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童年篇第三章 亲流暖寒

　　
　　吃了晚饭二姐她们全走了，我打开了新书包，从里面拿出了两本书，封皮上面的字我不认识，打开一本里面是数码字，1、2、3、4、5……从三岁起我就会数数，五岁能数一千一万，和姐姐比谁数得快姐姐总是落在我的后头，可书上横一笔竖一划的“字”我就不认识了。
　　合上这本打开那本，第一面是代色儿的图画，上面画了一只大公鸡，正昂着脖子对天叫唤，后面是用树条扎的篱笆，再后面是一片绿草地，最后面是升了一半的红太阳，和我绣的“大公鸡”差不多，可比我那好看。在这副图画的上面有三个字，一头一尾的“天”和“了”字我认识，中间一个不认识了。心里想：现在天黑了，等太阳一出公鸡一叫不就“天亮了”吗？于是我猜想中间这个字念“亮”，我问姐姐，姐姐说“对”，我高兴极了。
　　打开第二页上面也是画，没上色，画着一张小床上面一个小闺女，正坐起来举着两只胳膊打哈欠，往后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书，再上面一扇打开的窗户，窗户外面也是一个大太阳。上面有七个字我认识四个，“弟弟”、“妹妹”字号儿上有，还有三个我猜了半天猜不着，问姐姐，姐姐指着那个小闺女问我：
　　“她在干嘛呢？”
　　我说：“伸懒腰。”
　　姐姐说：“该上学了怎么办？”
　　“快起来呀！”
　　“这不就对了吗？”
　　“哦，”我一下子明白了，“弟弟妹妹快起来！”
　　“真聪明。”
　　“我没有弟弟妹妹喊谁去啊！”把一家人都逗乐了。
　　“真淘气！”姐姐摸了我一下嘴巴子。
　　其实我已有了表弟和表妹。二舅母去年生了一个儿子叫小奎，一岁多了，爸爸陪我娘去了一趟姥姥家，嫌我累赘没带我去，反正有姐姐在家里，那天四姐还专门给我们弄炸馒头片夹鸡蛋吃。最近老姨要出阁（嫁），二姨从塘沽赶了来，去年秋天生了一个闺女叫大桂，还不满一岁。北方人讲虚岁就这点糊涂，那时说他俩都两岁了。其实一大岁一小岁，我二舅的生日正好是腊月三十，转过年也要说两岁，满了周岁就“三岁”了，属于小岁，要是正与初一生的就叫大岁了。
　　我很想念姥姥一家人，还有刘姥姥和大茹，二姨来了爸爸和娘带我去了。没坐“胶皮”，津塘支路仍在修路，中间挖了一条大沟，两个人宽两个人深，不一次挖通，挖一段留一段，把土堆得乱七八糟。没挖通的地方也堆了许多土，走路一崴一硌的，想坐“胶皮”要走出十字街，路好走了离我姥姥家也没多远了。
　　到了姥姥家我一个一个地喊人，他（她）们就一个一个地抱我，都说我长高了，抱不动了，一年多了谁不想呢？老姨和二姨抱着我还哭了，我没哭，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
　　姥姥家的那只猫生了四只小猫，刚睁开眼睛，在炕上爬，大桂也在炕上爬，她捉了两只小猫，一个胳膊弯里夹一个，爬到墙根吃力地想站起来，好不容易站起来又来了一个屁股蹲儿。墙上的那副《四季美人》的四扇屏换了一副《王三姐》的八扇屏，那上面的人儿我认识，从“撇彩球”到“大登殿”，姐姐给我讲过小人书，到爸爸嘴里就变成《红鬃烈马》了。大桂站起来拿小猫在这张画上蹭蹭，在那张画上蹭蹭，越看越哏儿。我脱了鞋爬上炕，把大桂抱在怀里，那两只小猫她仍不肯放。二姨一旁对大桂说：“喊大表哥。”大桂用眼睛盯着我，憋了半天嘴里发出三个音：“达-宝-多”。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第一次没让人抱而去抱别人，传达出一种亲情的温流，这种感觉很久很久以后我才明白。
　　正在这时大茹在门外向我招手，我穿鞋下炕走了出去。她已经上学了，刚放学，还喊我姐姐“蓉姐姐”，喊我“弟弟哥哥”，听起来很滑稽。她比我小，人人都喊我“弟弟”，她不好喊，让她喊我“哥哥”又不愿意喊，只好喊我“弟弟哥哥”。现在告诉她我叫“全喜”了，他抓住我的胳膊用那么一种眼光看着我，笑得我很不自在，老半天她才说：“这个名字好，我也喜欢。”说着把我拉进她的屋里，小时玩的玩艺儿还摆在炕头上。她拿了两样问我：“还想玩吗？”我说：“不，你都上学了。”她说：“听我奶奶说了，我是我舅舅帮我报的名。”我说：“能把你的书拿给我看看吗？”她拿出来，和我二姐给我的一模一样。她告诉我书面上的字，一本念“国语”，一本念“算术”。我问她“算术”书里横一笔竖一划的“字”念什么，她说：“这不是字，是符号，这个念加，这个念减，这个是等号，这个是问号……”还告诉我怎么用。离吃饭的时间还早我俩说说话，她问我都玩什么，我一一告诉她，她那水灵灵的大眼睛一直盯着我看，边听边笑，笑得我又不好意思了，想走了，她站起来送我时说：“看起来我不应该再叫你‘弟弟哥哥’了，应该叫你‘全喜姐姐’才对。”
