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松树开花》（连载十）

　　八十一
　　戏没有看成只是很扫兴，对我刺激更大的则是伯父伯母失去儿子的痛苦。他们脸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阴郁、悲伤和近似于麻木不仁在我的脑海里久久地不肯退去。从母亲多次给我的讲述中，我深知伯父所受的磨难之深。因为收留了红军，给红军带了路，便受到了国民党地方政府的迫害，宁可掉了脑袋也不低头，宁可忍受致残的刑具也不屈服，那样艰难困苦的日子他们挺着腰板儿都过来啦，可怎么就迈不过眼前的这道坎呢？突然间我就记起了那个年过半百的语文教师时常独自吟诵的那首《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那时候，就是怎么听也不理解，这会儿倒像是明白了其中的一丁点儿意思。
　　我不知道能为伯父做点什么，我很想为伯父做点什么，以抚慰他和伯母那颗受伤的心灵。做什么呢？我想了很久很久，突然萌生出了一种给中央首长写封信的念头。是想让中央首长对伯父过去所做的一切给予应有的回报吗？我没有那样想。是想要求得到地方政府的支助和照顾吗？我同样没有那样想。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在茫茫秦岭山脉的一道山梁上，发生过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红军故事，有过这样一个特别热爱红军的山里人。
　　为了写好这封信，我问母亲：“在双驮岭上住过的那位红军首长叫什么名字？”母亲摇着头说：“不知道。”“不是说首长给伯父留下了一个小红本本吗？我又问。母亲说：“那个小红本本我也没见过，只有你伯父伯母见过，他们不识字，那上面写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
　　无奈，我趁着星期天独自去了一趟双驮岭，见到了伯父。我问伯父：“红军首长当初给你留下的那个小本本呢？”
　　“没有啊，没有什么小本本。”伯父的回答很让我失望。
　　“你知道红军首长的名字吗？”我又问。
　　伯父说：“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呢？怎么会没有那个小本本呢？回到村里我又问了村里许多老人，可他们谁也说不清。因为谁也不是当事人，只是听说而已。“大概是刘伯承将军吧。”有好多人都像这样说。我知道，刘伯承是出了名的军事家，身经百战，屡建功勋。于是，我就将这位红军首长的名字锁定在了刘伯承身上；于是，就有了一封一个山区小学生写给刘伯承爷爷的信寄到了北京。信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敬爱的刘伯承爷爷：
　　首先敬祝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我们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我叫王周海，是河南省灵宝县朱阳人民公社犁牛河中学的一位三忠于（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士。今年十三岁。当我从报纸上和后来的电影上看到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各地参加文化革命大串联的红卫兵时，那颗激动的心就要从胸膛中跳出来。我多么想去北京啊！我多么想见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啊！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我是无产阶级的后代，是贫下中农的儿子，我给您写这封信的原因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一九三五年十月，您率领着中国工农红军曾经转战在秦岭山脉的河南省与陕西省交界处。您一定会记得，有个叫双驮岭的地方住着一对农民夫妇，您和红军就曾经在这里住宿过三天。临走时，是这位农民为您们领的路。他就是我的伯父王有子。伯父还有一个官名叫王义祥。后来伯父因为留宿了红军，给红军领了路，受尽了陈耳保安队非人的折磨和严刑拷打，以致他伤残失去了生育后代的功能。现在伯父和伯母仍住在双驮岭上，还是那三间茅草屋，他们没有儿子，过着很痛苦的生活。
　　刘爷爷，我有一个请求，能否让我也去一趟北京，看一看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看一眼爷爷您便是我终生最大的幸福。
　　三忠于战士王周海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
　　时间往后推迟到一九八六年，从朱阳乡搜集整理的《红军来到朱阳山》资料中我才明白，当时住宿在双驮岭上的红军首长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当初把信写给刘伯承爷爷实属错误。
　　八十二
　　过去，山里人流行着一句俗语：娶媳妇盖厦，提起来害怕。因为娶媳妇、盖房子都是要花大钱，出大力的。在这年春节的团圆饭上，母亲以家长的身份向父亲和我们兄弟二人道出了当年的奋斗目标。母亲说：“跳过年，青海就二十二，他媳妇也十七了，差一年就到了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要结婚就得有房子住，我和粉青她公公都说好了，在沟外面的那片开阔地给咱扩上一座新院子。今年，一定要盖起三间瓦房来，我们总不能让青海把媳妇娶到沟里面那几间旧屋里吧，破旧漏雨不说，那是人家的！”母亲说这话时忒激动了，把声音提得老高老高，生怕我们听不见。母亲接着说：“把媳妇娶到人家给咱的房子里，我怕人笑话，怕背后有人戳着咱们的脊梁骨吐口水。”
