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三节

　　那一天，一路的颠簸，天黑后才到达目的地。
　　车子在球场上停下后，听到了一片欢呼声。
　　黑暗中围上一大群人，纷纷爬上行李车，七手八脚帮我们卸行李。
　　人群中有一条大汉，穿一件近于变白的黄军装，嗓门很大，特别扎眼。
　　“不要挤在一起，多几个人到后面的车上去。行李不要弄乱了，电筒打亮，照一照，注意安全，小心别伤着人。老彭你是怎么搞的，带上你的人，负责工程队的行李！”
　　大约是嫌车上的人笨手笨脚，速度太慢，他又吼起来了。
　　“高思远，你下来！”
　　在电筒的照射下，一个四十来岁的矮胖汉子慢慢爬下车。
　　没等矮胖子落地，穿黄军装的大汉迅速爬上车，一副副夹得很紧的床板被他摇几下便拔了起来，递到下面接行李的人的手中。
　　后来我才知道，此人姓范，是二分队的指导员，大家都叫他范大炮。
　　站了一天，一路的颠簸，青工们腿麻了，脚也肿了，一个个在球场附近散开，蹲的蹲，坐的坐。只有几个农村来的女孩子一直守在行李车旁，有东西递下来就会上前看看，大约是怕别人弄错了她们的行李。
　　食堂那边，灯火通明，热汽腾腾，诱人的饭菜香飘来，在等着饥肠辘辘的我们。
　　山风穿谷而来，夜凉似水，四面高山，星星特别亮，像是撒在群山之上。山脚下，一栋栋火柴盒一样的工棚，竹门开合发出吱呀的响声，篾片做的窗子，打开必须用一根竹棍支撑。屋顶盖着油毡，上面有一层隔热的草席。屋檐下挂着昏黄的路灯。发电的柴油机震耳欲聋。远处，有狗吠之声传来。这就是铁砂沟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青工到来之前，铁砂沟只有一台钻机，就是日后我所在的七号机。青工到来后，增加了一台三八钻，一台八号机。再往后，钻机达到七台，这已是大会战时期的事了。
　　工程队，地质组，测量组，后勤，行政，就连食堂在内的各个单位都增加了不少人。
　　随队家属那时还住在附近的小山村里。各路大军开进来，加上青工们陆续结婚，二分队大兴土木，盖了很多房子，随队家属沾光，这才全部搬进分队部。
　　还有几十个民工，我们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民工住在山上。山上有的是毛竹，搭竹棚和通铺的竹子全部就地取材。通铺一长溜，上面挂着一排分不清颜色的蚊帐。有一个女人和他们住在一起。她的任务就是给所有的民工做饭，到了夜晚还得尽一个女人的义务。她是这帮民工头目的妻子。
　　民工也罢，随队家属也罢，青工也罢，我们的父辈也罢，都来自天南地北，操各种各样的方言。官方语言是普通话。
　　时间一长，我就发现，我们大队有很多古里古怪的人。
　　就说大队部吧，集中了一批疯子，男疯子，女疯子，老疯子，小疯子，都有。
　　一名女疯子瘦得没有人样，一天到晚骂人，骂人时满嘴的白泡沫，还手持砖石追着行人砸，和她做左右前后邻居简直就是受罪，过路的行人也常常吓得半死。
　　一名男疯子是中专毕业生，头上戴一顶颜色变黑的草帽，扛一把竹扫帚，风雨无阻，天天学雷锋打扫院子。
　　有一名老工人，也就是我后来的岳父，这辈子唯一的一次出差就是陪同医生送这名疯子回山东老家。
　　不可思议的是，半年后，这名疯子回来了。他是一路讨饭回来的，刚进入大院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身上臭不可闻。
　　从此，在队部大院里，大家又日日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手上一把大扫帚，风雨无阻打扫院子。
　　最悲惨的是一名大学生。
