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幼年篇第一章 孩提记忆

　　
　　【上部】
　　
　　天津人喜欢用“天百”做标志，“天百”即天津市百货大楼，据说是宋子文借日本人的势力在市中心区盖的一幢百货大楼。楼层不高，只有五层，但显得瘦长，特别是作避雷针用的尖顶屹立在繁华的市街，犹显得格外壮观。大楼坐落在罗斯福路和多伦道的转角处，罗斯福路解放后改名为和平路，无论外地游人或离乡游子，凡到天津来的人几乎无一不到这里来逛逛的。有心人来到这里就会发现，在大楼的转角处靠和平路一侧嵌有一块长条形的瓷砖，离地有一米四五左右，上方为蓝色，往下逐渐过度到白色，在蓝线的下面书有“民国廿四年最高水位”的字样。一九七六年天津地震以后，大楼的尖顶被削除掉了，内外也都装饰一新，但这块瓷砖仍然镶着。民国廿四年即一九三五年，母亲正怀着我，也正是因为这场洪水，母亲和姐姐跟着父亲一起“逃水”回到了祖籍——平原新乡。　　
　　我原姓李，父讳名，在天津打蛋公司（后更名为天津蛋厂，简称“天蛋”）工作。那时候的天津人把工作称作“混事由”，打蛋公司就是把鸡蛋的蛋清和蛋黄分离开来，蛋清用离心机甩细烘干制成粉末状的工业原料，蛋黄用镔铁桶装起来冷冻做民间食用。父亲在公司是做什么的我不知道，但后来从母亲夹鞋样儿的一本书里可以猜测到父亲是个工程技术人员。因为那本书上面印的全是英文，配有精美的锅炉插图，装帧也很考究。父亲出身有钱人家可以肯定，不然也不会读书。母亲生我是那年的八月十五日，那时候人们不知道“公元”，只知道古历是乙亥年七月十七。如果说母亲生下我来我就什么都“知道”那是胡说八道，但后来听老人们说我记事最早，而且最深。记得父亲的老家是个大宅院，家里的人很多，坐落在新乡郊区，隔不远有个发电厂。那时候我有个姐姐叫李家蓉，所以我取名家信。小不点儿时姐姐显得很高很高，比我大四岁，和我形影不离，无论走到那儿都牵着我的手，我还得举着胳膊，抬起头来才看得见姐姐的脸。
　　一天中午天气很热，吃了午饭姐姐牵着我的手走出院门，地上蹦着蚂蚱，我捉蚂蚱姐姐捉我，生怕我摔着。玩着玩着，不由走到了电厂的后院，后院没有院墙，密密的铁丝网围着，隔多远一看，贴着烟囱捆着一个老妇人。烟囱又粗又高，青砖砌的，上面镶着爬梯，爬梯上拴着绳子，老妇人倒背着手被捆在那里。烟囱不远处堆着灰渣，高得象一座小山，在老妇人的脚下倒放着一个灰篮子，篮子的外面撒了一地黑煤和煤核。老妇人看见我们凄苦而无助地眨巴着眼睛，两个小孩子呀，又懂得什么？可是有谁知，那双眨巴着的眼睛在我的脑海里萦绕终生。　　
　　那时我们住的是一套一明两暗的房子，外间屋里有条案、八仙桌、太师椅什么的，靠左首是我们住的卧室，临窗有一张大炕，挨着炕有镜台，对着炕有衣柜。据说我们回老家以后爷爷就给父亲娶了一房姨太太，说是为了伺候我母亲坐月子。说的也是，那时我没见过父亲，可能是回天津上班去了，留下我们母子三人。屋里倒是有个女子，烫着发，穿着缎子旗袍，挺好看的，不时给我母亲端茶递水，有时在炕边坐坐，母亲让我们管她叫“妈妈”，因此我和姐姐就把我母亲叫“娘”。娘是农村出身，从小喜欢“坐炕头”，就那么盘着腿坐着，手里不停地做针线，一坐就是一天。妈妈住在对门的屋子里，她一过来娘就放下手中的活儿，和她三长两短地讲些什么。娘不大爱讲话，待人最宽厚，走到哪儿没有一个人不尊敬她的，所以娘和妈妈的关系相处得很好，我也从中多得到一份母爱。
　　那天姐姐牵着我的手回到家中，娘一个人盘腿坐在炕上，仍低着头做针线，还是姐姐把我抱上炕的，我一头扎进娘的怀里，揭开衣服就吃“胳胳”（奶），只要一吃“胳胳”，我就会把什么都忘了。我吸吮着娘的奶头，还一只手紧紧把另一只奶头捉住，生怕被姐姐抢了去似的。姐姐一直跪坐在娘的身边，眼睛眨也不眨地看我吃奶。“够了，跟姐姐去玩吧”娘说。姐姐把我抱过去，我已昏昏欲睡了，姐姐轻轻地摇着我，轻轻地唱着催眠的歌谣：“摇阿摇，摇到外婆桥，见了外婆笑一笑，外婆说我是好宝宝……”，很快我就睡着了，这就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记忆。后来多次从娘那里得到证实，想必那老妇人的事姐姐告诉了娘。　　
