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下

　　劣迹斑斑
　　读小学三年级时，万立人就要比别的孩子高出半个头。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读书不怎么样，课堂以外却生龙活虎，非常活跃。
　　下课的铃声响起，第一个冲出教室的一定是万立人。
　　沙坑，球场，树上，围墙上，男孩子扎堆的地方，到处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万立人精力充沛，身体结实，臂力过人，还有些拳脚上的功夫。
　　十二三岁，他用红石凿了一个小哑铃。数年后，小哑铃变成了三十多斤重的大哑铃。
　　他还从学校图书馆偷了几本武术书，无师自通地练起武来。他一身的力气，还有拳脚上的功夫，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万立人的胆大妄为更叫人瞠目。
　　从小到大，万立人不知做了多少副弹弓。
　　有一段时间，一到晚上，万立人就会叫上我。
　　夜幕中我们走进公园，或者一些单位的大院，再不就是荒郊野外。我的任务是帮万立人打电筒。
　　万立人的眼睛贼亮，那些在树上过夜的小鸟不管藏得多牢，都躲不过他的眼睛。
　　弹弓拉直，一声沉闷的响声之后，便有一只小鸟斜着掉落下来。
　　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打到斑鸠。这需要很好的准确性，石子必须击中斑鸠的脑袋。
　　冬天的夜晚，树叶上结了冰，如果能够剥离下来，就是一片完整的冰树叶。
　　我双手冻得发麻，脖子缩得看不见，不停地在原地打圈。但能提一大串小鸟回家，还是很开心的。
　　万立人的弹弓绝不仅仅是用来打小鸟的。他还打别人家的鸽子，打狗的眼睛，打西门口荷塘里的鸭子，打西湖的鱼。
　　西湖的早晨，很多大鱼都会浮出水面，大嘴巴一张一合，吸食晨露或者说清晨的新鲜空气。
　　万立人弹弓上的石子不是在鱼脑袋上一蹦老高就是送入鱼嘴。
　　我曾亲眼看到万立人打鸭子的情景。
　　鸭子被击中脑袋，猛地沉入水下。再浮上来时，鸭子成了在原地不停转圈的“陀螺”。
　　对付西门口荷塘里的鸭子，万立人还有更狠的。
　　烈日炎炎的中午，鸭群全卧在滚烫的草地上休息。鸭子真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再冷的天它们可以整日把自己泡在水里，再热的天它们可以不避骄阳，在烈日下接受爆晒。
　　这会儿，连田里干活的农民都回家歇晌去了，旷野里空无一人，只有树上的蝉在拼命地鸣叫，显得极其的空旷寂静。
　　悄悄摸过去的万立人，半块砖头飞出。鸭子立马炸了群，连跑带飞扑入水中。
　　有一只鸭子是跑不掉的，被万立人拎着跑到山上，烧一把野火，煨熟吃了。
　　黄昏，放鸭人来到了荷塘边，一篾箩谷子倒进水里，嘴里抽着水烟筒，一只一只地默数鸭子。
　　数着数着，他就要跳起脚来破口大骂。
　　万立人呢，此时正美滋滋地躺在山坡上，惬意地放他的臭屁，哪里还会去理会放鸭人的心痛。
　　西门口的荷塘，老城墙脚下的果园，农民的瓜地，秋天的甘蔗园，是他常去的地方。
　　在西郊的瓜果园，万立人的行为可以用一个词概括：扫荡。
　　有一晚，他把人家留下来做种的十几条黄瓜灭了个一干二净。
　　做种的黄瓜已无法吃了，万立人把它们全扔进了荷塘里喂鱼。这已远远超出了小孩顽劣的范畴了，还有游戏人生的意味。
　　上树摘桃李，万立人不仅是边摘边吃，还要摇。站在树杈上，万立人猛摇一气。熟透了的桃李掉得满地都是。
　　还有一夜，已经是冬天了，农民的甘蔗都下了窖。万立人掀开了一口窖，坐在窖顶啃了半夜的甘蔗。完了后，还扛了一捆甘蔗，另找一个地方埋了起来。
　　有时候，他也会翻墙进入万永昌读中学的母校。那也是他后来的母校。
　　学校的田径场附近有一对公母银杏树，小城人称之为白果树，树龄在百年之上，一到夏天母银杏树就会结出很多果子。
　　还有一些柚子树，“梧磊子”树，以及一些别的果树。
