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偷（十）（十一）

　　十
　　
　　又一年的三月初五到了，按照以往的习惯，到了这一天，附过村庄的生产队都要放一天的假，好让社员们去赶集。这一年的日子不太凑巧，队长头一天傍晚时作了安排，初五的早上，友灿和另外两个社员还有一点事情要去做。
　　每一年的这个时候，正是上半年的稻籽出秧田的时节，根据多年以来所积下的经验，各个队里的植保员一般都能算准谷籽发芽的时间，尽可能避开三月初五这一天下田。可是初四那天的下午天下起了雨，一直到晚上还在不停地下，确实不能把所有的谷籽全部撒入秧田，也只好在初五这一天早上再按排人去作收尾。初五早上天放晴了，友灿他们三个人起早去田里撒谷籽，又用铁锹把撒了谷籽的秧田板仔仔细细地抹了一遍，收工的时候，大路上已满是前往镇上赶会场的人了。
　　友灿当然也要去赶会场去，他的生活本就过得很是寂寞，碰上这样热闹有趣的日子，他无论如何也是要去的。不过，他没有要趁机去捞一把的打算，一来他给自己定下决不偷私人钱财的规矩，他在坐牢以前就不曾做过这等事情。二来他现在早已经“金盆洗手”，就连公家的东西也决不下手了。他到会场上去是想去买一顶捕鱼用的“棺材网”。这种网很小，大概只有三尺宽，两尺深，用两根弯弯的细竹竿撑成蚊帐的形状，又用另外一根粗一些的竹竿弯成一个三角形的叉子用来赶鱼。每当下过大雨后，用这网拦在田畈里各个池塘的进出水的小溪口，能够抓到许多来兜水的小鱼虾，鲫鱼、白条、胡子鲶、小土步、也有泥鳅、虾、和花肚皮的水蛇。鱼和虾可以作下饭的小菜，尤其是胡子鲶和土步，新鲜时就蒸了吃，蒸时加一点自晒的霉干菜，味道很好的，小鲫鱼和白条一时吃不完，就晒成鱼干藏到小坛子里，在往后的日子里，从坛子里取出三四条、五六条来，淋一点酱油蒸一蒸，便把一顿饭给骗下去了。
　　到得会场上，看好一顶网，问过价格后，友灿不急着买，他还要到各处去逛一逛看一看，手里拿着个东西嫌不太方便。而且，等到下午快要散市的时候再去买，说不定还能再便宜一点点。所以，他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漫无目的地挤来挤去，走到卖铁器的摊子前看看，又到卖竹器的地方去逛逛，在尚留着青竹子气味的小椅子上坐一会，胡乱地问一声价钱。他记起屋里的那张席子已经破了，最好能换一张，可他没有足够的钱，只好再将就一个夏天再说。过一会又到卖木器的地方去，看到用四直二横六根方木档串成的一个架子时，认得那是挤豆浆用的落水架，于是脑子里就有了一点对于过去的回忆，喉咙里也回味起一丝油豆腐的滋味来。同时，母亲、父亲和爷爷的样子也一个一个地浮上了他的心头来。他自问已经好久没有想起这些事情来了，可如今一旦回想起来，倒使他的心绪一会儿软一会儿硬，一会儿甜一会儿酸的，说不清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他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镇上医院的门口。医院的院子里围着一堆人，当中有一个四十分来岁的女人跌坐在地上号啕大哭，两只手使着很猛的力，一会儿拍着地面，一会儿拍自己的大腿，一会儿捶着胸口，嘴里喊着听不太清楚的话语。她的头发已经很乱了，一脸的疲惫，一脸的绝望，旧的裤子和衣服上沾满了地上的灰土，看上去完全是一个癫婆的样子。一群人不远不近地围在她的周围，但没有人去拉她，只各自站着，指指点点地相互说一些话。根据一般的经验可以知道，这个女人不是家人死在医院里，就是看病的钱被人给偷了。
　　友灿犹豫了一下，走上去打听。果然，这个女人的丈夫昨天夜里得了病，肚子痛得在床上乱滚，连夜用手拉车送到医院里来，检查的结果是得了急性胆囊炎，医生说要住医院。带来的钱不够用，女人一大早回去，东拼西凑借了二十五元零碎的钞票，急匆匆地重又赶回医院来，谁想半路上那钱却被剪袋贼给剪了。女人感到了一种天要塌下来的绝望，却又束手无策，只能在这里捶胸顿足地嚎哭。