　　一九三八年秋天我满三岁，天津的洪水早已经退去，只有“天百”墙角上留下的那块瓷牌子，那年父亲接我们回天津。
　　那时的火车有多少条线路？时速是多少？车厢是谁造的？车头又是哪来的？都没必要去考证了，反正从新乡到天津通火车，肯定没有现在先进，有点一摇三晃的印象——要么就是我走路一摇三晃。座椅是用木板条做的，涂成黄色，靠背又直又高，是竖板条，坐位有点弧型，是横板条。不是因为坐着不舒服，而是我除了吃奶在谁的怀里都坐不住。车上的人不多，许多座位空着，我一摇三晃扶着椅子走来走去，在这个空位上坐坐，又到那个空位上坐坐，姐姐一直揪着我的衣服。要撒尿了，我对着姐姐喊，姐姐把我牵到厕所，恰恰里面有人，门推不开，我憋急了，姐姐牵我到车门边，让我对着门缝往外尿。我急得直喊：“我不尿，我不尿，我不在地上尿尿！”姐姐说：“那不是地，外面是铁路。”我说：“铁路也是地，我不尿，我不尿！”我大喊大叫，可能厕所里的人听见了，很快门开了，出来一个男子，穿长袍戴礼帽，笑眯眯的。我抢进门扎开腿对着便盆尿起来，都三岁了还穿开裆裤，可笑不可笑？
　　从厕所出来，路过刚才那个男子的座位，他拉住姐姐，唧唧咕咕地说了些什么，然后姐姐手里拿着一个火烧，回到娘的身边，姐姐又和娘说了些什么，把火烧递给我，我的牛劲儿又来了，大喊大叫：“我不要，我不要，我不吃人家的东西！”不吃就不吃呗，还非要姐姐给人家送去，“给人家送去，给人家送去！”姐姐没办法，只好给人家送去，这时我又扎进娘的怀里吃奶了。过了很大一会子姐姐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麻酱烧饼递给我说：“姐姐给你买的。”小孩子真好哄，后来才知道原来姐姐骗我，那个烧饼也是人家用火烧换的。
　　那时我看小人书倒着看，姐姐坐在我的对面把书拿过去顺过来递给我说：“这么看。”我说：“这个人的脚朝上，脑袋朝下怎么走路呢？”姐姐说：“这才是正的。”我说：“那是给你看。”
　　大概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吧？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小孩子的记忆是一生中都不会忘掉的。　　
　　天津的家也是一明两暗，租赁的房子，内里的陈设就没有老家讲究了。妈妈没跟来，我还真的有点想她，至少少了一个人抱我，这样姐姐就既当娘又当妈妈了。
　　姐姐天天带我出去玩，家住郭庄子，说是“庄子”，实际上是市内，在河东，比较偏僻，出门不远是一片荒草地，到了春天放风筝的人可多了，各式各样的风筝满天飞。过了这片荒地就到了铁路，因为在两个火车站之间，又在市内，所以没有急驰而过的火车。我们每次到铁路边上去玩，总会看见一帮“黑煤核儿”。他们身上穿的衣服比煤还黑，腰间系着带子，脸上和手也都黑得像煤，有的戴着帽子，有的光着头，其中个别还有女的，头上包着头巾，要不是这块头巾还真分不出男的女的来。沿铁路路基的边上有一条沟，时日一久沟沿早没了，里面的杂草比外面的深，爱扎一些蚂蚱、蛐蛐什么的，所以也有小孩到沟里玩。娘说了，那里面无论如何不能去，所以我们只有站在远处看。每到运煤的货车开过来，你看那些“黑煤核儿”们，一下子从深草沟里蹿出来，大部分人往火车上奔，另一部分包括那些女的往沟外面退，不一会儿火车上的煤像下饺子一样往沟里丢。
　　那爬火车的人能耐可大了，他们跟火车平着跑，比火车跑得还快，赶上火车抓住一个扶手，两只脚像风车，当外面的那只脚由后面换到前面的一刹那，用力一蹬，里面的那只脚抬起来就落在了车皮的踏板上，三蹬两蹿就爬上了煤堆，然后拣那不大不小的，一个人抱得动的往沟里扔。这时候沟外面的人等着，当火车开到那个路口，车上的人再爬下来，一齐奔向那条沟，和下面的人一起背的背抱的抱，一会儿的工夫就都不知道哪去了。
　　这些穷人以偷煤为生，他们把煤卖给煤铺，再由煤铺敲成小块卖给百姓，我见过车头和瞭望车上都站有车警，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看热闹，有时在笑，有时还举着小红旗向“煤核儿”们晃一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