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烈（四）

　　八
　　过后，左宗棠命人对屯垦情况作了一次深入摸底，普遍问题是缺水。河西走廊水源极少，除远在北边的黄河外，还有疏勒河可以利用。
　　左宗棠对兴修水利很在行，他在以前的一次会试落弟后，看淡了功名，却喜欢上了经世之学，整天研究舆地之学。从《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读史方舆纪要》上所载山川险要，兵国争雄的史实上考查出山、水的分布，疆域的沿革，并且绘了不少纸图。他的这些创举曾得到过林则徐的赞赏。
　　现在这些都用上了。但黄河和疏勒河都是河床太低，甘肃地势以黄土高原、山川为主，筑坝拦水，显然利用不上。
　　怎样叫水往高处走呢？左宗棠和虞绍南绞尽了脑汗也没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一天，左宗棠突然对虞绍南说：“绍南，咱们能不能学湘阴老家，用水车车水？”
　　虞绍南说：“我还以为你想出什么好主意呢，原来是这个，我早就想到了，可找了几个木匠一问，他们不会做水车不说，连水车是个啥样，都没见过。”
　　“这倒难了。”左宗棠叹了口气。沉默了一阵，左宗棠拍着脑门道，“我看造水车不难办。”
　　“咋办？”
　　“给沈葆桢去封信，叫他在福建择几个老木匠，派到西北来造水车不就行了，福建也有水车的。”左宗棠说。
　　虞绍南而有难色地说：“叫葆桢办，行是行，可这路远也不好办呀。”
　　左宗棠说：“只有这样，没别的办法了，我这就给葆侦写信，顺便问一下船局的事。”
　　信写好发出后，过了两个月，沈葆桢果然派了十几个木匠来到西北，水车的事就这样解决了。
　　可是，新的问题也接踵而来。
　　沈葆桢叫木匠捎来一封信，这样写道：
季高兄，忽闻朝廷要停办船局，言船局糜赘太重，议予裁撤。如上不察，将船局查封，吾痛心至极，福州船厂自同治五年由兄促成至今，已成为当今第一大船厂，葆桢夙夜匪懈，殚精竭虑，信赏行罚，中外员工，协力同心，船局鼎盛，然要撤办，将前功尽弃，国家有海无防，鹊巢鸠居，异族之垂涎可虑也……
　　信从左宗棠的手中滑落，掉在地上。左宗棠痛心至极。
　　福州船局是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致力筹办的一件大事。后西北吃紧，左宗棠奉旨调任陕甘总督，他把船局政要全交给了沈葆桢。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是林则徐的女婿。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曾国藩推荐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后来，曾国藩对他控制，约束过严，遂与曾国藩互相参奏，两人结怨，他与左宗棠是至交好友，深得左宗棠的信赖。
　　现在船局要撤，等于抽左宗棠的筋，他疼痛难忍。
　　虞绍南将掉在地上的信捡起来一看，脸都白了：“此举太狠，朝廷糊涂呵！”
　　左宗棠脸色铁青，本来就胖的圆脸，现在看起来有点吓人。
　　“这是有人要斩你的尾巴呀，季高。”虞绍南说，“你到西北仍牵挂福州船局，想为国家造出坚船利炮，对付洋人侵扰，这没错呀。可有人挑唆朝廷，干糊涂事，这是谁呢？”
　　左宗棠回过头来，说：“不管是谁，我都要上奏朝廷，保住船局！”
　　“用什么保？葆桢信上已说得明白，你有什么理由说服朝廷？”
　　“你看我的。”左宗棠成竹在胸地说了一句，随唤亲兵都力备墨，他一气呵成一封奏稿。
　　奏稿上写道：
