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四象四不像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文清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月夜想到这首词。他已经记不清这首词是在初中学的，还是在师范时学的，课本一再改版，或许哪个地方的小学课本上也有了吧。他不求甚解地读过十一年书，小学没有学到基本功，中学智力和情感世界没有得到开发，上师范时又追逐了三年“时代潮流”，就像零丁洋里的浮萍，只剩下叹息的份儿。
文清记得上初中那年，父亲在县城租赁了房子，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妹妹来到了城里。这座小县城被群山环绕，西高东低，沟壑纵横，横贯一条铁路线，纵贯一条国道，把这块山峦间的开阔地分割得支离破碎。当地人为了炫耀这里的天大地大，有一个地方叫六十亩，还有一个地方叫九十亩。啊呀，那是多么大的两块地呀！这些大地方的人，嘲讽像他们岭底村那样的山旮旯没有一块像样的土地，编过一个笑话。说是九十亩的一个外甥帮山里的舅舅耕地，在山坡上一连耕了三块，耕完后又用耢耢地（耢是当地用木棍编的长一米多、宽半米许的农具），耢完两块后怎么也找不见第三块了。上下左右寻遍了就是找不到。山作怪，山作怪，山里的怪事就是多。他拉着牲口的缰绳，大声吆喝“咧咧”，赶着牲口一边往回走，心里还纳闷。就要拐过山梁了，扭头一看，第三块地原来刚才被耢盖住了。没有走出过县界的人们，来到县城一看，果然这里的天最大，地最大，人最多。
传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曾有阴阳先生断言：左青龙、右扶凤、前猛虎、后麒麟，人杰地灵，可以出产三斗三升“芝麻官”。解放初期，新来的赵县长在周围的山上转来转去，看左面光秃秃的山峦宛然曲折像条蛇，右面山岭上的绝壁像鸡冠高耸，前面的山头不像虎头像猪头，后面的山翘着尾巴像狗尾。但说出来又怕大煞风景，就建议把有“四旧”之嫌的青龙县申请更名为四象县。其实他心里明白是“四不像”。但这里似乎确实是一块风水宝地，从这里走出来的干部大都得到升迁——“芝麻变绿豆”。大跃进人民公社时，白虎公社和麒麟公社“放卫星”，亩产达到三万多斤，当时的县委崔书记后来成了某地区专员。“文化革命”时，靠打打杀杀起家的高书记，后来成为某省会市的市长。改革开放后，这里更是殊荣不断，什么“翻番县”，“无盲县”，“文明县”，“学校标准化建设达标县”，“城市绿化建设先进县”、……从这里走出的干部一路荣光，扶摇直上。只是后来的蔡县长，发现这个县的财政入不敷出，有时发放工资还必须借贷，三番五次向省里申请“贫困县”。曾连续三月发不出工资的蔡县长在一次大会上，把“白虎乡”称为猪头乡，把“麒麟镇”称为“狗尾镇”，来发泄心中的愤懑。
当时县城里有两条街道，正对城隍庙的是鼓楼街，斜对大礼堂的是幸福路，两条街道加起来没有三里长。这两条街上有“七一商店”、“电影院”、人民医院，还有刚刚兴起来的一些小吃店，是县城里最繁华的地方。文清的父亲在幸福路的拐角处为他们租赁了五间房子，这里方便文清到县二中上初中，也方便他妹妹文华和弟弟文强到城关小学读书。
文清后来才知道，县城中心的大礼堂，承载着他父亲记忆中最荣耀的部分。文革武斗时，驻扎在城外的部队用炮弹打破大礼堂的屋顶，是他背着高书记冲出了硝烟。农业学大寨成绩显著，他在这里受过表彰。后来他从岭底村革委会主任晋升为胜利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主任，更是不断来这里开会。从一个农村的民兵连长，到后来的国家干部，这座大礼堂见证了他成长的经历。然而每天看着它，看着它，自豪之余，他的内心又会涌起许多屈辱和酸楚。
