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上

　　第九章
　　改造母亲
　　在我们家，试图对母亲进行改造的第一人是万永昌。
　　跟母亲结婚后，尤其是我们家进入了艰难困苦的岁月，万永昌才痛苦地感觉到，母亲身上有太多的东西是他难以接受的。
　　他和我们一样对母亲毫无办法，更不能改变我们家的生活现状，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家一步步坠入痛苦的深渊。
　　我今日的看法是，这个责任应该由万永昌来承担。是他把太沉重的生活重担压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让她孤苦无援。在那么一种生活物质极度匮泛的恶劣环境中，母亲只能用她特有的方式引领我们家艰难向前。她极度地苛待自己，并让一家人跟着受累，实在也是一件毫无办法的事。
　　这一切都不是万永昌想看到的，他不希望我们家的日子过成这种样子。
　　作为一个读书人，万永昌虽然为人倔犟，但也有极其脆弱的一面。孤身一个人长期在外，他也需要安抚，需要一只温暖的小手抚去他心中的落寞和伤痛。可是他写回家的每一封家书，最早是母亲拿到十字街上花钱请刀笔先生读给她听，然后代笔帮她回一封信。等到小叔万永祥来了，我们也一天天长大了，粗通文墨，给母亲读信然后回信的事便落到了我们这些人的头上。这对于读书人万永昌来说，本身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关，可以回家探亲了。千里迢迢，万永昌一路风尘往家里赶去，心里充满了久别重逢的喜悦和兴奋。可当他推开走廊上的柴门，看到灶下又是鸡窝又是鸭窝，满肚子的喜悦和兴奋已经大打折扣了。再跨进家门，迎着他来的除了蓬头垢面的家人以外，还有两头大声哼着要食吃的大肥猪。墙角的猪栏里两头大肥猪睡了一个冬天的稻草变成了黑色，一股难闻得要命的气味扑鼻而来，说不准有好几只欺生的跳蚤已经跳到了他的身上。万永昌还来不及卸去肩上的背囊，就得拼命去挠痒痒。
　　分别一年甚至数载，万永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些这样的景像，可以想象得到，他心中会有怎样的悲凉！
　　从前那个在他梦中不断出现的美丽娇妻再也看不到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连村妇都不如的妇人。她头发上粘着稻草，衣服上打满补丁，人又黑又瘦，双手粗糙如树皮，笑的样子一点都不好看。临近傍晚，房间里的光线很暗。万永昌看到的只是闪了一下的两排牙齿。
　　纵观万永昌的一生，我有一个这样的感觉，万永昌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人，对家里的体面看得非常重。
　　小时候我注意到，为了以示他和周围人的区别，在外人面前，他说的不是家乡话而是普通话。
　　可是我们与左右邻居只是一墙之隔，与对面人家还门对着门。正月里，亲戚上门拜年，还有万永昌从前的校友来串门，万永昌总不能讲普通话吧。这一来，万永昌有时讲普通话，有时讲小城土话，岂不成了一件很尴尬的事？
　　事实的确如此。有邻居就在一旁，万永昌又不得不讲土话，他脸红了，神情很不自在。
　　为了避免尴尬，他只有尽可能不和邻居打照面。整个假期，他不是躲在家里就是跑到外面去。
　　在他曾经无数次遥望的故乡，在他渴盼的家里，在母亲的身旁，万永昌没有得到他希望得到的温暖和抚慰，而是新增添了伤痛。
　　让他痛苦的事非常多。首先是家里的样子。其次是母亲的固执，谁的话都听不进耳，谁的意见都不接纳，一意孤行。最痛恨的大概是人畜杂居——“人在猪栏里”，“猪在人群中”。如果可以，他宁愿一分钱不要把两只母亲千辛万苦养了一年的猪送给别人，也不愿看到猪在家里拱来拱去。
