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之一

　　第十七章
　　幸运之神的眷顾
　　现在想起来，我的经历在我们家所有的孩子中，即使不算最简单的，也算是比较顺的，每前进一步都有人为我作铺垫，每到一个关键时期都有人为我付出代价。我可以什么都不管，一切都交给别人，有什么责任要承担也是别人的事，我只要坐享其成就行了。
　　我参加工作是如此，结婚是如此，调回小城是如此，到后来日子过得很滋润就更是如此。
　　这个别人，主要是万立人，当然也有万淑芬的份。
　　1975年11月，我已经在家窝了将近三年。这三年的时间，学校以为我在社会，社会又以为我在学校，我因之成为谁也不管的局外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就这样让我躲过去了。
　　万立人让我坐在家里，等待机会。我却悲观得很，看不到前程在哪里。
　　作为一名脱离了社会的人，让社会来给我机会，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更何况，一批又一批学生下放农村，人家很多“老三届”这会儿在农村战天斗地已经七八年，有的过了而立之年，还看不出出路在哪里，我一个呆在家里的人，怎么又会有出路？
　　万立人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路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去找，总能有路。
　　一直到这时，他还在强调，只要在小城留下，随便干点什么也比去农村强。
　　对这种狗屁话，我是怎么都不会相信更不会接纳。他万立人坐着的人哪里知道别人站着腰酸：今天带一个女孩子回家，明天带一个女孩子回家，日子过得滋润得很，却要我没完没了这样一天天耗下去，这让我心里特别不痛快。
　　万立人也不光是光动嘴巴，他是真的在给我找出路。
　　有一段时间，他给我找了个师傅，让我去学木工。
　　这个师傅还是有点来头，一个人住一套机关干部才会有的那种铺地板的两居室房子，三十多岁，瘦瘦高高，戴眼镜，好像还没结婚。小城很多机关，诸如党校、地委、行署的维修活儿，都被他收入囊中。我跟他学徒的那几个月，他揽下一项大工程：秀水河下游要建一座水泥大桥，这里是连接北站唯一的通道，过去一直是一座汽车过往必须两边排队的浮桥。师傅当然没那种能耐去建造水泥桥，但是建桥民工临时栖身的工棚全部给他吃下了。如果我一直跟着他学下去，没准现在是一个很不错的木工师傅。能把他揽工程的那套绝活学到手，那就更不得了了，这一辈子肯定早就发达了。可是我吃不了那份苦，更受不起那份骂，民工工棚还没建完就一走了之。
　　此时，我们家搬到老宅已经四年了。老女万淑芳也在1973年出生了。我们家这个样子，母亲都快没有人样，万永昌还要让母亲给他生孩子，加上他回一次家就好像要杀人放火，这让我对他充满了鄙视，还有一股刻骨的仇恨。
　　到年底我就要满二十周岁了，虽然没有万立人那么魁梧，但也是个男子汉，要身高有身高，要力气有力气。如果万永昌再敢对母亲动手，试试会有什么结果？只可惜万永昌没给我这个机会，否则，我一定要叫他满地找牙。
　　万淑芬1975年高中毕业，也坐在家里。她和我不一样，有学校和社会的登记，下放只是迟早的事。
　　万立诚初中毕业没有上高中。家里一下有了三个社会青年，全吃闲饭，谁都没有好心情。
　　对于我们的前程，母亲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长吁短叹，弄得我心境更加恶劣。偏偏她总要找些我不愿做的事给我做，一天到晚除了老宅还是老宅。我没有疯掉，真要感谢祖显灵福荫子孙，否则，今天世界就多了一个疯子，而少了一个我这种只会向家庭和社会索取而很少作贡献的人。
　　为了躲开母亲的唠叨，我常常会骑着万立人弄回家的一辆破自行车跑到荒郊野外去。在河堤上，在西湖岸边，在乡间的一座座石拱桥上，以及没有人的田塍，我一坐可以一整天，肚子饿得叽里咕噜响，却不想回家吃饭。
　　这是我这一生中最悲观的一个时期，充满了厌世的情绪。也是一个特别危险的时期，说不准眨眼之间就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西门口的孩子，像我这么大的基本上都去了农村。有一次在大街上碰到刘家老三。他开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回来。当时围着他有一大群人，全部都是西门口的，这个上去摸一下，那个上去摸一下。刘家老三蹲在路边抽烟，谁上他的车子，他都是笑眯眯的。
　　后来，我也上去了。
　　以为开手扶拖拉机是件很容易的事，没想到手扶拖拉机到了我的手上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排气管突突冒着黑烟，想刹车一点反应都没有，要熄火车子根本就不理你。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情况叫飞车，熟手都害怕。何况我是平生第一次摸手扶拖拉机，不得要领是肯定的。手忙脚乱之际，手扶拖拉机冲进了路边的一家裁缝店，把齐阁楼高的门都撞倒了好几扇。
　　裁缝店有几个踩缝纫机的人，不是戴老花镜的老头就是肥胖的女人。看着手扶拖拉机撞了进来，个个尖叫，都站起来，抱头奔逃。
