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之一

　　第十八章　
　　万永昌疯了
　　到1984年5月，万永昌的腰疼史差不多有十年了。
　　自从抬石臼把腰闪了以后，他的腰就一直没好过。在外面是怎么一种情形我不是很清楚，探亲回到家里，他每天一大碗苦得要命的中药是不能少的，但是看不出有任何疔效。他的手脚依然冰凉，屁股老是撅着的。到后来，一只肩膀高一只肩膀低，脖子歪向一边，走路身子往前倾，踉踉跄跄。
　　我们虽然在同一个地质队工作，但不在一个分队，一年到头，实际上只有过年回家才能见上一面，这和以往没有什么区别。
　　发病前一年，万永昌调到我所在的二分队，从事典型矿床研究，我们的接触才多了起来。
　　他不苟言笑，不合群，身边没有一个人和他谈得来。上班时间如果不去山上，他可以一整天坐在办公室纹丝不动，吃饭总是最后一个进食堂，黄昏别人邀伙结伴在山道上散步，唯有他次次都是一个人在远离人群的地方踽踽独行。
　　专题小组总共四个人，资历都不浅。万永昌的年龄最大。像他这么大的年纪，加上这么老的资历，还跑野外，别说二分队，在我们大队也属绝无仅有。
　　他们和地质组的人在一起办公，地质组的会议也要参加。作为专题小组的负责人，经常性的发言是免不掉的。他东拉西扯，老是跑题，说到后面又忘记了前面，让听他说话的人一个个如坠云里雾里。
　　开会的时候，二十多个人围成一圈，有的卷喇叭筒，有的用单刃刀片削手指甲脚趾甲，有的东张西望，有的勾着头。轮到万永昌发言时，大家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并且不时有笑声发出。
　　散了会，有人上前拍他的肩膀：“老万头，你刚才的发言太精彩了，那些人说的都狗屁不通，就是你能说到点子上去！”
　　连傻子都能听出，这是挖苦人的反话。我能感觉到，大家对他的轻慢和不敬。
　　确实，万永昌这样一个人，很难得到同事的尊重。
　　早年的事就没什么好说了。他为人太认真，芝麻大的事都要分出个是非来，从来不考虑对方的感受，更不会给人面子，处处树敌，人家不记恨他就罢了，何来尊重？
　　他活到后来这种份上，就更要叫人瞧不起了。
　　走进他一个人独居一室的房间，哪怕就是寒冬腊月，床上只有一床薄被，没有垫絮（他从前肯定是有垫絮的，据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垫絮给了山民，换回一大袋当口粮的红薯），光床板上铺的是一张烂得不成样子的草席，还有一件当作劳保用品的棉大衣，晚上也要盖在薄棉被上，用来御寒。
　　在他的房间里，没有几件东西不是劳保用品。墙上挂着的军用水壶，代替了连青工都有的热水瓶。一张用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木板床是大队总物科发的。蚊帐，工作服，登山鞋，高统雨鞋，纱手套，饭盒，肥皂，都不需要他掏一分钱。两个炸药箱和探亲时他背回家的那个帆布大地质包里，装着一年四季的衣服和一些书籍。一个倒扣过来的岩芯盒下面垫着两排砖，是他的“饭桌”兼夜里的“办公桌”。岩芯盒上放着一个掉了很多瓷的搪瓷碗，一个漱口兼喝水的茶缸，一瓶墨水，几支铅笔，一支钢笔，一本稿纸，一本硬壳野外记录簿。没看到毛笔和墨汁。看来我们家的大书法家万永昌不再挥毫泼墨了。
　　去食堂买饭，他基本上是一大碗饭，一份五分钱的青菜，要买一份有点油水的一角钱的菜还要下很大的决心。一年四季，他脚下都是一双登山鞋，时常连袜子都没有一双。到了夏天，下身依然是一条工作裤，上身是一件鱼网一样的背心，因为染了汗渍而变成黄色。
　　吃和穿，他都是我们大队最不讲究的人。从前是不是这样我没去打听，最起码，他和我成了同事之后，我看到的是这种样子。
　　1950年南京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又是我们大队搞技术的老前辈，落魄至此，叫人家如何去瞧得起？
　　他如此穿困潦倒，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在内心深处，我无法接纳这样一个父亲。他身上发生的那些事情让我脸面无光。在他发病前的近十年里，我一直生活在他的阴影里，无法走出。
　　从到地质队的第一天起，我感觉到，别人看我的目光有些异样。时常有人在我后面指指点点。甚至还出现过这样的窘况：一大群女孩子在我走近时停止窃窃私语，然后是突然爆发的大笑。
　　那些指点和大笑都和万永昌有关，只是刚开始时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关万永昌在外面的是是非非，风言风语，就这样一点点传入我的耳中，让我羞愧万分。
　　等到万永昌带着专题小组来到二分队，我已经没法和万永昌直面相对。一年的时间，我进他房间的次数屈指可数。路上迎面相遇，能绕道而行那是最好的，实在躲不开，我会把头勾下。都说人会自欺其人，我在万永昌面前的表现是最典型的。没人不知道我是万永昌的儿子，可在公共场所，我永远也不会承认我们是父子关系，也羞于让人知道我是他的儿子。这对我和万永昌来说，都是一种精神折磨。我们已经形同陌路，连最普通的同事都不如。