　　大概是因为自身所经历过的不幸遭遇的原因，友灿对于落入苦难的人们始终怀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凭着以往的经历，他觉得自己或许可以为这绝望的女人做一点挽回的事。他走过去，蹲下身对女人说：“这个嫂嫂不要哭了，我帮你去想想办法，你留在这里不要走远，等我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后我若回来便一切好办，如果不回来，你赶紧想别的办法去吧。”就完便站起身来，快步地朝着街上热闹的地方去子。
　　女人尚且没有看清楚这个陌生男子的脸面，对于他的话倒是半信半疑，虽然依旧哭，但情绪仿佛比先前稳定了一点。虽然所有的人都觉得友灿的话不是十分靠谱，然而，这多少让那女人感到总还有一丝丝的希望值得等待。人在绝望渺茫的时候，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希望，也愿意把他当作那一根救命的稻草。于是女人爬了起来，在医院的围墙脚下找了个地方坐下，但终究抵不住内心的慌乱和苦痛，依旧呜呜咽咽地哭。
　　友灿在会场上一切觉得有可能的地方仔细地寻找，对那些又熟悉又怀疑的身影一个一个地去询问，终于在老街上一家馄饨店里找到了要找的人。那人此时正一脸惬意地坐在一张方桌边吃一碗馄饨。友灿走进去，朝那人打了一个特别的手势，那人认得这是同道中人的招呼，便客气地站起来，请友灿坐下吃香烟。友灿左手按着桌子，右手按着那人的肩头，轻声问：你是不是在一个女人身上背走了两株半树？”
　　那人先是一脸的惊鄂，继而又换作一副很复杂的表情，欲笑不笑地回答说：“你老好眼力！两株半倒是两株半，但都是拼板，你……”
　　“这就对了，你快拿出来，全部给我。”
　　“这个——不合规矩吧！”
　　“今天恐怕讲不得规矩了，这可是人家的救命钱，她老公躺在医院里，胆囊炎，等着这货式看病，你把手一伸，恐怕要把人家的性命给断送了。”
　　“那人你认得？”
　　“不认得。”
　　“那管你什么事！”
　　“唉！你没经历过家里亲人横死，你不懂！把钱拿出来吧，我去还，算我油豆腐求你一个人情。”不得已，友灿搬出了自己的名号。
　　那人听说面前站着的就是那个出了名的油豆腐，脸上露出一种很尊敬的神气来，但立刻又换作了一脸的无奈，丧气地说：“凑不齐了，这馄钝和香烟……”
　　“吃了就算了，把余下的给我。”友灿平静而决断。
　　那人把一把碎钱交给友灿。友灿说一声“对不住了！”便返身出店，又快步地朝医院而去，把钱还到那女人的手里。
　　女人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差不多从地狱回到人间的遭遇，仿佛做梦一般，一时还回不过神来，只把一腔诉说不尽的感谢，化作涕泪交加的哭泣发泄在众人的面前，居然忘了问一声这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的名姓了。好在在场的人当中，有人认得那个人就是上阳村的“油豆腐”。
　　
　　十一
　　
　　有人来请自己去理瓦，这事情虽然出乎友灿的意料，但意料之外的事情往往会给人带来更多的欣喜和安慰，友灿更不例外，在他的心目中，这至少是人们对他这个做过贼坐过牢的人的重新的认同。所以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把替村里人理瓦当作一桩正常的行当来做，只是以帮忙的态度来为村里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他并不指望理瓦能给他的生活带来变化。