　　这可能吗？万永昌有这种魄力，我们家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
　　如果这些事都发生在1957年之前，那当然好办。可在1957年之前，万永昌一再落难，底气已经没有了，只能深深叹息，把无限的痛苦埋藏在心。
　　他也明白，要是没有母亲，家里连现在的样子都没有。这又让他心里装满了愧疚，就更不知如何是好。
　　尽管如此，在我们家的早期，万永昌并没有放弃对母亲的改造。
　　最早，他一定是想以读书人的温和方式对母亲进行劝说。要他采取激烈的方式来解决他和母亲之间存在的问题还是有难度。
　　这种事不能太认真，太较劲，否则把久别胜新婚的气氛破坏得一干二净，谁也不舒服。
　　我曾经想像，探亲回到家里的万永昌，无数次与母亲相拥而卧，要与母亲作倾心夜谈。可说着说着母亲已有了细碎的呼噜声，这让谈兴正浓的万永昌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
　　有一天，邻居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我的出现让他们的窃窃私语停了下来。
　　然后，他们暧昧不清地问：“昨天夜里你没听到什么？”
　　我夜里睡得像条死猪，哪能听到什么？
　　“你没看到什么？”
　　我还是那句话：“没有。”
　　他们便意味深长地冲着我笑。
　　我被他们笑得不明不白，一头雾水。
　　回到家里，我发现气氛与上一天相比确实是有些不一样，沉闷而压抑。
　　母亲和万永昌都不说话。我们在饭桌上吃饭，母亲坐在灶下，背对着我们，脸上有一大块青紫的淤痕。我们吃的是干饭，桌上有很多菜。母亲手里端着的是一碗白菜煮稀饭。
　　万永昌这饭还能吃得下去吗？
　　一整天万永昌心神不定，吃完晚饭就出门了。
　　以往这个时候，万永昌也会一个人出门。他一般都是步行到邮电局，把读报拦里的报纸看完就回家。我嚷着要去，他也会带着我。他读报，我就坐在台阶上看过往的行人，以及偶尔驶过的一辆汽车。时间一长，我坐在台阶上睡着了。被万永昌叫醒时，街上已经非常冷清，连个行人都看不到。
　　可这晚，万永昌说什么也不肯带上我。家里这样一种气氛，我也不敢坚持。
　　万永昌回到家里时，我们已上床了。房间里只有母亲还坐在油灯下。万永昌带进屋的寒风几乎把油灯吹灭。
　　把门闩好，万永昌在外面的房间里转一大圈，又到里面的房间里转一大圈。
　　母亲始终勾着头一心做自己的事，不外乎又是纳鞋底，纳袜底，缝缝补补。万永昌在屋里转来转去，她只当没看见。
　　万永昌毫无办法，只好自己上床。
　　油灯就这么一直亮着，亮得万永昌心里发毛。
　　其间万永昌还起来过几次。他到尿桶前去拉尿。站在尿桶前半天又没拉几滴尿。他开始猛喝开水。喝了一碗又一碗。大冷的天，却喝得万永昌头上冒汗。
　　这一晚的折腾，可能叫万永昌永生难忘。
　　他不能再对母亲挥拳头。再挥拳头就更没意思了。也没用。
　　母亲的倔犟他已经领教了。你要给她来软的，她可能还会怕你。要硬碰硬，她比谁都硬。
　　何况再过几天他又要出远门。再回来就是下一年的事了。要是这样耗下去，来年见面又该怎样办？
　　那一夜，灯是什么时候灭的，母亲是什么时候上的床，我们不知道。我们可没有万永昌那么好的精力，早就腾云驾雾了。
　　第二天，家里的生活恢复了常态。
　
　 芝麻开花
　　
　　儿时候，我经常会在我们家的芝麻地里，一蹲就是半天。
　　我喜欢闻芝麻地里那带有一点刺鼻气味的清香，追逐着在花从中翩翩起舞的蝴蝶。
　　家里的菜地很多，难以一一兼顾，尤其是像芝麻这种旱作物，但母亲一天到晚泡在菜地里，还是会给芝麻松松土，浇点水，施点肥，每年播种之前，还会去离我们家不远的行署地委机关食堂，一担担挑回燃烧后的谷壳（那时候，很多公家食堂用的燃料，既不是柴也不是煤，而是谷壳），做芝麻地的底肥。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家的芝麻长得枝粗叶茂，特别整齐，和别人家的芝麻大不一样。
