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松树开花》（连载八）

　　六十一
　　桃蕊真的到寨沟脑来了，这是母亲没有想到的。
　　桃蕊来时就她一个人，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马，顺着沟底的路一直到了寨沟脑，寨沟脑没有房舍，只有几座原来的土围墙。桃蕊把马拴在一棵树上，就“大姐，大姐”地叫开了。
　　母亲还坐在石窑洞里，听到叫声就赶紧出了窑门。母亲看见了栓在树上的那匹枣红马，看见了身穿军装、腰挎盒子枪的桃蕊。
　　“大姐。”桃蕊也看见了母亲，微笑着走了过来。
　　“桃蕊。”母亲叫了一声，飞快地迎了上去：“你果真来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
　　“我能不来吗，忘了谁也不能忘了救我命的大姐啊。”桃蕊说着就笑了，笑得满脸的灿烂。
　　“走，往屋里走。”母亲这样说着，扭头看了一眼这座让她和孩子们赖以生存的石窑洞，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你看，就住这，让你见笑了。”
　　“穷苦人家，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桃蕊说。
　　进了石窑，屋里一片黑暗，炊烟灯火把石窑的顶端和四周熏得黝黑。简易的地铺，简易的锅台和灶具，地铺的一头放着一只母亲出嫁时的木箱。“大姐，咱们还是坐外边吧，宽敞些。”桃蕊说。“行。”母亲答应着，抱起了坐在地铺上的三哥出了门。
　　天然的石墩成了母亲迎接客人的坐凳。桃蕊拉着三哥的小手说：“孩子多大了？”
　　母亲说：“三岁了。”
　　“那天，你不是还领着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吗？”桃蕊又问。
　　“去坡上放牛了，前几天乡里开会分地主老财的东西，家里分了两头牛。”
　　“没有分别的东西？”
　　“还有一袋小麦。别的东西我没要，离家这么远，太沉了。两头牛驮着那带麦子我就赶回来了。”母亲说着就笑了。
　　“大姐，你比那时老多了。”
　　“谁想老啊，可不老不行呀，都是让这穷日子给折腾的，熬煎的。”
　　“往后就好了。”桃蕊说。
　　“唉，桃蕊，你是不是不叫桃蕊？那天在犁牛河开会，我见人家都喊你郭主任。”
　　“我原来的名字就是叫桃蕊。后来我和丈夫去延安参加了革命，到了那里首长为了我们工作的方便，给我又取了一个名字，叫郭香梅。后来就一直这么叫着，没有改。”
　　“那你家那口子呢？”
　　“在县里呢。”
　　“你们可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多让人羡慕啊！”
　　“大姐，你也不能一个人领着孩子像这样过下去啊，山里的庄稼不好做，收收种种锄锄刨刨地没有个男人可不中。”
　　“怎么，我的事你都知道了。”
　　“你的遭遇山下边村子的人都知道，都说你命苦，还要强。大姐，听妹子一句话，找个男人吧。别让旧社会那些封建传统的东西束缚住了你的精神头脑和手脚，新社会了，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什么从一而终，什么三从四德统统地见鬼去吧。人活着一辈子，该抗争的时候就要和命运抗争，该享受的时候就要尽情地享受幸福生活，别委屈了自己。”
　　桃蕊的这些话说的母亲心里暖暖的，她真的很佩服桃蕊，她咋就懂得那么多呢。
　　“可我，就是迈不过眼前面的这道坎。”
　　“勇敢一点吧，风雨过后是彩虹，好日子在等着你呢。”
　　“过去，大和好几位亲戚都跟我提起过这事，让我给拒绝了。”
　　“大姐，不瞒你说，这次我主要就是为这事来的。你那次帮了妹子的忙，妹子也要帮姐姐一回，做姐姐的月下红娘。”
　　“我……”
　　“别不好意思了，在山那边的村子里，我已经给你物色了一个人，绝对的贫农，三十多岁了还是光棍一个，人老实，正派，干起活来有模有样的。家中兄弟四人，他是老大，名叫胡换子。”
　　“是他？”
　　“怎么，你们认识？”
　　“以前，大领着他帮我家干过活，大跟我说让他到我家里来，我没同意。”
