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

　　君子与小人
　　我在前面说过，这一辈子，万立人都在施惠于我。
　　我参加工作靠他，从地质队调回小城靠他，能够开小车，口袋里有大把的钱，也完全是靠他。
　　小时候，万立人还对我有过很多慷慨援手之恩。
　　有一次，我下河游泳，耳朵进了水，引起耳朵发炎，疼得要命，不仅流脓，还发烧。
　　万立人把我带进了小城的医院，花了两块钱，才把我的耳朵治好。
　　此时的万立人，也才十几岁，小学还没毕业。他那两块钱是怎么来的，到今天也是一个谜。
　　小时候，我们要得到母亲一分钱，那是比登天还要难的，就连我们每年的压岁钱都要没收，她又怎么会给钱我们呢？
　　这两块钱万立人到处藏。有一天他把钱放在席子下面，被我发现了。我毫不客气，两块钱据为己有。
　　万立人回到家里，发现钱不见了，汗都出来了。
　　不用说，我成了第一怀疑对象。万立人连哄带骗，要我把钱拿出来。
　　我坚决不承认。
　　见软的没用，万立人给了我一巴掌。
　　这一巴掌还真管用。我被打哭了，乖乖地将两块钱拿出来。
　　事情就这么巧，就在这天，我因为下河游泳，耳朵进了水，引发了中耳炎。
　　我把这归咎于万立人的那一巴掌。
　　万立人没有办法，只好带我去医院，把两块钱全部花完。
　　我还记得，大约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万立人带我上街，图便宜，用两分钱买了一根甘蔗。
　　刨皮时才发现，甘蔗上了水，几乎变成红色，根本不能吃。
　　这说明万立人生活常识欠缺，还说明万立人小的时候没吃过什么甘蔗。
　　大约是在读小学六年级那年，我第一次听到了“癌”这个词。
　　西门口的人把“癌”说得无比恐怖。在他们的叙述中，“癌”是一种居无定所的东西，来无形去无影，飘忽不定，像在天空中到处飞的小鸟，人身体的某个器官不过是它们四处栖息的巢。所以，人无法抓到它们，可它们的破坏能力却极强，简直就是无恶不作，谁要是撞上了它很快就会没命。
　　有几年，我一直被这种恐惧牢牢抓住了。因为我的左耳后根上长了一个粉瘤。
　　自从发现左耳后边有一个粉瘤，我一直把它当作小城人所说的“癌”。一方面我怕得要死，以为自己很快就会死去。另一方面我又死守着这个秘密，不敢让任何人知道我很快就会死去。
　　本来我们家的孩子都是在刘家理发，一来就近，二来照顾近邻的生意。自从发现耳根后面的粉瘤后，我就坚决不再去刘家理发，而且一定要头发很长了，才会向母亲要一毛钱，跑到远离西门口的十字街去理发。
　　理发对我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哪怕是陌生人，我也不愿让他看见我耳根后面的秘密。
　　这件事后来还是让回城的万立人知道了。他把我带进地区人民医院，把粉瘤割掉了。
　　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我进手术室的情形。
　　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摆着很多张手术台。我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全身赤裸的男人躺在手术台上，他粗壮的生殖器像一根坚硬的棍子，笔直向上。
　　可能是刚刚打完麻药，手术还没进行。他四周围了一群戴蓝帽子的人，有好几个还是年轻的女人。
　　这让我心里发毛，担心等会儿衣服脱光了，自己的小鸡鸡也在一群女人面前翘起来，那可怎么办？
　　没想到我的手术实在是太简单了，连衣服都不要脱。一针麻药注射之后，手术开始了。我听到了手术刀在我耳后根切割的声音，很响，却一点疼痛感都没有，好像那手术刀是切割在别人身上。
　　最要命的是1974年5月，我被狗咬伤了。
