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第三十章

　　三十、峰回路转返璞归真如历梦　　
柳暗花明农民似牛出困井
　　为了使学习班问题能得到真正的解决，1975年2月12日，农历乙卯年正月初二，吃过早饭以后，东圩村学习班里的人，趁着过年，邀约着赵荣雨，要一同去找洪笑峰讨说法。赵荣雨知道，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洪笑峰本人肯定是没有明确答复了。于是说道：“这件事已经把我弄得昏头晕脑，我也抱定了无所谓态度，不想去呢。”于是，他们相约了九个人，来到公社所在地——新镇街上洪笑峰的家里。
　　洪笑峰正在自己卧室里看红宝书。他在百姓面前高高在上已经习惯了，哪还把东圩村这班小青年放在眼里。见他们来了，毫不理会。这班小青年见状，不问三七二十一，七张八嘴地质问道：东圩村学习班的问题，已经这许多年了，为什么还不给结论？我们要真是特务，你怎么还不把我们抓起来？不是特务，为什么还不给我们一个说法？老是这么不明不白的摆着干什么？我们都是青年人，难道就要被这件事蛮缠一辈子么？你也是为人之父，你家孩子要是遇到了这种情况，你心里是怎么想法？
　　洪笑峰见这许多人一副声讨的样子，脸色变成了猪肝色，不得不理会了。他从卧室里走了出来，干咳了两声，强装镇定，满脸堆笑，假惺惺地说道：“你们都是东圩村的？啊，怎么没在家过年，到这里来了？”
　　董正玉的儿子董尚彬，颇有乃父之风，说道：“洪书记，只有你才能过好年呢！我们平白无辜地被人诬陷为特务，都这么多年了，还有什么心情过年？能过什么年啊？”
　　洪笑峰嘴巴裂了裂，说道：“哎呀，小同志，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大家都一样，为什么就我才能过好年呢？”
　　董尚彬说：“不是吗？说我们学习班是特务组织，都这些年了，是与不是，也不做结论。把我们政治上搞得不明不白，我们哪有过年的心思？我们到底是不是特务，请你现在就给一个说法！”
　　洪笑峰脸色变成了霜打的茄子，紫得发黑。虎着脸说：“这是过年！你们想借这个机会无理取闹吗？谁说了你们学习班是特务组织？现在人保组在那里，你们有话去找他们说去嘛，在我这里胡闹什么？”
　　董尚彬见他打着官腔，想推卸责任，加重了语气说：“是谁在胡闹呀？无故陷害我们的人才是胡闹呢！我们好好的，你不知道在哪里听到了什么风和雨，就跑到东圩村上硬说我们是特务；闹得我们不人不鬼，现在又不管不问，却在家里安心过你的快活年。我们已经被陷害着这么许多年了，你还打算把我们陷害到哪一天？我们到底是不是特务，你今天一定要给一个说法！”
　　这里许多人闹哄哄地，早有人报告了公社常委、曾经与洪笑峰一同来东圩开会，说东圩有特务的章家帆。章家帆自恃与东圩人熟悉，快步赶来说：“哎呀，大过年的，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快回去，快回去。这个事情嘛，人保组会给你们解决的。和洪书记讲，洪书记也不能答复你们。这事我负责，等人保组过了年再来，我就向他们反映。你们放心，你们放心！”章家帆认得几个人，又个别地拉着到一旁好说歹说。这九个人也是为了有个台阶下，终于被“劝”了回来。他们回到村上后，精神为之大振，都说，这些当干部的，你怕他们，他就欺负你。章家帆说会给我们答复，到时候如果还不给答复的话，我们再找他去！
　　1974年3月22日，农历二月二十九的上午，人保组秘书长、驻韩庄大队负责人赵成和，在东风生产队劳动的田头——墩塘的大路旁，特别召开社员大会。他直截了当地宣布：“东风领导组在原来领导组干部不变动的情况下，增加赵荣雨同志为领导组成员、任政治队长。”生产队从来没有政治队长的职务，于是，他解释说，政治队长是什么职务呢？好比是大队的书记，是第一把手。可以代理生产队队长的职权，团结生产队干部和社员把生产搞好。原来在赵荣雨办的学习班里的人，都解除嫌疑，与普通革命群众一样，能入党的入党，能入团的入团，能当兵的当兵。他们在政治上的进步，不受任何影响！