　　万立人选择校工与老师都在午休的中午摸进学校，以为这样就可以平安无事。可是百密也会有一疏。有一次，他抱着几个柚子被校工和老师在后面撵着狂奔。眼看跑不掉了，他手中的柚子一左一右往后抛去，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一名老师的眼镜上。眼镜飞出去了。老师“噢”的一声大叫满地找眼镜。万立人胜利大逃亡。
　　小学五年级那年，万立人干了一件轰动整座小城的荒唐事。
　　那时候，小城的高级招待所里经常会住着上面来的人。只要上面有人来了，礼堂就会播放内部电影，食堂晚上还会做夜宵。
　　所谓内部电影，就是进口片。
　　有一晚，礼堂又在放内部电影。食堂的人做好夜宵把门锁上，也去看电影。万立人潜入招待所，翻窗进入食堂，不慌不忙把肚子撑饱。走的时候不但把吃了一半咬了一口的肉包子扔得满地都是，还在蒸笼里屙了一泡屎。
　　那一夜，招待所如临大敌。以为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公安局的人来了不少。后来发现只是小孩子调皮捣蛋，才不了了之。
　　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万立人一点也不害怕，跑回家里，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第二天，他只当什么也没发生，照样背着个破书包，吊儿郎当去学校。
　
　 与涂家的一场恶斗
　　
　　万立人十四岁那年，我们家里与涂家发生了一场轰动了整个西门口也惊动了法院的恶斗。
　　这一年的开春，母亲像往年一样，用自家的老母鸡生的蛋孵了一窝小鸡，从外面买回二十几只小鸭子。
　　刚孵出来的小鸡毛绒绒的，叫声尖尖的，非常可爱。
　　但小鸡的生命力很脆弱，很容易死掉。母亲养小鸡没有多少办法，过些日子就要用火钳将一只或若干只变扁了的小鸡从鸡窝里夹出来，扔到外面去。
　　即使小鸡已经几两重了还会发鸡瘟。一年之中，母亲总要掏几次钱，从经过门前的小贩手中买些小鸡，填补那些死去的小鸡。
　　小鸭就不一样了，生命力顽强。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极少有鸭子夭折的情形。有万立人每天提回家的蚯蚓和蛤蟆，我们家的鸭子长势迅速，一天一个样。
　　母亲养的鸭子主要是生蛋的水鸭。
　　我今日的一个看法是，水鸭是最乖的一种家禽。夜里它们把蛋留在笼子里。每天早晨，母亲打开鸭笼，它们就会欢快地拍打着翅膀走向一里多外的荷塘。
　　这一天都不用管它们。傍晚它们上岸，一摇一摆避开行人和车辆，穿过很多房子，从来不会迷路，走错了门。
　　只有晚上这一餐是要喂它们的，有什么它们就吃什么。通常母亲提供的晚餐就是一大盆米糠青菜拌的饭。
　　食盆从厨房端出来，一大群鸡鸭尾随在母亲身后。水鸭吃东西是最猛的，食盆一落地它们就抢上前。“狼吞虎咽”可能还不能形容它们进食的状态，很快它们沉甸甸的食袋几乎就要垂到地上。
　　如果这一天母亲回家太晚，眼见进食无望，水鸭就会自己钻进鸭笼。不像吃了就睡的猪，一旦没有及时进食，猪圈都会拱翻掉，天都会吵翻掉。
　　第二天一大早，它们照样欢快地拍打着翅膀走向荷塘。
　　不过这种事极少发生。母亲除了惦记家里一大群孩子，还会惦记着该进食的鸡鸭。实在太忙她也会事先把食拌好，交待我们中的某一个人，到时候把食盆端出来，拿给鸡鸭吃。如果我们玩疯了，鸡鸭才会饿肚子。
　　除了养水鸭，母亲每年还会养几只番鸭。这些番鸭，中秋节必须留一只，过年最少得留一只，剩下的就是接待平常上门的客人。
　　有贵客上门，母亲一定会宰一只番鸭。
　　所谓贵客就是与我们家关系比较近的客人。可以这样说，我们家的番鸭很大程度上是为客人养的。真正属于我们的就是童子鸡。
　　小鸡一天天长大，又到了我们每人吃一只童子鸡的时候了。
　　一大早，母亲从鸡笼里抓出了一只最大的小公鸡。
　　小公鸡屁股上的长毛还没长出来呢，伸开翅膀拍打，腋下一片还是空的，一根毛都没有，也就是一斤重左右。
　　母亲认为，这么大的小公鸡最补。
　　这天的这只小公鸡，应该是给万立人吃的。只有万立人吃过了童子鸡，才能轮到我们。
　　万立人吃童子鸡的第二天，涂家的一只小公鸡不见了。涂家女人哪儿都不去，直奔我们家来，这明摆着就是欺负人。