　　在这不久年关就要到了，加上一场暴风雪，修路堆的土被冻得硬邦邦的。“闹日本”也越来越厉害，天天拉防空警报，说是日本飞机来炸，那警报声不断“呜呜呜”地怪吓人，可是“呜”了半天却又不见飞机来，有时没有“呜”，天上却有飞机“嗡嗡嗡”，搞不清是谁的飞机，也不懂什么叫飞机，只听说飞机能坐人，还能丢炸弹，于是小孩们唱起来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巴巴。”可是一直没有拉，也许我们这个地方太穷，不值得飞机拉一摊巴巴，倒听说刘保长出事了。他家养了一条大黄狗，被日本人的吉普车轧死了，肚子里有白米饭，犯了日本人的“法”，因为那白米饭只能日本人吃，中国人不准吃，何况是一条狗，等于骂日本人，被抓去关了一个星期。这事发生在前街，我也没看见，只看见我娘“挤棒子面”，哭得是那么惨。
　　那时物价飞涨，大人们说是“一日数跳”，票子一天天不值钱，不断地换花样，记得起初叫什么“法币”，后来换成“关金”，又不值钱了换成“金圆卷”，每当换票子前我爸爸关饷拿面口袋往家装，有钱人抢着换袁大头换金条，没钱人换几斤棒子面是那么的不容易。
　　前街东头有个米铺子叫“正泰隆”，牌子大资格老，紧挨着的一条胡同就叫“正泰隆胡同”，头天夜里就有人挨个（排队），天不亮地不亮前街和胡同里人山人海，可刚一开门，门口就挂出一个大牌子：“今日无棒子面”。吃嘛呢？往后再说。
　　那天我爸爸做了个寿材，交给我娘一大把钱对娘说：
　　“明天挨个儿换几斤棒子面来吧，攒点过年，给孩子弄一顿吃，唉，半年多没沾了。”
　　我娘换上一件短棉袍，棉裤腿儿扎了腿带子，由于是“放足”（先裹脚后又放开），穿上一双半新不旧的棉鞋，拿出一双绒手套，可钱往哪搁呢？放在棉袍口袋里怕小捋（扒手）捋了；扎进腿带子里到时候不好拿；装进手套里票子又太厚，真把人难住了。想来想去我娘脱下棉袍，在大襟的里面缝上一个口袋儿钉上一对子母扣把钱装好，围上一条围脖拿起面口袋就准备出门。我爸爸说：
　　“站一宿怕着凉，明儿赶早去吧，从正泰隆胡同插过去人少，你的脚小走稳点。”
　　说完我们都睡觉了。第二天朦朦亮只听娘哭喊着回来，哭得别提多伤心：
　　“钱让小捋捋走了，钱还是让小捋捋走了，一家人吃嘛呢？这可怎么办哪……”
　　这一哭不打紧，全院的人都醒了，有几个人走进来，四姐不顾安慰我娘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摸我的脸，我喊了一声：“四姐！”四姐说：“睡吧，没你的事。”我说：“睡不着了。”四姐说：“睡不着也给我躺着。”我说：“好。”四姐这才去安慰我娘：
　　“我说王婶，您别哭，哭坏了身子倒称了小捋的愿了，不就是丢了几个钱儿吗？这院里有一口吃就有您王婶一口吃，有一家能过年就有王伯家能过年。”
　　我娘哭得更厉害了，谁也劝不住，还是我爸爸给劝住了：
　　“就别哭了，他四姐说得对，不就几个钱吗？只当这个寿材我没做，哭坏了身子当是你一个人？我们爷仨谁管？再说这么一哭，伤的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心，你看这屋里的人哪个不跟着你掉眼泪？”
　　我娘果然不哭了，抽抽搭搭地擤鼻涕，四姐接过来说：
　　“王伯一开口就往人心眼儿里钻，只当没这么回事算了。”
　　我娘说了一句：“都怪我……”话没说完我爸爸接了过去：
　　“都怪谁？怪这世道！刘保长吃大米犯了哪家的法？小捋有钱吃棒子面何必去捋人家的？要说怪还怪我，不该把钱敛巴敛巴都给你，还不是贪心多买点？这就算了，我想还不至于扛刀（挨饿）。”
　　真的这就算了，不算小捋还会把钱给你送回来？
　　可也是真的，一家人吃点嘛呢？
　　我娘从碗柜里拿出一包果仁，别以为是五香的，又香又脆，吃着解馋，没那么回事，这是“配给粮食”，是焐的，吃进嘴里发苦，姐姐还是跟我玩起了“弹籽儿”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