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上

　　第十章
　　打成右派
　　我到今天当然知道，万永昌为什么会给母亲写一封那样的让母亲几近绝望的信。
　　我去了地质队之后，万永昌身上很多不解之谜都被解开了。
　　在五十年代早期的那些年里，万永昌实际是一个很自负的人，喜欢钻牛角尖，认死理。如果他不是为人处世太过较真，也不至于把很多事都弄得一塌糊涂。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别人能有什么办法？哪怕前面有南墙，他还是要用头去撞。到后来他一再落难，这一秉赋没有多大的改变。
　　五十年代的地质队，读书人不多。像万永昌这种出自名校的读书人就更少了。各个地质大队尤其是一些动不动就搞大会战的重点矿区，倒是有一些苏联来的专家。
　　万永昌不会讲俄语，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不但不用翻译，还经常请去给别人当翻译。
　　地质队很多人来自部队，分队长以上的干部清一色都是受过战火熏烤的军人。对于外行领导内行万永昌是颇有微词的，他特别反感一些连字都认识不了几个的大老粗在他面前指手画脚。
　　如果他懂得掩饰，结局可能还会好一点。偏偏万永昌是个不会掩饰自己的人。领导说的话不对，他一脸的冷笑还算是好的，就怕他马上叫领导下不了台，经常让领导在众人面前脸红一块白一块。
　　所以在那一时期，有很多人都怕他，只要他在场，一般都不轻易表态，生怕哪句话说得不好，又给自己带来尴尬。
　　这对于他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他写的那一手好字也害了他。
　　有一名副大队长也喜欢写字，下到矿区看了他写的字赞不绝口。巧的是局里的一位领导字写得不怎么样，却喜欢字，家里收藏着很多名家的字画。
　　万永昌不是名家，但写的字绝对可以向名家叫板。
　　去局里开会，在局领导面前，副大队长极力推荐万永昌的字，把万永昌的字说到天上去了。
　　局领导便要副大队长去弄一副万永昌的字，欣赏欣赏。
　　以为是很容易办到的一件事，到了万永昌这里就变得不容易了，让副大队长无法交差。
　　这件事错得离谱，但不能完全怪万永昌，副大队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如果副大队长能够注意说话的方式方法，万永昌绝对不会把事情搞得那么僵。偏偏副大队长是以领导对下级的口气，命令式的，这就叫万昌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
　　他反问副大队长：“我给你写字可以，你给多少润笔费？”
　　副大队长一愣一愣，脸红脖子粗，好一会才回过神来。
　　“你要多少钱我就给多少钱！”
　　这原本是一句气话。副大队长不相信万永昌敢向他要钱。
　　万永昌的话更有意思：“你给什么价，我就写什么字。”
　　话赶话，把副大队长逼到墙角上去了。副大队长也来气了：“行，我给你半个月的工资，可以了吧！”
　　万永昌更不给副大队长写字了。在心里他希望得到副大队长的尊重。副大队长尊重他，好话好说，不要说一幅字，就是一万幅字他也会写。可是副大队长没给他这个机会，祸根便由此种下。
　　运动开始时，万永昌也参加了一些会议。他的一些同事积极响应上面的号召，发表个人意见，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满腔的激情处处洋溢于言表。唯有他一言不发，坐在角落里闭目养神。
　　本质上他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不但不参与其中，躲还唯恐来之不及。
　　但正所谓不怕被贼偷，就怕被贼惦记。有人盯上他，他还逃得掉吗？
　　万永昌管着技术这一块，在很多关键的时候需要发表意见做出决断，他能保证每一句话都无懈可击？
　　扫地出门，一段时间的发配，是免不了的。
　　这个世界不会因为缺少一个万永昌而停止运转。没有他这个技术负责，别人一样管技术。
　　就这样，万永昌被打成了右派。他被送到一座远离众人的荒山野岭，为自己的错误好好反省思过。
　　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一是看他的表现，更重要的是等待时局的变化。
　
　生活错误
　　
　　万永昌被送去劳动改造洗脑子的时间不长，大约也就是一年多一点。后来上面感觉这个人不是太坏，还有点用，便把他放了回来。
　　1963年夏，万永昌自己犯贱，再次受到了管制。这一次他犯的是那个年代不可饶恕的生活上的错误。
　　万永昌一生两大政治污点日后都得到了洗涮，唯有这次生活作风问题留下的污渍到死都不能去除。
　　今天，我已经能够理解万永昌为什么会犯那样的错误，并且在心里宽恕了他。
