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松树开花》（连载九）

　　七十
　　母亲再也不愿在寨沟脑待下去，寨沟脑伤透了她的心。父亲、大哥惨死的情景时常会窜上她的心头，像是在她受伤的创口上又撒了一把盐，让她钻心地疼痛。眼不见，心不烦。母亲在心里不止一次的呼喊着：“搬家吧，搬家吧，离开这个鬼地方。”尽管她根本不知道这个家还能搬到哪儿去。
　　“要不，咱就搬到东高去。”父亲说。
　　“哪儿都能去，就是东高不能去。”母亲咬着牙根儿说。
　　“为啥呀？”
　　“不为啥。”母亲不会忘记，她和父亲成亲时说的那些话。
　　就在这年五月，寨沟脑划归两岔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又跟随着大跃进形式的发展，取名红旗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为了能有个新的住处，母亲就一次一次地去找社长。社长也答应说让母亲从山那边搬过来住，同在一个合作社领导起来也方便一些，可就是找不着一个空闲的房屋。社里每次开队长会，社长总要提及此事，说是哪个生产队有空房，就让母亲从寨沟脑搬过来。
　　一直拖到了秋后，搬家的事儿才算有了着落。吕家洼生产队队长盖起了他自家的新瓦房，原来的两间房屋就空了下来，社长要母亲赶紧搬过去。一听到这个消息，母亲自然是高兴的不得了，迁到了吕家洼，三哥读书也方便了，离吕家洼不足三里地的许家楼就有学校哩。
　　原来住在寨沟脑时，虽说也是属于农业社管理，但山高皇帝远，干部够不着，出工干活还和一家一户没啥两样。随着搬家，家里原来的两头牛一些农具和开垦出来的山坡地全都入了社，父亲和母亲成了真正的农业社社员。
　　七十一
　　仅一年多时间，全国就开始实施人民公社化，红旗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因此变成了朱阳人民公社下属的两岔河生产大队。
　　大办钢铁开始了。兴修水利开始了。各生产队都办起了集体食堂，各家各户的粮食全部上交到集体。家中的铁锅砸碎了，门上的铁扣拔掉了，全部变成大炼钢铁乘卫星、驾火箭的高指标数字。生产队的劳动力大都派出去烧木炭、炼钢铁、修水库，父亲也因此被派往文峪的伐木场。三哥上了犁牛河的完小，家中只剩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人。
　　母亲是个顶要强的人。母亲也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但当生命受到威胁性的伤害时，这种要强和安分守己的高尚之词就显得苍白无力了。集体食堂的伙食变得越来越差，由开始的细、粗粮参半，到后来的纯粗粮，以至最后的瓜菜代。伙食的质量也由开始的稠，到后来的稀，以至最后成了能照见影儿的清汤寡水。饥饿，在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一家三口人，凭票供应来的清汤寡水也灌不饱肚子。作为一个母亲能眼睁睁的看着她的孩子们走向死亡吗？对于后面要记叙的事情，我原本是要从记忆中把它抹去的，因为它是母亲人生中受到过最大的一次伤害和屈辱。可是思忖再三，踌躇良久，我还是把它如实的记了下来。我感觉这不是母亲的过错，这是一种生命本能与现实的抗争。
　　那时间我才三岁多，三岁多便有了一些模糊的记忆……
　　集体食堂的下午饭是天黑了以后才开始的，社员们各自拿着筷、碗、盆，排队等候在饭场子的窗口。不知为什么，做饭的师傅一直不把窗口打开。队长站在饭场子中间发话了：“社员们，今天后晌的饭要吃的晚一点儿，大队长也来了，咱们就在这儿开个现场会。”
　　“开球现场会哩，开会。”“人的肠子都快饿断了。”“净他妈的，一天到晚总是开会，哪来的这么多鸟会。”社员们小声嘀咕着，发着内心的牢骚。
　　“大家静一静，耽误大家一会儿工夫。”大队长开始讲话了：“今天，大队干部报告，说是咱们吕家洼生产队有人偷了集体的粮食，还把它藏了起来。下午，由大队公安带着人对全生产的住户进行了搜查，查出了这个人，也查出了这个人偷生产队的粮食。”大队长说着就喊：“阎公安，把搜出来的粮食拿出来。”阎公安就把一个小瓦罐放在饭场子中央。
　　那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瓦罐，一个能盛三四斤东西的瓦罐。大队长从瓦罐里抓出来一把玉米粒放在手里让大家看。大队长说：“社员们，看见了吧，这是刚刚收获的新玉谷，这就是从张桂珍门前的柴禾堆里搜出来的。”
　　大队长说完看了一眼母亲，母亲的脸色儿顿时就白了。
　　“对于像这种损坏集体利益的贼，我们要严加惩处。我也希望所有的社员要引以为戒，提高共产主义觉悟，不做这种损公利己的事，要勇敢的站出来和坏人坏事做斗争！”大队长的讲话是很权威性的，末尾处他的胳膊一挥做了一个强有力的手势。
　　母亲眼眸中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她抱起我，扯着姐一扭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饭场子。
