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情暖葫芦湾

　　一弯细眉一样的金钩，挂在东方的天空。这是一个微露曙色的时刻，山的那边已经有霞光的影子。每当想到到这个情景，文清就恍惚回到了少年时代。他喜欢在想象中，想像着月亮像一个人一样慢慢长大，成熟。许多年以后，他才明白月亮背后有一个温暖的火球。如今他才明白，月相就像一面镜子，忠实地折射阳光，映照现实。
　　史文清的小弟两岁那年，文清的母亲到村里的小学当了民办教师。那是学校的一位老师调走后，村里的小学校长主动要求的。因为文清的父亲是村里的革委会主任，那个小学校长想占用村里的“指标”入党。他的小弟寄养在姥姥家，母亲每天带着他和妹妹到学校上学。
　　上学后不久，文清不得不搬到父母身边住，因为他的身上、头上总是跑着许多虱子，这让他和母亲很没面子。尽管母亲经常为他洗头，用篦子篦他头上的虱子，可他在曾祖母那里睡一夜，身上、头上又爬满了虱子。他记得母亲和妹妹都叫他“虱大王”，每当听到这样的称呼，他就羞愤难当。
　　他最早受到的启蒙教育，是曾祖母编出来的顺口溜，还有那些虱子对他身体的开发。曾祖父少言寡语，就是在睡不着的漫长的冬日晚上，他也很少开口说话。晚上，除了听曾祖母絮叨几句，剩下的就是猫儿的呼噜声和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似睡非睡之际，他感觉到虱子在身体上爬动，就像犁铧划过土地。只要虱子不咬他，他的思维就随着虱子的爬痕移动，直到沉沉睡去。如果哪个虱子咬他了，他就告诉曾祖母虱子的位置，让曾祖母把它逮捕法办。他记得曾祖母处罚虱子的手段很残忍，或用指甲把它挤得鲜血迸溅，或者把它放到嘴里咬得碎尸万段。但那些寄生虫并不因为她的酷刑就躲得远远的，在这块适宜它们生存的土壤里，就像那些古往今来的贪官，前仆后继、子孙繁盛。环境造就生命，时势创造英雄，就像月亮和她背后那个温暖的火球，相互依存、相互映衬。
　　那时候，山里的大人和孩子一年很少洗澡，最彻底的清扫一般是在过大年的前几天。就要过年了，他们不仅要把院子里、屋子里彻底清扫一遍，每个人的身体也要进行清洗。他们似乎要在这几天把一年里不干净的东西丢到去年，迎接充满希望的新的一年。这主要是因为北方山区干旱的日子多，下雨下雪的日子少，“春雨贵于油”也许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的人的真实感受。那时候，这里的山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口旱井。下雨的日子，流集在井里的雨水，就是人们生活的水源。冬天下过雪的早晨，可以看到人们把干净的积雪丢到旱井里，补充饮用水的不足。农业学大寨时，村里在南坡修建了水库，把南山沟里的一股活水引出来，储积在水库里，村里的饮水情况得到改善。文清记得有几个孩子在南坡水库里游泳，几乎成了全村人数落的对象。村子里这种吃水情况，一直持续到铁×局来这里修铁路。
　　在文清的记忆中，回到父母身边，远离曾祖父母喂养的那些虱子，也失去了家的温暖感觉。在曾祖父母那里，他被娇惯、呵护，甚至可以为所欲为。回到父母身边，他已经是弟弟、妹妹的大哥哥了。他不适应这种角色的转换。开始的那段时间，他有一种被父母遗弃的感觉，仿佛他们从来就没有爱过他。这里的孩子从小就叫父亲“打”、叫母亲“骂”，仿佛那是根据父母的不同职责来称呼的。许多年后他才明白，那一代人抚养孩子，就像母鸡养鸡崽，一大群围在身边，能够维持生计已经不容易，哪里谈得上情感投资和教育。
　　直到如今，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教育孩子是学校的责任，能不能把孩子培养成人是老师的事情，家长只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就可以了。文清的父母亲也是这种观念。那时候村子里没有幼儿园，六七岁的孩子上学先要上半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学前班。刚上学的孩子，不用买本子和笔，胸前挂一块“石板”，口袋里装着一支石笔。有的孩子口袋里装的是石头缝里抠出的灰黄色“软石”，写在“石板”上的字也是灰黄的颜色。