　　据说他是这么疯掉的：他看上一个女孩子，每天悄悄往她抽屉里塞纸条。纸条塞了无数，从未见回音。他坚持不懈，纸条继续塞。写那些纸条他一定花了不少功夫。看过那些纸条的人都说，文采飞扬，情深意长。有一天，这名大学生看到他一往情深的女孩子正在当众读他写的情书，一旁一群女孩子个个捧腹大笑。
　　他就这样疯掉了。
　　对于女疯子，因为是随队家属，大队可以不管。男疯子大队就不能不管了。他们是职工，身边又没有一个亲人，不管怎么行？便每个月给他们发一笔生活费，给一间小房子，班就不用上了。
　　那名大学生我后来看到了，他已人到中年，头上永远有一顶蓝帽子，一年四季穿一套蓝衣服，身上并不脏，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把这个凄惨故事告诉我的人有一天对我说，那个让他疯掉的女孩子以前经常穿一套浅蓝色的衣服。
　　我问他：“当年的那个女孩子现在在哪里？”
　　他沉默了，自始至终都没告诉我她是谁。
　　每一天，疯子手里端着一个饭盒，次次都是选择人走尽时才去买饭。饭盒放在窗口的台板上，永远都是三两饭票，一毛钱菜票，削瘦的形体，人笔直站立，一言不发。
　　无论饭菜打多打少，他都不管。饭盒回到窗口，他端起来掉头就走。
　　不会再有人来买饭了，窗口在他之后咣当一声关闭。
　　如果他没来买饭，食堂的人就会一直等下去。
　　有一天，疯子没出现。
　　早餐没来。中餐没来。晚餐也没来。
　　食堂的人先是私下议论，然后向大队领导汇报。
　　保卫科去人，破门而入，发现他死在床上。
　　公安局的人很快就来了，把他拉到河边，进行尸检。
　　什么都没发现。他被送到山上，就地掩埋。
　　坟前，没有墓碑。时间一长，连那个小土堆都找不到了。
　　
　　二分队也有一些古灵精怪的人。
　　烧水的周老头秃顶，脸颊上长了一圈又黑又粗又硬的腮络胡子，全身是毛，嗓门特别大，中气十足，逢人呵呵大笑。他身高还不到一米六，却穿一套大号工作服，裤子很长，卷了好几圈，衣服也很长，把屁股完全罩住了。所幸他没领四十二码的登山靴，否则那双鞋子会像两只小船一样套在他的脚上。
　　每年领工作服都会有人说周老头，范大炮也没少瞪眼睛，可周老头硬是要大号工作服，别人气也没办法。
　　我第一次见到周老头是在去食堂的桥上。那桥很窄，是用地木梁和机台板搭起来的，架在一条小溪上，没有桥栏。他迎面而来，长着长毛的双手端着一只像小脸盆一样的大碗，里面是一碗满满的米汤，小心翼翼，眼睛不是看着脚下而是盯着碗里的米汤。
　　每年元旦这天，周老头都要买一瓶酒，在食堂多买几个菜，把二分队的几个老乡请来吃一餐饭。他儿子也是我们这一批的青工，分在工程队，和他住同一个工棚，用钱就不像他了，大手大脚，不知摆哪家的阔，到了月尾还要向周老头要钱。
　　只要食堂买菜的车子回来，周老头就会赶过去帮忙，非常卖力，为的就是在饭起锅后，守在灶台的他能够用勺子慢慢将上面上下翻滚的米汤舀走，锅底最稠的那一部分正好装满一碗。
　　因为碍手碍脚，耽误时间，他没少挨大师傅们的骂。
　　怎么骂他还是嘿嘿干笑。
　　烧水就是他一个人，每天一大早就得起床，晚上很晚还得拿个长铁钩在炉膛底下捅几下，把煤渣勾走，弄得尘灰四起。一层呈糊状的湿煤铺上去，又会引出一股呛人的煤气味。
　　下晚班的钻工下山，如果没有热水洗澡，门都会踢掉他的。
　　周老头有意思的还在于，每年元旦请老乡吃饭，老乡回请他，却从来不去。
　　尽吃他的，又没有回请，老乡不好意思再来了。
　　到了新一年的第一天，全分队的人都会看到，几个老乡又一次被他硬拖进工程队的工棚。
　　他还特别爱干净，夏天每天最少要洗两个澡，铲了煤的手必用肥皂洗一次，每件工作服都被刷成白颜色。
　　作为劳保用品的肥皂每个月只发半条，根本就不够用。要买还买不到，他便经常“豆腐花了腊肉价”，到林场场部的小商店买几块香皂和别人换肥皂。
　　不知是皮肤干燥，还是肥皂用得太多，他的两只手皲裂了，一年到头缠着胶布。