　　听着母亲的话，父亲和我们兄弟二人谁也没吱声，但从心里面已经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盖起三间瓦房来。
　　掏着空儿，三哥和姐夫富魁从自留山放足了盖房用的木料，父亲则握着镐头在修整着屋基。那回过星期天，正逢家里筑打房屋周围的土墙，我就上到墙上双手握着石头柱子把一下一下地夯打起来，村里人见了，直夸我懂事，会干活。因为不能耽搁生产队出工，三间瓦房在乡亲们的帮忙下拖拖拉拉盖了两个多月。扶柱上梁那天，母亲特意蒸了一个大枣糕，还响了几挂鞭炮，图的是一个吉利。母亲还做了几锅白菜烩豆腐，招待前来帮忙助兴的乡亲们。许家楼学校的教书先生刘老师还特意为新房写了一副对联，就贴在房前的两根立柱上。对联的内容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扶玉柱振臂高呼共产党好
　　上栋梁齐声欢唱毛主席亲
　　破旧立新
　　刘老师临走时拿出一封信交给了母亲，说是邮递员前天送来的，是我的信。母亲接过信就赶紧把我叫到她跟前，说：“你看这是谁给你寄的信，刘老师说是北京寄来的。”
　　我说：“北京咋会给我寄信呢，我又不认识谁。”
　　母亲说：“快打开看看。”
　　拆开信封，就有一张铅印的信件展现在我的面前。
　　王周海小朋友：
　　你寄给刘伯承爷爷的信，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很理解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中国的心情。鉴于刘伯承爷爷年事以高，不便接待来客就请你不要到北京来了。至于你信中说你伯父的一些情况，可向当地政府部门反映，若生活上有实际困难，也可以向当地政府提出来，他们会给予妥善解决的。
　　希望你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做一个红色的革命接班人。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文革信访组
　　一九六九年元月
　　看完信，我高兴地说：“中央收到我的信了，中央给我回信了。”听到我的呼喊，很多人就围了上来，看了中央给我的回信。“这个周海，胆子恁大呢，敢给中央写信。”“你就不怕捅娄子啊，万一哪句话说的不对了，这可是要命的。”……人们议论纷纷。
　　母亲听了就赶紧把信收了起来，然后把我拉到人背后，训斥道：“你咋恁能哩，识几个狗乍乍字就敢胡作非为了，你不见多少人就是因为写错了文章才被打成反革命的。我看你是活的不耐烦了你！”母亲说着，狠狠地在我脑门上戳了一指头。
　　新房又经过一两个月的拾掇，总算可以住人了。但母亲就是舍不得往里搬。母亲说要让三哥把媳妇娶进新房里，然后一家人才能搬过来住。母亲说：“要是马西珍大一岁就好了，今年就能嫁过来。”
　　就在这年腊月，三哥背着家里人报名参了军。母亲知道后就说他：“当兵是好事，妈不会拖你后腿的。只要你和你媳妇说好了就行。”
　　三哥说：“她思想觉悟高着哩，绝对没问题。”
　　母亲又说：“你伯父、你父亲在抗战的年代就想参加革命队伍，没能如愿。如今你参了军，去保卫祖国的疆土，也算是圆了他们的梦，他们的在天之灵听到了这个消息也会高兴的。”
　　三哥穿上军装走的那天，我没有去送行，那会儿正准备复习考高中。母亲、三嫂一直把他送到了灵宝火车站，看着他上了火车。
　　八十三
　　我和胡富玲的婚事是那种传统式的婚姻，没有什么浪漫情趣可言。
　　那时，我正在朱阳五七高中读高二。朱阳离吕家洼几十里，一两个星期也难得回一次家。虽然那时的高中不很重视文化课的学习，日常课题主要是搞一些政治学习，义务劳动，但能够进入高中学习已是我很知足，很自豪。村中好多家庭的孩子不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就是嫌路途太远，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看看自己，想想只读了一个多月初中的三哥我就觉得太幸福了，更让我理解了母亲不让我参加所谓的革命，要我学习读书的重要性。
　　趁着放寒假过年的时间，母亲就对我讲了，说把你和富玲的婚事订了吧，人家那边都托人说了好几回了，我之所以没有答应人家是因为你不在家。你已经是高中生了，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主，我不会像给你三哥订婚那样地包办了。母亲又说，胡富玲的姐姐在咱家盖房子的那会儿都看上你了，说是见你一个人站在土墙上掂着个石柱子打墙，就觉着这娃能干，将来一定有出息，现在你又进了高中，人家更是不放弃了。话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前几年和胡富玲在一起读小学五年级的事，不知同学们从哪里听来的消息，他们硬说我和胡富玲是一对儿，现在想想可能和她姐姐有关。同学们还编了顺口溜：“王周海，王周海，啃住胡富玲的小奶奶。”弄得我俩好长时间都不敢碰面。
　　那个年代，十六岁的山里娃对爱情这个字眼还是陌生的。传统的习俗告诉我，一个男人是要有一个女人来做他媳妇的，媳妇就是一个家庭缝衣、做饭、洗洗刷刷的女人，仅此而已。