文清从记事起，他的父亲就是村里的“革委会主任”。他不仅掌管着村里的粮食、蔬菜、树木、土地，而且还有枪支武装起来的“基干民兵”。他就像一个旧社会的专制家长，村子里大大小小的事都能掺和，而且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组织社员修水库、建大寨窑、砌涵洞、开发土地，对长期逃避生产劳动的人批斗、扣发口粮……他见识过父亲在戏台上慷慨激昂的训话，参加过父亲主持的批斗会。只要他一声令下：“给我把XXX、XXX抓起来”，马上就有背着步枪的“基干民兵”把那些地主婆、游医、巫神的胳膊拧到后背。只要他喊“低头认罪”，那些背枪的小伙子会把“犯人”的胳膊使劲往上提，使他们的头触到自己的脚面。
他记得父亲在外面是这样，在家里也是这样，就像一尊已经塑成的雕像，在灿烂的阳光下或者是阴暗的角落，情调不一样但质地不会改变。他沉默的时候，在家里人眼里已经很威严了，咳嗽一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他的脸色，仿佛他清清嗓子，就要发表重要讲话。母亲在他的面前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安排她写批判稿就写批判稿，安排她当民办教师她就当民办教师，服从“组织”安排是每一个人的义务。
在文清的记忆中，母亲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说话轻声细语，从来不用粗话骂人。虽然安排她到村里学校当民办教师，是那位急于入党的校长促成的，但她在学校里声望一向很好。她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革委会主任的妻子就盛气凌人，也从不轻易打骂学生。她虽然只是高小毕业，可上课踏实认真，批改作业细致。她所教的学生，在当时的“老五道”测试中，成绩一直很好。那个年代毕业的学生，后来骂这个老师荒芜了一片树苗，那个老师耽误了一代学生，却从来没有听说谁骂过她。文清做梦都想不到这样一位母亲，因为一件风流韵事，彻底告别了她的教学生涯。
那时候村子里，经常听到人们谈论东家长西家短的事，谁家的女人偷汉子了，***长相像哪个光棍汉了，谁家的女人跟着四队的一个铁路工人私奔了，……人们无事聚到一起就是侃闲话，大人嘻嘻哈哈侃，孩子跟着学。当时家家户户只有一个小喇叭，由于音质不好，开始广播时总是“四象县人民有线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有人一变音就改成了笑话：四象县人民有钱炒鸡蛋，现在开始-创锅。周恩来总理逝世的那一年，在铁*局的四段段部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这里的人们就是从那里看到悼念总理的场面的。由于文化生活极度贫乏，吹牛侃大天，打架找女人，就成了有些人的副业。在学校里，阿飞、李铁嘴、高鼻子的“美国人”是这方面的代表。有一次，“美国人”告诉大家，贺家贝的贺国良与刘家脑的刘玲玲经常在打麦场下堆放麦糠的土窑洞里约会，几个孩子就在窑洞里铺着的麦秸下悄悄放了马基刺，偷听的孩子果然听到了刘玲玲被虫咬一样的尖叫。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旧的礼仪传统被打破了，新的礼仪传统还没有建立起来。新中国建立后，提倡自由恋爱，提高妇女地位，反对买卖婚姻，人们的婚恋观还没有脱胎换骨，文化革命就开始了。人们还没有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又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思想一下子像天马行空。人们好像越来越懂得自由了，做人应该遵循的规矩却几乎都抛弃了。文清有时候想，生活在当今的人们，真的有自己的生活理念吗？结过婚的人们，明白婚约是一个“君子协定”吗？知道协定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吗？时下流行的“爱情”一词，真的就像做爱那么简单吗？在这些混乱的理念中，家庭像不像家庭？婚姻是不是婚姻？亲情是不是亲情？爱情有没有爱情的韵味？难道只能用“剪不断，理还乱”来诠释情感吗？
