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幼年篇第四章 命运变迁

　　
　　那是一九四零年的事，我还没满五岁，属猪，姐姐属羊，娘比我大两轮也属猪，爸爸属蛇，比娘可以说大十八岁，也可以说大六岁，要是说实年龄比我娘大十八岁，要是瞒去一轮就只比娘大六岁了。
　　我爸爸姓王，手足三人，兄已故，弟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前面要磕头没磕的就是我老婶儿。旁边站着的那个“洋学生”是他们的独生女儿，铃铛阁（音Gao）女中学生。因我爸爸还有一个叔伯哥哥，按老规矩排行属老三，后人们都叫他三大爷或三爷。我老婶儿的闺女名秋露，因我爸爸有过一个女儿死了，排行老二喊二姐，我姐姐就成了三姐，并随我二姐取名春雨。
　　我大爷有两个儿子和我叔叔的年纪差不了多少，都在电业局工作，是我的两个堂兄。那时家族的姓氏和名派都很严格，我是世派，随堂兄华、清取名祺，我娘也随之改姓王王氏。
　　那时大娘还在，和两个堂兄住在一起，他们兄弟俩加起来已经有了七个子女，前五个全是闺女，后两个是小子，“宝”字派取名，分别是：琴、棋、书、画、玉、通、达。其中老二宝棋和我同岁，老大宝琴比我大两岁，往下一群小不点儿，因此在我的“三伯（音Bai)”辈分前面总要冠以一个“小”字，把我姐姐也都喊“小三姑”。就是这群小不点儿，给我的一生演了一场开锣戏。
　　我把继父叫爸爸，是个木匠，从那几个“小不点儿”取的名字来看，王家还是有点文化品位的。可是我爸爸不爱进学堂，受不了那约束，经不起那“手板儿”，一本《三字经》没有读完就逃之夭夭。
　　我爷爷是生意人，开过一个姜场子（大酱坊），家里有钱，培养了我大爷和我叔叔都有文化，两个堂兄都读过“洋学”，二姐正读“铃铛阁”（天津当时最有名的女子中学），后来我就被卷进一个都爱读书的人家。
　　别看我爸爸不爱进学堂，可他偏爱读书。说起来连我都不敢相信，家里的几部书他都视为珍宝，后来他当了木匠，做成很薄很薄的红木扳子，两块合在一起，再用绸带穿着系成“蝴蝶”，里面夹着竹刻本的线装书，他最喜欢的是金圣叹批的《三国》和《聊斋》，看了无数遍，连一页书角都没折。
　　我来了不久爸爸就带我去听书，那时天津的书场特别多，只是一间大房子，靠墙搭一个台子，上面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放一块镇堂木，桌子后面摆一把椅子。台子的下面有几张八仙桌，四周是四条长板凳，再往后只摆长凳不摆桌子，形成两个长方块，中间一条走道。说书人都称“先生”，冬天夏天一件长袍，手里一把扇子，端着一把小茶壶，上台来在椅子上一坐，“吭吭”地先清两下嗓子，然后镇堂木一拍：“啪！”这就讲起来了。每个大子儿听一小段，一部书要讲很长很长，爸爸哪有时间天天去听？所以中间落下的他就让叔叔买书给他念，叔叔同样没那么多时间，爸爸就自己看，看不懂就问，听过的也看，对照着认字，久而久之竟能读《三国》了。如法炮制，《聊斋》也能背得滚瓜烂熟。
　　人人都说我爸爸“一肚子‘三国’”，天津的逸闻趣事，戏出里的人物故事，哪怕是他自己的生话琐事以及平日所见所闻，一到他嘴里就活灵活现，让你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爸爸不仅能讲故事，而且是京剧票友，拉得一手好胡琴，京剧里的曲牌没有一段不会拉的。他认识李少春，崇拜马连良，喜欢听陈士和的评书、小彩舞（骆玉笙）的京韵大鼓、王毓宝的时调、石慧茹的单弦、小蘑菇（常宝堃，常连安之子，常宝华、常宝霆之长兄）的相声，能说能唱，能解能评，时常带我到戏园子里去听戏或看“杂耍”（曲艺、杂技等节目天津人都叫“杂耍儿”）。
　　有一天爸爸带我到澡堂子里去洗澡，把我像枕头一样夹来夹去，洗头、搓背、冲澡、擦身子，简直把我当玩意儿。临了他把我放在一张小床上，对面床上有一个人正在修脚，显然是熟人，跟他搭讪起来，我记住其中有这么一段话，那人说：
　　“王大爷有了这么好的儿子！”
　　“这也是命，给我送来一个开心果。”
　　“这回满意了吧？”
　　“还有嘛话说？”
　　说着他从床上拿起一双袜子，那时都兴长筒袜，灰色，前后和底子都先补上白布，新的就补，像一个“袜托”，为了耐磨，但要补得一点皱纹都不起，穿着才跟没补的一样。爸爸把这双袜子递给那个人显摆：
　　“你看这袜子，谁给你补？还是自己的娘儿们（对妻子、老婆的称呼）。”
　　“嚯！”那人接过袜子一声惊叹，“好针脚！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来的。”
　　“嘛大户？跟着我受穷，我还真对不住他们娘儿仨。”
