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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生命册(第八章)(连载)

作品名称:生命册      作者:李佩甫      发布时间:2013-07-19 13:57:28      字数:27203

你知道“八步断肠散”么?
“八步断肠散”是一种毒药,药老鼠的,又名为“见风倒”。
  在平原的乡村,这种防治鼠患的毒药曾遍布于乡镇的大小集市上。早年间,卖老鼠药的小贩在集市上光着膀子、拍着胸脯大声叫卖,口口声声喊着“八步断肠散—见风倒!见风倒喽”
  那年月,在乡村里,生命力最旺盛的就是老鼠了。每到子夜时分,鼠辈们几乎天天在房梁处“跑马”,或是在席棚上开办“舞会”,吱吱呀呀,跳跃腾挪,肆无忌惮地进行交配。有时鼠辈们得意忘形,冷不丁一脚踩空,掉下来一只,吓得孩子们哇哇叫,偷吃粮食就不消说了,所有装粮食的地方都有老鼠屎。还有大白天咬伤孩子耳朵或鼻子的。为了对付鼠患,乡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有养猫的,有用鼠夹的,更多的人是选用“八步断肠散”。
  最初,“八步断肠散”虽说不是“见风即倒”,也是足可以震慑鼠患的。但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由黄表纸包成菱形小包、染有红绿黄三种颜色的药丸虽然名字响亮,药效却大不如前了。老鼠们逐渐有了抗药性,吃了只是摇摇晃晃地晕上一阵儿,按现在人的说法,走一走“太空步”而已。与后来普遍使用的“毒鼠强”不可同日而语。“毒鼠强”虽然名一号一般,却是连人带牛都可以药死的。
  其实,把老鼠们逼上绝路的也不是“毒鼠强”,而是水泥。无论毒性多么强的鼠药,最终都会被生命力极为顽强的鼠辈一一识破。而钢筋水泥的普遍使用则是老鼠们始料不及的,也是最为恐惧的。现在,一代一代的老鼠们正在与水泥赛跑。在城市里,高标号水泥的普遍使用几乎封堵了鼠们的所有生路。
  老鼠思考么?老鼠会思考么?我不知道。
  这像是一场不声不响的战争。为了生存,城市的鼠辈们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首先完成了形体的变异:它们强大的基因信号经过一代一代的传导,使它们的后辈一代一代地小下去,越来越小,不可思议地完成了肉体的“袖珍化”。乡村的鼠辈们也紧跟其后。对它们来说,活下来是第一位的。这种默默的、由大而小的生命形态的缩变也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好吧,不说老鼠了。
  我说过,早年间,在咱们的家乡无梁,“八步断肠散”可谓人人皆知。可由于药效一般,还因为无数次地被精明的鼠辈识破,咬破纸包,闻而不食。而红绿药丸于墙角处,却被孩子拾起误当糖豆吃。曾使人们一次次大呼上当,戏称为“慢毒药”。后来,它又逐渐演化成了一个人的绰号。
  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送他这样一个绰号?
  他是我的小学老师。
  一九六二年从城里下放回来的。
  老师姓杜,名叫杜秋月。明明是男人,却取了一个很女性的名字。记得那是冬天,刚来的时候,他穿件黑色的四兜干部制服,上衣兜里插着一支黑杆钢笔,脖上围着一条绛红色的围巾,戴眼镜,鼻梁上有两片眼镜托压出来的红印,很有学问的样子。进村时,他肩上扛着铺盖卷,手里提着皮箱子,腰半弓着,拖拖沓沓的,一走一探,很像是只虾米。天冷,他还流着清水鼻涕,走两步就停下来,掏出雪白的手绢,很重地哼一声,揩一下鼻子,磨磨叽叽地提起箱子,再走。
  待进了村之后,他鸡啄米似的,见人就点头,他甚至对着一棵树点头。他对着代销店门前的那棵槐树点了又点。而后嘴里嘟浓了一句,接着又往前走,一边走一边问。等他摸到大队部的时候,天已过午了。
  后来才知道,他是个近视眼。犯了错误才下放回来的。犯的是作风问题。
  那一天放工后,大队部院里围了很多人,都是看杜秋月的。杜秋月的穿戴和他的“作风问题”勾起了无梁村人的强烈的探究欲。人们都很想知道他究竟犯的是何种作风问题,是不是强奸犯?村里人说:若是个强奸犯,是万万不能大意的。于是,在治保主任的多次提议下,大队干部集体决定让他在群众大会上做个交代,以利于以后的监督改造。
  那天晚上的汽灯很亮,人到得很齐,连喂牲口的“老料”都来了。全村人集合在大队部里,听杜秋月坦白。这时候,夜空中突然飞来了几只蝙蝠,蝙蝠在灯影下一墨一墨地飞,像乌云一样,箭一般从人们头顶上掠过。早早收起了鞋底子的妇女们一个个惊叫道:夜墨虎!夜墨虎!汉子们也跟着抬起头,看夜空中飞舞的“夜墨虎”。有人说,怪了,这时候,怎么会有“夜墨虎”呢?
  平原的乡村,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蝙蝠并不多见,尤其是冬天。只有天气异常的时候,才会有蝙蝠出现。要下雪了么?我记得,人们一直固执地认为蝙蝠(俗称“夜墨虎”)是老鼠偷吃了盐才变成这样的,乡下人最恨的就是老鼠,于是就无端地延恨于“夜墨虎”。人们一个个交头接耳相互递着眼神,而后又用探究的眼光望着这个从城里来的“杜眼镜”,就好像这个“杜眼镜”是“夜墨虎”变的。
  杜秋月被人带到了会场中央。他先是扬起头,很惊讶地看着众人。大约是看到了墙一样的人脸。接着,慢慢地,他的头勾下去了。这一刻,他脸上似有了怯意,老实了许多。面对众多的乡人,他先是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而后一声不吭,就那么弯腰站着。
  在治保主任的带领下,人们开始一次次地大声呼口号。人们的胆子一下子壮了。人们很兴奋,像过年一样兴奋。人们踞着脚跟,身不由己地往前拥动,唾沫星子在空中飞舞,手指头一点一点地,几乎指到了他的脸上。治保主任也一次次地呵斥他:老实交代!
  他仍然不说。
  当口号呼到第三遍的时候,老姑父说,静静,静一静!
  会场上顿时静下来了,人们的目光全都注视着他。
  后来我才明白,在特定的情况下,人的语言不全是用嘴巴说出来的,眼神也能说话。特别是那些极端的、伤人最深的词汇,是用眼睛说出来的。在平原的乡下,就有这么一个词,叫“砸磕”。那是比喻人用眼睛来说话,是“抨击”或“贬损”的意思。就像是人们眼里生出了许多小石头,人们用目光“砸磕”他。
  此时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的头勾得更低了。
  他沉默着,他不想说。后来,在乡人目光的“砸磕”下,不得已,他还是说了。他吞吞吐吐地说:那个事,已做过结论了。
  轰一下,会场炸了。人们齐声呵斥他:哪个事?啥事?啥子结论?说清楚!
  在唾沫星子的汪洋大海里,在声嘶力竭的怒斥下,他吓坏了。他再一次弯下腰,哆哆嗦嗦地说:坏分子,我是坏分子。
  看他是城里人,戴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开初女人们还略有些顾忌。她们私下里一次次拽吴玉花的衣裳角,在她耳边小声说:这人多猴,咋就套不出话呢?你问你问。吴玉花最恨“作风问题”。于是,她小跑着上去给了“杜眼镜”一脖儿拐,说:咋当的?说!
  杜秋月哭了,咧着嘴哭了。
  人群里一阵骚动。有一人说:哭啥哭,你还有脸哭?
  终于,他吞吞吐吐地交代说:我,我谈过一次恋爱。我。后来,她又谈了一个军人。再后来,她被查出来怀孕了。
  人群里嗡的一下,像是有一群苍蝇飞过去了。他这些断断续续的句子,让人们产生了无限的想象力。人们交头接耳地说:妈的,真是个流氓!
  这时,治保主任上前,大声质问说:奶奶的,“高压线”你也敢碰?咋谈的?咋怀的孕?谁的孩子。说清楚!
  杜秋月有些紧张,他结结巴巴地说:那孩子。孩子,流、流、流了。
  治保主任突然高呼口号:叫他赔!
  人们怔了一下,也跟着呼:叫他赔!
  会开到这个时候,会场简直成了落满了麻雀的谷子垛。人们围在一起,一窝儿一窝儿、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叽叽喳喳的,越说越乱了。有紧着追问孩子下落的;有追问女人下落的;还有质问他到底跟人家睡了几回的。最后,人们拥上去,齐伙伙嚷道:揍他!你看他,一脸猴气。不动真格的,他不会说。
  老姑父突然大喝一声:停!停停停!乱嚓嚓!胡嚓嚓!嚓嚓成米饭了。
  人们的嚷嚷声被老姑父制止了。牵涉到军人,他不想让杜秋月说得更详细,就说:老杜,就到这里吧。你好好改造。
  人们还想听,人们意犹未尽,人们希望他说得更详细些。人们要求说:让老杜说完嘛。让老杜说完。
  老姑父断然说:就这吧。散会。
  散会后,人们再看老杜,那目光就变了。村里人都知道了,老杜是有“帽子”的。老杜那天没戴帽子,老杜围着一条围脖儿。可他头上有“帽子”,是一顶看不见的“帽子”。此后很多年,我一直以为,凡戴围脖儿的人,头上定是有“帽子”的。
  这年冬天,分配老杜的活儿是收尿、挑尿。村街里的厕所是男女混用的,识别方式是搭在墙上的裤腰带。开始老杜不知道“裤腰带识别法”,挑着尿桶就进了厕所,里边哇的一声,他慌慌地退出来,吓得一迭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后来有人质问他:你不是故意的吧?他吓坏了,忙说:不是,真不是。而后人们告诉他:你看墙头,墙头搭的若是红裤腰带或是丝线编的、有穗穗儿的那种,那就是“女”;若是一根绳,或是蓝、灰、黑布的带子,或是皮带子,那就是“男”了。大远一看就知道。可老杜始终也没有弄清楚男女的分别,于是每次进厕所,他都会远远地喊一声:有人么?