　　“张桂珍，你甭走。”大队长大声吆喝着。
　　“去几个人把她抓回来，咱们就地开她的辩论会，斗争她！”大队长又厉声喊道。
　　整个饭场子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去追赶母亲，他们都在期待着大队长的话快快结束，即便是能照见人影儿的稀汤也能临时填充一下干瘪的肚皮儿。
　　被认作了贼，是及其丢人的。下午的饭我们硬是没有吃。母亲为此捂着被子整整哭了一宿。不敢想象，如果真的开了母亲的斗争会，其结果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不寒而栗。至于母亲是如何弄得那些玉米粒，又是如何把它装进瓦罐里藏在柴禾堆里，后来又是如何被人发现举报到了大队的我至今不得而知，母亲后来也是只字未提，她把这个秘密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七十二
　　第二天一早，母亲向队长请了一晌假，把我和姐送到了大条荫的外公家。母亲有好长一段时间未去大条荫了，外公、外婆、二姨、舅舅一家人自然亲热的不得了，看着我和姐，外公说：“有苗不愁长，都这么高了。”紧接着外婆就问：“咋不把青海一块儿引来。”母亲说：“青海上完小了，住在犁牛河学校里，不能耽搁的。”外公说：“是不能耽搁娃的学业。”
　　看着母亲消瘦而又憔悴的面容，外婆心疼地问：“咋着哩，又瘦了？”母亲说：“没什么。”母亲没有向外公、外婆诉说自己的遭遇，她只说：“粉青和周海一直跟我嚷着，要看外公和外婆哩，无奈我和队长请了一晌假，把他们送了过来。大，妈，我还得赶紧回去，得跟上生产队后晌出工哩。粉青和周海就让您们费心了，过两天我再来接他们。”母亲说完就匆匆地转身往回赶。走出好远了，外婆让外公又追了上来，外公说：“家中没什么好吃的，这是两个玉米面馍馍，带着，饿了的时候就拿出来嚼一口。”看着外公递过来的玉米面馍，母亲禁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母亲什么也没说，掩面转身而去。她知道，一旦自己开了口，就会哭出声来，那样会让外公更伤心。
　　外婆拿出了玉谷面馍，蒸熟的洋芋，我和姐大口大口地吃着，以致忘记了去品味它的醇香和甘甜。世界上咋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呢？我在心里这么想着。外公说：“慢慢吃，别噎着。”外婆端来了开水，说：“喝一口，喝一口了再吃。”总算吃饱了。我看着姐笑，姐看着我乐。
　　晚上，躺在土炕上，姐问外婆：“怎么没看见你们这儿的食堂呢？”“食堂？”外婆先是一愣怔，随即就明白了，就说：“食堂就在咱家啊。”姐又说：“我们那儿的食堂可大了，一大堆一大堆的人都在哪儿吃饭哩。”“你们食堂吃的什么饭？”外婆问。姐说：“树叶子，用玉谷芯子磨成面蒸的淀粉馍，还有……”有些东西，姐也叫不上名字来。外婆什么也不问了，自言自语道：“苦了你们了。”
　　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人民公社化时期全国到处都是一个样，雒南县也不例外，村村都办有集体食堂，加上大跃进政策的失误，苏联人卡中国人的脖子，于是就形成了至今也令国人难以忘记的三年困难时期。外公家因居住在老后山，有幸没有加入集体食堂的行列，是我和母亲才有幸吃上了那些救命仙丹般地玉谷面馍、蒸洋芋。
　　待了两天，外公领着我和姐去了一趟双驮岭的伯父家。伯父家和外公家一样也没有集体食堂，这就让我和姐不用担心自己吃不饱饭。伯父家还是三口人，在我的印象中，伯父和伯母的脾气都有些古怪，他们不善言辞，表情有些淡漠，虽然他对我和姐也很好，但我从心底对他们总有些畏惧感，亲热不起来。二哥王来虎年龄比我们大的多，也是整天地不爱说话，跟在几头牛的屁股后面在山坡上转。很快，我和姐要求伯父把我们又送回大条荫。
　　记不清当时在大条荫一共住了几天，是七天？还是十天？真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母亲是在一个晚上接我姐弟回家的。外公和外婆直说：“还是让孩子再耍几天吧。”母亲说：“这么长时间了，让他们回去。有空了，我会让他们来的。”虽说在外公家里能吃饱饭，但这毕竟不是自己的家，我很乐意的跟母亲上了路。我想妈，想三哥，想不常回家的父亲，还想让人饿着肚皮儿的吕家洼，想那热热闹闹叫爹骂娘的集体食堂、饭场子。
　　从那以后，我们姊妹几个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外公家、伯父家一趟，为的是能吃上两顿饱饭。后来母亲常说，是你外公和伯父帮咱们度过了那个饥饿的年代。
　　七十三
　　饥饿，可以摧残人的肉体，消耗人的能量，但对人与生俱来的聪明却丝毫没有影响。一九六零年八月，三哥从犁牛河完小毕业后，以全灵宝县升初中考试第一名的好成绩被灵宝县第四中学（朱阳中学）录取。母亲夸三哥有出息，父亲夸三哥有出息，但有出息和成绩好替代不了肚子的饥饿，读中学，每月要往学校的伙上交三十斤粮食和两块钱的灶费。而那个时间，从集体食堂拿走三十斤粮食，一家人就会被饿死。三哥因此只读了两个月的初中就自动退学了。
