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松树开花》（连载十一）

　　九十一
　　归心似箭。
　　一大早我就买汽车票，然后又匆匆的爬上了雒南发往灵宝的长途班车。每天就一趟，今天不走就得等到明天。
　　在车上，我遇见了郭富成。不是那个港澳歌星，而是我高中的一位同学，也叫郭富成，朱阳公社贾村大队的。是郭富成先发现了我，我当时正在寻思回家以后的事，忽然就听到有人惊讶般地喊我的名字：“王周海。”我想在雒南去灵宝的班车上有谁会认识我呢？我抬起头，就又听到了一句：“王周海，我是郭富成。”我循声望去就发现了他。
　　在高中同学中，郭富成属于那种长相忒帅的美男子。在学校组织的宣传队里，排演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时他饰演里面的郭建光，在歌剧《白毛女》里他饰演大春。
　　我望着他应了一句：“郭富成，你怎么也在车上？”
　　郭富成说：“我怎么就不能在车上，光兴你到雒南来，就不兴我到雒南来？”
　　郭富成的话让我无法回答。我不知道我坐牢的事他知道呢，还是不知道？
　　“说说，你怎么也来了？”郭富成紧接着又问我。
　　听他这么一说，我就猜想着我的事情他大概还不知道。我说：“走亲戚，到我姨家去了一趟。”
　　“你姨家在雒南县哪？”他又问。
　　我说：“不光姨家，舅姥姥家也在雒南呢。”
　　他点了点头，信了。
　　“听说你买了一辆汽车？”他又问。
　　“破破锣。”我答道。
　　他又说：“在咱班的那些同学中就属你机灵，鬼点子多，最近忙啥活呢？”
　　“刚过罢年，这几天歇着哩。”我接着又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你就吱一声。”
　　不料我这一说，反倒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不瞒你说，我这次到雒南县城来，是想看看这儿能不能买到化肥。”
　　“咱灵宝没卖的？”
　　“紧张，紧张的很哩。”他说：“队里的麦子去年都是甜种的，寻思着到了开过年浇返青水时再施化肥，谁知道过了年还是买不到。”
　　“你是生产队的干部？”我问。
　　“队长。”他说：“二百多口子人一年的口粮，还要交公粮，没有肥料上，全队的人可就苦到瓜巴子上了。”
　　看他的样子挺着急的。我问：“眼下不正闹着要分田到户吗？”
　　“闹是闹了，可眼下的政策谁也吃不准，到底该怎么办？谁心里也没个底。眼下只搞了一部分责任制承包，当干部的都怕犯错误，土地分到户容易，再收起来就难了。谁想当那个出头鸟？枪打出头鸟，弄不好是要挨整的。”说到最后他又把话转了回来：“王周海，你握着方向盘常在外面跑哩，就不能走走门子给咱弄一两吨化肥来。我给你说，现在的一斤化肥到收夏时兑给你一斤麦子。怎么样，条件够优越的吧。走走门子，给咱弄两吨。”
　　这话要是搁过去我早就答应他了，可现在，自己刚因投机倒把的事出来，虽说出来时他们一个劲儿地说弄错了，弄错了。可错和对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再犯了事弄个二进宫，这一辈子就完了。我摇摇头说：“我没有门子可走。”
　　我想，我的话一定让他很失望，全班出了名的机灵鬼怎么就弄不来一两吨化肥呢？
　　九十二
　　我没有一直往家里赶，而是去了公社门口我当时被押走的地方。满载着一车木料的破解放已不在路边，我想它一定是让三哥给开走了。在这里，除了三哥三嫂，别人是不会关心这些事情的。
　　公社拖拉机站里我找到了三哥，三哥说：“你总算回来了，把屋里人都熬煎死了。”
　　“你把车开走了？”我问。
　　三哥说：“我不把车开走，还能让它老停在那个大路边？”
　　“开走了就好。”
　　“那车木料我都替你送到了应该送到的地方，车就停在拖拉机站的后院，这几个月也没人动它一下，你去看看吧。”
　　“不看了。我得先回家去看看咱大咱妈，还有富玲和几个孩子。”
　　“甭急着走哩，你嫂子十二点就下班了，咱们一块吃顿饭，吃了饭再回去。”
　　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丁点儿东西，这会儿还真有点饿了。我说：“行。”
　　三哥又说：“今天是正月十五，一会让你嫂子从供销社弄点吃货，给咱妈和孩子捎回去。”
　　我说：“中，中。我这班房坐的都忘了初一十五啦。”
　　赶回到吕家洼，天已经黑呼呼的了。我摸进了家门，父亲母亲，富玲和孩子正准备吃晚饭，突然看见我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一家人竟然愣住了，没有一个人说话，好像站在他们面前的不是父母亲的儿子，不是妻子的丈夫。
　　“大，妈。”一开口，我的泪水就不由地流到了脸上。
　　父母亲并没有马上应我的声。透过煤油灯的光亮，我看见他们每一个人的眼中闪耀着的泪花儿。
　　“富玲。”我又开口道。
　　“你……总算回来啦。”只一句话，富玲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母亲用手背抹了抹眼窝，父亲拾起袄襟擦了擦眼睑，他们同时说：“孩子，受罪了吧。”
　　“没有。”我勉强出一个笑容。
　　“没有，那里面能有舒坦日子？”母亲说。