  老杜在挑尿的头一天,就给自己备了一个大口罩。老杜是村里唯一戴着口罩挑尿的人。他担着尿桶走在村街上,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说:老杜,你戴着一个牛笼嘴十什么?他郑重地说:不干什么,我不是怕脏,我有胃气疼。而后,当他担着尿担子拐向菜地的时候又有人问:老杜,你戴个牛笼嘴干什么?他再次解释说:不干什么,我不是怕脏,我有胃气疼。就这么一路走,一路问,老杜每次都恭恭敬敬地回答。尿是往菜地送的,一天四趟。进了菜地之后,在菜地干活的妇女们还会问:老杜,你戴一牛笼嘴干什么?他就一次次解释说:不干什么。我不是怕脏,我有胃气疼。我真的不是。人们就笑。就这么一天下来,他很自觉地就把捂在嘴上的口罩摘掉了。
  过罢年,到了三四月间,春天里雨水大,村路被雨水泡泛了,全是泥浆子。架子车轧出的车辙一沟儿一沟儿的,人踩的脚印一窝一窝的,走起来滑溜溜的。当我们光脚在泥水里奔跑的时候,分派去挑尿的老杜却特意换上了一双胶底鞋,还穿着袜子。村里人见了,叹一声,说:到底是城里人哪。
  治保主任看见他,伸手一指说:老杜,你过来,过来。老杜挑着尿担子过去了。治保主任说:放下,扶住树。老杜就放下尿担,看了看树,天湿,槐树上生虫了,黑麻麻一片,他恶心得干呕了一声,可他还是扶了。治保主任说:老杜,你把鞋脱了。我送你一双皮靴。老杜就把鞋脱了一只,看看主任。治保主任说:脱了,袜子也脱了。老杜手扶着树,一只脚金鸡独立,把袜子也脱了,再看主任。治保主任说:踩地上。老杜迟疑了一下,就光脚踩在泥窝里了。治保主任说:那一只。于是,两只鞋袜都脱了。治保主任指一指自己的腿,说:裤腿,还有裤腿,扁(在平原,“扁”是折叠的意思)起来。老杜就把裤子扁起来。治保主任说:挑上。老杜就重新挑上尿担子。治保主任说:利索吧?老杜两只脚呼涌呼味地在泥窝里踩着,拔出来就是两腿泥。老杜说:利索。利索。
治保主任说:巴地吧?不滑了吧?这就对了。泥嚓嚓的,多费鞋呀。去吧。老杜一手提着鞋袜,一肩挑着尿桶,边走边点头说:好。这好。
  夏天到了。割麦的时候,老杜戴顶新草帽,穿件白衬衣,领口、袖口处的扣子都系得严严实实的。到了地里,人们都在看他。有人说:老杜,你这是串亲戚呢?他说:不串。我这儿没亲戚。人们轰一下笑了。老杜很尴尬地站在那里。治保主任说:老杜,既然不串亲戚,捂那么严干什么,脱了吧。众人都说:那麦芒儿,一天都给你扎烂了。脱脱脱,赶紧脱。老杜看汉子们大多都光着脊梁,迟疑了一下,就脱。脱了衬衣和背心,众人呀了一声,只见他一脊梁的红疙瘩,都是蚊子咬的。治保主任走过来,用脚先把地上的麦茬踩倒,而后又蹲下来用手把地上的土坷垃。“面”了,说:会驴打滚么?老杜怔怔的。治保主任说:驴打滚你都不会?众人呱呱又笑。治保主任就现场做一示范。于是,在一片笑声中,老杜往地上一躺,跟着学驴打滚。治保主任说:糙糙。好好糙糙。老杜很听话,很认真,他接连在地上打着滚儿,左打,右打,左糙,右糙。众人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治保主任问:还痒么?老杜红着脸说:不痒了。不痒了。
  治保主任豪迈地说:土里有药。
  到了第二年,老杜已可以穿着大裤权子,光着脊梁蹲在村街的饭场里吃饭了,他甚至学会了在阳光下捉虱。他蹲在烟炕房的门槛处,在暖暖的阳光下,嘎嘣嘎嘣地扣一片一片的帆子。在烟炕房外,老杜也学着把刚烤过的烟叶揉碎,用旧报纸裹了卷烟吸,可他没学会,老咳嗽。他只是学会了一句话:烟太壮了(在乡村,“壮”即呛和辣喉咙的意思)。过了不久,老杜甚至还学会了扬场,他一边扬一边还认真地背口诀:扬出一条线,落下一大片。人们又笑。
  秋后,在芦苇荡里割苇子时,老杜已可以跟那些妇女们说说笑笑了。秋后的苇叶像刀片一样,一不小心就把身上割一道血印。女人们一边教他割苇子一边问他:老杜,那女的是你的学生吧?老杜先还扭捏着,说:不是。又说。是。也算是。毕业了。女人们说:说说,咋勾引人家的?老杜说:是、是她先“那个”我。女人们说:不会吧?人家一姑娘。说说唤。老杜说:有一天,正走着,她突然剥了一块糖,塞我嘴里了。女人们说:甜么?他说:甜。女人们问:后来呢?把持不住了?他连声说:没有。没有。接着又交代说:就跟她看了一场电影,她把手递到我手心里。女人们问:那还不握住?他说:握,握了。女人们追问:软和么?抠人家手心了吧?他说:没有。真没有。汗,我出汗了。女人们说:咋那么不小心,就怀孕了?老杜诺诺地说:“安全期。”她说是。“安全期”。女人们齐声问:啥是“安全期”?他说:我,我也,说不好。女人们又连着问:那怎么就让人告了呢?老杜叹一声,摇着头说:后来,我不知道,她、又谈了一个。女人,斗(读)不懂的。女人们轰地笑了,说:说说,你“斗”了多少女人?老杜也笑,苦笑,说:没有。就这一个。女人们都替他惋惜,说:你说你,就“斗”一女人,还弄了顶“帽子”,亏不亏?在一片哄笑中,老杜很快就得到了女人们的谅解。女人一向同情弱者。她们一个个都争着教他些割苇子又不伤手的方法。一个个说:老杜,你真是倒霉呀。
  老杜戴着“帽子”呢,老杜很低调。这一点正是村里女人们喜欢的。她们先是教他做饭,而后又教他学会了破蔑子、编席,甚至还教他站在滚动着的石破上碾蔑子。老杜的水蛇腰半弯着,站在石破上总是保持不住平衡,老杜的眼镜架摔坏了,用线缠着,让人看了很亲切。在村里,老杜一行一动都会惹女人笑,常笑得女人们直不起腰来。
  后来,村里人都说老杜进步很快。老杜先是晒黑了,也耐冻了。那一年,割完荡里的苇子,村里“打平伙儿”时,在众人的撺掇下,老杜居然也喝了一碗酒,醉了。
  “打平伙儿”是编席窝儿一年一度的庆祝方式,村村如此。一般都是割完苇子的时候,由公家收席点预支一些钱(这钱在交席的时候由各家分摊着扣除),买上一扇猪肉,再由村里出些白菜、粉条、豆腐之类,在刘过的芦苇荡里就地垒灶,支上大锅炖了;再买上几坛便宜的红薯干酒,燃一堆篝火,全村人都来热闹一番。这几乎算是男人们的节日。村里汉子们喝了酒就玩“顶牛”,一对一,头顶头,看谁把谁顶败了,胜者有奖:好酒者额外奖三碗酒;好肉者额外奖三碗猪肉炖粉条。那夭,汉子们嗽傲叫着,闹着。老杜先是在一旁看着,红薯干酒性烈,他已在众人的撺掇下喝了一碗,有些醉意,就一个劲地傻笑。这时,有人叫道:老杜,上来,顶一个!让老杜顶一个!