　　然而事情的发展再次地出乎他的意料，请他理瓦的人接连不断，村里的人家一户接着一户地理，仿佛理瓦也有传染的性质，从这一户人家传到那一户人家，又从这一个村子传到那一个村子。
　　理瓦这名字起得极好，这与人理发大概是一个道理。人的头发长得长了就该理发，而屋顶的瓦到了一定的时候也该理。瓦顶出现漏洞是常有的事，夏天里刮大风，“呼”的一阵吹过去，瓦片哗啦啦地响几声，一个漏洞就出来了。过年或者遇上人家做婚丧庆寿时放炮仗，从天上掉下来的半截炮仗落在屋顶上，“扑”的一声，又破了一张。倘若遇上下冰雹就更不必说了。老屋的瓦缝里是老鼠和蛇的乐园，因为瓦洞里往往栖息着许多麻雀和蝙蝠，它们一不小心就要被老鼠和蛇当成点心吃掉。另外老鼠和蛇本来就是一对冤家，彼此六个月大六个月小，相生又相克，一旦在瓦缝里撞上，总免不得一场撕杀和挣扎。老鼠，蛇，麻雀，蝙蝠们之间的搏斗，会使原本整齐的瓦楞上下移动，瓦片之间彼此脱节。况且，长年日晒雨淋的瓦片本身就很脆薄，被这些小动物们一挤便破了，于是屋顶的漏洞就出来了。
　　但是，理瓦是一件很脏很累的活计，新屋都不需要理瓦，要理瓦的一律都是老屋，年代很远的老屋。可是即便这屋子再怎么年代久远，理瓦却也不是经常的事，一般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理一次。于是，瓦缝里的灰尘也便沉积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灰尘积得厚的地方，瓦松也就长出来了。除了灰尘，还有蛇壳，螺蛳壳，风干的老鼠和麻雀的尸体，以及小孩子的牙齿。螺蛳壳是用弹弓弹上去的，空心的螺蛳壳落在空心的瓦楞上，声音很清脆，小孩子都觉得很好听。牙齿也是他们扔上去的。孩子长到十来岁的时候都要换牙，这里的人们有一种迷信，说是换下来的牙要扔到屋顶上去，上牙扔到上屋顶，下牙扔到下屋顶，据说把换下来的牙扔到屋顶上去后，嘴里的牙才能长得平整好看，所以孩子们总是一个劲地往上扔。
　　瓦匠师傅坐在斜斜的屋顶上，把俯仰相向的瓦片一楞一楞地揭起来，螺蛳壳便顺着斜面儿滴溜溜地滚下来了。瓦匠们把好的瓦留下，破的，薄的，连同那些蛇壳和死老鼠都扔在地上，然后掸去桁条和椽子上的阵年灰尘，再一片一片整整齐齐地排列回去。
　　一般的情况下，农村人家请人理瓦总是在春耕以前或是秋收过后，因为农民一年里总是要到这个时候才完全地空下来。有了自由打发的时间。但这时候的日子已经很短了，早上六点多天才蒙蒙地亮起来，许多日子里不是雾就是霜。傍晚太阳一下山，转眼之间天就黑了，一个工夫下来做不出多少活，好在这个时节雨水较少，这对于理瓦是头一要紧的。天又慢慢有些凉冷了，人蹲在高高的屋顶上，风从四面吹来，一点遮挡也没有，将人整个紧紧地裹住，又夹着霜水，人无处逃遁，不几天，理瓦匠的脸上都起了青糙皮，手上开了裂，耳朵也早早地长了冻疮。
　　也有夏天里理瓦的，这些人家大多是屋顶漏得太厉害，等不到秋天，只好提前请人。那时候，太阳如火一般的猛烈，屋顶上的人除出戴一顶草帽外，别的一点遮挡也没有。灰黑色的屋顶被太阳晒着如烧过的铁板一样的烫，上晒下烤，瓦匠们的衣服几乎没有一寸干燥的地方，每一根布丝都被汗水给洇透了。而灰尘则是一年四季都严严地裹住瓦匠们的身体的，他们从屋顶上下来的时候，整个人就象一片古旧的老瓦。
　　泥水匠们虽然也会盖瓦做屋顶，但是他们一般只做新屋的瓦顶，对于理老屋的瓦是不太情愿的，原因就是太脏太辛苦。友灿没有上新屋盖瓦的机会。根据当地的规矩，一幢屋子从地基到屋顶，如果不出什么特别的意外，都应该由同一位泥水师傅打理，尤其不允许在上梁盖瓦的时候随意换师傅。因为在新房子上梁的时候，东家除了要特意安排一桌酒席外，还要给按梁的大师傅封一个特别的红包，称作“利市”，为的就是请那位大师傅把栋梁搁上山墙尖顶的时候，说几句顺利话讨个口彩。倘若哪一户东家不封这一个上梁红包，上头的大师傅虽然也照样把栋梁搁上山头，但极有可能私下里暗暗地埋下什么“鲁班的咒语”。据说，被做下“鲁班”的屋子对东家日后的生活是极不吉利的，轻的破财，重的丧命。所以几乎没有一户人家敢冒这个险。