　　“是他的人品不好？”
　　“不是。”
　　“是他的相貌丑陋？”
　　“也不是。”
　　“那是什么？”
　　“什么也不是。”母亲说着说着就笑了，桃蕊也跟着笑了，爽朗的笑声荡满了整个山沟沟。
　　六十二
　　入夜，幽静的山谷悄然无声，偶尔传来几声野兽的嚎叫和野猫子的叫声让人不寒而栗。
　　待大哥和三哥睡熟了以后，母亲独自出了石窑，然后向一个令她悲伤和牵挂的地方走去。这地方就在石窑口向南的沟下方，三十丈开外，那是父亲的坟地。
　　一堆篝火燃在父亲的坟头，映红了母亲饱经风霜布满憔悴而又不失俊俏的脸庞。母亲跪在父亲的坟头，从随身带来的竹篮中拿出了一张张白纸，一踏踏纸钱投向眼前的篝火之中。纸钱燃烧着，火苗越烧越旺，母亲的脸被烤得通红通红。母亲的脸上有一种就像早年第一次和父亲亲吻拥抱时的那种发烫。纸钱的灰片儿在母亲的眼前盘旋着，飞舞着久久地不肯离去。仓娃，这是你不散的灵魂吗？你知道我来看你了，对不？母亲在心中默默地念叨着，可我，我要做对不住你的事情啦，你能原谅我吗？
　　纸钱燃烧着，火苗更旺了。纸钱的灰片儿依旧在母亲的眼前飞舞着，盘旋着。仓娃，以前好多人劝我我都不听，我不要其他的男人，我生是王家的人，死是王家的鬼，我张桂珍一生一世都是你王仓娃的。这曾是我的誓言。可我，如今怎么就动摇了呢？那是因为你在世时心里头一直崇拜着的共产党、新四军胜利了，建立了新社会；那是因为区里的妇救会主任桃蕊开导了我，教育了我。“妇女要革命，翻身得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这都是新社会的新名词，你就听听吧，听了以后也好好的想一想，想通了再给我一个准信儿，行吗？
　　纸钱燃烧着，火苗依旧很旺。纸钱的灰片儿依旧在母亲的眼前边飞舞盘旋，母亲的脸庞依旧通红通红地发烫。仓娃，我不知道我还应该给你说些什么，但你尽管放心，我会把咱们的孩子养活大的，让青山去学校，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即使有人踏进了咱家的门槛，你依旧是我心中永远的牵挂！
　　篝火渐渐的熄灭了，纸钱的灰片儿也飞得无踪无影。母亲仍泥塑般地跪在父亲的坟头没有起来。她真的不知道父亲能不能原谅她，会不会恨她？
　　“大，原谅母亲吧。我也是你的儿子。”这是好多年以后，我在听到母亲的这段追述，设身处地做出的第一个反应。父亲，你若在天有灵，会听得到的，也一定会永远原谅母亲的，对吧。
　　六十三
　　后来，区政府的妇救会主任桃蕊又来了寨沟脑一趟，还是骑着马，挎着枪。这回，没等她下马母亲就看见了她，就跑了过来牵住了马笼头。
　　“大姐，想通了吧？”桃蕊开门见山。
　　母亲说：“你是领导。常言说官大一级，压倒泰山哩。你的话我敢不听吗。”
　　桃蕊说：“共产党可是讲民主的，这事情我不逼你，我要是逼你，那可就犯官僚主义啦。”
　　“啥叫官僚主义？”母亲听不懂桃蕊说的这个新名词。
　　桃蕊说：“犯官僚主义就是不听群众意见，是犯错误哩。”
　　“那我可不敢让你犯错误。”母亲笑着说。
　　母亲又接着说：“妇救会都是为了咱们妇女们好，我听你主任的，想通了。”
　　“想通了好。”桃蕊说：“胡换子一会儿就来了，他来了你们再好好的谈一谈。”
　　“他一会儿就上来了？”母亲一听就慌了：“他来了，我跟他讲啥哩？”
　　“想说啥就说啥呗。”
　　“我，什么也不想说。”
　　“大姐是嫌我碍事吧，那我马上就走。”桃蕊风趣的逗母亲。
　　“哎呦，你万不敢走。你没听人说过，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人事不成。你可是答应过的，要做大姐的月下红娘。说真的，有一些话还是当面讲清楚的好。”
　　“那你，就和他讲清楚吧。”
　　“不，我这话只能讲给你听，你再告诉他。他答应了这些条件就成，不答应就拉倒。”
　　“那好，你现在就说给我听听。”
　　“第一条，他必须倒插门，我可不带着孩子上他家去。”
　　“第二呢？”
　　“第二条，他得改胡姓王。”
　　“改胡姓为王姓。还有呢？”
　　“第三条，不管以后的日子有多艰难，都得供孩子上学。”
　　“大姐，你提的问题可是挺尖锐的，等一会儿他来了，我就和他商量商量。”
