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的疼痛（七）

13
　　作文比赛开赛在即。我和韩小娟整装待发。所谓“整装”，就是将一套换洗衣服塞进书包里，还放了吴老师给我的那摞油印资料。韩小娟提了一只漂亮的小皮箱，我不明白她要带那么多东西去干什么，只有两天。
　　领队却是教外语的彭抗美老师，理由是她家里住县城，她趁机可以回家一趟。也就是说，她搭我们的便车。其实，我和她都是搭韩小娟的便车。韩小娟的父亲是副县长兼县委副书记，他派了一辆小车来接我们。当我看到那辆乌黑发亮的小车时，我想，这可能是我参加这次作文比赛最大的收获。
　　韩小娟坐在前面，她的左边是司机，她一口一声“Ｘ叔叔”，我总没听清，是秦叔叔，还是宁叔叔，还是金叔叔，好像她每叫一声前面那个字的发音都不同。也许，这就是韩小娟的风格，她时而用普通话，时而用港台腔，时而用长沙话，把一个称呼演绎得婀娜多姿，以这种水平参加作文比赛，必拔头筹无疑。我默默地坐在后排，旁边是庞大的彭抗美老师，她占了后排座位的三分之二。她的右腿和我的左腿挨在一起，我的这部分像一根干柴，而她的那部分则像公路上的压路磙子。我惭愧地把脚收拢，彭老师望着我也不好意思地笑笑。
　　心里有底吗？她问。
　　我在继续观察我们的腿部，没有回答。
　　看不出你还会写作文。
　　她把腿向自己那边靠了靠，这是一种身体语言，我明白。
　　我写得不好。
　　能参加作文比赛，就是一把好手了。以后把外语成绩也要提高上来。
　　外语好拗口的。
　　所以才是外语嘛。不过，你想想，外语也就是外国人的语文，和语文还不是一回事。你学得好语文，没理由学不好外语。
　　彭老师的话倒是在理，可是她不明我的底细。我也不好打肿脸充胖子，如果要我的腿再肿大一倍，赶上彭老师的腿，那还不如把我的腿锯掉。说不定，一锯掉我还能成为张海迪那样的人物。哎，别想起要去成为谁了，王子凡还能成为谁？能成为王子凡就不错了。我不是一样的可以参加作文比赛吗？达德中学才两个，其中一个是县委副书记的女儿，另一个就是我王子凡。
　　郑海波讲我走运气，好事都让我给拣上了。我唬他：那还不是因为我是王子凡！
　　小车进了县城。县城还是蛮气派的，路宽但不觉得宽，车太多了；楼高也不觉得高，大家都比着。红绿灯我也是第一次看见，最威武的是警察，他指东你不敢站西。小车只到县委去，那是韩小娟的家。我和彭老师在县委门口下了车，那张门吓死人，有五六个达德中学校门那么大，还站了一个士兵，腰间那玩意一看就知道他妈的是真格儿。不读书，在这里站一站也够威风的。我想。彭老师把我拉走了。
　　我们先参观了比赛地星沙中学。彭老师说，这是全县最好的学校。果然如此。与它比起来，达德中学活脱脱一个乡巴佬。校门虽然大约只有县委的一半，但也有达德的两三倍。教舍都是新的，栽了好多树，还有足球场和花园。我想吐一口痰，都有点胆怯，不知道该往哪儿吐。痰在喉咙里打转，弄出一些声响，彭老师指着一个漂亮的熊猫说，吐到那里面吧。我走近一看，熊猫的嘴张得老大，里面都是垃圾。原来这是一个垃圾筒，我还以为是校园内的雕塑呢。我对着熊猫的嘴巴狠狠地吐出一口浓痰。
　　然后，彭老师把我带到距星沙中学不远的一家小旅社，叫光明旅社。跟我办了一个晚上的住宿手续，她交了十块钱给那个老板，又给了二十块钱给我，要我自己解决今天的晚餐和明天的早餐。她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县城？我点点头。怕不怕？我摇摇头。她说，那我就回去了，明天上午八点在星沙中学校门口见。我说，你回去吧，明天见。
