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生命册（第八章）（连载）

你知道“八步断肠散”么?
“八步断肠散”是一种毒药，药老鼠的，又名为“见风倒”。
　　在平原的乡村，这种防治鼠患的毒药曾遍布于乡镇的大小集市上。早年间，卖老鼠药的小贩在集市上光着膀子、拍着胸脯大声叫卖，口口声声喊着“八步断肠散—见风倒!见风倒喽”
　　那年月，在乡村里，生命力最旺盛的就是老鼠了。每到子夜时分，鼠辈们几乎天天在房梁处“跑马”，或是在席棚上开办“舞会”，吱吱呀呀，跳跃腾挪，肆无忌惮地进行交配。有时鼠辈们得意忘形，冷不丁一脚踩空，掉下来一只，吓得孩子们哇哇叫，偷吃粮食就不消说了，所有装粮食的地方都有老鼠屎。还有大白天咬伤孩子耳朵或鼻子的。为了对付鼠患，乡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有养猫的，有用鼠夹的，更多的人是选用“八步断肠散”。
　　最初，“八步断肠散”虽说不是“见风即倒”，也是足可以震慑鼠患的。但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由黄表纸包成菱形小包、染有红绿黄三种颜色的药丸虽然名字响亮，药效却大不如前了。老鼠们逐渐有了抗药性，吃了只是摇摇晃晃地晕上一阵儿，按现在人的说法，走一走“太空步”而已。与后来普遍使用的“毒鼠强”不可同日而语。“毒鼠强”虽然名一号一般，却是连人带牛都可以药死的。
　　其实，把老鼠们逼上绝路的也不是“毒鼠强”，而是水泥。无论毒性多么强的鼠药，最终都会被生命力极为顽强的鼠辈一一识破。而钢筋水泥的普遍使用则是老鼠们始料不及的，也是最为恐惧的。现在，一代一代的老鼠们正在与水泥赛跑。在城市里，高标号水泥的普遍使用几乎封堵了鼠们的所有生路。
　　老鼠思考么?老鼠会思考么?我不知道。
　　这像是一场不声不响的战争。为了生存，城市的鼠辈们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首先完成了形体的变异:它们强大的基因信号经过一代一代的传导，使它们的后辈一代一代地小下去，越来越小，不可思议地完成了肉体的“袖珍化”。乡村的鼠辈们也紧跟其后。对它们来说，活下来是第一位的。这种默默的、由大而小的生命形态的缩变也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好吧，不说老鼠了。
　　我说过，早年间，在咱们的家乡无梁，“八步断肠散”可谓人人皆知。可由于药效一般，还因为无数次地被精明的鼠辈识破，咬破纸包，闻而不食。而红绿药丸于墙角处，却被孩子拾起误当糖豆吃。曾使人们一次次大呼上当，戏称为“慢毒药”。后来，它又逐渐演化成了一个人的绰号。
　　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送他这样一个绰号?
　　他是我的小学老师。
　　一九六二年从城里下放回来的。
　　老师姓杜，名叫杜秋月。明明是男人，却取了一个很女性的名字。记得那是冬天，刚来的时候，他穿件黑色的四兜干部制服，上衣兜里插着一支黑杆钢笔，脖上围着一条绛红色的围巾，戴眼镜，鼻梁上有两片眼镜托压出来的红印，很有学问的样子。进村时，他肩上扛着铺盖卷，手里提着皮箱子，腰半弓着，拖拖沓沓的，一走一探，很像是只虾米。天冷，他还流着清水鼻涕，走两步就停下来，掏出雪白的手绢，很重地哼一声，揩一下鼻子，磨磨叽叽地提起箱子，再走。
　　待进了村之后，他鸡啄米似的，见人就点头，他甚至对着一棵树点头。他对着代销店门前的那棵槐树点了又点。而后嘴里嘟浓了一句，接着又往前走，一边走一边问。等他摸到大队部的时候，天已过午了。
　　后来才知道，他是个近视眼。犯了错误才下放回来的。犯的是作风问题。
　　那一天放工后，大队部院里围了很多人，都是看杜秋月的。杜秋月的穿戴和他的“作风问题”勾起了无梁村人的强烈的探究欲。人们都很想知道他究竟犯的是何种作风问题，是不是强奸犯?村里人说:若是个强奸犯，是万万不能大意的。于是，在治保主任的多次提议下，大队干部集体决定让他在群众大会上做个交代，以利于以后的监督改造。
　　那天晚上的汽灯很亮，人到得很齐，连喂牲口的“老料”都来了。全村人集合在大队部里，听杜秋月坦白。这时候，夜空中突然飞来了几只蝙蝠，蝙蝠在灯影下一墨一墨地飞，像乌云一样，箭一般从人们头顶上掠过。早早收起了鞋底子的妇女们一个个惊叫道:夜墨虎!夜墨虎!汉子们也跟着抬起头，看夜空中飞舞的“夜墨虎”。有人说，怪了，这时候，怎么会有“夜墨虎”呢?
　　平原的乡村，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蝙蝠并不多见，尤其是冬天。只有天气异常的时候，才会有蝙蝠出现。要下雪了么?我记得，人们一直固执地认为蝙蝠(俗称“夜墨虎”)是老鼠偷吃了盐才变成这样的，乡下人最恨的就是老鼠，于是就无端地延恨于“夜墨虎”。人们一个个交头接耳相互递着眼神，而后又用探究的眼光望着这个从城里来的“杜眼镜”，就好像这个“杜眼镜”是“夜墨虎”变的。
　　杜秋月被人带到了会场中央。他先是扬起头，很惊讶地看着众人。大约是看到了墙一样的人脸。接着，慢慢地，他的头勾下去了。这一刻，他脸上似有了怯意，老实了许多。面对众多的乡人，他先是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而后一声不吭，就那么弯腰站着。
　　在治保主任的带领下，人们开始一次次地大声呼口号。人们的胆子一下子壮了。人们很兴奋，像过年一样兴奋。人们踞着脚跟，身不由己地往前拥动，唾沫星子在空中飞舞，手指头一点一点地，几乎指到了他的脸上。治保主任也一次次地呵斥他:老实交代!
　　他仍然不说。
　　当口号呼到第三遍的时候，老姑父说，静静，静一静!
　　会场上顿时静下来了，人们的目光全都注视着他。
　　后来我才明白，在特定的情况下，人的语言不全是用嘴巴说出来的，眼神也能说话。特别是那些极端的、伤人最深的词汇，是用眼睛说出来的。在平原的乡下，就有这么一个词，叫“砸磕”。那是比喻人用眼睛来说话，是“抨击”或“贬损”的意思。就像是人们眼里生出了许多小石头，人们用目光“砸磕”他。
　　此时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的头勾得更低了。
　　他沉默着，他不想说。后来，在乡人目光的“砸磕”下，不得已，他还是说了。他吞吞吐吐地说:那个事，已做过结论了。
　　轰一下，会场炸了。人们齐声呵斥他:哪个事?啥事?啥子结论?说清楚!
　　在唾沫星子的汪洋大海里，在声嘶力竭的怒斥下，他吓坏了。他再一次弯下腰，哆哆嗦嗦地说:坏分子，我是坏分子。
　　看他是城里人，戴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开初女人们还略有些顾忌。她们私下里一次次拽吴玉花的衣裳角，在她耳边小声说:这人多猴，咋就套不出话呢?你问你问。吴玉花最恨“作风问题”。于是，她小跑着上去给了“杜眼镜”一脖儿拐，说:咋当的?说!
　　杜秋月哭了，咧着嘴哭了。
　　人群里一阵骚动。有一人说:哭啥哭，你还有脸哭?
　　终于，他吞吞吐吐地交代说:我，我谈过一次恋爱。我。后来，她又谈了一个军人。再后来，她被查出来怀孕了。
　　人群里嗡的一下，像是有一群苍蝇飞过去了。他这些断断续续的句子，让人们产生了无限的想象力。人们交头接耳地说:妈的，真是个流氓!
　　这时，治保主任上前，大声质问说:奶奶的，“高压线”你也敢碰?咋谈的?咋怀的孕?谁的孩子。说清楚!
　　杜秋月有些紧张，他结结巴巴地说:那孩子。孩子，流、流、流了。
　　治保主任突然高呼口号:叫他赔!
　　人们怔了一下，也跟着呼:叫他赔!
　　会开到这个时候，会场简直成了落满了麻雀的谷子垛。人们围在一起，一窝儿一窝儿、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叽叽喳喳的，越说越乱了。有紧着追问孩子下落的;有追问女人下落的;还有质问他到底跟人家睡了几回的。最后，人们拥上去，齐伙伙嚷道:揍他!你看他，一脸猴气。不动真格的，他不会说。
　　老姑父突然大喝一声:停!停停停!乱嚓嚓!胡嚓嚓!嚓嚓成米饭了。
　　人们的嚷嚷声被老姑父制止了。牵涉到军人，他不想让杜秋月说得更详细，就说:老杜，就到这里吧。你好好改造。
　　人们还想听，人们意犹未尽，人们希望他说得更详细些。人们要求说:让老杜说完嘛。让老杜说完。
　　老姑父断然说:就这吧。散会。
　　散会后，人们再看老杜，那目光就变了。村里人都知道了，老杜是有“帽子”的。老杜那天没戴帽子，老杜围着一条围脖儿。可他头上有“帽子”，是一顶看不见的“帽子”。此后很多年，我一直以为，凡戴围脖儿的人，头上定是有“帽子”的。
　　这年冬天，分配老杜的活儿是收尿、挑尿。村街里的厕所是男女混用的，识别方式是搭在墙上的裤腰带。开始老杜不知道“裤腰带识别法”，挑着尿桶就进了厕所，里边哇的一声，他慌慌地退出来，吓得一迭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后来有人质问他:你不是故意的吧?他吓坏了，忙说:不是，真不是。而后人们告诉他:你看墙头，墙头搭的若是红裤腰带或是丝线编的、有穗穗儿的那种，那就是“女”；若是一根绳，或是蓝、灰、黑布的带子，或是皮带子，那就是“男”了。大远一看就知道。可老杜始终也没有弄清楚男女的分别，于是每次进厕所，他都会远远地喊一声:有人么?
