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围城内外（岳母、母亲）

　　岳母
　　忠成了我的终身伴侣，在她成为我的终身伴侣之前我不得不先来说说我的岳母。我的岳母是三十年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一位平常的老人。岳母姓汤，原是一个小家碧玉，不幸的是父母双亡，叔叔们便盘剥了她并不殷实的家产，岳母便在叔叔们的算计下给一户还有几亩田地的小户人家做了童养媳，缠起了一双很小很小的三寸金莲。缠了小脚的岳母还是一个十岁上下的小女孩子，他得给从田里劳作回来的主人也是她未来的公公打洗脚水，也得给她的主母也就是她未来的婆婆洗衣服，闲时忙得最多的是背着她未来的丈夫岭前岭后的去逗风去哄着他玩哄着他睡觉。做童养媳的岳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奴仆。好在岳母的童养媳并没有做多久，家乡就解放了，岳母也就翻了身。翻了身的岳母没有听从命运的安排给那位她经常背在背上为他唱摇篮曲的比她小了好几岁的小孩子做女人，她毅然嫁给了老实巴交的只知道俯着身子干活的岳父，为他生了好几个儿女，其中也就包括我的妻——忠。
　　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初期，拉扯大几个儿女并不容易。岳母陪着老实巴交的岳父就像是拉着一架破旧的独轮车爬坡，一段段陡峭的山路，岳父在后面推，岳母就在前面使劲地拉，把黎明拉成一道长长的倒影，把日子拉成一根长长的命运的阡绳。岳母累了，在离坡的上端不太远的地方，岳母放下拉绳歇息一会儿，才发现迎着山风飘散的是几绺白发。此时，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拂来，儿女们晃而都大了，连最小的女儿忠也上完了高中并在村子里的小学当上了代课老师。按理说，岳母可以停下来好好憩息一会儿了，而岳母就如冲里所有做母亲的一样开始为儿女们的婚事操心了，一个一个的，就像芝麻开花一样，岳母忙碌了好几年的光景，眼看就只要操完小女儿这份心她就可以长吁一口气了。
　　无奈满以为最不操心的忠让她再操心。冲里人都是这样，男满十八女满二十，急急忙忙都要成家。你不成可不行，别人家要成呀，别人家好儿郎好闺女可不会坐在家里面等你虚度完人生中青春的美好光景再来谈婚论嫁。忠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就这么匆匆忙忙成家了，只有忠，二十四五的大姑娘了，媒人是这班出那班儿进，喝了岳母无数碗豆子芝麻茶把岳母家的门槛都踏矮了三寸，无奈忠读了几句书就总是受这些四旧儿的流毒的侵蚀相信什么缘分，任人家说好说坏都不上心儿，把个老人家急的跺着脚儿骂。
　　当我提几斤苹果第一次上忠的家，岳母是打自内心高兴的。她虽然没有多说话，只是里里外外忙着招待，但脚步儿轻巧身段儿利索，忠对我打笑着说：“看你把我娘乐的。”
　　岳母并不是忙着把女儿推销的那类母亲。儿女都是做娘的心头肉，儿女痛了母亲的心头痛，儿女乐了母亲也在心头乐。岳母是从心底里痛女儿的，她是看着忠对我满心里欢喜才这么高兴，岳母不是挣破封建婚姻的急先锋，但自从她嫁给岳父开始，她就已经懂得爱情就是一对青年男女在心底里扎一个解不开的情结。
　　应该说，我的岳母是一位很开通的老人，亏她这位在旧社会里做童养媳长大的小脚老人，居然能允许我和忠肆无忌惮地同居在一起。
　　小冲里的爱情就是这样：有一个媒人从中牵线搓和，男女双方满意就等于确立了恋爱关系。自从我和忠在华姨家见了面，又有了几个月夜的盘桓，牵着手儿陪着星星让月亮做了个证，忠就毫不犹豫地把她的未来把她的幸福都交付给了我。忠就这么执着，她在我坚毅的目光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的幸福，她就理所当然地为我奉献她珍爱的一切，忠说：“我不会有后悔，你值得我为你奉献。”也许这就是爱情，在我至今还没有搞清楚爱情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只能如此妄说，或许这也是对忠的执着的一种最好的解释。