　　在场的人听了，不顾身在田边，许多人跳了起来，还有许多人欢呼起来：五年了，这些无辜的孩子，到这时候才算得到了公平！真是折磨得他们太久了，太久了！赵成和听了，在心里说：“是太久了啊！可是，如果不是我们人保组坚持原则，依了洪笑峰的话，早就是奇冤大案了！”他也由于心情太激动，百感交集，公布了这件事后，居然反常地没做任何解释，连平常会议固有的客套话也没说，更没向任何人招呼，就转身独自离开了会场！赵成和宣布了这个结论的第二个礼拜，人保组整体撤出了韩庄，回县城去了。
　　从此，王元新不论什么事都要大家找赵荣雨决定。而赵荣雨也只是做些日常工作中矛盾的调解。正式生产仍然以王元新为主。
　　几十年的大集体生产制度，社员们形成了“太阳满天过，天天有活做”，做多做少，做好做坏无所谓，只要有工分，混一天算一天的态度，习惯地产生了“大家的事，靠我一个人不抵事”的大呼隆思想。这情况是所有生产队的通病；更是使生产拖拉，无法治理的难题，也是部分想搞好生产的人共同的话题。
　　各个生产队有方法、有机谋的老农有的是。只是由于日常的矛盾，常常弄得坚持公道的人“吃力不讨好”。虽然现在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自负盈亏”的体制，生产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社员自己的生活，可是，层出不穷的矛盾日渐尖锐，几乎没有人愿意坚持原则，大家只能拼着一样穷。
　　赵荣雨在学习大寨经验的启发下，建议东风队尝试着“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方法。这种方法试行后，初步尝到了“按劳取酬”的好处。粮食总产量比红旗小队高了七千斤，单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年。
　　试行“多劳多得，按劳取酬”后，虽然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促进了生产，可是矛盾却多得层出不穷：定下的一天工分，承包给个人，实际没做到半天就完成了，质量却是一塌糊涂。稻秧插在田里，不是稀得行间里能行船，就是横捺直捂地按在泥土里；割过的稻子，掉得满田都是，看了叫人寒心。林林总总，你有政策，他有对策，只顾自己多记工分，不管生产效果。正因为这样，所有的生产队，宁愿放任拖沓，也不愿意实行“按劳取酬”。
　　1974年年底改选，东风生产队取消了“政治队长”的职务，赵荣雨被选为生产队长，王元新做了副队长。这一年，赵荣雨决定全力推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生产方法，但是，还要加上“质量第一，纪律第一”的管理方法，力争要把社员们劳动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体验自己在政治上的作为。
　　赵荣雨被确定为生产队长以后，便与全队人认真地订立了确实可行的生产制度。日常工作中，他身体力行，排除狙牾，认真执行，使这些制度得到了全生产队社员的拥护。这一年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好成绩：粮食单产超了“纲要①”，是866斤；总产几乎翻番，比原来东圩队（东圩全村一个队）最高产的1965年只少6000斤。分配虽然受政策限制，平均口粮也分到了750斤。对国家，不仅完成了征、购，卖出的“三超粮”，比征、购的总和还多8000多斤，还存留了两万斤储备粮。普通劳动力做的工分也由每年的250个左右，上升到300个出头，高的竟是360个；妇女、半劳动力的工分数增长之巨，直飙男劳动力。每个工分值破天荒地达到了1.20元，4.5斤稻谷。人们从共产风一直到了今天，才从真正意义上解除了粮食紧张的恐惧心理。然而，也仅仅只是解除了粮食恐慌而已。