　　我耳边嗡了一下，以为要撞死人。
　　所幸的是，这一撞，车子熄了火，停下来了。
　　我脸都白了，大汗淋漓。
　　几名裁缝惊魂甫定，指着我骂：“你这人怎么开车，不会开就别开！”
　　赶上来的刘家老三赶紧陪礼道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是新手，真的不会开车。”
　　也许看到是一帮知青，裁缝店又是公家的，人家还算好说话，没要任何赔偿就把我放走了。
　　一帮人七手八脚，把手扶拖拉机拖出了裁缝店。
　　启动时，又出事了。
　　那天我实在不明白，倒霉的事儿怎么全落在我一个人头上？
　　在离裁缝店大约三十米远的地方，好几个人都摇了车，虽然没摇着，也没任何事。摇柄到了我的手上，一发力，车子倒是着火了，摇柄却甩了出来，正好击在我的脸上。
　　我一声惨叫，双手捂着脸颊，蹲在地上。
　　血滴滴嗒嗒，落了一地。
　　后来他们把我送到地区医院，伤口缝了十几针。
　　这是1975年8月中旬的事，刚刚立秋。
　　小城的初秋，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秋老虎正在肆虐，要狠狠下几场秋雨，天才会凉快起来。
　　这么热的天，也不是无处可去。
　　吃过早饭，我钻进了荷塘里。
　　荷塘一望无际，我从我们家老宅的岸边下水，一直向下游走去。
　　一路涉水而行，一路采摘莲蓬。
　　这是我的逃避方式，我越来越没心情呆在家里。
　　等到我上岸时，已经是下午了。我手中的荷叶里包了一大包饱满的莲蓬子，肚子也差不多塞饱了，可以为母亲省下一顿午饭。
　　转机终于到来，是在十月。
　　万永昌在地质队干了一辈子，四处漂泊，倒霉的事没少摊上，也给我们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现在，总算是熬到了该有回报的时候了。在我们家，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我。
　　事情是这样的：国务院下文，地质、石油、煤炭、林业这四个在野外工作的行业可以面向自己的职工子弟内部招工，不管家在农村还是城镇，只要符合招工条件的未婚青年，每家可以招收一名。
　　十月中旬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千里迢迢，我们家来了一男一女两个招工人员。
　　母亲惊慌失措，两只刚洗过的手在围裙上来回擦，不知该如何接待这远道而来的贵客。
　　我飞奔而去，把正在上课的万立人从学校叫回家。
　　看了地质队转发的招工文件，恐怕连万立人都感觉到，两年半前让我辍学呆在家里，是个多么大的错误！
　　现在已没有时间去懊恼了。万立人很镇静。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一起去了居委会，然后去了东方红公社。
　　人倒是见了不少，却什么都没办成。
　　招工人员不可能无限期等下去，留下招工文件，第二天便回地质队去了。
　　万立人一直把他们送上了去省城的长途客车。我垂头丧气，心里充满了对万立人的不满。
　　此前一天我还处在兴奋的巅峰，这会儿已坠入了绝望的深谷。这种情况下，家里最好谁都不要惹我。万一血冲脑门，一件极小的事很有可能会引发一场大祸。
　　万立人要办事，骑着自行车走了。我漫无目的在西郊游荡。脑子里一片空白，又好像有一架机器在里面高速运转。听到后面的汽车在拼命按喇叭，才发现自已正行走在通往火车站的马路上，而且人在马路中间。
　　车子从我身边掠过，司机把头探出来，冲我恶狠狠一声大骂：“想找死啊，要死也不要跑到马路当中来死！”
　　我脸上毫无表情，只当什么都没听到。车子开远后，我才像刚醒过来似的，捡起一块石头，对着绝尘而去的车子砸去。
　　回到家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生闷气。母亲叫我吃饭，我却重重甩门而去，还一脚把母亲喂鸡的一只破脸盆踢得飞了起来。
　　在我身后，传来了母亲的骂声。
　　“你是不是撞鬼了！”
　　如果这样骂我的不是母亲而是万立诚，我恐怕真会一个大巴掌把他扇死掉。
　　万立人还在为我的事奔跑，有二十多天都没有回家。看不到万立人，我以为去地质队的事彻底泡汤了。
　　11月22日，一个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的日子，临近吃晚饭，久不露面的万立人终于出现在我们家的院子里。他把母亲，我，万淑芬，万立诚，万立德，万立行，万淑芳，一起叫进房间，一副神情非常严肃的样子。
　　我们知道有重大事件发生，都不吭声。
　　万立人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才开口说话。
　　他宣布的内容有两条。
　　第一，从现在起，无论谁打听我去了哪里，都说不知道。
　　第二，万淑芬和万立诚马上下放，知青点已联系好了，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地方。
　　我后来才知道，万淑芬和万立诚马上下放，是作为我去地质队的交换条件。
　　11月25日，我踏上了千里之行的远途，去了万永昌所在的地质队。
　　万立人不放心我一个人出远门，请了几天假，把我送到了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