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松树开花》（连载七）

　　五十一
　　赶到了陈耳镇上已经是大饭时。不太宽的街道上早已人流如潮。正走着，就听见前面“咚咚咚咚、呛呛呛”地声响传了过来，抬头望去，就见两行腰里扎着红绸带子的男女秧歌队款款而来，人们忙拥挤着往两边站，给秧歌队让路。过完了秧歌队，就听见戏台子那边的锣鼓敲响了，悠扬的乐器合奏声吸引着人们挪快了脚步。
　　今天演出的是传统古装剧目《杨家将》，杨家代代忠良将，保宋王江山几百年，山村的庄户人都爱看。伯父领着伯母往戏场子一站就挪不开脚了，一会儿工夫就入了迷。母亲的心里看不进去戏，总想着父亲。她告诉伯母说她要到戏场子外面去一下，一会儿就转回来了，要伯母招呼一下大哥。伯父、伯母正看到热闹处，随意答应了一声就继续看他们的戏。
　　母亲来到镇公所，门口的卫兵是母亲在张春升家时认识的，她管母亲喊大姐。
　　母亲问：“我向你打听个事情。”
　　卫兵说：“啥事情？”
　　母亲说：“日本人投降了，抗战胜利了，去年当兵的那些人都回来了吧？”
　　卫兵说：“没有听说有当兵的回来。大姐，你家什么人去当兵了？”
　　母亲说：“我家男人。”
　　卫兵说：“抗战刚结束，现在时局又不稳定，一时半会儿恐怕回不来吧。”
　　“那什么时候能回来？”
　　“不知道。”卫兵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母亲懊丧的回到了戏场子，泥塑般不说一句话，戏台上唱的什么她一句也听不进去。
　　好容易盼到了刹戏，母亲领着大哥，跟着伯父伯母的后面出了戏场子，就合计着要往回赶，再迟了恐怕摸黑就赶不到屋了。
　　戏场子外边，有一个蓬头垢面的男孩子正在向眼前的行人乞讨，没有一个人理他。随着人流走过去的伯母却不时地回头看着那个男孩。母亲的心情不好，顾不上这些。
　　走过去很远了，伯母突然扯着伯父赶了回来，停在了男孩的面前。伯母问：“告诉我，你叫什么？”那个男孩说：“我姓王，人家都管我叫乞儿。”“乞儿，乞儿是什么意思？”这时一旁有人搭腔了：“乞儿就是要饭的意思。”“你大你妈呢？”伯母又问。“我大我妈都让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了。”“炸死了？”伯母吃了一惊。“你今年几岁啦？”男孩子说：“属虎的。”
　　伯父不知道伯母为什么问这些，只是在一旁傻站着。
　　伯母问着问着就不问了，就把伯父拉到一边。伯母说：“咱把那个孩子领回家去吧。”“领回家去，领回家去做啥？”伯父问。“领回家去养活着，要不他迟早会饿死的。”“养活着又咋办？”“咋办，你说咋办？给咱们当儿子还不成啊。”伯母这么一说，伯父就明白了她的意思。只是这事情提出的太突然，突然的让他不知所措。
　　看着伯父不说话，伯母急了：“怎么，你不同意啊？我们总不能做绝户头吧？到明老了，跟前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
　　伯父想想，伯母说的也对，自己成了这个样子，以后还能指望谁呢？
　　“你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
　　“同意，同意，谁说不同意了。”
　　“同意了咱就把他领回去。”
　　“领回去就领回去。”
　　转眼间的工夫，伯父伯母就有了一个儿子。因为他是属虎的，就取名王来虎。后来的日子，我和三哥都唤他二哥。
　　伯父伯母领着来虎很快就追上了母亲和大哥。
　　“桂珍，桂珍。”伯母叫母亲。
　　“嗯。”母亲答应着。
　　“我和你哥领了一个孩子。”
　　伯母这么一说，母亲才注意到伯父伯母跟着那个乞讨的男孩。
　　“领他做甚？”母亲不明白。
　　“做我们的儿子啊。”伯母很兴奋，一开口就说个没完没了，“他属虎的，比青山小两岁，从此以后就管青山叫哥。起先，你哥还不同意呢，我就说他，咱们领养了他，救了他的命，以后咱老了，他还不给咱端个茶递个水的。”
　　伯父伯母突然间就有了他们的儿子，母亲感到有些惊讶，但作为弟媳妇的她又能说什么呢？加上没打听到父亲的准信儿，母亲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激动和兴奋，只是机械地点着头说：“能行，能行。”
　　看到母亲的样子，伯父解释说：“你嫂要领就领吧，现在多一个人吃饭，以后也就多一个干活的帮手。”
　　母亲说：“嫂子做的对着哩，往后青山也有了玩耍的伴儿了。”
　　母亲领着大哥，伯父背着来虎，谁也不说话。沿着回家的小路，他们都在各自寻思着自己的心事儿。
　　五十二