　　文清的启蒙老师姓江，是一个胖胖的女人，对他很和气。他是村里大队会计的弟媳，也是挣工分的民办教师。那时候，一个地区只有一所师范院校，培养出来的教师供不应求，不要说是小学教师，就是中学里也有大量的民办、代课教师。他们有的根本不明白教育的本质，只是明白来这里可以脱离生产劳动，一年可以挣到三百多个工。
　　江老师用当地土话的音调教学生拼音，教z、c、s、zh、ch、sh的就像刹车和放气，孩子们念得更是离谱，像是在叫喊。直到他在师范学校学习语文基础知识，才明白每一个字母应该怎样正确吐气、发音，每一个字根据语境该读出怎样的声调，但他习惯的地方口音已经无法矫正了。文清记得开始到学校在“石板”上写字，一块A4纸大的“石板”，开始只能写下三四个字母。写完了，他把“石板”高高举起，递到老师面前。开始江老师还还说“好，行，下去吧。”后来老师看也不看，一边纳鞋底，哼一声就算通过了。念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还不能正确地为汉字加拼音，写字也是拼凑，完全不按笔顺，没有章法。写“口”字，他几乎是圈一个不太圆的圆圈，而且绝对没有阿Q的惋惜之情。
　　学校的校长姓王，不是本地人，他是六十年代初师范学校毕业的，写得一手好字。学校院子里的土墙上，有他写的“学习雷锋好榜样”的草体字，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圆形字，学校外墙上有他写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块字，就是村子里街面墙上的大字也都是他写的。那时的社会导向是以搞社会运动为主，虽然说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但上大学都是靠推荐，显然“红比专”更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考试只是推荐人才的参考，推荐人才的权利又握在那些有权人手中，学习也就成了一种副业。他记得小时候唱着《我是公社小社员》，夏天到生产队地里捡麦穗，秋天到玉米地里遛玉米，星期天到山上拾羊粪、牛粪，上课时间参加村里的批斗会，回校后写批判稿。学校和学生成了社会运动的工具。
　　学校自产生以来就是识文算数、知书晓理、培养习惯、增强修养的地方，这是学校培养人的根本，也是立家、立国的文化基础。可回忆那时的学校生活，文清不知道自己学到了什么。五年级的时候写一篇拾粪的作文，开篇还是套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然后再写自己怎样去拾粪。习惯和礼仪方面的东西没有学到，开口骂人就是“你妈逼”，仿佛这是一个人最薄弱、最心疼的地方。他从来没有在学校里听到“对不起”、“谢谢”这样的字眼，仿佛这是几个一出口就让人害羞的字眼。
　　他记得有这样一位学长，因为他在班里捣乱，韩老师让他站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背书。课文里有一句“扎根农村干革命”，恰巧韩老师的名字叫“扎根”，他就乐呵呵地在韩老师的门口念了一上午的“扎根，扎根扎根”。韩老师知道他是故意念自己的名字，阴着脸不去理他，而他越见到同学念得越欢，仿佛怕大家不知道他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那时候，孩子们表现自己的方式不是在学习上，也不是在办好事上，而主要表现在骂人、打架、恶作剧上。