　　摊上我这样一个儿子，万永昌算是雪上加霜，倒多了霉。
　　事实上，万永昌对我的负面影响根本没有那么大，是我放大了万永昌的负面影响，还以为别人也会像我一样看万永昌。
　　凭心而论，没有人会因为我是万永昌的儿子就瞧不起我，包括那些和我同一批内招上来的女孩子，后来的几批女孩子就更不用说了。此前几年，喜欢我的女孩子不止一个，她们主动接近我，吃饭端着饭碗往我住的工棚跑，帮我洗被子洗蚊帐，夜里很晚才离去，弄得住在一起的人纷纷给我让房间。是我自己没有好好把握这些机会，辜负了室友的一片好心，也让女孩子们一个个失望而去。
　　知道女孩子是怎么评价我吗：太怯懦了，拿不起放不下，一点都不像个男人。
　　甚至还有女孩子怀疑，我那方面是不是有问题。
　　这笔账，我却把它算在万永昌的头上，你说万永昌冤不冤！
　　就在万永昌调来不久，二分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地质组的一名工程师把一名女重砂工带上山，做了苟且之事，也是因为女孩子怀孕了，这事才大白于天下。
　　当时并不知道这事是谁干的。一连几天，二分队各个单位的人都在谈论这事。地质队就是这样，只要有一点芝麻小事就会让很多人兴奋异常，出了桃色事件更是饭后茶余的猛料。
　　只有我心惊肉跳，不敢往人堆里去。我害怕这事又是万永昌干的，再次让我蒙羞。
　　夜里我难以成眠，耳朵总是竖起来，既想听到身边的人在谈论什么，又担心“万永昌”这三个字会从别人嘴里迸出来。
　　这又是一次难以承受的煎熬。表面上我装着若无其事，却一直在关注事态的进展。万永昌所犯的生活错误给我带来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我不能不留意万永昌会不会被叫到分队部去谈话，大队保卫科下来的人会不会突然把万永昌带走？
　　我真不该杯弓蛇影，惊弓之鸟，自己把自己吓成这种样子。
　　万永昌是个有病之人，已经过早地出现了衰老之相。他的头发花白，行动变得迟缓。在整个二分队，也只要我才会把那件事和万永昌牵扯到一起，这实在是可笑之极，如果把我的担忧说出去，身边的人肯定一个个都会骂我神经病。可我当时怎么也无法从胡思乱想中走出来，愣是有那些提心吊胆惊魂不定的日日夜夜。一方面吓得要死，一方面心里又充满了悲愤。如果这件事真的是万永昌干的，我不知道自己会如何面对他。
　　此事当然很快就有了结局。事件的主角冒出来了，也像当年的万永昌一样受到了留队察看一年的处分。我这才长如释重负，长吐了一口气。
　　随着病情的一天天加重，医务所的医生建议万永昌到外面的医院去好好检查一下。
　　他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坐火车去了一次县城。
　　这是四月底的事。从县城回来他接到通知，有一个去温泉疗养院疗养的指标，大队直接划给了他，时间是一个月。
　　把工作做了交代，第二天，万永昌出发去了疗养院。
　　一个星期后，疔养院打来电话：“你们怎么送了一个疯子？”
　　这让大队领导大吃了一惊。马上把电话打到二分队，要二分队火速去人看看是怎么回事。
　　一辆三开门的北京吉普车冒雨出发，总共去了四个人：分队长，医生，我，司机。
　　下午约四点钟，赶到了百里外的温泉疗养院。
　　万永昌在雨中走来走去。他没有穿外套，上身是一件母亲用工作手套编织的纱衣。下身是一条工作裤，脚下的登山鞋里灌满了水，没穿袜子。
　　两个穿白大褂的人各撑一把雨伞，跟在他后面。
　　分队长跳下车，扯开嗓门叫：“老万头，什么事这么想不开，要一个人在雨中走来走去，连伞都不撑一把？”
　　万永昌一直在嘟哝着什么，没有理分队长。
　　我也赶紧跑过去。
　　见了我，万永昌扑通一声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你娘都死了，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分队长和赶过来的医生面面相觑，一齐把目光转向我。
　　我知道他们想问什么，满脸通红。
　　这天夜里，我第一次在万永昌房间里过夜。
　　医生给万永昌打了强镇静剂，他很快就人事不省。
　　我替他把一身换下来的湿衣服洗净，凉好，这才在他身边坐下。
　　外面风雨交加，心里寒意倍生。
　　夜深了，我缩在万永昌脚下难以入眠。万永昌突然疯了让我心乱如麻，还有一种隐隐的担心：万永昌会不会在我入睡之后把我掐死？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说不准万永昌的疯和我有很大的关系。谁叫我们是一对这样的父子？在过去的那些年，只要回到家里，我们就冲突不断。我一肚子都是对万永昌的强烈不满，万永昌也常常被我气得要死。
　　什么也没发生。天亮前万永昌醒过来了，站在门口撒了一泡尿，还吐了一口又浓又臭的痰。
　　我也起身，跟在后面。
　　撒完尿，万永昌倒头又睡。
　　缩在他脚下的我，不仅闻了一夜的脚臭，还闻到他的嘴里有一股比厕所还难闻的气味。
　　第二天，万永昌疯了的消息传遍了全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