　　一个生命力旺盛身体强壮的男人，一年甚至数年才能与女人见上一面，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煎熬？
　　呆在与外界几近隔绝的深山老林里，长年身边没有女人，男人最感兴趣的就是两样：酒，女人。
　　酒是火，女人同样是火，温暖着男人，照耀着男人，又让男人备受煎熬，甚至毁灭一个男人。
　　初到地质队的我，在身边男人的嘴里，听得最多的就是女人。
　　坐在机台上，我的那些师傅们只要一说起女人便口无遮拦一身是劲，有很多荤话，术语，段子，便是那时听到的。
　　“小时米样大，大时碗样大，只见街上过，没见街上卖。”
　　他们要我猜是什么。我当然猜不出。他们便坏坏地笑。
　　我所在的二分队有一台三八钻。三八钻的师傅是这样教女徒弟的。他拿起一个水泵上的公扣告诉徒弟，这是你爸爸。又拿起一个母扣对徒弟说，这是你妈妈。
　　当时，高压水泵出了一点故障，公扣与母扣之间的气垫漏气了，不能向井底输送泥浆。换气垫时，没有几句正经话说的师傅见缝插针，又逗女徒弟穷开心。
　　知道师傅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女孩子脸红了，骂师傅：“你说什么呀，流氓！”
　　师傅呵呵大笑。
　　冬天的夜晚，外面北风呼啸，机台里面钻机轰鸣。围着炭火盆的钻工们一个个眉飞色舞，谈他们回家的经历。
　　“是不是又打‘双铳’了？”
　　“打。我要不打，老婆都不放过我啦。”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打“双铳”是什么意思。
　　他们所说的打“双铳”就是进去了以后不出来。等到疲软过后，再来一次。这个间隙很短，几乎就是连续作业。
　　有一天，我那从来没几句正经话的班长对我的几个师傅说，“山下的村子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要不要我带你们见识一下？”
　　师傅们都来劲了，齐声高叫：“要！”
　　结果，班长把他们带到一个猪圈，把一只刚生了一窝猪仔的老母猪指给他们看。
　　万永昌五十年代就是大队技术负责，相当于后来的总工程师，到了1963年，不但没有一点长进，还降了一大级，成了一个野外分队的技术负责。
　　有一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分在万永昌的手下。那是一个开朗活泼的山东姑娘，说话口无遮拦，性格有点大大咧咧，一笑起来全分队的人都能听到。
　　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万永昌与女大学生走到一起，我到现在都说不清楚。
　　黄昏，在山道上散步，他们可能狭路相逢。
　　野外队的傍晚就是这样的，晚饭后，小溪边，山脚下，田塍上，林中小道，三三两两，到处都是散步的人群。
　　三十六岁的万永昌，与二十二岁的女大学生并肩而行，感觉一下子又回到了青春少年。
　　女大学生的朗朗笑声让万永昌心情愉快。女孩子身上散发出来的青春气息让万永昌头晕目眩心旌摇曳。可能就是从这一刻起，万永昌心中蛰伏的那头野兽开始蠢蠢欲动。这让他惶恐不安，又很难控制自己。
　　在地质组每天早晨召开的例会上，侃侃而谈的万永昌目光只要和女大学生闪动的眸子撞上了就会如同遭到了电击，例会也就很快草草散场。
　　这是一段让万永昌备受煎熬的时光。女大学生的影子无时不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每每这时母亲憔悴的面容又会浮现出来。
　　万永昌绝不是一个没有家庭责任心的人，这在万永昌几十年四处漂迫节衣缩食的生活中体现得非常充分，我去了地质队后也看得非常清楚。尽管如此，那不该跨出去的一步，万永昌还是跨出去了。
　　我听到的情形是这样的，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万永昌带着女大学生上山了。
　　这件事非常蹊跷。按照地质队早年的明文规定，孤男寡女是不能单独上山的，就是为了防止苟且之事发生。
　　显然他们避开了众人的耳目。女大学生能够在非工作时间和万永昌单独上山，说明她没有对万永昌设防，而且也极有可能对万永昌有一定的好感。再者她也不一定想到万永昌有不轨之心。
　　此时空山寂静，林木森森，一条山间小道，把他们带到一个万永昌想去的地方，一切便水到渠成了。
　　一开始，天衣无缝，没人察觉。
　　不久，女大学生一天到晚懒洋洋的，一副病容，昔日的活泼爽朗一扫而空。别人穿单裤长衫，她却坐在门前晒太阳，还经常吃些酸掉牙的东西。
　　别人便关心起她来，问她是不是哪不舒服，得去看医生。
　　女大学生摇头，说没哪不舒服。
　　分队医务所的医生还是被好事者叫来了。
　　这是一名三十多岁的粗壮男人，学过一点中医，平常穿件白大褂坐在医务室里给人治病在处方单上开的是西药，诊病的时候，中医那一套也会用一用。