　　“妹子，这几条可是没啥商量的余地。还是那句话，他点头同意了就成，不同意就拉倒。”
　　“他不同意，我就不给他办结婚证。”
　　“啥子叫结婚证？”母亲又不懂了。
　　桃蕊解释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出台了新的婚姻法，一男一女两个人要结婚过日子，首先得领到政府部门颁发的结婚证书。只有领了结婚证，妇女的人身权利才会得到保障，男人就要担当起一个丈夫的责任。”
　　“这么麻烦啊。”母亲说。
　　“还不是为了咱们妇女们好，新社会了，再也不能向过去那样，拿咱们妇女不当人。”
　　正聊着，大哥放牛回来了。
　　大哥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就是母亲认识的那个区里的妇女干部。大哥站在那里不说话。
　　“来来来。”桃蕊招着手要大哥往她跟前走，同时问母亲：“孩子叫什么来着？”
　　“叫青山。”
　　“噢。青山，来，姨问你个事。”
　　大哥还是低着头不敢说话。
　　“孩子从小没见过世面，害羞哩。”
　　“青山，姨问你个事，给你再找一个大来帮你妈干活，中不？”
　　桃蕊一下子提出了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大哥真不知说什么好。
　　“你不问他了，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
　　这时候，胡换子就顺着沟底的路上来了。大哥一见来了个生男人，一下子跑到山坡上去了。
　　母亲低着头再也不说话。
　　“郭主任。”胡换子叫桃蕊。
　　“换子，你来了。走，咱们到一边去，我问你几个问题。”
　　母亲知道桃蕊要问胡换子话了，就自觉地回到了石窑里。
　　也许母亲提出这几条过于苛刻吧，胡换子一下做不了明确的答复。要知道，他们胡家在两叉河东高也是大门大户的人家，他也是有父母有兄弟姐妹的人，哪能随意的信口雌黄呢？
　　“大姐。”桃蕊喊出了母亲说：“我和换子厮跟着下去了啊。”
　　“那……”桃蕊领着胡换子就这么走了，弄得母亲心里很不是滋味。是失落呢？还是惆怅？反正啥事儿也没心思去做。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桃蕊再也没到寨沟脑来过，兴许是调到别处去工作了吧。最后，胡换子还是外公领着来到母亲的身边，外公对母亲说：“你提的那三条人家都答应了。”
　　就这样，胡换子——我的亲生父亲从此走进了母亲的生活。父母亲清楚地记得，那天是公元一九五零年的元旦。
　　六十四
　　父亲的到来，寨沟脑这个家才得以像个家。父亲肯干，田间的活他全包了，母亲的负担自然减轻了许多。父亲又在原有的房基地盖起了几间草房。外公、外婆常从大条荫过来看望母亲。偶尔，伯父也会从双驮岭上下来，看望他的两个侄儿。一切都在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中走过。
　　一九五一年，大哥十三岁。十三岁的大哥终于可以读书了。这是（仓娃）父亲的遗愿，也是母亲和父亲成婚时的承诺。父亲付诸诺言，他和母亲厮跟着把大哥送到了寨沟口外面的鱼仙河小学。
　　学校离寨沟脑远，每天来来回回地跑不是个办法，只有让大哥寄宿在学校，一个星期回家一趟。因为寄宿，家中每个月要给学校灶上交三十斤口粮，其中十斤麦面，十斤玉谷面，十斤玉米糁，另外还要交一块五毛钱的伙食费。听了这些，父亲便皱了皱眉头。
　　“怎么，不愿意啊？”母亲问。
　　“谁说不愿意啦。”父亲说着看了一眼腆着肚子的母亲。
　　“看你眉头子皱的一脸熬煎相。我知道，一家四口人的担子全压在你的肩上，搁谁都熬煎哩。”
　　“再艰难咱也得叫娃读书，只要咱娃长大有出息，再苦再累我也情愿。”
　　“这还像个人话。”母亲说着就笑了。笑着的母亲又打趣道：“你没听人说，光棍光棍你甭乍，一个婆娘两个娃。咱这眼看着就三个啦。”
　　听着母亲的话，父亲张了张嘴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用手搔了搔头皮，不出声地笑了。
　　农历四月，母亲生下了姐，取名粉青。