有一个女生一口气能骂二十多个“你妈逼”，出名后一般同学不敢与她骂架。只有阿飞例外。阿飞是粪蛋的外号，因为他在班里经常挑逗女同学，班主任郑老师就为他取了一个“流氓阿飞”的外号，同学们平常就叫他阿飞。阿飞脑子灵光，似乎对所有女同学感兴趣，肤色黑而漂亮的他叫人家“黑牡丹”，头发蓬乱的他叫人家“马蜂窝”，有一位女同学经常把手伸进衣服挠痒，阿飞为她取了一个让女孩子难为情的外号——“挖逼”，为那个好骂架的女同学取了个“花逼嘴”的外号……那位出名的女同学与他骂架的时候，一口气骂了几十个“你妈逼”，他才还口“你妈一百个逼，你妈一万个逼”，还对那位女生说“不要学我哟，学是龟孙子”。除了挑逗女生，他还夜半到女老师宿舍外听房，中午厕所没人的时候在男老师的夜壶上钻孔，第二天讲他们的笑话。
　　那时的孩子们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喜欢打斗，仿佛不斗一斗就显不出自己的威风。到铁路工人驻地看电影要打架，为争抢一个黄兵帽要打架，看戏为了某一个女孩子也要打群架。文清记得二年级的时候就跟着大孩子“打派仗”。刘家脑的孩子和贺家贝的孩子分成两派，其他的孩子愿意加入哪一派就加入哪一派。文清家住刘家脑，父亲又是曾祖父母从刘家抱养的，自然加入刘派。有一次，刘家脑的孩子听说贺家贝的孩子挖了一条地道，孩子们义愤填膺，仿佛他们捷足先登挖到了金子，纷纷表示要与他们大干一场，然后破坏掉他们的地道。因为贺家贝地势高，易守难攻，刘家脑的孩子都用八号铁丝打造了匕首，全副武装起来去攻打贺家贝。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刘家脑的孩子攻打贺家贝，贺家贝的孩子趴在土坡上扔土疙瘩防守，刘家脑的孩子久攻不下，还有两个孩子被土疙瘩砸破了脑袋。星期一，被砸破脑袋的孩子家长找到学校，老师把他们打造的匕首都没收了。
　　下一个星期天，刘家垴的黄毛找了一个好打架的青年，黄毛一口一个“小序”（叔）紧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牛高马大的那个青年，毫无羞色地带着一群孩子去攻贺家贝。贺家贝的孩子看到这个打架出了名的“魔王”，谁也不敢扔土疙瘩了。他大摇大摆地带着一群孩子爬上贺家贝的山坡，贺家贝的孩子们吓得钻进了地道。他追进地道，揪着那个领头孩子的耳朵，把一群孩子从地道里赶了出来。刘家垴的孩子趁机把地道破坏了。
　　当时文清惊得目瞪口呆，仗原来也能这么打。后来他才明白，有点实力的超级大国也是这样威吓和欺凌弱小国家的，世界上的许多道理原来是一脉相承的。后来这位青年由于拦路抢劫、强奸，在“严打”时被枪毙了，但他当时那种不可一世的威风，却深深留在了那些孩子的脑海里。
　　红红住到他们家的那一段日子，是他孩提时代最快乐的日子。红红和她的父母身上的那些文明气质深深吸引着他，让他儿时的梦幻增添了许多绚丽色彩。他至今想不出为了红红与朱金海打斗的那股勇气是哪里来的。后来长大成人，他一直觉得自己几乎是以一个懦弱的男人姿态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后来他一直想，什么样的时代也能锻炼人，“文化大革命”锻炼出了一些敢打敢闯的人，他们在被游街、枪毙的路上还能笑得出来，那是别人骑在头上拉屎都忍气吞声的懦夫无法相比的。当然，在人类发展的道路上，他不喜欢那些只有胆量祸害人类或者被当枪使的莽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顾大局识大体的人才值得敬重，可世界上这样的人总是太少。胆量、勇气、毅力、学识、谋略……虽然他说不清孰轻孰重，不知道怎样才能得到有效的培养，但他知道，这些人类的优秀品质，无论在哪个时代，总能在一些优秀的人身上体现出来。