　　那时的家里是很穷的，穷得我没有理由去对一个找上门要做媳妇的女人挑三拣四。我说：“妈，这事你做主吧。”母亲说：“你可别像你三哥。”我说：“不会的。”“那就像这样定了？”“定就定吧，只要你和我大高兴。”听我这样说，母亲一个劲儿地夸我，说周海长大了，懂事了。父亲听着就像是没有听着一样，依旧吸着烟，一袋接一袋地没完没了，弄得满屋子烟雾缭绕。
　　订婚的日子定下来以后，母亲让父亲专门去了一趟双驮岭，把消息告诉给了伯父。伯父如约前来，母亲问他说：“咋不让嫂子和你一块来呢？”伯父说：“家里还有牛哩，需要有人照看。”母亲知道，伯父说的是推辞话，膝下无儿无女，是人生的一大悲剧，对伯母来说特别是这样，二哥的一去不复返更是伤透了她的心。
　　伯父的身子骨远不如从前那样硬朗，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背也驼了。看着伯父的苍老，我对母亲说：“就让伯父搬到吕家洼来吧，和咱们一块儿住。”母亲说：“我也想让他们下山来，可他们不肯啊。说是陈耳公社那边的陈村对他们照顾的非常好，又送油，又送面，逢年过节还给他们送猪肉呢。”
　　吃罢中午饭，伯父就早早地往山上走去，我和父亲、母亲劝他留下来住一宿，他硬是不愿意。望着伯父，一个佝偻的身影在茫茫的山岭中变得越来越小，以至彻底地消失了，我心里冒出了一种无形的悲哀和压抑。
　　八十四
　　伯父过世是四五个月以后的事。我已从高中毕业，被推荐在九府村初小任教。
　　那是个星期四，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天气出奇地好，湛蓝色的天空如水洗般地清净。太阳从东山头露出了和往日一样的笑靥，光彩夺目。
　　刚领着孩子们做完早操。走进教室，我站在讲台上打开了语文课本。这时，一个熟谙的脚步声传入了我的耳廓。母亲来了！母亲的脚步声我再熟悉不过了，我对同学们说：“大家先把课文预习一遍。”说完我就疾奔校院，一抬头，母亲已站在我的面前。
　　母亲的额头上冒着津津地汗水，正往外趟着热气儿，胸脯儿伴随着她急促的呼吸一起一伏。看得出，母亲是跑着步儿赶来的。
　　“妈，出什么事了？”我问。
　　母亲没有急着回答我。确切一点地说，是母亲还没有缓过劲儿。
　　“到底出什么事啦？”我又问。
　　“你伯父……过世了。”
　　“伯父过世了！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今天一大早陈村那边就托人送来信。”
　　“事不宜迟。妈，咱们现在就走。”
　　“现在就走。”
　　我向学校里的另一位老师交待了一番，就随着母亲上了路。
　　父亲早已候在村头。待我们赶到双驮岭时，陈村那边已来了好多人。伯父的尸体就停放在他和伯母住的外屋，伯母就地坐在伯父的头边，神情如泥塑般地呆滞。母亲过去劝她说：“嫂子，想开点，自己的身子骨要紧。”伯母说：“我没事，我不会有事的。”母亲说：“青海在部队上，一时半会回不来。”伯母说：“就不跟孩子说了，省得他在部队上分心。”母亲说：“我已吩咐人去朱阳发电报了，想必会回来的。只是跟不上送葬了。”……
　　鉴于天气热，尸体不能久放的缘故，下葬的时间就安排在下午三点。
　　双驮岭上的人越来越多，有属于河南省这边两岔河村的，有属于陕西省那边陈村的。陈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领着全大队的大小队干部在这里为伯父开了一个追掉大会。追掉大会很简洁，却很隆重，很感人。陈村的党支部书记主持追掉会并讲了话。他开场的几句话，用的是毛主席《为人民服务》里的一段话：“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死的意义有所不同，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掉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书记接着又讲了伯父掩护红军，给红军领路，被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迫害的事迹。书记讲的这些，在场的人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但大家听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伯父是个英雄，是个好人。
　　党支部书记的话讲完以后，伯母就从一个红布包包里拿出了一个东西交到了他的手里，伯母说：“这是有子临终前交待过我的，要我把它交给党。”
　　党支部书记把这个东西捧在手中看了又看，然后捏在手里举起来让大家看，党支部书记说：“这就是王有子革命的有力证据，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留给王有子的纪念物。”
　　这回，我实实在在清清楚楚看到了传说中的那个小本本，那个伯父舍不得让我看一眼的小本本。那原是一个棱形的红色硬布面袖章，袖章上方写着“中国工农红军”，中间是一枚镰刀斧子图案，下面写着“第二十五军”。这个红色硬布袖章后来存放在雒南县革命文物博物管。
　　望着眼前的红色硬布袖章，看着眼前激动的人群，我仿佛又看到了伯父茅草屋上飘动着的那面五星红旗，我仿佛看到了双驮岭郁郁青松上开满了鲜红鲜红的花朵儿。不由地，我再次想起了被国民党部队炸死在寨沟的父亲和因病而去的大哥，他们本应该和伯父一样受到后世人的敬重，他们和伯父都是英雄，是好人。
　　埋葬了伯父，我和母亲要伯母随同我们回吕家洼，伯母摇了摇头说：“你们先回吧，我要在这里守着有子，山顶上没有人和他说话，他会孤独的。”
　　我们没有强求她，我们不能拒绝一个女人对陪伴了她一辈子的男人的最后一点心愿。