福建船局为治海域防夷人侵扰之举，乃国防大事，断不可少。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或查封，损失惨重，光用白银已三百余万两。目前已成之船，四艘已泊于乌江之上，五艘正在总装阶段，另有六艘正在建造之中。较之购雇，实为货半船倍，利莫大焉。何况洋工技匠已陆续辞去，华人已掌握造船技艺，更非千百万两白银所能比拟。臣于同治五年奏请试造轮船时，预陈非常之举，谤议易兴，事败垂成，公私两害，所虑在此。于私，虽百害臣所不计，于公，虽一害未敢妄为。船局实国家百年大计，振兴国强，窃以为未可一日稍怠也。兹幸得于钦承垂旬之余，稍申倦倦不尽之意，否则微臣虽矢以身家性命殉之，灾于国家奚所稗益？兴念及此，实可寒心。
　　虞绍南细细读了一遍奏稿，点着头说：“此奏疏上去，必当重看。船局保住了七分。”
　　“此话怎讲？”
　　“季高，查撤船局，看似有人谗言割你尾巴，其实，是冲着你进军新疆的大局来的。”虞绍南说道。
　　左宗棠说：“船局与进军新疆，风马牛不相及，是你多虑了。”
　　虞绍南说：“季高，你总督陕甘，建功西北，现在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奏请朝廷出兵新疆，朝廷至今不予降旨，已经说明朝野视你为炸弹，防上你了。”
　　“防我何用？”左宗棠不以为然，“怕我造反，简直可笑至极。”
　　“你认为可笑，朝廷却不这样认为，你位居显赫，手握重兵，且西北疆域辽阔，你已成了朝廷的大患。”
　　左宗棠想想也有道理，满清自开国以来，一直有猜忌汉臣谋反的先例。远的不说，就拿曾国藩来说，平息太平天国后，朝廷为消除隐患，逼曾国藩裁军。曾国藩稍有迟缓，朝廷使用卑劣阴险的伎俩，派官文到湘军中以查哥老会为名，历数湘军劣行，威逼曾国藩就范，忍痛裁掉了十五万湘军之十四万之多。
　　如今，左宗棠握有数万重兵在手，不也成了朝廷的隐患吗？
　　一想到这些，左宗棠对虞绍南的话认同了。便说：“绍南，你说的不无道理。但为保船局，你认为还应该做些什么，才能保住那三分呢？”
　　虞绍南说：“唯有你给曾国藩大人修书一封，让他给朝廷说情，才能保住那三分。”
　　左宗棠说：“给涤生写信不难，他定会相帮，但涤生办事，向来爱听他那个门生李鸿章的，李鸿章狡猾，别把船局保成他的，可就失算了。”
　　虞绍南说：“正因为曾帅有李鸿章这个弟子，我才想这船局能保住。李鸿章现任直隶总督，是太后和皇上跟前的红人，只要曾帅上书给朝廷，李鸿章绝对支持。只是这个喜爱洋务的李鸿章难保会将船局据为已有，他有帮曾帅办上海制造局的经验。”
　　“罢罢罢，”左宗棠说，“只要能保住福州船局，他李鸿章占去，也是朝廷的，是为国家造船的，我也心甘。这就给涤生写信。”
　　写给曾国藩的信寄走没几天，左宗棠忽接兵部发来的“六百里加急”。
　　“什么事这么急呀？”虞绍南闻迅过来问左宗棠。
　　左宗棠从大信套里边掏兵部咨文，边说：“兵部的咨文能有什么，这阵子除通报新疆告急军情外，还不是朝廷及各督府的通报之类，大惊小怪的。”
　　虞绍南说：“是六百里加急呀。”
　　咨文掏出，左宗棠只扫了一眼，便悲声叫道：“涤生去了！”
　　虞绍南抢过咨文，细细看了，如虚脱了般：“曾帅西去，大清失了一根顶梁柱呵！”
　　左宗棠已两眼含泪，傻呆了一般。过了半晌，才自言自语般道：“涤生兄，你走得早了。”
　　随即两行热泪流下。
　　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流着眼泪，面对东南，跪在地上，硬咽道：“涤生兄，你走好啊，你与弟有知遇之恩，虽结积怨，但弟有今日，仗你提携不小，弟凭一时冲动，几次伤你，你都不怪，你胸襟如海，言弟为当今第一号人物，弟不敢当。其实当今第一号人物，是兄也，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弟愧不如呵！”
　　说完，行叩拜大礼，已泣不成声。
　　虞绍南也悲切地说道：“曾帅一生，精忠保国，清廉勤朴，才华横溢，是难得的将相人才，只因‘天津教案’轻听奸臣崇厚之言，名毁津门，给后人留下骂名，可惜呀，可惜！曾帅呀，我们还想请您老人家为福州船局担保，谁知您乘鹤西去……”
