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走在故乡的那片土地（告别童年时光、父亲醉酒）

　　告别童年时光
　　牧童骑牛背，短笛任横吹，这是一幅纯真而自然的最美的乡村图画。一个冲里孩子最平凡的时光由牛儿牵引着，在牛背上骑着快乐的时光，慢慢地就长大了。而对于苦难的家庭来说，日子依然是艰难地一天天捱着。八年过去了，我家依然是依然是爷爷遗留下来的三间泥砖青瓦屋，只是风吹雨打，旧屋墙缝大了，有点挡不住凛冽的北风；屋顶的青瓦也破了不少，一旦大雨如注，便也常常侵袭入户，让屋里水流成渠找不到一点干处。虽然如此，我家三间老屋后的竹林更是繁密了，一到春天，竹笋儿争先恐后地从肥沃的土壤里冒出嫩嫩的尖儿，忙着去迎接暖暖的春风和和煦的阳光。父亲是决计不会轻意地去挖嫩嫩的竹笋去做大青花瓷碗里美味佳肴的，主要是好让它们长大长成了可做栋梁的成竹可以卖掉赚几个零花钱。竹林有了父亲特别的荫护也就愈来愈葱郁了。屋前的苦楝树增加到了五棵，父亲说，家里添一口人就栽一棵苦楝树，三弟也已四岁了，最小的一棵苦楝树也在阳光雨露中疯长成一棵大树。五棵苦楝树劲直挺立，枝叶披散，互相掩映，俨然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随着岁月赶着时代的车轮缓缓地向宇宙的深处前进，不知不觉间我已长大了。有一天，我依然是一大早就爬起床来到牛栏前，解开亲昵地望着我的牛儿的缰绳。此时，父亲拿着一把柴刀和一担箢箕来到我的面前，突然对我说：“流，把牛给你弟吧，你给我去砍一箢柴去。”
　　我愣了一下。呆呆地看着父亲。
　　父亲慈爱地看着我，把手里的柴刀递给我，说：“去吧，孩子，你长大了。”
　　我长大了？是呀。
　　一天明丽的清晨，我从牛栏里赶出家里的老牯牛，我突然间感觉到我有一牛背高了，我不再让牛儿伏下身子就能从牛角上攀着上牛背了，冲里长成一牛背高的孩子还有谁骑着牛儿去寻找青青的草地的？
　　父亲的话让我突然间明白了我到了告别童年时光的时刻了。我长大了，长大了就只能去砍柴而再不能去放牛了。我就是父亲栽植的一棵苦楝树幼苗，当它的枝叶散开，它就长成了一棵参天的大树了，它就要自己去承受风吹雨打了。
　　于是我把心爱的牛儿牵到了弟弟的面前，用面亲昵地摩娑着粗粗的角儿，然后把缰绳郑重地交到弟弟的手里。
　　弟弟，一个黑乎乎胖墩墩的小男孩，他敏捷地像猴子一样灵巧地爬上牛背，抖抖手中的缰绳，“驾”地一声，得意如骄傲的出征的将军。牛儿缓缓地走向岗坡上的草场，弟弟回过头来对我甜甜一笑，胖乎乎的圆脸上露出了两个甜甜的小酒窝。
　　人到中年，每当夜深人静，我整理好一日的繁忙，坐在窗前，独对一轮透过窗帘的皎洁的明月，此时，点燃一支香烟，品一杯清茶，静谧的时光就把我带到遥远的岁月。我想：其实，我就是一株植根于贫瘠的红色土壤里的苦楝树，一粒随风飘荡的种子无意地落在这片长满茅草的土地，然后承受着雨露的滋润而快乐地生长。童年的我就这样骑在牛背上穿越岁月的印痕，把生命的鸿蒙定格在故乡最原始的乡情中。
　　门前的五棵苦楝树在阳光寸雨露里疯长，互生的羽状复叶形成一片片浓荫，遮蔽住了门前的半边天。不久，紫色花儿开了，招来了一群野蜂儿，围着簇簇的紫色花串儿幸福地欢唱、翩舞，热闹了好一些日子。又过了一些日子，一阵斜风骤雨，把春未的春光扰得有点迷离。苦楝树下便落满了遍地的花泥儿，枝丫上只剩下一串串的长圆形的青果，如晶莹剔透的玛瑙一般。
　　苦楝树的核果很苦，不可食用，却是一味好药。当一串串青果变成熟透的淡黄色，我便遵母亲的吩咐爬上树权上去采摘，母亲用我采摘的青果与镢头根一起放进大铝锅里煮成粥，喂养我家足有一人高的大黑母猪，不久，大黑母猪的肚子便膨胀起来，再不久便生下一大群嗷嗷的不停叫唤的黑色宝宝。母亲用大铝锅大铝锅的稀粥喂养着这群黑色宝宝，憔悴的皱纹间绽开了满期面春风的笑颜。
　　当我采完苦楝树上最后一颗核果，我终于告别了用苦楝树果子当作射向伙伴们的子弹的年代。偶一回头，才发现童年的记忆已是昨天的故事。
　　童年的时光就如纷纷飘落的枫叶，拾起来装点在日记本里，在记忆深处幻化成翩翩起舞的美丽的蝴蝶，我无法把五彩缤纷的眩目色彩用心灵的画笔一片一片地涂抹，只能摘取碧蓝碧蓝的天空最亮的一颗星星来点缀我的诗笺。
　　
　　
　　