　　如果我还在学校读书，再有两个月就要高中毕业了。可我早就辍学了，在家无事可干，常常扛着“杠子”去西门口郊外捕鱼。
　　当时我已看到了那条毛色全黑的大公狗，它蹲在路边，纹丝不动，也看着我，威风凛凛。
　　我从它身边走过，心一直是悬着的，步子不敢迈得太大。
　　就在我放开脚步，准备赶路时，大黑狗一声不响从后面扑上来，在我的左膝盖内侧狠狠地来了一口，流出的血是黑色的。
　　我当时懵懵懂懂，除了疼痛恐惧，并没有去想这件事可能会带来的恶果，只是向路边人家要了一团白米饭，敷在伤口处。鱼也不打了，一瘸一拐走回家去。
　　被狗咬伤敷白米饭，没有任何医学道理。但从前小城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如果身上哪个地方开了个口子，小城人还会在灶下抓一把灰抹在伤口。也有用火柴盒皮贴在伤口的。小时候，母亲就经常用这些稀奇古怪的方法给我们疗伤，我只是依法效仿。
　　如果咬我的真是一条疯狗，会生会死，只有听天由命。
　　参加工作的头一年，我经常在夜里做梦被狗追赶，结局总免不了被狗咬一口，醒来时总是一身冷汗。
　　我把这事讲给我的师傅听，请他给我圆梦。
　　师傅姓邹，祖籍河南，是从部队下来的，个子很高，又干又瘦，走路喜欢哈腰含胸，说话很少有个正经的时候，胡说八道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
　　他的解释是：“梦都是反的，说明总有一天，你会去咬狗。”
　　从中可以看出，被狗咬的这件事对我影响之深。
　　这件事是如何被万立人知道的，今天想起来还是个谜。他把我带到省城，光两个人的往返路费就花了好几块钱。
　　之所以要去省城，是因为小城的几家医院和防疫站都没有狂犬疫苗。
　　那时候的狂犬疫苗要连续打十四针，且是最疼痛的一种针剂，背和手臂都打肿了，要拿热毛巾热敷。
　　头疼的是，狂犬疫苗必须在低温下冷藏。我们家哪有这条件？当然也是万立人出面，找熟人帮忙。
　　我升高一那年，万立人还给我找了一个师傅，教我习武。
　　这个人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赫赫有名的“刘打士”的三儿子，大名叫刘无涯。
　　万立人与刘无涯有同窗之谊，以前我扭伤了脚，都是万立人带我去找“刘打士”。
　　“刘打士”两只手在我的脚上轻轻捏几下，跟我东拉西扯的功夫，突然发力，只听咯吱一声响，就算是给我疗完了伤。
　　不知要不要给钱。我是没看到万立人给钱。没几天，肿消了，脚也好了
　　刘无涯长得秀秀气气，完全是一副白面书生模样，根本就不像习武之人。
　　这完全是错觉。他的手握成拳，大拇指下面的肌肉就会露出一个个坚硬的疙瘩，没有十几年的功力根本到不了这份上。
　　十月的某一天，全校师生在球场开大会，没有凳子，我们屁股下面垫一本书，或一张纸，席地而坐。
　　校长在主席台上慷慨陈辞，说了很多。前面说了些什么没有多少人会有印象，也没有几个人会去认真听。接下来的一个话题，连那些还在读初中的黄口小儿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高二年级的一名女生，名字就不公布了，夜不归宿，现在学校宣布，予以除名。”
　　这名女生，夜里住到刘无涯的房间里去了。
　　这时的刘无涯，下放在西郊，在村里当赤脚医生。诊所只有他一个人，医生是他，药剂师是他，护士还是他。
　　白天门打开是乡村诊所，夜里门关上就是他的家。
　　有一段时间，我差不多每天都可以见到那个女生。照理说我应该叫她师母。但我叫不出口。她已怀孕了，后来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万立人把刘无涯请到我们家，喝了一餐酒，就算收下了我这个徒弟。