　　晚上他坐在活动室里，在一盏一百瓦的大灯泡下看报纸。五十多岁的人，眼睛不花。如果没人找他下象棋，一份省报，一份人民日报。他会一字不落，从标题到文章通读一遍。
　　有人找他下象棋又是另一回事，报纸马上扔到一边。下棋时他的嗓门特别大，两个人四只手在棋盘上抢棋子。棋盘撕烂了的情形也是有的。撕烂了一次用报纸粘一次，直到后勤车间的万木工做了一副木头象棋盘，这种事才没有再发生。
　　叫我无法想象的是，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居然也是当兵出身，上过朝鲜战场，在冰天雪地里把一根脚趾头冻掉了。复员时，他把安置费全拿出来，支援国家建设。
　　水泵站的瞎子也非常有意思。他高度近视，戴一副啤酒瓶底一样的眼镜，第一次在路上相遇，他脸贴上来看我，把我吓了一大跳。
　　二分队流传着一个这样的笑话，就出在他身上。
　　那时候，二分队还在一个名叫杨树坪的矿区。有一天，瞎子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带着老婆去附近的圩镇赶集。路本来就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碰到下坡，就更颠簸了。老婆被颠落下来他居然毫无知晓，勾着头肩膀高耸继续猛踩脚蹬，到了圩集才发现老婆不见了。骑车回去找，老婆还坐在地上，大概是屁股摔痛了，起不来。
　　徐添福就更有意思了。
　　青工来了后，徐添福如愿以偿，终于告别了被他视为苦海的钻机，调进了水泵站。
　　他是上海人，1958年参加工作，我们来时还是二级工。文革时他是我们大队的造反派司令，腰上别着两把枪，带着人到处去打打杀杀。一次攻打县城，带去的人死掉三个，躲在最后督战的他跑得比谁都快，前面的人没退他已跑得没影。后来他也被别人用绳子五花大捆吊起来，拳脚还没落到身上他就像挨刀的猪一样嚎叫。
　　徐添福结婚很晚，1970年才从别人手中抢了个当地女知青。结婚之前，他一天到晚黏着那个模样看起来还很不错的女孩子穷追猛打，满嘴的甜言蜜语把女孩子哄得找不到北。等到婚结了，女儿和儿子生下来，老婆就不闻不问了。
　　我第一次见到徐添福是在食堂门口。他哈着腰，眉头紧锁，腋下夹着一个饭盒，天不冷，双手却插进袖筒里，走路慢吞吞的，脚后跟着地，给我这样的感觉：他身上有某一个部位很不舒服。
　　那时候青工对所有先来者的称呼一律是师傅。有一天我问他：“徐师傅，你为什么这样走路？”
　　他眉头拧成结，用手指指着脚：“鸡眼。”
　　在七号机的时候，隔三差五他就会捂着肚子进一趟医务所。黎医生见了他就头痛，明明知道其中有假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整个二分队，他休病假最多。
　　下了班他不回家，而是到处溜达。一天三餐饭他都在食堂吃，老婆儿女吃什么只有天知道。
　　有一天中午，范大炮下山，远远的看见路边睡着两个孩子，男孩约两岁，睡在烈日下，没穿上衣，瘦骨嶙峋，一身污黑像是从炭窑里挖出来的。女孩五六岁，睡在树荫下。他们上山去找一大早出门挖槽子的母亲，又渴又饿又累又困，便在路边睡着了。
　　这两个孩子正是徐添福的一对儿女。
　　范大炮破口大骂徐添福天杀的，两个孩子怀里抱一个手里牵一个带下山，自掏腰包在食堂给每人买了一份饭菜。
　　徐添福厉害的一面，我们这批青工很快就领教了。
　　那时候，上海货在全国都走俏。徐添福巧嘴如簧，没几天就和我们这些初来乍到者个个弄出了十二分熟。恰好这年春节徐添福家里有事，带着老婆儿女要回上海。走前的那个晚上，很多青工都去找他，尤其是三八钻的女孩子，一个个把钱往他手里塞。
　　从上海回来，什么东西也没给人带。钱又不还给人家，这个月拖下个月，下个月又是下一个月，简直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