　　红红走后，她的父母也搬到了工地，这个院子里已经没有维系他心情的所在。他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再也看不见了，那种甜美的声音，也听不到了，他心中的愿望也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家乡的山，还是远看线条柔和实际毛毛糙糙的小山峦。家乡的沟，还是乱石翻滚、荆棘丛生、不修边幅的荒沟。山里的生活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刘家垴的刘队长，大清早就圪蹴在门前的榆树底下，一边吸着旱烟一边派工，他那细长尖酸的声音，在山谷里久久回荡。邻居胖大婶还是像一只麻雀，从早到晚叽叽喳喳吵个不停。光棍刘大伯还是早出晚归到饲养员喂牲口，等村子里的劳力出工之后，像贼一样溜进麻子大娘家。村里的孩子们依旧为了抢一个“黄兵帽”打得不亦乐乎……
　　红红走后，文清又回到了伙伴们中间，跟着他们玩游戏、满山遍野寻找零食，挖空心思做恶作剧。铁路工人进山后，在学校上学的工人子弟，不但为山里的孩子带来了新的游戏，还拓宽了他们寻找野味的渠道。当地孩子看着他们把活着的蝌蚪带水喝到肚里，野外的蚱蜢在火上一烧，拽掉屎肚就吃到嘴里，也开始把小鸟裹上泥巴放到火里烧。如果蚱蜢肉能吃，山里的野味真是太多了。对那些山上跑的、水里游的、地上爬的小动物们来说，这是一个疯狂的时代。
　　不仅如此，他们在上课前把笤帚、死麻雀架到教室门上，捉弄老师；他们趴在路边的堤堰上，用土疙瘩追打放学回家的女孩；把灰土用纸包起来，架到教室虚掩的门上，进门的女孩们被弄得灰头土脸……这些恶作剧，他们觉得就像《地雷战》、《地道战》中的鬼子碰上地雷、陷进陷阱一样有趣。他曾经三番五次把邻居刘大爷的门前坐的石墩掀翻到沟里，直到刘大爷找上门，父亲狠狠修理了他一顿才罢。
　　由于弟弟寄养在外婆家，几乎每个星期天，母亲都要带着妹妹到葫芦湾去。曾祖父母在世的时候，文清很少到外婆家。曾祖母总是用她的顺口溜灌输一种思想，诸如“奶奶养孙子，才是正根子。”“姥姥养外甥，疙瘩地撵旋风。”“外甥是姥姥家一只狗，吃了扬长走。”。外祖父去世后，如果不是慑于父亲的威力，他连外祖父的丧葬仪式也不去参加。不是外祖父母对他怎样苛刻、无情，好像是曾祖母的那些顺口溜把他的情感世界套住了。
　　葫芦湾在岭底村的西南方，沿着山脚的一条土路，走过几片像葫芦一样形状的河滩，就进入了葫芦湾。葫芦湾的人都住在两边的山坡上，从下向上看去，高低错落的院落就像是壁画里的古老景物。文清的外婆家住在东山垴，从河沟向东面的山顶望去，山巅有一个小小院落，门前长着一棵高大的榆树。眼看就要到了，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小路，直走得腰酸腿困、汗流浃背，才能来到那棵榆树下。据说，最先定居葫芦湾的两户人家，是为了逃避水灾才安居在这里的。文清的外婆家就是其中一家。富有戏剧性的是，文清的外婆也是由于灾荒被卖到这里的，同外婆一起卖到葫芦湾的还有她的三姐。也许由于这些特殊的经历，文清记忆中的外婆善良、达观，仿佛她早已练就了一身能忍受世界上一切不幸的本领。
　　曾祖父母相继去世后，文清开始随着母亲到外婆家来。外婆穿着黑色的大襟衣服，脚脖子用一条黑布条打着绑腿，迎接客人总是满面笑容。文清从来不记得外婆愁眉苦脸的样子，也从不记得外婆抱怨生活的苦难，仿佛这个用不成形状的石块和泥土围起来的院子，是一处快乐的世外桃源。
　　院子的大门朝西，还没有平常人家的屋门宽，门扣上挂着一把古老的筒形锁。进门就是一个饭棚，泥土垒成的锅台边堆满了柴火。离开饭棚不到两步的地方，有一棵苹果树，笔直的树干超过两米才分杈，麦子收获的时候，树上的苹果就成熟了。苹果树往北两米是一个盖着石头盖子的菜窖，菜窖的东边是一个水井，水井边也长着一棵苹果树，国光品种。这棵苹果树的树干只有一米多高，庞大的树冠却伸到窑洞壁上面去了。说是窑洞壁，其实是十几米长的石壁。石壁上凿出了三个石洞，两个浅的，只能堆放杂物、圈放牲口，只有南边的一个窑洞住人。
