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少年篇第六章 趣放风筝

　　
　　那年春天宋谊经常和我提起他们家放风筝的事，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说要我明天和他们一起去。自从开学我就没到他家里去了，心里也老惦记着，我对宋云娴越来越喜欢，可在学校见到她我就想躲，几天见不着她又老想，这时一听说明天要和他们一起去放风筝，我恨不得天没黑就天亮。
　　他家大门的门框上有一个拉线门铃，我拉响了门铃，出来开门的正是宋云娴，见了我朝我肩上就是一拳头：
　　“你还来呀！”
　　“怎么不来呢。”
　　“来，快跟我来，我正等着你呢。”
　　“嘛事这么急急忙忙的。”
　　我跟她走进书房，只见桌子上放着一张画，水彩和笔墨还放在那里，我一看是一片竹子，下面一块石头和几朵小花，上面写着“给我最好最好最好最好的小朋友”。那副画画的还不错，字写得就不怎么样了，要是只写一个“最好”也许很像样儿，可是一连写了四个就显得歪歪扭扭的了。我“噗嗤”一声笑出来：
　　“你写的这是嘛呀！”
　　“怎么，不对吗？你说除了你还有谁对我最好、最好、最好、最好！”
　　“这画是画给我的？”
　　“你说还会有谁呢？”
　　“怎么是‘小朋友’？”
　　“你以为你长大啦？要是真的长大啦我还不给你画呢！”
　　正在这时宋谊跑进来：
　　“你们走不走？我们走啦。”说完又跑走了，这个猴屁股小子。
　　“这副画怎么办呢？”我问，“带着吗？”
　　“不要紧，明天让我爸爸给改改，然后让我爸爸带给你。”说完我们也出来了。
　　走进院子一看，要多热闹有多热闹，原来风筝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些人也不都是宋家兄弟，还有他们的同学和朋友，其中还有两个女的。
　　院子里摆了一大堆风筝。那可不是简单的风筝，一个就是一个，扎好糊好画好栓上三根准线调整好拿着一放就完了，而是一截一块的事先在家里做好后拿到郊外再接起来然后再放出去。那天要放的是一条大蜈蚣，二十好几节，每一节比一个大木盆还要大，堆起来有一个人多高，再加上那个脑袋又不是平的，尾巴也另有花样，这就更不好把它弄出去，只好在家里把它分开。另外还有几个小风筝，那是准备给小不点儿们玩的，门楼里挂着的那个大蝴蝶也做好了，可以折叠的翅膀，两只大眼睛是用牛皮纸做的两面风鼓。那些风筝的面子也不是纸糊的，而是白绸子用胶粘在骨架上，要会绷，绷得一点皱纹都不起，然后画上花样再用桐油油上一层油膜，第二年好擦洗，今年全是新的，所以显得更加热闹。
　　大家出发了，每个人都有任务，除了背风筝以外还有放风筝的线，支风车的架子，栓风筝的桩和锤子，吃的喝的玩的要多少人拿呀！看样子是准备了一顿野餐，没有二十来人这大蜈蚣就甭想飞上天去。
　　走着走着我的腿软了，这不是走到津塘支路上来了吗？这不是要经过李家胡同？莫不是要到郭庄子那块平地上去放？岂不是要让我想起我姐姐？我的双腿开始有些打颤。
　　“你又怎么啦？”宋云娴走在我身后，看见我的步子慢下来就上前一步问。我说：
　　“没嘛。”
　　她说：“我看你就有‘嘛’！”
　　我说：“真的没嘛，你看那不是到我家了吗？”
　　“怎么，让我看看脸红了没有？”
　　说着她走上前来看我的脸，我们每人都背了两节“蜈蚣”，两个爪子斜着背，而且每个人都相隔有一定距离，就是怕转身擦坏了风筝。这时她向前一跑风筝擦了一下，幸好没擦坏，我顺口说了一句：
　　“离我远点。”
　　她楞了一下，我马上感到我的话说走了嘴，刚要解释她又笑起来：
