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上

　　第十一章
　　西湖
　　1966年，是小城精神坐标的拐点。
　　要找到一座城市精神变化的轨迹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但在小城，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这一历史转折的有力见证者，那就是西湖。
　　西湖是小城党政军民周边的农民以及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用了一个冬天的时间义务挖出来的。万立人也是参与者之一，挑烂了我们家的一担土箕，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还和人打过一架。他后来指着满湖的绿水告诉我：湖底下全部是黄泥巴。挖那些坚硬的黄泥巴，他手掌上起了好几个大血泡。
　　西湖很大，湖中有四座小岛，岛上杂木丛生，无数的小鸟在那里筑巢。小孩子经常游水上岛，到树上去掏鸟窝。见身边没有人，偷几个桃子的情形也是有的。唯一种了果树的小岛是四座小岛中最大的一座，岛上虽然没有住人，却有一排房子，里面堆放了很多杂物，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工具。有一年夏天，我走进一间充斥着扑鼻霉味的房间，看见一条硕大的黑乌梢蛇立了起来，垂直蹿上墙壁，从屋檐钻到外面去了。
　　在没有西湖之前，小城男人夏日洗澡主要集中在穿城而过的秀水河和西郊的一些锅底塘。有了西湖后，这里也成了傍晚男人非常集中的一个地方。
　　小孩子也喜欢到这里来玩水。过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女人在湖边哭嚎，呼唤她那再也回不来的孩子。
　　几只小船赶着一大群水牛在水里折腾，希望水牛能够把沉入湖底的那个孩子搅起来。
　　也有这种情形：孩子溺水时间不长，被横着放在牛背上，让牛把他肚子里的水颠出来。
　　春夏之交，山上郁郁葱葱，树的倒影和草的青绿映入水中，使湖水变成了一片碧绿。
　　湖边怎么会有山？
　　不但有，而且连绵五六里。这座山是用挖湖的泥土堆成的。由此可见，挖西湖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
　　山顶上有小城最高的建筑：一座铁塔。小城的孩子显示自己胆量的一项运动就是攀铁塔。
　　我是没那个胆量，因而也从未登过塔顶。
　　日后这一片山，还有山下的绿地，西湖，成了小城的公园。
　　西北方向，是用挖湖的泥土垒成的长堤。堤上杨柳依依，堤外良田万顷。
　　举小城全城之力，能够完成一项这么大的市政工程，是要有气魄的。
　　此后还清过一次淤。又是全城总动员，我们家的好几个孩子都参加了。
　　清淤挖上来的黑泥堆在沿岸，给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花了很长的时间这些淤泥才运到了附近的农田。
　　西湖竣工后，交给养鱼场管理。鱼场不仅在西湖养了很多鱼，还在其西北方向挖了几十口长方形的水塘，作鱼种塘和鱼苗塘。
　　之所以有鱼种塘，是因为三种家鱼，即鲢鱼、鳙鱼和草鱼，在自然状态下不能自行繁殖，必须注射一种激素雌鱼才能产卵。
　　而“鲢鳙草”是西湖最多的鱼种，在四大淡水鱼中占了其中之三。有一段时间，小城发给居民的票券中增加了鱼票。
　　鱼票能买到的鱼主要有这么几种：海产中有带鱼，黄花鱼，墨鱼。淡水鱼就是西湖打上来的“鲢鳙鲤草”了，有时还会有鲫鱼乌鱼鲶鱼等野生杂鱼。
　　西湖是小城的两大“鱼仓”之一。还有一大“鱼仓”我在后面会说到。
　　西湖的鱼到底有多少，是件很难说清楚的事。
　　不说鱼有多少，只说说西湖的虾吧。
　　西湖的虾很大，长着长鳌，有颜色透明和黑色两大类。
　　任何时候，到西湖的岸边走一圈，都能看到有很多大虾在水边蛰伏，或缓慢移动，伸手去抓很容易抓到，但是没人去抓。
　　刮大风的日子，常常会有几斤重的大鱼跳上岸来。
　　鱼在岸上乱蹦乱跳，肯定有人去捡。万立人曾经像抱个胖娃娃一样抱回一条草鱼，有五六斤重。
