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松树开花》（连载二）

　　十一
　　这是红军住在双驮岭上第三天了。
　　伯父躺在土炕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夜，显得格外地宁静，宁静地能听见山野的虫鸣，从远方山沟的密林里，不断地传来狼的嚎叫。
　　伯父又翻了一个身，终于开了口：“大女。”
　　睡在炕那头的伯母没有吱声。
　　“大女，大女。”伯父连声叫着的同时用手指在伯母伸过来的腿上掐了一把。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我耳朵没聋，你不知道人家一天做了十几个人的饭老累。”
　　“我想和你商量个事。”
　　“啥事还用和我商量，这个家从来都是你说了算。”
　　“这个事非和你商量不可。”
　　“甭支支吾吾没个爽快劲儿，咋像个婆娘似的。”
　　“好，那我可说啦。”
　　“你说你说，烦死啦。”
　　“我要当红军！”
　　伯父的话一出口吓了伯母一大跳，她忽地一下从被窝里坐了起来：“啥，你要当红军？”
　　“对，我想跟着首长他们当红军。”伯父重复着，语气很坚定。
　　“我不让你去。”伯母撒娇地说。
　　“当红军不好啊？”伯父向伯母解释说：“你看，咱家的玉米是他们帮着给收完的，把地里的玉米杆也刨了，还帮着二祖父放牛，帮着你从山里打柴，还讲了许多我们从前都不明白的革命道理，还……”
　　“谁说红军不好啦。”伯母拦住了伯父的话。
　　“那你同意我和他们一块儿走了。”伯父有点激动。
　　“不同意。”听语气，伯父好像看到了伯母噘着的嘴巴，满脸的不悦。
　　“咋不同意，你说说原因嘛。”
　　“我不说。”
　　“不说就是同意啦。”
　　伯母不再搭理伯父，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伯父知道，伯母真的是生气了。
　　屋子里又回复了原来的寂静，只是再也听不着虫鸣和狼嚎。
　　“你这一走，留下人家一个人咋办？”伯母终于道出了心中的顾忌。
　　伯父没接伯母的腔，他在心里问自己，“我咋就没想到这个事儿呢？”
　　“人家一个年轻轻的女人，家中只有二大一个人……你这个没良心的！留下我一个人你放心啊你。”伯母的这些话几乎是含着鼻涕和泪水说出来的。
　　伯父仍未开口，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还真是个事儿哩。”
　　“好吧，那我就断了这个念想，不去当红军，行了吧。”伯父有些懊丧。
　　“我也不是不让你去。”好半晌，伯母才松了口。
　　“不是不让我去，那是什么？我真有些弄不明白，你到底是啥意思。”
　　“没啥意思。人家是想和你一块儿去参加红军，行不？”
　　伯母的话一出口，还真让伯父吃了一惊。“你也去当红军？你也不瞧瞧这些红军中有女的吗？行军打仗，跋山涉水，你吃得了那份苦吗？”
　　“当个做饭的总可以吧。就说他们几个人住在双驮岭的这几天，还不是我一天三顿地为他们忙活着。”
　　“说的也是。”伯父说：“可就是不知道人家首长同意不。”
　　“明天早上送饭的时候，咱俩一块儿去，跟首长说说。”
　　“行，说说。”伯父答应了伯母的要求。
　　“咱们一块儿当了红军，一块儿打坏人，一块儿救好人。等把世界上的坏人都打完了，咱们再回到双驮岭上，过着天天吃白馍，顿顿有肉酒，还有很多很多钱的日子。到那个时候，我会给你生一大堆儿子，还有女儿。我们的儿子勇猛、高大、有力气，就像一座座山梁；我们的女儿温柔、善良、漂亮的就像天上的仙女……”
　　在伯父和伯母美好的畅想曲中，夜更深了，虫鸣无息，狼嚎无声，唯独能听到的，是伯父和伯母酣睡中的梦呓。
　　十二
　　清晨的阳光推开了草屋的门。
　　伯父醒了，太阳的光亮透过窗棂耀的他有些刺眼。他用手揉了揉眼窝，心里道：这一觉咋就睡不醒了呢？
　　“大女，大女，快起，天大亮了。”伯父推了推伯母。
　　伯母睁开眼：“咋这么快天就亮了。”
　　“起来了赶紧做饭，别忘了把藏在罐子里的十几枚野鸡蛋全炖上。”
　　“知道了，知道了。”
　　首先穿好衣服的伯父抬腿跨过门槛，门外的场景让他很是吃了一惊：一张黄绿色的纸上叠放着十几块银元。“这是怎么回事？”伯父忙喊伯母：“大女，快出来看。”
　　“看啥哩？”伯母问。
　　伯母和伯父一样的吃惊，“这是怎么一回事？”