　　在我们家屋后放马桶堆杂物的巷子里，涂家女人看到了放在墙上的鸡毛。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家的鸡毛鸭毛是从来不会丢掉的，都要凉干晒干等着人上门收购。
　　涂家女人硬说，她家的鸡被母亲偷吃了。
　　母亲愤怒了，全身乱颤。从小到大，没有人可以如此羞辱她。只有别人偷她的东西，哪有她去偷别人东西之理？
　　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污蔑她是贼。在母亲看来，做贼与偷汉子是女人不可逾越的两条道德底线，这方面对我们的约束非常严厉。
　　万立人在外面可以无法无天，但绝不敢把别人家菜地里瓜果园里的东西往家里搬。要是被母亲知道了，骂都会骂死。
　　1988年7月，已经从地质队调回的我在小城的地区医院护理住院的万永昌。中午我要回家吃饭。因为要赶时间，我走得非常匆忙，骑走了别人的一辆自行车。
　　那天的情形真是奇怪得很，本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在地区医院的车棚里，放着两辆新旧模样都差不多的凤凰牌男式自行车。更不可思议的是，一把锁匙居然可以开两辆车。
　　车子推进院子，眼尖的母亲一下就看出来了，这辆车子不是我们家的。
　　我们家的自行车坐垫有破损，这辆车没有。我们家的自行车坐垫下面塞的是从旧衣服上撕下来的破布，颜色是灰的。这辆车的坐垫下面塞的是工厂擦机器的棉纱，还是新的，没多少脏渍。
　　按照我的心思，车子都骑回家了，不是有意而为，也不能算偷，留下就算了。如果骑回去，正好被车主撞上，不是小偷都变成了小偷，那才麻烦呢。
　　母亲这一关过不了。她说，“你不怕我还怕呢！万一人家找上门来了，把房子操了，那不是因小失大？”
　　碰到母亲这种人，我一点办都没有，只能老老实实把到手的车子骑回去。
　　可在二十多年前，上门找茬的涂家女人，居然往母亲的头上扣屎盆子，说她偷了涂家的鸡，母亲能不气吗？
　　她跟涂家女人吵起来了。
　　涂家女人是有心来找茬的，只怕母亲不和她吵。即使没有这次事件，我们家与涂家发生纠纷也无可避免。
　　那时候，家家户户门前都会立几根有杈的竹子，或者临时立几个三角叉，上面放着竹竿，衣服棉絮被子就晒在竹竿上。
　　母亲起得早，天没亮起床，太阳还没出来就把家里的衣服全部晒出去了，这就把涂家女人得罪了。
　　母亲占的只是自家门前的位置，并没有把衣服晒到涂家门前去。涂家女人不是这样，哪里的位置好衣服就往哪里晒。尤其是年前，家家户户都要洗被褥过年，要洗要晒的东西也多，又要赶太阳，需要的空间变大了，涂家女人就更霸道了，有时甚至把衣服堵到我们家的门口来。
　　以前，涂家女人经常指桑骂槐，辱骂母亲。
　　母亲知道这人不好惹，只当没听见。
　　涂家女人并没有就此罢休。她要找机会教训母亲。
　　母亲有一张好看的脸蛋，而她是一张麻子脸，这也是她要找母亲茬的一个重要原因。
　　指桑骂槐的时候，她就说过，总有一天，她要把母亲那张妖精脸撕破。
　　有了这个机会，她肯定不会放过。
　　显然，母亲不是涂家女人的对手。争吵中，母亲的头发被涂家女人揪住了。涂家女人揪着母亲的头发，把母亲的头往墙上撞。蓄着长指甲的五指在母亲的脸上乱抓乱抠。
　　母亲满脸是血，头上起了很多个大包。
　　涂光祖涂光宗两兄弟也赶过来帮忙，把母亲按在地上，也不管会不会出人命，用脚狠踹。
　　我和万淑芬都吓坏了，五岁的万立诚只知道哭。
　　我想上前救母亲，但是两腿发软，不听使唤。
　　万淑芬比我行。她跑过去，咬了涂光祖一口。
　　涂光祖一脚把万淑芬踢翻在地。
　　万立人开始不在家，听到喧哗声才往这边跑。看到母亲被人按在地上痛打，万立人一股热血直冲脑门。
　　他操起了一根棍子，呼呼有声横扫过去。涂家女人和她两个儿子抱头鼠蹿。
　　眼见着要被他们逃掉，万立人手中半块砖头飞了出去，涂家十五岁的大儿子涂光祖的后脑勺立刻开了瓢。
　　第二天，涂家不见的小公鸡自己走回来了。涂家没有道理却恶人先告状，把我们家告上了法院。
　　法院来人，作了民事调解，判两家相互赔医药费。
　