　　三哥从部队上赶回来正是伯父的头七。
　　一大早，我们一家人就上了双驮岭。没有了伯父，山岭上就没有了灵气。几头牛和一些大型农具都归了陈沟村集体。几间茅草屋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站在那里感受着毒日头的炙烤，感受着风雨的剥蚀。伯母还在房中，灶堂里还有尚未完全熄灭的灰烬。我们不清楚，这几日伯母是一直守在岭上呢，还是去了别处。
　　在伯父的坟头，我们献上贡品，烧了纸钱，三拜九叩之后我们都默默无语，我们不知道该向伯父的灵魂说些什么，似乎什么话都是多余的。
　　祭奠完毕，我们又回到了茅草屋里。在茅草屋中，我们和伯母达成了一个共识：让伯母和我们一道下山去。为了往后更好的侍奉伯母，母亲要三哥向部队打个申请报告，把假期延长几天，让他把三嫂娶进门。
　　八十五
　　在九府学校没呆几个月，我就被抽调到了公社招待所。在公社招待所呆了两年，我就返回两岔河大队。
　　对于我从公社返回大队，母亲和村里的乡亲们就对我有了看法，以为我一定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才被公社给打发回村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就在我背着铺盖卷儿刚到家里第二天晚上，母亲就把我叫到了她的跟前。母亲的脸异常的严肃，母亲说：“周海，你给妈说实话，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公社把你打发回来了？是不是犯了什么错？”
　　听母亲这样问，我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说：“什么事儿也没犯，这是执行上级的政策，精兵简政哩。”
　　“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是个什么东西？”母亲问。
　　我解释说：“精兵简政是党中央提出来的一项政策，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减少机关干部的人员编制，以此减轻社员群众的负担。”
　　母亲说：“你说这些我还是不太懂。”
　　我又说：“机关干部人员多，他们一天到晚不做庄稼活，不收秋，不种夏，但他们也得吃饭不是，他们吃饭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社员打来的粮食。减少了机关干部人员的编制，吃闲饭的人少了，社员的负担，国家的负担就减轻了。”
　　“噢——你这样一说，妈就明白了。我还以为你犯了什么错呢。”母亲皱着的眉头舒展开了，严肃的面孔换成了慈祥。
　　“唉，周海。”好半晌，母亲又发话了：“妈问你，回来了总要干点什么事吧？好不容易上到了高中毕业，识了几个字，总不能把它嚼着馍吃了吧。”
　　我说：“回来的时候，公社的人已经和大队干部说好了，让我到咱大队的卫生所去。”
　　“调到卫生所去，那是给社员看病拿药的地方，你会把脉啊？”
　　“我不会把脉，但我认识字，可以学啊。大队的干部都安排好了，让我先进药房做调剂，就是照着医生给病人开的药方抓药。”
　　“噢——这样也好。”母亲点了点头。
　　进了大队卫生所，离家近了，天天和父母亲在一起，看着他们头顶白发满面皱纹逐渐变老的样子，看着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做着庄稼活，一到晚上不是说腰疼就是说腿困。我感觉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三哥参军不在家，孝敬父母就全靠我一个人了。
　　那天晚上，母亲谈起了给我结婚的事。说是给我结了婚，也就了却了他们一桩心事。“你是家中最小的，给你和富玲把婚结了，我和你大也就安心地养老了。”
　　俗话说，天下老都向小。我理解父母的一片苦心，就答应了她。
　　要结婚就要有住房，眼下的三间房屋，一间是三哥和三嫂住着，虽说三嫂在供销社工作，在家的日子不多，但回来了也得有个窝不是。另一间是父母住着，总不能因为给我结婚把父母赶到门外边去吧。鉴于这些实际情况，我和父母亲就筹划着在院子的东边再盖三间瓦房来。
　　父亲是个不善言谈的人，多余的话从来不说，每日里只知道头顶日头背朝天下苦力干活，家中的一些事务大都是母亲操心。盖房子是个力气活，我不能再让母亲操这份心了。我对母亲说：“妈，这回盖房子的事你就不要管了，一切都让我来安排。”
　　母亲笑着说：“中嘛，我周海长大成人了，知道心痛他妈啦。”
　　母亲接着说：“外面的事你管，屋里的事你可管不了。”
　　我知道，盖房子需要的人多，一天做三顿饭可不是轻松活。我说：“妈，这事我早都想好了，让富玲回来给你帮忙，她年轻，有的是力气。”
　　母亲说：“人家还没嫁到咱屋里，这样做不合适。”
　　我说：“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这新房子盖好了还不是给她住的。妈，你放心，这事我和富玲说好了，她家的人一听说要给我们结婚盖新房，可高兴了，都说要过来帮忙呢。”
　　听我这么一说，母亲乐了：“这回，我就不熬煎啦。”
　　三间新瓦房很快就立起来了。就在这年的农历十一月十六，我把富玲娶进了门。
　　八十六