　　那一天，万立人烂醉如泥。这是我看到万立人醉得最狠的一次。我也第一次明白，一个人喝醉了酒，呕出来的东西会那么难闻。
　　房间里臭气喧天。两人究竟喝了多少酒，不得而知。
　　万立人的酒量很大，刘无涯的酒量更大。这表明，万立人的功夫远比不上刘无涯。这也是万立人要找刘无涯做我师傅的原因所在。再一个可能，他要忙外面的事，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教我。
　　从第二天起，我每天早晨跑步大约六里路，到刘无涯的诊所去一次。
　　到达刘无涯的诊所，房门还是紧关着的。刘无涯和女生好上的时间不长，可能正处在蜜月期，我不来，房门要到很晚才会开。
　　我忐忑不安敲几下门，就退到一边等着。过了一会儿，刘无涯开门出来。
　　附近就是一条小河。河堤弯弯曲曲。堤坡下面有些平地，长满了青草。不过此时草已枯黄。
　　我们就在这里练功。基本功万立人教过我一些，有些基础。刘无涯教我的是一套名叫“太子公”的南拳。这是刘家祖传的拳路，比较简单，没有太高的难度动作，这只能说我对其间的深奥没有悟透。
　　在拳术里面，有“南拳”“北腿”之说。刘无涯腿上的功夫更了的，人可以在空中翻滚，跳得非常高，腿也绷得非常直，有时上身几乎就是贴在大腿上，许多高难度的动作都是一手呵成的，噼里啪啦，人尤如在空中飞行，看得我眼花缭乱。
　　刘无涯告诉我，“这是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你只要把‘太子公’练好了，对付一两个人根本不会有问题。”
　　我后来越来越不好意思一大早就去敲刘无涯的房门。不到两个月，我连招呼都没打一声就不再去找刘无涯。去了地质队后，早晚练功的事被我彻底放弃了。那套“太子公”也算是还给了刘无涯。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惰性很重，干什么事都没有长性。于今想起来，实在对不住万立人。
　　万立人如此待我，我却把手伸进了他的口袋。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家里除了母亲就是他有钱。可要偷母亲的钱很难。而且母亲的每一分钱都有数。只能打万立人的主意。
　　万立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时已经有了一份工作。他在小城二轻局属下的烟花厂做仓库保管员，每月的工资是26元。
　　烟花厂是集体企业，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这么一份工作已经是要烧高香了。
　　万立人进烟花厂只是权宜之计。从进厂的第一天起，他就在谋划更好的出路。总而言之，就像他此前曾经下定决心不能在农村呆一辈子一样，他也不会在烟花厂呆一辈子。
　　1974年夏天，他如愿以偿，击败了所有的对手，拿下了二轻局那年唯一的一个工农兵学员指标，进了小城唯一的一所大学读书。
　　就在万立人成为工农兵学员的这一年，烟花厂发生了火药爆炸，死了九个人，伤了二十多人。
　　爆炸是在上午发生的，听到惊天动地的那一声巨响，很多人跑去看热闹，躲在家里逃避下放的我也去了。
　　烟花厂的大门口停着两辆大卡车，车箱里铺着一层稻草。二十多个受伤的年轻女工被抬出来放在车上。她们的衣服已没有了，大腿上，胸前，背上，一块块熏黑了的皮被掀开，露出里面雪白的肉。
　　万立人的运气非常好，刚刚离开烟花厂，坐在教室里，听他三年大学学习的第一场课。
　　在烟花厂期间，他有了他这一辈子的第二次恋爱。那个女孩子我看过，个子很高，一对长辫子到了屁股上，穿一件黄色的格子衫。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她由人陪着，在我们家的门口转了一圈，大概是想看看我们家是什么样子。