　　父亲当兵后两年的经历对我来说永远是一个谜。也许是由于军队生活的过于单调且平淡无奇，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可以向亲人诉说的记忆。因此对于这一小段生活，母亲也提供不出什么可以记录下来的东西，因而成为我小说中的一个空挡。至于后面所记的，母亲、伯父都对它叙述的非常地清晰。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伯父像这样说，用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它一点儿也不过分。因为天阴，夜空没有像往日那样出现很多可爱的星星……
　　伯父和伯母已经进入梦中了，是屋子外面那些急促的脚步声和一阵紧张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们。
　　“哥，哥。”伴随着敲门声的是父亲急切的呼唤声。
　　伯父并没有听清楚那是父亲的声音，只是随口答应：“来了，来了。”
　　伯父打开门，就见一个当兵的肩头上还扛着一杆长枪，当兵的后面还跟着一个穿便衣的。
　　“老总，你们这是……”伯父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哥，是我，仓娃。”父亲说话的同时就领着那个穿便衣的挤进了门。
　　松明子的光亮照耀着父亲的脸，伯父认出来了：“仓娃，是你？”
　　伯父接着又喊伯母：“大女，大女，是仓娃，是仓娃来了。”
　　伯母赶忙穿好衣服来到了外间。
　　“你这是到哪来？他……是谁？”伯父问。
　　“我们从胭脂河那边过来，他是新四军的人，叫大周。对，大周说他认识你的。”
　　“认识我，你是……”
　　“大叔，我叫大周。十年前，我和首长就住在你家北边的那间茅草庵子里。”
　　“那……你是红军？”伯父激动的同时也有些紧张。
　　“我们现在叫新四军。”大周解释道。
　　“新四军……”伯父听人说起过，靠近卢氏县那边的黑山一带住的就是新四军。
　　“大周让国民党的部队给抓了，要枪毙的。今晚上轮我值班，我就放他出来了。哥，详细的情况以后再说，现在要紧的是赶紧找个藏身的地方。怕有人追上来，我没敢去条荫口，直接上双驮岭来了。”
　　“仓娃。”伯母早就站在一边了，这才插上一句。
　　“嫂子。”父亲应了一声。
　　“这样吧。”伯父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让你嫂子给你取身衣裳换上，不要穿这身狗皮了。还有，枪也不要带了。你们趁着天黑，直接去黑山一带吧。翻过了山那边，就是灵宝朱阳的地界，他们就是追，一时半会儿也不会追到那边去。”
　　“大叔，谢谢您了。”大周朝着伯父鞠了一个躬。
　　“不要客气了。等仓娃换了衣服你们赶紧走。”
　　在内屋，父亲换上了伯母给他取的衣服。这时，父亲突然瞧见了炕头上正在酣睡的来虎。“他是谁？”父亲问。
　　容不得伯母说话，伯父就进门接了腔：“收养的，一个讨饭的孩子。”
　　“噢。”父亲点着头。
　　父亲领着大周又消失在黑漆一样的山野里。
　　送走了父亲，伯父、伯母久久的不能入睡。大周的到来使他们的思绪又一次回到了十一年前。
　　“大女。”伯父叫道。
　　“嗯。”伯母应道。
　　“把当年红军那个小本本拿出来。”
　　“这么晚了。”
　　“拿出来，让我看看，有些日子没看过它了。”
　　“不看也罢，它对你伤害多大啊。”
　　“看看吧，我想看，只要他们能够推翻旧世界，创造新生活，就是死了也值。”
　　伯母从箱子底翻出了那个红本本，虽然伯父不认识上面的字，但他知道那上面一定写着“红军”。红军，就是现在的新四军。现在的新四军，就是当年的红军。他们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共产党，多好啊！共产党一定会打败国民党的！共产党一定会解放全中国的！
　　这一夜，伯父把红军送给他的小本本就贴在他的胸口上；这一夜，漫山遍野的松树开满了火红火红绚丽夺目的花朵儿……
　　五十三
　　第二天一早，国民党部队上的人就随同镇公所的保安队赶到了条荫口。茅草屋的门紧锁着，房前的院落里已是杂草丛生，一看就知道是好长时候没人住过。他们又赶到了大条荫的外公家，外公去了山坡上的田里，外婆和母亲一见来了这么多扛枪的兵，一下就慌了神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大哥吓得直往母亲的背后躲。
　　带队的兵问保安队的人：“这就是王仓娃老丈人的家？”保安队的人说：“就是。”带队的兵就一挥手命令手下的人：“搜！”外婆、母亲和大哥站在一块儿不敢动弹。当兵的人在屋里屋外、房前房后胡乱翻腾起来，结果是什么也没搜出来。
　　带队的兵问母亲：“你就是王仓娃的媳妇？”
　　母亲点头说：“是。”
　　带头的兵说：“如果仓娃回来了，让他立即返回队伍上，要不然被抓回去了可是死路一条。”
