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桃李芬芳（父亲倒酒、蟑螂）

　　父亲倒酒
　　在这一些感动的日子里，我逐渐地感受到了父亲那颗对讲台无限眷恋的心。父亲无奈地走下神坛的那些日子，那些巴望着父亲倒霉的浅陋者为父亲被剥夺的饭碗酸不溜秋地说着些脏不拉叽的嘲讽，认为父亲是为了那每月并不太丰厚的工资为了一个瓷做的饭碗而用酒来诅咒生活，这不禁也让我真想套用父亲高傲的鄙夷：一群没有知识的下里巴人。
　　父亲望着我每天春风满面地来回十分高兴，总是时不时地蹭到我的面前来套个近乎。
　　“流，孩子们听话吗？”
　　“你给孩子们讲故事了吗？”
　　“孩子们有没有问起我呀？”
　　……
　　父亲仍然端着一杯酒，他陪在我的身边，时不时抿一口。话多了，酒也酣了，酒精全肆意地在他的脸上涂抹起一道夕阳。父亲红着脸庞，那酱紫色的的脸庞在乡村的黄昏的苦楝树下泛着光芒。这是忧郁的大师信手而就的一幅抽象画，没有规则，只显得有点古朴苍老。
　　我一直反对父亲喝酒，不管他是喝高了还是小呷一杯，我总认为酒精对他就是一种毒害。但我知道我反对父亲一般都是没有作用的，随便我怎么反对他，他依然改不了喝一口的习惯，所以，这后来，我基本上是不再对他说“不要再喝了”之类的话的。
　　但今天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想说说他，看着他陪在我身边问孩子的事，我突然就刺激了他一下，我说他：“孩子们总是问呀，老周老师又没有喝酒吧，特别是那个孙宇，他总交代我，千万不要让老周老师再喝酒了。”
　　我拿孙宇的话来整他，其实那孩子见着我还不老远地便躲开，我只是看父亲老提起他才替他杜撰几句话来整父亲。
　　父亲顿时不安起来，他来回地踱着，又情不自禁地举起酒杯。
　　我知道我突然间涌起的灵感对父亲起作用了，就嚷道：“爸。”
　　父亲看了我一眼，顿时明白我的意思，他把酒杯里得不多的酒一咕隆地洒了，然后望着地板上一圈湿处说：“回去，去告诉孙宇，你就说，老周老师把酒洒了，老周老师、老周老师戒酒了。”
　　父亲说话的声音打着哆嗦，就像是酒洒在干燥的地板上冒起的一串串汽雾和那滋滋滋的声音。我知道父亲戒酒是不可能的事，但能让父亲忍着心痛倒了半杯酒，应该说，这个孙宇真的是很了不起了。
　　我闹不清，孙宇为什么一下子就与父亲结下这样的不解之缘，这个平时总是调皮捣蛋的孩子并没有显出什么可爱之处，他究竟是使了什么魔法让我那高傲的父亲总是念念不忘地念叼着他。但我马上又想起了我的刘老师，那个让小海用手掌敲打着墙壁让迟到的我站在外面不住哆嗦的刘老师，他就是一本记着日本二战侵华历史的教科书，我是认真读过这本书的，它曾在我的心中烙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也就时刻提醒我不可犯下同样的错误。
　　
　　蟑螂
　　我开始关注起孙宇来，而他仍然是没有把聪明可爱这些美好的印象作为我关注的焦点，就像是一只从野地里抱回的小狗一样，它仍旧用抖索着一身脏兮兮的毛发来用胆怯的目光来打量着他善良的主人。相反，他还总是不时地犯着一些小错误让你不停地为他操心——
　　班长跑过来，他很气愤地告诉我：“老师，孙宇把蟑螂放进了杨小娜的脖颈里。”
　　我走进教室里，教室里乱成了一锅粥。
　　杨小娜俨然是一个受害者，她抱着头跺着脚团团转着尖叫，就像是在风声雨声的午夜里看《第一滴血》主人公逃进满是老鼠的地洞里的那种感觉。这也难怪，这个在镇政府机关大院里长大的人大主席的娇惯的小女儿，见了蟑螂这灰头灰脸的东西还以为是比蛇还要毒很多很多的蝎子，于是发挥了平日里对父亲指手划脚的特长和能发出尖利的嘶鸣声的高分贝的好嗓子，足以把场面渲染成《十面埋伏》中刘德华与章子怡对决时满天枫叶飞扬的雄浑与纷乱。
　　体育委员人高马大，素来被体育老师委以整队喊操的重任，这时便成了他发挥特长的最佳时机，他爬上一张桌子，趾高气扬地命令几个矮个子男同学指东打西地“抓住它抓住它窜进桌子下了飞上墙壁了哎呀到了小芳的头上又跑了跳到椅子下了……”女孩子最是会渲染气氛，她们尖叫着“这边儿又到了那边儿”的，不失有一点儿慌乱，时不时也还抿着嘴儿偷偷地笑着乐会。可怜的就是那些小不点儿，他们一会儿窜向东，一会儿扑到西，一会儿跳跃着够着墙壁，一会儿又俯身钻到课桌椅下。那该死的蟑螂此时是完全展示了它在草丛中腾挪蹦跳本领，把飞扬跋扈的舞蹈发挥得淋漓尽致，演示着一场另类的人与虫嬉闹的快乐闹剧。
　　“老师来了。”不知谁嚷了句。教室里一下安静了，像一群散操后肆无忌惮的士兵陡然听到司令兵的口令一样。只有那只兴奋的蟑螂不知其中的缘故，他的凌波微步一下就失去了灵感，飞翔的身子啪地一声就落在讲台上，眼睛骨碌碌地不知所措地转着。我一伸手毫不费力地就把蟑螂逮住了，这个捣蛋的家伙现在才想到挣扎，但怎么还能挣脱我的铁钳。
　　体育委员懂得老师手里抓着一只蟑螂要去训人的尴尬，于是赶紧从我手里接过去，还像一个士兵得到了将军颁发的锦旗那般高兴。而他随即注意到我严厉的目光，马上捏紧蟑螂强而有力的双腿，把它反扣的背后，腰板挺得还真像个经过正规训练的一等兵。