　　老杜在挑尿的头一天，就给自己备了一个大口罩。老杜是村里唯一戴着口罩挑尿的人。他担着尿桶走在村街上，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说:老杜，你戴着一个牛笼嘴十什么?他郑重地说:不干什么，我不是怕脏，我有胃气疼。而后，当他担着尿担子拐向菜地的时候又有人问:老杜，你戴个牛笼嘴干什么?他再次解释说:不干什么，我不是怕脏，我有胃气疼。就这么一路走，一路问，老杜每次都恭恭敬敬地回答。尿是往菜地送的，一天四趟。进了菜地之后，在菜地干活的妇女们还会问:老杜，你戴一牛笼嘴干什么?他就一次次解释说:不干什么。我不是怕脏，我有胃气疼。我真的不是。人们就笑。就这么一天下来，他很自觉地就把捂在嘴上的口罩摘掉了。
　　过罢年，到了三四月间，春天里雨水大，村路被雨水泡泛了，全是泥浆子。架子车轧出的车辙一沟儿一沟儿的，人踩的脚印一窝一窝的，走起来滑溜溜的。当我们光脚在泥水里奔跑的时候，分派去挑尿的老杜却特意换上了一双胶底鞋，还穿着袜子。村里人见了，叹一声，说:到底是城里人哪。
　　治保主任看见他，伸手一指说:老杜，你过来，过来。老杜挑着尿担子过去了。治保主任说:放下，扶住树。老杜就放下尿担，看了看树，天湿，槐树上生虫了，黑麻麻一片，他恶心得干呕了一声，可他还是扶了。治保主任说:老杜，你把鞋脱了。我送你一双皮靴。老杜就把鞋脱了一只，看看主任。治保主任说:脱了，袜子也脱了。老杜手扶着树，一只脚金鸡独立，把袜子也脱了，再看主任。治保主任说:踩地上。老杜迟疑了一下，就光脚踩在泥窝里了。治保主任说:那一只。于是，两只鞋袜都脱了。治保主任指一指自己的腿，说:裤腿，还有裤腿，扁(在平原，“扁”是折叠的意思)起来。老杜就把裤子扁起来。治保主任说:挑上。老杜就重新挑上尿担子。治保主任说:利索吧?老杜两只脚呼涌呼味地在泥窝里踩着，拔出来就是两腿泥。老杜说:利索。利索。
治保主任说:巴地吧?不滑了吧?这就对了。泥嚓嚓的，多费鞋呀。去吧。老杜一手提着鞋袜，一肩挑着尿桶，边走边点头说:好。这好。
　　夏天到了。割麦的时候，老杜戴顶新草帽，穿件白衬衣，领口、袖口处的扣子都系得严严实实的。到了地里，人们都在看他。有人说:老杜，你这是串亲戚呢?他说:不串。我这儿没亲戚。人们轰一下笑了。老杜很尴尬地站在那里。治保主任说:老杜，既然不串亲戚，捂那么严干什么，脱了吧。众人都说:那麦芒儿，一天都给你扎烂了。脱脱脱，赶紧脱。老杜看汉子们大多都光着脊梁，迟疑了一下，就脱。脱了衬衣和背心，众人呀了一声，只见他一脊梁的红疙瘩，都是蚊子咬的。治保主任走过来，用脚先把地上的麦茬踩倒，而后又蹲下来用手把地上的土坷垃。“面”了，说:会驴打滚么?老杜怔怔的。治保主任说:驴打滚你都不会?众人呱呱又笑。治保主任就现场做一示范。于是，在一片笑声中，老杜往地上一躺，跟着学驴打滚。治保主任说:糙糙。好好糙糙。老杜很听话，很认真，他接连在地上打着滚儿，左打，右打，左糙，右糙。众人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治保主任问:还痒么?老杜红着脸说:不痒了。不痒了。
　　治保主任豪迈地说:土里有药。
　　到了第二年，老杜已可以穿着大裤权子，光着脊梁蹲在村街的饭场里吃饭了，他甚至学会了在阳光下捉虱。他蹲在烟炕房的门槛处，在暖暖的阳光下，嘎嘣嘎嘣地扣一片一片的帆子。在烟炕房外，老杜也学着把刚烤过的烟叶揉碎，用旧报纸裹了卷烟吸，可他没学会，老咳嗽。他只是学会了一句话:烟太壮了(在乡村，“壮”即呛和辣喉咙的意思)。过了不久，老杜甚至还学会了扬场，他一边扬一边还认真地背口诀:扬出一条线，落下一大片。人们又笑。
　　秋后，在芦苇荡里割苇子时，老杜已可以跟那些妇女们说说笑笑了。秋后的苇叶像刀片一样，一不小心就把身上割一道血印。女人们一边教他割苇子一边问他:老杜，那女的是你的学生吧?老杜先还扭捏着，说:不是。又说。是。也算是。毕业了。女人们说:说说，咋勾引人家的?老杜说:是、是她先“那个”我。女人们说:不会吧?人家一姑娘。说说唤。老杜说:有一天，正走着，她突然剥了一块糖，塞我嘴里了。女人们说:甜么?他说:甜。女人们问：后来呢?把持不住了?他连声说:没有。没有。接着又交代说:就跟她看了一场电影，她把手递到我手心里。女人们问:那还不握住?他说:握，握了。女人们追问:软和么?抠人家手心了吧?他说:没有。真没有。汗，我出汗了。女人们说:咋那么不小心，就怀孕了?老杜诺诺地说:“安全期。”她说是。“安全期”。女人们齐声问:啥是“安全期”?他说:我，我也，说不好。女人们又连着问:那怎么就让人告了呢?老杜叹一声，摇着头说:后来，我不知道，她、又谈了一个。女人，斗(读)不懂的。女人们轰地笑了，说:说说，你“斗”了多少女人？老杜也笑，苦笑，说:没有。就这一个。女人们都替他惋惜，说:你说你，就“斗”一女人，还弄了顶“帽子”，亏不亏?在一片哄笑中，老杜很快就得到了女人们的谅解。女人一向同情弱者。她们一个个都争着教他些割苇子又不伤手的方法。一个个说:老杜，你真是倒霉呀。
　　老杜戴着“帽子”呢，老杜很低调。这一点正是村里女人们喜欢的。她们先是教他做饭，而后又教他学会了破蔑子、编席，甚至还教他站在滚动着的石破上碾蔑子。老杜的水蛇腰半弯着，站在石破上总是保持不住平衡，老杜的眼镜架摔坏了，用线缠着，让人看了很亲切。在村里，老杜一行一动都会惹女人笑，常笑得女人们直不起腰来。
　　后来，村里人都说老杜进步很快。老杜先是晒黑了，也耐冻了。那一年，割完荡里的苇子，村里“打平伙儿”时，在众人的撺掇下，老杜居然也喝了一碗酒，醉了。
　　“打平伙儿”是编席窝儿一年一度的庆祝方式，村村如此。一般都是割完苇子的时候，由公家收席点预支一些钱(这钱在交席的时候由各家分摊着扣除)，买上一扇猪肉，再由村里出些白菜、粉条、豆腐之类，在刘过的芦苇荡里就地垒灶，支上大锅炖了；再买上几坛便宜的红薯干酒，燃一堆篝火，全村人都来热闹一番。这几乎算是男人们的节日。村里汉子们喝了酒就玩“顶牛”，一对一，头顶头，看谁把谁顶败了，胜者有奖:好酒者额外奖三碗酒；好肉者额外奖三碗猪肉炖粉条。那夭，汉子们嗽傲叫着，闹着。老杜先是在一旁看着，红薯干酒性烈，他已在众人的撺掇下喝了一碗，有些醉意，就一个劲地傻笑。这时，有人叫道:老杜，上来，顶一个!让老杜顶一个!