　　在我们认为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时候，我俩就像贪玩的孩子一样第一次开心地偷吃了禁果，然后就住在了一起。之后，忠依在我的臂膀里，无比幸福地昵喃，“就让我这样守着你走向未来。”这就是忠对爱情的简单的承诺。
　　不过，做母亲的毕竟是关爱女儿的，见我俩漠视着世俗的目光却迟迟地不谈婚嫁的事宜生怕年轻人的爱情就像阳光下绚烂的肥皂泡。这位开通的小脚老人倒真的有点急了。急了老人便抛开了与年轻人对话的顾忌，正正规规地把我喊到堂屋里，开诚布公地谈起了老人对恋爱与婚嫁的一些最原始的看法。
　　老人说：“我们那时候是结了婚才准同居的，同了居才准恋爱。”
　　老人说；“我不反对现在的年轻人的做法，但恋爱了要结婚，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老人说：“老人家没有别的想法，只愿看到他们早结婚，结了婚早生孩子，生了孩子老人们有孩子抱了就有事干。”
　　别看像我岳母这类的小脚老人平时不声不响的，说起话来可是一条一条一套一套的特别善谈，她可不管你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打开了闸门就没有个完。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些只不过是陈芝麻烂豆子般的繁琐的唠叨罢了，而正是这些陈芝麻烂豆子般的唠叨无疑又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那等于是把高锰酸钾加入到氯化钠里面，人们马上就要看到急剧的反应。我决定把忠娶回家了，在我家门前的苦楝树下，月色轻笼一抹薄纱，我拉住忠的手，庄重其事地说：“忠，走进老屋，去做我的妻子吧。”
　　忠没有犹豫，她不是一个羞羞答答故意搔姿弄首的女人，她大大方方地拉住我的手，走出了苦楝树浓浓的阴影，走进了泥青瓦的老屋，把一夜的好月留给了那些含着涩涩的青橄榄的忸忸妮妮想走进树影又还未走进树影的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
　　岳母听到我们这个决定十分的高兴。在忠还依偎在我的身边卿卿我我之时，她把她叫到里屋里，向她大谈了一通封建淑女的陈词滥调。说是陈词滥调，只是我们新时代的年轻人耻于它的束缚，而在大半辈子生活在旧中国的老人来说，这是对女儿出嫁之前为母的必上的最后一堂课。
　　等了大半个晚上，终于等到忠从里屋出来。忠向我做了一个鬼脸，好无奈的样子。随即岳母也出了里屋，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看着我开心地笑了。
　　我懂了岳母的意思，她是在说：“流，从此，忠就交给你了。”还有什么比父母为女儿找到了一个归宿更高兴的事呢。岳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她也就是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而这个愿望马上就要变成现实，岳母当然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母亲
　　说了我的岳母，我还得说说我的母亲。同样是母亲，虽然她有着与岳母的不同的经历，但她同样有着像岳母一样一颗伟大的蕴含着宇宙般的母爱的博大的心灵。
　　我的母亲不到五十岁，两鬓的头发却早已染满了秋霜，这满鬓的秋霜就是她大半辈子为儿女们辛苦操劳的见证。
　　在嫁给父亲之前，应该说还是女孩的母亲应该说是拥有幸福的生活的。这些幸福的生活来自于外祖父的能干。外祖父有着与我祖父一样规划幸福生活的远识，它在还不知道国家有供销社水产这些部门之前摆了一条屠凳，这足让和新中国同年的母亲有一个丰衣足食的童年。就是那些个冲里人把红薯皮当作美味佳肴甚至是吃尽了红薯叶吃尽了山冲里有毒无毒的绿里泛黄各处草类的日子，母亲也不知道饥饿是什么味道。