　　“爸。”两个孩子已跑到我跟前，拉住了我的手。
　　“吃饭吧。”父亲说。
　　一家人围在一起，中间是一个条盘，条盘里只是一碗酸菜，一碟子豆糁，几方块玉米面馍。今天还是正月十五哩。尽管如此，也让我感觉到了一种幸福的温馨，这是一种以前不曾有过的感觉，这是一种对家的感觉，真的。
　　“跑了一天的路，早点歇着吧。”饭后母亲这样说。
　　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是山村人很注重的一个节日。因为我的缘故，一家人都没有给孩子买灯笼。他们说没那个心情。
　　躺在自家的土炕上，感受着妻子儿女的亲情，我发自内心的对富玲说了一句：“有家的感觉真好。”
　　只一句，就把富玲给惹哭了。她说：“你知道吗，你在灵宝的哪些日子，前几次都是嫂子给你送吃的。我想去，路远不方便，还有孩子缠着我。后来，就在年前边，我让三哥领着我去看守所里看你，人家不让见。”
　　“那时间我已不在灵宝，被转移到雒南去了。他们就是让见，你们也见不着的。”
　　富玲接着说：“过年时不见你回来，一家人吃饭饭不香，睡觉觉不甜。你要是再不回家，这日子该怎么过呀。家中的玉米还有二三百斤，麦子可是一粒也没有了，离麦收还有三四个月哩。”
　　看着身边的妻子儿女，想着受苦受难的父母亲，我觉得自己活的窝囊透了，枉披了一张男人的皮。
　　富玲又说：“大是个脸皮薄的人，从不去求别人。”
　　这个时候，我又想到回来路上郭富成的话：“一斤化肥到收夏时兑一斤麦子，条件够优越的吧。”当时为什么不答应他呢？让一家人吃饱饭这可是天大的事啊！我在心里拿定了主意，明天就去贾村找他。
　　“不行的话，我明天到亲戚家先借点麦子回来。”我说。
　　“要去就去顺哥家吧。前几天我问了，他家的麦子还有好几百斤呢，你要是再不回来，我也只能厚着脸皮去求他了。”富玲说的顺哥是她的姐夫，我的连襟。
　　“明天我就借。”男人回来了，出门求人原本就是男人的事。
　　“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富玲又说。
　　“不，我一个人去。”
　　富玲抱着我再也不说什么，泪又下来了，滴在了我的胸前。
　　九十三
　　第二天我就去了贾村，见到了郭富成。郭富成对我的到来感到很惊讶，昨天中午才道的别，今个怎么就找上门来了。
　　我没有拐弯抹角地去兜圈子，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郭富成，我问你，昨天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郭富成愣怔了：“什么话，昨天我说什么话啦？”
　　“化肥的事啊。”我提醒他说：“一斤化肥到麦收后兑我一斤麦子。”
　　“我当是什么事呢，吓我一跳。怎么，有门啦？”郭富成问。
　　我说：“有没有门那是我的事，你只说那条件还算不算数？”
　　“算数啊，当然算数。”郭富成把胸膛拍的啪啪直响。
　　“那好，君子一言，白布染蓝。我给你弄化肥去，两吨。”话一说完，我抬腿就要走人。
　　“等等，等等。”郭富成拦住了我。
　　“咋了，要反悔啊？”
　　“反悔，我堂堂一队之长，一口唾沫一根丁，吐出来的东西还能再咽回去，出出进进地办事情那不叫人。但有一个条件。”
　　“啥条件？”
　　“三天之内化肥必须给我运回来。”
　　“三天？”我一寻思，时间是紧了点，可只有运回化肥就等于有了麦子。白天去顺哥家借粮时，姐说：“原想着我妹子跟着你会享福的，谁知这会儿连吃一顿饱饭都难。”姐说这话让我无地自容，当时真想让地面上裂出一条缝来让我钻进去。想着这些，我就咬了咬牙说：“三天就三天。”
　　答应给郭富成弄化肥，我并非心血来风。在家的那天晚上我就想好了，现在做了灵宝县化肥指挥部指挥长的胡云升我认识，我在公社招待所那两年，他还是个一般干部，虽说年长我几岁，但我俩处的跟亲兄弟似的，晚上常钻进一个被窝里，有什么可口的，都要给对方留着。后来我回到村子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再后来，听说他升官了。一晃就是好几年，没什么大事就没找过他，这回就是厚着脸皮也得赖着他给弄两吨化肥。
　　从贾村我照直去了拖拉机站找到了三哥。三哥问我：“回来了也不说歇几天，陪陪母亲和富玲。又要干啥去？”
　　我说：“三哥，帮我把车修修吧，我得出车上路哩。”
　　“咋就恁急呢，就不能缓两天。”三哥问。
　　我说：“答应了人家的事不能失信的，这回失信了，下回人家还会相信你吗？”
　　“不会是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吧？”
　　三哥这人心小，办事谨慎，我还不能把实情告诉他。我撒了个谎说：“昨天回来的路上，碰到了一个老同学说要盖房子，让我给他运两车砖。”
　　三哥说：“我后晌还有事情哩。”
　　我说：“我先拾掇着，等后晌你下了班，咱们晚上加个班修，得跟上明天早上出车。”
　　“行。”三哥答应了。
　　第二天到了化肥厂，倒没费什么事。寻着了胡云升，他把我一顿数落，说我这几年都不和他联系，忘记了兄弟情份咋地。听他说着没有一点官架子的话，我胆子就大了，就向他提出了要给队里弄化肥的事。胡云升说：“眼下化肥虽说紧张，但看在咱们兄弟一场的情份上我就依你说的，给你开两吨化肥的条子。再说，你这几年也没找我办过什么事。”这事办的太顺了。临出门我问：“云升哥，这条子管用吧？”胡云升哈哈一笑：“开玩笑。我可是县化肥指挥部的指挥长，你说这条子管不管用？”