　　在大队卫生所的药房干了两年调剂，大队的干部就要我离开卫生所，去担任当时的大队会计。原因是原来的这个会计文化低，识得字少，年龄也大了。对这样的决定我老大地不情愿，刚入悬壶救世之道，刚刚记住了一百多种药的名称、用量和功效，刚刚记住了几个治感冒发热、肠炎腹泻的方子就要转行，原想着能做一个治病救人医生的如今变成了泡影。母亲和富玲都看出了我的思想，就劝我说：“让你当大队会计是人家相信你的能力，相信你的人品，咱正年轻，正是闯人的时候，可不能让人家小瞧了咱们。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能当好大队会计，算好全大队两千多口人的账可不简单哩。”
　　我只得走马上任。
　　当时的大队很贫穷，集体经济非常落后，主要原因是山村和外面的世界沟通很少。山村仅有的一点可换成钱的土特产运不出去，山外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又运不进来，来来回回出山进村全凭着人用扁担挑，布袋背，耗力又费工。为了增加集体的经济收入，我向几个大队干部建议说买一辆汽车，一来方便了集体社员的运输，二来可以靠运输来增加集体的副业收入。我的建议大家都觉得可行，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托关系找熟人，最后与一九七八年才从西安买回了一辆延安牌汽车，同时又雇佣了一个汽车司机。
　　山村里有了汽车，多新鲜的事啊，多美啊。每天晚上我都梦见自己会开汽车啦。于是我就天天跟着汽车，坐在司机楼里看着司机开车。司机不在的时间我就偷偷的摸摸这，搬搬那，总想跃跃欲试地把汽车开在路上跑。那些个日子，我让汽车给迷上了，心想着我要是那一天能开汽车了，那该多好啊！
　　大队的干部说我总不在大队部，有好多账目要等我算哩，有好多收支的单据等着报销哩。还有，社员们要办个结婚证明什么的，总也找不着我。我就跟大队干部说一个雇来的司机你放心吗，每一次收入支出都是几百几百的，不跟个人不行，这可是咱大队的一项主要经济来源。他们说周海你说的也确实在理，至于账目吗，每个月底就集中抽几天时间一块结算。
　　母亲和富玲也埋怨我一天到晚总跟着汽车到外面跑，一半个月也不着家。“你现在可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了，得顾家。”母亲总像这样说我。对母亲和富玲的埋怨我解释说：“好出门不如赖在家，我也不愿意跟着他在外面跑，吃饭没锅睡觉没窝的。我之所以跟着他是想学会开车的手艺。等我学会了开车，到时间咱也买一辆车，你和咱妈坐在上面，我把你们拉到灵宝城，说不准还能去西安，去北京，去上海呢。”母亲说：“去去去，净瞎说，等你能买起汽车，除非日头从西山出来。再说现在可是社会主义，共产党可不允许搞个人资本主义。不过话又说回来，你想学开车妈支持你，富玲也不会拖你后腿的。”妈说完这话瞅了瞅富玲，富玲怀抱孩子低着头不出声地笑了。
　　这个时间，三哥已从部队复员了，就安排在公社的拖拉机站。因为三哥在部队是学汽车维修的，汽车拖拉机都是机械车辆，也算是个对口专业吧。母亲告诉我说：“想学开汽车，找你三哥去。”母亲一句话提醒了我，这么好的条件我不利用，跟着个破司机瞎跑啥呀。母亲又说：“抽空到公社拖拉机站去，让你三哥给你指点指点，回头再跟着大队的汽车，这理论和实践一结合不就成了吗。”“哎呦妈，您啥时间成了哲学家了，这么深奥的道理你都懂。”“啥哲学，啥家呀，妈听不懂。”
　　在三哥精心的点拨下，我眼睛跟着司机的双手转。并在心里头悄悄的记下了那些程序和要领。那回乘着司机不在，我一个人把车发动着偷偷的开到一边去了，那司机见状大吃一惊，说还没见你摸过方向盘哩，咋就会开车了呢。他说我是真人不露相，阴险，以后可得提防着点。
　　八十七
　　二十世纪七十年末至八十年代初，是中国的农村体制从集体化经济转向承包责任制经营的时期，人们对于中央出台的一些改革开放政策还吃不透，把握不准，各基层政府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这就好比人们看到河对面是一片鲜花盛开的桃花源，却又怕自己在过河时间被河水冲走一样。
　　集体化生产把社员们搞得很穷，可人们又不敢去富，因为贫穷才是社会主义，富有就是资本主义。但人们还是不甘贫穷，向往着靠自己的能力去变为富有，毕竟世界是物质的世界，每一种生物的生存都离不开物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就是人生性以来具有的本能，无可厚非。
　　秋后的庄稼地一片狼藉。沟沟坎坎被黄牛耕过的土地上播下了麦种；地里的玉米杆叶儿枯了，折吊着，它们的腰身已失去了往日引以自豪的资本；红薯收了，坑坑洼洼的地里有几个人用手中的铁锄在土里刨着，寻找着丢失在更深处的一个红薯……
　　我还是大队的会计，还坐在那辆破旧的汽车驾驶楼里，屁股蛋后面还别着大队的公章。长期在外面闯荡使我认识了好多人，其中有政府的工作人员，有邻村的大队干部，有社会上的闲杂人员，他们中间也不乏一些神通广大的人物。山山是公社经理部的，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那天他问我：“有一桩买卖你愿不愿意做？”我问：“啥买卖？”山山说：“能赚钱的买卖。”“能赚钱的买卖为啥不做，当然做了，只要不是违法的事。”我说。山山接着说：“我跟你把这件事情说说，你掂量掂量它是不是违法的。”我说：“你说吧。”接着山山就给我讲了他所说的买卖，就是从三门峡那边贩一批席包过来，再拉到陕西那边的雒南县，一倒手这桩买卖就做成了。
　　“就这么简单？”我问。山山说：“就这么简单，只是我还吃不准这桩买卖是不是违法。”这时我就想起来自己前不久从《人民日报》上看过的一篇文章，啥题目我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文章上面说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是一种市场经济的流通方式，是一种合法的买卖形式。《人民日报》是什么？是党中央的声音，是对中央政策一种宣传和普及的载体，应该是没有错的。