　　“别解释，我知道你不是说我，是说这风筝，你怎么会说我呢，对吧？”说着她反而拉起我的手，“啊，怎么冰凉？”
　　我的手往回缩：“都走出汗了，还冰凉？”
　　“不信你自己摸摸？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心思重，怕经过你家门口让人看见你和我们一起走，让人说你有了女朋友了，这又怎么啦？我都不怕你怕什么？看见你不快活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我想方设法让你快活难道做的还不够吗？你要是再不快活我真的要恼你了。”
　　我感到心里很难受，不由得想和她走近一点，但我们身上都背着风筝，只好捉着她的手不放。
　　“这样吧，”她又说，“都落这么远了，你上前走，等把风筝放上去和我讲讲你姐姐好不好？”
　　果然过了铁路，果然是那块草地，果然满天都是风筝，果然又看见了那些“黑煤核”。
　　我们找了一块比较远也是比较空旷的地方，刚把背的东西放下就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这时候我就跟着瞎忙活，几个大哥哥们接好了大蜈蚣，摆在地上有一里远。然后我们分头举着风筝，跟着跑，跑呀跑，渐渐地风筝离手了，够不着了，刚飞上去又下来了，往后退，又上去了，又往后退，又上去了……渐渐地、渐渐地，大蜈蚣在天上爬，一扭一扭的越爬越高，越爬越小，最后爬到了所有风筝的上头。
　　蜈蚣爬上天我和云娴被分配照看尾线，那个地方没有树，地上早已打好了木橛子，那风筝线是用六根渔弦合股成的，来时用一个线盘缠着，放好后力量特别大，据说起先栓在人的腰上，受罪不说，有一次突然起了大风，差一点把人带跑。后来栓在一个流水沟的木桥上，那天沟里涨水，又差一点把桥给拉塌了。天津人放风筝有个规矩，如果风筝跑了无论被谁捡去都不能去要，因为会丢面子，所以现在才改成木橛子。那木橛子不只一根，而是两到三根或更多，用绳子攀好以保证牢固。这时几个小不点儿拿着小风筝满地里跑，宋谊和几个大人把那个大蝴蝶也放上天去，两个风鼓眼睛在天上被风吹得吧嗒吧嗒响，不但好看而且怪好听。更好看的还要数那条蜈蚣，一扭一扭地往上爬，还怕它“饿”了，要给它“送饭”。“送饭”是用一块硬纸片挖一个洞或做一个小篮儿穿在风筝线上，那“饭”就自然而然地摇摇摆摆“送”到蜈蚣的“嘴”里去。
　　“照看尾线”的任务很简单，就是等蜈蚣慢慢往后退的时候压一压风筝线，看它扭扭摆摆地往上爬，跟真的一样。我俩扑在风筝线上，她的一条腿绞着另一条腿，不时替换着偏着头看着我，给我讲了不少放风筝的故事，我也学着她的样和她脸对脸瞪大眼睛仔细听着，站一会儿我们往下压一压那线，弹力又把我们弹回来，像是扑在弹簧上。那天春光明媚气候宜人，地上新草吐绿，微风吹佛着她的短发，彼此不移眼睛看着对方的脸，像那风筝飘摇在天空，亦梦亦幻编织着少年的童话……
　　“宋先生对咱全喜这么好，是不是想把他闺女许给咱？”我娘对我和宋云娴好起了疑心，我爸爸不以为然：
　　“嗨，小孩子玩，懂嘛？”
　　“怎么不找别人玩单找咱孩子？”
　　“你没看他像个闺女？”
　　“这孩子怎么就不跟小子玩呢？”
　　“你让他跟谁玩去？这院儿里只有老疙瘩和大宝，老疙瘩混了事由，大宝一天到晚钻电影院，王奶奶家也只有一个小红，大娘家里都是几个侄女，姥姥家除了大茹，小奎还小，对门‘天一坊魏家’的两个小子从来没见他们跟别人玩过。”
　　“宋先生比他们还阔？听那意思比刘保长都阔。”
　　“那不是摆阔，人家那是有出息，再说人跟人哪有一样的？你就别操这份心了。”