　　像万立人这种胆大妄为无恶不作的人，都感到万分的紧张。他脱下一件衣服，把鱼裹起来，一路心惊胆颤，生怕被人逮住。直到远离西湖他才不慌不忙朝家走去。
　　1966年之前，小城人都很自觉把湖里的鱼虾当作公共财产，没有人会去打主意。
　　《五．一六》通知之后，大人的心情如何不好说，孩子们，尤其是小城平民家的孩子，更多的是西门口的孩子，普遍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
　　西湖岸边出现了钓虾子的孩子。他们所用的工具是一种形状像罾的鱼网：网底是纱布，两根竹片呈十字架，把纱布撑起，上面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一根小竹竿上。
　　一般来说，每个钓虾子的孩子都会有十竿左右这种钓具，少了不管用，多了扛不动。
　　饵料是炒得香喷喷的米糠。把炒过的米糠用水和好，抓一点放入网中，沉入水底，过一会儿提起来，里面就会有几只甚至十几只活蹦乱跳的虾子。
　　做网底最好的材料是口罩。孩子哪里能弄到那么多的口罩？便去医院，棉纺织厂，到处找。
　　顺手牵羊是难免的。一些粘了脓血的纱布也被他们捡回家，洗净之后因材制宜，拼接成大小不等的四方块，配以竹片，麻绳，便可以制作虾网了。
　　孩子们钓虾都很早，天不亮就出门，黄昏还会出去一次。这种事是没人管的。虾是野生的，鱼场的人看见了也当没看见。
　　后来大人参与进来，事态就变得日益严重起来。
　　他们不是用纱网钓虾，而是用鱼竿钓鱼。
　　钓鱼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能钓起的多半是杂鱼，对西湖的渔业不会带来太大的伤害。
　　再往后，他们开始用挂钩甩鱼。
　　挂钩就不一样了，什么鱼都可以拖上来。鱼越大越容易被挂钩挂中。
　　挂钩有三个大钢钩，呈三角形，用铅砣固定在一起，穿在过百镑的粗线上。用力将钩甩出几十上百米远，再用力往回扯，再大的鱼撞上了都很难脱身。
　　紧接着，拖网也用上了。夜里一大群人下水，一般选择水域狭窄且浅处，把鱼往一个角落赶。受到惊吓，成百上千只鱼跃起又落下，难免有些鱼会跳到岸上来，只要派人在岸上守着就行了。
　　快到收网处，鱼在水下乱蹿，伸手去摸到处都是鱼，叫人不知如何下手。
　　第二天，岸上可能还能见到夜里未被发现现在已经死去的鱼。
　　最恐怖的还是下药毒鱼，用电电鱼，用雷管炸药炸鱼。
　　雷管炸药扔下去，轰隆一声巨响，水上立刻白花花一大片，一死就是上万斤。
　　听到响声，小城的人都赶来捡鱼。
　　这就要命了，让鱼场的人防不胜防。白天晚上，都有人在西湖巡视。他们的船在水中游弋，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中划来划去。岸上也有人在很多地方伏击。
　　西湖是个很大的地方。你在这边围追堵截，人家在那边下手，赶也罢，抓也罢，该发生的事还是要发生，奈何不了那些胆子变得越来越大的小城人。
　　从此，西湖没有平静过。
　　西湖的鱼，在日日都可能发生的惊恐中，度日如年。
　
　造反有理
　　
　　小城的不太平，并不限于西湖。
　　已经读到初中的万立人也卷入其中。他参加了红卫兵长征队，从小城出发，先去江西井冈山，然后到湖南韶山，再北上抵达北京。
　　从北京回来，万立人带回来的首先是我们从未吃过的东西：一串皮已完全变黑的香蕉。
　　小城变得喧闹起来了。不仅仅是单位，很多家庭也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
　　街上天天都可以看到争论不休的人群，不争出个结果来就不放人走，有女人甚至因此把尿拉在裤裆里。
　　接下来，街上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一些人戴着高帽子被绳子串成一长串游街示众。还有女人被剪个阴阳头，肩上挂着一对破鞋，频频出现在大街小巷，吸引着大群的孩子跟在后面奔跑。
　　很多人的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夜里，挽着木桶去河边洗衣服的女人，桶底常常都会藏着金银首饰。在没人看到的情况下，首饰被悉数扔进河里。