　　彭老师走后，我一个人在街上游荡，一边走一边记着一些标志，这样就不会迷路。在大街上走，没味，尽看车。我拐进了一条小巷，我看见口子上有一个卖糖葫芦的摊子，摊主个子高高的，披着长发，我一直在想，女的长这么高的个子，找不找得到男人。猛然，一声“卖糖葫芦哎”吓我一大跳，再过细一看，的确是个男人。男人的头发留那么长，真是无耻！前头有人在打桌球，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女的每打完一杆，就要到那男的腮帮子上咬一口，周围没有人好奇地看着他们，这让我觉得很好奇。如果那次我和小芹在这里亲嘴，不就没一点事了。我想起吴老师教我们的，有关记叙文的三要素，人物，时间，地点，这都是很重要的。看来亲嘴也是如此，做其他事可能也是如此，下次自己得多长个心眼。
　　一条巷子经不起几走，我又到了另一条巷子。这条巷子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它的两边摆满了菜摊子，很多人在卖菜，更多的人在买菜。叽叽喳喳，像一棵树上蓄满了麻雀。前头一个买菜的妇女和一个卖菜的妇女吵得很凶，买菜的妇女手里拿了一把墨耳菜，说，七毛！卖菜的妇女把头一甩，不，八毛！
　　七毛！八毛！七毛！八毛！七毛！八毛！
　　买菜的妇女把菜往地上一摔，八你咯尸，不买了。被卖菜的妇女一把拖住，好端端的菜摔成这个样子，想走啊，陪！其他卖菜的男男女女也一齐高呼：陪！
　　买菜的妇女见状，回转身，双手叉腰，我摔了，你们又怎么样？我丈夫是工商所的，明天就可以把你们全都赶走！
　　卖菜的全都不做声了。那个妇女捡起那把墨耳菜，理了理叶子，闷着脸说，还好，没摔坏。又把它放进菜篮里。
　　这条街上所有的眼睛都一齐放射出无限崇敬的目光，投向买菜的妇女。每一个人都发自内心地感到，她太伟大了！这辈子能找个在工商所做事的丈夫，不管是搞饭的还是守门的，只要是工商所的人，打个屁都是香喷喷的。中国有几个工商所，一个工商所又有几个人，她竟然能在工商所里扒饭吃，不由得不令人肃然起敬。
　　我跟在这个买菜的妇女后面走，我愿意做他的跟屁虫，分享哪怕是一点点别人的崇敬。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似乎谁都看得出我是个想沾光的小瘪三，他们的眼角都不瞅我一下。我只好改弦更张，在一个油条摊前停下，花两块钱买了四根油条，一边走一边嚼起来。
　　我应该往回走了。我记得自己大概穿过了三条巷子，按照记忆，我逐渐向心目中的光明旅社靠拢。但是，我由于缺乏经验，犯了一个大错，我记的标志都是摊呀、店呀，一到晚上这些摊店要不关门，要不就收摊走了，而城里的十字路口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下把我搞蠢了！我估计往回走到旅社顶多只要半个小时，可我走了近一个小时还没找到线索，而且连刚进城时的那条大街也找不到了。我就问，先问光明旅社，没一个人晓得；后来我灵机一动，问星沙中学。大家都知道。虽然问了五个人，有两个人指的是相反的方向，我还是根据自己的直觉，找到了星沙中学的大门。
　　天已经黑了。光明旅社离星沙中学不远，彭老师带着我往右走了约二三百米，再进一条小巷就到了。可我把校门右边的巷子都走遍了，还是找不到那家光明旅社，我既心怯，又力乏，看见一栋关着门的屋子前摆着一把椅子，便坐了下来，我有些困了，天气也凉了下来。我想，就在这把椅子上过一晚吧，天亮了再找，我的换洗衣服还丢在旅社呢。
　　忽然，门“吱呀”一声开了，走出来一个老头，他把一盆脏水泼到街上，我对他好面熟。问道，老人家，请问您知道这附近有一家光明旅社吗？老头诧异地看着我，惊呼，哦，你就是下午一个女老师带来的那个学生吧？我们等了你好久，还以为你被人贩子拐骗了。你要明天早晨还不回，我就要去报警了。你看看门上。
　　老头指着门上。
　　我知道了，这就是下午彭老师付钱的那个老板。而门上挂着的一块匾上真切地刻写着“光明旅社”四字，因为是绿色的字，晚上实在难以辩认。
　　我进了屋，上了楼。老头问我洗不洗澡，我说洗。
　　老头说，只能到厕所洗。
　　厕所在一楼到二楼的楼梯间的转角处，地方狭窄，单坑。坑这边还有约摸两尺见方的一块，铺了薄薄的水泥，上面挂着一只莲篷头，每隔二点五秒钟就要滴下一粒黄浊的水，把水泥地面砸得发出金黄的响声，承载水滴的那个部位有一圈已经黄得发黑，像李逵的眉毛。弯角的小水池上也伸出一个龙头，用一根鞋带样的绳子狠狠地捆着，仿佛那里正在开一场批斗会。龙头锈得像一个极少使用的、名存实亡的成语。
