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偷（六）（七）

　　六

　　文化大革命来了，农村里也搞起阶级斗争来。友灿的父亲是富农，属于四类分子，自然要接受群众的批斗。友灿本人呢，因为是富农的子弟，手工业社里为划清界限，表明立场，于是把他给开除了。
　　批斗大会一般都是在晚上――碰上天下雨，无事可做的时候，白日里也斗几回――黄昏时候，村子里的人才吃过晚饭，只听得村路上“哐哐哐哐”地一阵铜锣声，一个积极分子一边敲铜锣一边喊道：“夜里开批斗大会，地点食堂里头，矮凳自带得来！”于是各家各户的人们听到喊声后，就都各自带了一张凳子，陆陆续续地向原先那个吃饭不要钱的食堂里去。
　　食堂的大厅里，一张八仙桌，三面围坐着村里的头头们，社员们分成一大一小两个阵形，贫下中农黑压压地在大厅当中坐成一片。四类分子是不允许坐的，虽然也带着凳子，但那张凳子在这样一个场合里，却被作为一个小小的舞台，批斗大会开始以后，四类分子们按照地、富、反、坏的顺序，一个一个地站到自己所带的凳子上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斗争。斗争的过程，是读语录、喊口号、审问、交代、批斗，每一次都是一样的调子，内容也大同小易。如此折腾到半夜，直弄到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们全都筋疲力尽，垂头丧气，会场里接二连三地响地哈欠声的时候，就罢手。
　　风头紧的时候，四类分子们要五花大绑，挂牌，戴高帽子，也有一两个积极分子去按他们的头颈。但毕竟同是一个村子里的人，低头不见抬头相见，况且这些个所谓的地富反坏们“在势”的时候，待人也都还算客气，并非什么恶霸，真要下重手到底也有些做不出来。所以开头的一段时间里，四类分子们虽说也经受一些感情上的折磨，倒还不至于吃太大的苦头。
　　后来的情况可就不对了。安桥区革委会派人来检查工作，对上阳村的革命形势很不满意，认为革命的情绪不够高涨，斗争的方式单调老套。为了避免象上阳村这样消极斗争的现象，把阶级斗争推向一个高潮，区里要求向红卫兵学习，以大队为单位成立战斗组，各大队与大队之间，公社与公社之间搞革命串联，到外乡外村去闹革命，批斗那里的“阶级敌人”和“地富反坏”们，刮起一场横扫一切四类分子的“红色台风”。
　　一时之间，一些对生产没有兴趣，喜欢扎热闹出风头的人都加入到战斗组里来。这帮人在新的革命当中，仿佛都怀了无限的仇恨，一个个都变得如狼似虎，铁面无情，对于外乡外村的四类分子们又素不相识，所以在斗争时，没有一点顾忌，出手狠重，想出来的办法也刁钻古怪。他们从报纸、广播和各类文件里学得一些语录和斗争的方法，渐渐地，也把“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一类的手段学得娴熟自如，整起人来一套一套的。他们给四类分子们跪狭小的板凳、挂茅坑板拼制的大牌、用菜油调了锅底灰画花脸，剃阴阳头，稍不顺眼或者心情不畅时就拳打脚踢，甚至用铁头的皮带抽打。阶级立场越是坚定的出手也就越重。这些人，对于发红色台风有一种特别的爱好，因为每到一个地方，不光可以随意地打人骂人，还可以白吃白喝，所到的村子必须尽心地招待，不得怠慢。
　　外村的战斗组来了以后，因为斗争的场面大了，上阳村的批斗大会改在村子北面的学校里举行了。
　　这学校原是上阳村田姓宗族的祠堂，解放后做了一番改造，作了这个乡的中心学校。这地方解放以前是有一个小学的，建在村子最北面的一个小山坡的脚下，东面离学校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庙，名字叫作青龙庙，与南面的白虎手组成这个村子的青龙白虎的地标。庙不大，里面只有一个和尚，解放后，那学校被改作政府的机关院子，而把学校搬到了这个祠堂里来。那座庙后来也暂时做了乡里的卫生院。
　　田姓的祠堂朝东而建，范围有点大。前面有院子，后面有礼堂和舍房，那礼堂的气势很有些庄严的样子，洋灰地面，青石柱墩，黑漆大柱，顶上是朱红的柁梁和天花，柁梁和天花的中心都钉着生了锈的灯钩。舍房作了一些改造，把西墙拆掉，往后挪了一段地方出去，以便把屋子扩大一些好作教室。正中是教师的办公室，很长的一间屋子，门开在两个侧面，南北都好进出。东墙顶头的地方砌了一个齐胸高的水泥台子，台子很大，四角正好是四个黑漆的大屋柱子，顶上一块完整的天花。南北两侧与台子相隔一条走道的，分别是食堂和器具房，北面器具房后面也扩了两间屋子的范围出去，作厕所。