　　到了芝麻开花的时候，一串串的白花往上直蹿，分外耀眼。
　　1957年之前，我们家的生活就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攀。
　　这段时间我们家的孩子不多，收入却不低，万永昌每个月寄回家的钱都是60元。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三口之家，每月有60元钱，那是何等地风光。
　　文革后，国家第一次给公职人员加工资是1977年，此时西门口的许多家庭一个月养家糊口的钱只有36元，却有一桌子的人吃饭。
　　这次加工资的覆盖面只有40%。外面的增加幅度是多少不清楚，地质队增加一级工资是7元钱。
　　粥少僧多，明争暗斗在所难免。所有的人都卷进去了，谁都想成为幸运儿。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大家凑在一起七嘴八舌，最大的热门话题就是加工资。这也确实难怪。我的一个师傅1958年参加工作，到1977年还是二级工，每月的基本工资是38元。得知加工资没有自己的份，跑去找领导大吵大闹大有人在。为了没加到这7块钱，甚至有人跳了楼。
　　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被很多人认为是有钱人家。
　　作为读书人万永昌来说，手中有钱就会想方设法花掉，不像母亲一辈子精打细算，有钱的时候想着没钱的时候。
　　每年探亲回家，万永昌都要给家里添点东西。哪怕到了后来他一再落难，只要手中有钱他还会如此。
　　五十年代，我们家的高档家具有两大件。一件是一台上海产的“美多”牌交流电电子管收音机，价钱是78元钱。另一件是上海产的“飞人”牌缝纫机，140元钱。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国家产的收音机中，名声最响的是“飞乐”牌。还有“牡丹”、“熊猫”几个牌子。“飞乐”牌分豪华型和普及型。一台豪华型“飞乐”牌收音机要四百多元钱，一般人买不起，也买不到，属特供商品，专供高级领导使用。
　　“美多”收音机的牌子也很响。以后改名为“红旗”牌，出口到国外又更名为“春雷”牌。别说在五十年代，就是到了七十年代，对于很多普通人家而言，这也是奢侈品。
　　在万永昌买回那台“美多”牌交流电收音机时，我们家还在点菜油灯，连电灯都没有。
　　万永昌的想法是，装电灯只是迟早的事。家里有一台收音机，就会热闹一些，没有什么文化的母亲可以通过收音机听到很多来自外面世界的声音。这既可以看作是万永昌对我们家日后生活的一种超前安排，也是万永昌早期对母亲改造的内容之一。
　　买那台缝纫机也是万永昌用心良苦所在。他希望母亲能够学点缝纫，将来不要请人上门来给我们家的孩子做衣服，坐在家里的母亲也有点事干，不会闲得太无聊。
　　一身书卷气的万永昌，把我们家未来的生活想象得太美好了，他还以为母亲很快就能成为一名贵妇，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会闲出病来，所以他要给她找点事干。
　　不管万永昌用心如何，在落难之前，我们家的生活确实不差，这从万永昌早年买回家的东西中可以略见一斑。
　　五十年代，万永昌给母亲买了两件呢子衣，一件是呢子大衣，一件呢子中衣。这两件呢子衣母亲都没穿过，后来给了万淑芬和万淑芳。
　　有一床毛毯是全羊毛的，非常漂亮，质量之好绝对是现在看不的。
　　万永昌买回家的还有一只罗马数字的老式自鸣钟。在我童年时代，自鸣钟那清脆的咔嚓声夜夜在我耳畔轰鸣。尤其是在我生病睡不着觉的时候，简直就像身边有一架轰炸机，搅得我不知有多心烦。很多时候，我就是数着自鸣钟的报时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眠之夜。