　　拉亮电灯，十五瓦的灯泡懒懒地发着光，灯泡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蛛网，灯一亮，吓得一只小蜘蛛落荒而逃。关上门，门栓坏了，无法倒栓上。我想，在这里洗澡，要是有人进来解手怎么办？尾巴都藏不住呀。我索性取下莲篷头，扭开，把脚冲洗了，又抹了一把脸，回到房里就呼呼大睡。
　　睡到第二天天亮，我的意识已然混沌不清。我以为自己还睡在达德中学的１２８寝室，心里正纳闷，怎么还不响起床铃？猛然一个翻身，套好衣裤，打开门，对着楼下的老头，请问什么时候了？老头说，小伙子，昨天睡得晚，再睡一会吧，才八点一刻呢。
　　我赶紧背起书包，往外面跑。跑上大街，正好碰上彭抗美老师拖着胖乎乎的身体往这边跑。她一见到我，气喘吁吁地说：“快，快，八点半就不准进考场了，你，你自己跑吧，我跑，跑不动了，在，在３１６教室。”
　　我一溜烟先跑了，在星沙中学校门口，传达室的人喊道：“干什么的？”我一边跑一边告诉他：“参加作文比赛的。”
　　我跑到３１６教室时，教室里坐满了人。监考的老师看了一下表，说，迟到了２８分钟。我看到一张空位子，便过去坐下了，课桌的左上角贴着一张长方形红纸，上面用毛笔写着我的大名。
　　监考老师走来了，交给我一叠稿纸，检查了我的学生证；然后说，作文题在黑板上。我坐着喘了几口气，满教室望了一圈，韩小娟坐在中间那排的中间，她的羊角辫直直地指向空中。她急急地在稿纸上写着，没有注意我在看她。我再看黑板——
　　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可以使用除诗歌之外的任何文体，字数５００—１０００字。
　　时间：８：３０－１０：３０
　　天啦。吴老师的油印资料上根本没有这种类型的范文，李雁君借我的那摞作文选里面也没有！空白。脑海中一片空白。这时，我想起吴老师用一句话告诉过我作文的诀窍?——当你把作文题目读懂之后，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于是，我读起了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觉得这个题目蛮有趣的，比那些《难忘的一课》《记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要有趣得多。这样的题目，写不出也认了，只怪自己水平不高。吴老师不是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吗，还是写一点吧，总要对得住这次机会。
　　我想，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那么，我将把我的记忆全部移植给别人，那些要考大学要背书的同学，要多少我都给。我呢，没有记忆了，我喜欢做一个没有记忆的人。没有记忆，我就可以很轻松地应付许多事情，我非常自由，因为我不对过去负任何责任，我总是活在现在，活在由现在通往未来的那一刻，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
　　我又想，如果我的记忆全部移植出去了，那么我很可能会变成一棵树，我的绿可以给人们遮荫，但我不要记得给什么人遮过荫；我的枝干可以做房子，但我不要记得是建的庙堂还是建的茅房……我也可能变成一朵云，云轻得很，一看就知道是没有记忆重负的，在天空飘来飘去，对我很有诱惑力，我想下雨的时候就下雨，想刮风的时候就刮风……
　　监考老师在讲台上说，请大家交卷。