  老杜先是一怔,摆着手说:不行,我不行。可是,众人一拥而上,还是把他给推出来了。谁也没想到,当老杜站到簧火前时,先是还扭捏着,推让着,突然一下子就活泛了,他用左手支着腰,挺直了腰杆,头发一甩,扬起脖儿,红着一张酒脸,两眼一闭,啊的一声,竟朗声背起诗来:帝高阳之苗裔兮,联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瞰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摇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这下子,众人傻了。汉子们一个个互相看着,问:娘耶,他“西,”(兮)啥呢?日白的啥?有人摇着头说:乖乖,大学问哪!老杜大学问!有的说:是啊,老杜学问深着呢。不简单,真不简单。只有治保主任说:毽,毽哩学问。
  往下,老杜朗诵的声音越来越大了。只见他不时地扬起手臂,舞动着,比画着,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唱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挎以载羁兮,警朝淬而夕替。既替余以蕙壤兮,又申之以揽宦。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是呀,人们瞪大着眼睛,全都傻傻地望着他。人们听不懂,人们不知道他在“日白”些什么。人们只是猜测:这就是“学问”哪,大学问!乡人们被他的情绪感染了,一个个拍手叫好。可是,老杜却突然停了。他怔怔地站了一会儿,“哇”一声哭起来了。一个五尺汉子,平身往地上一躺,放声大哭!人们互相看着,说:这,这是咋啦?这时候,女人们拥上来,乱纷纷地说:醉了,老杜醉了,把他抬回去吧。于是,人们七手八脚地,把老杜扛上,抬回村里去了。
这年的冬天到老杜烟炕屋去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们一旦闲下来,就说:走,找老杜“喷空儿”去。于是,老杜住的烟炕屋就成了汉子们“喷大空儿”的地方。在平原,“喷大空儿”就是偏闲话的意思。这在上层叫做“清议”或者“交流”,在民间就是“喷空儿”了。天南地北,贩夫走卒,皇帝老儿,说到哪里,就是哪里。当然,这里边也有长见识的含义。人们相互间熟了,熟不拘礼,来了就往屋角里、门槛上一蹲,听老杜“喷空儿”。
  这时候,人们都忘了老杜的“帽子”,老杜自己似乎也忘了他头上还戴着“帽子”呢。老杜说:我准备给中央写封信,是时候了,我看可以解放台湾了。人们都瞪大眼睛望着他。老杜说:你们知道么?吴庭艳,南越的吴庭艳被击毙了!这时,有人小心翼翼地问:这个啥子吴庭艳,是干啥的?有人马上说:你懂个毽!听人家老杜说。老杜说:这个,吴庭艳么,是南越的总统。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消息,大好消息。你们知道么?美国出大问题了,肯尼迪被刺!又有人问:肯尼迪是谁?有人立即制止:你管肯尼迪是谁呢?听老杜说唤。老杜说:总统,美国总统。这个肯尼迪,还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死了,被刺了。美国黑人也不断地上街游行示威。所以我说,是时候了。
  白天里,老杜依旧去挑尿。有人一边系着裤腰带一边问:老杜,你那信,给中央的信,写了么?这时候,老杜大约意识到了他的“帽子”,就含含糊糊地说:正斟酌呢。我得斟酌斟酌。那人说:是,那是。你这么大学问,给中央上书,可不是小事。老杜说:那是。路上再碰上谁,就有人打招呼说:老杜,夜里可早点吃饭,再给说说美国的事。美国,那啥子“丁”啊。老杜说:马丁,马丁?路德?金,是黑人领袖。
  一天,当老杜挑完尿,又到大队部去看报纸(大队部里有一份《人民日报》)的时候,老姑父见了老杜,说:老杜,听说你要给中央写信?老杜一怔,说:我,我是说,那个啥,解放台湾。老姑父瞪了他一眼,摘下帽子,摸了摸他新剃的头,光头,什么也没有说。老杜脸色变了,连连点头说:知道。我知道。
这年冬天,到了下雪的时候,无梁村妇女们一个跟一个学,突然都围起了绛红色的围巾。那些在城里有亲戚的年轻姑娘,还专门托人从城里捎回了很艳的玫瑰红围巾。过年时,村街里走着一片红,石破上晃着一片红一W喜庆。只有老杜不再围围巾了。他怕村里人说他。老杜的围巾束在了腰里,他说这样暖和些。
  第三年,老杜由于表现好,就派到村里的小学教课去了。
  老杜大概很愿意当教师。不知怎的,老杜突然就傲起来了。他特意到镇上去理了发,梳了个偏分式,还上了些头油,看上去明晃晃的。老杜再一次换上了他的四个兜的干部制服,脚上换了一双皮鞋,那皮鞋原来一直在箱子里放着,还是双三接头的,他咔咔地走在学校院门口,引了很多孩子看他的脚。老杜扶了扶眼镜,说:同学们早。我们都愣愣地望着他,一时像傻了似的,肃然起敬。
  当治保主任在学校门口碰上老杜的时候,他“哟”了一声,眼珠子瞪得像是要飞出来,他说:老杜,蚂蚁上树了?还穿上皮嘎了?神气呀。
  老杜不好意思了,赶忙解释说:主任,给学生上课,那个。得注重仪表。
  治保主任看着他,说:哈?一表?啥子表?
  老杜郑重地说:我作为教师,仪表要整洁。
  治保主任手一背,鼻子里哼一声,说:好,一表好。你这人哪,一表,那就一表吧。还有,你不是要上书么?到时候,老蔡说了,得审审。
  老杜哑了。
  当年,小学校长苗国安也是无梁的女婿。当他在校长室第一眼看见老杜时,竟有些手忙脚乱。他先是下意识地忙把“扁”起来的裤腿将下去,接着又把踩在椅子上的一只脚放在地上,挺了挺腰板。突然又觉得不妥,庄严地咳嗽了一声,说:老杜,进来吧。
  当杜老师从校长室里出来时,就显得不那么神气了。这时候,他才明白,他只是一个临时的代课老师。据说,苗校长还特意点了他一句,说:老杜,你可要注意,你戴着“帽子”呢。老杜惶然说:知道。我知道。他夹着两本小学课本,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从校长室走出来。一路走一路摇着头,嘴里不满地、嘟嘟峨浓地说:我大学毕业,让我教小学三年级,太小儿科了吧!
  可是,虽然只让他教小学三年级,他还是很高兴。那天,当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他的头忽地一下就扬起来了,他扬头的姿态潇洒极了!他的头偏着往上一扬,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地写下了三个大字:杜秋月。而后,他用粉笔点着黑板上的字,朗声说:同学们,认识这三个字么?杜、秋、月。这是我的名字,我就叫杜秋月。就是《红楼梦》诗句里:一轮明月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一一那个“月”!说着,他在自己的名字下重重地画上了两道粉笔印。
  接下去,他又刷刷地在黑板上写下了两行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写后,他拍拍手上的粉笔末,清了清喉咙,大声问:知道这是谁的诗么—李义山,也就是李商隐。
  说完,他站在讲台上,望着下边,怔匪的。
  我们傻乎乎地望着他,几乎是傻对傻。他迟疑了片刻,突然说:哦,你们,三年级是吧?不明白是吧?你们,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还小。以后,以后会明白的。现在,上课。今天,今天讲。
他翻开小学课本。
  我们齐声喊道:小猫钓鱼!
  他说:那就小猫钓鱼。
  从此,杜秋月就成了我们的三年级二班的老师。我们私下里都叫他“杜眼镜”。杜眼镜教我们语文、算术、美术、音乐兼体育。上课时,杜眼镜喜欢用粉笔头“点名”。在课堂上,要是哪位同学打磕睡了,他就册一小截粉笔头,把粉笔头拿在眼镜片前,晃晃,以瞄准的姿势,“叭”地射出去。可他总是把粉笔头射偏,而后再来一次。十不抽一会射在脑门上,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杜眼镜上课与别的老师不同,他会不时地改变上课的方式。有一次上课钟声响过之后,他竟然把我们全班学生带到学校的操场上,讲的却是算术课。
  那天上午,他把一块小黑板绑在篮球架的横梁上,让我们在操场上列队站好,而后他突然跑了。我们就那么列队站在操场上,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有同学问:这不是算术课么?有的说:改体育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匆匆地从操场后边绕过来,推来了一辆破自行车,那是从老姑父那里借的。他把车子扎在我们面前,大声问:同学们,这是什么?
  我们大声说:洋驴!那时候,我们把自行车叫做“洋驴”。放学后,我们常常站在大路牙子上,齐声喊道:骑洋驴,戴手表,老子不干你吃属!
  他说:这叫自行车,上海产的“永久牌”自行车。知道上海在哪里么?
  我们大声说:不知道。
  于是,他又在小黑板上用粉笔画了一幅中国地图,在地图上标出了上海的位置。而后又给我们讲起了上海。他说:上海是一个大城市。接下来,他从上海讲到上海产的“永久牌”自行车,这才开始讲自行车的构造和原理,讲大齿轮和小齿轮之间的关系。讲着讲着,钟声响了,别的班都下课了。全校的学生都轰一下围上来,看他一个人讲课。
  看这么多的学生都围过来听他的课,杜眼镜一定是兴奋极了。他不但眉飞色舞地给我们讲解,竟然还亲自蹲下来,现场给我们作示范。在众人的观摩下,他一会儿蹲下,一会儿又站起,一边呼呼地搅动着那辆自行车的脚蹬子,让车轮飞快地旋转起来,一边在小黑板上写上大齿轮与小齿轮的转速比率。
  老实说,这节课太新鲜了!同学们都很兴奋。这时,他说:准愿意上来试试?于是,全班同学都举了手,一个个都跃跃欲试。他就一一点名,批准我们班的学生每人上去绞上一圈,蹲下来仔细观察小齿轮与大车轮的转动,来计算大车轮与小齿轮的速度之变化。那时候,自行车很少,我们看着这辆自行车,都眼馋着想上去骑一骑。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他说:好,破个例吧。我给你们破个例。于是,他又一个个喊着我们的名字,由他扶着后架,让我们每人上前学骑一圈儿。那时,操场上一片笑声,学生们高喊着:歪了,歪了!驴歪了。还没等到课上完,左一歪,右一拐的,那辆自行车就摔坏了。这天下午,到了上自习课的时候,他又赶忙推到镇上去修,据说被老姑父逮着臭骂了一顿。
  由于他课上得好,同学们很快就喜欢上了他。他几乎成了我们追随的榜样,我们光着脚学他“咔咔”地走路,学他扬头的姿势,头一扬,再一甩。可谁也学不像。下课后,我们甚至学他用粉笔头相互“射击”,可谁也射不出他那样的效果,因为我们没有“眼镜”。
  上体育课他喜欢领着我们打篮球。在那个简易的球场上,杜老师的投篮动作十分优雅。他的三步上篮像表演杂技,他瞪、瞪、瞪跑上三步,而后飞身上篮,右手高高挑起,就像是雁飞一样,手腕子一翻,准确地把篮球扣在篮里,看得我们目瞪口呆!
  后来,杜老师的头昂得越来越高了。他见了苗校长也不再点头了,就那么夹着课本昂昂地走过去,连苗校长都吃惊地望着他。冬天里,他又围上了他的红围巾。每每围巾的一头脱落下来时,那扬脖儿的一甩简直神气极了!有几天,他走路时嘴里总是哼唱着什么,脚下就像是装了弹簧似的,一弹一弹地走。有时候他还会像篮球场上三步上篮似的,突然来一跳跃或是滑步。可见他心里是多么高兴!