　　老杜先是一怔，摆着手说:不行，我不行。可是，众人一拥而上，还是把他给推出来了。谁也没想到，当老杜站到簧火前时，先是还扭捏着，推让着，突然一下子就活泛了，他用左手支着腰，挺直了腰杆，头发一甩，扬起脖儿，红着一张酒脸，两眼一闭，啊的一声，竟朗声背起诗来:帝高阳之苗裔兮，联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瞰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摇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这下子，众人傻了。汉子们一个个互相看着，问:娘耶，他“西，”(兮)啥呢?日白的啥?有人摇着头说:乖乖，大学问哪!老杜大学问!有的说:是啊，老杜学问深着呢。不简单，真不简单。只有治保主任说:毽，毽哩学问。
　　往下，老杜朗诵的声音越来越大了。只见他不时地扬起手臂，舞动着，比画着，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唱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挎以载羁兮，警朝淬而夕替。既替余以蕙壤兮，又申之以揽宦。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是呀，人们瞪大着眼睛，全都傻傻地望着他。人们听不懂，人们不知道他在“日白”些什么。人们只是猜测:这就是“学问”哪，大学问!乡人们被他的情绪感染了，一个个拍手叫好。可是，老杜却突然停了。他怔怔地站了一会儿，“哇”一声哭起来了。一个五尺汉子，平身往地上一躺，放声大哭!人们互相看着，说:这，这是咋啦?这时候，女人们拥上来，乱纷纷地说:醉了，老杜醉了，把他抬回去吧。于是，人们七手八脚地，把老杜扛上，抬回村里去了。
这年的冬天到老杜烟炕屋去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们一旦闲下来，就说:走，找老杜“喷空儿”去。于是，老杜住的烟炕屋就成了汉子们“喷大空儿”的地方。在平原，“喷大空儿”就是偏闲话的意思。这在上层叫做“清议”或者“交流”，在民间就是“喷空儿”了。天南地北，贩夫走卒，皇帝老儿，说到哪里，就是哪里。当然，这里边也有长见识的含义。人们相互间熟了，熟不拘礼，来了就往屋角里、门槛上一蹲，听老杜“喷空儿”。
　　这时候，人们都忘了老杜的“帽子”，老杜自己似乎也忘了他头上还戴着“帽子”呢。老杜说:我准备给中央写封信，是时候了，我看可以解放台湾了。人们都瞪大眼睛望着他。老杜说:你们知道么?吴庭艳，南越的吴庭艳被击毙了!这时，有人小心翼翼地问:这个啥子吴庭艳，是干啥的?有人马上说:你懂个毽!听人家老杜说。老杜说:这个，吴庭艳么，是南越的总统。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消息，大好消息。你们知道么?美国出大问题了，肯尼迪被刺!又有人问:肯尼迪是谁?有人立即制止:你管肯尼迪是谁呢?听老杜说唤。老杜说:总统，美国总统。这个肯尼迪，还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死了，被刺了。美国黑人也不断地上街游行示威。所以我说，是时候了。
　　白天里，老杜依旧去挑尿。有人一边系着裤腰带一边问:老杜，你那信，给中央的信，写了么?这时候，老杜大约意识到了他的“帽子”，就含含糊糊地说:正斟酌呢。我得斟酌斟酌。那人说:是，那是。你这么大学问，给中央上书，可不是小事。老杜说:那是。路上再碰上谁，就有人打招呼说:老杜，夜里可早点吃饭，再给说说美国的事。美国，那啥子“丁”啊。老杜说:马丁，马丁?路德?金，是黑人领袖。
　　一天，当老杜挑完尿，又到大队部去看报纸(大队部里有一份《人民日报》)的时候，老姑父见了老杜，说:老杜，听说你要给中央写信?老杜一怔，说:我，我是说，那个啥，解放台湾。老姑父瞪了他一眼，摘下帽子，摸了摸他新剃的头，光头，什么也没有说。老杜脸色变了，连连点头说:知道。我知道。
这年冬天，到了下雪的时候，无梁村妇女们一个跟一个学，突然都围起了绛红色的围巾。那些在城里有亲戚的年轻姑娘，还专门托人从城里捎回了很艳的玫瑰红围巾。过年时，村街里走着一片红，石破上晃着一片红一W喜庆。只有老杜不再围围巾了。他怕村里人说他。老杜的围巾束在了腰里，他说这样暖和些。
　　第三年，老杜由于表现好，就派到村里的小学教课去了。
　　老杜大概很愿意当教师。不知怎的，老杜突然就傲起来了。他特意到镇上去理了发，梳了个偏分式，还上了些头油，看上去明晃晃的。老杜再一次换上了他的四个兜的干部制服，脚上换了一双皮鞋，那皮鞋原来一直在箱子里放着，还是双三接头的，他咔咔地走在学校院门口，引了很多孩子看他的脚。老杜扶了扶眼镜，说:同学们早。我们都愣愣地望着他，一时像傻了似的，肃然起敬。
　　当治保主任在学校门口碰上老杜的时候，他“哟”了一声，眼珠子瞪得像是要飞出来，他说:老杜，蚂蚁上树了?还穿上皮嘎了?神气呀。
　　老杜不好意思了，赶忙解释说:主任，给学生上课，那个。得注重仪表。
　　治保主任看着他，说:哈?一表?啥子表?
　　老杜郑重地说:我作为教师，仪表要整洁。
　　治保主任手一背，鼻子里哼一声，说:好，一表好。你这人哪，一表，那就一表吧。还有，你不是要上书么?到时候，老蔡说了，得审审。
　　老杜哑了。
　　当年，小学校长苗国安也是无梁的女婿。当他在校长室第一眼看见老杜时，竟有些手忙脚乱。他先是下意识地忙把“扁”起来的裤腿将下去，接着又把踩在椅子上的一只脚放在地上，挺了挺腰板。突然又觉得不妥，庄严地咳嗽了一声，说:老杜，进来吧。
　　当杜老师从校长室里出来时，就显得不那么神气了。这时候，他才明白，他只是一个临时的代课老师。据说，苗校长还特意点了他一句，说:老杜，你可要注意，你戴着“帽子”呢。老杜惶然说:知道。我知道。他夹着两本小学课本，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从校长室走出来。一路走一路摇着头，嘴里不满地、嘟嘟峨浓地说:我大学毕业，让我教小学三年级，太小儿科了吧!
　　可是，虽然只让他教小学三年级，他还是很高兴。那天，当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他的头忽地一下就扬起来了，他扬头的姿态潇洒极了!他的头偏着往上一扬，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地写下了三个大字:杜秋月。而后，他用粉笔点着黑板上的字，朗声说:同学们，认识这三个字么?杜、秋、月。这是我的名字，我就叫杜秋月。就是《红楼梦》诗句里:一轮明月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一一那个“月”!说着，他在自己的名字下重重地画上了两道粉笔印。
　　接下去，他又刷刷地在黑板上写下了两行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写后，他拍拍手上的粉笔末，清了清喉咙，大声问:知道这是谁的诗么—李义山，也就是李商隐。
　　说完，他站在讲台上，望着下边，怔匪的。
　　我们傻乎乎地望着他，几乎是傻对傻。他迟疑了片刻，突然说:哦，你们，三年级是吧?不明白是吧?你们，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还小。以后，以后会明白的。现在，上课。今天，今天讲。
他翻开小学课本。
　　我们齐声喊道:小猫钓鱼!
　　他说:那就小猫钓鱼。
　　从此，杜秋月就成了我们的三年级二班的老师。我们私下里都叫他“杜眼镜”。杜眼镜教我们语文、算术、美术、音乐兼体育。上课时，杜眼镜喜欢用粉笔头“点名”。在课堂上，要是哪位同学打磕睡了，他就册一小截粉笔头，把粉笔头拿在眼镜片前，晃晃，以瞄准的姿势，“叭”地射出去。可他总是把粉笔头射偏，而后再来一次。十不抽一会射在脑门上，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杜眼镜上课与别的老师不同，他会不时地改变上课的方式。有一次上课钟声响过之后，他竟然把我们全班学生带到学校的操场上，讲的却是算术课。
　　那天上午，他把一块小黑板绑在篮球架的横梁上，让我们在操场上列队站好，而后他突然跑了。我们就那么列队站在操场上，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有同学问:这不是算术课么?有的说:改体育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匆匆地从操场后边绕过来，推来了一辆破自行车，那是从老姑父那里借的。他把车子扎在我们面前，大声问:同学们，这是什么?
　　我们大声说:洋驴!那时候，我们把自行车叫做“洋驴”。放学后，我们常常站在大路牙子上，齐声喊道:骑洋驴，戴手表，老子不干你吃属!
　　他说:这叫自行车，上海产的“永久牌”自行车。知道上海在哪里么?
　　我们大声说:不知道。
　　于是，他又在小黑板上用粉笔画了一幅中国地图，在地图上标出了上海的位置。而后又给我们讲起了上海。他说:上海是一个大城市。接下来，他从上海讲到上海产的“永久牌”自行车，这才开始讲自行车的构造和原理，讲大齿轮和小齿轮之间的关系。讲着讲着，钟声响了，别的班都下课了。全校的学生都轰一下围上来，看他一个人讲课。
　　看这么多的学生都围过来听他的课，杜眼镜一定是兴奋极了。他不但眉飞色舞地给我们讲解，竟然还亲自蹲下来，现场给我们作示范。在众人的观摩下，他一会儿蹲下，一会儿又站起，一边呼呼地搅动着那辆自行车的脚蹬子，让车轮飞快地旋转起来，一边在小黑板上写上大齿轮与小齿轮的转速比率。
　　老实说，这节课太新鲜了!同学们都很兴奋。这时，他说:准愿意上来试试?于是，全班同学都举了手，一个个都跃跃欲试。他就一一点名，批准我们班的学生每人上去绞上一圈，蹲下来仔细观察小齿轮与大车轮的转动，来计算大车轮与小齿轮的速度之变化。那时候，自行车很少，我们看着这辆自行车，都眼馋着想上去骑一骑。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他说:好，破个例吧。我给你们破个例。于是，他又一个个喊着我们的名字，由他扶着后架，让我们每人上前学骑一圈儿。那时，操场上一片笑声，学生们高喊着:歪了，歪了!驴歪了。还没等到课上完，左一歪，右一拐的，那辆自行车就摔坏了。这天下午，到了上自习课的时候，他又赶忙推到镇上去修，据说被老姑父逮着臭骂了一顿。
　　由于他课上得好，同学们很快就喜欢上了他。他几乎成了我们追随的榜样，我们光着脚学他“咔咔”地走路，学他扬头的姿势，头一扬，再一甩。可谁也学不像。下课后，我们甚至学他用粉笔头相互“射击”，可谁也射不出他那样的效果，因为我们没有“眼镜”。
　　上体育课他喜欢领着我们打篮球。在那个简易的球场上，杜老师的投篮动作十分优雅。他的三步上篮像表演杂技，他瞪、瞪、瞪跑上三步，而后飞身上篮，右手高高挑起，就像是雁飞一样，手腕子一翻，准确地把篮球扣在篮里，看得我们目瞪口呆!
　　后来，杜老师的头昂得越来越高了。他见了苗校长也不再点头了，就那么夹着课本昂昂地走过去，连苗校长都吃惊地望着他。冬天里，他又围上了他的红围巾。每每围巾的一头脱落下来时，那扬脖儿的一甩简直神气极了!有几天，他走路时嘴里总是哼唱着什么，脚下就像是装了弹簧似的，一弹一弹地走。有时候他还会像篮球场上三步上篮似的，突然来一跳跃或是滑步。可见他心里是多么高兴!