　　当天下午，我就把两吨化肥送到了郭富成的手里。
　　麦收后的一天，郭富成捎信让我去拉麦子，说是生产队就要解散了，得赶紧点。郭富成还真不失言，那麦子全都扬的忒净，一粒赛是一粒地饱满，晒的干干地。我把两千斤小麦拉回家，父亲母亲和富玲都有些傻兮兮的：“这么多麦子，都是咱家的？”
　　我说：“都是咱家的。”
　　父亲说：“这回，咱们不熬煎没吃的啦。”
　　母亲说：“不熬煎没吃的啦。”
　　“开会喽——开会喽——抓阄分地喽。”巷道里传来了生产队长清脆的吆喝声，紧接着就是“咣——咣——”地敲锣声。如此的吆喝声和敲锣声在山村的沟沟坎坎反复着，回荡着久久不息。啊——这吆喝声，这敲锣声，不就是山里人奔向改革开放的脚步声吗？
　　九十四
　　改革了，开放了。开放了，搞活了。随着破解放车轮子一天从早转到晚，我手头真的活泛了，还不敢说有钱，不敢说富，几千块钱揣在兜里算什么钱哩，不几年的功夫，万元户就像山沟里开了春的竹笋一个跟着一个地往出冒，数也数不过来。
　　责任田，责任山，父亲的一把老骨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的荡漾下越发地硬朗健壮了，原本就闲不住的，现在更勤快了。锄锄刨刨，一个人比得上几个年轻人。因为父亲，我在外面跑车放心多了。
　　三哥三嫂是公家人，仍住在朱阳。朱阳公社也不叫公社了，改称朱阳乡。原来的大队改称为行政村，听说这也是改革中的一部分，叫体制改革。
　　三哥常把母亲接到朱阳去住，住一段时间就又回到吕家洼。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不论是在朱阳还是在吕家洼忙碌了大半辈子家务活的她不是看孩子烧火做饭，就是洗衣服。
　　因为跑运输我常想着如果在朱阳有个落脚点那该有多好啊，那样我会方便很多。我跟三哥三嫂提起过，他们就记在了心里。三嫂的表姐是解放初落户到朱阳村吴家巷的，如今上了年纪就想到了落叶归根，想着要回老家偃师去。三嫂的表姐在朱阳有一座小院，院里有四间瓦房，是土改时分地主老财家的，中间曾翻修过一次。三嫂的表姐要走了，院宅和瓦房自然是要买出手的，三嫂对她的表姐说：“这地方你先不要应承给别人，我家兄弟想从后山迁到朱阳来哩。”三哥把这事跟我一说，我当即就应了下来，并让三哥和三嫂跟人家讲好了价钱，最后以三千元成交。
　　从古到今朱阳就是个热闹的地方，街道上有买卖市场，有吃食铺子，有茶社旅馆，有戏场子，有澡堂子等等，在灵宝县南面的秦岭山麓腹地是很出名的，历史上曾在这里设过郡、县，是陕西省雒南县，河南省卢氏县、灵宝县相汇之地，也是卢氏、雒南去灵宝赴山西的必经之地，民国时期，这里就是国民乡政府的驻地。在朱阳有了落脚的地方，我们全家就可以远离深山迁居到这个热闹的地方住下去了。
　　说起搬家，母亲又为我上了一堂课，在当时可以称作是阶级斗争教育课。母亲说：“从清光绪三年至今一百一十四年，我们王家先后搬了三次家，算上这一次就是四次了。第一次是从陕西省山阳县高坝店村迁居到雒南县陈耳镇陈沟村，先居双驮岭，后住大条荫，那次是因为天旱闹灾荒，你曾祖父领着一家人逃难过来的。第二次，从大条荫迁到山这边（属河南省）朱阳镇鱼仙河村的寨沟，那是你父亲（王苍娃）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的抓捕。第三次，是从寨沟迁居到两岔河村吕家洼自然村，这次搬迁一是为了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方便集体生产劳动，二是因为你父亲和你大哥的死伤透了我的心。这一次我们能搬到朱阳去住，那可是要见大世面的。我在你三哥三嫂那里去过，人家晚上照明用的都是电灯，通明通明地就像是太阳的光辉，那里像咱们还点着煤油灯，你要是熬个深夜，早上起来的鼻子孔都成了黑的，像冒过烟的烟筒一样。”说到这里母亲欣慰地长叹了一口气，又道：“新社会好啊，共产党领导的好啊，往后小娃们读书就方便多了，省的跑几十里山路。”
　　这时候不甚说话的父亲开口了：“搬到朱阳去，那咱这地还种不？山坡的树木也不要啦？光想着享福哩，就不知道做活的难处。”
　　“做农活有啥难的，掏空儿回来抓紧点几天也就做完了，等收种的时节就再上来，现在比不得大集体那会儿得一天三晌地出勤，图的是挣工分。”
　　母亲一说父亲就闭上了嘴巴不吭气。
　　晚上，富玲跟我说：“咱搬到朱阳去离山地远，我在哪又能干些啥呢？”我说：“你啥也不用干，就给咱管好几个孩子的吃喝穿带就行，我每天出车回来再也不用大老远的往后山跑了。”
　　院宅瓦房买好后就有了居住权，但也只能算是一个居住在朱阳的外籍人员，每每走过街头巷尾总觉得低人一头。为了消灭这种低人一头的感觉，为了能够挺起腰板儿漫步在朱阳这块地盘上，我三番五次的托朋友找熟人寻着了当时的生产队长。虽没有了生产大队小队的建置，但人们一下子很难改口，把村民组长仍喊做生产队长。生产队长是个实在人，很乐意的收下了我带去的见面礼——两瓶四特酒，两条许昌烟，五斤水果糖。别小看这许昌烟，那时间可是缺货，虽然价格只是两毛五分钱一盒，一般人很难买得到，县上的干部每人每月才配发两条，社会上因此就有这样两句打油诗：“许昌烟生的怪，只见抽不见买。”我那两条许昌烟和两瓶四特酒是托在供销社工作的三嫂走后门弄来的，足足等了两个多月。