　　我对山山说：“应该不犯法，咱们干吧。”山山说：“干也成，不过还得有一个人入伙。”“谁？”“世世。”“世世是谁？”山山说：“秦池村的，他和雒南那边的人熟，出手应该没什么问题。”“那就干吧，什么时间我们三个人见面合计合计。”山山说：“中，明天吧，明天中午咱们在公社门口的那个饭店会面，具体实施办法等见了面再谈。”“行，行行。”我和山山就这样说定了。
　　第二天中午，我们三个如约而聚。我们吃了饭，喝了酒，一连串的海誓山盟豪言壮语之后，我们就做了具体的分工。山山和三门峡土产公司那边的人熟，主要负责货源的联络。世世的姑父在雒南县医药公司工作，医药公司每年都要购买许多席包，用做包装收购来的中草药，货物的销售转让就交给了他。我主要负责运输，联系好车辆就行。
　　一切都说妥了，我这才想起一件顶重要的事，就是本钱。做生意没有本钱不中，不知道山山和世世兜里有没有钱，反正我的口袋是空空如也。我把这个让自己感到很没面子的事情一提出来，他们两个就很哥们的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这个嘛，就不用你但心了。”“不用我担心，如果说你两位肯拿本钱，到时间赚了钱就不能三一三剩一地分了，得多分给你们一点儿。”我说。山山说：“我们两个也和你一样，一贫如洗。”“那怎么办啊？”我问。世世说：“山山在联络货源的同时还要做的工作就是赊销，等雒南县医药公司那边付了席包钱，我们再把三门峡土产公司的钱给他们打过去。”“那我们这不成了空手套白狼了吗？”“我们就是要空手套白狼。”“这保险吗？”我担心地说。“不用担心，三门峡那边，洛南县这边，都和咱们有铁的交情，不会有事的。”听他们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
　　这事我没敢和母亲说，也没有跟富玲说，我不想让他们为我担心，我想等我赚了钱给他们一个意外的惊喜。
　　第三天我们就上路了，车是我找来的，说好了一来回六百块钱的运输费。山山办事挺牢靠的，和三门峡土产公司他们以前打过交道，公司的人都知道他是朱阳公社经理部跑业务的张主任，放心。没费什么劲就答应赊给我们两万张席包。一路上我们好吃好喝地招待这汽车司机，生怕他半路上甩挑子不干。看着我们三个哈巴狗似的模样，我就想，如果自己能有一辆汽车，还用的着看别人的脸色吗？我在心里跟自己说，等赚了钱一定给自己弄一辆车。
　　货拉到了雒南县医药公司，世世跟他姑父一说，他姑父说：“你们真的把席包运过来了，你上回跟我一说，我就没当回事，还以为只是说说而已。”世世说：“姑父，你看这席包都拉来了，总不能不要吧。”他姑父说：“你们先等等吧，我去跟领导说说。”原来世世的姑父只是一个一般的工作人员，事先又没有把工作做好，临时去找领导，很不好意思。我们只好买了两条好香烟让他带着，也好办事一些。
　　我们又等了一天一夜，世世的姑父总算把事情办成了，雒南县医药公司收购了我们的席包，但到结账的时间我们就傻眼了，公司管钱的出纳说没有现钱支付给我们，只能先给我们打一张欠条。一张欠条，这怎么能成呢？我们又托世世的姑父去说情，一耽误又是两天时间，结果还是没钱。
　　世世姑父说：“真要是不情愿，席包你们可以拉回去。”不管怎么说，席包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拉回去的，这样就亏大了。我们问世世姑父：“这欠条什么时间可以兑付？”世世姑父说：“一个多月吧。”一个多月，怎么就要一个多月呢？三门峡土产公司那边可是说好了的，一个星期之内就得把钱汇过去。
　　我们无精打采地讪讪而归，为了兑付三门峡土产公司那边的款资，我只能以大队的名义从信用社贷了一笔钱，堵上了三门峡那边的窟窿。
　　我对世世说：“雒南县那边你可催紧点，信用社的贷款可是有利息的。再说盗用大队集体的名义贷款，实际上就是挪用公款，时间不宜长。到时间公家的钱还不了，我可是要坐牢的。”世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会抓紧催我姑父的。”
　　以集体的名义贷了公家的钱一时还不了，我的心就一直悬着。那几天，我真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就想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满嘴都起了燎焦泡。
　　一个月后，雒南县医药公司那边的钱总算到了手，除去各种开支，我们三个每人平均赚了一千零八十块钱。看着那一千零八十块钱，我的眼泪立马就流了下来。
　　我挂着泪花儿把这事跟母亲说了，跟富玲说了。他们婆媳先是一惊，继而就异口同声道：“周海，你咋恁冒料呢，以后啊，再不要做这有天没日头的事啦。让人揪心死啦。”我说：“我听妈的，我听我媳妇的，一定，一定。”
　　八十八
　　有了这一千块钱坐底，我就筹划着买车的事。经过半个多月时间的折腾，终于打听到了一辆老解放牌汽车要出售的消息，经过几番的讨价还价，最终以三千块钱的价钱成交。这时间，我手里还是那一千多块钱，多少天一分钱没敢动，眼前只有先付了二百块钱的定金，说好了三天之内来开车。有购车的打算时，我已和大队的信贷员说好，让他到时间一定贷钱给我，他答应了。
　　我装着三千块钱，叫上了还在公社拖拉机站的三哥。到那里一看，三哥对我说：“车都破成这样了，能上路吗？”我说：“那咋办？”三哥说：“还能咋办，大丈夫男子汉，说出去的话还能收回来？开着回吧。先开到公社拖拉机站，那里有现成的工具，抽时间咱们把发动机卸下来重新修一修。”