　　可是，杜眼镜又差一点犯错误，犯男女关系错误。在老师们的窃窃私语里，我们知道:在我们学校，有一个绰号叫“别针”的高年级女学生，偷偷地喜欢上了他。据说，这个号称“别针”的邻村姑娘，总喜欢在胸口上别一个大别针。那个别针明晃晃的，不但成了她的装饰品，也成了她的雅号。有一段时间，她总在我们教室门前晃来晃去，下了课就追着杜眼镜提问题，说:杜老师，你等等。后来，她每天早早地从家里溜出来，偷偷地把一个煮熟的鸡蛋放在杜老师的讲桌里。当讲桌的抽屉里放够六个鸡蛋的时候，杜眼镜才发现。于是他就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鸡蛋的图画课，讲的是一个外国大画家画蛋的故事。他说，外国有一个名叫“达达奇”的人，他从画鸡蛋开始最后画成了一个世界著名的大画家。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他说的的确是“达达奇”，我们记住了这个“达达奇”。可一直到很多年过去了，我才知道，他说的那个人，其实不叫“达达奇”，而是达?芬奇。我记得，那一堂课的后半节我们全班都画了鸡蛋，虽说是照葫芦画瓢，可我们却没有一个画得像鸡蛋。这就注定我们成不了画家，因为我们很少吃鸡蛋，那是“银行”。
　　渐渐地，我发现杜老师周围出现了一些目光，像黑蚂蚁一样的目光。有老师私下里提醒我们说:离他远一些，他戴着“帽子”呢。可还是有学生接近他，我们都喜欢他。
　　据说，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那个绰号叫“别针”的女同学躲在年级教研室拐弯处一截矮墙后边，突然拦住他，问:杜老师，鸡蛋你吃了么?杜老师怔怔地站在那里，说:鸡蛋?“别针”说:鸡蛋。他说:噢，噢，是这么回事。我还以为，这不好吧?她说:我家有三只母鸡，一只芦花，一只鳌子黑，一只生产鸡。有时两只下蛋，有时三只下蛋。早起，鸡蛋是我一个个儿拾的，家里人不知道。我娘说鸡蛋补气血。他说:噢，噢，谢谢。他往前走了两步，却又站住了，说:你以后，不要这样，这样不好。可是，“别针”从墙后跑出来了，她一下子就抱住了他。杜老师一定是吓坏了，他闭着两眼，喃喃地一迭声地说:别，别别，我犯过错误，我犯过错误，我犯过错误。“别针”说:是我愿意的，我愿意，我愿意。杜老师说:别，别，别。“别针”说;你摸，你摸，你摸。杜眼镜又有些把持不住了，他浑身颤抖。那“别针”也软得像一摊泥，吊在他的脖子上，两人都像筛糠一样抖着。据说，就快要出事时，还是苗校长的一声咳嗽挽救了他。苗校长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大咳了一声，把“别针”给吓跑了。
　　这天夜里，苗校长把杜眼镜叫到了校长室，狠狠地熊了他一顿。杜眼镜吓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再后，苗校长对人说，他早就发现了他们二人很不正常，一直盯着他们呢。是苗校长挽救了杜眼镜。要不，“别针”家是邻村一大姓，本族人口众多，若是她的家人知道了，会把他打飞的。
　　此后不久，苗校长又跟“别针”谈了话。从此，“别针”不再到学校里来了，她嫁人了。杜眼镜再见苗校长时，会默默地点点头，以示敬畏之意。
　　从此，我们的苗校长咳嗽声更响亮了。他终于找回了自尊。
在乡村，有些事情是突如其来的。
　　我们叫做“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是藏在心底里的、有着悠久历史渊源的、说不清来由的精神恐慌。就像是远远的天边隐隐有了雷声，却仍然是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可是，风忽然就腥了，刮起来了。等人们愣过神儿的时候，已是大雨倾盆了。
　　记得，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杜老师正在课堂上给我们朗诵“白日依山尽，黄河人海流”，他的声音就像是唱歌一样，好听极了!他张开双臂，两眼先是圆睁，而后微微地一闭，做一波澜壮阔的姿态，仿佛已化身为黄河，奔腾而下。突然之间，没容他走出“黄河”，睁开眼来，镇上中学的一群学生傲傲叫着冲进来，兜头扣了他一桶糨糊!
　　一时，课堂上很静，只有杜老师仍然“波澜壮阔”地立在那里，他身上的粗糊自上而下从头到脚沥沥啦啦地流淌着，那糨糊是杂合面打的，带有一股子发了霉的豆腥气。他浑身上下全是糨糊，眼镜也被糨糊糊住了，白花花一片，成了一个“糨糊黄河”。那个为吟唱“黄河”而做出的一个“大”字仍然伸展着，糨糊淋淋沥沥在地上滴出了一个扁担长的“一”字。紧接着，一个纸糊的高帽子又猛地扣在了他的头上，那上边写着打了红叉的黑字:“坏分子杜秋月”!
　　杜老师哭了，扑扑哧哧的，像孩子一样。他哭得很伤心，完全丧失了一个老师应有的尊严。他哭着说:我看不见，同学们，我看不见。
　　杜老师戴上真正的“帽子”了。那纸糊的帽子把他的眼镜都扣住了。给杜老师戴高帽的是镇上中学将要毕业的高年级学生。镇中的学生之所以敢往老师头上泼糨糊，是因为他们每人戴着一个“红袖章”。
　　从镇上中学赶来的学生里，领头的是治保主任的儿子，大名吴小屯，外号叫屁墩(后有一段时间他曾改名为吴红卫)。吴小屯把戴着红袖章的袖子往上一抨，神气活现地站在讲台上，一只手按着杜老师的脖梗儿，另一只手挥动着，大声说:同学们，他被揪出来了，再不要听他放毒了!
　　我们仍然傻傻地看着，不知道这又是什么“梦”。
　　这时候，大队部里的大喇叭突然响了，那声音高亢、响亮，就像是从天外突然飞来了一只大鸟，会唱歌的鸟，听来让人兴奋，也让人激动和紧张。在我原有的印象里，屁墩就是屁墩，屁墩让我联想到红薯，屁墩放的红薯屁比谁都多。但是，一旦他戴上了这个“红袖章”，他一下子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连说话的腔调都变了，几乎成了一个领袖!
　　一时间，老母鸡变鸭，屁墩成了“领袖”了。在雄浑高亢的音乐声中，屁墩又领人揪来了两个老地主、四个富农(四男二女，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加上杜眼镜，共七个人。七个头戴高帽子的人，用绳子串在一起，战战兢兢地排队走在操场上。屁墩不时用脚踢着他们的屁股，喝道:一二一，一二一，走好!几乎所有人都在听从屁墩的号令。那其实是在听“红袖章”的号令。就因为他胳膊上戴着一个“红袖章”，他就可以用棍子一个个点着那些老人的头，说:你，你，还有你，站好了!
　　这时候，我们成了一群围观者。我们试图不看屁墩，我们曾经很蔑视他，可我们现在不能不看他了，他的胳膊上戴着一个“红袖章”。我们所有人都盯着屁墩胳膊上的“红袖章”。我们一个个都为“红袖章”着迷!它像是有无限的魔力，使每一个戴上它的人气冲牛斗!我们都渴望得到这个“红袖章”，只要能戴上这个“红袖章”，让我们干什么都行，哪怕是死!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很想去找一块红布，给自己缝一个“红袖章”戴上。可我不敢，那东西太神圣了!于是，我们自觉自愿地成了屁墩的追随者。我们高呼着口号，小跑着跟在屁墩的后面，我们追随的不是屁墩，而是“红袖章”。
　　后来，我们也开始踢那些老头的屁股，踢老师的屁股，偷偷的。
　　我们虽然曾经狂热地追随过杜眼镜，可他被“打倒”了。一个被“打倒”的人不再受人尊敬。我们都在看他的笑话，我们觉得他可笑极了，一身的糨糊，那纸糊的高帽子把半个脸都罩住了。他可怜巴巴地被人拎着脖领子，一脚踢倒在地，跪在操场的中央，就像是个晕头鸡。真糠包呀!
　　紧接着，在屁墩的带领下，十几个镇上中学的学生架着老杜，让他表演性地坐了一回“喷气式飞机”。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喷气式飞机”，在屁墩的指挥下，由杜眼镜现场示范，让我们看到了“喷气式飞机”的造型。戴“红袖章”的学生把他的两只胳膊架起来，用力向后扬，腰弯着九十度，头往前冲，把头发揪起来，这就是“喷气式”。后来，全村人都赶来看“喷气式”了。
　　操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屁墩一次次神气活现地振臂高呼:打倒杜眼镜!
　　人们就一次次跟着高呼:打倒杜眼镜!
　　屁墩喊:杜眼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们也跟着喊:杜眼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屁墩本是要把老杜带到镇上去游街示众的，被匆匆赶来的老姑父拦住了。
　　老姑父说:不能走，老杜下放改造，归大队管制。
　　屁墩说:你包庇坏分子!
　　老姑父用本地话骂道:放你娘那臭狗屁!老子革命时，你还在你娘裤档里呢。
　　屁墩说:你敢骂人?
　　老姑父说:骂你是轻的。大队是一级组织，你算老几?把人放下。民兵集合!
　　屁墩到底年轻些，他被老姑父的气势镇住了。这时，治保主任上前说:墩儿，听你姑父的。
　　当天晚上，老杜蹲在河边清洗身上的糨糊，他一边洗一边哭，小声呜呜地哭，像是一个被人掐了脖子的狗娃。哭着哭着，他一头栽到河里去了。刚好老姑父怕老杜寻短见，派一个民兵偷偷地看着他。人一吆喝，村里人跑过来，把他给捞上来了。
　　老杜哭着解释说:我不是故意的。我不会自绝于人民，我是失脚滑下去的，真的。
　　此刻，村里女人们又觉得他可怜，赶忙从场里搬来几捆谷秆草，用秆草火给他驱寒。
　　到了晚上，老姑父到烟炕屋来了。他蹲在门槛处，对老杜说:老杜啊，教了两天学，你还理一分头，穿一皮鞋，你说你烧啥呢?老杜弯着腰说:是，我错了，我知道错了。老姑父说:你也别往别处想，好好改造。有我在，没人敢咋你。老杜流着泪说: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改造，脱胎换骨。老姑父说:看你说的，血可以换，骨头能换么?老杜保证说:你放心吧，我能。我一定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老姑父叹一声，安慰他说:你也该成个家了。赶明儿，我给你说一个。老杜苦着脸说:我这样，谁敢要我呢?