　　妈啊！这么说，是仓娃当了逃兵啦？当了逃兵就该往家里走，或者想办法往家里捎个信儿。母亲的心里七上八下的。好在有一个保安队的人母亲认识，母亲问他说：“到底出了啥事啦？”保安队的人小声告诉母亲：“他放跑了一个共产党。”“什么是共产党？”“我也不大清楚，听说是新四军里的一个头头。”“怎么能出这种事？”母亲担心死了。
　　一群当兵的人又在周围的山坡上旮旮旯旯搜了个遍，仍旧是一无所获。听伯父说这些人后来也去了双驮岭，到了双驮岭同样没有什么结果，就气急败坏的重返条荫口，放火烧了家里的房子。
　　当天下午，母亲去了条荫口，看到正在燃烧的房屋，眼泪就欶欶地流了下来。“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地狠心啊，没了房子我们一家人住哪啊！”
　　回到大条荫，外公劝母亲：“烧了就烧了，只要仓娃平平安安的不出事情比啥都强。”
　　外公在一旁吸着旱烟，一袋一袋地没完没了，弥漫的烟雾中冒出了他无奈的叹息：“唉——这熊世道，啥时间才是个头呢？”
　　五十四
　　父亲是在六七天后的一个夜里回家的。父亲先到条荫口，看着化为灰烬的家，他什么都明白了：这帮狗日的已经追到这里来了。
　　这些天，母亲夜夜都很难入睡，耳边不断传来山野间的刮风落雨声，溪水流动声，野兽嚎叫声，草丛中的虫鸣声……听着听着，这些声音就变成了两军交战的枪击声、炮弹声，变成了父亲在战场上疾跑迅走的脚步声……仓娃啊，你在哪儿呢？母亲在心里呼唤着。
　　熟悉的脚步声从野外传进了母亲的耳朵中，母亲就知道是父亲回来了。母亲起炕走到门口，恰好就听见了父亲“桂珍，桂珍”的呼唤声。
　　外公、外婆也跟着起来了。
　　“这几天你跑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家里人有多担心吗？”母亲埋怨地问父亲。
　　“去新四军那里啦。”父亲压低了声音说。
　　“你真的放跑了共产党？人家保安队都找上门来了。”
　　“我知道。”
　　“你知道，把咱家的房子也烧了，往后的日子咋过哩。”母亲说着说着就哭了。
　　“别哭了，让仓娃说说，到底是咋回事情。”外公劝母亲。
　　父亲说：“被我放跑的共产党是新四军队伍里的一个干部，早先是红军里面的人。国民党军队要枪毙他，我能不救他吗？共产党可都是好人，这回我护送大周到了黑山、铁匠驮，那里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成立了农民协会，专门打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恶霸势力。用不了多久，全中国都会解放的，都会成为劳动人民的天下。我们山里的受苦人再也不用过这种担惊受怕、受人欺负的日子啦。”
　　“别说这些了，说说以后咋办吧。”外婆催道。
　　说到以后，一家人都不说话了。好半晌外公才说：“这个家你是再也不能呆下去了。”
　　“那……该往哪儿去？”母亲问。
　　“要不我重新去找新四军，跟着他们闹革命去。”
　　“你去闹革命？你一拍屁股走了，留下我们娘俩咋办哩？”母亲说。
　　“就是心里惦记着你和儿子，我才拒绝了新四军首长要我留下来和他们一块儿干革命的。如今，他们烧了咱家的房子，每天还在到处搜捕我。与其说让他们捉回去砍了头，倒不如去投奔新四军。”
　　“你要是投了新四军，让他们知道了，连累我们不说，还有桂珍和青山的活路吗？”
　　听了外公的话，父亲为难了：这里不能留，那里不能去，以后的日子还咋过哩？“伯，那你说咋办？”父亲问外公。
　　“眼下还能有啥办法，躲吧，躲的远一点，躲过了这阵儿，再做往后的打算。”
　　“能让他躲到哪去呢？”母亲问。
　　“到山那边去吧。”外公叹了一口气，继续说：“翻过山梁，就进入了河南灵宝地界，属朱阳乡管辖，雒南这边的人轻易不会过去的。”
　　“那边人生地不熟的，一时很难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父亲说。
　　“山那边寨沟有我当年逃难来时的一个老乡，姓周，你可以先去他那儿躲避一段时间，至于桂珍和青山，等时局稳定了再说。”
　　“那好，我就去山那边。”
　　“睡吧。大半夜的，等到明早再走吧。”外婆说。
　　“不行。”外公说：“这里一刻也不能停，多呆一会儿就多一会儿危险。走，我领着仓娃连夜就过去。”
　　“走，连夜就过去。”父亲望了一眼母亲和炕头熟睡的大哥，跟着外公疾步出了门。
　　这，仍是一个漆黑的深夜。
　　五十五
　　寨沟，一条长达十五里的山沟。沟的尽头处，有三四亩大的一片开阔地，除了东面有条叫磨子沟的小沟以外，其余几面都是陡峭的山崖，人们管这片盆地式的开阔地叫寨沟脑。
　　外公的那个老乡姓周，父亲管他叫周叔。周叔四十多岁，是个单身汉。几年前，他在寨沟脑盖了三间茅草屋，原想着能够找一个女人和他一起过日子，却因为荒山野岭，远离人家，把女人的事情给耽搁了。