　　父亲醉酒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我不能不再提到我的父亲。我认为我的父亲最大的毛病就在于多读了几句书，父亲一辈子就为这多读的几句书所害。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有道理的。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从家谱谱籍溯源，爷爷，爷爷的父亲以及更远年代的先祖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按常理说，是农民，本应该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搭在佃田里老老实实的做牛做马。而从这一点上看，在爷爷的身上就已显出一点异类的叛逆，这点叛逆的精神最初的表现就是爷爷在小冲里建起了第一个槽房。偏僻的小冲是没有茶肆酒楼之类的人类文明的标志的，好酒的冲里人原来总是要从冲口走出去，走到离冲足有四五里地的牛栏山的集市上去沽酒。冲里人酒瘾大，冲里人口袋里也没有多少钱，于是今天三伯明天四叔后天又是六爹时常看见他们穿梭在去牛栏山的山路上，轮流地你一斤我半斤地从牛栏山带来一酱油一酱油瓶的谷酒。爷爷就是看到了从冲里到牛栏山间的山路的穿梭中的商机才决定建起这间槽房的。自从有了爷爷的这间槽房，冲里人就不再穿梭着到牛栏山去打酒了，他们高高兴兴地从爷爷的槽房里沽一斤两斤白酒，丢下锄头在田垅上席地而坐，仰着脖子咕噜喝一气，然后乘着酒兴胡拉几句下三滥的玩笑话，红通着脸儿对着扭着屁股过路的女人嗑吧嗑吧着嘴唇不怀好意的涎笑。爷爷靠着这丁点儿的叛逆精神从沽出的白酒里积攒了几个铜币，三年五年，积攒的铜币终于能换几亩薄田。爷爷长年累月耕种着几亩薄田，然后又用薄田里生产出来的稻谷酿成白酒，爷爷的口袋慢慢地就沉甸甸起来。拎起沉甸甸的口袋反复掂量着，爷爷毅然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送一双儿女读书。爷爷做出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于大字不识几个只认得小秤杆上的几斤几两的爷爷来说，做这样一个决定不亚于做他的那三间老屋，甚至于可以说比准备做三间老屋的决定更重要。它更体现了一个人过人的胆识和远大的目光。无可厚非，这是一个望子成龙期望着门庭兴旺的父亲最明智的风险投资。而今我却总认为，爷爷啊爷爷，农民的儿子就应该在田里地里扶着犁叱着牛干农民本应该干的农活，农民的儿子根本就不应该丢掉锄头甩了蓑衣去当什么秀才做什么先生。我说这话实在是可被认为是混帐话，而父亲的命运确实让我只好无奈地胡乱地说些混帐话，借以来为父亲一生不公平的命运鸣一些没有丝毫价值的不平。
　　父亲读完了书，回了村当了村小学的代课老师，父亲农民的劣根性就表现地无遗了：例如把田里辛苦劳作的人们不屑一顾地称为“泥腿杆子”，例如恃才持傲说某某书记算个屌我拿大脚趾拱个字他也认不得，例如他看见挑大粪的阿伯便捂住鼻子绕道躲藏了好远好远，例如他听到女人的浪笑就从鼻子里情不自禁地哼一句“骚货”……父亲忘记了他是农民的儿子忘记了他的阶级本性，他无形中染满了一身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的酸腐气息。父亲读了几句书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远远地脱离了他的阶级弟兄，他把自己从农民的天地里分隔出来，而他还不清楚自己仅仅只是个读了点书可以借教几个孩子读点儿书来代替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的农民。
　　父亲被社会抛弃是情有可原的。泥腿杆子还好，对他这个知识分子只是敬而远之——人家是穿布鞋不下泥田的，人家满口的屈原贾谊鲁郭茅的，人家自然不愿与你唠嗑一亩田要下多少种稻瘟病红蜘蛛要下什么药。而村里那些父亲认为大脚趾拱个字也不认得的当权派们就可对他不那么客气了，他妈的兔崽子，读了几名封建余毒的陈词滥调儿，居然想在无产阶级头上作拉屎拉尿的作威作福，老子是领导阶级，老子拗掉你的鸡公头看你还顶哪门子神气。父亲在小冲这巴掌大的地方真正成了众矢之的了，而可悲的是父亲却全然不觉，依然挺起他的酸架子高高仰起他的鸡公头。