　　很快，他们都彻底的清醒过来了。“一定是红军首长留下的。”伯父、伯母异口同声。
　　“走，快去看看他们。”
　　伯父伯母一路小跑，先来到坡上的山猪庵子跟。庵子里空了，像从未住过人一样空荡荡地。他们又到石窑前，石窑里什么也没有，石窑口那棵橡子树葱绿葱绿的。伯父的心中顿生出一种不曾有过的失落。
　　双驮岭上的天空碧蓝碧蓝，周围的山野如同水洗般的清净，没有一丝儿风。
　　伯父和伯母站在下山的路口上，遥望着远方起伏连绵的山梁，久久的不堪回首。
　　“我——们——要——当——红——军——”一对青年男女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喊在山间回荡着。
　　他们跪下了。
　　十三
　　没有吃早饭，伯父就顺着山沟的路去了条荫口。刚下到沟底迎面碰见了去玉米地的祖父和父亲。
　　“大。”伯父迫不及待地喊了祖父一声。
　　“有子，咋一早就下来了。你妈在屋哩，让她给你泡一碗酸滚水泡馍吃。”祖父说，“我和仓娃先往地里走着。”
　　“大，先别走哩。我有事跟你们说。”
　　“有啥事比吃饭更要紧的。吃完了饭，你也到地里来，咱们边干活边说话。”
　　“大，你和仓娃都别急着走哩，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们说。要不，我能下来的这么早。”
　　“那……”祖父看着伯父认真的样子对父亲说：“仓娃，你哥要说事哩，咱就先回。”
　　祖母看到了伯父，自然也是非常关心。先问玉米收完了没有，再问大女还好吧。
　　伯父说：“玉米收完了，大女和二祖父都好着哩。”
　　祖母说：“你和大女干的还真快。好几块玉米哩，离家远，路还不好，这么快就收完了。”
　　伯父说：“双驮岭上来了红军。”
　　伯父一句话，说的祖母正在倒开水的手不动了。祖父一听也吃了一大惊。父亲瞪着眼睛想知道个究竟。“他……他们……没把你和大女怎么样吧？”祖母颤颤唯唯地问。
　　“他们……他们来了多少人？”祖父也有些语无伦次。
　　伯父说：“大，妈，你们不用这么害怕，红军好着哩，那几块玉米都他们帮着收完的，就我和大女能收的这么快。”
　　看着伯父轻松的神情，祖父和祖母忐忑不安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
　　“那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祖父又问。
　　“身上穿着灰衣服，头顶的帽子上有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剩下的地方和咱们山里人一模一样。”
　　“哥，他们没有抢咱家的东西吧。”父亲瞅着伯父一脸的疑惑。
　　“没有。他们一共来了八个人，在双驮岭上住了三天，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待人可亲啦。帮我们坐着做那的。在家吃了几天饭，先后留下了二十几块银元。今一早，他们就悄声无息的走了。”
　　“他们吃饭还给了钱？”祖父觉得这个事儿挺新鲜。
　　伯父没有敢跟祖父说他们要当红军的事。伯父说：“他们管当官的叫首长。首长说,他们有纪律，纪律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坑害老百姓，买东西要付钱。”伯父说着就掏出了红军留下的二十几块银元和那张黄绿色的纸。我寻思着，这回就能给仓娃和桂珍把婚事办了。”
　　祖父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他劝伯父说：“这些钱先原封不动收起来，谁知道他们留下这些钱，有没有别的什么企图。”
　　祖母也说：“不是咱自个儿挣的钱花着心里虚，听你大的，先放上一段时间再说。”
　　祖父又说：“眼下最赶紧的就是把秋庄稼收了，地里打着干净了，再安下心来想别的事情。”
　　“那纸上不是有字的嘛，写的啥？”祖父目不识丁，看着那张黄绿色的纸问伯父。
　　伯父是个睁眼瞎子，他茫然地晃了晃头。
　　父亲也是个没进过学门的人。
　　“哎——”祖父叹了一口气，把二十几块银元和那张纸一并收了起来。等伯父吃完了祖母做的酸滚水泡馍，就一起去了玉米地。
　　十四
　　三五天很快过去了，祖父领着父亲，加上伯父的帮忙，地里的玉米也就收的差不多了。