　　以湘军总统刘锦棠为首的万千湘勇，闻曾国藩归天，无不悲痛欲绝，他们大多都是当年曾国藩初办团练时的老人手，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从此走上卫国尽忠的戎马生涯，与曾国藩的感情非同一般。左宗棠传令湘军各营军旗挂黑，为湘军创始人致哀三天。
　　其他蜀军、嵩武军等营也为之动容，纷纷赶到湘军大营，为曾帅归天，共同致哀。
　　左宗棠带人到湘军各营，看望众将士，他为曾国藩书得一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遂与虞绍南、刘锦棠言道：“涤翁西去，不光是大清失去一柱栋梁，我等失去贤师良友，还有今后将失去一位相帮相护、德高望重、深明大议的有识之士呵！”
　　左宗棠此言，完全出自内心。自他和曾国藩相识、相知、相交至今，除过性格和处世上相悖而引起八年争论之外，两个相互之间的帮护，可谓世间少有。
　　自道光十九年那年冬天在长沙相识，几个才高八斗的有识之士在一起拜见即将进京赴任的曾国藩时，大家畅所欲言，大谈国事。左宗棠爱发表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总是推翻曾国藩的论据。曾国藩说不过左宗棠，临别时，笑着留给左宗棠这样一句话：“季子自称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语中嵌着“左季高”三字。
　　左宗棠听后，也回了一句：
　　“藩臣当卫国，进不能退，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语中也嵌有“曾国藩”三字。
　　两人都有不服对方的意思。
　　但在咸丰二年，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做幕客，为镇压太平天国，湖南准备自办团练无人主帅时，左宗棠荐贤当时回乡守母丧的曾国藩出山，果然曾国藩从此东山再起，虽历经艰难万险，但位居相侯，足以留名千古。
　　左曾两人的交往堪称当世一绝，说来很有戏剧色彩。
　　曾国藩组建湘勇，声势浩大，却出师不利，首次与太平军交手惨败靖港后，曾投江自杀被救。左宗棠得知后，指着曾国藩的鼻子大骂：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曾涤生，你大丈夫不做，偏要效法愚夫村妇。你去死吧，你死后，我左季高要鞭尸扬灰，想法阻止你入曾氏祖茔。”
　　曾国藩差点气绝而亡，手颤抖着抬不起来，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左宗棠见了，更加气愤，大声说道：“你曾涤生二十八岁就入翰苑，三十七岁授礼部侍郎衔，官居三品，诰封三代，荣誉至极，世人仰慕，皇恩天高地厚，现朝廷有难，委你办团练，平叛逆，偶受挫伤，便置皇上殷殷期望于不顾，视国家安危为身外之事，此为不忠；你将祖训书之于绅，发愤自励，并以此教诫子弟，曾氏上下视你为克家兴业的孝子贤孙，以你为荣，你懦弱无刚了此残生，孝在何处；你召募湘勇，一万子弟点拥入麾下，眼巴巴盼着你带他们攻城略地，克敌制胜，日后图个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你却全然不顾他们的今后，自图省去烦恼，弃之自去，你仁在哪里；众多有识之士，慕名投你门下，为你创大业出资出力，图的是你平天下，建盖世勋名，大家也好攀上高枝，青史留名，也不枉世上一扬，可你一走了之，留下残局，义在何方呢？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名，因你一死，算是背定了！”