　　周叔很痛快得接纳了父亲。父亲就和周叔睡在一个土坑上，开始时还担惊受怕的，每天晚上总不能安心入睡，生怕陈耳镇保安队的人找到这里来。周叔见父亲的样子，就笑着说：“放心睡吧，不会有事的。这鬼地方，一半个月都不见一个人影儿。”
　　有一天，外公领着母亲来看父亲，这一看，母亲就不想回大条荫去了，说要留在这里，和父亲在一起。父亲自然喜欢母亲留下，只有和母亲在一块儿，才不会使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牵挂着吃不香睡不宁的。夫妻，自古以来只有夫妻在一起才能称其为家。有家的日子才是人过的日子。外公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只说：“晚上睡哪儿，总不能睡在你周叔的屋里吧？”父亲说：“西边的山崖下有个自然的石窑，地方虽不大，在外面用树枝儿扎个墙，好赖也能避风挡雨的。听周叔说，他刚来时就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哩。”
　　当日，周叔外公帮着父亲用树枝儿很快就将石窑外的围墙扎好了。外公要走时，母亲说：“改日把青山给我带过来。”父亲叮嘱外公说：“要是有人问起我们，你说我们回山阳县老家了。”外公说：“知道。”
　　在寨沟脑的石窑里一住就是半年多，白天，父亲和母亲在山坡上开荒种地，有时间也采一些柴胡、黄芩、连翘什么的，拿到朱阳街上去买，再加上外公的接济，日子虽清苦了一点却平平安安地，过出了庄户人家的舒心和快乐。
　　草儿发芽，树儿泛绿了，山坡上的迎春花、映山红开了一朵又一朵，香了一片又一片，又是一个春天了。
　　春天是撒种的季节，春天是孕育生命的开始。松明子的灯火照亮了石窑洞的每一个角落。大哥睡熟了，父亲和母亲还在喃喃情语。
　　“桂珍，想啥呢？”父亲问。
　　母亲说：“仓娃，我又要给你添负担啦。”
　　“添负担，添啥子负担啦？”父亲不知道母亲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母亲有些不好意思的说:“我有了。”
　　“有了,有啥啦？”
　　“成天和你在一块儿，你说有啥啦？”
　　父亲突然就悟出来了：“啥时间有的，我咋就不知道。”
　　母亲说：“都两个月啦。”
　　父亲说：“那你以后就什么都不要做了，在家里给我好好地养着。”
　　“养着，吃白饭，你能供的起？”
　　“不但要供你和青山吃饭，还要想办法在这里给咱们盖三间茅草房，到时间生孩子、坐月子就在咱的新房里。”
　　就在这年（民国三十六年）的十月，父亲在寨沟脑盖起了三间茅草屋。也是在这年的十一月十九日，母亲在这三间茅草屋里，又给我生下了一个哥哥。跟着大哥的名字，父母给他取名青海。
　　母亲曾经对我说起过，在寨沟脑坐的那个月子，父亲侍候吃，侍候喝，闲下来的功夫还要洗尿布，硬是没离开过母亲半步。原本外婆是要二姨来家侍候母亲的，但二姨那年刚结婚（招了个女婿），外婆便不好意思让她到寨沟脑来。
　　五十六
　　很快就到了过年的时间，三哥刚好四十天。为了过年，父亲用他刨药的钱专门从朱阳街上割了二斤猪肉，说是要母亲包饺子。月尽那天，父亲抱着三哥，大哥站在一旁，看着母亲剁肉馅、包饺子，口水都流下来了。从锅里捞出了饺子，母亲让父亲给周叔端了一碗，母亲说，咱们能在寨沟脑安下家，多亏了周叔的帮忙。
　　周叔一个大男人，从没吃过饺子。吃了母亲包的饺子，连声说好吃好吃。吃完了饺子，周叔从他的口袋里给大哥和三哥每人掏了一份压岁钱。母亲推让着说：“周叔，怎么能让你破费呢。”周叔说：“你们来了，我高兴。没有你们一家子，这过年和不过年没啥两样，没有啥球意思。”母亲说：“人气，人气，没有兴旺的人气这日子也就过得没啥意思了，对吧。”母亲说完这话就后悔了，这还不捅到了周叔的痛处？
　　母亲又给父亲、大哥取出了一身新做的衣裳，要他们大年初一穿上，还在大哥的口袋里塞了一些小钱。父亲也特别高兴地说：“青山今年已经十岁了，过了年就把他送到沟外面的鱼仙河学校，我们没有识字，可不能让娃也当个睁眼瞎子。”母亲说：“青山一上学，又要给你添负担。”父亲说：“我这身子骨结实着哩，再放个百儿八十斤也压不垮。”
　　到了大年初二，父亲领着一家人翻过山梁，去大条荫给外公、外婆拜年。看着母亲怀里的孩子，外婆说：“当初让你们去寨沟还真去照了，别的不说，先安安生生的。”外公说父亲：“现在可是一家四口人，全凭着你一个人哩，啥也别想了，哪也别去了，好好的开点地种点庄稼。”父亲点头说：“是哩，是哩。”
　　很快就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父亲专门买了四个纸扎的红灯笼，说是自家门前挂一盏，周叔门前挂一盏，青山搭一盏，青海搭一盏。母亲说：“青海还小哩，不会搭灯笼。”父亲说：“再小都是娃哩，他不会搭，你给娃搭着。”