　　十天半月过去了，祖父那颗悬着的心还一直放不下。二十几块银元，一张不知写了些什么字的纸条，总让他觉得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祖母知道祖父的心思，她想用那些钱给父亲和母亲办婚事，又怕红军找上门来没法交待。再说，那张黄绿色的纸像是土匪绑票时留下的字条，可他们并没有劫走人质。他们是红军啊，红军留下来的纸条会写着什么呢？祖父想不出来，祖母想不出来，伯父和父亲同样想不出来。祖母说：“要不，你去一趟陈耳镇。”
　　祖父问：“去陈耳镇干啥？”
　　祖母说：“去找那个姓黄的算卦先生啊。黄先生识字，让他给仓娃和桂珍择个日子，末了再让他帮着看一看这张纸条，一切不都就明白了。下步路该咋个走法，咱心里也就有了谱。”
　　“哎呀，他妈，”祖父一阵窃笑：“了不得啊，我看你快比得上佘太君了。”
　　“净瞎说，人家佘太君是三军统帅。我呢，瞎老婆子一个，只能给你爷父几个做饭吃。都怪咱们不识字，等日后有了钱，定不能在这深山老林里住，咱也搬到山外去，让娃们进学堂。能识字，多好啊！”祖母有感而发，话一出口便有些收不住嘴。
　　“想出山？牛年马月的事。”祖父说祖母，“好啦，不说这些了。明日一早我就去陈耳镇，兴许这些钱就是为咱娃准备的。”
　　条荫口离陈耳镇几十里地，远哩。要一天打来回，得起早哩。吃了晚饭，祖母就催他：“早点歇吧，明日还要早起赶路呢。”
　　“早点歇，早点歇。”祖父嘴上答应着，等吹灭了油灯，躺在了被窝，面对漆黑的夜，却怎么也睡不着。
　　祖母也同样闭不上眼睛，她问祖父：“咋不快睡呢？”
　　祖父说：“心里有事睡不着，再说，咱哪一天也没有睡得这么早过。”
　　“那就再把灯点着。”
　　“不点了，就这样摸着黑，咱们再唠会儿，唠着唠着自然就睡着了。”
　　“唠什么呢？”
　　“唠什么呢？唠红军吧。”
　　“唠红军就唠红军，在咱这茅草屋里黑灯瞎火地，咱想唠啥就唠啥。”
　　“就是。”
　　祖父祖母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好兴致。
　　在条荫口这道深山沟的茅草屋里，两位老人围绕着红军这个话题，唠过去，唠现在，唠将来，唠着唠着他们便走进了儿子成亲的新房，走进了红色的梦里。
　　好人！
　　好梦！
　　十五
　　祖父到了陈耳镇，已经是山村人的饭时了，用现时的说法大概是上午十点多钟。祖父心急，顾不上吃饭就直接去了黄先生的卦铺。
　　黄先生的卦铺在背街，是一间很矮的小瓦房，门口朝北。木制的小窗上挂着窗棂，窗棂四周是小方格，小方格上贴着翠生生的窗花，中间的大方格上画着一幅太极图。门的两边挂着一幅木制对联，白底黑字。
　　天干地支数尽花甲轮回事
　　五行八卦道清阴阳穷福命
　　门上挂着一个竹制门帘。揭开竹制门帘，两扇木门敞开着。黄先生就坐在正中堂的八仙桌前，透过一幅镶铜边的石头眼镜，黄先生的目光落在一本发黄的线装书上。
　　“先生。”祖父喊了一声，然后很自然的鞠了一个躬。
　　“所问何事？”先生转回头看了一眼祖父。
　　“为娃的婚事择个日子。”祖父说。
　　“坐吧。”先生抬着头示意祖父坐在一旁的凳子上。
　　“报上两个孩子的生辰八字吧。”先生接着说。
　　祖父把父亲和母亲的出生年、月、日、时，如实地告诉了先生，先生一一记在一个白麻纸本上，然后掐着指头数了好几个来回，最后说：“这个月的十九便是好日子。”
　　“这个月十九。”祖父重复一声，“就这么近？”
　　“不能远。再远就没有孩子结婚的好日子啦。”
　　“那好，就听先生的吧。”
　　先生用毛笔在一张红纸上写下了父母亲结婚的论单。
　　祖父付了卦钱，拿着先生替过来的论单，却没有要走的意思。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先生问。
　　“有一张纸，麻烦先生给我念念。”
　　“这个不难。”
　　祖父掏出了黄绿色的纸递到先生手里。先生瞟了一眼，不曾念出声，脸就白了。
　　“你……你从哪里拿的这个东西？”先生有些紧张。
　　“拣来的，那上面都说了些什么？”
　　“这是红军的传单。”
　　“红军的传单？”
　　“说的都是红军的事。你赶紧把它烧了吧，要是让联保处的人知道了，这可是杀身大祸啊！你快走吧，走吧。”先生说着就将祖父推出了门。
　　这张黄绿色的纸上到底写了些什么，祖父还是不知道。祖父没有照先生的意思烧了这张纸，而是又把它带回家藏了起来。祖父还是想找个人给他念念。
　　祖母说：“到底还是没弄清上面的字。”
　　祖父说：“没弄清上面的字。”
　　“那仓娃和桂珍的事，办还是不办?"