　　曾国藩被左宗棠骂得羞红了脸，遂渐死心，立志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左宗棠见激将得法，便留下孙子的“善胜不败，善败不亡”这句话，走了。
　　后来，曾国藩重振雄风，一鼓作气攻下武昌，没忘记左宗棠，向朝廷保奏左宗棠一个知府衔、赏戴花翎。
　　左宗棠闻之，当即拒绝上任，他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
吾乃山人，无非经纶之手，自入巡抚府，两次窃预保奏，过其所期。来示谓以蓝顶花翎尊武侯，大非相处之道。此次克复武昌，吾相距七百余里，未尝有一日汗马功劳，又未尝偶参帷幄计议，何以处己？何以服人？方望溪与友论出处，“天不欲废吾道，自有堂堂正正登进之阶，何必假史局以起？”此言极是，吾欲做官，则同州直隶亦官亦，必知府而后为官耶？且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可称职者，唯督抚而已。以蓝顶尊武侯而压其纶巾，以花翎尊屯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讪笑。特辞之。
　　左宗棠的傲慢，非常人能比，但他自恃其才，把一个巡抚衙门的幕客，竟做到了“湖南只知左师爷，不知骆中丞的地步。”骆中丞即湖南巡抚骆秉章，他这个巡抚之所以能维持，全靠左宗棠给支撑着。许多事都由左宗棠做主，骆秉章为了省心，都同意左宗棠的主意，时间一长，至巡抚衙门办事的人，直接去找左宗棠，而不找骆中丞了。据说，有一天骆中丞在签押房里忽听衙门里三声炮响，惊问何故。下人去看了回来说：“左师爷正在拜发奏折。”骆中丞一听，连拜的是什么折子都不知晓。可见左宗棠在巡抚衙门的地位了。
　　但也有轻视左宗棠是个师爷的。
　　永州镇的总兵樊燮就不理左宗棠。有次他到巡抚衙门，见骆秉章和左过棠坐在一起，他只向骆中丞鞠躬请安，没有问候左师爷。骆中丞当场对樊燮说：“还有左师爷呢。”
　　樊燮打量了一下左宗棠，只说了句：“左师爷你也好。”
　　左宗棠冷眼相对，没吭气。他对樊燮这个总兵有些看不起，早就听说樊燮仗着和湖广总督官文有姻亲，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在永州干尽了坏事，就想治治他，便说道：“樊总兵，前几日，衙门接到永州一些百姓的告状信，说你霸占良家妇女，可有此事？”
　　樊燮一听，气得跳了起来：“你是什么东西？竟敢用这种口气质问我。”
　　左宗棠毫不示弱：“我乃左师爷，今天要审你这个败类！”
　　樊燮怒道：“你一个师爷，有什么资格和我正二品的总兵说话？说我败类，看我不治死你！”说着已跳了起来。
　　骆秉章赶快站起化解，已经晚了。
　　左宗棠一拍几案，骂道：“大胆樊燮，霸占民女，还敢闹公堂，看我不收拾你。”
　　两人都往上冲，骆秉章死死抱住左宗棠，斥退樊燮。但一场大的争斗就此开始了。
　　樊燮一肚子火到武昌找官文告状。官文听后大为不快，早就听说湖南一印两官，骆秉章不主事，全让左师爷这个幕客执政，现又搞他的人。一气之下，便上折给朝廷参左宗棠，又强加了几条罪名。
　　咸丰接到奏折，随即在官文的奏折上批道：“湖南为幕府把持，可恼可恨，着细加查明，若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
　　奏折递回武昌，被湖北巡抚胡林翼知道了，胡是左的诤友，便派人火速赶到长沙，告之左宗棠，让其避开，一面想法求助于他人。
　　当时曾国藩闻左宗棠蒙难，大惊，一边派人找左宗棠加以保护，一边给朝廷上折子保奏。
　　胡林翼又通过好友郭嵩焘买通了探花潘祖荫，潘时为内阁学士，才华横溢，少年气盛，听郭嵩焘说明左樊相争的事实后，拍案怒斥樊燮的丑恶，随即拟了一道折子，这个折子成了一代名奏。奏折是这样写的：