　　第三天，公社开批斗大会，老杜又被人押着送到公社去了。据说，老杜头戴纸糊的高帽子，在台子上整整跪了一天。如果不是老姑父跟着，他就回不来了。
　　三天后，老杜重又回村挑尿去了。他戴着一顶吓老鹊的破草帽，穿着裤视子，光着脚丫子，挑着尿担靠着墙边走，战战兢兢的，见人就点头。在村街里的厕所门前，他小心翼翼地问:有，有人么?
　　这时，治保主任提着裤子走出来，见是他，喊一声:老杜。
　　老杜弯着腰说:有。
　　治保主任再喊:老杜。他说:有。
　　治保主任说:大声点。
　　他说:有!

　　一九六九年，老杜结婚了，娶的是一个寡妇。
　　这寡妇是老姑父给介绍的。寡妇姓刘，王家庄的，小名刘欢，大名刘玉翠。刘玉翠长得还算周正，就是个吊梢眼，颧骨高些，按平原乡村的说法，“克”男人。她男人王松球三个月前死在了煤矿上。
　　那时候煤矿上虽然经常死人，因为工资高，还是有人争着去。按规定，死在煤矿上的工人可以领到三百元抚恤金。更有吸引力的是，还可以让一个直系亲属接班。据说，在葬礼上，刘玉翠竟然和婆家人打起来了。为的是争一张纸，那是一张“招工表”。寡妇刘玉翠和婆家兄弟为争这个顶替死人的“待遇”，与婆家人闹得天昏地暗，打成了一锅粥。
　　王家人本就恨她，说她吊梢眼，是个克星，妨男人。可刘玉翠不识趣，大概她很想离开村子，到矿上去接男人的班(女人到矿上是不下井的，去了顶多是看磅，或是在食堂里当炊事员，这是好活儿)，于是招来了王家一族人的反对。刘玉翠虽然要强，可她毕竟是在婆家的村子里，王姓一族人多势众，这张“招工表”到底也没争到手，刘玉翠还被婆家人打得满脸是血，赶出了家门。刘玉翠于是就跑到公社告状去了。
　　老姑父在公社开会时碰上了这个告状的寡妇。那天她穿着浆过的月白布衫，头上扎白孝绳儿，看上去利利索索的，模样还周正。老姑父看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挺可怜，三说两说，就把她带回村里来了。
　　而后赶忙派人去叫老杜。那时，老杜正往菜地里挑尿。
　　两人是在大队部里见的面。老姑父本意是让老杜换身衣裳再去跟人见面。老杜执意不肯，放下尿担子就来了。进了门，老杜半弯着腰，傻傻地站在那里。女人说:你坐吧。老杜这才抬起头，看了看女人。他坐下后，说:我得说清楚，我犯过错误。她说:我知道。老杜说:我戴着帽子呢。她说:我知道。老杜说:如今我不在学校教书了，我在村里挑尿。她说:我知道。于是，老杜不再说什么了。
　　刘玉翠是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她一直向往城里人的生活，喜欢有文化的人。两村相距三里地，刘玉翠曾见过他在操场上打篮球的样子，见过他穿着皮鞋咔咔地走在校园里的样子。男人走了，从一个“煤黑子”身边改嫁给了一个“白镜子”，刘玉翠满心愿意。她说:你的情况支书都说了，我也不嫌你啥。不过，我有个要求。老杜说:你说。刘玉翠说:别瞎胡想，好好过日子。
　　那时候，老杜觉得自己已经这样了，还挑什么呢，也就默认了这门亲事。于是，在老姑父的张罗下，选了个日子，把相邻的两座废了的烟炕房打通，又用白石灰刷了一遍，贴上了红“葵”字，凑合着摆了一桌酒席，就算是把事办了。
　　新婚之夜，晚上睡觉时，女人很听话，也很配合。老杜让她喊什么就喊什么，她觉得这就是“文化”。听房的村人都很惊异，在烟炕房外，众人听见两人晚上都在“犁地”，一声声喊着:犁、犁、犁，犁呀……
　　第二天，有人开玩笑说:玉翠，你牵了几头牲口啊，就犁了一夜地?
　　刘玉翠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等过了些日子，经女人们的嘴一传两传的，村里人才明白了两人夜里的事。最初，晚上睡觉时，女人还听话，两人亲热时，叫怎样就怎样。兴奋时，老杜顺嘴喊出一个字:“li”，她觉得新鲜，畅快，也顺音儿跟着喊:犁，犁，犁，快犁!快犁!老杜说:不是这个。她问他是哪个?老杜不说。后来她就猜，待琢磨了些日子后，刘玉翠终于明白了，那是一个女人的名字。便骂道:愿日就日，犁你娘刀卿!就再也不喊了，咬紧牙，一字不吐。老杜也不再喊了。两人再睡时，闷闷的。
　　刘玉翠本以为她是嫁给了“文化”，可“文化人”整日里挑尿，一身尿气，臭烘烘的。再说，她嫁过来后才知道，这是一位要她管吃管穿的“二大爷”。老杜离开学校后，很失落。终日里一句话不说，闷闷的。回家来，他就像是一个需要牵线的木偶，你拽一拽绳子，他动一动，你不拽那绳子，他就坐着不动。
　　以前，老杜的日子过得很凑合。有了女人后，老杜除了挑尿，把一切都交给了女人。刘玉翠也的确能干，每天都能给他做甲顿热饭吃。不过，第一天生火时，她就把老杜带来的一个箱子上的锁给撬开了。打开箱子后，把里边的一探书撕成一页页的，分成两挥，一裸当成了揩屁股的纸，一擦当成了引火的媒子。老杜挑尿回来，一怔，说:你怎么把书给烧了?她说:没有火引子。老杜说:那是书，不是火引子。刘玉翠说:你要不看书，能戴上帽子么?叫我说，都是这些书惹的祸。书一烧，什么也不想，咱好好过日子。老杜愣了好一会儿，说:也是，烧就烧吧。
　　我清楚地记得，我曾经从杜老师家里偷出了一叠散了页的书，那本书的书皮已经被撕掉了，书里边的句子怪怪的，意思也怪怪的。一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想起那本书的名字是《修辞学发凡》。
　　有一段时间，“运动”不那么紧了。又有人来烟炕屋听老杜“喷空儿”，听他说“尼克松访华”的事，。这时候，家里有了女人，女人爱面子，就埋怨老杜，说:你看看，说起来你也是个文化人，家里连个坐的凳儿都没有。说的次数多了，老杜气了，就说:我做。我自己做。于是，他找来一些旧木料，又借了木工用的工具，还特意去镇上的书店里买了一套最新样式的家具书，回来就比葫芦画瓢做起来。老杜本意是想做一件实实在在让女人满意的事。他每天下了工就做，整整做了一个月，终于做成了两把小椅子。他原本是要做四把新式椅子的，可磨了两手血泡，却勉强做成了两把。这两把小椅太不像样子了，一把靠背是直的，没有弧度，还歪歪斜斜的，勉强能坐人。另一把有了弧度，却刚扎好就散了架。气得刘玉翠掂着那把小木椅整整走了一条村街，逢人就说:看看，都看看，这是人做的活么?老杜觉得脸上无光，一时恼羞成怒，在家里摔了一只空碗。两人还撕扯着打了一架。
　　此后，老杜挑完了尿，就不急着回家了，常坐在村街里的阳光下晒暖儿，跟人“喷大空儿”。有时候，也学着乡人拧一支旱烟抽，大声咳嗽着，大口吐痰。到了吃饭的时候，女人大声喊:老杜，吃饭了。这时候，老杜才挑上空尿桶，慢慢往家走。
　　后来，刘玉翠怀孕了，生了一个女儿。生了孩子后，事多了，也常喊老杜帮忙。每次喊老杜，她都要气个半死。比如，她正和面呢，孩子拉屎了，她两手面，从灶屋里跑出来，喊:老杜，屙了。
　　老杜怔怔的。她气呼呼地说:孩子屙了，你不会把把?他问:怎么把?刘玉翠没办法，就赶忙把手洗出来，把孩子从床上拉起来，蹲在门外，给他做示范?一有时候，女人喊:老杜，淤了。老杜仍怔征的。后来才知道，灶里火大，是锅里熬的玉米面粥谱出来了。再喊:老杜，芝麻秆!老杜仍呆呆的。女人就恶狠狠说:老杜，添柴烧锅呀，你还不如那个死鬼，死鬼还能给我烧个锅!你木头人哪?
　　家常的日子，有许多话语是省略的。这是一种默契。比如，滴星儿了么?这是问外边是否下雨了。比如，抬一下头。这是要他把挂在梁上的篮子取下来。比如，你是秋娘?这是说他像蝉一样懒，叫他起床呢。老杜与刘玉翠始终也没有达成默契。没有默契也可以过日子，只是磕磕碰碰的，日子过得凑合。刘玉翠恼的时候，就骂他。骂他就像骂一个三岁的孩子，有时候，两人也打架，可吃亏的总是老杜。的确，在生活上，有错的大多是老杜。老杜既在“理”上说不过刘玉翠(“理”是乡村的)，动起手来也打不过刘玉翠(刘玉翠嘴一份手一份)。老杜只好投降。刘玉翠就罚老杜请罪。
　　在日常生活里，老杜实在是太没用了。老杜也觉得他自己是个没用的人，让请罪就请罪吧。饭锅淤了的时候，她逼着老杜弯着腰站在灶屋里，嘴里念念叨叨地背语录，向领袖请罪?一刘玉翠很喜欢看他请罪的样子:他勾着头，虾一样弓着腰，每一个扣子都扣得整整齐齐的，很正式地背诵着语录。于是，过不几天，她就找一茬儿，再来一次。他一请罪，刘玉翠就笑了，气也消了。每次请罪后，她都会再给他点甜头儿，给他煮个鸡蛋或是砸个核桃什么的，说是给他补脑子用。弄得老杜没有办法，后来，老杜也习惯了。
　　有一段日子，刘玉翠走出来的时候，村里人就问:老杜呢?
　　刘玉翠响快地说:在家请罪呢。
　　人们就笑。
老杜与刘玉翠彻底翻脸是十多年之后的事了.