　　“办。先生说过了九月十九就没有日子了。”
　　“那就办。明天把有子从双驮岭上叫下来，你们爷父们赶紧把该准备的东西准备齐全。”
　　这天晚上，祖父和祖母又唠了大半夜。
　　民国二十五年农历九月十九日，祖父用红军留下的那些银元为父亲和母亲圆了房。
　　十六
　　父亲的喜事办完没多久。一天傍晚，伯父刚从山坡上挖药回来，正在吸溜吸溜地喝着伯母给他煮的红豆玉米面汤。忽然听到敲门声，伯父就让伯母去开门，心里想着是二祖父。天刚黑，要进屋门一推就进来了，还敲。不料想，伯母把门一打开，是那位红军首长带着两个战士来了。
　　“老乡。”首长和原先一样祥和地微笑着。
　　伯母兴奋地说：“有子，快下炕，看谁来了。”
　　伯父跳下炕，鞋都顾不得往上提，迎上去紧紧的握住了首长的手。“红军大哥，可想死我们了。走得时候也不打声招呼，还留下那么多钱。”
　　首长说：“帮你们的忙是应该的。这回，是要你帮我们哩。”
　　伯父说：“别说帮忙，你说过的，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你快吃饭吧，吃了饭咱们细说。”
　　“你和两个战士也吃点，没啥好的，就玉谷面汤，酸菜。”
　　“我们吃过了。”
　　“那就坐吧。”
　　伯父匆匆地吃完了饭，搁下碗就问：“红军大哥，让我干啥？”
　　“给我们领路。”
　　“领路，往哪里领？这一带的路我熟着哩。”
　　“咱们先一块儿到北山梁那边去，我们的大部队在一个叫董寨的村庄驻扎着。”
　　“董寨我知道，那是河南的地界，属朱阳管。”
　　伯父跟着首长刚出门，伯母就跟了出来，喊了一声：“有子。”
　　伯父站住脚，转回了身。
　　伯母小声说：“别忘了咱们的事。”
　　伯父糊涂了：“咱们的啥事？”
　　“忘性咋恁大哩。”伯母叮咛祖父：“跟首长说说，咱们也要当红军。”
　　“知道了。”伯父说，“咋就还惦记这事儿呢。”
　　“可不兴你跟着红军走了，把我一个人甩下。”
　　“不会的，不会的。”伯父说着，跑步追上了红军首长。
　　这一路走得飞快，伯父没机会和首长说话。翻过山梁到了董寨村，已经是小半夜了。整个山沟里漆黑漆黑，静悄悄的，只能听见河道里流水的声响。
　　挖了一天的药，又走了几十里山路，太累了。原本想和首长再拉拉家常的伯父，一倒头就打起了呼噜。
　　睁开眼，天已大亮。首长不知道什么时间已经起床出去了。伯父忙起身出门，被门外一个站岗的红军战士给拦住了。“老乡，首长说让你多休息一会儿，醒来了就在屋里等着他。”
　　伯父只得往屋里走，这时他一眼瞧见了大周。大周也瞧见了他。“大哥，你来了？”
　　伯父说：“昨晚上，跟你们首长来的。”
　　大周要走，却被伯父拦住了。“我想到外边走走。”伯父说着指了指门外。
　　“那好，我就领着你走。”
　　伯父跟着大周，走在村子外面靠河边的大路上。伯父一抬眼，就见整个河滩都是刚起床的红军战士，有多少人，他数也数不清。在靠北山坡跟的打麦场里，支起了两口吃饭的大锅，两个和首长岁数差不多大的战士正在那里做饭。整个儿村子，看不见一个老百姓。
　　“咋不见这儿住的人呢？”伯父问。
　　大周说：“当地的老百姓不了解红军，一听说过队伍，就都躲到山上去了。”
　　大周这么一说，伯父明白了。他想起了陈耳镇联保处的人在条荫口跟老百姓说红军的那些坏话，想必这朱阳镇也一样。
　　村子里，红军战士有的给老百姓家打扫院子、挑水，有的给牲口槽里添上了草，给猪槽里倒上了食。正看着，站岗的战士跑过来跟大周说，首长让他们回去，说是有事情要商量。
　　首长问伯父：“你知道去陈耳镇的路吗？”
　　伯父说：“知道，顺着河道往西走，过了辘轳关，再往西南走就到了。”
　　首长说：“我们要消灭陈耳镇的保安队，就得先组织一小部分人扮装成老百姓的样子，由你领着抄小路提前赶往陈耳镇，以便里应外合搞好接应。”
　　“这个没问题。”伯父说完又问首长：“那你去吗？”
　　首长说：“去，咱们一块儿去。”
　　正说着，有个战士送来了两份饭菜。伯父还不知道红军平日里吃什么，朝碗里一看，也是玉米面饼子，玉米面汤，白萝卜菜。他们也和老百姓一样啊。看着伯父的神态，首长说：“就这样，没什么好吃的。”
　　伯父领着首长和十几个战士上了路。大部队什么时候出发的，伯父也不知道。
　　十七
　　小半夜的时间，伯父领着红军便衣队已到了陈耳镇对面的山梁上。十几个人带的都是短枪，或藏在衣服里面，或夹带在行李中。一整天的穿山越岭趟河，走的尽是些山间小道，中间只休息了片刻，啃了一口背在身上的玉米面饼子。战士们都有点累了，一个大橡子树下一片平坦的高地，首长让大家就地休息。