湘勇立功湖南，援应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所向克捷，虽由曾国藩指挥得宜，亦有骆秉章调度有方，但骆之见解，实由左宗棠运筹决策，此天下所共见，久在我圣明洞察之中也。前逆酋石达开回窜湖南，号称数十万。以本省之饷，用本省之兵，不数月肃清四境，其时贼纵横千里，皆在左宗棠规画之中。没使易地而观，有溃裂不可收拾者。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
　　随拜发上奏。
　　曾国藩的奏折也到了咸丰手中。咸丰一看，曾国藩写着“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恩图报，有俾时局。”
　　咸丰奇怪，一奏左宗棠是“劣幕”，借机作恶多端，一奏“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又奏左乃运帷之才。咸丰有些犹豫了。
　　这时，胡林翼的奏折也上来了，简述了永州总兵樊燮陷左的阴谋，又保举左宗棠一番。
　　咸丰帝差人去湖南调查，左宗棠民望极高，呼声鼎沸。永州总兵樊燮确有劣迹。便下诏收回旨意，着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另降旨将樊燮革职，永不再用。
　　左宗棠逃此一劫，遂到了曾国藩属下。
　　当时，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由苏南率军入浙江，大兵猛压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急书向江南大营求救。江南大营出兵两万，由江宁赶赴救援杭州，半道，闻李秀成、李世贤离杭北上，猛扑江南大营，将大营全盘端掉。随之，江南的官军瓦解。
　　这给地方团练出身的湘勇提供了机会。江南危急，只有曾国藩的湘勇一个大军事集团了。
　　曾国藩即奏请朝廷，增加湘勇，与太平军决一死战。朝廷降诏后，曾国藩叫左宗棠去募勇，日后自带。
　　这给左宗棠日后兴起，提供了关键性的时机。
　　左宗棠时值四十九岁，中举已达二十八年，终于有了出头之日。
　　左宗棠在湘募勇，许多人慕名而来，十几天便招募了六千多人，分“前后左右”四大营，配置“前后左右”四总哨，还组成二百多人的一个亲兵营。组建成“楚军”，受曾国藩节制，粮饷由湖南巡抚骆秉章供给。
　　曾国藩也被提升为“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临危受命，责任重大。
　　左宗棠没带过兵，却熟知带兵之道，在长沙金盆岭开训。他训兵与众不同，他首要思想是练将帅，自组一个统领班，由他带领，讲解用兵之道，地形图法，论攻论守，终于训出来了一个过硬的统领班子。王开化、刘典，就是从那时候走上统领职位的。
　　披挂上阵，左宗棠率楚军受命攻打江西的景德镇，游击于乐平一带，以保护祁门的粮道。
　　楚军连克景德镇、乐平，且战且胜，转战于江西、皖南交界地区，箍制了李世贤部太平军，限制了太平军从皖进入江西的军事行动。
　　安庆被湘军攻陷后，李秀成率军又进攻浙江，楚军领命赴浙江剿办，并且该省提、镇以下各官，均由左宗棠调遣。
　　同治元年，西太后慈禧专政，视太平天国为大患，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节制苏、浙、皖、赣四省。
　　时值太平军攻陷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穷蹙自杀。曾国藩保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同治三年，左宗棠攻下绍兴、富阳，占领了浙江。同年十一月，左宗棠被朝廷拔擢为闽浙总督，成为一品大员。
　　太平天国的京城被破后，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统帅占领天京，使天国洪秀全的儿子逃脱，却报奏朝廷天国幼主焚毁，洪秀全病死。左宗棠得知天国幼主逃脱的事后，遂报朝廷，揭批曾氏兄弟。