　　父亲肩头上的担子更重了。
　　六十五
　　在同年级的学生中，就属大哥的年龄大。鉴于母亲和父亲供他读书的不易，大哥也就格外地用功，仅一个月后，教书的先生就让大哥跳级去读二年级。大哥把这事告诉了母亲父亲，他们自然是高兴地不得了，觉得自己的苦没白吃，罪没白受，大哥给他们挣回了脸面。每次往学校里送口粮，父亲的脚步都铿锵有力，路过鱼仙河村时，就有人指着父亲说：“这就是寨沟脑住的那个王换子，那个叫青山的娃学习可好了，每次考试总得高分。”“听说一年级还没上几天就直接上了二年级。”“这娃，长大了说不定都是干什么的。”众人羡慕的话听得父亲心里头暖烘烘地热，胸脯儿挺得更高了。
　　父亲和母亲一样，对大哥亲，对三哥亲。可大哥的心里总有些别扭，看着现如今的父亲不如看着过去的父亲那样顺眼。而父亲，看到大哥对他的生分，也就表现着一种不甚满意。每个星期天，大哥都要去大条荫。也许在外公和外婆那里他那颗失去父亲受伤的心灵才能得到一点儿安抚。大哥也去双驮岭，大哥去双驮岭的目的是想看伯父屋顶上的那面五星红旗。伯父是怎样得到这面五星红旗的呢？大哥不知道。大哥曾几次想开口问伯父要了那面红旗，把它插在寨沟脑自家的屋顶上。可是他没敢，他知道，那一定是伯父的命根子，每次和二哥王来虎在双驮岭的山坡上放牛，大哥总是怔怔地望着那面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发呆。这个时侯，他还会想起自己做过的那个梦，那红透了漫山遍野的松树花就是从双驮岭上这面五星红旗开始的。
　　这年，犁牛河成立了中心乡，两叉河、鱼仙河都成立了农业生产初级社。初级社下分生产队，早期称为互助组，就是要庄户人家联合起来互助合作做庄稼。到了这会儿，又把大家的耕地集中到一块儿，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被称之为社员，集体的山坡、耕地由全社的社员共同管理，共同生产劳动。到了夏秋收获的季节，再根据社员个人出勤劳动所挣得工分分得夏粮和秋粮。年终还是根据每户社员全年工分分配集体的经济收入，大家称之为分红。就在这年，大哥上了四年级，还当上了学习班长。
　　犁牛河中心乡的乡长到鱼仙河农业生产初级社检查生产进度，中午饭就安排在学校的灶上。在这里，乡长见到了在学校伙上吃饭的大哥，乡长问校长：“这娃是谁？怎么也在灶上吃饭？”校长说：“他叫王青山，住在寨沟后面的沟脑，离学校远，来来回回的极不方便。他的父母又急切的想让他读书，就送来了，搭上了学校的伙食。”看着大哥一副英俊且又成熟的样子，乡长又问：“他今年多大了？上的几年级？学习成绩好吗？”校长说：“今年十六了，上的四年级，一直担任着学习班长哩。”校长接着又说：“深山里的孩子，旧社会上不起学，新社会有读书的条件了，交通却不方便，到了入学的时间就都十多岁了。王青山聪明好学，刚入学没几天就跳到了二年级。”乡长又问：“他家什么成分？”校长说：“贫农。他父亲就是在一九四八年让国民党军队给炸死的。后来他母亲就又招了个男人。”“啊。”乡长点了点头明白了。
　　大哥被叫到了校长的住室，乡长就在校长的屋里头。大哥不知道校长叫自己做什么，双脚立正站着不说话。这时候校长就出门走了。乡长问：“你叫王青山？”大哥说：“嗯。”“住在寨沟脑？”“嗯。”“家中是贫农成分？”大哥还说“嗯”。“你的亲生父亲让国民党军队给炸死了？”也许乡长这回的问话触及到了大哥的疼处，大哥再也没有嗯，低着头不说话。“想不想参加革命？”“想。”大哥回答的很干脆，大哥又说：“可我又不会革命。”“不会革命？”乡长听着就笑了，就说：“不会，只要你参加了自然就会了。回去跟你大你妈商量一下，下个星期我来听你的回话。”“嗯。”大哥点了点头。
　　乡长走了，校长就进来了。校长问大哥：“王青山，乡长刚才跟你说什么了？”怎么，他是乡长？！大哥心里吃了一惊，继而赶紧回答校长的问话：“乡长要我参加革命。”校长说：“那是好事啊。”大哥又说：“可我又不会革命。”校长笑了：“参加革命就是参加工作，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干事情。”大哥明白了：“干事情，那我会。叫我干什么都中。”