　　教室里自然而然找不到了孙宇，他调皮捣蛋完，早已像搅浑了一坑水的泥鳅一样一摆尾就溜走了。当然，他溜得最快，正如俗话所说的——溜过了初一，溜不了十五，他还得为他的淘气的行为认错反思。中午自习课铃声一响，他又不得不乖乖地蹭到我的办公室里来。
　　一阵狂风突起，把午后的燥热都赶到了地球的另一端，听得见沙砾陆陆续续访问窗户玻璃的噼哩啪啦的声音，乱七八糟地演绎着暴风骤雨的前奏曲。
　　孙宇站在门口，磨磨蹭蹭地不愿进来。
　　我还在延续着上午的火气，看到他，便威严喝斥了一声“进来”，然后猛地一拉白炽灯的拉线。不过，灯没有亮，这不争气的拉线显然不满意我粗暴的态度，“蹦”地一声就齐根地断了，一下把室外的昏暗都搬进办室来。
　　孙宇进来了，他在我的办公桌前站好，他以为我在昏暗中看不清他的举动，便抬头直望着开关的拉线。
　　“站好！”我不知是跟开关拉线生气还是跟自己生气，最后都把矛头指向了孙宇。但除了再喝斥一声，我只能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也不作声了，我至少还懂得情绪烦躁时是不适宜教育学生的，我不能拿孙宇做出气筒，这应该是一个教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静静地呆了一会儿，孙宇又望了一眼开关再看看无奈地望着一团昏暗的我，接着就猴子般的爬上了办公桌。
　　我从办公椅上猛地站起来，喝斥他：“干什么，下来！”
　　孙宇没有下来，对着我说：“老师，把椅子递给我。”他看着我，见我不动，接椅子的手也就一直伸着。
　　看着他这样子，我便软了下来，把椅子递给他，带着一点疑问也带着一丝儿担心地问：“你行吗？”
　　“行，老师。”孙宇很自信，“我家的开关坏了也都是我换的，这点小事难不倒我。”
　　我扶住椅子脚，抬头看着他。孙宇还真行，三下二下就接好了拉线。他一扯拉线，灯亮了，把一屋的昏暗都赶到了窗外。孙宇从办公桌上下来，拍拍两手的灰，很轻松地也很得意。他抬头看我，猛然又看到我的目光依然严肃，他马上意识到他是来办公室来接受批评的，于是又乌龟似的缩起头，眼睛直盯着地面，一下子从英雄变成了待判的罪犯。
　　即使是他的小聪明一下子让老师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但我也不能忽略主题。小变故虽然让人在情感上有着些许的微妙变化，神圣的审判也依然是要进行的。在这一点上，教育与法律有着相同之处，情感不能代替法律，看到孩子的聪明与智慧也绝不能忽略对孩子的教育。
　　审判开始了。
　　“知道犯什么错误了吗？”
　　“知道，我不该把蟑螂放到女生的脖颈上，特别不应该把它放到把蟑螂当成蝎子的的杨小娜的脖颈上。”
　　“以后怎么办？”
　　“向她认错，然后改。”
　　“怎么改？”
　　“不再把蟑螂放到杨小娜的脖颈上。”
　　“再放到周小影的文脑袋上，对吗？”
　　“不对。”
　　认错态度很好，虽然没有鼻泪横流去发誓痛改前非，倒也让我不好对他再有严厉的措辞，何况他刚刚还投入了一笔不菲的情感投资。
　　“回去写检讨书，贴在后面的墙报旁。”批评教育的善后工作我还是要继续做好。
　　孙宇此时低头不语。
　　“怎么？”我紧紧盯住他。
　　“老师，千万不要我写检讨书。”孙宇抬起头来，“我的检讨书都是周小影写的，每次我贿赂她一口袋毛栗。”
　　真拿他的坦诚没有办法，我哭笑不得，这个冥玩不化的调皮的孩子，不，也是个聪明的孩子，父亲称赞过，而确实也还是这样，例如接好这根不争气的拉线。
　　老校长说过：“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很有道理，这是他几十年教学生涯中最成功的经验，是他经过无数次实验证明了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它奉为真理。
　　我自认为我远不是一位不会教的老师，对于许多类型的顽皮学生和许许多多诚实听话的学生，我都能拿出一套卓有成效的教育方案，我也就不相信我拿这个调皮而有点顽世不恭的聪明的孙宇没有办法。当然，自信不是吹牛皮说大话，是要拿点实际行动来的，就如对孙宇，最重要的是了解他，再用诚心去感化他。我这样认为，也这样去做，其中最重要的一枚棋子就是去做家访。
　　通过家访，我觉得我真是浅陋得可以，以为到了洞庭湖，太平洋就大不了多少；上了达摩岭，就真个不相信世界上还有珠穆朗玛峰了。这也难怪，孔老圣人尚且“登泰山而小天下”，我毕竟只是在感觉上认为达摩岭比珠穆朗玛峰还高，而实际上我知道达摩岭比珠穆朗玛峰上一块不规则的石头并大不了多少。
　　去了孙宇家，我才觉得我的家乡再闭塞，毕竟出了冲口就能望见一条滔滔的蓄满诗情的汨罗江；我的家乡再贫瘠，毕竟也不能生长出像孙宇家门口那么大那么粗的苦楝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