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生命册（第二章）（5）

　　老姑父跟吴玉花的战争是旷日持久的。
　　那天的“裤腰带事件”是个导火索。当老姑父回到家之后，吴玉花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一把把刚一岁多的小三从床上拉起来，倒着提在手里，恶狠狠地说:一窝吃里扒外的货，摔死算了!
　　老姑父吓坏了，老姑父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小三。吴玉花一连生了五个孩子，五个全是闺女，虽然只活下来三个，可终日里擦屎刮尿，她早就烦透了。在她眼里，每一个孩子都是祸害，都是老姑父带给她的灾难。所以她很轻易地摸着小三的一只脚脖子，倒着提在手里，好像随时都会松手!
　　然而，这小三儿虽整个倒垂着，可那两只杏仁眼却忽灵灵的，像是在笑。
　　老姑父急忙冲上去跟吴玉花抢孩子，他就像一颗出膛的炮弹，倏地就把小三儿夺在了手里，同时用脚勾倒了吴玉花。于是，在把孩子撂回床上的那一刻，两人同时倒在地上，就此厮打在了一起。两人先是碰翻了木制的洗脸盆架子，踢倒了一卷编好的席捆，撞散了一排苇子而后又用屁股拱倒了屋角里的水缸，像两只泥母猪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
　　老姑父家的墙上已挂满了人生的“脚印”。那脚印蜿蜒曲折、忽高忽低、且重且轻，全是在搏斗中一脚一脚踩出来的。老姑父与吴玉花的每次搏斗都是以命相抵的，两人总是头顶着头或是相互揪着头发在地上滚来滚去，屋子里边的四堵墙成了他们随时借力的地方，每一脚都跺得墙咚咚直响，墙上的石灰末四溅!那时老姑父常年穿一双两块半的解放鞋，那些带胶底花纹的半个脚印都是他踩出来的，而布底或牛皮底(两人结婚时，老姑父给吴玉花买过两双皮鞋)的脚印则是昊玉花踩出来的。两种脚印又常常会交叉重叠在一起，回繁往复，就像是倒挂着的人生曲线图。
　　最初两人只是在屋里打，暗打，脸上会带些伤而已。后来就打出了院子，打到了村街上。可一旦到了村街上，老姑父就决不还手，那就成了吴玉花一个人的死缠烂打。昊玉花的骂声就像是村中广播里的“新闻”一样，每晚准时播出。那骂声像爆豆一样从她的薄嘴唇里迸发出来，鲜艳、凌厉、脆!就像是相声演员说绕口令，既含蓄而又泼辣，既生动而又斑斓。有人说她是得了村里最会骂人的七奶奶的真传。她打头的第一句总是:你还是人么，你荞麦面打浆子，你兔子屎编辫儿，你城陛庙贴膏药，你还要脸么?猪、狗、黄鼠狼……开初时人们还劝一劝，此后就不再劝了。
　　其实，老姑父早就不要脸了。他的脸已烟化在无梁那无边的田野里了。
　　客观地说，虽然是传闻，老姑父也许难免会有作风问题。而我不想再说传闻中那些跟他有牵连的女人名字了。她们是我的乡亲。也许吧，在物资极端匾乏的日子里，她们是很需要“哈一下”的。再说，老姑父的日子也太困顿了，他在无梁村的岁月里终日苦哈哈的，回到家不是吵架、就是打架，也太需要宣泄和滋润了。或许，这里边还有风俗的原因，有情感的原因，那由一个人“领”出来的席，在无边的田野里，在缀满星星的夜空中，铺下的一张张流动的床，不就是让人睡的么?在无梁，“睡”也是有两说的。
　　此后就是“游击战”了。老姑父每晚领着一张席到处走，吴玉花就四处侦察、围追堵截。昊玉花常常是一手夹着那最小的孩子，一手打着手电筒在暗夜里快步走着，从场院到河边，再从河边搜到苇荡，她的搜索范围不断地扩大，她的长杆子腿一个晚上可以围着村子走几十里地仍不知疲倦。有时候，已是下半夜了，她还会去拍一个寡妇的门，看老姑父是不是睡在了人家的床上!