　　十五的早上，一家人正在吃饭，外公就气喘嘘嘘地来到了寨沟脑。
　　母亲问：“大，出啥事了，看把你急得。”
　　父亲跟着说：“伯，先吃饭吧。”
　　外公说：“我不吃，你们也别吃了。”
　　母亲问：“到底是咋啦嘛？”
　　外公说：“山那边来了国民党的破坏队。”
　　父亲问：“破坏队是干什么的？”
　　外公说：“专门烧房子的，见了粮食抢粮食，见了牛羊拉牛羊。”
　　“为啥啊？”父亲问。
　　“我也不知道为啥，听说是搞什么移民并村，围剿新四军哩。”
　　“日他个妈，净胡球弄哩。清剿新四军，新四军有他们那样坏吗。”
　　外公催父亲说：“啥也不说了，赶紧把家里吃紧的东西收拾一下藏起来，你们和娃也都躲到山上去。快拾掇，我还得赶回去哩。”
　　外公走出老远了又回头喊道：“记着告诉你周叔一声，让他也躲一躲。”
　　外公走了，母亲催父亲说：“仓娃，快收拾东西吧。”
　　父亲说：“你引着青山到山坡上去，我就在屋里，我就不信，屋里有人哩，他们就敢烧。”
　　母亲说：“走吧，还是到山上躲一躲吧。”
　　母亲坚决的说：“你和孩子去吧，我就在屋里看着家，咱们刚刚盖起来的新房子不能就这样让他们烧了。”
　　母亲问：“他们真要是烧呢？”
　　父亲说：“那我就和他们拼了。”
　　母亲说：“你拼得过他们吗？”
　　父亲说：“那他们还能把人杀了不成？”
　　母亲说：“你咋就是一根筋呢。”
　　“引着孩子快走，我就给咱看家。”
　　“你看，周叔都走了。”
　　“我不走！”
　　“你……”母亲劝不了父亲，只有说好话：“那你可要小心点儿，千万别和人家来硬的，啊。”
　　“知道，你快走吧。”
　　母亲领着大哥，抱着三哥上了山坡。
　　父亲一个人就躺在茅屋里的土炕上。
　　好长时间以后。是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每当回忆起此事，母亲就说，反正是等了很长很长的时间，都没有见国民党的破坏队翻过山梁来，当她正要领着大哥往家重返时，山顶上，一队扛着枪的国民党兵就出现了。母亲隐蔽在山坡的密林中再也不敢出声，她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这一切很快地过去。
　　约莫半个时辰以后，突然听到了“轰轰”两声巨响，母亲的心咯噔了一下，这下房子全完了。紧接着就见一股浓浓的黑烟冲上了天空。
　　大约又过了一个时辰以后，母亲就领着大哥、抱着三哥回到了寨沟脑他们的家。映入她眼帘首先是家里的房子没了，周叔的房子也没了，都变成了燃烧后的灰烬。仓娃呢？母亲不见了父亲。
　　“仓娃——仓娃——”母亲呼喊着，应她而来的是山间好远好远的回声。
　　“仓娃——仓娃——”母亲跑步来到房屋的土墙里，在那里，她发现了面目全非的、一个血淋淋的死尸。
　　“仓娃——”母亲傻了，抱着三哥跪倒在地上再也无话。
　　“大——”大哥跪下了。
　　关于父亲的遇难过程，一位破坏队的参与者在解放初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道出了真情。
　　当破坏队来到寨沟脑，正要放火烧父亲和周叔的房子时，父亲出现了，父亲说：“你们真的要烧了我家的房子？”
　　当兵的说：“我们是在执行长官的命令。”
　　“有我在，我看你们谁敢放火烧我家的房子。”父亲说着，就摆出了一副拼命三郎的样子。
　　“你是谁？”
　　“我是王仓娃。”
　　“你就是王仓娃？”
　　“我就是王仓娃，咋了？”
　　“你是王仓娃，就不烧你家房子啦，我们长官特别关照过的。你回去吧，我们走了。”
　　当兵的装模作样地顺着沟底的山路往下走。父亲“哼”了一声回到了屋里。
　　这时间，两个当兵的同时把两个手榴弹从窗户里甩了进去……
　　五十七
　　寒风呼啸着吹过来了，雪花夹在风中落下来了，这年正月咋就恁冷呢？从破坏队火烧住房的那天起，周叔离开了寨沟脑就再也没有回来。
　　听到父亲遇难的消息，外公、外婆从大条荫赶了过来，伯父、伯母从双驮岭赶了过来，临近的几户人家从沟下面赶了上来，他们帮着母亲为父亲料理了后事。临走时外公说：“桂珍，走，领着孩子到大条荫去吧。”
　　母亲摇着头说：“不。”
　　外婆说：“听你大的话，跟我们过去吧。”
　　母亲坚定的说：“不。”
　　伯父说：“要不，就和我们去双驮岭上，饿不着你和娃的。”
　　母亲仍旧摇着头说：“不。”
　　伯母说：“一个女人，领着一个，抱着一个，咋过哩。还是跟我们上岭吧。”
　　母亲还是坚持说：“不。”
　　母亲接着说：“你们都是我的亲人，我知道你们都是关心着我和孩子，可我离不开仓娃，离不开娃他大啊！”母亲哭了：“我不能把仓娃一个人孤单单地丢在寨沟，那样他会伤心的。你们都回去吧，我要在寨沟陪着他，永远陪着他。”
　　母亲又住进了他们曾经住过的石窑洞。石窑洞好，他是烧不毁、砸不烂的，也许，这天然的石窑洞就是上帝专门为穷人建造的。