  可是,杜眼镜又差一点犯错误,犯男女关系错误。在老师们的窃窃私语里,我们知道:在我们学校,有一个绰号叫“别针”的高年级女学生,偷偷地喜欢上了他。据说,这个号称“别针”的邻村姑娘,总喜欢在胸口上别一个大别针。那个别针明晃晃的,不但成了她的装饰品,也成了她的雅号。有一段时间,她总在我们教室门前晃来晃去,下了课就追着杜眼镜提问题,说:杜老师,你等等。后来,她每天早早地从家里溜出来,偷偷地把一个煮熟的鸡蛋放在杜老师的讲桌里。当讲桌的抽屉里放够六个鸡蛋的时候,杜眼镜才发现。于是他就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鸡蛋的图画课,讲的是一个外国大画家画蛋的故事。他说,外国有一个名叫“达达奇”的人,他从画鸡蛋开始最后画成了一个世界著名的大画家。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他说的的确是“达达奇”,我们记住了这个“达达奇”。可一直到很多年过去了,我才知道,他说的那个人,其实不叫“达达奇”,而是达?芬奇。我记得,那一堂课的后半节我们全班都画了鸡蛋,虽说是照葫芦画瓢,可我们却没有一个画得像鸡蛋。这就注定我们成不了画家,因为我们很少吃鸡蛋,那是“银行”。
  渐渐地,我发现杜老师周围出现了一些目光,像黑蚂蚁一样的目光。有老师私下里提醒我们说:离他远一些,他戴着“帽子”呢。可还是有学生接近他,我们都喜欢他。
  据说,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那个绰号叫“别针”的女同学躲在年级教研室拐弯处一截矮墙后边,突然拦住他,问:杜老师,鸡蛋你吃了么?杜老师怔怔地站在那里,说:鸡蛋?“别针”说:鸡蛋。他说:噢,噢,是这么回事。我还以为,这不好吧?她说:我家有三只母鸡,一只芦花,一只鳌子黑,一只生产鸡。有时两只下蛋,有时三只下蛋。早起,鸡蛋是我一个个儿拾的,家里人不知道。我娘说鸡蛋补气血。他说:噢,噢,谢谢。他往前走了两步,却又站住了,说:你以后,不要这样,这样不好。可是,“别针”从墙后跑出来了,她一下子就抱住了他。杜老师一定是吓坏了,他闭着两眼,喃喃地一迭声地说:别,别别,我犯过错误,我犯过错误,我犯过错误。“别针”说:是我愿意的,我愿意,我愿意。杜老师说:别,别,别。“别针”说;你摸,你摸,你摸。杜眼镜又有些把持不住了,他浑身颤抖。那“别针”也软得像一摊泥,吊在他的脖子上,两人都像筛糠一样抖着。据说,就快要出事时,还是苗校长的一声咳嗽挽救了他。苗校长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大咳了一声,把“别针”给吓跑了。
  这天夜里,苗校长把杜眼镜叫到了校长室,狠狠地熊了他一顿。杜眼镜吓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再后,苗校长对人说,他早就发现了他们二人很不正常,一直盯着他们呢。是苗校长挽救了杜眼镜。要不,“别针”家是邻村一大姓,本族人口众多,若是她的家人知道了,会把他打飞的。
  此后不久,苗校长又跟“别针”谈了话。从此,“别针”不再到学校里来了,她嫁人了。杜眼镜再见苗校长时,会默默地点点头,以示敬畏之意。
  从此,我们的苗校长咳嗽声更响亮了。他终于找回了自尊。
在乡村,有些事情是突如其来的。
  我们叫做“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是藏在心底里的、有着悠久历史渊源的、说不清来由的精神恐慌。就像是远远的天边隐隐有了雷声,却仍然是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可是,风忽然就腥了,刮起来了。等人们愣过神儿的时候,已是大雨倾盆了。
  记得,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杜老师正在课堂上给我们朗诵“白日依山尽,黄河人海流”,他的声音就像是唱歌一样,好听极了!他张开双臂,两眼先是圆睁,而后微微地一闭,做一波澜壮阔的姿态,仿佛已化身为黄河,奔腾而下。突然之间,没容他走出“黄河”,睁开眼来,镇上中学的一群学生傲傲叫着冲进来,兜头扣了他一桶糨糊!
  一时,课堂上很静,只有杜老师仍然“波澜壮阔”地立在那里,他身上的粗糊自上而下从头到脚沥沥啦啦地流淌着,那糨糊是杂合面打的,带有一股子发了霉的豆腥气。他浑身上下全是糨糊,眼镜也被糨糊糊住了,白花花一片,成了一个“糨糊黄河”。那个为吟唱“黄河”而做出的一个“大”字仍然伸展着,糨糊淋淋沥沥在地上滴出了一个扁担长的“一”字。紧接着,一个纸糊的高帽子又猛地扣在了他的头上,那上边写着打了红叉的黑字:“坏分子杜秋月”!
  杜老师哭了,扑扑哧哧的,像孩子一样。他哭得很伤心,完全丧失了一个老师应有的尊严。他哭着说:我看不见,同学们,我看不见。
  杜老师戴上真正的“帽子”了。那纸糊的帽子把他的眼镜都扣住了。给杜老师戴高帽的是镇上中学将要毕业的高年级学生。镇中的学生之所以敢往老师头上泼糨糊,是因为他们每人戴着一个“红袖章”。
  从镇上中学赶来的学生里,领头的是治保主任的儿子,大名吴小屯,外号叫屁墩(后有一段时间他曾改名为吴红卫)。吴小屯把戴着红袖章的袖子往上一抨,神气活现地站在讲台上,一只手按着杜老师的脖梗儿,另一只手挥动着,大声说:同学们,他被揪出来了,再不要听他放毒了!
  我们仍然傻傻地看着,不知道这又是什么“梦”。
  这时候,大队部里的大喇叭突然响了,那声音高亢、响亮,就像是从天外突然飞来了一只大鸟,会唱歌的鸟,听来让人兴奋,也让人激动和紧张。在我原有的印象里,屁墩就是屁墩,屁墩让我联想到红薯,屁墩放的红薯屁比谁都多。但是,一旦他戴上了这个“红袖章”,他一下子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连说话的腔调都变了,几乎成了一个领袖!
  一时间,老母鸡变鸭,屁墩成了“领袖”了。在雄浑高亢的音乐声中,屁墩又领人揪来了两个老地主、四个富农(四男二女,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加上杜眼镜,共七个人。七个头戴高帽子的人,用绳子串在一起,战战兢兢地排队走在操场上。屁墩不时用脚踢着他们的屁股,喝道:一二一,一二一,走好!几乎所有人都在听从屁墩的号令。那其实是在听“红袖章”的号令。就因为他胳膊上戴着一个“红袖章”,他就可以用棍子一个个点着那些老人的头,说:你,你,还有你,站好了!
  这时候,我们成了一群围观者。我们试图不看屁墩,我们曾经很蔑视他,可我们现在不能不看他了,他的胳膊上戴着一个“红袖章”。我们所有人都盯着屁墩胳膊上的“红袖章”。我们一个个都为“红袖章”着迷!它像是有无限的魔力,使每一个戴上它的人气冲牛斗!我们都渴望得到这个“红袖章”,只要能戴上这个“红袖章”,让我们干什么都行,哪怕是死!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很想去找一块红布,给自己缝一个“红袖章”戴上。可我不敢,那东西太神圣了!于是,我们自觉自愿地成了屁墩的追随者。我们高呼着口号,小跑着跟在屁墩的后面,我们追随的不是屁墩,而是“红袖章”。
  后来,我们也开始踢那些老头的屁股,踢老师的屁股,偷偷的。
  我们虽然曾经狂热地追随过杜眼镜,可他被“打倒”了。一个被“打倒”的人不再受人尊敬。我们都在看他的笑话,我们觉得他可笑极了,一身的糨糊,那纸糊的高帽子把半个脸都罩住了。他可怜巴巴地被人拎着脖领子,一脚踢倒在地,跪在操场的中央,就像是个晕头鸡。真糠包呀!
  紧接着,在屁墩的带领下,十几个镇上中学的学生架着老杜,让他表演性地坐了一回“喷气式飞机”。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喷气式飞机”,在屁墩的指挥下,由杜眼镜现场示范,让我们看到了“喷气式飞机”的造型。戴“红袖章”的学生把他的两只胳膊架起来,用力向后扬,腰弯着九十度,头往前冲,把头发揪起来,这就是“喷气式”。后来,全村人都赶来看“喷气式”了。
  操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屁墩一次次神气活现地振臂高呼:打倒杜眼镜!
  人们就一次次跟着高呼:打倒杜眼镜!
  屁墩喊:杜眼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们也跟着喊:杜眼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屁墩本是要把老杜带到镇上去游街示众的,被匆匆赶来的老姑父拦住了。
  老姑父说:不能走,老杜下放改造,归大队管制。
  屁墩说:你包庇坏分子!
  老姑父用本地话骂道:放你娘那臭狗屁!老子革命时,你还在你娘裤档里呢。
  屁墩说:你敢骂人?
  老姑父说:骂你是轻的。大队是一级组织,你算老几?把人放下。民兵集合!
  屁墩到底年轻些,他被老姑父的气势镇住了。这时,治保主任上前说:墩儿,听你姑父的。
  当天晚上,老杜蹲在河边清洗身上的糨糊,他一边洗一边哭,小声呜呜地哭,像是一个被人掐了脖子的狗娃。哭着哭着,他一头栽到河里去了。刚好老姑父怕老杜寻短见,派一个民兵偷偷地看着他。人一吆喝,村里人跑过来,把他给捞上来了。
  老杜哭着解释说:我不是故意的。我不会自绝于人民,我是失脚滑下去的,真的。
  此刻,村里女人们又觉得他可怜,赶忙从场里搬来几捆谷秆草,用秆草火给他驱寒。
  到了晚上,老姑父到烟炕屋来了。他蹲在门槛处,对老杜说:老杜啊,教了两天学,你还理一分头,穿一皮鞋,你说你烧啥呢?老杜弯着腰说:是,我错了,我知道错了。老姑父说:你也别往别处想,好好改造。有我在,没人敢咋你。老杜流着泪说: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改造,脱胎换骨。老姑父说:看你说的,血可以换,骨头能换么?老杜保证说:你放心吧,我能。我一定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老姑父叹一声,安慰他说:你也该成个家了。赶明儿,我给你说一个。老杜苦着脸说:我这样,谁敢要我呢?