　 在幻想中陶醉
　
　 我们家经常沉缅于幻想中不能自拔的人就是我。
　　与涂家的一场恶斗，西门口再没有谁敢随便上门找茬，更没有人敢小看万立人。
　　没有人敢小瞧万立人，不等于我在外面不受人欺负。
　　别看我在弟妹面前凶巴巴的，在母亲面前像山上捉下来的强盗土匪，可一到外面就原形毕露，到今天想起来都觉得实在丢不起那份人。别人大喝一声，眼睛一瞪，我就打哆索，老是害怕别人的拳头会挥过来，没尿裤子就算很给万家人长脸面了。
　　那时候的孩子真是有意思得很。好的时候可以合穿一条裤子，为芝麻大的事就会怄一场气。
　　用小城的土话说，这叫“打气”，孩子见面互不理答。过些日子又会好起来。
　　母亲可不是这么看的。她有一句评语，只有四个字：跟狗一样。意思是别看我们平时玩得好，一旦为争点什么，就会像狗抢骨头一样相互咬起来。
　　住我们家隔壁的刘娄王孔几家的孩子，只要年龄相当，都会玩到一块。
　　我们玩的东西不外乎是这些：踢键子，打陀螺，推铁箍，打弹子，打“角子”（即铜钱），“打折纸”，顶膝，拉“马”，跳房，扳手腕，踩高翘，还有我在前面提到过的老鹰抓小鸡，以及“挤油”。
　　“挤油”的目的在于相互取暖。“挤油”时我们背靠着墙，人站成一排，从两边往中间挤。被挤出去的孩子就得跑到最后面去，直至慢慢又回到队伍的中心。发力的时候，我们齐声高喊：“挤油哟，炒腌菜。”
　　大冷的天，一大群孩子一通猛挤，不但不再手脚冰凉，有时还会挤出一身汗来呢。
　　到了夏天，一不留神，手臂也许会突然挨崭。
　　孩子们最喜欢崭的是胳膊的内弯，这里肌肉雪白柔软，一立掌下去，瞬间就会鼓起一个小肉包，还是蛮疼的。
　　刘家的老四刘四福比我大两三岁。有一年夏天，炎炎烈日下，刘四福在做煤饼，我也去帮忙，不仅汗流浃背，还弄得一身污黑。
　　做煤饼是这样的：煤厂买回的煤和以黄泥巴与水，拌匀，做成菜盘子大小的圆饼，贴在地面晒干，再搬回家。烧的时候，又得将煤饼一块块敲碎。
　　就是在那一天，帮刘四福干活的我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还被他痛打了一顿。
　　怎么引发的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这说明我小时候在外面受到的欺负实在是太多了，脑子里根本塞不下过多的细节。
　　能记住结果是：刘四福把我推倒在地，两只沾满煤污的手抓着我的两只脚在地上拖着跑，我的背和手在地上磕磕碰碰，破了好几块皮。
　　还有一次我去郊外钓鱼，回来时已是傍晚。孔家老二和一群孩子在东方红公社的民办中学球场打篮球。看见我扛着鱼竿拗着鱼蒌走过来，孔家老二上前拦住我，要看我钓到多少鱼。
　　我不给他看，孔家老二便对我一顿拳打脚踢。还把我的鱼蒌踩扁了。
　　平常因为在一起玩引发争执被人痛打，这种事就更多了。
　　偏偏我这人不长记性，老是被人打还老是要和人凑到一块去，莫名其妙受到伤害也就活该了。用母亲的话说，我是“送肉上砧板”，自己找打。
　　母亲也是在情急之下又没有办法，才会在我伤痕累累回到家里时说出这种刺伤我自尊心的话，目的也在于让我长记性。
　　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群斗事件经常发生，一大群孩子为了争夺发号施令权打打闹闹，形成好几个团伙，战场就是西门口一条又一条巷子。
　　以路灯为界，对垒的双方虚张声势，一会儿这方一个人跳出来，喊几声骂几句又赶紧缩回去，一会儿那方一个人如法炮制，叫骂完了也缩回去。动真格的就是相互之间扔石头。
　　有一晚，我跑到对垒双方的一个阵营去凑热闹。
　　路灯不知是被哪边的石块打碎了，一片漆黑。我躲在墙角后面探头探脑，一块石片飞过来，正好击中了我的后脑勺。
　　我头破血流，血都流到脖子里去了，还不知扔石块的人是谁。
　　八岁那年，我启蒙读书，报名注册是母亲带我去的。
　　我当时不知为什么会那么胆小，一听说要送我去读书就害怕，怎么都不敢跨进学校的大门，是母亲连拖带拽把我带到老师面前。
　　新生注册要进行智力检测，非常简单，只是数数，从一数到一百。
　　我结结巴巴，满头大汗，颠三倒四，数了一半就数不下去了，把站在一旁的母亲急得要命。