　　埋葬了父亲，母亲躺到了，十多天不吃不喝的，一下子憔悴了许多。她不会忘记父亲曾经说过的话：“不但要供你和青山吃饭，还要给你们盖三间草房来，到时间生孩子、坐月子就在咱的新房里……过了年，就把青山送到沟外面的鱼仙河学校去，我们不识字，可不能让孩子当睁眼瞎子……”房子盖成了，咱们住进去，我还给你生了青海。可命运却偏偏安排我空喜欢一场，你随着三间茅草屋去了阴间，但愿那三间房屋你在那个世间能够住得上。你带着让青山读书的梦走了，把我娘们几个现实的梦打碎了。仓娃啊，亲人们都劝我到他们那里去住，我没有去，咱们夫妻一场不容易，戏里不是这样唱的吗：百年修得同船度，千年修得共枕眠。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当珍惜啊！仓娃啊，你若是灵魂有知，就保佑你的媳妇和孩子平平安安的吧……
　　鉴于母亲的执着，外公和外婆只好暂留在寨沟脑。石窑洞小住不了那么多人。一到晚上，外公就回往大条荫，第二天一早就又赶过来。
　　大哥那年才十岁，十岁的大哥却非常懂事。母亲问他说：“青山，你大不在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大哥说：“妈，你别太伤心了，有我哩，我会伺候你和青海的。”看着眼前的大哥母亲泪眼汪汪。
　　眼看着就要春耕下种了，母亲劝外公和外婆：“你们回去吧，别老是放心不下我，我能行的。”
　　“整个寨沟脑再也没有别的人家，我们回去能放心吗？”外婆说。
　　“再往下走二三里路，不是还住着一家人，真有事我会求他们帮忙的。各家要过各家的日子，有好多活换珍和妹夫是需要你们指点的。”
　　无奈，外公和外婆离开寨沟脑回到了大条荫。往后的日子，母亲常背着三哥，领着大哥用锄头开垦着山坡的土地。外公时常会来帮忙的，外婆也时常会来看她们，每当这时，便是大哥最开心的时候，外公会给他讲故事，外婆会送给他许多好吃的。伯父离得远，也常掏空儿来帮母亲锄锄刨刨，侍弄庄稼。这段艰难的日子，母亲尝遍了世间的酸甜苦辣。
　　五十八
　　那是秋日里晴朗的一天，外公又来到寨沟脑帮母亲收获山坡上熟透了的玉米。这回，外公厮跟着一个人，一个和父亲年岁大小相同的男人。外公说，多一个帮手就会快一些。
　　遵照外公的嘱咐，母亲在家里做饭，外公、大哥一同领着那个男人去了玉米地。收玉米，在田间扳着不是十分费劲，主要是往家里运送，曲曲弯弯的山路，靠的就是担挑、肩扛，多了一个人帮忙，自然快了许多。正当而立之年的他，有力气，脚下也利索。二亩多地的玉米，半后晌就收到了家。收到了家，剥、晒就成了母亲和大哥的活。
　　吃了饭，外公就打发那个人先走了，自己留了下来，说是跟母亲有话说。外公问母亲：“桂珍，今天这个人干活咋样？”
　　母亲说：“实在，肯卖力气。”
　　外公又对母亲说：“桂珍啊，总像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得找个男人，咱这后山老林、坡陡路险的，干庄稼活凭的是力气，没个男人不行。”
　　听着外公的话，母亲不吭声。
　　打了好半晌，外公又说：“刚才那个人是两叉河东高的，姓胡，兄弟四个，他是老大。由于家境贫寒，至今还没有娶过女人。前段时间，他常去咱家帮着干些力气活。就像你说的那样是个实在人，肯卖力气，我就琢磨着让他到寨沟脑来……”
　　“大，你不说了。”没等外公说完，母亲就开了口。母亲知道外公要说什么。母亲接着说：“这话你原先也提过，我是不会同意的，我并不是说他人不好，我是说要对得起仓娃。”
　　“对得起仓娃，这话你都说一百遍了。你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已经对得起他了。可他走了，不管你们母子了，你总不能像这样下去，苦了你不说，还会苦了孩子。带不好这两个孩子，你就对得起仓娃啦？”
　　“娃会一天天长大的。我的身子是仓娃的，是仓娃的！再苦、再累、再难，我愿意，我愿意！”
　　“好了，好了，今这话就全当我没说。以后你家的活也别指望我帮你干。”
　　外公和母亲就这样说翻了，外公一气之下出了门，任大哥在后面“外公，外公”地叫着，就是不回头。母亲知道外公说的是气话，天底下哪有父母亲生儿女气的？过不了多久，外公又来为母亲做活了，只是再也没提过为母亲找男人的事。
　　五十九
　　“怎么说解放就解放了呢？共产党领导的那些新四军，不，现在应该叫解放军怎么说胜利就胜利了呢？”母亲一清早就自言自语地念叨着，然后叫醒了大哥，取出了过年时才肯穿的新衣服。
　　大哥问：“妈，这是要干啥去？”
　　“干啥去，开会去。你昨后晌没听那位叔叔说吗，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到山里来了，所有的山村都解放了，犁牛河还成立了乡政府，建立了农会，要斗地主，分地主恶霸的财产哩，穷人这回真的要翻身啦。”母亲一开口就说了一大堆，有些话还是听昨天通知开会的那个解放军工作队说的，别说大哥不懂，就是母亲也不懂。但她听准了一个信儿：共产党胜利了。