　　这以后，万立人有一段时间不回家住了。他的借口是：他是保管员，夜里要守仓库。
　　鬼才会相信他这话。
　　我曾经以为，万立人会把那女孩子娶回家，做我的嫂子。就容貌而言，她很容易得到很多人的喜欢，包括我在内。
　　万立人没有娶她。这让我感到惋惜。
　　万立人之所以没娶她，是她家的成分太高。万立人担心娶了这样一个老婆，会影响他将来的前程。
　　据说，那女孩子曾经大哭了一场。数年后，她嫁进了省城。没有嫁给万立人，应该是她的福气。
　　与女孩子分手后，万立人搬回家住了。
　　那时候，没有多少人会有存折，也很少有人有钱包。母亲身上的钱是包在一块手帕里。夜里睡觉，母亲会把包钱的手帕从口袋里掏出来，压在枕头下。
　　她睡得很晚，起得很早，睡觉又是十分惊觉，我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
　　万立人就不同了。从外面回来，万立人的裤子和一件白色的“的确凉”衬衣挂在墙壁上的钉子上。他的钱揣在口袋里，既没有钱包也没有手帕。
　　对于我这个手脚不干净的大弟，万立人当然清楚。他为什么不防范我，让我有机可乘，于今也是个谜。
　　不但不防范我，有时候，万立人还会给我一点零零碎碎的钱。当然这钱也不是白给，我得帮他做点什么。
　　举一个例子。
　　有一年，也就是他返城的那一年，过端午节，桌上不仅有母亲包的粽子，红色颜料染过的鸡蛋鸭蛋，还有一海碗红烧肉，一碗油豆腐，一碗苋菜，一碗豇豆。
　　万立人给了我三毛钱，让我上街去给他买酒。
　　我拿着三毛钱和一只海碗，去了离我们家最近的一家国营“南货”店（在小城，卖用品的商店称百货店，卖吃的商店称“南货店”）。酒有瓶装的，更多的是装在酒缸里的散酒，缸口压一个避免走了酒气的沙袋，舀酒的勺子挂在一边。
　　买三两酒，三毛钱还有多。几分零钱，万立人给了我，作为对我跑腿的奖赏。
　　几分钱能干什么呢，一个烧饼都买不到。
　　当天夜里，我就把手伸进了他的口袋，偷了一毛钱。过了几天，看准机会，我又偷了他两毛钱。
　　到后来，只要看见万立人挂在钉子上的衣服裤子，我的手就会发痒难忍，胆子也越来越大，最多的一次偷了五毛钱。
　　有了钱，我就可以在上学的路上，给自己买一块烧饼吃。
　　以万立人的精明，他不可能没发现口袋里少了钱。
　　他一定在暗中观察，可能还亲眼目睹了我把手伸进他口袋的全过程。
　　他没有戳穿我，一直到现在还为我保守这一秘密。在这方面，与我对待万立诚的恶劣态度相比，他不知强到哪里去了。
　　一开始，他一定是故装糊涂，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到后来，不见的钱越来越多，他就不能不有所表现了。
　　他的表现是口袋里再不放钱。
　　我不光彩的偷钱经历，到此划上了句号。

　　和母亲玩脑屎
　　玩脑屎是小城的土话，直译过来，有玩脑筋之意，又不尽是如此。
　　两个人相互较劲，常常会甩出这样一句狠话：“他要和我玩脑屎？看我不玩死他！”
　　在生意场上，对手之间，这句话是经常用得上的.
　　小时候，万立诚一直都在和母亲玩脑屎。
　　万立诚最大的罪过就是见什么偷什么。他像一只小耗子，哪里有吃的都躲不过他的眼睛。刚刚煮熟的饭，菜橱里的菜，母亲为过年准备的花生豆子炸红薯片糯米果冻米糖芝麻糖，他都偷。
　　母亲买回家的肉，从来都不会痛痛快快地给我们吃。在弄出很多花样来之前，她会让肉过一道水。那肉虽然煮了一下，颜色还是红的，最多只能是半生半熟。
　　这样的肉万立诚也去偷着吃。
　　家里有这么一个人，母亲万分头痛。为了提防万立诚，当然，还有我，只要是能吃的东西，母亲都会藏得牢牢的。
　　真要佩服母亲藏东西的本事。床底下，柜子里，箱子里，阁楼上，厨房里，墙缝里，甚至恨不得地下到处挖洞，藏她想藏的东西。
　　不仅藏吃的东西，别的东西也藏。有些东西，到后来恐怕母亲都不知藏到哪里去了。