　　担任三哥班主任的梁敏烈老师珍惜人才，他步行几十里山路，一次又一次的把三哥往学校里叫。梁老师说，学校可以免去三哥三年的书费、学杂费，他只管自己的生活费即可。如此优厚的条件，在那个时间是极少有的，但三哥还是没有去读书。在三哥的记忆中，梁老师先后来过吕家洼七次，最后那次，梁老师是哭着下山的，三哥、母亲也是哭着向梁老师挥手告别的。在后来的日子里，梁敏烈老师的形象一直在三哥的脑海里浮现着抹之不去，三哥后来打听到，梁敏烈老师是焦村镇卯屯村人。
　　老师走了，母亲含泪抚摸着三哥的头说：“埋没了我娃的材料啦。”三哥说：“我回来帮家里干活挣工分，现在粉青已经入学了，以后周海还要上学，只要他们的学习好，能干成事情就行了。”村子里的人都夸三哥懂事，心眼儿好。
　　第二年，集体食堂散伙了，上级政府允许社员个人借地、开小片荒，每个人还分了二分自留地。父亲还是不在家，偶尔回来一趟匆匆地又走了。母亲说：“你这个人就是老实，无论对什么事情都认得忒真。”三哥和母亲屋里屋外的忙着，除了集体出工干活，还要抽空在自留地、小片荒地加班加点地干，日子慢慢地好过了一些。
　　一九六二年暑季，我走进了许家楼初小。
　　七十四
　　姐上完许家楼初小，已经十四岁。父亲和母亲就不再让她上学了，不是姐书念得不好，还是叫一个穷字给害的。再说，一个女孩子念那么多书有啥用呢，到头来还不是要嫁到别人家当媳妇？父母亲把念书成才耀祖光宗的事寄托在我的身上。
　　我记得《小二黑结婚》里有这么一段戏文：“常言说女大十八变，小芹越变越好看，人前人后太惹眼，青年人的眼睛跟着她转……”这话用在姐身上也合适。姐虽然没有戏台上的小芹那么好看，但姐也到了惹人眼的年龄。按风俗，山里人订婚早，订的多是娃娃亲，特别是有权有势的人家，看上了谁家的姑娘，托个媒婆一撮和，选个好日子，扯几段布料子，办几桌酒席，彩礼一送，儿子的终身大事也就定下来了。山里的女娃，就这命。办了订婚仪式，比如今的人领了结婚证还认的真。
　　看上姐的人家是吕家洼的生产队长，他有一个比姐大三岁的儿子，名叫杨富魁。取了一个挺壮观的名字。也是上完了许家楼初小就自动停学了。富魁停学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脑袋瓜子的问题，队长家有的是钱。富魁初小四年连着留了三级，最后那年和姐在同一个班上。读完初小，富魁就如同孙悟空卸下了头上的紧箍咒，轻松了许多。任凭父母好说歹劝软硬兼使他是铁了心地不再上学。没办法，队长只好让他留在家中，给他安排个轻松的活，一年好赖也能混几个工分。唯一的问题就是赶紧得给儿子订门媳妇。十七岁，在那个时间的山村就是大龄青年了。
　　队长托媒婆进了我家门。媒婆一进门就没话找话地和母亲拉开了家常。媒婆说：“桂珍啊，吃早饭了吗？”对母亲说：“吃啦吃啦，老嫂子，今天你咋有空儿到我家串门啊。”“怎么，不欢迎啊？”媒婆笑着说。“哪敢不欢迎啊，我是说矮门小户的，你难得上我们家来一趟，觉着稀罕。”母亲笑着回答。
　　那天正好姐在家，媒婆的眼就在姐身上瞄过来扫过去，然后就说：“这就是粉青吧，刚来那会儿头上扎着个八八角，个头还没有桌子高哩，一转眼就成大姑娘了。今年多大啦？”母亲说：“十四啦。”“是该找个婆家啦。”媒婆说。母亲说：“不急，还小哩。再说，谁家肯要她哩。”母亲原本说的是客套话，却让媒婆接上了茬：“我给你家粉青寻个家，能中不？”“能中嘛，咋不中。”母亲满口答应着。媒婆又说笑了一会儿就走了。
　　没过几天，媒婆又来了。媒婆这回来直接了当地跟母亲把话挑明了。媒婆说：“有人看上咱家粉青了，让我来给你传个话。”“谁？”母亲问。“咱们的队长呗。”“队长？”“队长的儿子十七啦，在许家楼读四年级的时候和你家粉青是同班同学哩。”母亲知道，媒婆这回可是认真的。母亲说：“老嫂子，给孩子找婆家可是大事情，等他大回来了，我们得商量商量。”“那中，过两天我来听话。”
　　晚上，母亲跟姐把这事一说，姐的嘴巴就撅起来了：“我不同意。”母亲问：“咋不同意？队长家有个大院子，院子里有座大瓦房。”“谁稀罕！”姐跟母亲说：“在学校那会儿，一天光知道跟人打架，不好好学习，那么多同学中就属他的年龄大，回回考试都不及格。你知道同学们都咋说他的吗？”“咋说的？”母亲问。“同学们都说杨富魁，十几岁，土匪痞子打不退，各门功课都不会，年年升级就地睡。”母亲不再问姐。
　　父亲从伐木场一回来，母亲就跟他说起这个事。以往，对于家中的好多事情父亲从来都是听母亲的，这次也不例外，父亲问母亲：“那你的意思呢？”母亲说：“我不同意。”“粉青的意思呢？”“她也是不同意。”“那我也不同意。”母亲回头又问三哥，三哥说：“按说呢，这事情轮不到我说话，你和大要我说，我也是不同意。”鉴于我年纪小，母亲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按理说，一家人百分之百的不同意，事情就一定拉倒了。可结果却是相反，在父母的主持下，姐和她极不情愿的人举行了订婚仪式，富魁成了父母的女婿，哥的妹夫，我的姐夫。原因很简单，我家的住房原本就是队长家的，队长说了，要是不同意，你们一家子走人，离开吕家洼。离开吕家洼，还能上哪儿去呢？这就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唯一的选择就是妥协，委曲求全，将姐许配给杨富魁。所得到的，就是一家人可以在这三间瓦房里永远地住下去。