　　1975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76年赵荣雨被吸收进了共产党组织，调到大队当了党支部副书记，这一年他29岁。从此，他基本脱离了与东风队社员朝夕相处的环境。他和社员们制定的生产制度，东风队还在沿用，红旗小队也学了去。可是，因为矛盾层出不穷，常常弄得队干部们黔驴技穷。这两个生产队的生产，虽然在韩庄大队仍然领先，而这些制度，却被日常矛盾弄得百孔千疮。人志各异，矛盾重重；都说这大集体的日子，只能在矛盾中苟且。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10月，以华国锋为主席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其后，邓小平力挽狂浪，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展理论大讨论，扭转了长久统治中国“政治挂帅”的路线。1977年10月18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阶级斗争”的政治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国家的工作重点由路线和阶级斗争，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中来。从此，中国政治形势从虚妄走向了务实。
　　被“政治审查”长达八年之久的赵荣春，直到现在才算被解放了出来，调到了谷口人民公社当任了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他由政治囚禁到精神解放，犹如死而复生。因此，他感慨地说：“当时天天喊文化大革命万岁，幸亏没有‘万岁’得起来，要不然，对我的审查，也将会是一万年之久！”
　　1979年3月，国家一次性地把“四类份子”都揭掉了帽子，使他们有了与普通社员一样的社会地位。可是，东圩村的两个四类份子都已经死掉了，他们一个也没有来得及享受这样的待遇！
　　1980年春节，大家都欢浸在不曾有过的祥和热闹的氛围里。赵荣雨虽然担任着大队副书记，可是，他却“每逢佳节倍思亲”。晚上，一个人在书房里，缅怀起他的三弟来。想起了他当时的情景，想到了他的音容形状，伤心得痛哭涕零。他展开了一张纸，泪水竟然把这张纸淋得湿了。他用颤抖着的手，执笔写下了怀念三弟的文章②来。
　　哎呀，多愁善感的赵荣雨啊，都二十年了，你还耿耿于怀？
　　社会虽然正在回归自然，可是，赵恒发身体却越来越糟，几乎不能做农业了。他为了经济有所进益，希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于是，想到了开个小商店。赵荣雨知道，像东圩这样的村庄，开个小店，实在是方便大家的好事。可是，他也知道，开店是要得到工商部门批准的。于是，他特别来到谷口工商所，找到了刘所长。刘所长却不肖理会地说，农业人口根本就不能从事商业！赵恒发知道了这一情况以后，只恨自己命苦，为什么就不能是非农业人口呢？这一年的春节当中，赵荣春来了，赵恒发与他谈到了想开小店不被批准的事。赵荣春回到谷口后，与合作商店的朱经理说了，朱经理同意在东圩村设个临时代销店。这样，赵恒发才算实现了开小店的愿望。
　　1979年秋天，新镇公社调来了一位姓唐的新书记。第二年的春天，一河之隔的南陵县的农民自发地将集体土地分到了自己家里，搞一家一户的生产。唐书记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在各种场合都批判南陵农民的作为是“搞资本主义”。他说，我们新镇决不允许那样干：“如果谁敢分田单干，我就坚决与他斗争；新镇要想分田到户，除非我姓唐的不在这里工作！”