　　走到半道的时间，伯父和首长说想去一下条荫口，把父亲一块儿叫上。首长说这是便衣侦察队，是个秘密行动，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还有，叫父亲来还不耽搁时间。
　　首长把两个战士叫到一旁，耳语了好一阵子，不知都说了些什么，两个战士就朝山下面走去。
　　回过头来，首长叫过伯父，说：“老乡，你的任务完成了，该回去了。”
　　首长的话，伯父很不理解。伯父不是不愿回去，而是太想和红军一块儿去消灭陈耳镇上的保安队了。他还要和大女一块儿参加红军哩。伯父说：“我跟你们去，不行吗？”
　　首长说：“会很辛苦的。这一夜，我们就只能宿营在这荒山野岭上。”
　　伯父说：“我不怕苦。山里人，风餐露宿地也习惯了。”
　　首长说：“你还是回去吧，晚上再不回去，家人会惦记的。还有，明天是陈耳镇的集日，还唱戏。打不打陈耳镇眼下还决定不下来。再说，你是当地人，很多人会认出你的，我们走了以后，他们肯定会报复的。”
　　首长说得都是实话，伯父理解。至于说什么时候打陈耳镇？我想，在那个时候这应该是个军事秘密，一个红军指挥员怎肯向一个老百姓道出党和部队的秘密呢。
　　看来参加打陈耳镇是不可能的了。伯父有些垂头丧气。首长从怀里掏出了一串铜钱，塞到了伯父的手里。伯父急了，忙向一边躲闪着，并强调说：“咋又给钱呢，咱们可是一家人，一家人你还这么客气。”
　　首长又说：“这是纪律，铁打的纪律。你想让我犯错误是不？真要那样，我这个红军就当不成了。”
　　伯父只得将铜钱收下，满脸的不高兴。
　　“快走吧，老乡，天要黑了。”首长拍了拍伯父的肩头。接着，首长像是想起了什么，又说：“咱们交往了这么多天，我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能告诉我吗？我会在心里记着你的，红军会记着你的。”
　　“我叫王有子。我媳妇叫刘大女。”话一出口，伯父就后悔了，赶忙改口说：“那是我们的小名，我的大名叫王义祥，听我妈说，就是要讲义气，只有讲义气才能够幸福吉祥。我媳妇大名叫刘淑英，还是我妈说的，淑是贤惠，英是英雄，能跑到人前头。”
　　伯父一出口就是一大堆，在场的战士都笑了。也许，这些话他平时就想对人说，今个对着红军首长，对着心中崇拜的亲人、英雄，他就一吐为快。
　　“好，王义祥。我记住了。”
　　“首长，我想求你个事儿呢。”
　　“什么事？”
　　伯父说：“我和我媳妇都想当红军。我，你们肯定会要的。就是不知道你们收不收女兵。”
　　“只要是无产阶级，不论男女，我们都欢迎她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无产阶级，什么是无产阶级？还有你说的革命，啥叫革命？”首长的这些话他太不理解了，伯父连连发问。
　　首长说：“无产阶级就是受苦的穷人，老百姓。革命就是打仗，打败有钱的，把钱再分给穷人。”
　　“我明白了。”伯父说：“我就是要无产阶级，要革命。那……我和我媳妇什么时候来见你？”
　　这话还真把首长给问住了。首长想了想，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硬纸本本，递给了伯父。“不论哪里有红军，你随时都可以参加，拿着这个小本本，他们会收下你们的。”
　　“真的吗？”
　　“真的。”
　　这是个什么小本本啊，这么神奇？伯父如获至宝，把它塞进了夹袄里面的布袋里。
　　天就要亮了，西边远处的山梁上，几抹红霞在燃烧着，几乎红透了半个天。
　　十八
　　大约是饭时，祖父正领着父亲来来回回，爬上爬下在山坡的丛林中，寻找着柴胡、菖蒲和桔梗。突然间就传来了“叭叭叭”地响枪声，听声音，离条荫口远着哩。祖父自语道：“谁和谁又干仗了。”说完话，仍在寻觅着可以挖的中草药。
　　“叭——叭——叭叭叭叭”响枪声连续不断且密集。祖父喊：“仓娃，仓娃。”
　　父亲离祖父不远，听到喊声就答应道：“大，我在这儿呢。”
　　祖父说：“不挖了，回家吧。”
　　父亲说：“回家弄啥？”
　　祖父说：“你没听见响枪啊？是队伍在哪儿开战啦。”
　　“离咱这儿远着哩。”父亲有点不在乎。