　　泥水匠们不愿理老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许多老屋的瓦上有一种叫做“瓦辣子”的毛毛虫，约半寸长，全身黑色。这种毛毛虫很厉害，只要它身上褪下来的毛毛粘到人的身上，就会令人无比瘙痒，皮肤不好的人还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它不但给理瓦的工匠制造麻烦，也给屋子的主人带来很大的不便。所以许多手头略微宽松一些的人家，即使瓦顶并没有漏洞，也要请人在椽子与瓦片之间加铺一层油毛毡。
　　于是，友灿的生活日过一日地变得忙碌起来，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上阳村周边村子的屋顶上。他把那几把多年不用的斧子，锤子，刨子和锯子重又找出来，收拾好了，重新做起了一个手艺人。
　　友灿理瓦的手艺自然是很好的，理瓦本没有特别的技术，主要还是他手脚熟练快捷，又能吃苦，且从不偷懒。他每天早上到得东家家里的时候，常常早饭还不曾烧好，于是他就先爬上屋顶去干一阵子活，等到早饭烧好了再下来吃。傍晚总要到东家把晚饭摆上饭桌才下来，由于早晚时节的勤快赶时，所以每天至少比一般的手艺师傅多做一个多钟头。他对饭菜从不计较，嘱咐东家不必特意安排，有什么便吃什么。一吃过晚饭就起身回家，以免耽误东家的时间和茶水。他一回到家里，脱下沾满灰尘的衣服，洗刷一下便上床睡觉了。尽管常常起早摸黑，早出晚归地做这件极苦极累的差事，但是对于象友灿这样有过凄惨的遭遇，坐过牢蹲过监狱的人来说，这一点苦却并不算什么厉害的负担，尽管身体上受了些风日和寒暑的摧折，但至少在白日里，他的心情是轻松的。况且，一段时间下来，他的生活也因理瓦得来的工钱而有了一点改善。
　　然而，由于缺少一种感情的排解，孤独和寂寞依然时时地袭扰他，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四周无边的黑暗紧紧地包裹着他，间或有老鼠的吵闹声或夜游的飞鸟悲伤的叫声。平淡而劳泛的日子尚没有抚平友灿深埋于心底的那份伤痛。于是，友灿的心中便常常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难过来。每每这个时候，他便情不自禁地要想起那些遥远的事情和遥远的人们，想到死去的亲人，想到失去的家业，想到金土叔，想到另外一些不着边际，乱七八糟近乎于荒唐的东西来。随着这思想，他心中的难过慢慢地被悲伤所替代。他曾经为这个破落的家庭作过许多次的假设：倘若没有土改，倘若不办食堂，倘若没有那该死的红色台风，他的家分别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状！世上的事情，往往是人算不如天算，谁都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勤劳节俭，和睦友善的小小家庭，到头来竟会落得如此一个凄凉结果。更加让人不能安心的是，还连累得另外一份心肠极好的人家，也落一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这些令人不快的思绪，老是在空寂无聊的时候无端地爬上他的心头来，躲也躲不开，甩又甩不掉。失了亲人的单身汉子没有一个可以诉说和渲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