那时候最让文清自豪的，就是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乱，自己的家里风平浪静。他做梦都想不到，母亲会与村子里人们公认的那个“二流子”私通。就在有一天晚上，他的父亲揪着他的母亲一边骂一边打，从“二流子”家出来，他才知道了这件事。山里口耳相传这种事，比无线电波来的还快，在他父亲知道之前一定满山风雨了。如果换作别人，瞒天过海也好，掩耳盗铃也罢，一定会有别的处理方式。可文清清楚父亲的性格，不会藏着掖着，更容不得这般奇耻大辱。他把母亲拖回家，光溜溜地绑在一把椅子上，连夜返回了胜利后公社。
文清当时觉得，像他们这样一个家庭，父亲一定会与母亲离婚。出乎他意料的是，父亲几个月后才回来，并且把他们搬到了县城。不久，他又争取“援藏”离开了家。文清知道自己的父亲武断、专制，却像军阀吴佩孚一样，从来没有闹出过什么桃色新闻。也许他从来没有把这种事放到心上，也许他的身上缺乏人们所说的“荷尔蒙”，也许他的一生有自己的生活准则。直到临死，还是只有母亲一个女人。
让文清大惑不解的是，母亲那样温文尔雅，却恋上了一个喜欢打架，善于“坑蒙拐骗偷”的男人。如果说到英俊，他比父亲好不到那里去，说到名声和作为，他更是一堆臭狗屎。是他善于取悦女人呢？还是他母亲受了强迫才发展成那样子的？是母亲在霸道的父亲面前感觉得不到一个女人的温暖，还是她找到了“爱情”？文清不知道母亲是没有勇气追求爱情呢，还是思考之后认为不值得？是心存内疚幡然悔悟，还是为了儿女忍气吞声？……人间情事，有时像山坡上的草一样扑簌迷离。
关于此事，她至死也没有吐露过什么。只是这件事后，她就像伍子胥过昭关，搬到县城时，她的头发就全白了。从此，她在儿女面前丢掉了做母亲的尊严，在世人面前失去了做人的自尊。
文清回忆起那时母亲麻木的眼神，心里就隐隐刺痛。她记得母亲一下子就衰老了许多，不只她头上的白发，麻木的神情，迟缓的动作，记忆好像也衰退了。有时看着她去取什么东西，走过去却忘记了取什么，回到用的地方才想起来。她已经习惯了丈夫冰冷的眼神，习惯了孩子们的冷漠表情。从那时起，她也几乎不再用母亲的身份教育孩子们。
虽然躲开了人们的揶揄和嘲弄，文清还是感觉不到一个家庭的温暖。他的父亲回家来，经常是对着那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喝酒，对他们和母亲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而他的母亲几乎就是一架操持家务的机器，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做饭、洗刷、纳鞋底做鞋、用缝纫机缝补衣服……只是很少过问子女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很少与他们作思想上的交流。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也很少谈论什么。仿佛他们都很忙，必须赶快吃完饭去做那些紧迫的事情；仿佛父母对儿女的关爱都在饭里，什么也不用细说；仿佛儿女们理解父母的苦心，一切尽在不言中。他们就像是“联合舰队”的五只舰艇，只是用“联合”两个字把它们组编在了一起，其实他们都是各自为政的实体。