　　那个时候从小提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在院子里早就听说过，蒋二婶跟张大娘说就提起过大肥，可是四姐嫌她疯。一次她在院子里扫地，拿扫帚玩杂技，打了霍大爷的脑袋，她妈妈打了她两巴掌，她到处找绳子要寻死，当然有人拦她，她拼着命喊：“我要上吊！我要上吊！”有这样寻死的吗？四姐说“得了吧，别糟蹋了咱全喜。”要不是四姐拦着我娘还真抹不开这个面子。现在我娘起了疑心又是我爸爸给解释，正如我爸爸所说：“小孩子玩，懂嘛？”
　　是的，小孩子玩，我真的什么都不懂，可我一辈子再没有遇到过像宋云娴那样的女孩子，也没有和任何女孩子这样玩过，哪怕是宝书，也只是在一起说说话。其实宋云娴比我小，说话做事甚至超过我姐姐，我不再感到孤独，可又感到更孤独，不见她又想她，见了她又想躲，想着和她在一起时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可是真的和她在一起又觉得自己永远永远长不大，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我不知持续了有多久。
　　进入小学五年级已经是一九四七年了，听说又在打仗，谁跟谁打我也弄不懂，只知道粮价仍在飞涨，爸爸赚的几个钱只够我们吃高粱面的，要不是老伯和李二大爷接济，我上小学就十分困难，可爸爸仍是那句话：
　　“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学”，现在又加上一句话，“把裤腰带勒断了，也不能亏着孩子”。
　　我只知道读书，大宝几次邀我去看电影，常说：“我爸爸收票又不要钱，循环场，想看就看，不想看就出来。”
　　我说：“我不去，我娘看不见我就犯嘀咕。”
　　我爸爸也知道把我闷在家里不是事，就带我到“大观楼”去看杂耍（那时候天津人把曲艺杂技等都称杂耍）。天津市的杂耍那可是不得了，听说有一句俗话：“在天津演戏，到北京上海出名”，演戏的不通过天津人的眼睛和耳朵就别想出名。那天的节目挺全，我娘脚小，放了又喊疼就没去，那天我算是长了一次见识。我爸爸最崇拜小彩舞，她的京韵大鼓那才叫一鸣惊人，另外王毓宝的时调、石慧茹的单弦、小蘑菇的相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京韵大鼓《剑阁闻铃》和时调《黛玉悲秋》，像是印在我的脑子里。当然，要不是爸爸在旁边给我讲、给我念词儿我又懂嘛？听完以后我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散了戏门口的人走都走不动，我爸爸一提溜就把我扛在肩膀上，我抱着爸爸的大光头边走还边哼哼。
　　路渐渐的黑了，津塘支路只有日本时立的一排凹三角型洋灰电杆，路灯像萤火虫似的，走近六号门只听一阵悲戚的哭声，爸爸这才把我放下来，走近跟前一看，路边上跪着一名妇女，守着一个用炕席盖着的死人，在死人的身边还有一个小闺女，扑在妈妈的腿上像是睡着了。爸爸领着我紧走几步，那个女人头都没抬，我仍回头看，爸爸又一提溜把我扛在肩上，比先前走得更快。这时，那哭声和《黛玉悲秋》搅在了一起，夜深人静，无月无星，一阵凉风吹过来，要多么凄惨有多么凄惨。我哭了，哭的不是那个死人而是那个小闺女，要是爸爸把我放下来我会去找她玩的。
　　离家不远了，只见一个烫着头发身穿旗袍的女的扑在电线秆子的凹处抽抽搭搭地哭，哭声也很悲凄，肯定是受了什么委屈，要不然深更半夜的为嘛在凉风底下哭呢？这都是怎么回事啊！我的小脑袋瓜子一直不停地转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