　　红色台风又一次刮起来了，这一回要召开诉苦清算揭发大会。战斗组里的人很花费了一番心思，把过去一些在地主和富农家里做过长工，受过剥削压迫，或者遭到坏分子欺压的人们召集起来，揭发四类分子的罪行，向他们诉苦清算。金土家里也有人找上门去，要求他前来诉苦和揭发。但金土找了个生病的借口，不肯来。他觉得自己无苦可诉，况且，他实在不想看二哥被批斗的样子。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战斗队里有几个人觉得这个被长工称作“二哥”的人特别的可恨，在用绳子捆他的时候下了重手，用手指般粗的麻绳将他如粽子一样地捆了个结结实实，末了两个壮汉还各自拉着一个绳头，“一、二、三”地猛抽了一把，只听得老人“啊唷啊唷”两声惨叫，伴着身上的骨头“格格”的声音，黄豆大的汗珠满头满脸地狂泻下来。其中一人听他哭叫，扇了他一个耳光，狠狠地吼道：“老东西，叫什么叫，革命又不是请客吃饭！”而后把人关到学校的厕所里，要把他作为这次大会的压局来批斗。友灿的父亲那时已快六十岁了，花甲老人如何经得住这样的摧残，他很痛苦地侧卧在厕所肮脏潮湿的地上，身上的衣服很快被汗水洇湿了。
　　学校的礼堂里，诉苦大会热热闹闹地进行，战斗队的人个个声色俱厉，诉苦的人涕泪齐下，台下的观众在民兵的带领下，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这时候，有一个住在学校北面的大宅门里的，名字叫作其祥的贫下中农悄悄地走出了会场。由于平常时候常常到学校里来挑大粪，所以对于学校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他知道厕所的北面有一个只装了木条子而没有窗扇的小窗子。他从家里舀了一碗冷水，抄着田塍小路走到厕所的窗子外面，压着喉咙轻轻地问了一声：“老哥，老哥，你怎么样啊？”友灿的父亲听到有人问他，横在地上艰难地向窗口望了望，痛苦地说：“啊唷……痛，痛啊，全身如筋抽出来一样的痛，怕是要扛不过去了，这帮人太黑心，我跟他们没有仇的啊！”
　　其祥说：“没有办法的事情，你还是要扛住。”他小心地扭头左右看了看，接着说：“你能不能站起来，能站的话，喝口水，把手背过来，我给你松一松。”
　　友灿的父亲往墙脚下挪一挪，用头和肩膀顶着墙壁，艰难地站起来，背过身去，把绳子的结头够到窗框上。友灿父亲的两只手已经被勒得紫黑色了。其祥隔着木条子解绳头，由于上绑时抽得太紧，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结头解开。其祥把绳子松了一些，照原来的样子重又打了一个结。又隔着窗子把水喂给老汉吃。
　　一个外村的民兵大概是免费的茶水喝得太多了一点的缘故，正好在这个时候来上厕所，顺便来作一次巡查。其祥的行动恰巧被这位警惕性很高的民兵给发现了。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分明是对抗人民，破坏革命。战斗组立即把两个人双双押到台上，一边加紧批斗，一边迅速地派人向区里作汇报。友灿的父亲自然要遭受加倍的刑罚。其祥呢，因为同情四类分子，破坏诉苦大会而作陪斗。
　　区里的指示很快就回复下来，为了显示革命的威严不可冒犯，也为了给另外的群众一次相当的警告，凡是对阶级敌人怀着同情，以任何方式破坏运动的人，不管他的成份如何的清白，一律予以坚决的打击。对于这一起案件，除了批斗而外，更需要对两个人进行其他严历的惩罚，经安桥区革委会请示上级后研究决定，两个人均被押到六十里外一个水库工里去强制劳动。
　　半个月后，传来了工地里发生塌方事故的消息，友灿的父亲和其祥都被埋在里面，死了。上阳村里的两个家庭因此而落得家破人亡。
　　
　　七
　　
　　父亲死在水库工地上后，友灿成了孤身一人。家产被没收，爷爷，母亲和父亲三个致亲的亲人相继悲惨地饮恨死去，自己又被公家开除，接连不断所发生在他身上的巨大的不幸，给了他不可言说的摧残。对于这样极不公平的打击，他充满了怨愤和仇恨，心灵也因为愤恨而产生了一些变化。