　　能工作，就有饭吃了，就不用父母去供我上学了。大哥的心里头自然很高兴，他唯一担心的是母亲不让他工作，还要他上学。
　　这个星期回到家，大哥就先对母亲说了。母亲问：“那你不上学了？”大哥说：“人家乡长说了，工作了以后还可以学文化，这就叫在革命中学习革命。”“净耍贫嘴。”母亲说。大哥又说：“你看，咱家现在一共五口人，弟弟妹妹又小，我参加工作了还可以减轻你和父亲的负担。”母亲说：“这事得跟你大说说。”大哥一听不高兴了：“我不跟他说，你跟他说。”母亲说：“你说，你大是老虎是狼，他还吃你哩？”
　　见了父亲，大哥是憋足了劲才开的口：“大，我想跟您说件事。”父亲说：“说吧。”“我要去参加工作。”“参加工作，参加什么工作？”“乡长说是革命工作。”“那你不上学了？”“不上学啦。”“那你得跟你妈说，你妈点头同意了你再去工作。”“你是我大哩，我得先跟您说一声。”大哥这回可是撒了个大谎，他是想让父亲高兴。
　　大哥再也没说什么，父母亲在一起自然要合计合计，然后由母亲跟大哥说：“你大同意了，你就去工作吧。只是不管到了哪里，都不许给咱王家丢人，要对得起咱家的祖宗，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
　　大哥点头说：“请大、妈放心，儿子会干好工作的。”
　　后来，父亲和母亲去鱼仙河的村子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大哥干的是犁牛河乡的通讯员。
　　六十六
　　大哥一走就是一个多月，把父母亲都给想死了，不知道他在外边吃的饱不饱，睡的好不好，工作累不累？一个从没有出过远门的娃，咋就这么长时间也不回来一趟呢？这真是应了那句古话：儿出门，母担忧。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收完秋，种罢麦，母亲就和父亲商量说：“得去看看青山哩。”
　　父亲说：“去时给娃蒸几个油包子，带几斤今年的新核桃。”
　　“不给他拿，这个王八羔子，没良心贼。”母亲虽如此地骂着，但心里还是想着，哪能空着两手去看儿子。儿子现在可是公家的人了，就像那个桃蕊妹子。再说，还有乡里的好多干部，什么也不带不是给儿子丢人吗？
　　一大早，母亲就忙开了，从瓦瓮里挖面，从油罐里倒油，又是烧水又是和面，一直到大半后晌，油包子馍总算出了锅。三哥见了忙用手去抓，被母亲一巴掌打得缩了回去。“要吃，捡那几个不好的吃（裂开缝的、外形不端正的）。”“那还不一样。”三哥说。母亲说：“那是要拿着见人哩，咱吃，好赖都是一个味。”
　　正说着，大哥就进门了。
　　“妈。青海。”大哥叫道。
　　“青山。”母亲一回头就愣住了，埋怨道：“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我能不会来吗？只是工作太忙了，走不开身，咱家这么远，回来一趟就得耽误工作哩。”
　　“哥。”青海叫了一声。
　　“唉，哥都想死你啦，来，让哥抱一抱。”大哥说着就抱起了三哥。
　　“哎呦，咋长得这么快呢，哥都快抱不动你了。”
　　“好了，好了，你快把他放下来。”母亲说：“刚出锅的油包子馍，饿了就先吃一个，然后到山坡上接你大去。”
　　“大到山坡上弄啥去了？”大哥问着话的同时就从箅子上拿了一个油包子吃了起来。
　　“别吃别吃，妈不让吃好的。”三哥忙嚷着拦大哥。
　　“咋不让吃好的？”大哥问。
　　三哥说：“妈说留下那些好的，要见人哩。”
　　“见啥人哩？”大哥又问。
　　母亲说：“见啥人哩，还不是不见你回来，我和你大说好了，蒸几个油包子去看你。”
　　“这下我回来了，就不用去看啦。青海，你也吃。来，咱俩先分一个。”大哥说着给三哥掰了半拉子。
　　“油包子真香。”大哥说。
　　“真香，好久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油包子啦。”三哥接着说。
　　母亲坐在炕头，怀抱着姐，看着两个儿子狼吞虎咽的吃相，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吃过晚饭，大哥打开了自己的背包，掏出了一大包东西，双手递给了父亲：“大，这是我给你买的。”
　　父亲接过包问：“什么东西？”
　　大哥说：“大众牌香烟。”