　　大哥又问：“咱都去啊？”
　　母亲说：“都去。”
　　大哥又说：“要不我一个人去吧，你看着青海就不用去了。”
　　“妈不去怎么能成呢？为了这一天，你伯父被陈耳保安队打成了残废，你大被国民党追的无家可归，最后还被他们给炸死了。你说说，这一天来的容易吗？这一天咱们可是盼了多少年了。你说说，妈不开这个会能行吗？”
　　“这儿离犁牛河远着哩。”
　　“再远咱也要去。妈把饭早就做好了，赶早吃一点儿咱就走。”
　　一家人去犁牛河还是第一次。起先，母亲担心路途远，没有伴儿。不料想，走着走着人越来越多。原来所有寨沟里面的住户都得到了通知，家家户户都有人去哩，就像是去赶庙会、看大戏。不，比赶庙会、看大戏还要热闹。
　　会场子就设在犁牛河村那个戏台子下面。等母亲他们赶到时，会场子已挤满了人。对犁牛河村，母亲生哩，这里的人她都不认识，只有一路结伴的几个算是熟人。有人问母亲：“你是哪里的，怎么从来没见过？”母亲说：“我是寨沟脑的，离这儿远着哩。”问话的人听了就说：“寨沟最后边的地方，翻过了山梁就是雒南，真正远着哩。”
　　环顾会场的四周，母亲看到了好几个持枪站岗的。母亲问：“这些都是保安团的人吧？”有人听了就笑她，说：“现在哪还有保安团啊，他们是解放军工作队、乡政府、乡农会组织起来的民兵队，站岗的几个人都是村上穷人家的青年，现在是民兵。”“叫民兵啊。”母亲听着这词儿就觉得新鲜。
　　说话间大会就开始了，先是区长讲话。“区长是多大的官啊？”母亲小声问旁边的人。旁边的人说：“我也不知道，听说是从朱阳上来的，大概是和乡长差不多大的官吧。”“啊。”母亲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区长讲的有些话，母亲还是不甚懂，但她明白了大概的意思，说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军撵走了蒋介石，打败了国民党的军队，穷苦人现在翻身得解放了，要团结起来和地主恶霸做斗争，要把他们的土地、财产分给村里过去受苦的人。
　　紧接着是犁牛河乡的乡长讲话，乡长母亲也不认识。但台子下面的人大都认识他，说他是村上出了名的雇农韩老五，常年给村上地主扛长工。还说他前年（民国三十六年）那会儿也加入了村上的农会，差点儿被朱阳保安团的亢记子给杀了。“前年村上都成立了农会啦？”母亲问旁边的人。旁边的人说：“你不知道啊，那回新四军又打回来了，组织成立了村里的农会。只一个月时间，新四军就走了，国民党就打过来了，杀了好多没来得及转移的新四军和工作队，后来，亢记子领着保安团把临近几个村子的农会主席都杀了。”这一说母亲就想起来了，就是在那个时间，国民党的破坏队从雒南县翻山来到了朱阳的。
　　最后是区妇救会主任讲话。妇救会主任是个女的，还穿着一身的绿军装，看着看着，母亲就感觉这位区妇救会主任有点面熟，像是在哪里见过。在哪儿见过呢？母亲一时又想不起来。妇救会主任讲的是关于妇女的事，什么男女平等啦，婚姻自主啦，妇女也能参加革命等等。后来，妇救会主任还向群众讲了自己过去的事，说还是十四岁那年，她就被地主恶霸强行抢了去，要纳她为妾，后来还是一位好心的大姐救了她，帮她逃出了恶人的魔掌，她就是从那个时候才去延安参加革命的。这么一说，母亲就想起来了，她是桃蕊。桃蕊现在是解放军啦，是区里干部啦，太了不起了。
　　母亲太激动了，激动的忘记了自我，忘记了她还领着大哥、背着三哥。整个会场解散的没有一个人了，母亲还傻愣愣的站在那里，旁边站着大哥，脊背背着三哥。正在收拾会场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她，就问她说：“这位大嫂，你在等人吗？”问话的是个解放军战士。
　　“我在等桃蕊。”母亲说。
　　“桃蕊？这里没有叫桃蕊的。”
　　“就是，就是刚才站在台子上讲话的那个女干部。”
　　“是她啊，她是朱阳区政府妇救会的郭主任。”
　　“她不是桃蕊啊？”
　　“对，她不叫桃蕊。”
　　“那是我认错人了？不会的，一定是她。”母亲自语着的同时抬起了头，那个解放军战士已经走远了。
　　“唉——小兄弟，我能见见那位郭主任吗？”
　　解放军战士回头说：“郭主任已经回乡政府了，一会儿还要回区里的。”
　　“乡政府，乡政府在哪？”母亲跑到了战士的跟前。
　　“大嫂，我领着你去见她吧。”战士说。
　　“唉。”母亲感激地点了点头。
　　乡政府就设在一个地主的院宅里。到了门口，战士对母亲说：“你和孩子先等一下，我进去报告一声。”
　　郭主任出来看见母亲领着一个孩子，背着一个孩子站在门口，就问：“是你找我吗？”
　　母亲一抬头，可不就是桃蕊吗。母亲这回可是看的真真切切地，没错。
　　“桃蕊。”母亲叫道。
　　“你……”郭主任一时竟有些想不起来。