　　长年累月的家庭战争把吴玉花锻炼得就像警犬一样，她能随时随地在风中分辨出老姑父的气味。她还能从气味中发现异样的情况，比如沽在老姑父身上的一根长头发、或是在苇荡里发现了空火柴盒子、或是挂在芦花上的一截红绒绳……一旦发现了这些蛛丝马迹，她就高度兴奋，穷追不舍。有时，她甚至还会在黑夜里对着星空不管不顾地大声喊道:抓贼呀，抓光屁股贼呀!她的手电筒是加长的，能照出半里远。那一条光的长线一次次抛在夜空中，照得无梁人四下躲闪。
　　老姑父也有一支手电筒。(那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年用助学金买来送给他的。老姑父虽然每月有七块钱的伤残补助，可这钱他一分也得不到，都摸在吴玉花的手里。)无论是在场院、苇荡或是田野里，每当两支手电筒照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两个脸上那刻骨的仇恨。每一次，当吴玉花手里的手电筒照在老姑父脸上的时候，吴玉花脸上就会出现一丝诧异的神色，她像是在问自己:我怎么跟这个人在一起呢?而老姑父却是沉默的，他总是很快就把手电掐灭了，仿佛不忍看那岁月的残酷。
　　这仇恨都是在困顿的日子里一天天积攒下来的，日积月累，久而成仇。我猜，在他们两人之间，仇恨竟然演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有时候，两人从一起床就开始对骂，你骂我，我骂你，就像是吃炒豆一样。他们二人常用的话语是一个字:死。每当这个字从牙缝里跳出来，都像锯齿一样节奏明快、铿锵有力:死鳖。死去吧。死外边。死心眼子！可两人自始至终谁也没有提出过离婚，谁也不说离婚。
　　也许，在精神层面，老姑父需要“战争”。他当过十六年兵，如今在没有炮弹呼啸的日子里，他有些无所适从?难道说他已习惯于“紧张”，他仍需要一个敌对者，需要时刻绷紧脑海里的那根弦么?不然，如果哪一天，老姑父回家后发现吴玉花不在，没有人跟他枯噪了，他就会忍不住问上一句:你妈呢?
　　后来，我发现，在情感上，“仇恨”和“依存”居然可以结伴而行。对于吴玉花来说，那是一种日子与日子的对垒，是精神上的纠结与胶着。你看着我，我盯着你，宁可化成灰，谁也不放过谁。这里边竟然还有温情的成分，有对既成事实的默认，有以敌对为外壳的相互间的照应，还有一种看似荒唐的对手间的默契……比如，冷不丁的，吴玉花也会问一句:那老不死的，你爸呢?
　　日子像流水一样，那无尽的晋骂就成了不断泛起的一朵一朵的浪花;是用锯子拉出来的如歌的行板。如果哪一天两人没有吵架，倒成了很让人诧异的事。连村里人都会说:稀罕，咋没声了?
　　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老姑父最小的女儿，就是那个出生第五、排行老三发高烧侥幸活下来，仅有六岁名叫苇香的孩子，居然在一天晚上趴在老姑父腿上咬了一口，几乎咬下一块肉来!
　　苇香从一岁起就偎在母亲的怀里去寻找父亲。她的眼睛特别适应黑暗，在黑夜里她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两只手紧拽着母亲的衣襟，任吴玉花带着她到处奔走。吴玉花的咒骂声伴着她走向田野，走向苇荡，走向炕屋和磨房……在长达五六年的时光里，小苇香在母亲的咒骂声中茁壮成长。母亲从来没有给过她好脸色，不是打就是骂;而虽然很少回家、却特别疼爱她的父亲每次都会偷偷地给她塞块糖吃。
　　可是，当她长到六岁的时候，一天晚上，两人在苇荡里又厮打在了一起，而此时此刻，小苇香突然跑上来，趴在老姑父的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当时两人都愣住一了，老姑父已伸出了打人的手，可他的手还是无力地放下了。他突然大声咳嗽着，满眼都是泪水。因为他看到了一双喷溅着仇恨的眼睛，这双眼睛里爬满了鳌人的蚂蚁，那都是在黑夜里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吴玉花已成功地把仇恨种植在了这个小女儿的心里。
　　从此，吴玉花有了帮手了。
　　欠债总是要还的。
　　当我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之后，老姑父给我写的第一张条子，就是要我去寻找苇香。
　　此后老姑父又给我写了无数个“见字如面”的白条，一直写到我在学校里无法生存，辞职下海为止。这也是我恨老姑父的原因。
　　十七岁的小苇香是突然之间失踪的。那时候她正上高中一年级，在学校里已经有了绰号:“小洋马”。她的母亲曾经被人称作“大洋马”，她现在已经出落成“小洋马”了，漂亮是不必说的。暑假里，在“小洋马”回到无梁的第八天，她突然失踪了。
　　一时间村子里有许多传一言，议论纷纷。最靠谱的消息是，她被一个骑着摩托到村里收购头发的小伙子拐走了。
　　为此事吴玉花跟老姑父又打广一架两人除了互相责骂、大打出手之外，就是心急火燎地分开四下去找，他们甚至还报了警。
　　可是，三天过去了，仍然没有查到苇香的任何消息。于是老姑父就让人给我捎了一张条子，让我帮着去寻找蔡苇香的下落。