　　也不知万永昌是怎么想的，家里已经有了一台老式自鸣钟，隔年探亲又买了一个小闹钟。再下一年探亲回家，又买了一个更小的闹钟，简直就是当工艺品来做摆设。看这架势，他恨不得给我们家每人都买一个小闹钟。
　　还有一个小小的怀表，串着银色的链条，也是那几年买的。这块小怀表后来莫名其妙地不知所终。是被万立诚偷去换糖吃了，还是被他贱卖了，谁也说不清楚。
　　等到一再落难，灰头土脸的万永昌出手再不像以前那么大方了，但探亲回到家里还是会买些东西，不过不再是奢侈的家具，而是裹腹的食物。
　　那些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看起来好像什么都要凭票供应，有些东西没有票也能买得到。譬如说，猪头，猪脚，猪骨头，猪内脏，都不要票。
　　万永昌过年回家便会买一个大猪头，一大堆骨头，很多猪下水，猪肚猪肠猪心猪肝猪肺都有，吃得我们满嘴是油。
　　万永昌说猪脑补脑，总要把猪脑挖出来给我们吃。那白花花油腻腻的东西我们哪吃得下？便背着他往床底下扔。
　　还有吃不下的肥肉也往床底下扔，弄得整个夜晚老鼠在床底下打架。
　　就是在那几年，我对万永昌回家有了盼望，有了依恋。在万永昌要走的前几天，我一直央求万永昌，走的时候把我一块带上。
　　万永昌满口答应。可是到了万永昌上路的那天，一大早醒来，身边没有万永昌。
　　我没穿衣服裤子，打赤脚跳下床，朝外跑去。
　　母亲把我拖了回来。我放声大哭，后来还是一个人出去了。
　　我不知道万永昌是往哪个方向走的，也不敢走远。听万永昌说过，他每次来回都要坐火车。我便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走了一段路。
　　铅灰色的天，阴云密布，寒风扑面而来。站在那条通往火车站的沙石马路上，一个人面对西门口的空旷和寂寥，我又流了很多泪，心里充满了被万永昌欺骗的伤悲和凄凉。
　　
　　谁在主掌万家的命脉
　
　 万永昌每月能寄回60元钱，家里很多事他却说不上话，说了也等同于没说。把持家庭大方向的是母亲。
　　家里很多事情都在母亲的掌控之中，我们家几十年的变迁也是按照母亲的意志步步向前。
　　从小的方面来说，一日三餐，柴米油盐，都是母亲来安排。家里的用度，晴天有晒雨天有收，春播夏种秋收冬藏，都是母亲说了算。
　　大的方面就不好说了。在万永昌没有一分钱往家里寄的那些年，一家人的生计算不算大事呢？还有那栋莫名其妙的老宅算不算大事呢？
　　在我们这样的家庭，原本就没有什么大事。某一事件的突发也许就是天大的事。
　　在母亲的把持之下，我们家就成了后来的样子。
　　万永昌千辛万苦在外面打拼，落难，把所得的收入最大限度往家里寄，到头来不要说驾驭家庭，连自己都成了泥菩萨过江，常人最简单的生理需求也得依赖家人。
　　进入艰难困苦时期，钱到了母亲的口袋就是母亲的了，谁也休想拿走一分一厘。日后包括万永昌在内，都可以不给母亲一分钱。但只要钱到了母亲手中，再开口向她要，只能讨骂。
　　万永昌不是写一手好字吗？他自己口袋里有钱去买宣纸，那另当别论。如果他向母亲要钱买纸，试试看，会有什么结果？
　　到后来，哪怕他自己掏钱买回一张红纸，要给家里写一幅过年的对联，都会受到母亲的一通抢白。
　　我们家过年从不放鞭炮，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母亲成了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她只看重柴米油盐。别的东西哪怕价值连城，只要和一日三餐扯不上关系，在母亲看来就是一文不值。