　　“还有一个闺女？要不然怎么没带来呢？”
　　“你还没看见我那闺女，爱死人儿的（‘爱死人儿’——心爱得要命）。”
　　“我早说过好心有好报，像你这么好个人，是应该好好过上舒心的日子了。”
　　“老弟，擎好吧！”
　　我爸爸“大好人”是远近闻名的，他什么都干过，给邮局递过邮包、在六号门扛过大个儿（装卸）、米行里管过粮仓、比利时领事馆当过厨子，最后学了木匠。赚一分钱花一分钱，赚一百花五十，另外五十“仗义疏财”，从不花别人一分钱，也不找家里要。因此他结交了许多朋友，说书的、唱戏的、抬杠的、卖水果的，剃头的、修脚的，可以说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只差叫花子。也不是不结交上流社会，只是在用得着的时候。
　　据说我叔叔结婚的时候不少叫花子捣乱，我爸爸就找了当时的警察局长杨义德（诨名杨大帮子），那是因为杨大梆子的老娘死了讲排场，在家门口做寿材（棺材，“大木匠”的活儿），木头是从云南运来的楠木，非常贵重，杨大梆子就派人到几家大寿材店找大木匠。又是警察局长、又是楠木、又是老娘的寿材，从拉大锯（下料）到成材，那是一天要赶完的。所以谁也不敢接这个活，最后由康寿材厂让我爸爸带人去了，一天下来赶了个早工。杨大梆子十分赞赏，作为孝子破例陪我爸爸上了一趟“登瀛楼”（天津当时最大的饭庄）。
　　我叔叔娶我老婶儿的时候也很排场，那是人生中唯一的一件大事，家里又有钱，又是体面人家，我爸爸又爱面子，又有那么多的朋友，这事由他张罗着办，还能不排场吗？据说我叔叔和我大哥是前后脚生的，不久奶奶死了，我大娘就把两个孩子一起喂，老嫂比母嘛，我叔叔娶亲岂肯马虎？于是提前两天就搭棚子。那是用活动隔子搭的，隔子像一扇门，上面镶着彩色花玻璃，一块块接起来，要多大有多大，要什么形状有什么形状，即可以挡风遮雨，又牢固美观，顶棚也是花玻璃格子，棚子里面十分明亮。这种棚子一搭，四面八方的叫花子全都来了。
　　第二天“亮大轿”，就是我二姨出嫁的那种轿，把内轿外轿分开“亮”在大门口，一班吹鼓手，来了道喜的“呜哩哇……呜哩哇……”吹得热闹，要是道喜的多了，一天到晚吹个不停。最讲究的是“童子转轿”，由八个小小子穿着红坎肩用红头绳扎俩抓髻围着轿转，左三转右三转或穿八字或转圆圈嘴里“咿咿呀呀”地唱，吹鼓手“呜哩哇啦”地吹，那才叫热闹！
　　正日子出轿（接新媳妇），吹鼓手全都披上红坎肩，两面大铜锣开道，“铛！铛！”这就起轿，全队人马出发了。
　　要说那“全队人马”十分好看，两面大锣走在最前面，后面两个扛大红旗的，再有两个吹长喇叭的，“卟！卟！”只吹单音凑热闹，接下来就是吹鼓手，往后是转轿的童子，手举八杆彩色竖旗，竖旗的后面就是那八抬大轿。大轿的后面是高头大马，上面骑着十字披红的新郎，新郎的后面两辆马车，里面坐着接亲的人，马车的后面就是不请自来的人了，再加上跟着一帮看热闹的，你说这该有多少人？忽拉拉一大溜，弄不好要走两里地，这种热闹谁不出来看？要是路窄可以把路堵上，所以接亲的队伍要绕着道走，加上走得又慢，本来一个钟头可以走到的路起码要走俩钟头。临回来的时候接亲的人留下，换来一帮送亲的人，坐完席马车把这帮送亲的送走，再把那帮迎亲的接回来。
　　酒席是大饭庄送菜来，枣木扁担两头翘，上面系着红绸子，一头一个半人多高的大提盒，讲究七个碟子八个碗，一担提盒一样菜，一起挑来一齐摆，再加上汤和凉菜，挑提盒的也像过队伍。这种场合谁都想去看，那提盒还没打开就流哈喇子，那远近的叫花子能不来吗？所以我爸爸找了杨大梆子，送了两盒礼，派了两个警卫兵，抗着两杆长枪在席棚两头一站，那些叫花子只好躲的远远的。
　　我爸爸有过前妻，还有过一个闺女，有一天揭炕灶做饭，发现席底下有一个三角形的油纸包，他认识这种三角包，里面包的是“白面儿”（毒品），还会是谁呢？当时没做声，做完饭照旧放在席子底下，没过两天发现妻子抽白面儿，一顿好打，竟把妻子打“跑”了。
　　我爸爸的脾气大，他做人有一条原则：“犯恶（wu）的东西不吃，犯法的事情不做”。所谓“犯恶”就是忌讳，忌讳吃的东西你吃了，得了病该你倒霉，忌讳做的事情你做了，除非不犯事，犯起事来更没有好下场。他平生最忌讳吸毒，再好的朋友后来吸了大烟，他今生今世再不会惹你，除非你彻底戒掉再给他磕仨响头，何况是他的妻子，又吸的是白面儿？情愿意一辈子打光棍儿。我那“大姐”好哭，我爸爸也有办法，他腾出一口大木箱子，上面钻俩窟窿，把大姐往里一丢用把大锁一锁，你哭你的吧，我听我的书去。要不是那天家里人及时赶到，那回就憋死了，后来还是生病死了。从此后我爸爸就决心不娶不纳，可是阳差阴错还是成了我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