　　母亲去世后，我们翻出了一大扎用皮筋箍着的全国粮票，还有全省通用的粮票，小城通用的粮券，布票，肥皂票，油票，火柴票。因为年月久远，用小城的土话说，那皮筋已经“洋”了，粘在那些颜色斑驳的纸票上，很难分离开。
　　全国粮票是万永昌探亲时带回家的，七十年代一斤全国粮票好像可以换好几个鸡蛋。过了七十年代，所有的票都成了一张废纸。
　　1982年，我们家遭遇了一场大水，水几乎齐了阁楼，半个月才完全退去。也幸亏有这场大水，母亲早年的一个存折不知从什么地方漂出来了。
　　经水浸泡，字迹已经模糊，后来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在银行把那笔钱的数额查清楚。
　　母亲越是到处藏东西，万立诚越要挖空心思去偷她藏起来的东西。
　　我们家有一张老式立柜，双开四扇门。最早，母亲只是把吃的东西藏在柜顶上的青花坛子里和一个铁桶里。
　　母亲以为万立诚个子小，东西放在高处拿不到。岂不知万立诚人小鬼大，可以把桌子移过去。人站在桌子上，偷柜子顶上的东西也就轻而易举。
　　母亲奈何不了万立诚，只好把吃的东西统统锁进立柜里，锁匙一天到晚挂在腰上。
　　从开锁这条途径去偷柜子里的东西看来是没门了。但这也难不倒万立诚。
　　母亲一大早就到菜地去了，要到中午才会回来。万立诚有足够的时间慢慢琢磨，找到一把用他的方式可以解决问题的钥匙。
　　柜子门很快就被打开了，不是开锁，而是把活页上的螺丝卸下来。东西偷出来后，又重新把活页装上去，螺丝拧紧。
　　一次次卸下，又一次拧紧，螺丝孔变大了，螺丝再也拧不上了。
　　母亲不是傻子，东西少了不可能没有察觉。她只能转移阵地，不再在柜子里放吃的东西。
　　立柜上两把锁还是要挂的。没办法上螺丝，她只好在活页孔里穿几圈铜丝。这样在立柜上挂着两把锁，实在是可笑之极，只能锁君子，不能锁小人。
　　万立诚绝不是君子。怀疑母亲会杀回马枪，万立诚又把铜丝剪断过很多次。
　　剪铜丝是用剪刀。而剪刀是用来剪布的，不是剪铜丝的。剪刀剪了铜丝就会有一些缺口。母亲徒劳无益，还得花钱去磨剪刀。
　　少年时代，万立诚的心计、聪明、智慧、精力，用得最多的就是如何让自己不挨饿，少挨饿，避免自己被当作家人的出气筒，以及来自外面的欺负。
　　他身手敏捷，在和母亲的周旋中，他扮演的是老鼠的角色。老鼠要去偷食，母亲当然得像一只猫一样去抓他。
　　母亲从外面回来，第一时间盯上母亲的一定是万立诚。他不动声色仔细观察母亲带回了什么，手中有何物，跟吃有没有关系。
　　我们肚子饿得难受，只知道傻乎乎围在厨房里“念糯米蛆”（母亲语），催促母亲快点开饭。万立诚不是这样。他总会趁机避开众人视线，溜进房间，打开窝在箩框里的锅盖，也不管有多烫，用手抓着饭就往嘴里塞。还打开菜橱，熟的生的或者半生半熟的，只要能吃都不放过。吃完了嘴巴一抹，人跑得无影无踪。
　　做了这种事，万立诚永远不会承认是自己干的。他可以闭着眼睛说瞎话，蹲着屙屎，提起裤子就不认账，常常把人恨得牙齿痛。
　　他不仅偷家里能吃的东西。只要能变成吃的东西他也偷。
　　在西门口，有个换糖的老头，姓朱。西门口的孩子看见他来了就会齐声高喊：
　　“点点磕，点点磕，朱老头换糖比贼恶。”
　　听到朱老头“点点磕”的敲打声，撒腿跑得最快的一定是万立诚。
　　朱老头最喜欢的就是万立诚这种孩子，手中永远不会空着，不像有些孩子，光围着糖担子看，两手空空，只能眼巴巴流口水。
　　万立诚才不管朱老头换糖是不是比贼恶，只要手中有东西，照样找他不误。
　　也不完全是牙膏皮，烂了的铁锅，用秃了的锅铲。只要能换到糯米糖，哪怕是母亲天天不离手的锄头，他都会把木柄卸掉，丢进朱老头的破铜烂铁筐里去，气得母亲要吐血。
　　他拿去换米糖的东西并不一定全靠来自家里。西门口的垃圾坑是他去得最多的地方。他手中的棍子在臭气冲天正在焚烧的垃圾堆里不停地搅，搅得臭味更浓灰尘四起。垃圾堆里有很多好东西：铜电线，有铜芯的坏锁，破铝碗，烂铝锅，古铜钱，断了一截的黄铜蚊帐钩……说不准还能碰到破损的铜炉。万立诚的眼睛贼亮。经手中的棍子搅了一遍之后，就很少再有什么东西会留给别人了。