　　父亲说：“花那个钱做啥，咱抽旱烟叶子就中。”
　　大哥说：“现在乡里干部都抽这个，我就给你买了两包，每包十盒。”
　　回过头来，大哥又掏出了一个纸包。
　　“这又是什么？”母亲问。
　　“你猜猜看。”大哥说。
　　“我猜不着。”母亲说。
　　“别卖关子了，快告诉你妈，别让你妈着急。”父亲说。
　　大哥不说话，一层层的打开纸包，然后一抖搂就有一张彩色的画像展现在一家人的面前。
　　“这是谁？”一家人异口同声的问。
　　“毛主席。”大哥说。
　　“毛主席！”一家人意味深长地重复着这三个崇高的字眼。
　　大哥接着说：“他就是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新四军、解放军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毛泽东主席。”
　　“往后，我就把它贴在咱家堂屋的正中墙上，我要天天看着他、崇拜他。”母亲眼含着泪花儿说。
　　大哥又打开了一个纸包，然后又是一抖搂，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立即就映红了整个土屋。
　　“五星红旗！”一家人再次异口同声。
　　“这和双驮岭伯父家屋顶上的五星红旗一样，是我们国家的国旗。”
　　“国旗！”
　　“大，妈。”大哥接着说：“明天一早，我就把这面五星红旗插在咱家的屋顶上，我要让寨沟的沟沟坎坎都红起来，就像我梦中那些松花儿。”
　　“咱们一家人盼着松树开花盼了几十年，现在终于开花了。松树开花了，咱们山里人往后就有好日子可过了。”
　　母亲又流泪了，那是激动的泪，那是幸福的泪。
　　六十七
　　这一夜，父亲睡在另一个屋，大哥和母亲睡在同一个土炕上。麻油灯闪着光亮，三哥睡着了，姐睡着了。只有母亲和大哥还在掏着心窝子说话。
　　“告诉妈，在乡里工作顺心不？”母亲问。
　　大哥说：“顺心，就是有点忙。”
　　“那今天咋就回来了呢？”
　　“今天是国庆节啊。”
　　“啥叫国庆节？”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立了！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
　　“啊，我知道了。”母亲接着又问：“青山，在乡里，没有忘记学文化吧？”
　　“忘不了。每个星期都有两次政治学习和两天文化学习。”
　　“啥叫政治学习啊？”
　　“就是学习党中央和上级政府下达的文件，学习报纸上的一些文章，都是讲国家大事和国际大事的。”
　　“啥是国际啊？”
　　“国际就是世界其它国家的事情。”
　　“其它国家的事情你们也要管啊？”
　　“不是管，是要知道。”
　　“啊。工作了真好，懂得也多，不像妈一辈子个睁眼瞎子，啥也不懂。”
　　“妈。”
　　“嗯。”
　　大哥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了几张纸币：“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二十块钱。”
　　“给我做啥？你拿着吧，在外面用钱的地方多。”
　　“你就拿着吧，该留的生活费我都留下了。”
　　“好，妈就替你收拾着，等日后娶媳妇时再用。”母亲接着又说：“听妈的话，在外面可别委屈了自己，身子骨是顶要紧的。”
　　“妈，吹了灯吧。怪费油的。”大哥说。
　　“先别吹，吹灭了灯妈就看不着你的脸了。就像这样亮堂着，妈还有话要说呢。”
　　麻油灯依旧闪着光亮。
　　“妈，想说啥，你就说吧。”
　　“青山，你回家来了，干嘛还带着枪呢？”
　　“妈，领导说了，这就叫人不离枪，枪不离身。刚解放没几年，怕敌人破坏捣乱哩。”
　　“青山，你会放枪吗？”
　　“会，做个革命战士，不会放枪哪能成啊。在外面每天除了工作学习以外，还要搞军事训练，搞文艺活动。”
　　“啥叫文艺活动。”
　　“就是唱歌、跳舞、扭秧歌什么的。”
　　“那你也会唱歌啦。”
　　“会唱。”
　　“会唱什么歌？”
　　“东方红。”
　　“东方红，这歌名听着新鲜，你就给妈唱一段，让妈听听。”
　　“妈，大半夜了，大和弟妹都睡了。”