　　我还匆匆忙忙地写完最后一句话，草草收兵。我几乎和韩小娟同时交卷，同时走出赛场。彭抗美老师站在走廊里等着我们，她的额角上还有汗迹，那是为我跑出来的。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想，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应该多移植一点给彭老师，哦，还有李雁君，还有小芹，也许还有吴老师……算了，本来就不多，分一点点给他们没用，只给一个人又不公平，还是留给自己用吧。
　　好写吗？彭老师问道，不明确是问我还是问韩小娟，也许两人都问了。
　　韩小娟满面春风，好写。我写得收不得场哒。
　　你呢？这下彭老师是问我。
　　不觉得好写，不过，我本来就不会写。反正，开头也有，结尾也有，随它去。
　　韩小娟扯着我的衣袖，喂，你是怎么写的？
　　我摸了摸后脑勺，对不起，我也不记得了，我的记忆被移植了。
　　那你不是植物人了？
　　对，对，我现在是植物人。
　　韩小娟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那你看看我是谁？
　　你，你是狗不理。
　　韩小娟又指着彭老师，那她是谁？
　　她，她是不理狗。
　　彭老师和韩小娟笑得直不起腰来。
　　韩小娟说，我写道，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那我就要先移植一些科学家爷爷的记忆，让自己在科学研究中获得重大成果；再从文学家伯伯那里移植一些记忆，使自己创作出不朽的经典作品；还要从历史学家那里移植一些记忆，让我通晓历史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我想，难怪她说收不得场哒，还有艺术家、军事家、地理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劳动模范，甚至还有工商局某某的夫人，移过来都可以派上大用场的。
　　彭老师说，韩小娟获奖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也是这样想的。
　　韩小娟还要在家里住一天，今天才星期六呢。我和彭老师走到车站坐长途客车。车站很大，一车站的大巴中巴，一车站的人。到了这个地方，才感觉到中国的人多，黑压压的一片，虽然不断地有人上车，但候车室里的人从未减少过。
　　彭老师买了票，说，我们先去吃中饭。我才记起自己还未吃早餐，肚子真的咕哩咕咙闹革命了。彭老师带着我来到车站旁边一家粉店，一人要了一碗粉。我把昨天剩下的钱都给了她，她说，你只吃了这么一点？我说，我没吃早餐。彭老师一拍大腿，哦，我应该想得到的，带个面包到赛场去就好了。
　　吃完粉，彭老师又跟我买了一个面包，我当仁不让地吃了。这里的面包比我们学校做的要好得多，我怀疑我可以一气吃下十几个。我不能做高三那个傻子，所以，吃一个也差不多了。
　　上车的人很多。我和彭老师正好坐在一个双人座上，彭老师一上车就有点想睡觉的样子。我则莫明其妙地想起上次和韩小娟在客车上的情景，下意识地瞅了一眼彭老师，她穿着蓝色西装，刚才吃东西，又挤上车，所以扣子解开了；里面是粉红色的衬衣，最上面一粒没扣，第二粒也扣到了脖子那里，紧得连衬衣领子都翘起来了。头微仰着，胸部挺得老高，像宣传图片上的喜马拉雅山一带，白色的乳罩渗过衬衣的粉红，典型的雪域风光。不过，彭老师穿得很规整，基本上无隙可乘。也许是察觉到了我的目光，彭老师眼睛都没睁，利索地把西装扣好。
　　我也学她的样子，靠在座椅背上，微躺着，一歪头就睡了。
　　14
　　回到学校以后，好长时间我都没从作文比赛的兴奋中缓和过来，我一直觉得那是一场梦。每次我和李雁君谈起那天晚上的迷路，她就乐不可支。但她不说什么，只是笑，时不时用手掩着嘴，好像那是一个藏宝的山洞。
　　吴老师也是最关心这件事的人之一。他一见到我就催促我，赶快把自己参赛的作文默写出来，给他看看，大致是个什么情况。我不想这样做，就说，我根本就不记得自己写的东西去了。吴老师显得很失望，说，那直怕白跑了一趟。我说，总要有人白跑的，不然比赛就没有意义。