　　我已欠下了无梁那么多的债，老姑父的“条子”自然是不敢怠慢的。于是，我骑着借来的一辆自行车在颖平城里整整寻找了多天，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旅店，每一个派出所我都去过了，我还托了一些在政府工作的大学同学，让他们也帮着查找，可一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苇香的任何消息。不得已，我只好硬着头皮回了一趟无梁，专程向老姑父汇报情况。
　　然而，当我带着礼物赶到老姑父家的时候，老姑父却不在家。我问吴玉花:花姑，老姑父呢?吴玉花冷冷地说:死了。
　　那一天，当我找到老姑父的时候，老姑父又喝醉了。他躺在场院的麦秸窝里，成了一摊泥，怎么也喊不醒。
　　在无梁，在长达数十年的时光里，在村人的抬举下，老姑父经历了由陪酒到馋酒再到醉酒的复杂过程。如今，他醉酒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他已成了人们说的那种“熟醉”，一喝就醉。有几次他醉得很不像样子，被人们从家里抬出来，晾在村街里的一张席上。据说，那天老姑父吐得一塌糊涂，等他醒来时，他身边卧着两条狗，一只黑狗，一只黄狗，狗也醉了。
　　这个“狗醉了的故事”在无梁传开后，很是影响老姑父的声誉。人们再见老姑父的时候，眼里就多了些不屑。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随着政策的不断变化，人们需要老姑父给“哈一下”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当他在村街里行走的时候，人们脸上的笑容就淡了许多，对此，老姑父肯定是有些失落的。
　　这年冬天，我在省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却在无意之间，阴差阳错地碰到了苇香。
　　我说过，我本是立志要当一个学者的。那时候，我虽然只是省财贸学院的一个讲师，可我已在学术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在省内也算是小有名气。在这次研讨“平原部落文化”的会议上，我碰上了一个已小有职权的同学，那时，他已官至副处。读研究生时，我跟这位绰号叫“骆驼”的同学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三年，感情还是有的。一天晚上，当我与他争论平原文化到底是“脸文化”还是“脚文化”的问题时，他突然对我说，吊吊灰，我带你去个地方。我说，你知道我不喝酒。他说，不让你喝，就是让你开开眼界。而后他说:洗个脚。
　　那天晚上，在省城那条最繁华的大街上，骆驼把我领进了一家“脚屋”。这家挂着红灯笼的“脚屋”门面并不大，里边却别有洞天，进门后是一条长廊，对着长廊是一间间写有牌号的格子房，同学走在前边，我懵懵懂懂地相跟着，心里坪坪乱跳，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就在这时，随着一声请，骆同学进了一间格子房，当我跟着他也要进的时候，骆同学回头狡黯一笑，给我指了指隔壁的一个房间，说:哥们儿，背背脸吧。而后就昂首走进去了。我愣了一会儿，在一个小伙子的引导下，进了另一间格子房。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洗脚”。说实话，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脚是如何洗的。
　　那是一间很简单的格子房，绝不像现在的“洗脚城”那么浮华。里边只有一只沙发和一张单人的按摩床。我有些忐忑不安地坐在那只沙发上，而后我就看见了苇香。
　　苇香是端着一个木盆进来的，木盆里盛了泡有草药的热水。当时我已经惊呆了，就那么木然地坐在那里，看着苇香。离开无梁那么多年，苇香早已认不出我了，可我还能认出她来。她右边的眉头上有一颗痣，按古人的说法，这叫眉里藏珠，是大福大贵的命。可苇香却跑到省城给人洗脚来了。
　　虽然她的穿着跟城里人没有差别，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我能认定她就是苇香，并不是单凭那颗眉痣，我是闻到了一种气味，来自无梁村的气味。那气味是在无梁的熏风里日积月累泡出来的，就像酒一样，是洗不掉的。
　　我惊呆了的另一个原因是苇香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她甚至比她母亲年轻时还要漂亮。据我的观察，苇香身上已没了未婚姑娘的那种青涩。她就像一个熟透了的鲜艳无比的桃子，两只大美眼忽闪忽闪的，胸脯圆润饱满地挺着，一件粉红色的裙装把屁股兜得紧绷绷的，衬得细腰宽臀，前凸后翘，真就像她的绰号，一匹活色生香的“小洋马”。
　　她蹲在我的面前，一边用夹生的普通话说:先生，我是二号，很愿意为您服务，一边给我脱着鞋袜……我那会儿身子一阵发紧，简直不敢看她。当她把我的两只脚送进热水盆里的时候，我才打了一个激灵，从尴尬的处境中摆脱出来。
　　于是我试着问她:姑娘，你家是哪里的?