　　悲哀！贫穷的悲哀！虽说姐和姐夫日后也过成了和睦相处、儿孙满堂的一大家子，但这种因贫穷所付出的代价在一家人的心中打下了永久的烙印，以至后来在经济许可的条件下，我和三哥无休止地盖了一次房，又盖了一次房。
　　七十五
　　六十年代的山村，像三哥这样有文化的青年还是为数不多的，尽管三哥只读了两个月的初中。三哥的人勤快，人缘好，加上他的勤奋好学，很快就被两岔河大队任命为团支部书记。村里的乡亲们，谁见了都夸他有志气。有几户人家都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三哥做媳妇，只是碍于世俗的面子，不好意思开口。看着三哥的进步，母亲自然高兴，何不趁此良机给儿子订一门媳妇呢？要知道，他也是十七岁的人了，妹子都给人了，当哥的还是个光棍儿。母亲和父亲商量，父亲说：“你自己拿主意吧。”
　　母亲放出话一张罗，很快就有好几个说媒的上了门。母亲相中了一个叫秀兰的姑娘，是刘家沟口人。那天吃过晚饭，媒人又来了。母亲就跟三哥说给他订婚的事情，问他同不同意。三哥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三哥只说：“今晚上召开团员会议呢，我得到大队部去。”
　　媒人说母亲：“小孩子家懂个啥，你尽管给他办好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老一辈人传下来的规矩，什么时间改变过？”
　　母亲又问父亲：“你看呢？”
　　父亲说：“自古来就是老子欠儿子一门媳妇，儿子欠老子一副棺材。老子只有给儿子成了家，才算完成了他的任务，儿子也只有让老子入土为安，才算尽到了孝道。青海只要不提出反对的话，就是表示同意。”
　　“那就像这样给娃把婚订了？”
　　“订了订了。”媒人说。
　　三哥订婚的事就这样说定了。母亲先为秀兰扯了几身布料子，又找阴阳先生择了个好日子，送去了彩礼。那天，秀兰由她嫂子和姐陪着到我家来了，说是进门，看屋里。三哥却跑了个无踪无影，是姐费了大半天的工夫才把他从一个同学家找了回来。在媒人和母亲的相劝下，三哥才和秀兰见了面，相互交换了见面礼。三哥给了秀兰一块银元，秀兰给了三哥一支钢笔。吃饭期间，秀兰的嫂嫂对母亲说：“婶，再过个两三年，青海和秀兰就到了结婚的年龄，没个新房子住可不行。”
　　母亲说：“我都给队上写申请了，等新院宅的手续一批下来，咱就盖座新瓦房。”
　　还是房子的问题。
　　一九六五年八月，四清运动开始了，三哥被组织选拔加入了四清工作队。四清运动结束后，三哥就被安排到朱阳人民公社广播站。三哥成了有工作的人，在外面挣工资。村里人都眼气秀兰有福气，找了个好女婿。
　　七十六
　　毛主席“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这股烈火很快就烧遍了全中国。
　　许家楼初小也因此开始停课闹革命，我们年仅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在袄袖上戴着红袖章，成立了尖刀战斗队。整天不是在学校墙上、就是在大队部的院子里贴上自己胡乱涂抹的大字报，凭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揪斗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学校的校长被红卫兵监视起来了，尖刀战斗队要夺他的权。村里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也被“靠边站，滚下了台”。学生可以不读书，农民可以不种地，但唯一不能停止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搞阶级斗争，是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红卫兵整天就是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爆裂行动。”进行着“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活动。
　　回到家，母亲就问我：“你们学校不上课了？”
　　我说：“不上课了。”
　　“那学校的校长、老师都干些什么？”母亲问。
　　我说：“闹革命呗。”
　　“革命，咋个革命法？”母亲又问。
　　“学习毛主席语录，搞阶级斗争，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革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命，革一切封建迷信牛鬼蛇神的命。”我一说就是一大堆。
　　不知道我的话母亲是不是用心听了，但见她皱着眉头自语道：“革命，搞阶级斗争。可农民也得种地不是，不种地吃什么啊？小学生不读书怎么能成呢，许多做人的道理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都是从书本上学来的啊。唉——”