　　母亲在幸福的日子里长大了，读了几年书的她进了公社里的文艺宣传队，搞什么送戏下村的活动，整天在各个村子里转悠，把个李铁梅转悠得让村子里老老少少大大小小都喜欢，远远地一看到她的身影就喊着“李铁梅来了”，曾一度，李铁梅这个名字让人们忘记了母亲的真实姓名。
　　母亲人生最大的失误是不应该看上父亲的。她风风火火的年轻岁月为她的人生积累了很多的资本，她入了党，她在演出时受到了来公社里视察工作的县里管文化一线的头头儿交口称赞，公社书记单独与她谈话想提拔她到公社接替杨干部主持宣传工作，一副美好的人生蓝图展现在她的面前，而此时她莫名地爱上了从县城背着被窝回家来窝在破旧的小学的校舍里教书的父亲。母亲就把它作为人生中最大的赌博中的一注赌注。母亲嫁到了冲里来了。不管外祖父当时是怎么样地用封建家长式的作风用无限的父爱化成一顿鞭子把在舞台上风光一时的年轻的母亲打得皮开肉绽，母亲还是流着眼泪毅然地来到了这长满了苦楝树的满是红褐色土壤的小冲里，毅然地走进了我家的老屋，在这贫瘠的汨罗江畔为爱情奏响了一首自由的赞歌。
　　母亲从此开始受苦了。父亲是一个穿着布鞋的书生，他除了教几句“社会主义好”，除了带着孩子们扯开嗓门喊几声“毛主席万岁”外，更多的时间是坐在家门前的苦楝树下，翻动着高中时代的几本旧教材，回味着他那美妙的学生时代。母亲从田里地里回来了，还得忙着做饭，然后温柔地喊着夕阳下山了却还鼓着眼睛在苦楝树下读着那几本的书的父亲来吃饭，然后又忙着收拾碗筷忙着去煮涮水去喂猪崽忙着去做这样那样没完没了的家务。
　　后来，父亲被下放了，也就是再也不能上课堂穿着布鞋穿着白袜子去教他喜欢教的那几句书了，父亲便学会了喝酒，总是在被压抑的精神世界里抬不起头来。他只是在酒精的刺激下来维持他可怜的读书人的那一点点酸腐的自尊，就像孔乙己满嘴的者也之乎一样。
　　就在那个天气阴阴的傍晚，父亲喝成了一个稀里糊涂后，这个小冲里可怜的知识分子堕落了，堕落成了一个不称职的农民。本来，父亲很少压过四两的柔弱的肩膀是很难承受一担谷子一担黄土的重量的，何况他内心深处还耻于做这些事情，认为这是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泥腿杆子应该干的，像他这样涂了金的读书人即使是像孔已己那样爬着讨酒喝也不愿打着赤脚在烂泥浆和臭大粪中劳作，不愿他浓浓的书酸气被清芳的泥土味和醺臭的大粪味所侵蚀。
　　此时，父亲更是把家庭的重担全部撂给了母亲。可怜的母亲，她拖着被风湿病严重折磨着的躯体，仍然是一如既往地承受着家庭的重担，守护着紧巴巴的日子，在烈日和暴雨下，在风雨飘摇中，同艰难的岁月抗争。在我心里，母亲是坚强的象征，她有着不屈的灵魂，就像是在狂风中摇曳的向上的枯枝，永远驻守在高傲的苦楝树的树巅，俯瞰着世事风云，守护着她的三个孩子，哺育着生长在贫瘠的土壤里的三棵苦楝树。
　　儿子长大了，我到了乡里中学教书，三弟也上高中了，母亲的苦日子似乎熬到头了，她终于可以在苦楝树下摇着大蒲扇歇息一会儿，也可以和回娘家的华姨芝麻蒜皮地拉扯一番了。母亲的日子真的是轻闲了许多，闲是闲了许多，但又一件心事又开始烦扰她，这就是我的婚事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母亲虽然伟大，但还未伟大得脱凡脱俗得像一个世外高人。这种烦扰一直持续到我把忠带回家。华姨早就把忠介绍给了母亲，并把忠吹得个天花乱坠，吹得让母亲总是催促着我把忠带回家来看看。
　　忠从苦楝树下走进我家那三间老屋时，腼腆得像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母亲一边忙乱着熬着红枣桂圆鸡蛋茶，一边忙里偷闲地朝她遛一眼，越看是越高兴，越看是越欢喜，还偷偷地在我耳朵边悄声地说一句，“流，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媳妇，快快娶回来吧。”
　　我对母亲笑着说：“是您的媳妇儿就跑不了，您着急干什么呢。”
　　母亲顿时不好意思起来，说：“不是我着急，是你该结婚了，你看小强的孩子都五岁了，他比你还小月份呢。”
　　“我知道您急着想抱孙子了。”我说，“好了，您现在别急，好好招待您未来的媳妇儿，叫她以后给你生七个八个的，让您忙得喘不过气来。”