　　“人家说来就来了，你能防得住？赶紧回家，把该转移的东西收拾好，弄到山坡上藏起来。”听不到父亲的回音，祖父急了：“你到底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父亲不耐烦地答道。
　　祖母和母亲正焦急地在门外来回转悠着。看见祖父和父亲回来，赶忙迎了上去，问祖父：“哪里响枪哩？”
　　祖父说：“我哪里知道。”
　　祖母说：“这鬼世道，啥时候才能让人安生。”
　　祖父说：“你和仓娃、桂珍将东西收拾一下，该转的都转到山上去。我去一趟双驮岭，这个有子，总让人不放心。”
　　祖母和父亲回到屋，母亲紧跟在身后边。
　　祖父走了没多远，又转了回来，叮咛说：“别慌里慌张的，离咱这儿还远哩，该收拾的都收拾好。”
　　祖母连声说：“你去吧，你去吧。”然后就招呼着父亲和母亲，把要藏的东西一疙瘩一疙瘩地包起来。
　　虽说枪声远着哩，可祖父还是心急如焚。就因为上次红军去过双驮岭，就因为父亲和母亲圆房时，把红军留下的银元全花了，祖父才如此的放心不下。二祖父一辈子没担过沉，凡事总不往心上去，过着熬一天没三晌的日子。祖父要告诉伯父和伯母的同样是收拾该转移的东西，做好以防万一，有备无患。
　　双驮岭上，断断续续传来的枪声比条荫口更清脆。二祖父去放牛还没有回来，家中只有伯母一个人。祖父爬上岭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喊：“有子，有子。”
　　伯母听到祖父的喊声，忙往门外走。看到祖父慌里慌张的样子，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你上来了。”伯母问。
　　“有子呢，有子上哪去了？”祖父问。
　　面对公公，伯母不敢撒谎。她唯唯诺诺地答道：“前天晚上，被红军的那个首长给叫走了。”
　　“啥？！”祖父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再也起不来。
　　“大，你别急，有子他不会有事的。”伯母劝着祖父。
　　“这么大的事，你也不告诉我一声。你二大呢？”
　　“二大放牛去了，这会儿还没回来。”
　　“远处枪响成那样都听不见？还坐在屋里跟没事似的。”
　　伯母低着头不说话。
　　“去，把你二大叫回来，叫他赶紧打听有子去了哪？”
　　伯母正要去找二祖父，一转身就见伯父拄着一根木棍一瘸一瘸地回来了。伯母跑步上前，忙问：“有子，你这是咋了？”伯母说着，泪就下来了。
　　“我没咋，脚让木屑给扎了。”
　　“你可别哄我。”伯母说着就抓起伯父受伤的那只脚要看个究竟。
　　“真是扎伤的，我不哄你。要不，我早就回来了。”
　　祖父也赶了过来。祖父说：“大女说，你让红军给叫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伯父说：“大，没事。他们让我领了一段路，我就回来了。在回来的路上摔了一个跤，让木屑把脚给扎破了。”
　　伯父的话，祖父不信。伯母也不信。等伯父躺在炕上一看，还真是。指头粗的一根木屑把脚心扎了个窟窿，现在还往外冒血水呢。
　　伯父问祖父说：“大，你咋上岭来了？”
　　祖父说：“听见远处响枪，我就上来了。寻思着把能藏的东西藏起来，万一有队伍过来，也少受些损失。”
　　“大，不会有事的。咱这后山脑脑，谁来哩。”
　　“跟仓娃一样地犟。到时间吃了亏，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有子你歇着吧，我和大女把屋里的东西先拾掇一下。”
　　伯母瞅了一眼伯父。伯父示意伯母，还是听大的，拾掇去吧。
　　那时候，山里人称这种情景叫跑队伍，或者说是跑怕怕。
　　十九
　　断断续续的枪声一直响到后半晌。父亲已照着祖父的吩咐，把一些吃的用的和家里值钱一点儿的东西都转到了山坡上的一个石洞里。祖母和母亲也已整装待发，随时准备着往山上跑。
　　祖父安排好伯父和伯母后，就回到了条荫口。
　　伯父因为有脚伤行动不便，说好了让二祖父将家里收拾好的东西往山坡密林中转的，但却没有转。因为伯父知道，那枪声，一定是红军进了陈耳镇，和保安队的人打起来了。想着红军打陈耳镇，伯父就后悔自己听了首长的话，回了双驮岭。要不然，他这会儿一定在和那些战士打保安队哩，也不能因为摸着黑回家扎破了脚。“咋就这样的倒霉呢？”伯父唉声叹气。