　　“您叹的什么气啊，国家的大事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管着哩，咱们只管跟着走就是啦。”我劝母亲。
　　母亲说：“听妈的话，从明天起再不要跟着那些人像这样胡闹下去了，学校不上课，咱们就呆在家里，把过去读过的书再读一遍。”
　　“不，我要革命！”我正气昂然、义正言辞地说：“您那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做官论，是复辟资本主义，是革命的对象。”
　　“你——”母亲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火辣辣地痛。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打我，要知道，从小到大母亲从来都不曾弹过我一指头。可这次……难道我真的做错了什么？我委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着，终于滚到了脸上。
　　母亲一下子把我搂抱住了，母亲含着泪说：“打疼了，是吧？”
　　我没有说话。
　　“听妈的话，要好好读书，只有学好了本领，才能更好地去革命，去建设社会主义和我们的家乡。”
　　我眼睁睁地倾听着母亲的教诲，看着母亲严肃的面容还是没有说话。
　　“过去，咱们家就是因为不识字……”母亲又为我讲起家史了。
　　母亲，是我心中至高无上的爱。母亲的话我不能不听，也不敢不听。第二天，我被母亲送到了大条荫的外公家。外公信佛教，但在这场席卷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只能夹着尾巴做人。眼皮子底下的字，外公认识几个。在外公家的这段日子，是外公帮着我又复习了一遍初小四年级的课程。
　　一直到一九六七年的署季，我才被送到犁牛河中学。学校逐渐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用当时的流行语叫做“复课闹革命”。学习的课程除了读报，学习毛主席著作、语录以外，就是简易的数学知识、军事体育、劳动等等，谁要是一味地钻研数理化，也是要受批判的，说是走白专道路。
　　学校里还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了舞蹈《北京的金山上》、小演唱《老两口学毛选》、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等，我在戏里面还饰演了一个小日本鬼子。每次星期天回家，我都会在母亲和乡亲们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才艺，最喜欢表演的就是《老两口学毛选》，那脍炙人口的唱段至今还萦绕于耳：
　　“……老两口学毛选，
　　学了一遍又一遍，
　　一字字一行行，
　　字字行行记心上。
　　老头子我挑战，
　　老婆子我应战，
　　为建设新农村看谁最领先。”
　　七十七
　　三哥还在公社广播站，很少回家的。那是个星期六早上，三哥刚吃过饭，公社的革委会主任就要三哥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说是有要紧的事情。
　　三哥进了主任的屋，就见屋子里还坐着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主任说：“青海，这是雒南县那边陈耳人民公社的革委会高副主任。他到咱们这儿来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红军在双驮岭上活动的情况。我知道，你是咱两岔河大队的，离双驮岭近，你们大队有些上年纪的社员对过去一定有所了解，所以公社就让你领着高主任到村子里采访一下。”
　　“行。”三哥满口答应。
　　主任说：“那就让高主任随你去吧，今天回不来的话，就歇在大队部，明天回来。”
　　三哥领着高主任来到自己的住室，高主任自我介绍道：“我叫高红卫，原来是陈耳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师，现在主管着公社宣传队的事。你呢，叫什么名字？”
　　三哥说：“我叫青海，是公社广播站的普通工作人员。”
　　“广播站，那也是搞文艺宣传的嘛。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文艺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我这次来调查红军在双驮岭上活动的情况，主要是想编写一部革命历史剧《风雪双驮岭》，以此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在这里浴血奋战艰苦创业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高老师。”三哥说：“听说你原来是教书的，我叫你高老师，你不介意吧？”
　　高主任说：“叫什么都成，都是革命同志嘛。”