　　那些日子，一些水性好的人只要潜入竹排底下，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好的财运。他们捞上来的东西装在一个竹简里，上了岸后，一路都有人围截堵拦，争相一饱眼福。
　　各种各样的传闻满天飞。其中一个传闻是这样的：行署一个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在小城饿死很多人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不但天天吃人参燕窝鹿茸之类的大补品，还动不动住进地区医院五号病房，尽要年轻漂亮的女护士侍候，稍有姿色的无一能幸免。
　　小城的平民百姓，对“封资修”未必有多高的分辨能力，也远未到咬牙切齿的程度，最痛恨的就是搞特权，凌架于大众之上，小日子过得比自己舒坦。这才是问题的本质。群情激愤之下，大大小小的当权派们，没有一个不被揪出来的，统统打倒在地。
　　对付这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们，人民群众的智慧充分体现出来了。就说最简单的游街示众吧，居然也游出了无数的花样，比谁的帽子高根本就不算什么，我亲眼看到的场景之一是：在六月最毒辣的烈日下，当权派们统统打赤脚，行走在柏油融化的大街上，每个人身上还严严实实裹着一床破棉絮。
　　至于跪煤渣跪碎玻璃“坐飞机”把人头朝下脚朝上硬塞进箱子里，那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最壮观的是有一次在翁家园，上千名戴高帽子的当权派集中亮相，最大的当权派全部低着头站在最前排，胸前挂块大牌子，有点像接受集体宣判。
　　后来，陆续死了一些人。
　　在西门口，死掉的第一个人是东方红公社卫生院的唐院长。
　　唐院长是个矮胖子，为人非常和气，在谁面前都是笑眯眯的。万立人被玻璃瓶扎伤了脚，血流如注，就是被人抱到他那里给看的。那年端午节，母亲为了感谢他，给他送去一大串粽子，但是他坚决不收，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是上吊自杀的，人挂在二楼的窗口，身子悬空在外面，舌头伸得很长。
　　东方红公社卫生院在去北门的十字路口。由于吊在窗口的唐院长很长时间都没有人放下来，围观的人也就越来越多，把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路全堵死了，别说过车子，人都过不去。
　　就在那天，我听到很多人悄声议论。
　　“唐院长怎么也会是走资派？”
　　“可惜了，多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殁了！”
　　西门口死的第二个人，是东方红公社民办中学教导主任叶自清。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似乎所有的教导主任都让人生畏，他们表情严肃，动不动就对学生训话。运动开始的时候，死去一个教导主任也就不足为奇了。
　　叶自清是跳西湖自尽的。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把他捞上来的时候，他仍保持一种双手高举投降的姿势，而此时他人已泡胀了，给他找来的一口小小的薄棺，人都放不进去。
　　那天夜里，在西湖岸边，两支白烛的火舌在风中一闪一闪。叶自清的家人跪在一旁，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发出哭声。
　　漆黑的夜晚，这种事是有些恐怖的。但也没什么，第二天，大街上依然热闹非常，不会因为死了一个教导主任就改变什么。
　　小城的野孩子们也趁机兴风作浪。一开始只是上街抢军帽，抢像章。
　　屁一样大的孩子，都渴望自己的头顶上有一顶军帽。能有一套军装就更不得了了。那时候，我们特别羡慕军分区的孩子。就因为这，西门口的孩子与军分区的孩子成了冤家死对头，彼此之间打过很多场架。一直到军帽军装热过去，双方的打斗才结束。
　　抢像章主要是冲着女孩子下手。这是出于可以少挨些拳脚的考虑。
　　迎面碰到一个戴像章的女孩子，我们尾随其后，看准机会冲上前，在女孩子胸前抓一把，撒开脚丫子狂奔。