　　这些东西也未必全部丢进朱老头的糖筐。有些会拿到废品收购店去卖。有了钱，他就可以去买更好的吃食。
　　他后来越来越有经验了，口袋里的钱也就越来越多。如何不让母亲和我们发现口袋里的钱，又成了他费尽心机的一件大事。
　　以前总是他到处去偷母亲深藏的东西。现在轮到他到处藏东西，当然最清楚怎么藏东西才更保险。
　　我们家里，要藏点什么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别说东西，就是藏个人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了逃避帮母亲干活，万立诚有时会把自己藏到阁楼上去。他的方法就是把脏得要命的鞋子脱在阁楼上，楼梯恢复原状，让它斜着贴墙而立，造成一种阁楼上没人的假像，而下面的动静他却能听得一清二楚。
　　在阁楼上藏东西当然是太简单了，哪里都可以塞。但也有不牢靠的时候。万立诚从小就明白这样一个深奥的道理：越是安全的地方越不安全，越是简单的事情越复杂。所以，他会在母亲睡的床板底下打一个钉子。钱用绳子绑着吊在床板下面。过些时日，他又会把塑料纸包着的钱埋在地底下，或者塞进墙缝里。总而言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钱来得实在是太不容易，要保住属于自己的胜利果实，必须绞尽脑汁。
　　黑暗中，他像一只真正的老鼠，眼睛闪着亮光，悄无声息，一下从这个角落蹿到那个角落，鬼鬼祟祟，不敢见人。
　　万立诚要躲是躲不掉的。他能躲过母亲的眼睛，还能躲得过我的拳脚吗？
　　他藏藏掖掖躲在某个地方吃东西时，我的一个巴掌就会不期而至。
　　很多时候，我知道万立诚是冤枉的。他所吃的是他从外面刨回来的东西。
　　但这没用。我已经形成了习惯思维，看见他在吃东西就会想到来路不正，这等同于茅坑里带出的黄泥巴，不是屎也是屎。
　　就算是他没偷，看见他老是有东西吃，而我肚子里却大闹空城计，这也会让我心里不舒服。
　　我心里不舒服，就忍不住要打他。
　　万立诚冤死了。他偷东西固然要挨打，没偷家里的东西也常常吃我的巴掌。

　　刀子嘴，豆腐心
　　我把家里打得鸡飞狗跳，难道母亲不管吗？
　　母亲当然要管。但她管不了。最主要的是她没有精力来管我们。
　　一天之中，大多时间她都在菜地里。我们还在床上睡觉，她已把早饭做好了。
　　吃饭是不用她来管的。只要桌上有菜，锅里有饭，我们知道怎样填饱肚子。
　　中午，我们回来了，她还没有回来。下午，母亲通常都是熬好一锅绿豆粥就去了菜地，再回来就是天黑后的事了。
　　早早晚晚她都要给菜地浇水，施肥，抓虫子，除草，松土，搭各种各样的架子，一天根本忙不过来，何况家里还有一大堆事。
　　第二天，周而复始。这就是我童年至少年时代记忆中母亲每天的工作。
　　有一件事我记忆至深。
　　那是一个冬夜。吃完晚饭，我们早早上床了。入睡之后，母亲才回到家里。
　　她舍不得点灯，摸着黑到床上挨个去摸我们的脑袋，看我们都回来了没有。
　　母亲冰凉粗糙的手摸到我的脸上，把我吓醒了。
　　我大叫了一声，坐了起来。
　　母亲知道我吓坏了，赶紧拍着我的肩膀说：“不怕不怕，立言是我。”
　　然后母亲才去厨房吃饭。又是一片刮砂锅底的声音刺耳而来。
　　我们家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孩子多，生活物质极度短缺，孩子之间才会有那么多的争吵打斗。
　　我老是打万立诚，母亲怎么会不知道呢？
　　看见把万立诚打伤了，母亲不知有多心痛。
　　印象中，有一次，我在厨房里打万立诚，母亲手中的锅铲柄冲着我的脑袋敲了过来。
　　我怎么会被她敲到，一蹦已经很远了。