　　伯母说：“你也别急，事到如今急也没用。只要有红军首长给咱的那个小本本，咱们当红军还不是迟早的事。”
　　红军首长给他的那个小本本，伯父没敢给祖父说。红军攻打陈耳镇，伯父也没敢跟祖父说。更别说他跟伯母想当红军的事。祖父上了年纪，为了过上一天好日子，心都操碎了。伯父不愿让祖父再有更多的思想负担。
　　第二天，父亲上了双驮岭，来看望受伤的伯父。父亲一直埋怨伯父，给红军领路也不把他叫上。父亲说，他还没见过红军呢，很想知道红军是个什么样子。父亲还说，要是能参加红军多好，就不用在家里受这种担惊受怕的罪了。伯父劝他说：“才过门，瞎想啥哩？听大和妈的话，好好和桂珍过日子。”
　　二祖父是个实在人，伯父躺在炕上不能下地，家里挑水，打柴，放牛一切零碎活都成了他的事，每隔几天还要翻过山梁去一趟犁牛河街，从黄家药房为伯父取回治脚伤的药。就这他也无一句怨言，像头老黄牛拉着套一样，不断地向前走着。
　　红军在陈耳镇消灭联保处保安队的事，是好几天后才传到条荫口和双驮岭的。那天是陈耳镇的集日，还请了戏班子。一大早，首长就领着那十几个人化妆成赶集的、卖柴的、耍猴的进了陈耳镇，混在赶集看戏的人群中。红军的传单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落得镇上到处都是。老百姓没见过红军，一时间人心惶惶，都急着退出集市和戏场子往回赶。台上正准备开戏，联保处的主任阎学贤挎着个盒子枪登上了戏台，他一边掏出手枪挥舞着，一边对台下看戏的人说：“都别怕，红军离这儿还远着哩，大家安心看戏，赶集。就是红军真的来了，我们联保处的保安队也是有枪有炮的，会保护陈耳镇和大家安全的，会保一方平安的。”阎学贤振振有词的演讲刚结束，就从联保处的位置传来了“叭叭叭”的枪声。阎学贤一听枪响，带着两个护兵转身就跑。这时候，保安队已被红军战士勇猛的进攻开始往山上逃窜。阎学贤在他的心腹王队长和几个护兵的掩护下，往一个叫老虎沟的地方跑去。红军首长领着便衣队，早就把他盯上了，一路地追赶。到了老虎沟岭上，王队长被击毙了，几个护兵乖乖地缴了枪。听说他们也是受苦的老百姓，红军战士就把他们都放了。第二天，红军在陈耳镇的戏台上开大会，公审和处决了联保处主任阎学贤。台下平时受苦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陈耳镇的老百姓这回真的认识红军了。
　　这天的具体时间是民国二十五年农历九月二十五。历史记下了这个红色的日子。山里人记下了这个红色的日子。
　　祖父一直想知道红军留下的那张纸上写得什么，这会儿也明白了。那也是红军的一张传单。
　　解放后的七十年代，我有幸从县里的档案馆看到了它。当你读到这里以后，请你也读一读这张传单的全文。
　　什么是红军
　　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工人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
　　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民贫民士兵的出身，因为他们能代表穷的利益。红军里面不要豪绅地主资本家当兵，因为他们是剥削压迫穷人的。红军里面的待遇是平等的，指挥员（军长师长等）与士兵的关系绝对没有像国民党军队的官长那样辱打士兵、克扣军饷的事情。总而言之，红军是代表穷人利益的，国民党军队是代表地主资本家利益的。不过，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也是穷人的出身，所以红军欢迎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到红军中来。
　　红军与穷人的关系特别亲爱，红军所到之地欢迎群众谈话，欢迎群众开联席会。红军一到那地就没收土豪的粮食东西，分配给穷人，帮助穷人免除一切捐税，不缴租不还高利贷。
　　中国有红军已经八年了。现在中国的红军总计有八九十万，行动在十几省的地方，大部分红军是在江西和四川。全国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同志。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
　　二十