　　如此一来，在我们家里，因小失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很多好东西没有物尽其用最终造成极大的浪费，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日后，我们家之所以会有大捆大捆的柴禾放在棚子里让虫蛀，一蒌一蒌的木炭放在阁楼上几十年不用，一家人个个穿得破破烂烂，箱子里却压着绫罗锦缎，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却有量的粮票油票布票藏在柜子里面最终成为一扎费纸，甚至在母亲去世后，到处都能找到钱，皆缘于此。
　　这就是母亲的有意思之处。对家庭生活没有实际用途的一切支出，到了母亲这里最好免开尊口。
　　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学校每个学期都会安排几场电影，电影票是七分钱一张。这些电影我们都没有份。
　　“又不能当饱，又不能当穿，花那七分钱干什么？”
　　母亲当然有她的道理：花7分钱看一场电影，还不如花2分钱或5分钱买一碗豆腐花来得实在。
　　以前母亲经常会花2分钱买一小碗豆腐花，或花5分钱买一大碗豆腐花，然后几倍兑水，放点葱花姜丝辣椒末和葛粉进去，做成豆腐花羹，糊弄我们。
　　西门口几乎家家户户都安装了电灯，唯有我们家还点菜油灯。后来菜油灯换成了洋油（即煤油）灯，还是不用电灯。
　　母亲的盘算是，点油灯要比电灯省钱。这应该是常识上的错误。油灯未必比电灯省钱。但母亲认为油灯省钱，油灯就省钱。
　　这样的油灯，不黑尽母亲还不会点。吃饭的时候，我们一个个嘟哝，抱怨母亲不点灯，马上就遭到了母亲的迎头痛击：“你们难道还怕把饭吃到鼻孔里去不成！”
　　好不容易盼到了亮灯。我们各就各位，在灯下坐下，母亲又有话说了。
　　“日上玩悠悠，夜里费灯油。”
　　听了这话我们不知有多愤怒。白天我们要上学，回到家里还要做很多事，哪有时间去“玩悠悠”？
　　年少时代，我手中有一本小人书，或者书边卷得一塌糊涂的小说，多半都是坐在外面昏暗的路灯下看完的。
　　路灯尽管昏暗，总比家里的油灯要亮。再说没有母亲的唠叨，没有一大群脑袋挤在灯下，读起书来，别有一番滋味。
　　天寒地冰，我们穿得破破烂烂，衣衫单薄，到了该穿鞋子的时候还在打赤脚。在母亲面前，我们一个个瑟瑟缩缩，拼命喊冷。母亲又有话说了：“冷只会冷闲人！”
　　在母亲看来，我们一身鸡皮疙瘩，青鼻涕都流到嘴里去了，不是因为衣单衫薄，而是没有帮家里干活。
　　只有母亲说的，连申辩都不行。总而言之，母亲怎么都是有理的，没有理的永远是我们。
　　上初一时，学校开了毛笔字课。每个学生都发了一本有实线和虚线组成方格的描红练习本。在课堂练字，在课堂上交练习本。
　　我的练习本作为示范，被我那四川藉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高高举起。她站在讲台上挺着个大肚子，第二个女儿快要出生了。
　　“你们看看，这也叫毛笔字！”
　　全班的学生哄堂大笑。只有我满脸通红，羞恨交加。
　　没练过毛笔字的人，第一次提笔写毛笔字，写不好是肯定的，这不言而喻。
　　我的手打哆嗦，写在练习本上的字描了又描改了又改，一个大方格装不下一个字，竖不像竖横不像横，弄得满纸都是墨，一塌糊涂。
　　去了地质队后，我曾练过一段时间的毛笔字。我练字的方法是在笔的尾端绑一块镇纸的条形铁。这种镇铁地质组有很多，我去他们的办公室要了一块。
　　最后我放弃了。二十多岁才来练毛笔字，为时晚矣。
　　儿时母亲没有给我练毛笔字的机会。放学回到家里，我要是慢条斯理先研磨一砚盘墨，然后把纸铺开，把练字本打开，花一两个小时练字，那是绝对不行的。
　　万永昌白写了一手好字，七个儿女不要说发扬光大，拿出去的字能不丢他脸，就得烧高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