　　“你就唱吧，小声点，妈想听。”
　　“想听我就唱给您听。”大哥说完就轻声的唱开了：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主席，爱人民
　　他是我们的带路人
　　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嗨哟
　　领导我们向前进
　　共产党，像太阳
　　照到哪里哪里亮
　　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嗨哟
　　哪里人民得解放”
　　“这歌儿真好听，明天你就教给青海唱。”
　　“中，就教给青海唱。”……
　　麻油灯的光亮透过土屋的窗棂，像夜空中一枚永不坠落的星星，照耀着寨沟脑这座深山沟沟。伴随着光亮透出来的是那母子情深意切的话语，啊！那莫不是星星在纵情地歌唱？
　　
　　六十八
　　就在这个时间，母亲又怀孕好几个月了。这回怀的是我。
　　怀上了我，母亲是老大地不情愿，说不情愿并不是母亲不喜欢我，世界上哪有母亲不喜欢儿子的。在我之前，母亲已经有了大哥、三哥、姐三个孩子啦。她是心疼父亲，父亲的负担太重了。幸亏那个时间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人工流产技术，如果有的话，我大概早就不在人世了。
　　父亲和母亲的想法可不一样，大哥和三哥都是父亲（仓娃）的儿子，父亲想和母亲生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儿子。人，就是这么个怪东西，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差一点儿心里就不痛快。说父亲心里不痛快，并不意味着父亲对大哥、三哥不好，他对他们很好的，好的就和亲生的一样。但他就是想让母亲生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儿子。
　　母亲说：“你就不怕把你累死。”
　　父亲说：“世上的人都是病死的，没有挣死的。为了我的儿子，我挣、我累、我情愿，我高兴。”
　　“你高兴？你不高兴也没有办法，你没听歌里咋唱的吗。”
　　“咋唱的？”
　　“种瓜呀得瓜，种豆的得豆，谁种下仇家他自己遭殃。”
　　“只要这个仇家是个带巴的。”
　　“如果他不带巴呢？”
　　“不带……不带咱也养着。”
　　母亲不说话了。母亲知道，只有她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他才会把这儿完全彻底地当成他自己的家。就给他生个儿子吧，母亲在心中为自己祈祷着。
　　一九五五年农历三月十四日，母亲如愿以偿的为父亲生下了我——他们的儿子。
　　父母亲为我取名周海。为什么叫周海呢？而不是像两个哥哥和姐那样，名字里都带着一个青字。难道就因为我和两个哥哥不是同一个父亲？
　　后来母亲告诉我说，我生下来好几个月了，还像个小猫娃似的面黄肌瘦。鱼仙河村中有一个老太太，懂得点邪道，她也是母亲生我时的接生婆。她说我的命硬，要认一个外姓人做干大。母亲信以为真，时刻留意着为我找干大的事。正好，那天从雒南那边来了一个挑货郎担子的，母亲就让他做了我的干大。干大姓周，于是我的名字中就带着干大的一个周字，取名周海。
　　六十九
　　五星红旗在寨沟脑的屋顶上飘过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三哥把东方红已经唱的很纯熟很悦耳动听了。父亲在山坡上锄锄刨刨收收种种，那好大好大的一片庄稼地，沟外面的人都叫它换子漫，这是对父亲辛勤劳动的褒奖和充分肯定。母亲忙活着一家人的穿衣吃饭，把姐抚养的像个小公主，我也因此粗壮起来，人们亲昵地喊我闷娃。
　　听说大哥又进步了，担任了乡里的民兵队长。大哥还是那样的不着家，好几个月都难得回来一趟。
　　说过年就要过年了，到了年三十后晌还不见大哥的影子。父亲说：“青山怕是不回来了。”母亲说：“过年哩，乡政府能不放假，说不准摸着黑他就回来了。”三哥说：“没有大哥，过年的饺子吃着也不香。”是啊，山里人盼的就是过年，过个风调雨顺吉祥如意的幸福年，过个欢欢喜喜热热闹闹的团圆年。没有大哥怎么能成呢？