　　红军这一闹，陈耳镇的联保处就跨了，保安队解散了。在整个卢灵雒一带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武装都消失的无踪无影。村上有权、有钱、有势的人一提红军就吓得尿裤子。听说朱阳镇秦池联保处有个叫吴凤仪的被红军吓成了稀屎痨，一命呜呼了。往日里受压迫的穷人像禾苗见到阳光一样地喜气洋洋。伯父虽躺在土炕上不能下地，心里却是特别地高兴。一直到第二年的正月，伯父才能下地活动。犁牛河黄家药房的先生曾到山上来给伯父换过两次药，他一再叮咛刚好的伤不能大量地活动，活动多了，容易底发（发炎）。可伯父就是不听，伯母和二祖父劝也劝不住。用伯父的话说：“我不是一捅就破的纸娃娃，也不是见水就化的泥娃娃，没那么金贵。”伯母知道，伯父的心里头装着红军放不下。他要当红军，他要领着自己的女人去当红军。为了当红军这个心中红色的梦，伯父常去山这边、山那边打听红军的事，这一打听就是一个月。山里人，很少出远门，闭塞，得到来的都是些不确切的信儿。没有个准消息，伯父是不敢轻易出门的，况且还带着伯母。还有，这件事只有他和伯母知道，对二祖父和条荫口的祖父及家里所有人都是保密的。
　　时节不等人，过了谷雨就该种玉米了。伯父就不得不和二祖父牵着牛去犁地、播种。就在这节骨眼上，伯母就病了。伯母的病来的缓慢，就是觉得身子懒，不好好吃饭，有时间还想吐。伯父说：“怕是伤食（因为吃东西不注意，得了消化不良)吧，不行就去犁牛河街上让先生给瞧瞧。”伯母说：“不碍事的，先扛一扛再说吧。”去犁牛河街来回几十里，伯母一个人没去过。要去，还得伯父陪着。
　　这一扛，就过了春种。伯母的病越发地严重了。伯父说：“走吧，我领着你去犁牛河街，让先生给看看。”
　　伯母知道，自己是扛不过去了，就答应了伯父：“去看看吧。”
　　伯父对伯母的病很担心，每顿饭吃的不多，还不断地吐，人都明显地消瘦了。
　　黄家药房的先生是个老中医，脉把的好。听说连朱阳街上都有人跋山涉水地跑来让他给看病哩。
　　先生的手指刚摁着伯母的脉搏，就不出声地笑了。
　　伯父以为先生走了神，一定是想起了往日的什么好事儿才笑的。
　　片刻的功夫，先生就把完了脉。伯父不放心地问：“大夫，我媳妇得的是什么病？”
　　先生笑了笑说：“没什么大碍。”
　　“什么叫没什么大碍？”
　　“你这人，心也太急了点儿，不等我告诉你就连连发问。实话告诉你吧，你媳妇有喜了。”
　　“有喜了？”
　　“就是怀上娃啦。”这一下，先生彻底解释清楚了。
　　“那她不吃饭，还吐，咋办啊？这时间一长，人都快没命了，肚里的娃还能活吗?”
　　伯父说这话，伯母就用眼睛瞪他。先生仍是满脸的堆笑，差点儿笑出声来。
　　“不要紧的，小伙子，我给你说了，你也不懂。我写个方子，抓三副草药，吃了就好了。”
　　“好好好。”伯父再也没什么话说，只有一脸地傻笑。
　　回到家，伯父对伯母说：“这回好了，你要给咱们生儿子啦。从今天起，你什么也不用做，我把咱妈从条荫口叫上来，专门伺候你。”
　　伯母说：“大夫没说，你咋就知道是儿子？要是闺女呢？”
　　伯父说：“闺女我也同样喜欢。”
　　伯母又说：“我还没有那么娇气，不用咱妈伺候的。仓娃刚过了门，哪能让桂珍一个新媳妇整天爬锅料灶的。还有……”伯母话说到这儿竟不利索了，支支吾吾地半晌说不明白。
　　“还有什么？”
　　“还有，”伯母说：“咱们可不可以不要这个孩子啦。”
　　“啥，不要这个孩子啦，你是不是疯了？”
　　伯母说：“我一怀上孩子，咱们去当红军的事不就泡汤了吗？”
　　“孩子一定要要的，至于当红军的事……”伯父想了大半天才说：“等咱们有了儿子，咱们一家三口都去当红军。”
　　“净胡说，人家红军能要一个带孩子的女人吗？”
　　“好了好了，这事儿先不说了。咱们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让你和肚里的娃健康成长。”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伯父高兴地唱了起来。
　　伯母问：“唱得什么呀？”
　　伯父说：“我是听首长他们唱的，只记住了这两句。”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伯父的歌声飘荡在双驮岭的每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