　　苇香说:山东。那时候，她已经学会说假话了。
　　我说:听着像本地口音哪?
　　苇香看了看我，说:搭界。
　　我说:不对吧?听口音……
　　她飞了我一眼，说:先生，你查户口呢?
　　这时候她正抱着我的脚用力地揉搓着，我心里一酸，突然想起了老姑父，我看见老姑父在槐树下“谷堆”着，一脸的沧桑。曾经的炮兵上尉绝对想不到，此时此刻，他那如花似玉的女儿正在省城的一家“脚屋”给一个陌生的男人按脚呢。算起来也有十八九年了，她给她的父亲洗过脚么?
　　我又一次小心翼翼地问:姑娘，你出来做这个，你家里知道么?
　　苇香不回答。苇香说:先生，我们这里有泰式，有港式，有全套，你做么?
　　我又一次试探说:你一个姑娘家，家里多操心哪！
　　苇香说:港式的一百六十八，泰式的二百六十八，全套带打飞机四百六十八，很舒服的。
　　我迟疑着说:全、全套?
　　那时候我只是个穷书生，囊中羞涩，我惊讶地说:这、这么贵呀?那洗脚呢?
　　苇香说:光洗脚八十。做个全套吧，又不用你付钱。
　　我连声说:不，不不。太贵了。
　　那时候，掏八十块钱洗个脚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我的莫名惊诧一定是让苇香看到了，她的嘴角稍稍撤了一下。有了一点让人看不出的蔑视。我甚至读出了她那无梁口音的潜台词:穷酸。充什么大蛋！这地方是你来的么?
　　我说过，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洗脚屋。脚洗了四十五分钟，对我来说却如坐针毡。我不知道我后来是怎么站起来的，在我将要离开那个格子房的时候，我突然多了一句话。我回过头来，望着她，说:苇香，还是回去吧。
　　苇香突然抬起头，像糜鹿一样警惕地望着我，说:先生，你认错人了吧?
　　我说:我不会认错的，我就是无梁人。
　　苇香的眉头耸了一下，脸突然红了。她看着我，有那么一会儿工夫，她像是陷人了回忆之中，一直在搜索记忆信号……末了，她的眼睛眯了一下，再次撇了撇嘴，用戏谑的口吻说:先生，想泡我是吧?别来这一套，我见得多了！说完，端着那个木盆，快步走出去了。
　　我当夜就给老姑父打了电话，老姑父是坐火车从颖平匆匆赶来的。我去火车站接上他，直接去了那家“脚屋”。一路上，老姑父反复问:是她么?真的么?我只是点点头。我实在下好意思说，正是他那如花似玉的女儿给我洗的脚。
　　可是，当我们赶到时，却扑了个空。那个脚屋的老板说:什么二号?我们这里根本就没这个人。我跟老姑父不容分说，闯进去一个屋一个屋挨着找，终也没有找到。正是我多了句话，苇香才走的。茫茫人海，又到哪里去找呢?
　　老姑父蹲在地上，像孩子一样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