　　“高老师要问双驮岭上的事情，你可是找对人啦，我伯父就住在双驮岭上。”
　　“你伯父？”
　　“伯父名叫王有子，官名王义祥。是你们雒南县陈耳公社陈村生产大队的。”
　　“那就是你伯父啊。”高主任笑着说：“前几天我们已见过他了，这部戏就是以他为原型编写的，主要体现了红军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昨天，我们又去了双驮岭一趟，没见着你伯父，听说是去秦岭那边的故县、豫灵一带找儿子去啦。所以我就到你们这儿来了。”
　　“我伯父找儿子去啦？”三哥说着就想起了那个叫王来虎的二哥。“他怎么就走了呢？”
　　“青海，没有别的事情我们就尽快上路，这曲曲弯弯的山路，远着哩。”高主任说。
　　“行，咱们走。”三哥说完，突然就想起了一件事，就对高主任说：“我也好几个月都没回家了，还有一个人得和咱们厮跟着回去，你稍等一会儿，我去叫她。”
　　三哥走进公社的供销社，朝着正在为顾客取货的售货员喊道：“西珍。”
　　那个售货员听了一抬头见是三哥，忙问：“有啥事？”
　　同柜台的是个上了年龄的男售货员，他知道这个名叫马西珍的姑娘和三哥的关系，就走过来说：“你去吧，我先替你值着班。”
　　马西珍感激地说：“谢谢叔。”
　　男售货员说：“去吧，去吧。”
　　走到背人处，马西珍问：“青海，什么事？”
　　三哥说：“我要回两岔河，咱们厮跟着回去吧。”
　　马西珍问：“怎么突然说回就回了呢，我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要不，你一个人先回去吧，这次我就不去了，下次吧。”
　　三哥说：“我这次有公差。你知道，广播站的人手少，假可不好请。你不是总念叨着要到我家去看看的嘛，多好的机会啊。”
　　“那我的假就好请啊？还上着班，说请假就请假，不是让领导为难吗？”
　　“你爸爸不就是供销社的主任吗，这点儿方便还是会给的。”
　　“太突然了。”
　　“走吧，走吧。”三哥催着：“屋里还有人等着哩。”
　　“谁？”
　　“山那边陈耳公社革委会的高主任。”
　　“那我就不去了。有人哩，多不好意思啊。”
　　“有啥不好意思的，他是生人，不知道咱们的关系。再说，陪着他调查材料是我这次的任务。”
　　“我不想去。”马西珍踌躇着。
　　“走吧，走吧。”三哥有点儿急了。
　　看三哥着急的样子，马西珍脱了口：“那我去跟爸爸请个假。”
　　“快去快回，我等着你。”
　　高主任见三哥领来了一个姑娘，就问：“青海，她是谁？”
　　三哥说：“和我同村的，是供销社的售货员。”
　　“也是回家？”
　　“回家。往日里总想回去一趟，可路远，一个人不方便。”
　　“那就赶紧走吧。”
　　七十八
　　到两岔河大队天就黑了，三哥领着高主任见了大队的革委会主任，安排好了派饭和住处后才领着马西珍回家。姐刚出嫁不久，我住宿在学校，家中就母亲一个人。母亲见三哥领着一个陌生的姑娘进了门，心里就起了疑惑。背过马西珍，母亲问三哥：“你引那姑娘是做啥的？”
　　三哥说：“人家是供销社的售货员。”
　　母亲又问：“你引着她回来干嘛？”
　　三哥说：“不干嘛，都在一块儿工作，我领着高主任来大队，她也就跟着来了。”
　　“哪个高主任？”
　　“山那边的，是陈耳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到咱们这儿了解当年红军在双驮岭活动的情况，公社的革委会主任让我领着他到咱村来。”
　　“那人呢？”
　　“住在大队部，大队革委会主任把吃饭住处都安排好了。”
　　“那人家姑娘晚上住哪？”
　　“就住咱家吧。大又不在家，让她和你睡一个炕上，我睡到那头屋里的床上。”三哥接着说：“妈，人家高主任要问双驮岭红军的事，你也一定知道的不少吧。”
　　“要问得去岭上见你伯父。”
　　“伯父人家都问过了，他们是想多见几个人，多了解一些情况，再以伯父为原型编一出戏。明天，我就领着高主任去采访一些村上的老年人。”
　　“你去村上，那人家姑娘咋办？”
　　“就在家陪着你呗，不行吗？”
　　“你真多事，大老远地把人家姑娘领到咱这老后山，有啥稀罕可看的。”母亲数落着三哥。
　　晚上，母亲和马西珍睡在一个土炕上，为了不让人家姑娘受拘束，母亲就没话找话地和她聊着家常。母亲问：“姑娘叫个啥名？”
　　“马西珍。”
　　“今年多大啦？”
　　“属龙的，今年十六啦。”
　　“家是哪里的？”
　　“老家是偃师的，现在落户在周家河。”
　　“听青海说，你在供销社里做售货员？”
　　“我爸是解放初参加朱阳供销社工作的，我初中毕业后，也就留在了供销社。”
　　话说的多了，便有一些随意，母亲就扯到了三哥。母亲说：“你还没对象吧，十六了，是找婆家的时候了。”母亲又说：“青海是十七岁那年订的婚，媳妇比他小两岁，名叫秀兰。现在单等着盖新房哩，等新房盖好了，就能给青海娶媳妇啦。”母亲越说越多，越说越刹不住车。马西珍那里早就不吭声了，耷拉着脸母亲也没有在意。
　　第二天一大早，马西珍就要下山。母亲问她咋啦？她不说。母亲只好去叫三哥，三哥还没有起床。等三哥起了床，马西珍早就不见了人影儿。是三哥追了好远的路才赶上的。三哥问：“你这是咋了，一句话不说就要下山。”
　　马西珍一扭头：“你心里明白。”
　　三哥说：“我心里明白，我心里明白个啥呀。”
