好好的招谁惹谁啦？不就是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吗？扎瞎了你“联合国”的眼睛？那时抗美援朝运动热火朝天，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震撼人心，空军英雄张积慧痛打戴维斯，火车司机吴天保智斗美国飞机等等英雄事迹传遍天津城，于是铁路上、医院里、工厂、学校都有人报名参加志愿军，感人的事迹层出不穷，于是我也想报名，可是学校没组织招兵，就连东北学生想参加志愿军都没让去。
　　恰巧这年军队到学校来招坦克兵，我跟爸爸商量后报了名，可人家嫌我小。紧接着天津海政文工团到学校招兵，恰巧我二姨在塘沽，听说这个团也在塘沽，我喜欢得不得了，我爸爸和我娘也很高兴，心想这回可以没问题了吧？
　　我报了名，就我当时的条件样样都好，家庭出身好，学习成绩好，身体也好，演过话剧，演讲还得过锦旗，会吹口琴和按风琴，这些都填在表上了，于是我参加了面试。可是等了很久人家给学校回了信，说我是“独生子”，不要！把我气哭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考虑的，早知如此，当时跟樊先生走了就好了，至今想起来还是终生的遗憾。
　　刚解放那两年，社会上暴风骤雨般地涤荡着污泥浊水，首先是取缔一贯道，我们听过宣传也看过展览，不知道旧社会还有那些害人的反动会道门，只听说过青红帮和封建把头，像袁文惠、李二小那些人，也一齐给他来个一扫光。特别是那些烟馆、妓院什么的，如风卷残云说没就没了。运动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当时听来都是大快人心。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有一件事情给了我沉痛的打击：我爸爸得了心脏病。
　　那年我爸爸五十岁了，一辈子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有个家，好不容易盼到了解放，到现在得了这种病。旧社会我爸爸是最底层的百姓，新社会翻身做了主人，解放的第二年手工业者成立了工会，要给工人们检查身体，这才知道自己有了心脏病。
　　“怕嘛啦，人总归一死，只怕孩子出不来了（指培养）。”
　　是的，我爸爸心心念念只有培养孩子，可是他自知无能为力了。
　　培养一个孩子要多少钱谁也没算过，但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再从大学到……不说有了病，就是没病像我爸爸的年纪和经济状况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你们哪。”我爸爸心含愧疚地对我娘说。
　　“我看你不是好好的吗？”我娘根本没听说过什么叫心脏病，说这话是想安慰我爸爸。
　　“都别往心里去，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检查身体总要给你找出点毛病，今后好慢慢治。”我爸爸反而安慰我们。
　　我爸爸本来就很开通，现在的脑筋转变得特别快，在外面有些活动也很积极，特别是对涤荡那些污泥浊水交口称赞：
　　“从满清到现在我经过了四次改朝换代，谁也没把这些毒根挖走，现在说取缔一下子就光了，共产党就是伟大，对咱孩子我就一百二十个放心了。”
　　自从我记事以来我爸爸一直把我能够“成人”当作头等大事，可是“一个人做人一辈子，到老于心无愧”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他来说，那天我几乎让他挨了枪子儿，他打我一顿又怎么样？可是他不打，因为他知道我是“记事钟”，“与其打你一巴掌让你记一辈子，不如坐下来说说道理让你记一辈子。”
　　这就是我爸爸，他对我的教育都是在潜移默化之中，这不禁又使我想起了不少他曾讲过的故事，也想起了他平时对我说的每一句话。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的言行不仅是在教戒我，同时也是反省他自己。这时我心里非常明白，我想专心至志地去读书恐怕办不到了。老疙瘩不是小学毕业就混了事由了吗？
　　一九五零年的五月一日《人民文学》创刊，我清请楚楚记住那一天，我用我坐电车省下的钱和几个同学一起到新华书店去买杂志，当时的定价只要五毛钱，我还选了一本《马雅柯夫斯基诗集》和几本别的书，那时买书都送一个小书签，单颜色但都不相同，上面印着马、恩、列、斯、毛的头像，凑齐了共有五五二十五张，头上有一根丝质的小飘带，很精致。买完书有人说要去逛逛百货公司，无意间我看见了邓雨竹，见我朝她走来多老远就望着我笑，可是当我走近她，两个人站了很大一会子一句话也没有说。她虽然是女生，小学毕业不也混了事由了吗？
　　因此，上了初中对我来说，前途还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