　　他先看看她的气色，问了些情况，然后给她把脉。
　　两只手指搭上女孩子的手腕，医生的脸上有了一种异样的表情。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叫女孩子好好休息。
　　随后，他径直去了分队长办公室。
　　万永昌是结过婚的男人，儿女已经生了一大堆，当然最担心发生什么。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悄悄找到女孩子，小心翼翼地询问医生找她的情况。
　　女大学幽幽地说，“万工，你放心好了，天大的事我也不会把你出卖！”
　　女大学生不说实话是过不了关的。一个黄花大闺女，没有可能不开花就结果，总得有个人出来负这个责。女大学生不说这事依然会追到万永昌的头上来。更何况在领导严厉的盘问之下，女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再封口就没有可能了。
　　到了下午，整个分队沸沸扬扬。
　　万永昌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如丧家之犬，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
　　那年月，对这种事的外理是严酷的，甚至是不近人情的。
　　万永昌落了个开除公职留单位察看一年的处分。一年停发工资，只给生活费，过年也不允许回家。
　
　棉袄穿破都看不透一个男人
　　
　　这话是母亲说的。是不是针对万永昌就不清楚了。
　　过去，成年之后，一个男人一辈子穿的棉袄大概也就是一件。我们家住在西门口时，很多男人一到冬天外面一件没有罩衣的棉袄，里面是光着的，什么衣服都没穿。棉袄又不是能随便洗的，一个冬天下来，脏就不用说了，里里外外油光发亮。天长日久，年复一年，布做的扣子早已磨损了，只好在腰上扎一根绳子。行走在呼啸而至的北风中，他们哈着腰，缩着脖子，勾着头，双手插在袖筒里，要是迎面相遇，一定能听到他们嘴里悉悉嗍嗍的声音。
　　我还看过一个这样的男人，上身一件很厚的棉衣，下身却是一条单裤，脚下一双露着脚趾头的解放鞋，没穿袜子。
　　有一天，几个孩子无意发现他的裤裆没关门。他没穿内裤，不该露出来的东西亮出来了。
　　这一来，孩子们兴奋了，私下相互传递，跟在这个大人身后的孩子越来越多，还有人不时跑到他的前面去。终于有人忍不住大声叫了起来，一大群孩子个个笑得要死，西门口的很多人也就知道了，这人寒酸得连内裤都穿不起。
　　这件事跟母亲说的那句话毫无关联，我只是突然想到了，顺便把它写出来。
　　在一起过日子的男人，把几十年唯一的一件棉袄穿破了，还看不清这个男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可见男人是很善于掩饰自己的。
　　万永昌也是一个这样的男人，不像他的性格，好汉做事好汉当，坦坦荡荡，该怎样就怎样，这表明像万永昌这种人也有护短的时候。不管是出于何种考虑，在母亲面前，万永昌到死都没有承认他所犯的生活错误。
　　已经有过一次过年不回家的经历，再要遮掩也变得容易。
　　外面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母亲既不懂，也没有时间去关心。她只关心自己身边的事，自己眼前的事。
　　除了担惊受怕，为万永昌在外面可能遭遇的不测忧心忡忡，她什么办法都没有。
　　在承受万永昌第一次不给家里寄钱过年也不回家的打击之后，母亲的心智也得到了一次升华。她不再是那个衣食无忧每月等着邮递员上门送汇款单的美丽少妇，知道不能对男人依赖性太强，懂得如何去苦度难关，有足够的经验和信心去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
　　万永昌呢，死猪不怕开水烫。第一次无法给家里寄钱，他可能心痛如绞，为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儿而羞愧，为家里马上就要发生的没吃没喝而忧心如焚。在受管制的那些日子里，他一定经常彻夜难眠，悲愤交集。到了第二次被管制，激愤已经没有了，只有难言的懊恼和自责，还有一丝淡淡的忧伤。
　　事情是他自己做的，怨不得别人。要说对不住，除了我们全家，还有那个被迫调离的女大学生。她也将背负一生沉重的精神枷锁，走向她未来的生活。
　　万永昌真是作恶不浅。他并没有为自己所造的孽而赎罪。最少他不应该再让母亲为他生孩子。换成我，做了那种事，再让自己的女人给自己生孩子，一辈子都会有一根刺在心里。
　　万永昌不是这样，隔了两年回到家里的万永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在他走后十个月，母亲把我们家的药罐子万立德生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