　　其实，这时候安徽凤阳县的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已经立下了“生死状”，强行将集体的土地分到了家里，得到了省委书记万里的许可，社会上的农民都在群起而效仿，出现了“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然而这个消息却是被“封锁”着的。
　　人们为了尽快摆脱大集体的牵制，在唐书记的压制下，变着方法，改变生产环境。在“学习大寨”的掩护下，明目张胆地将生产规模缩小，美其名曰加强“责任制”。先是将生产队一分为二，称其为生产小组；接着，又将小组划分。不断地“二一添作五”的分法，到了1980年，生产规模实际上只是三、五户了，而且多是兄弟组、父子组，也都是“独立核算”。由于这样的小组仍然受着“集体”的牵制，因此人们总还盼望着没有牵制、自由自在的生产环境。
　　到了1981年清明，人们见南陵的“资本主义”并没有纠正，便不顾压制，群起而动，硬是把集体的土地划分到了各家各户。可是，由于不是正规的划分，仅是匆忙而将就的措施，田虽然分了，却留下了一些不应该有的矛盾。
　　分田到户以后，大队、公社的干部们只做着计划生育和收取各项摊派款的工作，对农业生产则完全不过问了。关于分田，他们更是懵懵懂懂，无可适从。到了第三年，即1984年，为了明确负担，才给各家各户发放了《土地承包负担卡》，把原来生产队的负担，按照田亩数字明确地划分到了各家各户。这样，人们才知道分田到户，叫做“土地承包”。而“承包”的土地，是随时要收回集体的。因此，许多生产队每年各户人口增减，土地也跟着进出。这给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出了许多难题。
　　东圩人分到了田土后，从忐忑不安到吃了“定心丸”，是到了1995年省政府正式的发放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而且还规定三十年不变的时候。这时候，凡是上了合同书的土地，都不再随着人口进出了。也是到了这时候，人们才如梦方醒，后悔当时分田太没有慎重的后果。可是吃亏的，上算的，耕作上矛盾的，已经成了多年的事实，都只得随之任之了。
　　分田到户后，农村的自由与和谐的气氛自然形成，人际关系友善起来，人情网络又复活了。生产效率更是迅速提高，粮食产量像玩魔术似的增长。当时一个生产队的产量，只是几户就收了起来；而且劳动力大量空闲。
　　由于劳动力大量的空闲，农民们又从事着粮食生产以外的多种经营。于是，各式农产品都上来了，社会物资奇迹般的丰富起来。一直匮乏的市场，繁荣得应有尽有，呈现着饱和状态，甚至到了惟恐卖不掉的程度。于是，统治市场几十年的粮票、布票等等票证，自行的失去了作用；无钱无市、有钱也无市的情况，终于变成了历史！
　　在务实的经济大潮中，城市经济也奇迹般地崛起。广大农民在自由与和谐的形势下，自发地涌向城里，参与城市建设。他们虽然受着人为制度的歧视，即只能以“农民工”的身份，在城里“打工”；然而通过辛勤的劳动，却也丰富了自己的经济收入，改善了拮据的生活环境；同时也填补着城市与农村、农业与非农业的巨大鸿沟。有着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农民们，初显身手，便展现了应有的能力。回首刚刚过来的日子，他们都由衷地感叹道：
　　“几十年来，我们就像是养媳妇一样，天天被公婆教训，还食不果腹，衣不蔽身；又像是被牵制着手脚的木偶，弄得晕头转向，毫无应有的主动权；更像是被困在井里的大牛，虽然有浑身的力气，却没有奋斗的余地！开放了，才算是真的放开了，我们有奔头了！”
　　1982年，国家撤销了革命委员会，公社和大队两级都被叫做管理委员会；1984年撤销了人民公社，行政上恢复了乡政府，大队叫做行政村，生产队叫做村民小组。政治形势一天一天地趋向稳健与开放，农民们才算有了真正的自由与和谐。这群曾经自己比如是被“困在井里的大牛”们，才算真正的跳出了困境，有着驰骋的广阔空间！