　　没有任何歪心思，就是想把女孩子胸前的像章挂在自己的胸前，无意之中抓住了女孩子柔软坚挺乳房的情形也是有的。
　　这阵风过去之后，又是另一种情景。
　　很多过去连看都不敢看的地方现在可以大摇大摆走进去，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可以放开胆子去做了。最刺激的莫过于破门翻窗，把一些过去想看上一眼都难的东西据为己有。如果怕搬回家会挨大人的骂，完全可以把它们砸得稀烂，以求一时的痛快。
　　别的单位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不敢说，有两个地方，一是我读小学的四小，一是万永昌和万立人的母校一中，很多事件都是我亲眼看到的，甚至还是直接参与者。
　　一中有很多好东西。过去大礼堂每年都会有一些演出，舞台上，师生们表演自己创作排练的节目，乐队不但有笛子二胡琵琶杨琴小提琴手风琴，还有一架钢琴。弹钢琴的是一个中年美男子，用现在的评判标准，颇有明星风度。他的老婆也在演出队伍中，又当主持人还朗诵独唱合唱领舞，一台节目最少一半她有份。这样的表演，只有一中的师生才能看，外面的人是不让近前的。我有一次翻墙进去，很想混到礼堂里面去。人家一看我一个小不点就知道不是一中的学生，马上把我轰走了，赶出了学校大门。
　　运动开始后，西门口的野孩子堂而煌之走进了一中。教室就没有什么好去了，最多就是手痒得难受时，砸碎几块玻璃。教学楼和图书馆就大不一样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藏书，各种各样的乐器，无计其数的体育器材，还有很多标本，或者一些试验用具。孩子们最感兴趣的当然是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拍羽毛球拍这些用得上的东西，谁捷足先登谁先得。一些藏书很快不见了，更多的是被人扔得满地都是。对乐器就没什么好说了，谁也不会玩，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只有一个字，砸！
　　首先被砸的就是那架钢琴。在砸之前，很多子子都爬到钢琴上，双脚在黑白键盘上猛跳，让钢琴发出一长串像哭泣一样的尖号。
　　和一中相比，四小就寒酸多了，既不会有手风琴更不会有钢琴，只有一架脚风琴。以前我们上音乐课时，这架脚风琴被抬到教室，老师一边弹琴一边教我们唱歌。
　　这台脚风琴和一中那架钢琴的遭遇一样，被兴高彩烈的孩子砸个稀烂。
　　被砸的远不只这些东西，我只是列举其中一二，而且当初在砸这些东西时，谁都奋勇当先，没有一个人会去考虑为什么要去砸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如此精美，砸了会不会太可惜？
　　我的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文文静静，戴一副眼镜，长得非常漂亮，属于那种有洁癖的女人。她过去经常教导我们要讲究个人卫生勤洗手勤换衣服，不要随便吃生东西，没有洗干净的东西不要往口里塞。下田干活要特别小心钩虫，万一钩虫进入体内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那时候还是有些下乡劳动的。每年暑假，学校都会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去附近的农村参加“双抢”，也干不了什么，也就是到农村去蹭饭吃。
　　一个人民教师，居然教导她的学生下田干活要小心钩虫，这不是资产阶级言论吗？学生下田要提防钩虫，那一天到晚都在农田的农民伯伯该怎么办？
　　正愁抓不到资产阶级呢，她这可是撞到枪口上来了。
　　去了一大群孩子，把老师揪了出来。她不是嫌脏吗，就让她尝尝脏的味道。
　　都是屁样大的孩子，往她的脸上吐口水，把装猪粪的土箕扣在她的头上。
　　学校的外面就是生产队，有一个很大的牛栏。孩子们前推后搡把她带到牛栏，逼着她把鞋脱了，用手去掏牛粪。
　　完了后，孩子们一哄而散，又去赶别的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