　　村里闹着分田到户，我家又一次拥有了田地，而就在分田地的当中，父亲又一次表演了他的迂腐劲头。事情其实很简单，父亲守旧，硬向组里要祖荫的几亩薄田。这几亩水田说好也不太好，说坏也不太坏，只是位置呆得不太好，偏偏呆在村里老支书的屋前。老支书的瘌头儿子为了图个方便，想组里把屋前的几亩水田划了给他，偏偏父亲不同意，瘌头便与父亲闹了几句口角，瞪着眼睛红着脖子还捋起袖子在空中挥了几挥，硬是拿着他老子的威风做着狐假虎威的套儿。可他这套儿下在别人的头上也许还有点威力，撒在父亲的头上就只能是激起他更大的倔性来，父亲非得要了那几亩儿田，谁捋袖子他也就捋起袖子，谁犯横儿他也就不顾一切地也犯着横儿。田最终还是划归了执拗得有点横蛮的父亲，但在当权的老支书曾经受伤的疮口上是又厚厚地撒了一把盐，父亲为自己的胜利而洋洋得意的时候，老支书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暗暗地咬紧了牙关，“咯咯”的响声让胆小的单身汉二宝叔则哆嗦了好一阵儿。
　　家里分了田，这足让父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它意味着这个小冲里贫困的知识分子家庭从此以后就可以摘掉超支户这顶让泥腿杆子鄙视知识如同岗岭上不长草木的玉米土一样的光荣称号。何况接着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等待着父亲，那就是父亲再也不从生产队拿最低的工分，改拿工资，每月五元钱。五元钱是个什么概念？就与在生产队拿工分来比较，一个正常工作日为七分钱（在那个年代这已是一个富裕的生产队的工作日单价了），父亲每月就能拿到七十个工作日的单价。每月能够拿七十个工作日的单价，秀才不下田一个人能当两个半劳动力呢。这个简单的比较让冲里人一下子惊诧起知识那如同原子弹一样的爆发力，他们在羡慕父亲之余，巴不得自己从父母肚子里再翻一个转身也背着书包去进一趟学堂门。
　　记得父亲第一次拿了工资，回了家瞅着母亲傻笑，在灶屋里忙活的母亲被他看得不好意思，扑嗤也笑了，骂道：“看你疯疯颠颠的，什么事美了你的。”
　　父亲便拿出那五元的工资，一齐塞进母亲的手里，“孩子他妈，明天给孩子们称一斤肉，我们全家庆贺庆贺。”那时称肉虽然不再凭票供应，但能去肉铺称一斤肉对于一个几个孩子围在灶膛边等几丁点儿油渣的家庭来说那是多么大的一个进步。
　　母亲自然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多钱，她一时也喜得不知怎么才好，只是反复地数着这一摞纸票。母亲的眼睛亮了，心里也随即亮堂起来。母亲虽然只是个农家妇女，但她毕竟上过两年学，后来也在公社文艺队唱过几年李铁梅，她是看中了父亲多读了几句书才毅然挣脱外祖父给她设置好了的包办婚姻的枷锁来到了父亲的身边，她的勇敢在冲里渴望爱情幸福与自由的女孩子心中是掀起一阵不小的狂风。而母亲确实是属于那种既勤劳肯干又聪明能干的卓有远识的女人。在母亲眼前，她仿佛一下子看到了一个美好幸福的新家庭的宏伟蓝图。
　　而生活总是以厄运的降临来和善良的人们恶作剧似的开着玩笑。生活就是这样，没有苦难的映衬就显示不了幸福，没有厄运的降临就体味不了幸运的生活对我们真诚的惠顾。我家美好幸福的宏伟蓝图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规划就被扼杀于襁褓之中，苦难又一次降临到我们这个原本应该幸福的知识分子家庭。那是一股形式主义的风潮。本来我没有资格来指正一项新的政策与法规，但我有权力指出政策与法规在执行过程中的形式主义错误，正如王安石变法一样，我们没有理由来诋毁他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兵役法，但我们必须正视他的变法在执行过程中所带给人们的灾难。就在这股风潮中，小冲里唯一的读过高中的还可以称作是知识分子的父亲被下放了，下放的那一天他刚领到最后一个月的五元钱。