  第三天,公社开批斗大会,老杜又被人押着送到公社去了。据说,老杜头戴纸糊的高帽子,在台子上整整跪了一天。如果不是老姑父跟着,他就回不来了。
  三天后,老杜重又回村挑尿去了。他戴着一顶吓老鹊的破草帽,穿着裤视子,光着脚丫子,挑着尿担靠着墙边走,战战兢兢的,见人就点头。在村街里的厕所门前,他小心翼翼地问:有,有人么?
  这时,治保主任提着裤子走出来,见是他,喊一声:老杜。
  老杜弯着腰说:有。
  治保主任再喊:老杜。他说:有。
  治保主任说:大声点。
  他说:有!

  一九六九年,老杜结婚了,娶的是一个寡妇。
  这寡妇是老姑父给介绍的。寡妇姓刘,王家庄的,小名刘欢,大名刘玉翠。刘玉翠长得还算周正,就是个吊梢眼,颧骨高些,按平原乡村的说法,“克”男人。她男人王松球三个月前死在了煤矿上。
  那时候煤矿上虽然经常死人,因为工资高,还是有人争着去。按规定,死在煤矿上的工人可以领到三百元抚恤金。更有吸引力的是,还可以让一个直系亲属接班。据说,在葬礼上,刘玉翠竟然和婆家人打起来了。为的是争一张纸,那是一张“招工表”。寡妇刘玉翠和婆家兄弟为争这个顶替死人的“待遇”,与婆家人闹得天昏地暗,打成了一锅粥。
  王家人本就恨她,说她吊梢眼,是个克星,妨男人。可刘玉翠不识趣,大概她很想离开村子,到矿上去接男人的班(女人到矿上是不下井的,去了顶多是看磅,或是在食堂里当炊事员,这是好活儿),于是招来了王家一族人的反对。刘玉翠虽然要强,可她毕竟是在婆家的村子里,王姓一族人多势众,这张“招工表”到底也没争到手,刘玉翠还被婆家人打得满脸是血,赶出了家门。刘玉翠于是就跑到公社告状去了。
  老姑父在公社开会时碰上了这个告状的寡妇。那天她穿着浆过的月白布衫,头上扎白孝绳儿,看上去利利索索的,模样还周正。老姑父看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挺可怜,三说两说,就把她带回村里来了。
  而后赶忙派人去叫老杜。那时,老杜正往菜地里挑尿。
  两人是在大队部里见的面。老姑父本意是让老杜换身衣裳再去跟人见面。老杜执意不肯,放下尿担子就来了。进了门,老杜半弯着腰,傻傻地站在那里。女人说:你坐吧。老杜这才抬起头,看了看女人。他坐下后,说:我得说清楚,我犯过错误。她说:我知道。老杜说:我戴着帽子呢。她说:我知道。老杜说:如今我不在学校教书了,我在村里挑尿。她说:我知道。于是,老杜不再说什么了。
  刘玉翠是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她一直向往城里人的生活,喜欢有文化的人。两村相距三里地,刘玉翠曾见过他在操场上打篮球的样子,见过他穿着皮鞋咔咔地走在校园里的样子。男人走了,从一个“煤黑子”身边改嫁给了一个“白镜子”,刘玉翠满心愿意。她说:你的情况支书都说了,我也不嫌你啥。不过,我有个要求。老杜说:你说。刘玉翠说:别瞎胡想,好好过日子。
  那时候,老杜觉得自己已经这样了,还挑什么呢,也就默认了这门亲事。于是,在老姑父的张罗下,选了个日子,把相邻的两座废了的烟炕房打通,又用白石灰刷了一遍,贴上了红“葵”字,凑合着摆了一桌酒席,就算是把事办了。
  新婚之夜,晚上睡觉时,女人很听话,也很配合。老杜让她喊什么就喊什么,她觉得这就是“文化”。听房的村人都很惊异,在烟炕房外,众人听见两人晚上都在“犁地”,一声声喊着:犁、犁、犁,犁呀……
  第二天,有人开玩笑说:玉翠,你牵了几头牲口啊,就犁了一夜地?
  刘玉翠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等过了些日子,经女人们的嘴一传两传的,村里人才明白了两人夜里的事。最初,晚上睡觉时,女人还听话,两人亲热时,叫怎样就怎样。兴奋时,老杜顺嘴喊出一个字:“li”,她觉得新鲜,畅快,也顺音儿跟着喊:犁,犁,犁,快犁!快犁!老杜说:不是这个。她问他是哪个?老杜不说。后来她就猜,待琢磨了些日子后,刘玉翠终于明白了,那是一个女人的名字。便骂道:愿日就日,犁你娘刀卿!就再也不喊了,咬紧牙,一字不吐。老杜也不再喊了。两人再睡时,闷闷的。
  刘玉翠本以为她是嫁给了“文化”,可“文化人”整日里挑尿,一身尿气,臭烘烘的。再说,她嫁过来后才知道,这是一位要她管吃管穿的“二大爷”。老杜离开学校后,很失落。终日里一句话不说,闷闷的。回家来,他就像是一个需要牵线的木偶,你拽一拽绳子,他动一动,你不拽那绳子,他就坐着不动。
  以前,老杜的日子过得很凑合。有了女人后,老杜除了挑尿,把一切都交给了女人。刘玉翠也的确能干,每天都能给他做甲顿热饭吃。不过,第一天生火时,她就把老杜带来的一个箱子上的锁给撬开了。打开箱子后,把里边的一探书撕成一页页的,分成两挥,一裸当成了揩屁股的纸,一擦当成了引火的媒子。老杜挑尿回来,一怔,说:你怎么把书给烧了?她说:没有火引子。老杜说:那是书,不是火引子。刘玉翠说:你要不看书,能戴上帽子么?叫我说,都是这些书惹的祸。书一烧,什么也不想,咱好好过日子。老杜愣了好一会儿,说:也是,烧就烧吧。
  我清楚地记得,我曾经从杜老师家里偷出了一叠散了页的书,那本书的书皮已经被撕掉了,书里边的句子怪怪的,意思也怪怪的。一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想起那本书的名字是《修辞学发凡》。
  有一段时间,“运动”不那么紧了。又有人来烟炕屋听老杜“喷空儿”,听他说“尼克松访华”的事,。这时候,家里有了女人,女人爱面子,就埋怨老杜,说:你看看,说起来你也是个文化人,家里连个坐的凳儿都没有。说的次数多了,老杜气了,就说:我做。我自己做。于是,他找来一些旧木料,又借了木工用的工具,还特意去镇上的书店里买了一套最新样式的家具书,回来就比葫芦画瓢做起来。老杜本意是想做一件实实在在让女人满意的事。他每天下了工就做,整整做了一个月,终于做成了两把小椅子。他原本是要做四把新式椅子的,可磨了两手血泡,却勉强做成了两把。这两把小椅太不像样子了,一把靠背是直的,没有弧度,还歪歪斜斜的,勉强能坐人。另一把有了弧度,却刚扎好就散了架。气得刘玉翠掂着那把小木椅整整走了一条村街,逢人就说:看看,都看看,这是人做的活么?老杜觉得脸上无光,一时恼羞成怒,在家里摔了一只空碗。两人还撕扯着打了一架。
  此后,老杜挑完了尿,就不急着回家了,常坐在村街里的阳光下晒暖儿,跟人“喷大空儿”。有时候,也学着乡人拧一支旱烟抽,大声咳嗽着,大口吐痰。到了吃饭的时候,女人大声喊:老杜,吃饭了。这时候,老杜才挑上空尿桶,慢慢往家走。
  后来,刘玉翠怀孕了,生了一个女儿。生了孩子后,事多了,也常喊老杜帮忙。每次喊老杜,她都要气个半死。比如,她正和面呢,孩子拉屎了,她两手面,从灶屋里跑出来,喊:老杜,屙了。
  老杜怔怔的。她气呼呼地说:孩子屙了,你不会把把?他问:怎么把?刘玉翠没办法,就赶忙把手洗出来,把孩子从床上拉起来,蹲在门外,给他做示范?一有时候,女人喊:老杜,淤了。老杜仍怔征的。后来才知道,灶里火大,是锅里熬的玉米面粥谱出来了。再喊:老杜,芝麻秆!老杜仍呆呆的。女人就恶狠狠说:老杜,添柴烧锅呀,你还不如那个死鬼,死鬼还能给我烧个锅!你木头人哪?
  家常的日子,有许多话语是省略的。这是一种默契。比如,滴星儿了么?这是问外边是否下雨了。比如,抬一下头。这是要他把挂在梁上的篮子取下来。比如,你是秋娘?这是说他像蝉一样懒,叫他起床呢。老杜与刘玉翠始终也没有达成默契。没有默契也可以过日子,只是磕磕碰碰的,日子过得凑合。刘玉翠恼的时候,就骂他。骂他就像骂一个三岁的孩子,有时候,两人也打架,可吃亏的总是老杜。的确,在生活上,有错的大多是老杜。老杜既在“理”上说不过刘玉翠(“理”是乡村的),动起手来也打不过刘玉翠(刘玉翠嘴一份手一份)。老杜只好投降。刘玉翠就罚老杜请罪。
  在日常生活里,老杜实在是太没用了。老杜也觉得他自己是个没用的人,让请罪就请罪吧。饭锅淤了的时候,她逼着老杜弯着腰站在灶屋里,嘴里念念叨叨地背语录,向领袖请罪?一刘玉翠很喜欢看他请罪的样子:他勾着头,虾一样弓着腰,每一个扣子都扣得整整齐齐的,很正式地背诵着语录。于是,过不几天,她就找一茬儿,再来一次。他一请罪,刘玉翠就笑了,气也消了。每次请罪后,她都会再给他点甜头儿,给他煮个鸡蛋或是砸个核桃什么的,说是给他补脑子用。弄得老杜没有办法,后来,老杜也习惯了。
  有一段日子,刘玉翠走出来的时候,村里人就问:老杜呢?
  刘玉翠响快地说:在家请罪呢。
  人们就笑。
老杜与刘玉翠彻底翻脸是十多年之后的事了.
