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三节

　　一连几天的秋雨，已经能感受到很深的凉意。
　　下午出门，天上乌云密布，山腰以上浓雾笼罩，在黛绿色的峰峦的衬托之下显得分外吓人。门前的小溪两岸，长长的芦苇叶在风中瑟瑟摇晃。雨丝扑面而来，让人直打寒噤。
　　工棚里，一片寂静。很多蚊帐都放下了，大家都缩在床上睡觉。睡得头晕脑胀，一觉醒来，弄不清此时是白天还是晚上。
　　用棍子把篾窗户撑起，外面连绵的秋雨还在滴滴嗒嗒下个不停。一阵寒风袭来，赶紧把窗子放下。
　　这座工棚还是第一批青工到来那年突击盖起来的，现在已经六年了，非常破旧，到处泥灰脱落，有一个一个的大洞。
　　六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这是一件无法说清的事情。我们的年岁增长了，稚嫩没有了，皮肤变得粗糙了，脸上有了皱纹，心里有了沧桑。
　　肯定不止这些。可究竟还有哪些，我是理不出来的。
　　如果林旭东还在，他有可能会作些理性的思考，有些哲学的分析和评判，或者形象的表述和刻划。可他离去已将近两年，还有谁会去想这些呢！
　　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简单，不会再有那么多的激情。要面对的就是那么几件事，周而复始，从春到夏再由秋到冬，只有季节更替是最明显的，其它变化微乎其微。每一天，到了要上班的时间，换上油渍斑斑的工作服。下了班，回到工棚，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玩的时候玩一下。时间缓缓地流动着，充裕得很。这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可却派不上用场。那些结了婚的人和我们这些没结婚的人一样，心里都会有空落之感。他们在家里也呆不住，有时跑来找我们，甚至两口子一起来。而我们已经上了床，有的呼呼入睡，有的眼睛还是睁开着的。在心里，我们盼望着有客人造访，房间里多有一些动静多一份热闹。可客人来了，我们又会觉得更加乏味。很多时间都是在牌桌上打发掉的，看似兴高彩烈欢天喜地，实际上是又一次自我作贱，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不知有多难受。之后，我们无数次把朴克牌扔进门前的流水之中，可用不了两天，我们又会到林场场部的小商店去买回几副牌。
　　那些曾经让我激动不已的千山万水，我还会利用一个轮休日，去走一遍吗？
　　不会了。纵然还有无限尚未探究的风光，也不会再让我产生多大的惊喜。
　　旖旎的风光是存在的，可是我的感觉已经麻木。
　　另一种明显的感觉是，我们越来越像自己的父辈，可在很多方面又和他们大相径庭，甚至相差千里万里。
　　这让我惶惑。我不想成为父辈一样的人，可正在一步一步向他们靠近。我想从他们身上吸纳的东西，又怎么都抓不住！
　　
　　
　　就是在这天，郝文浩也离我们而去了。
　　谁也没想到，这个二分队最强壮的男人，居然会以一种那样的方式向我们作最后的道别。
　　9月23日，离国庆放假还不到十天。
　　郝文浩上晚班，段春萍上零点班，他们的儿子即将满周岁。
　　这天，儿子生病了：喉咙发炎，咳嗽，嗓子嘶哑，流清鼻涕，小小的脸蛋烧得通红。
　　上午，他们带儿子去医务所打针。
　　进了医务所，闻到刺鼻而来的药味，还没等汤光甫把针具拿出来，小家伙就拼命哭，手乱抓，脚乱蹬。
　　郝文浩抱紧儿子，一只手蒙着他的眼睛，一边哄着逗着哭声不绝的儿子。
　　等汤光甫把针管插进了血管，用胶布把针头做好固定，才把手拿开。
　　守着儿子打完点滴，已经到了中午。他们抱着儿子去了父母家，在那里吃了午饭。
　　吃完饭，郝文浩又陪了一会儿子。
　　不知不觉到了两点半。外面，已出现了去接晚班的钻工，他们摇晃着饭盒，去食堂买饭。
　　他得走了。
　　段春萍抱着儿子，站在门口送他。
　　儿子还没有退烧，脸蛋很红，挥着小手，口齿不清地向郝文浩说再见。
　　这是他们最后的诀别。
　　儿子挥舞的小手，烧红的脸蛋，恐怕至死都印在郝文浩的脑海里。
　　大约十一点钟，他心口再次绞痛起来。
　　这一次的绞痛，比任何一次都来得凶猛。
　　此时，他正在清理泥浆池中被泥浆带上来的岩石渣。
　　同班的人远远看到，他单膝跪地，一只手撑着铁铲，一只手捂住心口。
　　他们扔下手中的活，向他跑过去。
　　还没到跟前，他就扑通一声栽进了泥浆池。
　　他就这样走了。
　　
　　
　　郝文浩去世后，有一天，在球场附近，潘天亮拦住了正往家里去的齐曼妮。
　　自从家里出了那种见不得人的事，齐曼妮也有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她说话再没有以前那么响亮，笑起来不再惊天动地，和男人在一起不像以前那样随意，更不会那么放肆。她收敛了许多，以前那个刁蛮任性爽朗大方成天周旋于男人中间给很多人带来快乐的小公主已经离我们太遥远了。
　　每天吃过早饭她就到机台去，一整天闷着头干活，很晚才下山。回到家里她脸上毫无表情，有没有汤光甫这个人对她来说已无所谓了。家里增加了一张床，一道布帘把房间隔成里外两间，她睡里间，汤光甫睡外间。有一晚，汤光甫半夜三更摸上她的床，被她一脚踢到床下去了。