　　赵恒顺、董正玉和鲁老二，都是曾经的生产队长。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后，因为都上了年纪，不能外出打工，经常在一起抚今忆昔。他们老是从“跑长毛反”一直谈到“改革开放”，总是感慨万千，感叹自己有幸趟过了非常岁月。综合他们谈的最多的内容，竟是下面这一小段话，也能算是他们的心声：
　　社会的太平，是人们所企盼的；然而却不能算是和谐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形成，决定于国家政策。只有和谐的社会，才是人们的福气。农民们安居乐业，也只有在和谐的社会里才能做得到。要是社会能够始终如一地维持和谐，农民们就会很自然地谋求到恬适的生活。事实反复说明，农业是社会的根本；只有农民们真正安居乐业，并且丰衣足食了，整个社会才能真正繁荣昌盛得起来！
　　
　　①纲要：农业发展《纲要》规定，江南地方亩产800斤。超过这个产量，叫超了纲要。
　　②赵荣雨《哭三弟》的文章写于一九八零年二月十六日，农历庚申年正月初一日夜，全文是：
　　每逢佳节倍思亲，忆及三弟泪涟涟！
　　三弟乳名叫三牌，一去已经二十载。每每忆及悲欲绝，音容耿耿在胸怀！
　　年仅六岁身型大，瘦如骷髅骨还宽。只因腹中饥辘辘，终日倚门盼母还。
　　慈母下田难有空，只有三餐饲儿肠。水糊一勺仅润喉，幼儿终日饿嚷嚷。六岁只会一句话：“毛毛要的（吃）”口头禅。只恨菜糊量太少，不论好歹不端详！纵然从来不择食，从来没曾饱肚肠！
　　当时人情大检验，夫妻母子不顾恋。只为活命各顾各，惟有我母德殊贤。慈母终日似空腹，还为孩儿省口粮。那时母亲年虽壮，只剩骨头与皮连！二弟腹痛常生病，我也浮肿快死亡。唯我三弟无大碍，只是要吃事一桩。时人议我四口人，必作饿殍难周全！
　　寒冬已过虽是春，我家父母心犹寒！忍饥挨饿难尽日，为保性命费端详！
　　父亲矿山弯子店，食堂粮食稍为宽。那天晚上探家来，为救我们细商量。两个弟弟都睡熟，父母议论到天光。惟因事情特重大，触我童心永不忘！
　　父亲起初不愿意，母亲苦苦陈端详：“三个孩子放一个，困在一起都会完。放走一个多个粮，补贴家里能稍宽。矿山粮食较宽裕，孩子送去都收养。你在那里能照应，要想接回也便当。”母亲话儿决定事，至今仍响我耳旁：“大孩已经能懂事，能说能写送不便；二孩身体不大好，送出难保命安全；小三年小不会说，只要有吃就平安。”于是决定送三弟，留他口粮救我们！
　　为了能留三弟粮，父母悲声不敢张。悲声一出少了人，口粮马上扣个清；父亲矿上不敢讲，讲了要退三牌回家程。回家虽好却违意，要想逃命又逃不成！
　　万般后果都想了个遍，就是没想到无回人！
　　翌日天阴无太阳，天还没亮动了身。父母三弟到新镇，买碗豆渣慰弟心。三弟年幼不知事，只谓充饥有余兴。吃罢父亲背他去，举步向那矿山行！
　　母亲回家偷着哭，哭声至今恸我心！
　　父亲叙他弃子情，有谁听了不寒心：到得矿上买麻饼，一个麻饼断儿情！“毛毛在这站一下，阿爸还买饼干给你的（吃）。”此话竟是父子永诀音！三弟听说有的吃，盼食之情兴纷纷。其实此是弃他去，他哪知道其中因！
　　天茫茫，地暗淡。三弟站在那儿望眼穿！阿爸竟然没有回，他呼爹喊娘无应声！
　　神可守口人不守，我村食堂消息灵。三弟走后第三日，他的口粮被扣清！
　　三弟在那弯子店，失却亲人多彷徨：一日父亲去剃头，见了父亲不敢喊——呆呆傻傻失了神！岂是不敢喊哟，不敢喊！陌生之处多凄凉。在家虽饿却受宠，顿然成孤心猝寒！满目生人无怜者，寂寞恐惧已呆板！
　　十多日后忽不见，父亲到处曾打听。人说板车已带走，带到哪里说不清。又说弃儿多半死。死后弃去无死尸。小麦黄时母心焦，亲去那里寻小儿。小儿没曾寻得到，自己好险把命抛（请见本书第八十三章）。
　　年下母亲再去找，没见其人只见衣。是死是活说不定，我家三弟孰归期？
　　时间已去二十载，三弟形影在我心。那时我才上小学，上学之余伴他身。三弟多是我携带，手足之情格外亲。写此心恸泪长流，每每停笔吞哭声！
　　本书开始筹备于一九九七年秋，创写于二○○三年四月廿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