  那一年夏天,最先,有人从流窜犯梁五方那里带回了一一个消息:说是北京城里下放的人,有的调回去了,还有的已经平反了,还补了钱呢。这时候老杜着一个大裤衩,正蹲在饭场里吃饭。听了这话,他怔怔的。在饭场里吃饭的人也都望着他,人们说:老杜,跑跑吧。说不定,你也能回去。
  老杜嘴角哆嗦着,什么也没说,端上碗回家去了。
  第二天,老杜借了辆自行车,就到城里去了,他一直到天黑透的时候才从城里回来。人们见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就追着问:老杜,咋样了?老杜摇摇头,什么也不说。第二天,照常挑尿。
  村里人慢慢才知道,老杜去问了,人家说老杜犯的是男女关系错误,不在平反之列。有一段,老杜闷闷的,很失落。
  后来,再到饭场里吃饭时,村里人教育他说:老杜,你傻呀,你以为平反就那么容易?你得送啊!老杜说:送?送啥呢?人们说:送礼呀。你不送:谁给你平呢?你得送!众人都说:对了,送吧!
  听众人都这么说,老杜心也活了,于是就送。老杜家里穷,没什么可送的,就打发刘玉翠去村里借。刘玉翠听说只要一“平反”,就成了国家的人了,就可以发工资了,多好的事呀。于是刘玉翠说:我知道你脸皮薄。我去,我去借。刘玉翠就一家一家串,诉说老杜平反的事。这时候,村里人都显得很厚道,柿饼、核桃、鸡蛋,还有油,一家一家地给他凑。说老杜要是平了反,就成了官身了。
  听村里人说,那时候老杜常常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带着村里人凑的礼物,一次次地往城里跑。渐渐,老杜脸上有了喜色。有人间:跑得咋样啊?他说:快了。
  就这么跑着跑着,一年过去了,“平反”的事仍然没有着落。老杜一日日在路上奔波着,希望似乎很渺茫,可他已经不再下地干活了。村里人也都知道他在跑事呢,落难之人,队里也不再勉强他。大多时间,他不是跑在路上,就是躺在床上发愁,脾气也大了,动不动就发火。这时候,刘玉翠每次喊他吃饭都是小心翼翼的,说:爷,你起来吧,我给你拼了酸汤面叶。
  老杜挥着手说:别烦我,不吃。
  刘玉翠赔着小心:你多少吃一点。
  老杜喝道:端走!
  一天早上,老杜昏昏沉沉地在床上躺着,他做了一个噩梦:他跑来跑去,不但没有平反,还罪加一等,又戴上了一顶帽子,他现在头戴着两顶帽子,他正在梦中痛哭流涕地做检查呢。老杜哭着哭着,醒了。就觉得有人拽他,待他睁眼看,是刘玉翠。
  刘玉翠站在床前看着他,而后往他的枕头边放了一叠钱,说:日头太高了,赶紧起来吧,进城还有一段路呢。
  老杜怔怔地,说:这钱,叨来的?
  刘玉翠说:爷,一个村都借遍了,我再也给你借不来了。我叫人把院里的三棵桐树出了,卖了三百一十块钱。你拿上去吧。
  老杜叹,一声,说:不好。我刚做个噩梦,算了,今儿不去了。
  刘玉翠说:啥梦?我给你圆圆。
  老杜长叹一声,说:晦,跑来跑去,不但没平反,又加了一顶帽子,两顶。
  刘玉翠说:妞他爹,我看有指望了。梦是反的,这叫顶上加顶。
  老杜半信半疑,说:是么?
  老杜本是不信命的。可人到了这一步,不信也信了。他慌忙下床,洗了把脸,出门一看,刘玉翠已把自行车给他借来了,还打足了气,于是骑上车就走。刘玉翠追着屁股教育他说:别惜乎钱,多买些烟酒。你没听人家说,“研究研究”么。
  就这么跑着跑着,又小半年时间过去了。
  一天,傍晚的时候,治保主任背着两只手,在村口等着了从城里回来的老杜。治保主任问:老杜,跑得咋样了?老杜一看是他,手一哆嗦,差点从车上摔下来,随口说:快了,快了。这时候,治保主任从背后伸出手来,他手里掂着一双破皮鞋,三接头的。治保主任说:这鞋,还给你吧。鞋小,墩儿一天也没穿过。你跑事呢,不是得那个啥。仪表么。
  老杜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那鞋,突然说:这鞋送你了,我不要了。说完骑上车就走。
  治保主任追着他的屁股喊:老杜,老杜。老杜哭了,一脸泪。
  第二天一早,老杜给车子打打气,又上路了。
  冬去春来,老杜的情绪一天一个样儿,有时面带喜色,有时又嘟噜着个脸,垂头丧气的。他在奔波中把仅有的一点脸面丢尽了。后来,老杜都跑得快没有信心了,他已经到了几近绝望的程度。
  那时候,我还在读研究生。突然有一天,杜老师竟然跑到学校里找我来了。那是个星期天,寝室里就我一个人。他进门时绊了一跤,踉踉跄跄的,一头栽到了我的怀里。我惊讶地望着他,发现他的脸是紫的,一脸紫黑,简直是怒不可遏!我从未见过他这个样子。他气得嘴唇哆嗦着,结结巴巴地说:志鹏(他一直叫我的学名),你帮我一个忙,帮老师一个忙。
  我知道他一直在跑平反的事。可我一个还未毕业的学生,能帮他什么忙呢?我看他这个样子,就快要崩溃了,说:你说吧。不料,杜老师突然哭了,他扑味一下,放声大哭!他哭着说:你知道我敲过多少人的门么?你知道我赔过多少笑脸么?你尝过夕阳西下站在人家门外等人的滋味么?可以想见,他在常年的奔波中受了多少委屈,看了多少人的脸色?哭着哭着,他擦了擦眼里的泪,喃喃地说:人心险恶,人心险恶呀。
  接着,他快速地说:这样,长话短说,我托了一个人,这个人答应帮忙的。他说他一定给我办成。送的礼就不说了。这一年多,我给他送了多少礼就不说了。他答应我的,可他一拖再拖。今儿个,我又找他了。他说,他马上去市委找人。我已经不再相信他了。这样吧,你帮我个忙,待会儿,他出来的时候,你跟着他。我要证实一下,看他是不是在帮我。接着,他轻声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人我知道,是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如今是我们学校的中层领导。于是,我硬着头皮答应了。
  这也是我此生第一次去跟踪一个人,一个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既有着教授学衔又有一定的职务、名声很好的人。他一脸祥和地骑着一辆新的女式“凤凰牌”自行车(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比现在开着一辆小轿车还神气呢)。他自行车上挎着一个篮子,那篮子是细竹丝编成的花篮,很像是一件艺术品。我骑着借来的一辆破车偷偷地跟在他的后边。我看见他慢慢悠悠地骑着车,很审美地在路上走着。他先是去了菜市场,在菜市场上买了几根嫩黄瓜、几个西红柿、两斤瘦肉、一把蒜墓和一根牛鞭(很贵)。而后他悠然地穿过人群,骑过了菜市场,又骑到了市里的百货大楼门前。他在停车处扎了车子,而后走进百货大楼。五分钟后,他出来了,手里提了几卷卫生纸,他把买的卫生纸放在后边的车架上,骑上继续往前走。他骑到了市委市政府大门前,可他慢慢骑着过去了,没有停。我想,这是星期天,他可能会去市委家属院找人。可市委家属院紧挨着市政府呢,他仍然是悠悠地骑过去了。我就这么一直跟着他。等我跟着他回到学校,我看了看表,我整整跟踪了一小时又三十六分钟。这次跟踪,使我获得了一条最重要的人生经验,那就是:不要轻易相信人,特别是那些梳大背头的人,要远离他。
  杜老师还在寝室里等着我呢,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他说,我想他一定会暴跳如雷,说不定还会找那人拼命。可他听了我的话,却半天沉默着,好久才喃喃地说: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不会再找他了。说完,他扭头就往外走。出门时,他整个人像是被击垮了似的,背驼得很厉害。我追出门,灵机一动,突然说:杜老师。他回过身,望着我。我手往上一指,说:市里不行,你去省里。他说:找上面?我说:对,上面。他突然扑过来,紧抓住我的手,说:我知道了。谢谢老弟。
  此后,有一段时间,杜老师常骑着那辆从老妨父那里借来的破自行车到学校里来。他把自行车放在我寝室门前,而后再赶火车到省城去。每次,他都悄悄地叮嘱我说,去省里跑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对谁都不要说。
  三个月后,突然有一天,老杜下午早早地就回村了。老杜回来后往院子里一坐,也不进屋,就在院子里坐着,很沉默。刘玉翠看他不高兴,先是把扇子递给他,怕他上火,又把泡好的野菊花茶递给他,可他仍是一句话也不说。
  夜深了,星星在天空中闪烁,老杜仍呆呆地在院里坐着。晚饭给他盛上了,他不吃。又给他热了几次,他还是不吃。刘玉翠也不敢叫他,连走路都小心翼翼的。有几次,刘玉翠从屋里出来,站在他跟前,说:老杜,天不早了。老杜不吭。过一会儿,刘玉翠又从屋里走出来,说:老杜,夜气凉,披上衣服吧。说着,给他披上褂子。老杜仍然坐着不吭,很沉痛的样子。最后,刘玉翠说:爷,你也别心里不是味,实在跑不成,就算了。花那些钱,只当肉包子打狗了。
  这时,老杜慢慢地站起来,展了展身腰,默默地说:还要我请罪么?