　　他又问，听彭老师说，你前一天晚上一个人在外面玩，迷路了；比赛那天，又迟到了。
　　我说，您的意思是，我并没有白跑一趟？吴老师突然仰头大笑，头仰上去也还是歪的，脖子便极难受，所以，这个姿势他不常用，除非是觉得特别好笑。
　　由于４１班和４２班各有一名同学参加全县中学生作文比赛，高一年级的期中考试推迟了两周。同学们都紧张地复习着。那些成绩好的总是一个劲地吹牛皮，什么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其实有几个能做到这样，大多是大考大紧，小考小紧，不考也紧。王子凡倒算得上是少有的“不紧”之列，但也未曾刻意要去大考大玩，小考小玩，反正是玩呗，又何必分出大小呢？
　　这一向天老爷好像也在复习迎考一样，每天都是紧绷绷的，云层压得很低，但又不下雨，只是一味地阴沉着，看样子他也有好多难题做不出。改一句老毛的诗就是，天若参加天不过，人间考场是地狱。这是我在操场上听了郑海波念的脱口秀之后，自己创作的得意之作，怎么样？我还不是那样不开窍吧。不过，在父母和老师们看来，这个窍是开在后脑勺上的，属于小聪明之列。小聪明不好吗？小聪明能给人带来快乐，这就足够了。
　　那天天气转好了，晚饭后，我和李雁君去学校前边的河边散步。这很容易让我想起几个月前在路口中学的那个晚上，我在路江边邂逅小芹的情景。历史常常是惊人的相似，但记叙文的三要素都改变了，时间也换了一副面孔。
　　我和李雁君没有任何约定，几乎是同时走出学校大门的。六点吃晚饭，七点上晚自习，中间一段是一天中最轻松，最自由的。男同学蜂拥在篮球场上，一顿乱扒乱抢；女同学则把洗衣房挤得水泄不通，大搞群众卫生运动。
　　我也常去篮球场，对于篮球，我还有一段古老的情结。在虹桥中学上初中时，我是班上篮球队的主力，在组织后卫那个位置，我总是有超水平的发挥，因为我往往一不小心就抢了前锋和中卫的饭碗，我们班主任老师兼教练再兼领队大声吼道：“整个这支队伍只看到你一个人在打球。”我不知道他的语气是骄傲，还是气愤。我偶尔也在场下，但明摆着，我平时横冲直撞搞惯了，大家也都适应了，我一不上，他们几个面面相觑，看着球在面前滚，谁也没想到要去碰一下，这样就让对方轻易得手。我只好再度临危受命，披挂上阵，让我的四个同伴拚命地围着我转。我没在时，一般都要被别人拉下二三十分；我一上场，虽然有时被人家拉得更开，但我队的控球时间明显增加。我的作用之大可想而知。
　　后来，我不太长个子了，对抗能力有所减弱，抢球老要犯规，带球则常常走步。有一次班际比赛，我班与另外一个毕业班争夺倒数第二名，我这时已经不幸沦为替补，但我们班开场不久就落后了十几分，其状惨不忍睹。就在这关键时刻，班主任老师兼教练再兼领队想到了曾经屡立奇功的我，他果断地做出了换人的决定。我刚进场，手还在扯运动裤的裤带子，掷边线球的我方队员就极其信任地将球抛给了我，我急忙接住，定了定神，面对三个上来逼抢的对手，我抱着球围着球场猛跑了两圈；然后，巧妙地躲过对方的啦啦队员，将球稳稳地送进了另一个球场的篮框。最邪门的是，戴着１２００度眼镜的物理老师兼裁判，竟然高举右手，手指做成“Ｖ”状——他判这个球进了！原来，他以前从未接触过篮球，这几天比赛搞得红红火火，他看得心里直痒，便主动找到比赛组委会要求当裁判。组委会正愁裁判少了，老是两个体育老师在那里吹，着实太辛苦，既然有人申请，那太好了，就让他吹我们这一场。结果，他就做出了世界篮球史上最伟大而又最荒谬的判定。
　　想起来，人要出名真的很容易，死读书是最笨的一着。你看我们那敬爱的物理老师，读了一辈子书，把近视读到１２００度，四十多岁了老婆都没找到，吹一场篮球他就成了虹桥镇的大名人，而且做媒的络绎不绝。不久，他就选择了一个模样也还清秀，但一天到晚只晓得傻笑的姑娘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听说那小子有味极了，生下来就一直没有哭过，只是笑，跟他妈妈笑得一模一样。