　　生产队长见了这样的礼品自然高兴，承诺说：“改天我就专门召开个社员会，把你入队的事跟大伙说一下，把水果糖给大家一撒这事就成了。往后，你们一家人就是咱朱阳村吴家巷自然村的成员啦。”
　　九十五
　　从吕家洼迁到朱阳村吴家巷，前前后后折腾了一年多才算稳定下来。因为入了朱阳村的户，队里还给补分了几亩地。孩子入学了，富玲成了这个新家的主妇。
　　母亲来来回回穿梭在吕家洼、三哥家和我这新屋从不肯让自己闲着。父亲因为留恋老家不肯到朱阳来，即使有机会来到朱阳，也是办完事就回从不隔夜的。我知道，他是舍不得丢下被自己侍弄过的几亩山坡地。
　　我这人办事喜欢好高骛远，怀里揣着一个子儿，就想办十个子儿的事。破解放的车轮子转动着，我腰包就渐渐地鼓了起来。腰包一鼓起来，我就有了新的想法。我给富玲说：“我想把破解放转手淘汰了，换上一辆好点儿的车。”富玲说：“换一辆啥好车？”我说：“我相中了一辆南京嘎斯。”富玲问：“那得多少钱？”我说：“两万多。”富玲一听两万多就吐了吐舌头:“你手里总共才攒了不足一万元，现在就要花去两万多，哪来的钱啊？”我说：“问三哥看能不能借点儿，要不就从信贷社贷几千块钱。”富玲知道我的脾气，一但决定了的事情是轻易不会改变的。“随你折腾吧，我可没办法帮你。”
　　改天，我把破解放开到灵宝城修理装饰了一番，正巧碰着新疆几个人在收购旧车，一眼就看上了，出价三千块。比起当初购车时的价钱，还算没有亏本。
　　因为购了嘎斯车，屁股后面就又有了债，富玲看着担心就说：“能不能再想个挣钱的门路。”
　　“再想个挣钱的门路，想个啥挣钱的门路？”我问。
　　富玲说：“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瞎嚷嚷什么。”
　　富玲不说话了。
　　那天见了三哥，三哥说：“周海，咱们是不是也开个商店。”
　　“开个商店，开个什么商店？怎么个开法？”我问。
　　“从街面上租两间门面，开个百货商店。”
　　“咱们可都没有经过商。”
　　“没有经过商可以学嘛，别忘了你嫂子可是个商业世家。”
　　三哥又说：“艳丽也不小了，我想给她找个事情做，想来想去就想到了开店，给自家做活总比给别人打工强。还有富玲，也可以到店里来帮忙。再说，咱们有汽车可以从灵宝城或外地进货，不但方便，还可以从中省去运费的开支。”
　　听三哥这么仔细地一说，我就想这事情在他的心里大概已筹划好久了。三哥是个谨慎心细的人，凡事考虑的比较全面。我说：“行。只是我刚换了车，手里没有钱。”
　　三哥说：“没钱不要紧，我来想办法。只不过往后进货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我拍了拍胸膛说：“这绝对没问题。”
　　我们的百货商店说办就办起来了，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我们把本应该加在价格里面的运费没有往里加，同样的货物，在我们店里就比在别的店里便宜许多。
　　九十六
　　夏天，整个朱阳街就像一口被日头烤沸了的大铁锅，人群的喧哗骚动和混杂在花花绿绿中的广告招牌，凉棚帐子便是这口铁锅里沸腾的水浪，我和三哥的百货商店就在这口大铁锅里，就是这沸腾水浪中的一个绚丽的浪花。
　　我驾着嘎斯车停在了百货商店的门口。这回，从三门峡那边捎回来一批货，有香烟，有啤酒，有凉茶饮料，还有日用杂货。下了车，就见富玲几个耷拉着脑袋，满脸的不愉快。往日回来可不是这样子，总是又说又笑的，问寒问暖，问饥问渴，今个是咋啦？我悄悄地把富玲拉到一边问：“出什么事啦？”
　　听我一问，富玲就止不住的抽噎起来了：“人家撵咱们走哩。”
　　“谁撵咱们走哩？”
　　“还有谁，都是朱阳村的坐地户。”
　　“为啥？”
　　“不知道为啥。还用拖拉机把咱们地里的玉米豆子都犁了。”
　　“这……这到底是为啥啊？不行，我问三哥去。”
　　三哥这时已经站到了我的面前。三哥说：“事情一下子也说不清，咱们还是先卸货吧。卸完了货我再慢慢告诉你。”
　　三哥告诉我说，不知道是谁起的哄，说我当时入队时没有经过村民大会的同意，是前任队长擅自做的主张，不抵事。他们要将我撵出朱阳村。
　　怎么能没经过村民大会的同意呢？当初的生产队长可是把话说的透亮，说是要开社员会宣布我入队的事，还说要把水果糖撒给大伙儿的。难道说他没有开会？我开车在外面跑，他开没开会我就再也没有问过。我跟三哥说：“我去找他。”
　　三哥说：“等到晚上咱们一块去。”
　　我知道，三哥是怕我忍不住性子，压不住火，那样会把事情搞砸的。我说：“好吧。”
　　吃罢了晚饭，我和三哥提着烟酒先是去了村主任的家。原本是要找前任队长的，可他现在已经下了台，不是队长了，即使什么话说明白了也于事无补。三哥说：“我们还是找村主任吧，一是向他反映一下情况，请他出面把问题给解决了。二是探探他的口风，是不是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内在因素。”遇事，三哥总比我想的周全。
　　我们把事情的经过跟村主任一说，村主任很是吃惊。村主任说：“怎么能随随便便的撵人家走呢？还有那正长着的庄稼苗，咋能说犁就犁了呢？搁前几年，破坏青苗可是违法的。”
　　村主任还说：“不过这事呢，我也听说了一些情况，说是你们当初入队没有通过社员会。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咱们当初做事可是欠妥啊。”