　　三八钻和她一样，以往的精气神荡然无存。总是凑不齐足够的上班人数，来顶班的人像走马灯一样，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来，过了些日子又一个都不来。女人们一个个疲惫不堪，走在路上无精打彩，有的时候又会哭声一大片，让她心烦得很。她有一种预感，她这个机长快要当到头了。
　　不当机长，她将去哪里呢？
　　以为提干是很容易的事，没想到如此漫长，一波三折，节外生枝，眼看着要熬出头了，政策又发生了变化。前几天，她得到一个消息，大队组织部的人在范大炮的陪同下找过女大学生方芳，问她愿不愿意放弃专业，改行搞行政。这把她气坏了，还无处喧泄，只能一口气堵在心里，一连几天都闷闷不乐。
　　“想提拔谁就提拔谁吧，悉听尊便！父亲当了多年的党委书记，在全大队说一不二，又能怎样，文革时还不照样灰溜溜的，连家人都一起跟着受累？”
　　这是她在心里对自己说的话。
　　事已至此，她只能这样给自己宽心。来铁砂沟六年，谁要她在生活上一点都不检点，成天和男人在一起打得火热，嘻嘻哈哈吃吃喝喝，把自己的形象和影响搞坏了。这也是咎由自取，不是这样，她也许早就上去了，这时不在大队部工作，最少位居副分队长不该有问题吧，何至于今日？
　　可不这样，又不是她了。她的性情决定了她的生活，能有什么办法？
　　一声长叹，齐曼妮走出了冷冰冰的家。
　　这是她碰到潘天亮之前的情形。
　　
　　
　　对于潘天亮这个人，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她很少注意他的存在。从小学到中学再到知青点然后到铁砂沟，她和他说过的话甚至都可以算得出来。除了感觉他二胡拉得不错，她对这个人没有任何兴趣，看见他也就只当没看见。从前是这样，现在依然是这样。
　　潘天亮找自己干什么呢？这是出于女性的敏感，她首先想到的问题。
　　潘天亮什么都不说，只是示意让她跟他走。
　　他们沿着小溪，走向一个无人处。
　　在一片小树林，潘天亮拿出了一块手帕。
　　这块手帕以前一直在郝文浩的樟木箱里。郝文浩结婚前，把这块手帕交到潘天亮的手中，要潘天亮找个机会还给它的主人。潘天亮把它锁进了箱子，时间一长，居然给忘记了。直到郝文浩去世了，他才想到，郝文浩交待的事情他没完成。
　　现在，隔了这么多年，手帕终于回到了它的主人手中。
　　不过此时，齐曼妮依然心静如水，甚至还有一些疑惑。她弄不明白，潘天亮为什么要把一块手帕给她，这块手帕和她有什么关系，他神神秘秘，把自己叫进树林，难道就是为了一块看起来有了年月的手帕？
　　看着齐曼妮疑惑的眼神，潘天亮开口了。
　　“我是受一位故人所托，打开看看吧。”
　　打开手帕的齐曼妮，哆嗦了一下。
　　里面是一张照片。
　　以齐曼妮的性格，对于这块手帕，她确实不可能有任何印象，可手帕里的照片，她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那是她下放第一年的秋天，有一天回大队部，在县城唯一的一家国营照相馆照的一张半身照。
　　当年，她送照片给郝文浩时，还在手帕上面洒了香水。
　　还能记得的一点是，送照片给郝文浩时，知青点的男男女女都叫她王牌。
　　为什么她会成为大家嘴里的王牌，是因为她的模样吗？还是她的家庭出身？或是她风风火火的性格？还是她在众人心目中的位置、尤其是在小伙子们心目中的位置？
　　她当时没有去认真想，仔细思量，但优越感还是有的，这一点她非常清楚。
　　她的优越感是建立在从小培养起来的自信以及家庭特殊的地位之上。从前，谁敢不把她放在眼里呢？就连那些后来在父亲面前凶巴巴的人，见了她都是客客气气的，路上遇到了父亲更是毕恭毕敬。平常，家里老是有人来，一坐下来就没话找话东拉西扯没完没了。她很烦，常冲来人翻白眼。对于那些笑脸相迎的搭讪套近乎，多数情形下她都是不理不答，全不管人家的尴尬难堪。
　　这造就了她自负高傲目空一切的性格。
　　刚到知青点时，生活是多么困难。好在有单位作背景，饭是管饱的，菜就没有保障了，地里有什么吃什么，没有油，经常吃红锅。为了改善生活，知青点养了不少鸡鸭，还养了几条猪。可很长一段时间，光见母鸡打鸣，却一个鸡蛋都看不到。
　　她曾经怀疑，鸡蛋被人偷掉了，并暗中观察，是谁手脚不干净。可是有一天，郝文浩掀开院子里的草垛，发现里面尽是白花花的鸡蛋。原来放养的母鸡都把草垛当作鸡窝，每天钻进去下蛋。
　　那一天，全知青点的人高兴坏了。吃饭的时候，大家的饭碗里有了荷包蛋，并且持续了数日。
　　过去的一点点，一滴滴，还有郝文浩的音容笑貌，与他在一起经历过的事情，说过的话，那一个个有郝文浩守在身边的宁静夜晚，随着这张陈旧的照片，一一涌现了出来。
　　睹物思人，一种揪心般的疼痛，在她全身弥漫开来。
　　就在这一霎那间，她才意识到，她算什么王牌？无论做人还是处世，她都失败得很。
　　这么多年，她得到的是她根本就不需要的东西，而永远失去的是她应该最珍惜的东西。
　　在这凄风苦雨的秋日，物是人非，手帕和照片还在，郝文浩已经再也不会回来了。
　　伤感于汤光甫对她的背叛，痛惜于过去的无情，还有年少的无知，接过手帕和照片的齐曼妮，在潘天亮面前放声大哭。
　　潘天亮掉头而去，让齐曼妮一个人尽情地哭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