  刘玉翠笑了,说:我都忘了这茬儿了。请吧。
  于是,老杜就站在院子里,整整衣服加好扣子,弯下腰,勾着头,对着刘玉翠背诵道:我有罪。我是个罪人。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刘玉翠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她摆摆手说:算了,算了,这又不怨你。
  此时此刻,老杜突然哭了,老杜泪流满面,痛得不成样子。刘玉翠吓坏了,忙说:老杜,老杜,你这是咋的了?我可没让你请,是你自己要请的。老杜摆摆手,什么也不说。
  这天夜里,老杜进屋后,先是四下打量了一下房子,像不认得似的:那烟炕房的屋顶被烟熏得很黑;墙头上,曾经挂烟杆用的穿杆眼上塞着一窝一窝的麦秸;房梁上挂着一个黑黝黝的竹篮子,篮子是防老鼠的“气死猫”,篮子里放着两匣串亲戚用的点心,还有一包熬好的猪油。而后,他斜靠在床上,干哑地望着这一切。
  这边,刘玉翠洗洗刷刷,收拾了锅碗瓢盆,回房后,看着老杜,也愣住了。后来,她对人说,她早就看着老杜不对劲。老杜的魂走了,老杜变得越来越陌生了。
  这天夜里,吹了灯,老杜突然说:平了。
  刘玉翠惊喜地扭过身来,看着他,说:老天,给你平反了?
  老杜说:平了。
  刘玉翠说:我的爷,你咋不早说呢?真平了?
  老杜点点头,说:明儿就可以办户口了。
  刘玉翠说:证呢?
  老杜说:啥证?
  刘玉翠说:平反的证,让我看看。
  老杜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了那张纸,给了刘玉翠。刘玉翠又忙把灯点上,拿着那张盖有大红印章的纸看了又看,还在灯前照了照,说:真不容易呀,到底给平了。而后说:给我念念。
  老杜脸色陡然变了,厉声说:念什么念?有啥好念的。平了就是平了。说着,他忽一下把那张纸从她手里夺过来,重新叠好,装在贴身的衣兜里。
  刘玉翠望着他,小心翼翼地说:你看你,我又没说啥?不念就不念。那,睡吧。
  两人重新躺下来,背对着背,各自都有些心事。吹了灯,刘玉翠睡着睡着,突然一猛子坐起来,一拍床,说:老杜,我呢,孩子呢?
  老杜躺在黑暗中,说:我先过去,你跟孩子,回头再说吧。
  刘玉翠说:你拍拍屁股走了,不会,不要俺娘俩了吧?
  老杜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会。
  刘玉翠说:我想你也不会,你不是那狠心的人。
  老杜说:睡吧。
  刘玉翠说:妞她爹,你可不能撇下俺娘俩哪。不管咋说,俺跟你这么多年了。
  老杜说:睡觉,睡觉。
  刘玉翠用脚踢踢他:你要是敢不要俺娘俩,我可不依你!
  老杜说:现在刚平反,没房子没啥的,等我安置好了,回来接你。
  刘玉翠笑了,说:这还差不多。
  而后,刘玉翠回身楼住他,很温柔地说:妞她爹,你,犁吧。你叫我啥我都应着,咋叫都行。你犁。犁犁犁犁,犁!
  老杜翻身上马,却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说:一股子蒜气。去,刷刷牙。
  刘玉翠很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嘴里嘟浓说:都半夜了,刷啥牙呢?你将就吧。可她还是去了。这一夜,刘玉翠心甘情愿地喊了很多“犁”。
  老杜走的那天,见人就谢,对村人说了很多感激的话。他还流着泪说,是无梁改造了他。无梁是他的再生父母。他还说,这些年,这些日子,他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老杜走后,刘玉翠天天在村口望。望着望着,有一天,她突然在村街里跳脚骂道:上当了。这么多年,我养了个白眼狼啊!
  村里人都劝她说:咋会呢?老杜这人,不会。
一年后,老杜回来了。
  老杜是回来离婚的。
  据说,老杜执意要离婚,是因为一张报纸。村里人都说:瞎编。没有人因为一张报纸闹离婚,这不过是一个借口。
  老杜回来先去拜见了老姑父,给老姑父送了烟酒。后又一家一家拜,送的是饼干糖果之类,还挨个敬烟。州门都说:不赖,不赖。老杜终于熬出头了。
  老杜这次回来变得更谦虚了。虽然平反了,他已经是国家的人了,可他还穿着他平时穿的那身衣服,显得很递遏。连村里人都看不下去了,说:老杜,你如今是国家干部了,该置置装,换身新衣裳了。他只是笑笑,什么也不说。
  后来刘玉翠说,他是装的。那时老杜已学会说假话了。老杜原来不会说假话,一说假话脸红,现在老杜说假话脸也不红了。刘玉翠愤愤地说:他练出来了。老杜很狡猾,老杜给她下了个套儿。老杜先不说离婚,只说是给刘玉翠娘俩转户口。
  那时候刘玉翠还不知道老杜会骗她。最初,刘玉翠美死了,美得一夜都没睡好觉。
  那天早上,她还特意梳梳头,换了身衣服,收拾得青菜儿一样,利利索索地上路了。走上村街的时候,她见人就说:要转户口了。往后就是城里人了。到时候你们可去呀,都去。张扬得一个村的人都知道了。说了这些后来成为笑柄的“打嘴话”之后,她就高高兴兴地跟老杜到镇上去了。
  在镇街上的一家商店里,老杜先领着刘玉翠扯了两块做衣服的布料。刘玉翠说:花这钱干啥?老杜说:得花,这些年苦了你了。说得刘玉翠心里软乎乎的。
  在镇上的一家饭馆里,老杜要了四个硬实菜:扣肉、蒸蛋羹、油炸花生、红烧鱼,还有两碗米,都是刘玉翠最爱吃的。等刘玉翠吃得满嘴流油的时候。老杜摊牌了。
  老杜说:翠,有些事,咱得慢慢来,一步,一步来。
  刘玉翠打了一个饱隔儿,说:你,啥意思?
  老杜说:本来,是给你们娘俩一块办的。现在只能一个一个办了。你看先办谁的?
  刘玉翠一怔,说:你不是说都转么?
  老杜说:我是想都转,可人家不给办。
  刘玉翠急了,说:你送啊。该花的钱得花。
  老杜说:你以为我没送,我天天给人送礼,腿都跑断了,才批了这一个。咱慢慢来,你看行不行?
  刘玉翠蒙了,她说:那那那,先转孩子吧。
  老杜说:我也觉得孩子的前程要紧,你说呢?接着,他又说:你放心,接下来就给你办。
  刘玉翠愣愣的。她觉得有些不对劲,却一时想不清楚。
  在饭馆里吃了饭,他又领着刘玉翠去转女儿的户口。也许老杜早已打点过了,女儿的事办得很顺利,“啪、啪、啪”,民警把章一个个都盖上了。
  从派出所出来,在镇政府的院子里,老杜装着突然想起来的样子,说:对了,有件事,咱也顺便办了吧。刘玉翠没有多想,问:啥事?老杜说:办了我再告诉你。这事与分房有关,办了我就可以在城里分房子了。刘玉翠说:到底啥事呀?老杜说:你别问了,就是证明一下,我在乡下没有房子。刘玉翠说:就这事呀?老杜说,:就这事。而后他又特意嘱咐说:进去后,你啥也别说。人家问你同意不同意,你说同意就行了。
  于是,刘玉翠糊里糊涂地就跟老杜进了另一间屋子。
  再后来,刘玉翠逢人就说:这人真阴哪!他就是个慢毒药,一点一点地讴我!
  老杜肯定事先就给镇上的民政助理送了份儿厚礼,所以离婚手续办得非常顺利。民政助理是寝办合一。老杜进屋后,先让刘玉翠在外间等着,而后侧着身子从兜里掏出两张红颜色的结婚证书交上去,说:刘助理,忙着呢。民政助理朝外边瞥了一眼,只象征性地问了一句:来了。都没意见吧?刘玉翠探头朝里间望了望。没等刘玉翠看清楚,民政助理就把两张蓝颜色的离婚证拿出来,照着填上姓名,“啪啪”就把章盖上了。而后,老杜说了声:谢谢。出了里间,拽上刘玉翠就走。
  出了镇政府,一路上,老杜好话说尽了。他说:玉翠,你放心,我会对得起你们娘儿俩的。就是那个啥了,我也会对你好一辈子。翠,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心善,你是刀子嘴豆腐心,菩萨心肠,你一定要相信我。我这一辈子,要说对不起,就对不起你了。我会还报你的。有我吃的,就有你娘儿俩吃的。你信么?我月月给你寄钱。刘玉翠一辈子都没听过这么多的好话,她迷迷糊糊地跟着老杜往车站走。
  一直等老杜上了通往县城的公共汽车,车开走后,刘玉翠把手伸进衣兜里,这才发现老杜塞她兜里用信封装着的不光是三百块钱,还有一张蓝色的离婚证书。
  刘玉翠哇一声哭了。现在她终于明白老杜说的“那个了”是什么意思。
  老杜离婚是有原因的。
  据说,老杜在为平反奔波的那些年里,无意中在路上看到了一篇登在报纸上的文章,是“Li"写的,那文章的题目叫《月是故乡明》。这文章最后一句写的是:家乡的月,你好么?就是这么一句“家乡的月,你好么?”使老杜陡然产生了离婚的念头。
  老杜很想回到从前,去找他心目中的“li”,许多年过去了,“li”一直是他心中的一个结。每每回忆与“li”在洲起的时候,他总是选择最美好的那一段。就像甘蔗,他取的是最甜的那一节,是最浪漫最有诗意的那段日子。那甜蜜的回忆就像陈年老酒一样,使他沉醉。
  老杜离婚后,就像是大海捞针一样,到处去打听“li”的下落。他写了无数封信,托了很多昔日的同学,可等他找到“li”的时候,“li”已经是人家的女人了。“li”已经调北京去了,如今已经是很有身份的人了。老杜拿着地址,坐了一夜火车赶到北京,在北京的一家宾馆里度日如年地住了三天,满心期望着能见上“li”,一面。那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就不能见上一面呢?可“li”很决绝,“li”不愿见他。最后,老杜只收到了经别人转达的一句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老杜在北京的街头喝醉了,他醉了一天一夜,差点死在那里。他的心碎了。虽然没有见到他的“li”,可他也决不愿再回到过去了。
  可刘玉翠也不是吃干饭的。刘玉翠不甘心就这么轻易地跟他离了。刘玉翠向往城市生活,她已盼了很多年了。所以,刘玉翠决不罢休。
  往下,就是“麻雀战”和“游击战”了。
  那天,刘玉翠一路走一路哭,回村时都快哭断气了,她悔呀!她肠子都悔青了。
  刘玉翠一回村就让村里人给围上了。刘玉翠的哭诉招致了全村人的同情。人们都说,这老杜怎么这么阴哪,他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太不是人了!你想,一村人给他张罗着凑钱跑事儿,家家都给他凑东西,一袋子一袋子的柿饼、核桃、花生,还有小磨香油。当年在村里挑粪挑尿的一个人,狗都不如的一个人,现在平反了,他竟撇下女人跑了。这啥人哪!