　　母亲并不是真心要敲我，只是吓唬我而已。
　　我们家众多的兄弟姊妹，没有几个人被母亲真正打过。也很少对我们进行体罚。她下不了那个狠心。在这方面，我们家的孩子比起西门口的很多人家的孩子不知要幸运多少。
　　西门口绝大多数孩子都是被父母打大的。“不打不成器”。父母们在用棍棒和巴掌拳脚教育自己的孩子时，都是这么说的。
　　一些处罚孩子的手段闻所未闻。
　　跟我们家成了生死冤家的涂家，对两个狗见都嫌的儿子的体罚就是经常用针扎他们的小鸡鸡。
　　每一次都是涂家男人和涂家女人一起动手，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两个儿子的裤子扒下来，缝衣服的针不计点数在小鸡鸡上一通乱扎，次次扎得鲜血淋淋。
　　母亲见了，不寒而栗。
　　她有时会拿邻家的孩子作对比，吓唬我们，要我们明白，“锅是铁铸的。”
　　“没见过杀猪，也听过猪叫！”
　　“有样学样，没样看世上。”
　　这是母亲经常告诫我们的话。意思只有一个：要我们学好。
　　在一个这样的环境，我们怎么能学好？挨打就难以避免。
　　我唯一的一次挨打，是裤子被农民没收了，光着屁股回家。
　　那是一个夏日的中午，我和西门口的另一个孩子在荷塘里玩水。荷塘里的鱼非常多，哪怕我们年龄再小，只要徒手贴着塘边摸一圈，也会抓到几条小鲫鱼。更何况鱼还会来找我们。人下到水中，鱼就会在我们脚下和指尖拱来拱去。我要用手掌或脚掌常击水，就会有鱼在岸上活蹦乱跳。
　　还有荷花，菱角，莲蓬，荷梗。这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荷花是我们儿时的一种玩具。粉红色的花瓣一一拨去，根部缠上一根尽可能长的线，举过头顶，有时人站在椅子上，手放松，金黄色的花蕊就会快速旋转着垂落而下，非常好看。
　　每一年的夏天，我们还会摘回很多荷花，花丝晒干，拿到中药店去卖钱。
　　硕大的荷叶常常被我们做成一顶帽子，扣在头上。
　　人在荷塘，实际上是不需要帽子的。大片的荷叶重重叠叠，为我们撑下了一片荫凉。
　　菱角是野生的，不像种植的菱角，颜色是草绿色的，个儿很小，成熟之后壳更坚硬，吃起来更甜。
　　莲蓬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一边摘一边吃，撑得肚子圆鼓鼓的，还能用荷叶包着一大袋胖嘟嘟的莲子拎回家去。
　　这种事过去是不会有人管的，谁摘归谁，只要别挖荷塘里的藕就行了。
　　荷塘里有一种荷梗，刚刚浮出水面，叶子还没长出，又粗又嫩，下面那一截比莲藕还好吃。小时候我不知吃了多少这种嫩荷杆。
　　那一天，我们在水中拔荷杆，正好一个肩扛锄头收工回家歇晌的农民走过来，一弯腰把我们放在岸上的裤子拿走了。
　　我们回不了家，在水里一直泡到傍晚，手脚的皮都被泡皱了。
　　眼看天就要黑了，我们不敢在水里再泡下去了。便屁股前后各夹一片荷叶跑步回家。
　　进入西门口后，引来了不少孩子。这些孩子前呼后拥，兴奋异常，一边跟着我们跑一边大声喊叫。
　　“都来看呀，万立言光屁股啦！”
　　更多的孩子被叫来了，看我们的狼狈相。他们一直把我们护送到家门口。
　　听到外面的喧哗声，母亲出来了。
　　看见我一前一后夹两片荷叶，母亲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我羞愧万分，从母亲身边钻进了屋。
　　随即，门被关上了。
　　到了房间里面，母亲操起一根篾片追着我打。
　　这一回我无处可逃。屁股蛋上挨了几篾片，母亲也就收手了。
　　她心疼那条打了补丁的短裤衩，要我带她去找那个农民，要回短裤衩。
　　西门口以外那么多生产队，我知道是哪个生产队的农民把我的短裤没收了？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母亲虽然很少打我们，骂起人来却非常厉害。