　　马西珍还是要走，三哥硬是拦着。三哥说：“到底为了啥，你跟我说清楚。”
　　“好，我问你，有个叫秀兰的姑娘，她是你什么人？”
　　“她……”三哥张口结舌。然后说：“那是父母包办，不算数的。”
　　“可你母亲认她，我不愿意做第三者插足，破坏你们的美满婚姻。”
　　“那真是父母包办的，我扎根就不同意。”
　　“扎根就不同意，还能维持到现在？带着你的谎言见鬼去吧！”马西珍猛地推开三哥，大踏步地下了山。
　　三哥急得眼泪都流下来了。回到屋里，三哥问母亲：“妈，你都跟人家说什么啦？”
　　母亲说：“没说什么啊，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嘛。”
　　“那她咋能知道秀兰的事？”
　　“咋啦，自个儿的媳妇也怕人家知道？”
　　“妈——”三哥说：“我早都想跟你说了，我要退婚。”
　　“啥，要退婚？为啥？”
　　“不为啥。我就是要退婚。”
　　“好娃哩，都好几年了，到现在你跟人家说不同意，你要做陈世美啊？你不就是参加工作了，不在屋里干庄稼活了，有啥了不起的？”
　　“妈，和秀兰的事，一开始我就不情愿。”
　　“一开始就不情愿，你跟谁说你不情愿啦？”
　　“可我也没有说我情愿。”
　　“那咱家花了那么多的钱咋办？退了婚，还不让村里人戳着脊梁骨地骂我们，这婚退不成！”母亲的态度很坚决。
　　“妈，这是婚姻，这是要和人家过一辈子的。现在是新社会了，提倡的就是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强扭的瓜不甜。我和秀兰原本就没共同语言，更谈不上爱情啦。”
　　“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这多像自己和换子结婚时桃蕊说过的话啊！难道青海是对的，自己错了？
　　“什么爱情不爱情的，妈不懂！你长大了，翅膀硬了，妈说不过你。从今往后，你的事妈再也不管了。”母亲就这样结束了和三哥的争吵。
　　七十九
　　翻过了一岭又一岭，串完了一户又一户。三哥虽然走在高主任的前面，却总是焉不唧无精打采的样子。高主任说：“青海，今个是咋啦，像个霜打的茄子。”
　　三哥摇摇头说：“没什么。”
　　高主任说：“这可不像个年轻人的样子，你不记得毛主席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吗，‘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听着高主任的话，三哥什么也不说。
　　高主任继续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一定遇上了什么不顺心的事。”
　　“这个高老师，观察人还挺细心哩。”三哥在心里这么说，嘴上还是不吭声。
　　三哥不说话，高主任也不再说什么。他们一前一后行走在山间的土路上发出踢踏踢踏地声响。
　　三哥还在想着马西珍的事，一大早连饭都没吃就下山了，几十里山路哩，咋能让人家一个人走呢？都怨妈，有啥不能说的，偏偏要说秀兰的事。也怪自己，咋就没有提前跟马西珍把话说透呢，总怕伤了她的心，你瞧，怕怕处有鬼哩。结果还是伤了她的心。她这一生气，不会不理我了吧？要知道，从他们相互爱慕走到今天多不容易啊！
　　“是这家吗？”高主任问。
　　三哥一抬头，果然就到了要找的那户人家。“就是，就是。”三哥说。
　　坐在被采访的人家屋里，高主任和主人都谈了些什么，三哥一句也没记住。他还在想着，晚上回到家母亲还要刨根摸底地去问，自己又该如何回答？还有，明天回到公社，该怎么样向马西珍解释？
　　“青海，咱们走吧。”高主任说。
　　“问毕了？”三哥问。
　　“问毕了。”高主任说：“这回该到你家去了，见了你母亲，说不定还能采访到更精彩详实的东西呢。”
　　“高老师，你能帮我个忙吗？”三哥说。
　　“帮你什么忙？”高主任问。
　　“帮我劝劝我母亲。”
　　“劝你母亲，发生什么事了？”
　　在三哥看来，现在能帮他的就只有眼前这位高主任了。高主任是干部，做过教书先生，懂得道理多。母亲平时就喜欢能识文断理的人，他的话，母亲一定会听的。于是，三哥就将他和马西珍恋爱的事，以及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给了高主任。高主任听完就笑了：“昨天我都看出来了，你们两个不是一般的关系。”高主任又说：“这事你放心，就包在我身上了。”说话间就到了家门口，三哥“妈，妈”地叫着，母亲就从屋里走出来了。
　　“妈，这就是我给你说的高主任。”
　　“高主任，屋里坐。”母亲说。
　　“大婶好，打搅您了。”高主任客气地回答着。
　　“我听青海说了，你不是要了解当年双驮岭上红军的事吗，凡是我知道都告诉你。”
　　“大婶，红军的事等一会儿说，咱先唠点别的。”
　　“唠点别的？”母亲不知道这个高主任要跟她唠什么。三哥知趣地走出了门。
　　“唠点你家青海的事。”
　　“我家青海有啥好唠的？”
　　“大婶，你看过《小二黑结婚》吗？”高主任问。
　　母亲说：“看过，看过，老早就看过。”
　　“你看过《梁秋燕》吗？”高主任又问。
　　母亲说：“看过，看过，刚解放那会儿村里演过好几回哩。”