　　“当初……”我一开口就被三哥给拦住了。
　　三哥对村主任说：“你看这事现在该咋办呢？”
　　“咋办……咋办……”村主任抓了好大一会儿头皮：“我还能咋办呢，众怒难犯哪，那么多的社员要起来闹事，你说我该咋办？”
　　看样子村主任也是无能为力，我们丢下烟酒便告辞。临出门，村主任说：“事已至此，你们也不要太着急，总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二天，我和三哥带着礼品去见现任的村民组长，村民组长说：“这事我起先一点也不知情，是事情发生后我才知道。”村民组长接着说：“和你们一起被撵的还有那个郭忠于，是郭家沟人，就是靠文化大革命造反起家的，现在在县里的一家化工厂当副厂长。”
　　村民组长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那个郭忠于，年龄和我一般大，总梳着个偏分头，头发抹得油光。每次走到巷道上，总是把头抬得老高老高，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我想开口问问村民组长，前任队长就我入队的事是否开了社员会。又被三哥给拦住了。
　　我们同样求村民组长给想想问题的解决办法，村民组长同样的一筹莫展，敷衍了事地说：“不急，心急吃不得热豆腐，让炽热化的状态冷却一下，事情总会有办法的。”
　　我们又去找前任队长。
　　前任队长说：“我料定你会回来找我的。”
　　我说：“你看这次事发的根源是什么呢？”
　　前任队长说：“根源？也许你们都听说了，说是你入队的事我当初没有开过社员会。”
　　“那你到底开过社员会没有？”我问。
　　“你说呢？”前任队长反问道。
　　我无话可说。
　　“其实，这次撵你们走的主要针对性不是你王周海，是那个有点盛气凌人的郭忠于。”
　　当我和三哥出门要走的时候，前任队长拦住了我们。我一怔，不知道他还能说些什么。
　　“周海，你说咱弟兄们的关系咋样？”
　　我寻思了一下，点着头脱口说出了一个字：“铁。”
　　“兄弟我待你如何？”
　　“好。”
　　“既然如此，我就告诉你一个不该告诉给你的秘密。”
　　“什么秘密？”
　　“你和你三哥兄弟俩开了个商店对不？你们有汽车从山外运货方便对不？你们卖货从来不把运费加在里边对不？你们顾客多生意因此红火对不？”前任队长一下子说了一连串的对不，说的我云遮雾罩地弄不懂他到底要说什么。
　　“咱们村主任有个儿子叫牛牛对不？牛牛在离你们商店不远处也开了一家商店对不？你们的商店货便宜抢了牛牛的生意你知道不？他们说你是欺行霸市，就煽动一些人借着把郭忠于往走撵的机会报复你，这就是整个事件的根源。”
　　前任队长的话说的我如梦初醒，豁然开朗。原来船弯在这儿啊！
　　九十七
　　“这事难办。”三哥说。
　　“我也觉得这事难办。”我说。
　　“咱们不往货物里加运费，图的是吸引顾客招揽生意，可怎么也没想到会伤害到他人的利益。”三哥自责着。
　　“做生意搞市场竞争，天经地义的事，难道我们有错？”
　　“市场竞争无可厚非，但损害到别人的利益时就不能说是全对了。”听三哥的语气像是在做着自我检讨。
　　“那他牛牛仗势欺人就对了？”我大声嚷道。
　　“你就不能小声点。”富玲插嘴道。
　　“我就是看不惯这种背地里给人小鞋穿的小人，有能耐就拿出本事当面锣对面鼓地往明白处挑。大不了咱不在朱阳村住了。”
　　“好了好了，甭说气话了，你在朱阳住不住管别人的屁事，不要屙在裤裆里和狗结孽了。咱们还是合计合计如何去解决问题吧。”三嫂劝我。
　　“还能有啥好办法，在人屋檐下，焉能不低头。我看还得去找村主任，解铃还需系铃人，好在人家并没有着实撵咱们走的意思。”三哥说。
　　“找过人家一回了，再找第二次，咋说哩。”三嫂问。
　　三哥说：“他是村主任，按理说也算是一级政府哩，找他解决问题名正言顺，合理合法。只是不能明着提出来是他们暗地里操纵的这事，事情一弄僵就更难办了。”
　　“那明天就让周海和你一起再去一趟村主任的家。”富玲说。
　　“稍缓两天再去吧。”三哥说。
　　“周海，你说呢？”三哥又回头问我。
　　“就依你说的，缓两天再去吧。”我有气无力地说。
　　一家人讨论了大半夜，就下了这么个结论，没劲。临散场时，三哥补充说：“从明天起，店里所有货物该加的费用都加上，人家卖啥价咱卖啥价。”
　　再次去村主任家，自然少不了又带好多礼品。一进门我和三哥就讨好地哈着腰说：“村主任，这事还得麻烦你出头给解决哩，在朱阳村，你可是咱村民的父母官。”
　　村主任说：“你们太客气了，来就来了，该解决的问题还是要解决的，干嘛还带这么多东西。”
　　三哥说：“没什么，就点小意思，你见人说话还不得递个烟什么的。”
　　村主任说：“我这几天也了解了一些情况，其实人家主要是针对那个叫郭忠于的，他和周海是同一时间入的队，顺便就把周海给牵连了。这就是一个老鼠弄坏了一锅汤。”
　　三哥又说：“你家牛牛不是也开了个店吗，周海常在外面跑哩，以后进个货什么的就跟他吱一声。”
　　“既然同住一个村，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以后少不了麻烦打搅你们的。”