　　这一关一过，我就成了一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我读书的学校是市立四小，也在西门口，离我们家大约二三里路。这里是城乡结合部，居民以几个生产队的农民为主。一条马路把低矮破烂的房子分成两边，屋后就是大片的荷塘。学校被用黄泥夯实的土墙围着，里面也有两口荷塘。
　　学生主要是三类，一是周边居民家的孩子，二是附近农民的子弟，三是地质专科学校教职员工的孩子。
　　地质专科学校的孩子是四小的贵族。他们都讲普通话，女孩子个个花枝招展，男孩子都穿学生装，一身整洁，跟其他孩子的破破烂烂和脏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口袋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糖果饼干，下课铃声一响，别的孩子都往操场上跑，他们却往学校大门口跑，去那里买凉粉和糖葫芦吃。
　　这群孩子不仅有生活物质上的优越感，读书也很行，班上的优秀生全被他们占齐了。
　　老师也对他们特别客气，很少大声对他们说话，更别说训斥了。对那些既寒酸又不会读书还特别调皮捣蛋的孩子就不是这样了，经常横眉怒目，要我们伸出手来打板子。
　　在课堂上经常被老师训斥打手心，穿得破破烂烂，口袋里没有一分钱，看到地质专科学校的孩子吃糖果买凉粉买糖葫芦只知道流口水，这让我有了一种强烈的自卑感。
　　偏偏老师安排座位时，又让我和一名地质专科学校的孩子坐同桌。
　　这名同桌姓李，名字已想不起来了。
　　李姓同桌对我的鄙视是不用说了。他嫌我脏，不让我靠近他。在我们之间有一条分界线，桌子和板凳不是对半分，而是三分之二归他。我要是越过了那条界线，他不仅骂我，用脚在下面踢我，还拿出铅笔刀对着我的脸蛋比划，威胁要把我杀掉。
　　农村来的学生虽然也蓬头垢面，口袋里也没钱，读书同样个个是毛鬼，有几个还是留级生，年龄比我要大好几岁。可论粗野和蛮横好斗我远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不敢去碰那些地质专科学校的学生，却常常联手欺负和他们一样贫寒的我。前面说过把我摁倒在地，脱我裤子（小城人把此称作为“蒙瓜”），往我脸上吐口水，一涌而上用乱脚踢我，抢下我的书包往树上或水塘里扔，就是他们干的好事。
　　读小学的前几年，我一直是备受欺凌。地质专科学校来的学生鄙视我，农村和周边来的学生不是对我拳脚相向就是孤立我，就连班上一名很泼辣的女同学也多次用手指抓破了我的脸。不仅皮肉受苦，做人的尊严也受到了无情的践踏，这就是我读小学的现状。
　　老是被人打，我又打不过人家，在心里我恨死了那些打我的人。
　　有时候，我会把万立人搬出来。我哭着对打我的人说，“我要叫万立人来，把你们往死里打！”
　　那些人嘲笑我说：“你去叫吧，有本事把你们家的万永昌叫来更好！”
　　这两个人我都叫不到。万立人一天到晚不落家，连个人影都见不到。万永昌就更不用说了。我也是说说而已，真的去叫万立人我也不会。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在外面被人打了，这样我会觉得很没面子。
　　便有了无穷无尽的幻想。
　　一段时间，小城人把点穴之法传得神神秘秘。
　　我便成了那个会点穴的人。那些打过我的人，我要点得他们全身酥麻，全部瘫痪在床上，不能起来。
　　有时候，我又幻想有刘打士的本事，拳脚功夫了得，三拳两脚过去，那些欺负过我的人一个个哭爹叫娘，跪在我面前求饶。
　　我还幻想自己能够像神话故事中的英雄那样，力大无穷，无所不能。我在心里设计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格斗场面，所有我仇恨的人都成了龟孙子。
　　一个人在路上行走，夜里躺在床上，我总是一次次在自己建构的幻想中得到莫大的陶醉。
　　可只要一面对那些对我挥舞的拳头，我心里就发虚，腿发软。
　　我痛苦得要死。回到家里，只能再一次在幻想中去陶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