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下

　　现行反革命分子
　　1966年，噩运再次降临到万永昌的头上。
　　不再是隔年才能回家了，而是三年不能回家。
　　他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这回是老账新账一起算，旧仇新恨一起报。
　　除了生活作风问题，57年右派问题，往前还一直追到家庭出身和家庭背景。
　　穷苦的人民大众连饭都吃不上，他居然可以上大学，而且还是名牌大学，这里面难道没有问题吗？
　　跨省派去了外调人员。外调的目的不是为了把问题搞清，而是为了找到一份可以把他彻底打倒打垮、让他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的铁证。
　　事实上，在外调之前，他的问题已经定性了，外调只是走走形式，完成一个过程。
　　我现在还能记得，有一天，在居委会的干部陪同下，来了几个外省人，到我们家转了一圈，什么话都没说就走了。后来，他们还去了岭下万家。是老家的人上门作客，我才知道此事。
　　万永昌被关起来了。和他关在一起的有很多人，都是地质队的“牛鬼蛇神”。
　　管他们的人都是苦大仇深的工人，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从部队下来的转业军人。
　　属于这一阵营的人成立了一支战斗队，宗旨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把过去那些压在他们头上的当权派拉下马。
　　被关进去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打的。打他们有两个动机：一是要他们交待问题，二是泄恨
　　有些人被打得受不了，又实在不知道交待什么，只有乱咬人。
　　常常有这种情形：这个人刚才还在狠命地打人，转眼功夫被五花大捆，成了被打之人。
　　绑他的人是这样说的：“难怪你把人家往死里打，原来是要杀人灭口呀！”
　　一咬十，十咬百，反革命组织变得庞大无比。
　　万永昌是最早关进去的人。充其量他只能算是反动学术权威，离现行反革命还远着呢。把他纳入“现行反革命”之列算是抬举他了。
　　以万永昌的为人，要他交待问题供认同党，他怎么也交待不出来，更不会开口乱咬，因而也被打得最狠，好几根肋骨被人踢断了。
　　万永昌被人毒打，也不会像很多人那样，大喊大叫，而是一声不吭，硬扛着。
　　弄得有些打他的人到最后不好意思下手。也有适得其反，遭来更凶狠的毒打。
　　打万永昌最狠的那个人，名叫赵家勇，后来和我做了同事。
　　赵家勇是部队下来的，打人喝酒，是他的两绝。
　　他是广西人，五大三粗，长一身的长毛，像人类返祖。他怎么打别人我没有看过，穿着登山鞋一脚把十三四岁的女儿踢翻在地的情景我是亲眼看见的。
　　他打老婆小孩在我们大队是出了名的。一家老小没有一个不怕他，见了他就像见了阎王似的，被他打了还不敢哭喊，越哭喊他下手越重。所以在他们家里，不管大人小孩，挨了打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虽然泪眼汪汪绝对没有一点声音发出。
　　我们共事的那些年，赵家勇暴戾的脾气已经收敛了不少，在谁面前都是尚未开口脸上先有三分笑容。这是有原因的。文革后期，他也被别人打得要死，只差没有把一条命丢掉。
　　我们相处一直还不错。我参加过不少他召集的聚餐，跟他去钓过鱼，上山抓过蛇，摘过各种各样的野山果。只要弄吃的，赵家勇就会有一身的劲。很多聚餐都是由他发起的。到十多里外的山下小镇采购，下厨，都由他一手操办。
　　他依然是这一帮人中的一个实际上的小头目。只要能弄到吃的东西就有一次聚餐的理由。几个箱子拼在一起就是饭桌，脸盆时常拿来装菜。人很多，围着脸盆，有些人屁股下面还有一把椅子，有些人屁股下面是一个炸药箱，晚到的人只有站着或蹲着。
　　在地质队，喝酒是不需要请的，只要闻到酒香都可以来。