　　还好，三哥在部队学的就是汽车修理，不用求人。拖拉机站上有些机器零件还可以用，就临时按到了我的车上。就这样，我和三哥加班加点一摆弄就是一个星期，这辆老解放终于上路了。
　　车轮子一转，一切都就活腾起来了，我帮着人们把土产运出山，又把城里的货运进山，虽说挣不了大钱，手头却活泛了许多。车总出毛病，常躺在半道上就走不动了，我只有就地修理。真遇上解决不了的大故障，就又去请三哥。那回从山上往城里跑，光轮胎就爆了八回，脸总洗不干净，路上的人都笑我像个大花脸，这一来回用了两天两夜。
　　虽如此地颠簸流离，村上的同龄人还是很眼气我，山村里很难见到汽车的，更何况这是属于我自己的车。我也因此而辛苦着，欣慰着，劳累着，幸福着。
　　在公社的门口，山山拦住了我，说有个事情跟我谈。我下了车，他拽着我又进了那家饭馆子。
　　我说：“有什么事快说，我还有活呢。”
　　山山说：“再有活也得吃饭吧。”
　　我说：“饭我真的吃过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我执意不吃，他也不再推让。山山说：“周海，咱可是哥们儿。”
　　我说：“是哥们儿。”
　　山山说：“是哥们儿，你就得帮我个忙。”
　　“帮啥忙？你说吧。”我问。
　　山山说：“咱们去年贩席包的事你还记得吧？”
　　“记得，咋了？这都过去一年多了。”我不知道山山要说什么。
　　“咱们搞长途贩运的事，让上边知道了，正调查呢。”
　　“调查，调查到最后会怎么样？”我问。
　　“能咋样？对一个农民来说，他还能咋样，他还能不让你当农民吗？但对于我来说就不同了，我是国家工作人员，调查到最后一落实，影响多不好，会开除公职，丢掉饭碗子的。”
　　想想山山说的也对。我问：“那世世呢？”
　　山山说：“世世也是农民，我原本是要找他的，可他这一段时间总不在家，听说是出远门了。”
　　“那我能帮你做什么呢？”
　　“你什么也不用做，就是上边来人调查时，你就说当初那事是你的主意，我和世世是给你帮忙的，跑个腿而已。”
　　“是我的主意？你们只是给我帮忙跑腿？总不会出什么事吧？”
　　“会出什么事？不就是做了回买卖吗，他们能不让你做农民？人家已经问过我了，说是雒南县医药公司那边出了问题，他们利用购买席包这件事从中得利，往自己兜里装钱了，是贪污要受到处理的。问咱们呢，只是落实一下情况，整理材料。我都向来调查的人说了，是你找我和世世帮忙的。”
　　听山山这么一说，我放心了。他们从中获利装进自己的腰包，是贪污，活该受罪。“好吧，我答应你，上边来人调查时，我就照你的意思说。”我爽快地答应了山山。
　　八十九
　　没过几天，我开着车从公社门口经过，有两个穿制服的人拦住了我的车，让我把他们捎回城，我答应了。
　　坐在车上，其中一个穿制服的问我：“你叫王周海？”
　　我说：“对，我叫王周海。”
　　“你前年和一个叫山山的，一个叫世世的从三门峡往雒南县那边贩过一回席包？”
　　“有这么一回事。”我问他：“你俩是做啥的，干嘛问我这些？”
　　他们说：“我们俩到公社里面有个事，见了你，就顺便问问你们贩席包的事。”
　　又是一天，仍是这两个穿制服的。在出县城的地方拦住了我的车，说是把他们捎到朱阳公社。
　　一回生，二回熟。我和他们两个像朋友一样说话随便了许多。他们又问到了前年贩席包的事，我一五一十地跟他们讲了，不真实的地方，也就是山山叮嘱我的，我把整个事情说成了自己的，把山山和世世说成跟着我帮忙的。末了，我问他们说：“这不会有什么事吧？”他们大大咧咧地说：“没事儿，只是了解了解情况，整理一些材料。”
　　第三回，仍是他们两个人在公社的门口拦住了我的车。所不同的是，这回他们两个人都穿着公安制服，别看他们换了衣服，但那模样儿我认识。
　　我停了车，请他们往司机楼里坐。开车的，来来回回捎个人是常有的事，况且我和他俩都成熟人了。
　　谁知道他们不上车，明知故问：“你是王周海？”
　　我说：“我是王周海。”心想，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下车吧。”他们板着面孔。
　　“下车，有什么事还正儿八经地。”
　　我下了车，他们就亮出了一张纸，说：“你被逮捕了。”随即就用冰凉冰凉的手铐锁住了我的双手。
　　“我犯了什么罪，你们逮捕我？”我大声嚷嚷着。
　　“别嚷嚷，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我被他们押上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向县城的方向驶去。
　　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一天，是一九八二年农历九月三十日。
　　九十
　　那辆绿色的吉普车开的挺快，一个多钟头就把我送到了灵宝县看守所。
　　一上车我就问：“我到底犯了什么法，你们逮人总要有个理由吧。”和那两个人彼此也算是很熟悉了吧，他们就说了：“理由，刚才那一张纸就是理由。我们也是执行任务的，执行任务是我们的工作。”“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一个劲儿地问。问的他俩没办法，其中一个就说了：“怎么，不服气啊？”我说：“不是不服气，要让我服气就得有个服气的理由。”“要理由是吧，我告诉你，前年九月份从三门峡往雒南县贩席包，算不算投机倒把？”“那算投机倒把？”我摇了摇头。我想说我当时看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上面都说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但是我没说，对他们说那些简直就是对牛弹琴。