　　“听说当初分的几亩责任田也让人给犁了，犁就犁了，留着秋后种扣地麦。至于要撵周海出队的事，我回头再见见你们的村民组长，不会有事的。”村主任当着我和三哥的面明确表了态。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那个叫郭忠于的被撵走后再也没有回来。
　　九十八
　　朱阳北边的高山是秦岭余脉，又称小秦岭。朱阳乡与焦村乡、阳平乡、程村乡、故县乡交界处便是这巍巍秦岭余脉曲曲弯弯的顶端，小秦岭地下矿石含金量很高，早在明朝便有人开采。在《灵宝县志》内就有着这样的记载：“采金者在山崖刻字以记：‘景泰二年六月二十日起，开洞三百余眼’。”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体制改革经济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灵宝县的黄金开采业也进入了历史罕见的鼎盛时期，国营的、乡镇的、集体的、个体的等等各类型的黄金开采冶炼企业大肆兴起。朱阳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一时间从全国各地闻声赶来了众多的淘金者。受到这一氛围的熏陶，各村的村民也随之加入了这一行列，有能力有资金有条件的开始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山上，开洞采矿。没有能力资金差的也开始买矿石加工，搞碾矿选金。有的发财了，有的没有发财却仍在继续做着发财的梦。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踏入了黄金冶炼行列的。
　　乡里成立了黄金管理所，专门领导管理黄金开采，矿石冶炼、提纯、收购等项业务，当然是用收费的，以此增加乡政府的财政收入。那时间，人们就一门子心思想发财，想通过采矿冶炼一夜之间变成富翁。黄金管理所在镇区南河口专门设立了朱阳乡黄金冶炼场地，原则上每个行政村只限安装一个混汞碾，矿石由乡里统一从各矿口调配，加工冶炼的个人出资购买，然后进行碾碎澄金。乡里根据你所加工的矿石数量收取一定量的黄金，说是完成上面下派的黄金任务。
　　乡里原来的拖拉机站也因体制改革失去了原来实质性的业务，根据工商业体制改革办法开始实行个人责任制承包。三哥因此被调离，去枪马金矿工作。要买矿石炼金的事他帮不了我的忙。
　　我给富玲说了要投资办碾矿炼金的事，她说：“我不管你，反正这几年跑车经商赚的也就是这几万块钱。”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知道我的脾气，认准要干的事情谁也拦不住，即便是碰的头破血流也从不后悔。
　　于是我倾其囊中所有在南河口盖起了场房，安起了碾子，购置了必须的器材和设施，还雇佣了几个民工。我再也没有心思和能力跑运输和经营商店的生意，心里总想着购进多少矿石，能炼多少金子。碾了一车矿，又碾了一车矿，最后一算账不是刚够本就是要赔本。我埋怨，人家碾矿能发财，我咋就赚不到钱呢？无奈我去请教同行的朋友，他们说：“这矿石有含金量高的，也有含金量低的，含金量高的每吨可含三五十克甚至一百多克，含金量低的每吨可能只有十几克或者几克。同样是碾矿石澄金子，含金量高的矿石就澄的金多，含金量低的就澄的金少。同样的道理，含金量高的矿石要比含金量低的矿石在价格上要贵的多。”
　　“怎么才能得到含金量高的矿石呢？”我问。
　　“那就只能靠化验了，就是从你要拉的矿石中取样进行检验，得出其含金量的多少。如果不化验，那也只能是隔布袋买猫——看你的运气了。”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道理，谁一听都明白。为了得到好矿石，我拒绝了乡里调配来的矿石。我专门去了朱家峪，王家峪等几个矿口，偷偷的从他们所采的矿石中取了样拿回去化验。在所化验的几个样本中，有一个样本含量在每吨三十六克。根据这个结果我决定拉这家的矿石，而且一出手就是十吨，心想着这回多少都要赚上几个，谁想结果赔得更惨。我气的捶打着自己的脑袋，这是为啥？这是为啥啊？
　　这其中的原因是我后来才弄明白的。矿口的老板为了矿石能买个好价钱，早在这劣质低品位的矿石外围表面撒了一层优质高品位的矿石。奸商！奸商！我骂自己是个混蛋，咋就恁老实呢？
　　这回我彻底的崩溃了，失败了，丧气了。一年多赔光了做生意赚来的几万元，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我在苦思冥想寻找着一个能够挽回损失的妙计良策。
　　真诚的朋友告诉我说，要想在采矿冶炼业上挣钱，就必须有属于自己的矿口，这是前提。其次就是要有属于自己先进的选矿设备和器材。
　　属于自己的矿口，属于自己的选矿设备，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何其难啊，难于上青天！
　　九十九
　　重创之下的我突然有一种想妈的感觉，就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婴儿好想扑到母亲的怀里痛哭一场一样。本来是要去见母亲的，但却传来了伯母病危的消息。伯母就住在三哥家，有好长时间没去看望过她老人家了。