　　吃完了除夕的饺子，放罢了除夕的爆竹，一家人围坐在土炕上熬年。与其说是熬年，倒不如说是在等大哥。大哥不在，没有欢庆的气氛，缺少热闹的话题。只有母亲会时不时地倾听着门外边山峪的呼啸，那里面是否夹杂着她再也熟悉不过的儿子的脚步声。
　　那时间没有钟表，估摸着已经是大半夜了，父亲闭上了疲惫的眼皮，三哥也困倒在炕头，姐也睡熟了。只有母亲，只有母亲怀抱着我还在期待着儿子的归来。
　　没有听到远处的鸡叫，没有听到山下面过早放响的鞭炮，突然入耳的是那“嘟嘟嘟嘟”一连串的枪声。父亲醒了，三哥醒了，姐醒了，就连我也在母亲的怀抱中睁开了吃惊的双眼。一家人不知道这大过年的又发生了什么事。
　　父亲打开了门，跌跌撞撞进门的竟是大哥。大哥的脸色儿苍白苍白，大哥的肩头上背着一杆长枪，手里握着一把短枪，那短枪的枪口正在往外冒着细细的白烟。
　　“是你放的枪？”母亲问。
　　“是我放的枪。”大哥有气无力的回答着母亲的话，然后就瘫坐在土炕边上，喘着粗气儿。
　　“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情？”父母亲同时问道。
　　大哥摆了摆手没有说话，他仍在喘息着。
　　好半晌，大哥才慢慢地恢复了平静，苍白色的脸有了血色。大哥说他刚才走到沟下边的豹子窝，突然听到几声尖利的怪叫声。大哥忙拉动枪栓，扣动扳机，不料塌火啦，没有打响。他又从腰里掏出短枪，朝着怪叫的地方又一次扣动了扳机，奇怪，手枪也塌火了，没有打响。他突然感觉自己的头皮有点发麻，发根一乍一乍地。他飞快地往家里跑，一口气跑到了家门口。他想着到家了，安全了，什么也不用害怕了，就试探着再次扣动短枪的扳机，不料一下子就打响了一梭子。
　　母亲埋怨道：“这么远的路，咋不走早一点呢。”
　　大哥说：“今天一早就去了灵宝县开春节安全会议，回到乡政府已经黑了好大一会儿了，本想着明天一早回家的，一想到你和我大都在屋里候着我呢，就连夜赶回来了。”
　　大哥又说：“这会儿没事啦，刚才那会儿给人吓乍了。”
　　一家人再也没有睡意，都围坐在土炕上等候着新年头一天的到来。
　　有稀里哗啦的鞭炮声从远处传了过来，有早起的鸡鸣声传了过来。新的一年，新的一天就这样走过来了。母亲开始烧火煮饺子，父亲给哥哥和姐每人都发了两块钱的压岁钱，大哥硬是没要。大哥不要，父亲也就不勉强。父亲知道，大哥已经是公家的人啦。
　　吃罢饺子，父亲领着三哥去了磨子沟口的龙王庙里烧香叩头，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大哥累了，吃了饺子就倒在土炕上睡着了。
　　大哥睡醒的时间，已是正月初一的后晌黑。大哥问：“多会儿啦？”
　　母亲说：“天都快黑了。”
　　母亲又说：“你这一觉整整睡了一天，该起来吃点东西了。”
　　大哥说：“妈，我肚里不舒服，不想吃。”
　　“不想吃你就再歇一会儿。”母亲说。
　　大哥迷迷糊糊地又睡去了。
　　第二天早上，大哥说：“妈，我的肚子咋就恁难受呢。”
　　母亲说：“妈给你揉一揉。”
　　母亲给大哥揉了一会儿，大哥说：“松快点，不揉了。”
　　母亲说：“那你少吃点东西？”
　　大哥说：“我不想吃，想吐。”
　　大哥爬在炕头，从嘴里吐了一些黄水，就又倒在了炕头。一连几天，大哥啥也吃不下，总嚷着说肚子难受。每次只喝几口开水，喝后没多久就又吐了。
　　过了正月初五，父亲去了犁牛河的诊所，想请大夫上山来给大哥瞧瞧。人家大夫嫌太远，不肯上山来。只让父亲诉说了一番大哥的病情，开了几副草药。
　　大哥吃了大夫开的草药也不见什么好转。
　　父亲又一次去了犁牛河诊所，这回大夫跟着上山来了，把完脉又开了几副草药。几副草药吃完了，大哥的病还是不见好转。大哥时常嚷着“肚子好难受，肚子好难受”，母亲只能跟着掉泪珠子。
　　农历三月十六，大哥“妈呀，妈呀”地叫唤着走完了他的人生。临终之前，大哥嘱咐母亲说：“妈，我没有机会孝敬你和我大了，我先走了。我走了以后，就把咱屋顶上的那面五星红旗盖在我的身上吧。”妈点头答应了。
　　是年，大哥十八岁，葬于寨沟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