　　“看你又没有正经的。”母亲知道与我急是白搭，于是乎又去忙自己的了，走出堂屋的门又忍不住回过头来对忠笑了笑，笑得她未过门的媳妇更是不好意思地低起了头。
　　母亲急我可不在意，岳母急了我就没有法子了。从岳母那里受了教诲回来，我对母亲说：“我要结婚了。”
　　母亲听了，惊喜得每一道皱纹里都结满了笑容，“真的吗？忠同意了？什么时候结啊？”
　　“让父亲翻开万年历给我挑选一个日子吧，六月份怕是来不及了，就在七月初选一个吉日吧。”母亲很激动，我却是异常的平静。我并不是不珍惜这人生的头等大事，我只是没有空闲来体味激动。激动不是一个人可以随便就能享受到的，起码像我那时，几乎是没有享受它的心境的。
　　那时谈结婚可真有点天方夜谭。要知道，我每月两三百元的工资，支付完弟弟每月的生活费用已是所剩无几了，根本谈不上还会有什么积蓄，喊结婚也只是从学校支付了两个月工资并在好心的校长额外开恩的批条下借了一仟元钱，就凭这点钱去操办人生的第一件大事，这可怜的一点钱，说起来真够寒碜。
　　好在忠还有一点积蓄，她便慷慨地拿了出来，从家俱店订了一套家俱，又南下株州买了些床上用品和衣服鞋袜，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零用开支都靠忠大方的出手。结婚后忠常开玩笑地说：“我可是倒贴入门的哟。”仔细玩味这句话，除了几分苦涩几分辛酸外，更令我愧疚的是我总觉得欠了忠许多许多，它就如催化晦一样，让我时时记起妻的好，倍觉应该一生一世好好地守护着妻，去做一个真正的好丈夫。
　　还是来说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不知兴奋了多久，总的来说就是屋里屋外的进进出出地走了好多个来回。母亲也不知要干些什么，动动扫把，挪挪椅子，总之说是一时难以掩饰自己心中的高兴劲儿。
　　我说：“妈，您睡吧。”
　　母亲在里屋里随便答应了一声，又不知忙了一阵什么，噼哩啪啦地不知不觉地把我送入了冥冥梦乡，至于母亲又忙活了什么，她是什么时候出了门，又是什么时候回来的，这我就完全都不知道了。
　　第二天起床，母亲正站在我的门前。我揉揉惺忪的睡眼，便看见母亲递给我一个沉甸甸的纸包。
　　我本能地缩回手，“妈，什么？”
　　母亲抓住我的手，把纸包摁在我的手掌心里，说：“拿去吧，别让忠太寒碜，人一辈子的大事呢。”
　　这是四仟元钱。家里是拿不出半个子儿的积蓄的，这钱一定是母亲不知跑了多少路费了多少口舌磨破了几层嘴皮借来的。母亲就是这样，她永远是雪中的碳火沙漠中的甘露，我真的找不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形容词来褒扬我伟大的母亲。
　　在母亲的要求下，我用母亲给我的四仟元钱把黑白电视机换成21英寸的长虹彩电，又额外地为忠打制了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本来，在九十年代的婚礼中，三金是结婚时新郎给新娘必备的礼物，而忠以一切从简一切从节约出发，把三金列于缩减开支之列。事实上，这三金除了在结婚典礼上忠还勉强戴了一次之后，其后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躺在衣柜的最底层了。忠不是一个爱招摇的女人，也不是一个爱追赶时髦的女人，她之所以还要在大红日子里戴上这象征着大富大贵的三金，只不过是象大多数的女人一样在遵守着一个人生的规则，妻是一个平凡得不能最平凡的女人，她也只能是在这人生的规则中去做驯顺的奴隶。何况，我俩又都是教师，都是冲里人眼里吃皇粮知书达理的读书人，那就更应该作习俗的表率，我们就更不能有悖于世俗的目光了。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就只等把忠迎进门的那个日子了。而母亲还在忙碌着什么？我突然发现我又找不到了母亲，急得满屋子乱转。父亲看见我这个样子，知道我是找不到母亲的缘故，就说：“不要转了，你的娘有可能是到你大姑家给忠去订红盖头去了，也有可能是去找你四婶去剪窗花了，反正她是没有个闲时的。”
　　是啊，我的母亲，她永远是没有个闲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