　　自从伯父过世以后，伯母就随同我们从双驮岭上来到了吕家洼，后来又从吕家洼来到了朱阳。孤独的伯母沉默寡言，从不多说一句话，即便是和母亲在一块的时间，脸面上仍旧像挂着一层霜，感觉不到一点儿温情。母亲知道这是为什么，一辈子深受伤害老来无后的伯母没有把这里的住处当做是她自己的家，她把自己看成一个局外人，任我和三哥怎样地逗她开心，用热心肠的话去抚慰她也无动于衷。
　　伯母经常一意孤行地我行我素，任人劝说也无济于事。伯母去过故县那边的二哥家，就是来虎做了人家上门女婿以后成的家，但在那里也没呆多长时间就又返了回来。
　　伯母曾下嫁到杨家河，与一个小她三岁的男人过在了一起。我和三哥去看望她，问她为什么这样做，也不同我们商量，是我们待你不好吗？伯母依旧面若冰霜，什么也不说。后来，还是那个男人送我们出村的时间说：“你伯母说这儿离双驮岭近，说双驮岭就是她永远的家，在这儿她想什么时间去双驮岭就什么时间去双驮岭。她还说她怀念有子，怀念他和有子一起在双驮岭上生活的日子，双驮岭上有她五彩斑斓的梦幻。”
　　我们默默的听着，从心中有些理解她了。
　　临别时那个男人问我们：“什么是你伯母心中五彩斑斓的梦幻呢？”
　　我们告诉他说：“松树开花。”
　　“松树开花？”他听了以后觉得茫然，又问：“松树能开出什么样的花朵儿呢？”
　　“红色的花朵儿。”我和三哥同时答道。
　　他再也不问了，而是自言自语地摇着头说：“松树开花，还是红色的花朵儿，那怎么可能呢？”
　　伯母和杨家河的那个男人过了三年以后，男人就死了，伯母又成了孤寡一人。我和三哥又接她回到了朱阳。一晃就是近十年的光景，伯母的每日三餐冬棉夏单都由三嫂和富玲轮换伺候着，除了偶尔去街上瞧个病抓副药，很少出门的。后来伯母上了年纪，更是很少走动，有个头疼脑闷消化不良什么的都是家人用架子车把她拉往卫生院去的。
　　伯母这回得的是重流感，再加上她往日的气管炎，长时间的发烧不退就更严重了。三哥从医院给她请来了医生，挂了几天的吊针也不抵事，医生说伯母并发了大叶性肺炎，恐怕是难逃此劫了。
　　我赶到伯母身边的时候，三哥三嫂还都在场。躺在土炕上的伯母已经不省人事，伴随着她不平稳的呼吸胸部一伏一伏地。
　　我趴在伯母的耳边轻声呼唤着：“伯母，伯母。”
　　伯母依旧喘着粗气，眼睛也不曾眨一下。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就一直没有醒来过，还不停地说胡话。”
　　我摸了摸伯母的额头，烫手的很。我问三哥：“医生怎么说的，这么高的温度就不能用一点退热的药。”
　　三哥说：“我跟医生说过了，医生说伯母几天滴水未进，体质太弱了，退热药也一直用着，温度就是下不来，要是增加了退热药的用量，热倒是可以退下来，可就是怕热退下来以后人就不行了。”
　　“红军，红军，我也要当红军……”伯母躁动不安。
　　“伯母说话了。”我兴奋地说。
　　三哥说：“伯母说的是梦话，是胡话，从昨天晚上昏迷到现在，这样的胡话都说十几回了。”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伯母又在说胡话了，脸面上出现了阵阵兴奋的潮红。
　　凌晨，伯母停止了她的胡话，同时也停止了她不平静的呼吸。
　　根据伯母心中的遗愿，我们把她送上了双驮岭，安葬在伯父的身边，但愿伯父伯母能相会在另一个世界里。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会如愿以偿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会过上他们心中渴望已久的幸福生活。
　　是年，伯母七十八岁。
　　一百
　　有一位名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天才是百分之一的机遇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天才换做成功，这句名言便成了成功是百分之一的机遇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因为我对开矿炼金有着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所以我相信自己会成功的。还有一句名言是这样的：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我们不妨把这一句名言也给它改上几个字：机遇会有的，钱也会有的。绕了这么大两个圈子，机遇真的撞到了我的怀里。
　　三哥，这里说的三哥还是富玲的娘家哥，我理所当然的也叫他三哥。
　　三哥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一则消息，说是王家峪有个民营矿口，品位还不错，大概是几十克吧。掌握矿口的是一个当地人，正在寻求投资合作伙伴，他问我愿不愿意入伙。三哥的话我不敢全信，因为他这人有一点混，几杯白酒下了肚，说出口的话就不靠谱。还好，他今个没喝酒，估计这话有百分六七十的可信。最好嘛，还是自己亲自去打听一下，因为想再从三哥的嘴里问出更具体更细节的东西，难。要不我咋说他混呢。
　　我说：“行，我到王家峪去问问。”
　　三哥见我要走，忙拉住了我。三哥说：“周海，这信息可是我告诉你的，你如果把这事情落实了，可是得给我好处的。”
　　“给你什么好处？”
　　“事情能弄成的话，让我跟着你干。”
　　“让你跟着我干?”
