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之三

　　买屋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终于到了1968年。
　　这年夏天，不仅全国的知青下放农村，“地富反坏右”也得扫地出门，到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清洗他们藏污纳垢的大脑。
　　我曾看过一个这样的离别场景：一家老小，聚在一栋破屋门前。要带上路的东西已经搬出来了，正等着车子过来装车。
　　西风猎猎，纷纷的落叶在地上翻滚。几个小孩都哭起来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棍，颤微微地立于风中。不久来了一辆大卡车，装车的是几条彪形大汉。老人一直面向那栋大概有差不多二十年没修缮的老屋神情默默，上车之前，他拱手向相处了几十年的老街坊们作揖拜别，脸上有一长串清泪。围观的人很多，除了不懂事的孩子，没有一个人吭声。
　　数年后，这一家人回来了，但是那个老人没有回来。他客死异乡，魂魄回不了故土。
　　还有一家人，是我们家的近邻，住在我们这一排的最东头，丈夫在航运公司当会计，以前我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他腰上系一个鱼篓，经常出去抓黄鳝，根本不需要任何工具，转一圈，就能带回十多条黄鳝，够他作晚上的下酒菜。
　　这家的女主人晕血，别说剖黄鳝，杀鸡宰鸭的事都不敢沾边。他们家还有一个婆婆，烧饭做菜全是婆婆一个人的事。
　　孩子好像也不少，能记住的就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年龄和我相近，一个姐姐，和万立人差不多大。
　　1968年底，这一家人举家下放。
　　数年前，我在大街上碰到这对双胞胎兄弟中的一个。他们家是七四年才回小城的，婆婆身体很健康，九十多岁了还能料理自己的生活，就是耳背，和她说话特别费力。母亲反而是病歪歪的，长年不离药。他们家的大姐一直没嫁人，到现在还是老处女。
　　我问他：“你们家老爷子还抓黄鳝吗？”
　　“能抓黄鳝就好了，早就不抓了！”
　　“为什么？”
　　“现在哪有黄鳝抓，再说他年纪也大了。”
　　“他现在在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退休在家，吃老米。”
　　“航运公司不是早就解散了吗？”
　　“没错。但他们那帮老人，退休工资还是有保障。”
　　这是小城众多“地富反坏右”下放故事中的一个。他们比那家老地主好，总算全部回来了。
　　对“地富反坏右”横扫出城的下放，带来了很大的恐慌。
　　谁都看不清形势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又不知道这一走还能不能回来，有些事情就要快刀斩乱麻。人在朝不保夕的恐慌中，都会这样来处理各种各样的棘手事。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私宅都是十个不抵一个，仓促出手，贱卖了。
　　卖不出去的房子，因为没有人气，只能在风雨中飘摇，很快就败落得不成样子。
　　对于这件事，没有多少人会往心里去。“地富反坏右”贱卖房子，哪怕再便宜也没有几户人家能买得起。即使能买得起，因为涉及到“地富反坏右”，好说不好听，躲还来不及呢，谁会沾惹这晦气？
　　有一个人对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就是我母亲。
　　在小城生活了十多年，母亲可以不知道电影院的大门是朝东开还是朝西开，可以不知道哪里有戏院、酒店、餐馆，甚至日后可以不知道儿女们的家在哪里，是什么个样子，这只能说明母亲是这样一个人，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不闻不问，哪怕就在眼前也完全看不到。但只要是她想知道的东西，认为有用的东西，哪怕再微不足道，再不起眼，她眼睛也会雪亮，看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地富反坏右”下放农村这事就是这样。别人看到的只是一个个扫地出门背井离乡抛舍故土家园的伤悲故事，母亲看到的却是这其间蕴藏的机遇。
　　自从来到小城后，母亲一直有一个这样的梦想：让万家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个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在母亲的心里日夜萌动，时常让母亲在夜深人静时瞪大眼睛。
　　孩子越来越多，很快就要成家立业。仅靠西门口这两间屋，日后让他们如何容身？这么多年了，房产公司根本就没盖房子，要得到一套房子要打破头。丈夫长年不在家，不是有这种事就是有那种事，她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却因为没有房子而让“看人家”的人掉头而去，这是她最真实的想法，让她日夜纠结于心，怎么也放不下。