　　她的语言极为丰富，满嘴都是乡谚俚语，我在此根本无法一一复述。
　　“鱼动水响”，是形容我们静不下来，巴不得外面能够时时发生点什么，好趁机跑出去凑热闹。
　　“话说三遍做鸡屎臭”，是指我们说话罗唆。
　　“死人头发梳不清”，是指我们蛮横不讲道理。
　　“打屁嗅凳！”，是指我们愚钝，反应迟缓，别人把事做完了，才做出不该有的选择。
　　“死人看棺材不住”，是指我们丢三拉四，手边的东西都守不住，更多的还是指人太不中用。
　　有些骂人的话不一定只落在我们的头上，母亲也会痛骂自己。
　　有一个北风呼啸的冬夜，母亲不小心把我们家一个篾壳的热水瓶打破了。这一夜，母亲痛心无比，不停地念叨自己：“病软了脚，病黄了神，吃贵了米，多少好人死了，怎么不会死到我头上！”
　　万淑芬高中毕业那年，即将下放农村之前，还被母亲骂哭了一次。
　　母亲骂万淑芬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白菜”。
　　“白菜”在小城的骂人话中，有轻佻、下贱、死不要脸、不守妇道等含意。只有骂女人才会用上，和“犯贱”、“烂货”等词同义，但又要略轻。
　　十八岁的万淑芬不要说骂，谁见了都心疼，母亲居然舍得骂她，这要街坊们听见了，真不知会作何感慨。
　　小时候，万淑芬被母亲“白菜”长“白菜”短的骂着，也不会有何过激的反应。但是那个晚上，万淑芬在自己的房间里哭了一夜。哭得非常伤心，一边哭，一边倾诉。
　　我听到的是：“你看哪个当娘的人，会这样骂自己的女儿？”
　　“自己的女儿是‘白菜’，当娘的脸上有光吗？”
　　人见人爱的大姑娘万淑芬，不能忍受“白菜”这种污言秽语落在自己的头上。
　　我们被母亲骂是家常便饭，绝不会鼻涕一把眼泪一把，丢不起这人。这也就是万淑芬与我们的不同之处。
　　交待我们做的事没有去做，母亲通常是这样骂我们的：“叫你们办事，真是狗头上寄信!”
　　“尿桶都有两只耳朵，没见过你们这些人，个个天聋地哑！”
　　要不就是：“叫猪叫狗，不如自己走！”
　　看见我们事情没做好，还要找借口给自己开脱，又是这么一句：“人无用，世界难。”
　　我笨手笨脚，母亲便会骂我“手跟脚一样”。
　　我做事磨磨蹭蹭，有时干脆就赖在马桶上半天不起来，也会招来她一通臭骂：“拉秋痢。”然后给我一个定性：“懒人屎尿多。”再不就是：“蛇懒都会捉蚂蚱，你连蛇都不如！”
　　最经典的要数这句：“病人不死，耽误一个鬼。”
　　我睡懒觉，到该起床时还没起床，她就会骂我“挺尸”。
　　我们玩起来天昏地暗，不知晨昏，可只要一坐下来就会变成瞌睡虫，个个东倒西歪。母亲又要骂我们了：“昨晚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做贼去了！”
　　我们睡眼朦胧，赖在床上不肯起来，嘴里还迷迷糊糊嘟哝着：“这么早起来干什么！”
　　母亲的棒喝又落到我们头上：“还早？做贼就还早！”
　　为了逃避做事，我有时会躲进房间，还把门关起来。母亲就会在外面骂：“你是不是关牢门啊！”
　　我挑她的刺，没事找事，她是这样骂我的：“拨草寻蛇！”
　　我打万立诚，欺负弟妹，自然就是“大到狗头上去了”。
　　我要是把万立诚打得太狠，她就会骂我：“吃人不吐骨头！”
　　我得意忘形，也要遭到她的迎头痛击：“狗头上长不起四两肉。”
　　我故伎重演，做了不该做的事，自然成了“狗不吃屎头痛”。
　　问题还在于，家里不只是我一个讨债鬼。
　　“大的带了头，小的不用愁。”这也是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骂人话。
　　母亲伤心不已。她实在想不明白，自己养育的儿女，怎么都是这种样子！
　　无奈至极，她只能抱怨：“生坏了崽，埋坏了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