文清记得来到县城后，每天和弟弟、妹妹在电影院门口分手，妹妹带着弟弟向北到城关小学，他向东到四象二中。临近电影院的胡同里，住着他们班的三个重量级人物：杨飞翔，马壮，朱自强。看着弟弟、妹妹一拐弯，他就钻进了胡同里。在四象二中上学的那些日子，他们四人经常形影不离，特别是经过一次特殊的考验，文清觉得他们够哥们，值得相交。那个时代培养出来的人， “扣帽子”、“揪辫子”、 “打棍子”都是行家里手。看着他们早出晚归混在一起，有一次班主任郑老师批评他们拉帮结派，不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上，班里的同学就称他们为 “四人帮” 。不知是谁还为他们编了号：“羊肥肥，马壮壮，猪大肚子，屎壳郎。”还有一句说明他们特长的顺口溜：“马长拳，杨快腿，朱大嘴巴，史坏水。”其实他们只是经常在一起玩耍，并没有做过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老师批评他们的那一次，他们确实合伙打了李铁嘴一顿，只是其中的原因大家都不想说出来，老师不明白真相而已。
李铁嘴是史文清同年级的一个同学，名字叫李红伟，他们都是岭底村人，曾在岭底小学同学。五年级的时候李红伟随父母来到县城读书。他的嘴上功夫特好，一说话就像打开阀门的水龙头——滔滔不绝，于是人们就送了他一个外号——李铁嘴。上小学的时候，他曾和文清、胖墩、洪波……等伙伴翻元宝、跑城、玩游戏，还和文清在伟红面前唱夯歌：“我叫个江福泉，我老婆叫个李玉兰，两个女儿两个男。”他从小和祖父母在乡下生活，邻居逗他玩的时候就问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名字，聪明的他从小就对答如流，并且知道爷爷的外号“老鼠”，奶奶的外号“喜鹊”。他很小就把聪明才智用在记别人父母的名讳，用在打听别人的隐私上了。也许是受祖父母的熏陶，受别人扭曲夸赞的原因，他把这一特长几乎发展成了“天赋”。他在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全村老少的名字、外号，知道村子里的哪个光棍与谁家母亲相好，知道谁是哪两个人的私生子……就在文清来到四象二中读书后不久，李红伟就在同学中散布他母亲的桃色新闻。仿佛他掌握的是一些爆炸性新闻，而这些新闻能炒作他默默无闻的身份。当他唾沫星子乱溅，炒作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时候，比“百家讲坛”的教授更有声有色，更有成就感。
这个地方有一种优良传统，虽然“静坐不思自己过，闲谈常论他人非”，但是嚼舌根子还是要避开当事人。文清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母亲的风流韵事早已在学校传开了。许多人就是嚼着这些破事寻开心，才活着稍微有了些滋味。
他记得那天下午放学回家，朱自强说漏了嘴，才知道是李红伟这只破铁嘴宣传的结果。本来杨飞翔和马壮早就知道这件事，他们守口如瓶，是怕文清伤心，窗户纸一捅破，他们觉得惩罚一下那只破铁嘴才对得起哥儿们。于是商量找一个借口，狠狠教训那小子一顿。
记得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文清从地里牛粪底下的窟窿里用尿灌出三只“黑老牛”。他用线拴着“黑老牛”的腿，系在路边的草茎上。杨飞翔诱导李红伟从那条小路上走过。不管他踩着踩不着“黑老牛”，马壮、文清和朱自强都说他踩死了自己的“黑老牛”，然后狠狠地揍他。那一次他们打得也狠了点，把李红伟的右耳朵打得裂了一道长口，鼻子和嘴巴也流了血，他们四人才罢手。
结果，李红伟的耳朵缝了四针。李红伟的家长找到学校，学校通知了四家家长，他们不但承担了全部的医药费，并到李红伟家赔情道歉。他们四人在家里挨了打，在学校受到了通报批评，仍然一口咬定打架是因为“黑老牛”。正是这次事件，他们四人赢得了 “马长拳，杨快腿，朱大嘴巴，史坏水。”的顺口溜，而李红伟又添了一个“逢四针”的绰号。
