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红的心（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 卫国关心时政事 立志决心干革命
　
孔卫国选择畿府中学是受令肖和令光的影响，畿府中学是全市的足球冠军学校，两个哥哥在府中都是足球队的，卫国也喜欢踢足球，就这样，哥三全在府中上学。崔颖迎不知怎么的也考上了府中，还和卫国一个班，但是，孔卫国一直没好意思跟她说话。
　　孔卫国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在小学时，每学期公布的全年级的大红榜上，第一名总是孔卫国。上中学后，成绩依然很好。他特别喜欢数学和外语，是数学和外语课外学习小组的成员。他喜欢运动，喜欢踢足球，每天下午两节课后，总是和同学一起踢到天黑吃饭。他喜欢音乐，在教室里经常小声唱一些歌，电影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上演时，他和同学张任远接连看了十一场。他喜欢里面恢宏的气势，他喜欢里面优美的舞蹈，他喜欢里面动人的歌声。他买了本《东方红》歌本，里面的每一首歌包括独唱、合唱都唱了一遍又一遍。他还买了一本《抒情歌曲300首》，里面所有的民歌，不管哪个民族的还是那个国家的，他都唱得很熟。他又长高了，眉清目秀，依然是同学们喜爱的对象。
　 畿府中学建校在1906年，当时叫畿辅府官立中学堂，后来几经易名，又与南关的基督教公理会办的私利同仁中学合并，并在同仁中学的校址上继续办学，到解放后获得了新生，1954年成为省重点中学。府中的校门在址舫头街，坐南向北开。现在的校园里，同仁中学的洋建筑留下不少，从校门进去，上一高台阶，从中间穿过一排房子，有一片空地，空地上是刚种上不久的小杨树林。往南是一处大的院落，四面各有两间教室，合围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四方形的院落，青砖灰瓦，教室前栽着丁香树。院子南北各有门通向外边，从南门出去，是三排青砖教室，再往南是一条通道，靠院墙新建了两间红砖教室。校园的西部有图书馆，教工宿舍，再往西是一个灯光篮球场。球场南面、西面和北面有三座小洋楼，校医务室在西面的楼上，另两座也用来做教工宿舍。西南角几排房子是学生宿舍。校园的东部是运动场地，有一块标准足球场，四周有篮球场和其它运动设施。校园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是学习的好地方。
　 1966年寒假过后，孔卫国已经在初二年级上了一学期了，这学期开学后在同学们中间开始传看一本叫《燕山夜话》的短文集，上语文课的老师在作文课上也对同学们说过，《燕山夜话》里的文章短小精悍，思想性强，知识性强，有文采，希望同学们看看。有的同学则开始订阅《北京晚报》了。
　　三月的一天，上完第一节晚自习后，孔卫国来到教室外面，他从同学手里借了一张《北京晚报》，借着窗户的灯光，又翻开那篇《一个鸡蛋的家当》看起来。卫国作文不如数学、外语和其它几科，到如今还没把握住写文章的要领，他看《燕山夜话》原本是想看看文章的结构和写作技巧，没成想却对文章的思想内容产生了兴趣。他挺喜欢《一个鸡蛋的家当》、《说大话的故事》、《伟大的空话》等文章。
　　“看什么文章呢？”王祥立走出教室，来到卫国身边。
　　“大家都在看的文章，”孔卫国说。
　　“这是《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开辟的一个专栏，北京晚报副刊办得不错，杨雨生他们都订了报纸，”王祥立说。
　　“我已经落后了，现在人们对《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更感兴趣，那跟《燕山夜话》是一脉相承的，”杨雨生也来到了旁边。杨雨生的时政消息总是很灵通，这与他家在市委大院住，父亲是市委的一名领导有关。
　　“不说文章的品味、风格，就说作者吧，《三家村》的作者是……”还没等杨雨生说完，从教室里走出来的张任远说：“谁不知道是马南村。”
　　“看、看，马南村是笔名，其实就是邓拓。”杨雨生故意停了停，“《三家村札记》就是由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撰稿的，笔名是吴南星。”
　　“现在大家好像都很关心时事，是不是咱们长大了？”孔卫国说。
　　“人人都要求进步，好多同学都写了入团申请书了，你写了吗？你学习那么好，准能有你，”王祥立对孔卫国说。
　　“没那个迹象，”孔卫国自感父亲是有污点的，虽说是摘了帽子，可也是犯过右派的，“还是雨生应该有戏。”
　　“他不行，他学习不好，两门不及格，”王祥立很不以为然地摆摆手。
　　“你也不行，怎么好好的你家从北京跑到畿辅来了？”杨雨生说。
　　“咳，别提了，老爷子犯了个什么右倾，就从解放军文工团给下放到畿辅文工团了，”王祥立也不忌讳。
　　当然张任远的父亲原是国民党军统工程处的人员，想也没想。
　　四个人是足球场上的搭档，也很要好，他们在教室外边也没上第二节自习，聊到教室熄灯，才回宿舍。
　　学校里人们开始关心起时事了，图书馆前的阅报栏总是围满了人。
　　4月2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刊出了戚本禹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批评吴晗的文章《海瑞骂皇帝》“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擂鼓助威”；“《海瑞罢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
　　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批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
　　5月8日，《解放军报》以显著版面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说：“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吴(即吴晗)南(马南邨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充分说明了，在我们的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他们把持《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5月10日，《上海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又在全国报刊上转载。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名义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其“最深的根子”，扫涤“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5月1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7期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报刊上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越来越多，火药味儿越来越浓。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了，孔卫国觉得是不是开始反文化右派了？
　　同学们都越来越关心时事政治，围绕着对“三家村”的态度分成了两派，校园里到处有辩论的场景。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在古城大街小巷传开了，《通知》宣布，撤销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以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
　　6月1日晚，上完第一节晚自习后，卫国把做完的作业收拾起，拿出《抒情歌曲300首》，准备唱唱歌。教室的小喇叭突然响了起来，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有重要内容，同学们立刻放下手中的书本，竖起耳朵来听着。
　　联播节目播送了北京大学署名聂元梓等人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大字报批评陆平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校党委，声称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节目播完没一会儿，从高三年级的教室里传出来口号声：“坚决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声援北大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孔卫国他们出了教室，来到高三二班的教室外，看到里面群情激奋，一个头不高的同学正在慷慨激昂地演说。
　　“他叫孙德瑛，是个活跃分子，”杨雨生说。
　　“北大的师生真敢干，”孔卫国说。
　　“那还用说，那都是有来头的。这几天内部不是已经传达了吗，要开展文化大革命了，”杨雨生消息就是灵通。
　　这时，只见高三二班的同学从教室里走出来，排着队，在校园里转起来，一起喊着口号，不时有其它班的学生加入到队伍中来。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的全文，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把陆萍、彭佩云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陆平等人所代表的组织是“反党集团”。因此，号召“革命派”“无条件地接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与“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的黑帮坚决斗争，并把它“彻底摧毁”。
　　下午，学校由学生会组织全校同学上街游行，声援北大师生。
　　游行队伍出了校门往东上工农路，再往北到裕华路折向西行，一路上许多学校的游行队伍已经连成串。孔卫国这个班走在游行队伍的后面，因为孔卫国唱歌嗓子好，班里就叫他领着喊口号。孔卫国也是心情激动，这么重要的工作一定得干好。他竭尽全力地大声喊着，在心里暗暗表示：一定要听党的话，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