　　“它们都是反映农村青年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的故事……”
　　门外的三哥一听吐了吐舌头，这个高老师，果真有两下子。
　　八十
　　过了三个月，高主任给三哥来了一封信，说是《风雪双驮岭》剧本編写成了，而且已经由陈耳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排演，定于八月二十日在公社大礼堂首场演出。在信中，高主任特别邀请三哥前去观看。由于是以伯父为原型编写成的戏剧，三哥就非常想去欣赏一下，就特意向公社广播站的站长请了三天假。当天三哥就回到家，那时间，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水泥路可以通汽车，只能徒步行走。因为正当暑假，三哥回来的另一个意思就是要引着我去。当然，这还要看母亲同意不同意。
　　三哥把这事跟母亲一说，母亲思量了一下说：“让周海去一下也行，可以让他从中受受教育，只是这么远的路，我怕他吃不消。”
　　我一听说是看戏，自然非常地愿意，便对母亲说：“妈，没问题，我能吃得消。”
　　三哥说：“我想顺便先到双驮岭的伯父家去一趟，还可以和二哥厮跟着去，多一个人就少一份寂寞，路上还可以相互照顾。”
　　母亲说：“青海长大了，想得挺周到，这样更好。”母亲又说：“今天晚上，你们可以歇在伯父家，到了明天再赶早走。”
　　去陈耳看戏的事就这样说通了，吃过晌午饭我和三哥就上了路。到了双驮岭已是后半晌。穿过周围的庄稼地，还是那几间茅草屋站立着，显得有些孤零零地。不见伯母，也不见伯父和那个叫王来虎的二哥。
　　门虚掩着，三哥轻轻地推开了门扇就进了屋。伯母躺在土炕上，一副病怏怏的样子，见我们来了，眼皮儿睁了一下就又闭上了。
　　“伯母，您咋啦？”三哥问。
　　好大一会儿，伯母才回答说：“不咋，美美哩，你们俩咋上来了？”
　　三哥没有回答伯母的话，而是问：“伯父和二哥呢？”
　　“你伯父去地里了。”伯母说。
　　“那二哥呢？”三哥又问。
　　“死啦。”伯母冷冷地说。
　　死啦！三哥不敢再问了。我们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不知该再说一些什么。伯母慢慢起了炕，走出了房门。好大一会儿后，伯母又回到了屋里，回到屋里就又倒在土炕上。紧跟着，伯父就进门了，我们猜想到，刚才伯母是去喊伯父了。
　　“你们俩上来了。”伯父问了我们一句，表情看上去很淡漠。我们猜不出这是为什么。
　　“来，咱们到外面去。”伯父说着出了屋门，我们就跟在他的身后边。和屋子里面那种令人窒息的感觉相比起来，屋子外面就敞亮多了，我们深深地吸了一口山间清凉的空气，心里舒服至极。
　　“说，有啥事？”伯父问。
　　“伯父，二哥呢？”三哥又问。
　　“走了，那次走了以后就再也没回来。”伯父的语气中不乏一种无奈的伤感。
　　这时候三哥突然就想起来了，高主任当初说的“你伯父找儿子去啦”这句话。原来伯父没儿子啦。我们总算明白了，伯父伯母萎靡不振垂头丧气的真正原委。我们不知该怎样去安慰伯父。
　　“快说，到底有啥事？”伯父又问。
　　“陈耳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了一出以你的事迹为原型的戏剧《风雪双驮岭》，明天晚上在公社大礼堂首场演出，我原想让二哥和我们一块儿去看的，可……”三哥不说了。停了好大一会儿，三哥又接着说：“伯父，要不明天你和我们一块儿去看戏吧。”
　　“我不去。要去你们两个明早厮跟着去，我送你们一程。”
　　晚饭是伯父做的，是热了锅里剩下来的玉米粥。伯父给伯母盛了不满一碗，也不知伯母吃了没有。当天晚上，我和三哥就歇在原来二哥的房里，因为伯父伯母失去儿子的不幸，也让我们俩的心情格外的沉重，什么话也不想说就睡了。
　　伯父早早就熬好了粥，我们一起来就有饭吃。吃了饭，伯父送我们往陈耳走去。记忆中，到了陈耳，高主任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他领着我们在公社的食堂里吃饭。公社食堂的饭真好吃，馍雪白雪白地，还有炒熟的白菜。想必在外面工作的三哥对这样的饭菜是不甚稀罕的，可我却觉得像是到了共产主义。这时候我就明白了参加工作有多大的好处。
　　高主任告诉我们说，今天晚上演出《风雪双驮岭》的戏取消了，因为雒南县革委会来了领导干部，临时改成了上演《智取威虎山》。我和三哥一听顿时就丧气了，《智取威虎山》我们在朱阳和犁牛河都看过好几遍了，想不到跑了几十里山路却落了个空。
　　晚上，高主任安排我们住在公社的招待所。第二天，我们没有去双驮岭，直接回了家。我们把二哥出走的消息告诉给了母亲。母亲说：“这个王来虎，咋能这样呢？你伯父伯母当初救了他，把他看成金豆子。如今长大了，你伯父伯母老了，他咋就走了呢？这个狼娃子！没良心贼！”
　　后来，我们才渐渐明白了其中的一些蹊跷：那次，二哥和伯母吵了嘴，二哥一气之下出了门。出了门，这才感觉到山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二哥再也不想回山里了，在故县，他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