　　那一年夏天，最先，有人从流窜犯梁五方那里带回了一一个消息:说是北京城里下放的人，有的调回去了，还有的已经平反了，还补了钱呢。这时候老杜着一个大裤衩，正蹲在饭场里吃饭。听了这话，他怔怔的。在饭场里吃饭的人也都望着他，人们说:老杜，跑跑吧。说不定，你也能回去。
　　老杜嘴角哆嗦着，什么也没说，端上碗回家去了。
　　第二天，老杜借了辆自行车，就到城里去了，他一直到天黑透的时候才从城里回来。人们见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就追着问:老杜，咋样了?老杜摇摇头，什么也不说。第二天，照常挑尿。
　　村里人慢慢才知道，老杜去问了，人家说老杜犯的是男女关系错误，不在平反之列。有一段，老杜闷闷的，很失落。
　　后来，再到饭场里吃饭时，村里人教育他说:老杜，你傻呀，你以为平反就那么容易?你得送啊!老杜说:送?送啥呢?人们说:送礼呀。你不送:谁给你平呢?你得送!众人都说:对了，送吧!
　　听众人都这么说，老杜心也活了，于是就送。老杜家里穷，没什么可送的，就打发刘玉翠去村里借。刘玉翠听说只要一“平反”，就成了国家的人了，就可以发工资了，多好的事呀。于是刘玉翠说:我知道你脸皮薄。我去，我去借。刘玉翠就一家一家串，诉说老杜平反的事。这时候，村里人都显得很厚道，柿饼、核桃、鸡蛋，还有油，一家一家地给他凑。说老杜要是平了反，就成了官身了。
　　听村里人说，那时候老杜常常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带着村里人凑的礼物，一次次地往城里跑。渐渐，老杜脸上有了喜色。有人间:跑得咋样啊?他说:快了。
　　就这么跑着跑着，一年过去了，“平反”的事仍然没有着落。老杜一日日在路上奔波着，希望似乎很渺茫，可他已经不再下地干活了。村里人也都知道他在跑事呢，落难之人，队里也不再勉强他。大多时间，他不是跑在路上，就是躺在床上发愁，脾气也大了，动不动就发火。这时候，刘玉翠每次喊他吃饭都是小心翼翼的，说:爷，你起来吧，我给你拼了酸汤面叶。
　　老杜挥着手说:别烦我，不吃。
　　刘玉翠赔着小心:你多少吃一点。
　　老杜喝道:端走!
　　一天早上，老杜昏昏沉沉地在床上躺着，他做了一个噩梦:他跑来跑去，不但没有平反，还罪加一等，又戴上了一顶帽子，他现在头戴着两顶帽子，他正在梦中痛哭流涕地做检查呢。老杜哭着哭着，醒了。就觉得有人拽他，待他睁眼看，是刘玉翠。
　　刘玉翠站在床前看着他，而后往他的枕头边放了一叠钱，说:日头太高了，赶紧起来吧，进城还有一段路呢。
　　老杜怔怔地，说:这钱，叨来的?
　　刘玉翠说:爷，一个村都借遍了，我再也给你借不来了。我叫人把院里的三棵桐树出了，卖了三百一十块钱。你拿上去吧。
　　老杜叹，一声，说:不好。我刚做个噩梦，算了，今儿不去了。
　　刘玉翠说:啥梦?我给你圆圆。
　　老杜长叹一声，说:晦，跑来跑去，不但没平反，又加了一顶帽子，两顶。
　　刘玉翠说:妞他爹，我看有指望了。梦是反的，这叫顶上加顶。
　　老杜半信半疑，说:是么?
　　老杜本是不信命的。可人到了这一步，不信也信了。他慌忙下床，洗了把脸，出门一看，刘玉翠已把自行车给他借来了，还打足了气，于是骑上车就走。刘玉翠追着屁股教育他说:别惜乎钱，多买些烟酒。你没听人家说，“研究研究”么。
　　就这么跑着跑着，又小半年时间过去了。
　　一天，傍晚的时候，治保主任背着两只手，在村口等着了从城里回来的老杜。治保主任问:老杜，跑得咋样了?老杜一看是他，手一哆嗦，差点从车上摔下来，随口说:快了，快了。这时候，治保主任从背后伸出手来，他手里掂着一双破皮鞋，三接头的。治保主任说:这鞋，还给你吧。鞋小，墩儿一天也没穿过。你跑事呢，不是得那个啥。仪表么。
　　老杜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那鞋，突然说:这鞋送你了，我不要了。说完骑上车就走。
　　治保主任追着他的屁股喊:老杜，老杜。老杜哭了，一脸泪。
　　第二天一早，老杜给车子打打气，又上路了。
　　冬去春来，老杜的情绪一天一个样儿，有时面带喜色，有时又嘟噜着个脸，垂头丧气的。他在奔波中把仅有的一点脸面丢尽了。后来，老杜都跑得快没有信心了，他已经到了几近绝望的程度。
　　那时候，我还在读研究生。突然有一天，杜老师竟然跑到学校里找我来了。那是个星期天，寝室里就我一个人。他进门时绊了一跤，踉踉跄跄的，一头栽到了我的怀里。我惊讶地望着他，发现他的脸是紫的，一脸紫黑，简直是怒不可遏!我从未见过他这个样子。他气得嘴唇哆嗦着，结结巴巴地说:志鹏(他一直叫我的学名)，你帮我一个忙，帮老师一个忙。
　　我知道他一直在跑平反的事。可我一个还未毕业的学生，能帮他什么忙呢?我看他这个样子，就快要崩溃了，说:你说吧。不料，杜老师突然哭了，他扑味一下，放声大哭!他哭着说:你知道我敲过多少人的门么?你知道我赔过多少笑脸么?你尝过夕阳西下站在人家门外等人的滋味么?可以想见，他在常年的奔波中受了多少委屈，看了多少人的脸色?哭着哭着，他擦了擦眼里的泪，喃喃地说:人心险恶，人心险恶呀。
　　接着，他快速地说:这样，长话短说，我托了一个人，这个人答应帮忙的。他说他一定给我办成。送的礼就不说了。这一年多，我给他送了多少礼就不说了。他答应我的，可他一拖再拖。今儿个，我又找他了。他说，他马上去市委找人。我已经不再相信他了。这样吧，你帮我个忙，待会儿，他出来的时候，你跟着他。我要证实一下，看他是不是在帮我。接着，他轻声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人我知道，是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如今是我们学校的中层领导。于是，我硬着头皮答应了。
　　这也是我此生第一次去跟踪一个人，一个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既有着教授学衔又有一定的职务、名声很好的人。他一脸祥和地骑着一辆新的女式“凤凰牌”自行车(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比现在开着一辆小轿车还神气呢)。他自行车上挎着一个篮子，那篮子是细竹丝编成的花篮，很像是一件艺术品。我骑着借来的一辆破车偷偷地跟在他的后边。我看见他慢慢悠悠地骑着车，很审美地在路上走着。他先是去了菜市场，在菜市场上买了几根嫩黄瓜、几个西红柿、两斤瘦肉、一把蒜墓和一根牛鞭(很贵)。而后他悠然地穿过人群，骑过了菜市场，又骑到了市里的百货大楼门前。他在停车处扎了车子，而后走进百货大楼。五分钟后，他出来了，手里提了几卷卫生纸，他把买的卫生纸放在后边的车架上，骑上继续往前走。他骑到了市委市政府大门前，可他慢慢骑着过去了，没有停。我想，这是星期天，他可能会去市委家属院找人。可市委家属院紧挨着市政府呢，他仍然是悠悠地骑过去了。我就这么一直跟着他。等我跟着他回到学校，我看了看表，我整整跟踪了一小时又三十六分钟。这次跟踪，使我获得了一条最重要的人生经验，那就是:不要轻易相信人，特别是那些梳大背头的人，要远离他。
　　杜老师还在寝室里等着我呢，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他说，我想他一定会暴跳如雷，说不定还会找那人拼命。可他听了我的话，却半天沉默着，好久才喃喃地说: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不会再找他了。说完，他扭头就往外走。出门时，他整个人像是被击垮了似的，背驼得很厉害。我追出门，灵机一动，突然说:杜老师。他回过身，望着我。我手往上一指，说:市里不行，你去省里。他说:找上面?我说:对，上面。他突然扑过来，紧抓住我的手，说:我知道了。谢谢老弟。
　　此后，有一段时间，杜老师常骑着那辆从老妨父那里借来的破自行车到学校里来。他把自行车放在我寝室门前，而后再赶火车到省城去。每次，他都悄悄地叮嘱我说，去省里跑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对谁都不要说。
　　三个月后，突然有一天，老杜下午早早地就回村了。老杜回来后往院子里一坐，也不进屋，就在院子里坐着，很沉默。刘玉翠看他不高兴，先是把扇子递给他，怕他上火，又把泡好的野菊花茶递给他，可他仍是一句话也不说。
　　夜深了，星星在天空中闪烁，老杜仍呆呆地在院里坐着。晚饭给他盛上了，他不吃。又给他热了几次，他还是不吃。刘玉翠也不敢叫他，连走路都小心翼翼的。有几次，刘玉翠从屋里出来，站在他跟前，说:老杜，天不早了。老杜不吭。过一会儿，刘玉翠又从屋里走出来，说:老杜，夜气凉，披上衣服吧。说着，给他披上褂子。老杜仍然坐着不吭，很沉痛的样子。最后，刘玉翠说:爷，你也别心里不是味，实在跑不成，就算了。花那些钱，只当肉包子打狗了。
　　这时，老杜慢慢地站起来，展了展身腰，默默地说:还要我请罪么?