　　次次都来，又不掏一分钱，就会有人骂，且直言不讳。如果不识趣，下一次还来白喝，就会有人把他手中的茶缸抢下来，把他自己倒进去的酒泼在地上。
　　我们那时喝酒哪有酒杯？都是喝水漱口兼用的茶缸。也没有什么像样的酒。酒精兑的酒，农家谷子酿的酒，劣质白高粱酒，照样喝得天昏地暗，兴高采烈。酒到酣处，开始划拳。
　　我们划拳的规矩跟外面的通例是不一样的。外面划拳是输者喝酒，我们要赢了拳方有酒喝。
　　最能喝也喝得最多的经常都是赵家勇。他不仅酒量大，划拳也技高一筹。
　　调回小城那年，我们还联手做过一次生意，差一点就出了人命。
　　这年十一月，我们瞒着单位收购了一车毛竹，准备运到山外去卖，赚几个外快。
　　车子是地质队的，司机也得给点好处，否则他不会白干。
　　毛竹很轻，重量不会达到极限，但装载的高度一定要达到极限。为了防止竹子途中甩出，必须用钢丝绳将毛竹锁紧。
　　赵家勇爬上了车顶，用锁扣绞紧钢丝绳。他本来就是个有力气的人，用力过猛，钢丝绳也绞得过紧。只听“嘣”一声巨响，小姆指粗的钢丝绳断了。
　　赵家勇飞了出去，落在十多米外的一块刚收割不久的稻田里，脸朝下，半个脑袋都陷入到泥巴里面去了。
　　我们以为赵家勇死定了，一个个吓得要死。谁知一分钟不到，赵家勇又爬起来了。
　　正是和他有一些交往，一直到今天，我不觉得赵家勇是一个很坏的人。在他身上，我没有看出有什么是最不好的。这只能说，他把他为人恶的一面深藏起来了，叫人难以察觉。
　　在赵家勇的手上，曾经发生过一桩命案。
　　管制队里有一个十足的书呆子，和万永昌差不多，凡事喜欢与人较真，芝麻大的事也得分出个输赢，常常与人争得脸红脖子粗。
　　书呆子没少挨赵家勇的揍。他本来就瘦，戴一副宽边的近视眼镜，背有些佝偻，夏天不穿衣服胸脯就是一块标准的搓衣板。这样一个人，哪里经得起赵家勇的拳打脚踢？
　　叫书呆子最不能接受的还在于他自觉是单位最有文化的人，却受到赵家勇这一类单位最没文化人的管制，感觉人格遭到了莫大的践踏。
　　有一晚，书呆子失踪了。第二天，大家在河边看见书呆子穿过的一双鞋子。认为他跳河了，派人往下游一路找去，没找到他的尸体。书呆子失踪成了一宗悬案，到底是投河自尽，还是畏罪潜逃，最终也没给出个定论。
　　万永昌虽然也被打断了好几根肋骨，人格上也受到了莫大的践踏，但要跳河，他绝没有这勇气。
　　从囚禁中被放出来后，万永昌被送到工程队去劳动。给万永昌派任务，监督万永昌的就是赵家勇。
　　炎热的夏天，为了赶凉，工程队的人通常都是拂晓前起床，天还没亮就上山。早餐那一顿饭派人送上山去，下午就可以在家休息了。
　　万永昌下午没有休息。别人在家睡觉，他还得背一袋钢砂，扛一根钻杆，挑一担钻头，一趟又一趟往返于山上山下。
　　寒冷的冬天，山道上结了冰，滑溜溜的。到了半上午，经太阳一晒，冰开始融化，地面变得非常泥泞。下午四点钟后，北风一刮，地面再次被冻成硬梆梆的。
　　万永昌脚下绑着防滑的草绳，肩上一个白帆布垫肩，沉重的钻杆岩芯管压在上面，火辣辣地疼。
　　身上汗流不止。等卸去肩上的重负，汗湿的衣服粘在肉上，经刺骨的寒风一吹，那个难受劲啊，同样要命。
　　干完这些活，拿到赵家勇签名的字条，才算完成了一天的任务。
　　太阳下山后，回到山下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万永昌还得干一件活：扫厕所。
　　男厕所女厕所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不能看到有蛆虫在地面上爬，更不能看到茅坑周边有叫人恶心的脏东西。
　　那些年，在地质队，与万永昌有相似经历的“老九”们并不少。一些“老九”虽然没有受到管制，但说话做事都得小心翼翼。一批工人被抽调到他们中去“掺砂子”，对“老九”们的言行进行监督，严防他们乱说乱动。
　　万永昌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在他的箱子里翻出了地质队开给他的现行反革命评反证书，时间是1968年12月18日。