  于是,三天后,刘玉翠带着一群村人拥到城里的师范学院,告老杜来了。无梁人一群一群地围着学校的门口,大声喊着:大流氓杜秋月滚出来!
  可老杜根本不敢跟村人照面,老杜吓得躲起来了。无梁人先是在学校大门口吃喝,而后又冲进了校长办公室,一个个争着诉说杜秋月的劣迹,把老杜说得一塌糊徐。人们拍着校长的办公桌说:这是个大流氓啊!
  后来,校长把老杜“请”到了校长室。校长是老杜昔日的同学,这位同学拍着桌子说:老杜,你咋一屁股屎呢?赶紧擦干净了。要是处理不好,你就别来上课了。
  听校长这么一说,老杜傻了。老杜本以为他只要离了婚,就与刘玉翠一刀两断了。可他没想到,刘玉翠竟会追到城里来,接着跟他闹。这么一闹,反倒更坚定了老杜的决心。既然到了这一步,他是绝不回头了。他决定换个地方,调走。
  最初,老杜还是蛮有信合的,他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可他没想到,刘玉翠跟他打的是持久战。无论他调到哪里,刘玉翠就追到哪里,一次次找单位的领导告他。这仗一打就是三年。
  自打回城后,可以说,老杜没有过一天安生日子,整日里东躲西藏的。
  最初,老杜没有分到房子,他租住在学校附近的民房里。为了躲避刘玉翠,他只有不断地提着他那只破箱子搬家。老杜每周都要给学生上课,他上班的路线是固定的。刘玉翠却很自由(那时地已经分了,她把地包给了人家),想什么时候逮他,就什么时候逮他。老杜每天上班就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的,出门先四下看了,然后才惶惶地走出来。可他又时常被刘玉翠出其不意地堵在路上。开初老杜还想“流氓”一下,老杜想反正已离了婚了,你还能怎么着?老杜说:你是谁呀?你走,我不认识你。刘玉翠当着众人说:我是谁?你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你老婆!老杜说:你是谁老婆?我不认识你!刘玉翠说:你不认识我?你敢说你不认识我?有种你把裤子脱了,我告诉你我是谁!大家都来看看,他屁股上有块胎记!我是谁?一床上睡了这么多年,你不知道我是谁。老杜急了,说:你不是说我是流氓么?我就流氓了。咋?刘玉翠说:好。你流氓。你流氓是吧?那你脱,当众把裤子脱了!
  你脱一个我看看,我看你是咋流氓的?脱脱脱,你脱呀!
  老杜一看这招不灵,扭头就走。刘玉翠在后边追着他。追得老杜一点办法也没有。接着就不停地赔不是,说好话。老杜求告说:翠,玉翠,姑奶奶,你饶了我吧。咱俩已经离了,咱俩没感情。刘玉翠说:你是个骗子。婚是你骗着离的。你要想离,这话你早说呀。你早干什么呢?一床上睡了这么多年,到这会儿,你平反了,成了国家的人了,你说没感情?老杜哀求说:那时候,那时候,不也、也成天吵架么?你还、还让我请罪。刘玉翠说:那时候?你还有脸说那时候?那时候你是“坏分子”,你还戴着帽子呢。拍拍你的良心,我嫌弃过你么?请罪,谁让你请罪了?那是你自愿的。你是人么?你干的这叫人事么?你要有一点良心,你会骗着我离婚么?老杜说:翠,我是欠你的,我不是人,我猪狗不如,这行了吧?你放过我吧。可不管他说什么,刘玉翠死缠着他。
  后来老杜一看见刘玉翠,扭头就跑。他在前边跑,刘玉翠在后边追,边追边喊:抓贼啊,抓贼呀。老杜一边跑着一边解释说:我不是贼,真不是贼。
  老杜实在是没办法了,他为躲避刘玉翠曾先后换过三个单位。从这个城市里调到那个城市,而后又从市里调到了省里。每一次调动他都要请客送礼,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一可每换一个地方,才安稳就被刘玉翠找到了。刘玉翠见人就诉说老杜骗着离婚的事,说他当年挑尿时的事,弄得老杜里外不是人。
  老杜工作上也不顺心,他夜夜失眠,后来得了偏头疼的病。一站在讲台上就头晕,脑子里一片空白,还住过一段医院。更要紧的是,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东躲西藏,与刘玉翠周旋,竟然没能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据说,在考场上,有一次,他居然忘记了白居易是哪一朝代的诗人,忘记了他是什么“主义”的诗人。他看着手里的卷子,却满眼都是刘玉翠…他丢的时间太久了,过去学的那些汉字,都在乡下就着烙饼吃了。这让他十分羞傀。他先是从师范学院调到一所中学,而后又从中学调到小学,就这么调来调去的,居然连小学教师的资格也荒掉了。到后来,他完全成了一个病人,他脑子坏了,课上得不好,名声也不好,学校有意见,学生家长更有意见。没有多久,就让他提前退休了。
  终于有一天,老杜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在路上,还是刘玉翠把他送进了医院。
  后来,我在省城一个街角见到了他。他一个人在街边上坐着,一头苍老的白发,裤腿高高地“扁”着,一只脚光着,一只脚跋拉着一只布鞋,另一只鞋在屁股下垫着,身边放着一个破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烟、火柴和速效救心丸。他就那么愣愣地在路牙子上坐着,大声地咳嗽,大口地吐痰,嘴里还大声地日骂着。我的老师,曾经能通篇背诵《离骚》的老师,现在却完全是一副乡下人的做派了。
  如今,老杜又复婚了。
  无比顽强的刘玉翠,终于在城里扎下来了。在常年的奔波和斗争中,刘玉翠越闹劲头越足。开初,有一个信念一直支撑着她,那就是她过不好,也决不让这个忘恩负义的人过舒服了。据说,她女儿长大了,早已参加工作了,也不止一次劝过她,算了。离就离了,别再闹了。可她仍顽强地坚持着。她说:不行。我豁出来了,我就是要跟他闹。我得让他知道,离了我刘玉翠,他一天也过不好!
  然而,正因为她一次次地追逐,一次次地找人诉说、央求、控诉。她对学校周边的环境也越来越熟悉了。后来,为了生存,她一边跟老杜做斗争一边还兼做着小生意。先是给一个在学校门口卖羊肉串的人当帮工(给人往铁钎子上穿羊肉),又兼着给学校打扫卫生当钟点工,同时挣两份工钱。后来遇上了机会,居然在学校门口盘下了一个卖烟酒杂货的小店,生意还很红火。
  待追到省城后,她先是卖了市里的小店,倒腾了一笔钱,而后在中学门口租了个卖文具、书籍的小卖部。一个内心有支撑的人是不怕吃苦的。她一边坚持跟老杜做斗争一边做着生意,活得很充实。在城市里奔波的时间长了,见的世面多了,她也在逐渐地修饰自己,包括对老杜的控诉方式也有所改变。她不再大声嚷嚷了,也不是张口就骂,她的声音逐渐低下来,说得很客观,很有分寸,这就赢得了更多人的同情。就此,她的生意也慢慢地有了起色。一直到后来竟扩展成了一个有三间门面的书店,卖一些正版和盗版的书籍。
  如今,刘玉翠的穿着也完全城市化了,她已经是雇了四个营业员的小老板了,一套淡蓝色的西装裙,头发烫成了卷卷儿,脚下是一双高跟皮鞋,鲜艳地在店里站着,听雇来的小姑娘甜丝丝地叫她:刘经理。
  据说,刘经理在省城已买下了三室一厅的房子,买下了户口,已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了。老杜得了脑中风住进医院后,穷困撩倒,身边也没有什么人,着实也离不开刘玉翠了。
  如今,刘玉翠刘经理跟人谈生意时,时常笑眯眯地对那些书商说:你别糊弄我,俺家那口子,可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据说,刘玉翠也时常去美容店里做做美容。她脸上糊着一层面膜,躺在美容椅上,闭着眼对那些一同做美容的女人说:俺家那口子,名牌大学毕业,早年被打成了右派。平反后才回来的。人是好人,一百层的好人,学问也好,学校都争着要他。就是个倔,死倔,拗。要不是他,我也不会到城里来。
  可是,当她回到店里,她望着窗外老杜坐的地方,鼻子里哼一声,伸手一指,对那些小姑娘说:看见了吧?那就是一废物,我养活了一个废物。不过,他可是名牌大学毕业。当年,风流着呢,帅着呢,后头跟一群女大学生!那不,就是他。路牙子上,就在那儿坐着呢。啥人哪,当年还闹着跟我离婚哪。真不是东西。啊呸!接着,她又对那些小姑娘说:你们可不能叫他“废物”。我能叫,你们不能叫,要喊“教授”。
  姑娘们说:是。
  老杜坐在马路牙子上,晃着一头白发,挥着手,大声日骂着:腐败呀。太腐败了!得用老包(宋代的府尹包拯)的虎头铡装上电动机,铡个小舅!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手里至今还握有老姑父写给我的五张“白条儿”,两张写在烟纸盒上,是要我帮杜老师跑事的;另外三张写在信纸上,是要我帮刘玉翠打离婚官司的。这很矛盾。
  老姑父的字仍然是:见字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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