　　刘玉翠笑了，说:我都忘了这茬儿了。请吧。
　　于是，老杜就站在院子里，整整衣服加好扣子，弯下腰，勾着头，对着刘玉翠背诵道:我有罪。我是个罪人。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刘玉翠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她摆摆手说:算了，算了，这又不怨你。
　　此时此刻，老杜突然哭了，老杜泪流满面，痛得不成样子。刘玉翠吓坏了，忙说:老杜，老杜，你这是咋的了?我可没让你请，是你自己要请的。老杜摆摆手，什么也不说。
　　这天夜里，老杜进屋后，先是四下打量了一下房子，像不认得似的:那烟炕房的屋顶被烟熏得很黑；墙头上，曾经挂烟杆用的穿杆眼上塞着一窝一窝的麦秸；房梁上挂着一个黑黝黝的竹篮子，篮子是防老鼠的“气死猫”，篮子里放着两匣串亲戚用的点心，还有一包熬好的猪油。而后，他斜靠在床上，干哑地望着这一切。
　　这边，刘玉翠洗洗刷刷，收拾了锅碗瓢盆，回房后，看着老杜，也愣住了。后来，她对人说，她早就看着老杜不对劲。老杜的魂走了，老杜变得越来越陌生了。
　　这天夜里，吹了灯，老杜突然说:平了。
　　刘玉翠惊喜地扭过身来，看着他，说:老天，给你平反了?
　　老杜说:平了。
　　刘玉翠说:我的爷，你咋不早说呢?真平了?
　　老杜点点头，说:明儿就可以办户口了。
　　刘玉翠说:证呢?
　　老杜说:啥证?
　　刘玉翠说:平反的证，让我看看。
　　老杜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了那张纸，给了刘玉翠。刘玉翠又忙把灯点上，拿着那张盖有大红印章的纸看了又看，还在灯前照了照，说:真不容易呀，到底给平了。而后说:给我念念。
　　老杜脸色陡然变了，厉声说:念什么念?有啥好念的。平了就是平了。说着，他忽一下把那张纸从她手里夺过来，重新叠好，装在贴身的衣兜里。
　　刘玉翠望着他，小心翼翼地说:你看你，我又没说啥?不念就不念。那，睡吧。
　　两人重新躺下来，背对着背，各自都有些心事。吹了灯，刘玉翠睡着睡着，突然一猛子坐起来，一拍床，说:老杜，我呢，孩子呢?
　　老杜躺在黑暗中，说:我先过去，你跟孩子，回头再说吧。
　　刘玉翠说:你拍拍屁股走了，不会，不要俺娘俩了吧?
　　老杜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会。
　　刘玉翠说:我想你也不会，你不是那狠心的人。
　　老杜说:睡吧。
　　刘玉翠说:妞她爹，你可不能撇下俺娘俩哪。不管咋说，俺跟你这么多年了。
　　老杜说:睡觉，睡觉。
　　刘玉翠用脚踢踢他:你要是敢不要俺娘俩，我可不依你!
　　老杜说:现在刚平反，没房子没啥的，等我安置好了，回来接你。
　　刘玉翠笑了，说:这还差不多。
　　而后，刘玉翠回身楼住他，很温柔地说:妞她爹，你，犁吧。你叫我啥我都应着，咋叫都行。你犁。犁犁犁犁，犁!
　　老杜翻身上马，却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说:一股子蒜气。去，刷刷牙。
　　刘玉翠很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嘴里嘟浓说:都半夜了，刷啥牙呢?你将就吧。可她还是去了。这一夜，刘玉翠心甘情愿地喊了很多“犁”。
　　老杜走的那天，见人就谢，对村人说了很多感激的话。他还流着泪说，是无梁改造了他。无梁是他的再生父母。他还说，这些年，这些日子，他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老杜走后，刘玉翠天天在村口望。望着望着，有一天，她突然在村街里跳脚骂道:上当了。这么多年，我养了个白眼狼啊!
　　村里人都劝她说:咋会呢?老杜这人，不会。
一年后，老杜回来了。
　　老杜是回来离婚的。
　　据说，老杜执意要离婚，是因为一张报纸。村里人都说:瞎编。没有人因为一张报纸闹离婚，这不过是一个借口。
　　老杜回来先去拜见了老姑父，给老姑父送了烟酒。后又一家一家拜，送的是饼干糖果之类，还挨个敬烟。州门都说:不赖，不赖。老杜终于熬出头了。
　　老杜这次回来变得更谦虚了。虽然平反了，他已经是国家的人了，可他还穿着他平时穿的那身衣服，显得很递遏。连村里人都看不下去了，说:老杜，你如今是国家干部了，该置置装，换身新衣裳了。他只是笑笑，什么也不说。
　　后来刘玉翠说，他是装的。那时老杜已学会说假话了。老杜原来不会说假话，一说假话脸红，现在老杜说假话脸也不红了。刘玉翠愤愤地说:他练出来了。老杜很狡猾，老杜给她下了个套儿。老杜先不说离婚，只说是给刘玉翠娘俩转户口。
　　那时候刘玉翠还不知道老杜会骗她。最初，刘玉翠美死了，美得一夜都没睡好觉。
　　那天早上，她还特意梳梳头，换了身衣服，收拾得青菜儿一样，利利索索地上路了。走上村街的时候，她见人就说:要转户口了。往后就是城里人了。到时候你们可去呀，都去。张扬得一个村的人都知道了。说了这些后来成为笑柄的“打嘴话”之后，她就高高兴兴地跟老杜到镇上去了。
　　在镇街上的一家商店里，老杜先领着刘玉翠扯了两块做衣服的布料。刘玉翠说:花这钱干啥?老杜说:得花，这些年苦了你了。说得刘玉翠心里软乎乎的。
　　在镇上的一家饭馆里，老杜要了四个硬实菜:扣肉、蒸蛋羹、油炸花生、红烧鱼，还有两碗米，都是刘玉翠最爱吃的。等刘玉翠吃得满嘴流油的时候。老杜摊牌了。
　　老杜说:翠，有些事，咱得慢慢来，一步，一步来。
　　刘玉翠打了一个饱隔儿，说:你，啥意思?
　　老杜说:本来，是给你们娘俩一块办的。现在只能一个一个办了。你看先办谁的?
　　刘玉翠一怔，说:你不是说都转么?
　　老杜说:我是想都转，可人家不给办。
　　刘玉翠急了，说:你送啊。该花的钱得花。
　　老杜说:你以为我没送，我天天给人送礼，腿都跑断了，才批了这一个。咱慢慢来，你看行不行?
　　刘玉翠蒙了，她说:那那那，先转孩子吧。
　　老杜说:我也觉得孩子的前程要紧，你说呢?接着，他又说:你放心，接下来就给你办。
　　刘玉翠愣愣的。她觉得有些不对劲，却一时想不清楚。
　　在饭馆里吃了饭，他又领着刘玉翠去转女儿的户口。也许老杜早已打点过了，女儿的事办得很顺利，“啪、啪、啪”，民警把章一个个都盖上了。
　　从派出所出来，在镇政府的院子里，老杜装着突然想起来的样子，说:对了，有件事，咱也顺便办了吧。刘玉翠没有多想，问:啥事?老杜说:办了我再告诉你。这事与分房有关，办了我就可以在城里分房子了。刘玉翠说:到底啥事呀?老杜说:你别问了，就是证明一下，我在乡下没有房子。刘玉翠说:就这事呀?老杜说，:就这事。而后他又特意嘱咐说:进去后，你啥也别说。人家问你同意不同意，你说同意就行了。
　　于是，刘玉翠糊里糊涂地就跟老杜进了另一间屋子。
　　再后来，刘玉翠逢人就说:这人真阴哪!他就是个慢毒药，一点一点地讴我!
　　老杜肯定事先就给镇上的民政助理送了份儿厚礼，所以离婚手续办得非常顺利。民政助理是寝办合一。老杜进屋后，先让刘玉翠在外间等着，而后侧着身子从兜里掏出两张红颜色的结婚证书交上去，说:刘助理，忙着呢。民政助理朝外边瞥了一眼，只象征性地问了一句:来了。都没意见吧?刘玉翠探头朝里间望了望。没等刘玉翠看清楚，民政助理就把两张蓝颜色的离婚证拿出来，照着填上姓名，“啪啪”就把章盖上了。而后，老杜说了声:谢谢。出了里间，拽上刘玉翠就走。
　　出了镇政府，一路上，老杜好话说尽了。他说:玉翠，你放心，我会对得起你们娘儿俩的。就是那个啥了，我也会对你好一辈子。翠，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心善，你是刀子嘴豆腐心，菩萨心肠，你一定要相信我。我这一辈子，要说对不起，就对不起你了。我会还报你的。有我吃的，就有你娘儿俩吃的。你信么?我月月给你寄钱。刘玉翠一辈子都没听过这么多的好话，她迷迷糊糊地跟着老杜往车站走。
　　一直等老杜上了通往县城的公共汽车，车开走后，刘玉翠把手伸进衣兜里，这才发现老杜塞她兜里用信封装着的不光是三百块钱，还有一张蓝色的离婚证书。
　　刘玉翠哇一声哭了。现在她终于明白老杜说的“那个了”是什么意思。
　　老杜离婚是有原因的。
　　据说，老杜在为平反奔波的那些年里，无意中在路上看到了一篇登在报纸上的文章，是“Li"写的，那文章的题目叫《月是故乡明》。这文章最后一句写的是:家乡的月，你好么?就是这么一句“家乡的月，你好么?”使老杜陡然产生了离婚的念头。
　　老杜很想回到从前，去找他心目中的“li”，许多年过去了，“li”一直是他心中的一个结。每每回忆与“li”在洲起的时候，他总是选择最美好的那一段。就像甘蔗，他取的是最甜的那一节，是最浪漫最有诗意的那段日子。那甜蜜的回忆就像陈年老酒一样，使他沉醉。
　　老杜离婚后，就像是大海捞针一样，到处去打听“li”的下落。他写了无数封信，托了很多昔日的同学，可等他找到“li”的时候，“li”已经是人家的女人了。“li”已经调北京去了，如今已经是很有身份的人了。老杜拿着地址，坐了一夜火车赶到北京，在北京的一家宾馆里度日如年地住了三天，满心期望着能见上“li”，一面。那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就不能见上一面呢?可“li”很决绝，“li”不愿见他。最后，老杜只收到了经别人转达的一句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老杜在北京的街头喝醉了，他醉了一天一夜，差点死在那里。他的心碎了。虽然没有见到他的“li”，可他也决不愿再回到过去了。
　　可刘玉翠也不是吃干饭的。刘玉翠不甘心就这么轻易地跟他离了。刘玉翠向往城市生活，她已盼了很多年了。所以，刘玉翠决不罢休。
　　往下，就是“麻雀战”和“游击战”了。
　　那天，刘玉翠一路走一路哭，回村时都快哭断气了，她悔呀!她肠子都悔青了。
　　刘玉翠一回村就让村里人给围上了。刘玉翠的哭诉招致了全村人的同情。人们都说，这老杜怎么这么阴哪，他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太不是人了!你想，一村人给他张罗着凑钱跑事儿，家家都给他凑东西，一袋子一袋子的柿饼、核桃、花生，还有小磨香油。当年在村里挑粪挑尿的一个人，狗都不如的一个人，现在平反了，他竟撇下女人跑了。这啥人哪!