　　1969年春节前，饱经磨难的万永昌，在隔了漫长的三年之后，才再一次踏上了归家之路。
　　
　　小城之乱
　
　　1967年端午节的早晨，我们家的门楣上挂上了避邪的菖蒲和香艾。母亲把熬了一夜的粽子端上桌，家里却第一次少了一个孩子过节。
　　拂晓之前，属于保皇派的另一大组织秘密从郊区调来了六千多农民，把一中围得水泄不通。万立人也被围在里面。
　　那些日子，母亲头上第一次出现了白发。
　　她才三十六岁，正是一个女人一生最有活力的时候，还远没有到该添白发的年龄。
　　夜里，我一次次听到她沉重的叹息之声。
　　此前，对垒的两大阵营由动嘴巴开始，逐渐升级为动拳头动棍棒。双方都有自己的总指挥部，高音喇叭从早到晚响个不停。
　　之所以要加入造反派组织，并不是他有多高的政治觉悟，多高的革命热情，而是可以住到学校里，每天有三餐饱饭吃。这跟他参加大串连道理是一样的，一路有人免费接待，可以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见识外面世界的精彩。
　　被包围的第四天下午，学校周边所有的街道全部被封死，行人一概不准过往，大约是不想让人看到他们是怎么屠戮学生。
　　最后的总攻即将开始。水源和电源已经被切断，粮食所剩无几，大楼被一幢幢攻克，还剩下教学大楼被牢牢死守着。
　　很多学生都上了屋顶，瓦片被悉数揭下当作武器，门窗被钉死，桌椅的腿也被卸下用来御敌。
　　就在对方要发起最后的攻击之前，从城南杀过来一支队伍。人数不多，只有一百多号人，却非常精干，每人手中都有一根铁棍。
　　速度极快，眨眼功夫人就过去了。六千多人的农民队伍原本就是乌合之众，被冲得稀里哗啦，纷纷丢弃扁担，抱头逃蹿。
　　等那一方组织精兵强将堵截为时已晚。被围困了四天的学生全被接应走了。
　　这次恶斗不久，小城开始有了枪声。
　　万立人所在的那个阵营始终处于劣势。终于有一天，他们集合了全城的兵力，向省城退缩。
　　在撤退之前，万立人悄悄回过一次家。
　　只差没吓破胆的母亲苦苦哀求万立人脱离他那个阵营，到外婆家去躲躲风头。
　　万立人好像没听到，急急忙忙找了几件东西就跑了。
　　七月的一个清晨，万立人跟随他的队伍踏上了撤退之路。
　　万立人走后，小城变得恐怖起来。夜里，大街小巷，去火车站的那条马路，都有背着枪的人巡逻。
　　有传闻说，经常有人被塞进麻袋，由文昌桥上扔进秀水河。
　　小城最大的国营饭店，小城的行政中枢——地委和行署大院，既是大小几个指挥部的所在地，又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临时牢房。门板上钉满了五寸大钉，一些人赤身裸体被整天挂在那些大钉上。也有人两根锁骨处穿进铁丝被拴在柱子上。还有人几根手指被绳子绑紧，用一根根呈楔形的竹片从指缝砸入，直到把手指根根打爆。据说还设了水牢，囚犯日夜浸泡在水里，身上那些伤口都被泡烂了，散发出难闻的恶臭……
　　八月十五日，小城上空出现了低空盘旋的直升飞机。
　　直升飞机是来散发传单的，告知支左部队的到来，要求小城的保皇派们放下武器，不要负隅顽抗。
　　解放军的山野大炮分成两路，西北由火车站方向，东北由省城直通小城的马路，浩浩荡荡开进了小城。
　　小城最高的建筑，地质专科学校的行政大楼上，有人站在屋顶上，端着机关枪冲着散发传单的直升飞机猛射。
　　小城很多地方不断有零星的枪声响起，大规模的战斗没有发生，但有不少人在这天死于枪下。
　　我亲眼看到，在我们家的门前，一个男人被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一脚踩在地上，两眼紧闭。
　　显然，他是在等死。
　　踩他的年轻人一边高声大骂一边哭，都骂了些什么已记不起来了。一旁站了很多围观的人，不久一声枪响。围观的人四散跑开，那个男人的脑袋被打开了花，流出了红的血和白色的脑浆。
　　数年之后，一些年轻的生命又得为那些在这天死于枪下的生命付出生命。那个开枪的小伙子在劫难逃。
　　好在这里面没有万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