　　在路口中学，我不太打篮球，因为那里的篮球场都是高年级的天下，我们新生挤进去只会挨凑。达德正相反，篮球场上很少见到高年级同学的身影，他们的鼻子底下都是书。所以，天气不太热的时候，我也可以到球场上威风一下，凭着在初中练就的老底子，抢几个篮板投几个空心都不是大问题。有一回，我眼睛的余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李雁君和另外几个女同学正在旁观，好像还在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这时，球正好到了我的手里，而我的脚还在三米线外，我运了两步球，马上来了个跳跃远投。球一出手我就知道他妈的演砸了，由于过于讲究姿势，致使发力不够，球既没擦上篮板也没挨上篮框，而是径直落到了篮板下面像猿猴一样张开双臂的童超手里。童超说，王子凡真的是出手不凡，本来想投篮，结果变成一记妙传。我好不沮丧，加上球场上磕磕碰碰的，我老担心有人在后面揪我的尾巴，水平根本不能正常发挥出来，以后就很少去篮球场了。
　　李雁君看着我过来的，在我正向校门走去的时候，她已经到了校门口。她便稍稍放慢步子，问我，出去散步？
　　我说，也不叫散步吧，遛遛。
　　那我们一起走？
　　这时，我们已经肩并肩了，好像感觉太亲近了点，自觉地又拉开一些距离。
　　往外走的人很少。我们一边说话，一边慢慢向河边走去。那河我只远远地望过，大小与路江差不多，只是路江很直，而金井河一个劲地在山间田地里拐弯，仿佛一个人脚上松了的鞋带拖在地上。我不由得想起了小芹，她现在在哪里呢？而我现在，正和另外一个女孩，走在另一条小河边。不，是同一条河。
　　哎，你对星沙中学感觉如何？李雁君两只手插在口袋里，她的个子看上去比我还要高一点。
　　没什么感觉。不好玩。
　　有哪里的学校好玩？好玩就不要上学。你没听那些社会学家说，学生是我们时代最苦的一个阶层。
　　也不能怪时代，许多是我们自讨苦吃。你看贾孟雄那些人，你请他玩他也不会玩，有半分钟没看见字，他就担心会遗落什么。不得神经病才怪呢。
　　你倒是道理一套一套的，为自己贪玩开脱。
　　每个人都是在为自己开脱，比如“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就是他们为自己读书开脱，现在几个人不往钱的屁眼里钻，你给他一百万看他还有没有这么发狠。实话实说呗，还要绕个那么大的弯子，把９６０万平方公里都包进来，累不累呀。
　　你这么聪明，加把劲，成绩肯定能上来的。
　　我一看书就没劲。不知道是书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告诉你吧，我来这之前就是在星沙中学读书，我还是蛮喜欢那所学校的。
　　那你为什么要到乡下来呢？
　　我爸硬要我来，说乡下学校的风气好些。而乡下的中学，又数达德中学风气最好。
　　你和韩小娟是同学吗？
　　在星沙中学我们是同一个班，但我和她不是朋友。因为，我爸爸和她爸爸不是朋友。如果她爸爸不从市里调过来，那她爸爸现在的位子就应该是我爸爸的。
　　哦，你因此而不喜欢她？
　　也不是。我们之间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就是不交往。
　　上次作文比赛你也可以去呀。
　　教育这一块归他爸管。我爸知道韩小娟要占一个名额后，就不要我去了，而且叮嘱龚校长另外派一个水平差一点的，因为，韩小娟是肯定要获奖的。一个学校如果两个都获奖，就不好平衡了。这就是你能参加比赛的主要原因。都是秘密，我本不该告诉你的。
　　难怪，你帮我搞了那么一大摞作文选，原来是想我比赢韩小娟。
　　李雁君摇摇头，她望着前面的一座山，发出一声冷笑，我从未听见过她的这种笑声。你比不赢的，我就是搬来一座图书馆给你，也是白搭。我那样做，仅仅因为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组织上应该表示对你的关心。