　　于是，三天后，刘玉翠带着一群村人拥到城里的师范学院，告老杜来了。无梁人一群一群地围着学校的门口，大声喊着:大流氓杜秋月滚出来!
　　可老杜根本不敢跟村人照面，老杜吓得躲起来了。无梁人先是在学校大门口吃喝，而后又冲进了校长办公室，一个个争着诉说杜秋月的劣迹，把老杜说得一塌糊徐。人们拍着校长的办公桌说:这是个大流氓啊!
　　后来，校长把老杜“请”到了校长室。校长是老杜昔日的同学，这位同学拍着桌子说:老杜，你咋一屁股屎呢?赶紧擦干净了。要是处理不好，你就别来上课了。
　　听校长这么一说，老杜傻了。老杜本以为他只要离了婚，就与刘玉翠一刀两断了。可他没想到，刘玉翠竟会追到城里来，接着跟他闹。这么一闹，反倒更坚定了老杜的决心。既然到了这一步，他是绝不回头了。他决定换个地方，调走。
　　最初，老杜还是蛮有信合的，他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可他没想到，刘玉翠跟他打的是持久战。无论他调到哪里，刘玉翠就追到哪里，一次次找单位的领导告他。这仗一打就是三年。
　　自打回城后，可以说，老杜没有过一天安生日子，整日里东躲西藏的。
　　最初，老杜没有分到房子，他租住在学校附近的民房里。为了躲避刘玉翠，他只有不断地提着他那只破箱子搬家。老杜每周都要给学生上课，他上班的路线是固定的。刘玉翠却很自由(那时地已经分了，她把地包给了人家)，想什么时候逮他，就什么时候逮他。老杜每天上班就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的，出门先四下看了，然后才惶惶地走出来。可他又时常被刘玉翠出其不意地堵在路上。开初老杜还想“流氓”一下，老杜想反正已离了婚了，你还能怎么着?老杜说:你是谁呀?你走，我不认识你。刘玉翠当着众人说:我是谁?你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你老婆!老杜说:你是谁老婆?我不认识你!刘玉翠说:你不认识我?你敢说你不认识我?有种你把裤子脱了，我告诉你我是谁!大家都来看看，他屁股上有块胎记!我是谁?一床上睡了这么多年，你不知道我是谁。老杜急了，说:你不是说我是流氓么?我就流氓了。咋?刘玉翠说:好。你流氓。你流氓是吧?那你脱，当众把裤子脱了!
　　你脱一个我看看，我看你是咋流氓的?脱脱脱，你脱呀!
　　老杜一看这招不灵，扭头就走。刘玉翠在后边追着他。追得老杜一点办法也没有。接着就不停地赔不是，说好话。老杜求告说:翠，玉翠，姑奶奶，你饶了我吧。咱俩已经离了，咱俩没感情。刘玉翠说:你是个骗子。婚是你骗着离的。你要想离，这话你早说呀。你早干什么呢?一床上睡了这么多年，到这会儿，你平反了，成了国家的人了，你说没感情?老杜哀求说:那时候，那时候，不也、也成天吵架么?你还、还让我请罪。刘玉翠说:那时候?你还有脸说那时候?那时候你是“坏分子”，你还戴着帽子呢。拍拍你的良心，我嫌弃过你么?请罪，谁让你请罪了?那是你自愿的。你是人么?你干的这叫人事么?你要有一点良心，你会骗着我离婚么?老杜说:翠，我是欠你的，我不是人，我猪狗不如，这行了吧?你放过我吧。可不管他说什么，刘玉翠死缠着他。
　　后来老杜一看见刘玉翠，扭头就跑。他在前边跑，刘玉翠在后边追，边追边喊:抓贼啊，抓贼呀。老杜一边跑着一边解释说:我不是贼，真不是贼。
　　老杜实在是没办法了，他为躲避刘玉翠曾先后换过三个单位。从这个城市里调到那个城市，而后又从市里调到了省里。每一次调动他都要请客送礼，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一可每换一个地方，才安稳就被刘玉翠找到了。刘玉翠见人就诉说老杜骗着离婚的事，说他当年挑尿时的事，弄得老杜里外不是人。
　　老杜工作上也不顺心，他夜夜失眠，后来得了偏头疼的病。一站在讲台上就头晕，脑子里一片空白，还住过一段医院。更要紧的是，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东躲西藏，与刘玉翠周旋，竟然没能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据说，在考场上，有一次，他居然忘记了白居易是哪一朝代的诗人，忘记了他是什么“主义”的诗人。他看着手里的卷子，却满眼都是刘玉翠…他丢的时间太久了，过去学的那些汉字，都在乡下就着烙饼吃了。这让他十分羞傀。他先是从师范学院调到一所中学，而后又从中学调到小学，就这么调来调去的，居然连小学教师的资格也荒掉了。到后来，他完全成了一个病人，他脑子坏了，课上得不好，名声也不好，学校有意见，学生家长更有意见。没有多久，就让他提前退休了。
　　终于有一天，老杜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在路上，还是刘玉翠把他送进了医院。
　　后来，我在省城一个街角见到了他。他一个人在街边上坐着，一头苍老的白发，裤腿高高地“扁”着，一只脚光着，一只脚跋拉着一只布鞋，另一只鞋在屁股下垫着，身边放着一个破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烟、火柴和速效救心丸。他就那么愣愣地在路牙子上坐着，大声地咳嗽，大口地吐痰，嘴里还大声地日骂着。我的老师，曾经能通篇背诵《离骚》的老师，现在却完全是一副乡下人的做派了。
　　如今，老杜又复婚了。
　　无比顽强的刘玉翠，终于在城里扎下来了。在常年的奔波和斗争中，刘玉翠越闹劲头越足。开初，有一个信念一直支撑着她，那就是她过不好，也决不让这个忘恩负义的人过舒服了。据说，她女儿长大了，早已参加工作了，也不止一次劝过她，算了。离就离了，别再闹了。可她仍顽强地坚持着。她说:不行。我豁出来了，我就是要跟他闹。我得让他知道，离了我刘玉翠，他一天也过不好!
　　然而，正因为她一次次地追逐，一次次地找人诉说、央求、控诉。她对学校周边的环境也越来越熟悉了。后来，为了生存，她一边跟老杜做斗争一边还兼做着小生意。先是给一个在学校门口卖羊肉串的人当帮工(给人往铁钎子上穿羊肉)，又兼着给学校打扫卫生当钟点工，同时挣两份工钱。后来遇上了机会，居然在学校门口盘下了一个卖烟酒杂货的小店，生意还很红火。
　　待追到省城后，她先是卖了市里的小店，倒腾了一笔钱，而后在中学门口租了个卖文具、书籍的小卖部。一个内心有支撑的人是不怕吃苦的。她一边坚持跟老杜做斗争一边做着生意，活得很充实。在城市里奔波的时间长了，见的世面多了，她也在逐渐地修饰自己，包括对老杜的控诉方式也有所改变。她不再大声嚷嚷了，也不是张口就骂，她的声音逐渐低下来，说得很客观，很有分寸，这就赢得了更多人的同情。就此，她的生意也慢慢地有了起色。一直到后来竟扩展成了一个有三间门面的书店，卖一些正版和盗版的书籍。
　　如今，刘玉翠的穿着也完全城市化了，她已经是雇了四个营业员的小老板了，一套淡蓝色的西装裙，头发烫成了卷卷儿，脚下是一双高跟皮鞋，鲜艳地在店里站着，听雇来的小姑娘甜丝丝地叫她:刘经理。
　　据说，刘经理在省城已买下了三室一厅的房子，买下了户口，已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了。老杜得了脑中风住进医院后，穷困撩倒，身边也没有什么人，着实也离不开刘玉翠了。
　　如今，刘玉翠刘经理跟人谈生意时，时常笑眯眯地对那些书商说:你别糊弄我，俺家那口子，可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据说，刘玉翠也时常去美容店里做做美容。她脸上糊着一层面膜，躺在美容椅上，闭着眼对那些一同做美容的女人说:俺家那口子，名牌大学毕业，早年被打成了右派。平反后才回来的。人是好人，一百层的好人，学问也好，学校都争着要他。就是个倔，死倔，拗。要不是他，我也不会到城里来。
　　可是，当她回到店里，她望着窗外老杜坐的地方，鼻子里哼一声，伸手一指，对那些小姑娘说:看见了吧?那就是一废物，我养活了一个废物。不过，他可是名牌大学毕业。当年，风流着呢，帅着呢，后头跟一群女大学生!那不，就是他。路牙子上，就在那儿坐着呢。啥人哪，当年还闹着跟我离婚哪。真不是东西。啊呸!接着，她又对那些小姑娘说:你们可不能叫他“废物”。我能叫，你们不能叫，要喊“教授”。
　　姑娘们说:是。
　　老杜坐在马路牙子上，晃着一头白发，挥着手，大声日骂着:腐败呀。太腐败了!得用老包(宋代的府尹包拯)的虎头铡装上电动机，铡个小舅!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手里至今还握有老姑父写给我的五张“白条儿”，两张写在烟纸盒上，是要我帮杜老师跑事的;另外三张写在信纸上，是要我帮刘玉翠打离婚官司的。这很矛盾。
　　老姑父的字仍然是:见字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