那时候文清的父亲已经去援藏，母亲为此事对他大动肝火。回到家一反常态，抓起床上的笤帚把对他狠命地打起来，一边打一边哭。文清本来鄙视母亲，如果不是她，他们一家人不会在家乡抬不起头来；如果不是她，他也不会在同学面前失去调侃人的资格；如果不是她，他也不会在女同学面前感到自卑；如果不是她，这次打架也不会发生......但是，母亲的眼泪渐渐融化了他心中的怒火，他从母亲的哭声里似乎领悟到什么，就那样爬在床上睡着了。睡梦中，他又回到了当班长的那些岁月。
也许由于父亲是干部，母亲在学校当民办教师的缘故，文清上五年级后就被老师指定为班长。那时候，班长的特权，就是把捣乱的学生赶到教室门外罚站，班长指派谁打扫卫生，谁就打扫，就像那时候的生产队长“派工”一样。在这个小环境里，你可别小看这点特权，那简直就是一人之下几十人之上。一年级、三年级的小同学，为了迟到不站在门外，为了少打扫卫生，向他“进贡”的还真不是一个两个。
春天的“贡品”有一种当地人叫“浆瓣花”的花瓣，一种叫“剌剌葱”的嫩白的茎。夏天就多了，杏子、茹子、罗锅、打碗花的棒子……秋天有棠棣、桑葚、酸枣、马基饼、小孩拳头……冬天有柿饼、软枣、炒黄豆、爆玉米花……当他们从裤兜里把东西掏出来，用脏兮兮的小手递给他时，还瞅瞅他的脸色。如果他高兴地接过去了，就十分高兴，心里也许觉得可以得到他的照顾了；如果挥挥手不稀罕，不光心里扫兴，还得挖空心思再准备投其所好。仔细想想，与社会上绞尽脑汁“送礼”的大人们没有什么两样。
和他同桌的贺伟红也曾讨好他，送过他满身白霜戴个红顶的“柿老汉”，送过他炒黄豆。但他总是：“不要不要，一股子羊腥气味儿。”把黄豆推得洒在了地上，害得伟红满地去捡。为了与她划清界限，他还在桌子的中间用小刀刻划出鲜明的“楚汉河界”。伟红在上课写字时，如果不小心胳膊肘越过了“国境线”，他会坚决地把它推过去。有一次，由于文清推得过猛，伟红猝不及防，头撞到了墙上，撞起了一个大泡。
伟红是福泉的女儿，一个大眼睛女孩，天然黄头发，脑后编着两条细小的辫子。母亲跟着一个修铁路的工人走了，父亲整日在山上放羊，他们姊妹四个大的照顾小的，家里一团糟。想起伟红，文清就想起他父亲唱的山歌。那种哀怨的小曲至今还回荡在他的脑海里。
红绳红哎，红绳长，红头绳系在辫子上，红红的头盖，红绣鞋，喜在俺的心头上。红绳红哎，红绳长，大红喜字贴在门窗上，红红的蜡烛，点点滴滴泪，流在俺的心尖尖上。……
文清小时候，记得贺家贝的贺福泉是村子里最快乐的男人。村里人修南坡水库时，就是他“喊夯”。水库修成，为了防止漏水，水库底需要用和着白石灰的土一层一层夯结实。“夯机”就是用一根粗壮的圆木，绑上或钉上一根抬杆，两个人抬起来砸到土层上。村里人修房盖屋夯地基，用的也是这样简易的工具。那时候，福泉很爱自己的老婆李玉兰，他们身边已有两儿两女，虽然起早贪黑在农业社劳动，生活却也充实，日子还算舒心。他喊夯时随口编导：“我叫个贺福泉”，抬夯的男人们把夯高高抬起，用力地砸到地面，嘴里跟着和“嘿嚎儿嘿吆”；“我老婆叫个李玉兰”，“嘿嚎儿嘿吆”；“两个女儿两个男”，“嘿嚎儿嘿吆”…….星期天，文清和好几个小伙伴，就趴在石头砌成的池沿上，一边听夯歌一边看池中的男人们夯地，禁不住嘻嘻哈哈的笑。福泉看着池沿边趴着的几个孩子，随口编道：“一个大瞪眼”，抬夯的男人们看着孩子们笑，嘴里哼着“嘿嚎儿嘿吆”；“两个披毛伞” ，“嘿嚎儿嘿吆”；“一个露着屁股蛋” ，“嘿嚎儿嘿吆”。孩子们相互看着，和池里劳动的男人们哈哈大笑。
“俄想你哎，想得好心酸，不知道离去为哪般？不疼俄来，还有儿和女呀，好忍心你个小心肝。”
伟红的母亲私奔后，他一边在山上放羊，一边自编自唱忧伤的曲子。后来他的神经好像有了问题，听说别人家办喜事，锣镲一响，倘若福泉在场，他就对身边的人说，你听“哐来来哐来，诓来个奶奶，哐来来来来，诓来个奶奶”。“音乐团”进院子一坐，两根短棍一敲跋鼓，他就说，你听 “挌不来，挌不来，挌不来！”.唢呐一吹、二胡一拉，他说，听出来没有“离~~婚~~~”。
文清那时候还不懂人间这个“情”字，但福泉老汉的小曲总是惹得他伤心流泪，总是惹得他想起红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