他的职位被老支部书记的远房侄女所代替，那个扎着一对长黑辫子的女孩在文革时期读过三年书，她还没有来得及识满一千个汉字，她的伯伯就为她安排了一个冲里人羡慕不已的拿高额薪水的好工作，这个女孩子激动得一塌糊涂，以致于她在自己的致谢词里把“衷心感谢”辅以感激涕零的泪水哽咽地念成了“哀心感谢”，然后就代替父亲走上了讲台，去拿本来应该属于父亲的那丰厚的五元钱的工资。父亲被下放了，就在调整农村教育师资力量的风潮中，一个六六年的高中毕业生的执教资格被一个只在文化大革命中喊过几年口号还未来得及学会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的小女孩子代替了。这不得不说是个笑话，就如是一个张好古连升三级的笑话，而这又的的确确是个事实，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实。
　　父亲被下放了，父亲被下放的理由很简单，乡党委听取村党支部的意见经过慎重考虑研究决定：作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不仅要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更要具有最深厚的阶级感情。此同志仇视贫下中农，蔑视领导，道德品质欠佳，不适宜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在当时那个拔乱反正的年代，经过战斗洗礼的盲目横涨了政治觉悟的偏僻农村干部要罗列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那是何等的小事。可怜的父亲、这个小冲里六十年代唯一的高中生不得不脱下他干净的白衬衣和厚厚的毛袜去当他从来没有过打算去当而现在又不得不去当的农民。父亲这个农民的儿子，他终究没有生出强有力的翅膀变成一只山鹰，最后被生活当头一棒打落下尘埃。
　　天阴阴的，飘着一层朦胧的雾气。黄昏没有夕阳，冲里岭前岭背显得有些凝重，门前苦楝树上，几只倦飞归巢的山雀正扑楞着湿淋淋的翅膀，偶尔抬起头来对着艨艟的天空一阵胡乱地鸣叫。
　　父亲回家了，眼睛迷朦，走路歪歪斜斜的，横摆着双臂。父亲喝酒了，从来不喝酒的父亲喝得酩酊大醉。好心的二宝叔则把他从路侧边的污水沟里拉出来，扶着满身污泥的父亲回来。父亲挥着手臂想从他的搀扶中挣脱，但挣不开他铁钳般的虎口。父亲怒了，胡乱地骂着“二宝悻子你给我滚开滚开”，二宝叔则则全然不顾他对他的羞辱，坚持把父亲送到家门口。
　　父亲没有进屋，他从二宝叔则的铁钳里挣扎出来，然后住乘着酒兴踉踉跄跄地爬上老屋东边不高的土台。父亲在土台上左手叉腰，右手不停地挥动，用不成语的最粗俗的诅咒对污浊的世界苦难的命运糟糕的生活给以最严厉的申诉。有晚归的人从土台前惊恐地经过，然后以最迅速的消息传播“秀才疯了真的急疯了”。而此时，母亲正无奈地站在屋檐下，两手拢住我兄妹仨，一颗颗泪花重重地砸在地板上。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此好上了酒。好酒的父亲酒量并不大，两三杯则醉，醉了就爬上土台骂人。从此，父亲不再是教人家子弟读书识字的受人尊敬的先生，由于他的狂傲与失态，由于他骂人的口无遮拦，他堕落成神经错乱的孔乙已，承受着这些曾被他视为泥土芥茉的泥腿杆子不屑的目光。高傲的父亲承受这从天堂到地狱的感受，而他却桀傲不顺地拒绝孟婆婆的忘情汤，于是他用极端的对自己的摧残来愤怒地发泄对世界的不平对生活的不平，把自己的痛苦都变成无聊的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可怜的父亲，累了，乏了，颓坐在土台上无声无息。一颗枯干的泪滴定格在他隆起的眼袋上，终于承受不了重负滚落下来，化成红土地上一个污浊的痕迹。可怜的父亲，他，对生活真的无能为力了。
　　在生活的打击面前，父亲，这个不谙农事的农民似乎把日子过得没有一点阳光，他就这样把日子糟蹋成那些被阳光炙烤得耷拉着懒洋洋的身子的衰草，然后又用高浓度的酒精去浇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