　　外祖母住的窑洞，比正常的屋门窄而且矮，被烟火熏得黑乎乎的。进门要下两个一尺多高的石阶，才能进到屋子的地面上话。屋子也矮，从地面到屋顶只有两米多高。台阶的右边是泥垒的灶台，台阶下不到一米的地方有一个浅洞，里面堆满了柴火。窑洞折向北面，有一片十几平方米的地方，靠墙支撑着案板，放着一口水缸。最北面有一个能躺下四五个人的土炕，土炕的西面是一个糊着纸的小窗户。也许当时为了辟出更大的空间，离开土炕一米许，向东又挖了一个石洞，石洞里的土炕刚好能躺下一个孩子。文清记得开始睡在外婆家的土炕上，早上起床忘记了窑洞的高度，脑袋被熏黑的洞壁撞得生疼。一个孩子站在土炕上是不能站直身子的。
　　文清记得初到这个窑洞里，大舅坐在门口的第二个台阶上，小弟弟倚在他的身边，他和母亲、妹妹坐在炕头上，外婆坐着一个简易板凳在灶台前烧火。她一边烧火，还不忘记在在光线不好的屋子里东摸一把、西摸一把招待客人。没有瓜桃梨枣，她会从那个狭窄小窑洞里摸出一个麦秆编织的篓子，抓出饼干、糖块往孩子们手里塞。看着大舅瞪着大眼看她，她有些难为情地笑着说，孩子们永不来。后来文清才明白，这是外婆的待客之道。不只是孩子，亲朋好友来她也是尽心款待，你带礼品看她，她用家里的土特产回赠，和她相处的人都能感受到人情的温暖。
　　大门口的那棵苹果树，亲戚来也用棍子往下敲，邻家的孩子来也往下敲，却很少有人见到她吃果子。有一年秋天，她从地里回来要开大门，从门缝看见好几个孩子在水井边的那棵苹果树上摘苹果，她马上躲在一边，悄悄看着他们爬上窑洞壁走了，才开门回家做饭。邻居有时碰到这种情况，在院外大声呵斥孩子们，外婆赶忙拦着说：“不要把孩子吓得掉下来，吃几个苹果事小，孩子掉下来摔坏就麻烦了。”
　　外婆的善良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也许从她卖到这里就对人生有了许多认识与感悟，那是特殊生活经历的馈赠。文清记得外婆在他挑拣饭菜的时候，讲过一个要饭婆子的事。有一次，在她倒洗锅水的时候，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在门口说“大嫂，不要倒”，她进门抱住锅一饮而尽，解下背上的孩子，把锅里剩下的碎饭粒用手抿在孩子嘴里。从此，无论生活怎样艰难，外婆从没有让一个上门讨饭的人空手走过。
　　大姨丧夫后，也经常带着孩子到葫芦湾来。人多的晚上，土炕上能睡十几个人。为了有效利用空间，一个大人两边是两个孩子，有的头朝上、有的头朝下。大家挨挨挤挤躺在土炕上，却感觉十分温暖。熄灯后为了能让孩子们安静，外婆会为大家讲故事，什么“菜瓜打金牛”了，“二八卖牛”了，“张天师下棋”了......她有时讲不下去了，还得躺在小炕上的大舅补充，有时这个故事串到那个故事去了，听过几次的孩子就笑着大声纠正。外婆总是笑着说，你们看我这记性，还不如孩子。只要能让大家开心，只要能让孩子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她有时故意做大家的笑料。
　　文清记得外婆骂人只有两句话，一句是针对孩子的“小童儿”，一句是大众化的“哈妈腰”，而且大多数情况是带着笑容骂的。和外婆相处久了，谁在她的面前也不好意思说出太脏的话。“哈妈腰”是外婆一生能说出口的最脏的一句话，她把普通人常说的那句脏话一下子提高了一尺多。这是许多受过学校教育的人望尘莫及的。
　　外婆在这个简陋、寒酸的地方生活了近八十年，困苦的生活并没有磨灭她对生活的热情，仿佛她住的地方是一个世外桃源，她从嫁到这里来就是一个什么也不缺的大富婆。大舅为了让他能吃到一些亲朋好友送来的食品，没少用眼睛瞪她，她依然我行我素地把那些“好东西”，用在了她认为最需要的地方。
　　每当想起葫芦湾，文清就想起了外婆。就是在这样一个寒酸的地方，外婆让他明白了人世间什么是善良，什么是温暖，什么是情爱，什么是知足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