　　说完最后一句，李雁君脸上的笑就变暖了，而且是望着我了。我喜欢她这种转变，我害怕看到一个女人阴冷的笑，那里面一定藏着一些，甚至是许多你猜测不到的东西。
　　天黑下来了。我才想起一件事，忙问李雁君，快到七点了吧？
　　我没有手表。
　　李雁君手上带着一块精致的女式手表，她的时间应该也精致一些。可她手腕都没抬：“七点早过了。你想去复习了吗？”
　　我说：“无所谓的，我没有复习这个概念。”
　　“那就走走吧。吴老师这两天都没来检查，他晓得要考试了，都在复习。”
　　我们继续向前走着，流水也在走，夜晚也在走，一小瓣月牙也小步小步地紧跟着，组成了一支队伍。四处弥漫着野菊花的香味，夹杂着泥土的腥气。天上没有星星，一瓣月牙的亮度是有限的。秋末了，偶尔一股风刮过，就有一阵凉意。我倒是不打紧，李雁君穿得不多，高领真丝衫外套着一件小背心，西装连扣子都没扣上。
　　在一块草地前，她停下来了。
　　还记得你那次在相思酒家请客吗？她问。
　　那次应该算你请客。
　　出钱和请客还是不同的，等于你拉的赞助嘛。
　　赞助这么好拉，那我会天天拉的。
　　第一次好拉，第二次可就难罗。
　　我也不好意思再要你赞助了，除非是组织上的关心。
　　王子凡，有一件事不好启齿。
　　你说吧。
　　我，我好想摸摸你的尾巴。
　　现在？
　　我惊问道。李雁君茫然地望着我，好像望着旷野里惟一的一棵树。刚才和我们一起走着的队伍，流水不走了，月牙儿不走了，夜晚也不走了。
　　我在草地上躺下来，斜着身子。尾巴从裤子里钻了出来，如一只小壁虎游荡在李雁君的掌心。她摩娑着，揉捏着，说，长了一点点毛。我想起了龚校长的尾巴，便问，有斑没有？她拿着反复看了看，说，看不太清，好像没有。
　　过一会，我说，我要打屁了。
　　李雁君朗然一笑，没关系，你打吧。
　　她话还没答完，我就迫不及待地把屁打出来了。好在天地开阔，气味一下飘散了，没有影响李雁君的兴致。突然，她俯下身，把我的尾巴塞进她的嘴里，弄得我全身一个激棱。我说，好久没洗澡了。她也顾不上回答，口里满满的。在她舌头的拨弄下，我感觉那条小尾巴像活物一样，它仿佛离开了我的身体，变成了独立的个体。它自由自在地游荡着，在深度的温暖里。
　　李雁君有些累了，她在那里喘着粗气。我正要把尾巴放进裤子里，她说，慢着。她从西装兜里掏出一个纤维袋，去装了一袋河水回来，然后轻轻地把尾巴放进水里，洗干净了，又用手帕将它抹干。
　　冷吗？她问我。
　　我摇摇头，问她，你有尾巴吗？
　　我问得太唐突，李雁君脸都红了。她摇摇头。
　　你还看见过有尾巴的人吗？
　　她顿了顿，也摇摇头。
　　这时，我发现了她的胸部，在疲劳和羞涩中起伏。我问出了一个我想过很久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女孩子胸脯很平，而有的则很饱满？
　　李雁君俯首瞧了瞧自己的胸部，又用手在下面托一托，好像在称那两个奶子的重量。我也伸手在下面托了一托，又软又轻。我说，我还以为它好重呢。李雁君细细地说，好重我怎么驮得起？
　　你的奶子是什么时候开始长大的？
　　奶子？丑死了！你叫乳房好不好？
　　乳房。乳房。我又用手去托了托。李雁君说，我们得回去了，马上就要响熄灯铃了。我腾地站起，才发觉身上许多地方硬梆梆的，衣服裤子都衬得变了形。走路的时候总不利索，像铁拐李。
　　我把李雁君拉起来，两人悄悄地潜回校园。
　　刚进寝室，刘大伟、郑海波他们正好从教室里回来。刘大伟劈面就问，王子凡你一整晚连鬼影子都找不到，跑到哪里去了？我说，还不是吴老师，要问我班上这一段纪律情况，我晓得个屁，我就说好好好。
　　我很快就梭到床上去了，但我睡不着。
　　我仿佛躺在河边的草地上，流水、月牙和田野交织着一片虚拟的光亮。我用手托了托，问道，你的奶子什么时候长大的？奶子？丑死了！你叫乳房好不好？乳房，乳房。我又用手托了托。
　　这一晚我睡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