　　曾左从此结下恩怨。
　　曾左交罪的结果，造成李鸿章扶摇直上的机会。李鸿章募淮军，虽自立门户，但他曾是拜了曾国藩为师的，所以被曾国藩树为衣钵传人。
　　太平天国气数尽后，朝廷视湘军为大患，命其裁减，曾国藩遵旨裁军时，一手扶持李鸿章升迁。虽这样做，曾国藩还是认为左宗棠论才论能，比李鸿章略胜一筹。
　　同治三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大军西征平战乱时，曾国藩奏请朝廷后，将皖南总兵刘松山部九千余人增派给左宗棠，一切听从左宗棠的调遣。
　　曾国藩还是惦念着左宗棠，也曾修书与左宗棠言和，因信中没有将天国幼主逃脱的事作一道歉。左宗棠便负气不复。
　　曾、左二人绝了书信。
　　但在兵部的咨文通报上，经常有交往。那年裁减湘军，曾国藩为保存水师，报朝廷改为经制之师。左宗棠也上奏大力支持，增援给左宗棠的刘松山大将，成了左宗棠的得力部属，刘松山之侄刘锦棠智勇双全，成为左宗棠偏爱的少将军。左宗棠感激曾国藩给他输送了良将勇兵，本想写信感谢，但“天津教案”又起，遂改变了看法。
　　“天津教案”是同治九年，法国设在天津望海楼后的一个洋教堂里发生的事。这年六月，教堂的育婴堂一连出了几起三十多名不明不白的死婴，又出现了一批幼儿拐卖案，有人称是洋教堂所为。天津民众便一片问罪之声，有人趁机煽动围攻洋教堂，要洋教堂有个交待。
　　法国驻天津领事馆领事丰大业，要天津通商大臣崇厚出面干涉，用枪轰散民众。崇厚不敢开枪。丰大业便开枪打崇厚，威逼通商大臣和天津知县衙门，并枪杀天津知县刘杰的侄子。民众大哗，当即群起而攻之，抓住洋毛子一通乱打，竟将教堂内的洋人和领事活活打死。有人趁乱抢劫，见洋人就抢，又误伤了三名俄国普通游人。导致事态度进一步扩大。
　　法、英、美、俄四国联合申明，要大清朝廷严办此案，并且调来各国战舰，开进天津海口，扬言要把天津炸成一片焦土，再炮击紫禁城。
　　洋人举动，震惊朝野。西太后慈禧下旨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查办此事。
　　曾国藩奉命抵天津查办此案，洋人威胁曾国藩将闹事民众全部枪杀，并且给领事丰大业办国葬，赔偿五十万两白银的损失。曾国藩据理力争，不肯屈服。并着人调查煽动者和凶手。抓获二十名闹事凶手正法。但洋人不罢休，又要曾国藩严办天津官员，否则，炮轰天津，直驱京城。
　　为了保全天津，力保京城安全，曾国藩在崇厚的唆使下，使天津三名官员革职、严办，并答应五十万两白银赔偿，但绝没有签应为丰大业办国葬的无理要求。
　　法国公使无奈接受了曾国藩的处理。
　　“天津教案”平息，民众大骂曾国藩为“卖国贼”，曾国藩名毁津门，他自己陷入人生耻辱的深渊，也得不到后人的谅解，骂名写进了历史。
　　左宗棠闻之，气愤难忍，在给朝廷的咨文中写道：“津郡事变由迷拐激起，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索赔似可通融，索命则不可轻允，惩办地方官员亦非明智之举，正宜养民锋锐，修我戈矛，示以凛然不可侵犯之态，方可挫夷人凶焰而长我中华之志气！”
　　曾国藩看到兵部咨文上左宗棠指责他办“天津教案”的话，当时昏晕过去。
　　曾国藩一病不起。刚好，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朝廷命曾国藩回两江督任，调查马新贻一案。遂卸下这个“疆臣领袖”的直隶总督，转交给了李鸿章，使李鸿章一夜之间成了朝廷重臣，以协办大学士递补。
　　当时的内阁相位，由四个大学士其中三个协办，曾国藩以武英殿大学士为首辅；其次为朱凤标；复次为瑞常；又次为瑞麟。