　　睡不着觉的夜晚，她比平常起床更早。到东方红公社后院的水井把水挑回家，母亲坐在灶下烧火。灶膛里的火舌一伸一缩，火光照亮了母亲那张凝思默想的脸。
　　天刚刚亮，饭菜就弄好了。她扛着锄头，挑着尿桶，前往菜地。路上，她最留意的就是那些空房子。大门紧闭，门前的台阶都长青苔了，瓦缝里没有蓝色的炊烟升起，说明这一家人走空了，他家的房子会不会卖呢？
　　在此之前，母亲还不敢想买房子的事。这个梦想实在是遥不可及，偶尔掠过这个念头，最多就是发一阵愣，然后尤如大梦初醒，摇摇头，注意力回到手头上正在做的事。可现在不同了，近在咫尺，只要往前跨一步就能牢牢抓在手中。这让母亲激动不已。
　　别人怕“地富反坏右”，母亲不怕。她说：“我不偷不抢，花钱买东西，有什么好怕？”
　　机缘的到来，总是有许多巧合。我们家就是如此。
　　就在到处都有房子空出来的时候，1968年底，万永昌平反了，到了1969年春节，阔别三年之后又一次回到家里，大约带回二千元的补发的工资，这笔钱全部交到了母亲的手中。
　　在那个年代，二千元可是一笔大钱。
　　1969年，母亲开始忙一件事，到处去物色她梦寐以求的房子。她不仅跑遍了小城的每一个角落，还去了附近几乎所有的乡镇。
　　有些房子是空着的，但找不到主人。
　　母亲绕着这些房子转了一圈又一圈，心里难免会有这样的感慨：好好的房子，就这么空在这里，多么可惜！
　　她从门缝里往里面看。里面黑古隆冬，什么都看不清，只有一股久无人居的霉味散发出来。
　　她又去后院。后院也有菜地，一口水塘，在水塘的岸边，还种着柚子树，枣子树，桃子树……这多像她儿时圩镇的家园，也是这么一片菜地，一口水塘，一排果树，竹堑荆棘构成的篱笆。如果是五月，那篱笆上还会开满鲜花呢，香喷喷的。
　　这更坚定了母亲要买屋的决心。她也想有一栋这样的屋，独门独院，门前种着果树。屋后未必有一口水塘，但菜地是可以有的，院子里还可以搭一两个棚架，下面歇凉，上面爬着瓜果的藤蔓。这是她最理想的家园，绝不是西门口的样子，一家人挤在两间屋里，还得自己动手搭一个阁楼。
　　那或许是一个南风劲吹的春日，也许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还可能是一个雁鸣长空的秋日，母亲站立于人家的屋前屋后，粗糙如树皮的手轻拂被风吹动的短发，心里充满了激动。她一定要给万家买一栋房子，给万家的子孙留下一点将来可以称为祖屋的基业。那是她作为母亲必须履行的职责。她不能光有心愿，还要付诸于行动，让未来的祖屋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离开那幢空宅，她继续自己的寻屋之旅。
　　最后，终于在一座小镇上，母亲找到了一栋她称心如意的房子，而且与主人接上了头。
　　母亲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不是在小城买屋，而要到一座小镇上去买屋，也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答案大约只能如此：小镇买屋更便宜，再就是那栋老宅更合母亲的心意。
　　前不久，我专程去过那座小镇，想看看小镇是什么模样，当年的宅地安在？出小城向南，驱车约二十里，很容易就找到那个地方，但要看到当年的样子就没有可能了，要找到那块母亲带不走的宅地更是天方夜潭。快速发展的小城几乎将两个地方连了成片。从前的老房子已看不到几栋，到处都是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向当地上了年纪的人打听，他们七嘴八舌告诉我，几十年前，是有一个从小城来的女人在小镇买走了一座老宅，他们还记得那个女人的模样。这话让我听了鼻子酸酸的，几乎要当着那些老人的面流起眼泪来。
　　那座小镇名叫渡头，最有名的小吃就是牛杂粉，寒冬腊月，一碗牛杂粉下肚，能让人热汽腾腾，满头大汗。
　　母亲当年是坐车前往渡头的。在此之前，她对渡头一无所知。下了车她东张西望，到了中午，她饥肠辘辘，却怎么都舍不得掏一毛钱买一碗牛杂粉。空着肚子，她回到了西门口。
　　这一年，母亲多大？三十八岁，也算是年富力强的年纪。
　　她已生下了五个孩子，还有两个孩子尚要孕育，才能完成她一生的生育史。
　　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年近不惑，在常规情况下，你能指望她做什么呢？
　　五个孩子的带养，就是一件劳心劳神劳力的事。
　　男人长年在外面，身边没有一根顶梁柱。还有一大片拓荒得来的菜地，一大群鸡鸭，两只大肥猪。最重要的是手头拮据，做什么都捉襟见肘，勉为其难。
　　这样的条件下去买屋，谁来试试？
　　她悄悄进行，神不知，鬼不觉，就完了一项非常人能够问津的壮举。
　　1969年，社会动荡并没有结束，还有很多大事即将发生。在小城，在我们这个最不起眼的家庭，也有一幕惊世骇俗的悲剧即将上演。悲剧的主角是一个看似弱不经风实际上有着钢铁意志的女人，她的一大群孩子以及她的男人只不过是不起眼的配角，或者只是作为陪衬出现在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