　　有一段时间里，他晚上常常做恶梦，母亲临死前的那副惨状，父亲在水库工地里的惨酷遭遇，都不时地在他的睡梦中出现。尽管父亲发生不幸的时候他并不在场，然而，工地里那隆隆的山炮声和放炮时冲天而起的烟尘，特别是父亲和其祥叔眼睁睁看着塌方滚滚而来，却不能逃脱时的那种极度恐惧和绝望的眼睛，在梦境中如电影一般一幕一幕地放出来。他因此而常常在睡梦中惊醒，醒来后的他忽然觉得非常的孤独，虽然屋子少了两间，可是就是这剩下的两间屋子，他也觉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的，没有一点生气，他有点害怕这个家。
　　他变了一个人，原先那个健壮、勤快、实诚的友灿不见了，只剩下一个疲惫倦怠，心灰意懒，无所事事，甚至有点神志不清的可怜人。他整天与一帮落泊的闲人混在一起。渐渐地，上阳村村里已很少见得到友灿的人影，由于他的地位实在无足轻重，住的屋子又与别人没有联系，所以村子里的人们也很少会想起他来。何况当时的人们连自己肚子还难得照顾过来，并且友灿又是一个满身缠着晦气，身份中带着一个“黑”字的人，因此没有人在意他的存在与否。一直到好久以后，人们才知道他竟成了一名小偷。
　　友灿做小偷是入过师门的，据说在那一条道上很有些声望。做贼的人自有一个圈子，圈子里自有不成文的规矩和行话，他们也论资格，排辈份。都说好事难学，坏事一学就会，友灿本是一个天姿聪颖的人，做豆腐与务农的事情都入门极快，这做贼的技艺照样也出类拔萃，偷、摸、剪、盗，样样出色，行动迅速，手脚干净利索。但他给自己订下一条铁定的规矩，就是偷公不偷私，对于私人家里的东西，哪怕堆着一座金山也决不动心。虽说他的内心里对这个世界深怀着怨愤和仇恨，但对于一般的人们，还是有着普遍的同情。
　　作为一个无业的游民，友灿不干活，也几乎没有什么活可以让他来干，于是就没有生活的来源，为了活命，他只有靠着偷偷摸摸的行当维持着半饥不饱的生活。他的可疑的行迹和出没的圈子，有好几次引起了派出所的注意，无奈没有确凿的证据，才一直平安无事。
　　这一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后山公社的供销社遭了贼，经统计，失窃了好多东西，香烟，干货，糕点，腌制品，还有一匹藕灰色的卡其布。虽然东西都不是什么高档货，但合起来大概有不大不小的一担子。公安局里立了案，列了很大一份嫌疑犯的名单，友灿也在这名单当中。可是经过调查走访，很快就把他给排除了。因为，根据从上阳村暗访而得的消息证明，案子发生的那天晚上十一点钟左右的时候，有人看到友灿一个人坐在自家东面的村路边上摇着破草扇吃香烟，而第二天大清早，大概四点多钟的时候，起早到地里割蕃薯藤喂猪的人正好见到他在门口刷牙齿。而后山公社与上阳村的中间隔着一座山，虽然有一条山路连通着山前和山后，但那是一条只有上山砍柴的人才会走的羊肠小道，白天行走尚且不很方便，要想在夜晚去走这条路，几乎是不可想象。然而，如果从上阳村走大路到后山供销社，则有三十多里的路程，有一段还是盘山路，友灿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徒步赶去，撬门入室整好东西，又挑着一担货奔波回来，破案的人认为决计没有可能。于是把友灿给排除了。这案子也就成了一桩悬案。
　　后来，过了好多日子以后，不知谁家的一只猫出卖了他，它找到了友灿藏得极好的白鲞，整条地叼出来时，被村子里的人给发现了。消息很快传了出去，派出所的人又从他的家里搜出了那一匹藕灰色的卡其布，和另外一些尚未吃完的东西。友灿被抓起来了。由于偷的是供销社的东西，而且家庭成份又不好，所以从重处罚，判了五年刑。
　　友灿人去坐牢了，可名声却留在了外面，他在后山供销社里做下的事迹，后来成了上阳村的一个掌故，从此以后，凡是要夸赞某一个人手脚麻利，做事利索的时候，人们就会说：“哈，你动作真快，真有油豆腐的脚手哇！”“油豆腐的脚手”在以上阳村为中心的一个范围内，成了一个比喻，一种赞美。而“油豆腐”这个奇怪的外号，在友灿那些同行们的心目中，也有了足够的份量，他的那个神偷的称号，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至于他那天夜里所走的究竟是山路还是大路，一直是一个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