　　到了这年三月，瑞常病疫，李鸿章升大学士；六月，朱凤标致仕，文祥以协办升大学士，同时改瑞麟的称号，本为文渊阁大学士，改称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接曾国藩的称号为武英殿大学士；文祥为体仁殿大学士。八月单懋谦以协办升任文渊阁大学士。自此以后，四大学士班行，以文华、武英、体仁、文渊为序，同治十三年瑞麟病疫，李鸿章改文华为首辅，文祥改武英为次辅。李鸿章稳坐相位，掌握重权。
　　后来，左宗棠以举人拜相，抵单懋谦的缺；而单的殿阁为文渊阁，故以东阁大学士授予左宗棠。
　　曾国藩、左宗棠皆以文人而领兵打仗，都最终封侯拜相，成为传奇式人物，他们俩的文采虽没有被发挥出来，但他们的奏折，都被当朝上下称为文采纷呈，是上等美文。
　　左宗棠在后来的征战中，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中国屡次被洋人所欺，主要是中国没有强硬的战斗武器，没有坚船利炮，无以和洋人对抗。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绝不向洋人低头，掀起“鸦片战争，”以失败告终的原因，主要是武器不先进，比不上洋人的洋枪洋炮。回过头来，再看“天津教案”的处理，朝廷的畏缩是注定了的。曾国藩陷入两难境地，实有难言之隐呵。
　　左宗棠理解了曾国藩，在大将刘松山战死金积堡后，主动给曾国藩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一来请曾国藩给刘松山写墓志铭，以此为契机；二来委婉地道出对曾国藩所处境地的理解；三来表达了他对曾国藩为国之忠的敬佩。
　　左宗棠的这封信，使曾国藩垂危之时，在江南名士怨他当年没有借平息太平天国之势，光复汉家河山之时，聊以自慰。
　　曾国藩在垂暮之际，感慨万端，以“当今天下左宗棠为第一人”而告终。
　　九
　　京城。皇宫。
　　福州船局最终还是保住了。
　　朝廷里有人建议撤福州船局，主要是针对左宗棠来的。奏折里主要提到左宗棠位居显要，怕是后患。
　　慈禧接到折子，看后心里委实不安，本来要大笔一挥，准撤无异议。但同治帝有不同看法：“现洋人张狂，凭坚船利炮欺我大清，侮辱之事多矣，福州船局能自制战舰和大炮，扬我国威指日可待。船局不能撤，且要办好。西北左宗棠之威可削减，下诏不让他再插手船局，切断他的尾巴。皇阿爸，你意如何？”
　　慈禧抬眼直了一下自己的亲子，虽不悦，但同治说的不无道理。这几年母子之争，她虽占上风，可心里一直不舒服，同治所为，常不能按她心想的来，朝野上下已议论纷纷，她有时也想放手叫同治去理朝政，但就是不放心。她的这个儿了，是铁不成钢呵！
　　她时常这感叹。
　　前几天又接到左宗棠的奏折，言明福州船局已用的银两，首实吓了慈禧一跳：这么多，怎么一直没有感觉到呢？
　　由于心疼钱，又一心要修圆明园，慈禧便准了不撤福州船局。
　　“福州船局可以不撤，但要严管，就叫李鸿章今后过问吧，归到上海船局，统一节制，别再浪费金银了。”慈禧等了半天，这才说道，“还有，左宗棠一再奏请规复新疆，这事一直拖着，我想这事一定要慎重，左宗棠三番五次上奏，能没异心？西北之大，疆域之辽阔，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左宗棠可不是曾国藩，他狂傲自负，新疆军务绝不能叫他办。我意授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派遣所属出关增援，他为新疆督办粮草，再以内阁学士袁保恒为帮办，也可牵制住左宗棠。”
　　同治沉默不语，他对景廉为钦差大臣颇为不满，景廉任乌鲁木齐都统，驻守奇台，不求进取，置列强侵扰于不顾，让他督办新疆军务，恐难成功。但皇阿爸已定，他也不好反驳，就顺水推舟：“就按皇阿爸的旨意办。”
　　同治明白，如果他反对，母子俩人又得一番口舌。他很痛苦这样的纷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