　　“我是……”母亲想说她是桂珍，可当时并没有告诉桃蕊自己的名字。“我……在陈耳镇……张春升的家里。”
　　“你是大姐。”母亲这么一说，郭主任一下就想起来了。
　　“桃蕊。”母亲的手和郭主任的手紧紧地抓在一起。
　　“走，到里面去。”郭主任说。
　　“不啦，得赶紧赶回去哩，路远，再迟摸黑就到不了家了。”
　　“你家在哪儿？”
　　“寨沟脑。”
　　“离这儿有多远？”
　　“二十多里地。”
　　“这孩子是……”
　　“我的两个娃。”母亲接着说：“桃蕊，见了你真高兴，你现在出息了，做共产党的干部了，大姐真羡慕你。桃蕊，今个迟了，改日我还能见你吗？”
　　“能啊，咋不能。大姐，当初多亏了你，要不哪能有我桃蕊的今天。大姐，路远，我派两匹马送送你和孩子。改日，我会去看你的。”
　　容不得多说什么，郭主任派了两匹马把母亲和大哥送回了寨沟脑。回到家，母亲直后悔，说今天太迟了，没和桃蕊说成话。
　　六十
　　“妈，咱们去趟双驮岭吧。”大哥说。
　　“怎么一大早就想起要去双驮岭了，是想大伯和大娘了吧？”母亲问。
　　“昨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大哥所答非所问。
　　“做了一个梦，一个什么样的梦？”
　　“我梦见双驮岭上的松树开花啦，火红火红，好大好大的一片。”
　　“松树开花？”母亲自语着：“这梦，咱们家里的人做了几十年，但哪一回都是虚梦一场。青山，你见过松树开花吗？”
　　大哥摇摇头说：“没有。”
　　母亲说：“我也没有。”
　　“妈，咱就去双驮岭上看看吧。”
　　“走，到双驮岭上看看去。顺便把咱们这儿解放的消息告诉给他们。”
　　一路上，大哥都是畅想着自己的梦，畅想着双驮岭上松树开花的样子，那一定很美丽，很壮观吧？母亲已经把祖母当年做过的那个有关松树开花的梦告诉了大哥，梦中的神仙说，能看到松树开花的人是天底下幸福的人。那么我、大伯、大娘、妈、外公、外婆、二姨以及我的一切亲人都将成为幸福的人。
　　很快，大哥和母亲就爬上了双驮岭。站在双驮岭上，眼前边祖父当年栽下的那些松树翠绿翠绿，眺望四周，整个双驮岭上，不，应该是整个山野酷似一片绿色的海洋，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的海洋。
　　怎么不见开放的松花呢？梦中那鲜艳夺目，像熊熊烈火燃烧起来的松花在哪儿呢？大哥怅然若失。
　　“青山，你看。”母亲一脸地兴奋和喜悦。
　　“看什么？”大哥问。
　　“松树开花。”母亲坚定地说。
　　顺着母亲所指的方向，大哥看到了大伯家的那几间茅草屋，看到了茅草屋的顶上飘扬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就在这一瞬间，大哥领悟到了：所有盼翻身求解放的山里人，不都是一棵棵郁郁的青松吗？那飘扬在祖国上空、天安门城楼和所有人心中的五星红旗不就是那火红火红的松花吗？“松树开花。”大哥重复着母亲的话。
　　站在家门口的伯父伯母，还有二哥王来虎，发现了爬上岭的母亲和大哥，还有爬在母亲脊背的三哥。
　　“桂珍，青山。”伯父大声地呼叫着。
　　“大伯。”大哥回应着随即向大伯的家门口跑去，迎着他跑过来的是二哥王来虎。
　　大哥和二哥拥抱在一起。伯父一家人和母亲一家人相聚在了一起，他们在五星红旗下面高兴地欢呼着，跳跃着。
　　“哥，山那边解放了。”母亲说。
　　“山这边也一样。”大伯说。
　　“往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我们了。”母亲说。
　　“往后，我们就会有好日子过了。”伯母说。
　　“哥，张春升呢？”母亲问。
　　“被解放军工作队抓起来了，听说过不了几天就要开他的公审大会。”伯父说。
　　“罪有应得。”母亲自语着，陷入了一种深深地深思。母亲是在回忆那远逝的岁月吗？
　　往回转的时间，母亲领着大哥顺便去了外公家，外公、外婆、二姨和舅舅（我们管二姨招过来的男人叫舅舅）一家也都沉浸在欢乐的兴奋之中。大哥告诉外公说：“双驮岭上的松树开花了。”
　　“松树开花了？”外公觉得好奇，问大哥：“是白花还是黄花？”
　　“是红的，火红火红地，漫山遍野的都是。”
　　“没见过。”外公摇头说。外公以为大哥说的是梦话，小孩子说的梦话哪能当真呢？
　　快到家的路上，大哥对母亲说：“妈，我想要一面像大伯房顶上插的五星红旗。”
　　“妈上哪儿去给你弄五星红旗？”
　　“你不是认识区上的那个女干部吗，她对咱们那么好，一定能弄来五星红旗的。”
　　“为什么要五星红旗呢？”母亲问。
　　大哥说：“我想让寨沟脑上的松树也像双驮岭上的松树一样，开出红色的花朵儿，那多美啊！”
　　“行，再见到你桃蕊姨时，我就跟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