　　“你别忘了，你可是我妹夫。”
　　“好好好，我答应你。”我嘴上说着，心里在想：这八字还没见一撇呢，就提条件了。
　　为这事我专门去了一趟王家峪，专门寻着了那个寻求投资伙伴的人。事情还真像三哥说的那样，是个民营矿口，洞里的矿石层还不错，只是这含金量把握不准，我就从现场带了样品回来，寻思着拿到朱阳化验一下。我还跟那个人说了，算我一股。那人说，要入股早些把钱拿来，如果有人抢了先，可别怪我到时间不给你面子。那个人还说了，他是干股，干股是不用出资的。我说这个我懂。
　　紧接着就是找钱的事了。因为碾矿已欠了不少债，再找别人借钱就很难张口了，这时三哥又帮我出主意，三哥说：“去找大哥吧。”
　　三哥说的大哥还是富玲的娘家哥。我问：“大哥有钱？”
　　三哥说：“大哥当了那么大的官，能没有钱？就是他没有钱，凭他的权利也是能贷来钱的。我是不能去，去了他也不会借钱给我的，因为他知道我人老实，不会办事。而你就不同了，你上过高中，当过大队的干部，脑袋瓜子聪明，又是他的亲妹夫，他一定会帮你的。”
　　大哥当时是灵宝县土地局的局长，真要找他，我想还是跟富玲一块去把握更大些。我把准备找大哥借钱的事跟富玲一说，富玲就犹豫了，说：“大哥肯借给我们钱吗？”我说：“不借帮着贷点也可以嘛。”富玲说：“我是怕咱们万一再赔进去了，咋办呀？那就可没有退路了。”我说：“这回赔不了，有矿口在那放着哩，而且也不用再往里进尺，有现成的矿石可采，咋能赔呢。退一步讲，就是咱们不干了退股，他也得把钱退给咱们，对不？”说到最后，富玲点头同意了和我一同找大哥的事。
　　大哥没有让我失望，他没有直接把钱借给我，而是帮我从别人手中借贷了二十万块钱，言明二分利息，每月到月头上清息一次，并写了借据，按了手印。
　　那时的钱不像现在有五十元一百元的大票面，最大也就是当拾元的。我背着二十万块钱去王家峪时，三哥硬是跟着不离开，怕我把他甩了不要他。当我们到王家峪见到拥有矿口的那个人时，有一个人也同样背着二十万块钱到了那里，在交谈中我知道他是焦村人，名叫孙大旺。
　　那个人问我说：“你领着他是做什么的？”
　　我知道他说的是三哥。我说：“入股的。”
　　那个人问：“入股的？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就想入股。”
　　我说：“他是我三哥。”
　　那个人说：“是你三哥，好吧，带钱了吗？”
　　我说：“我们两个算一股。”
　　那个人说：“这怎么能成呢？”
　　我说：“咱们是按股分红，又不是按人分红，多一个人权当是多一个干活的，还不行吗？”
　　那个人想了想说：“也成，那就留下吧。”
　　就这样，这个矿口一共入了四股，老板入的是干股没拿钱，我和孙大旺还有另一个人各投资二十万，开始了采矿。当老板的这个人依仗着自己地头蛇，坐地虎，常常把卖矿得来的钱不入账，装进自己的腰包，遇到雇工要工钱，采矿买设备等开支都得我们三个出钱，他不拿一个子，我们是敢怒不敢言，怕因此伤了和气。这样搞了几个月，我和孙大旺就提出了退股，没赚到钱事小，主要是受不了那个窝囊气。
　　临分手时孙大旺说：“兄弟，让我跟着你干吧，我就喜欢你这样坦坦荡荡光明磊落的人，在一块做事痛快。”
　　我说：“我还不知道该跟着谁干哩。”
　　孙大旺说：“来日方长，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这天我们在一起喝了酒，碰了杯，趁着酒劲儿也说了一些海誓山盟信誓旦旦之类的词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