我不说话了，他们反倒继续说开了，好像是好不容易碰到了一个可以显示自己知识渊博，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教育别人的机会：“投机倒把知道吗？放在前几年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知道我们的行动是在干什么吗？是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听着这一套扭曲的理论，我觉得有点可笑，可又笑不出声来，毕竟自己被押在通往监狱的路上。我心平气和地说：“当初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告诉我说没事情？”“可笑，你不觉得你的问题问的很可笑吗，告诉你有事情，告诉你那是犯罪，告诉你会蹲监狱我们现在还能抓到你吗？这是我们的纪律，我们的工作方法。”“当初贩席包的可不是我一个人，你们为什么单抓我一个？”我又问。“为什么单抓你一个？这个还需要我给你解释吗？你当初就承认自己是主谋，他们两个是帮忙的。”到现在我才明白，我被人耍了，就连山山和世世都在挤兑我一个人。我咋就这么傻呢？
　　卸下了手铐，我就被关在了里面。除了吃饭，拉屎撒尿，什么事情也不做。原想过不了三天，就会被人过堂审问的，可是没有。我就纳闷了，难道把人扔进来就不管了吗？有罪？没罪？罪轻？罪重？总要有个说法的不是。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可受不了也得受着。整天关在屋子里，分不清白天黑夜，我只能面对墙壁胡乱想象：伯父，年轻的时候也是坐过牢的，可他是因为帮了红军。我这是什么呢？是投机倒把。《人民日报》上都说长途贩运无罪，可自己咋就成罪人了呢？伯父坐牢的日子，受尽了折磨，但他凭着自己的骨气挺过来了。而我呢，似乎这无人问津的牢更难坐。坐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耻辱啊！我给祖宗们丢脸了……
　　一直等了一个多月，我仍在里面蹲着，趁着送饭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问：“我的事情你们到底是管啊，还是不管？怎么个管法？”可哪些狱警就是不说话。问的多了，他们就烦，就说：“你着什么急啊，该问你的时候自然会问你的。”
　　等到了再一个月头上，我被狱警们提了出来，心想着这回勺大碗小总该见个底了吧。不曾想，我又被押上了一辆绿色的吉普车。这是往哪儿去的啊？吉普车仍开的飞快。就这点破事，不会因此掉了脑袋吧？我知道自己是在胡思乱想，可不胡思乱想又能做点什么呢。
　　到地方一下车，我总算认出来了，这是陕西省雒南县的看守所。事情的缘故是我以后才弄明白的，我的案子属陕西省雒南县管，灵宝县没有资料，因此没有过问的权利。怪不得关在灵宝县没有人理我。到了雒南县，就该很快下结论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雒南和灵宝一样同样的不审不问，眼看着快要过年了，仍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无人问津。我心里急，我不知道我这一出事，父母亲和富玲他们会急成什么样子，过年的面磨了没有，孩子的新衣服置了没有？虽说三哥在家，可他在公社单位里，不会日日守候在父母的身边。有时间还会想起伯父，现实就像和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旧社会伯父是在雒南县犯事坐的牢，新社会我也是在雒南县犯事坐的牢，所不同的是伯父是在陈耳镇，我是在雒南县比伯父还升了一级呢。
　　熬过了年，我再也沉不住气了，这要等到猴年马月哪。一遇见狱警来我就大声地嚷嚷：“我的事你们到底是处理还是不处理，给我定了个什么罪也应该有个说法，下了个什么结论吧？”那时间的监狱里有报纸，我再次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的法规条文，起先我嚷不嚷的没人管，后来终经不住我的吵闹就跟我说好话，什么“工作太忙了，事情太多了，还没有顾及到你的案子”等等。
　　一直等到了正月初十左右，几个人把我从看守所里面带了出来，安排在一家宾馆的楼上，也没有人看管了，一天三顿好吃好喝的招待着。每遇到有人来我就问：“我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处理的？”终于有人给我透了底话，说是：“案子搞错了，当初抓你是不对的。但这也不能怪罪哪一个人，是大家都吃不透上面的政策精神，所以只能请你给予理解，谅解。”听办事的人这么一说，我才彻底明白了我为什么被关在里面不闻不问，原来是没有办法定罪，定不了罪。一听这个我就生气了：“照你们这样说我这关就关了，罪受就受了，名誉坏就坏了？”办事的人忙说好话：“案子办错了，人抓错了政府会给个合理解决和补偿办法的。”
　　又等了两天，办事的人对我说：“纠正错案，合理补偿也要有个过程不是，你就先回家去吧。”我真的想赶紧回去，可我觉得自己太冤了，我要向他们讨一个合理的说法。我说：“我不回去，几个月都蹲了，几天我还等不了吗？你们得给我个说法。”软缠硬磨的又过了两天，办事人员给我拿来了六百块钱，好言相劝：“这么长时间，还是先回家吧，等上边有妥善的补偿办法，我们会通知你的。”想了又想，还是回吧。一个社员，一个农民能和来来回回踢皮球般办事的政府单位耗的过吗？有了这个回家的念头，我的精神头就像个被放了气的皮球一样崩溃了。
　　我承认，这是自己命运里注定要遭受的一次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