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第六章

　　第五章
　　小城
　　母亲初到小城时，天很蓝，能看到很多鹰在高空盘旋。流水清澈的秀水河穿城而过，水中有鸬鹚和点点白帆，全身赤裸的男人驾驭着竹排和木排顺水而下，悠长的号子和苍凉的放排歌年复一年在河风中飘荡。
　　“河里的卵，皇帝都不管，”这是小城的一句俗语。
　　女人在河边看见男人的身体算什么呢？炎热的夏天，河里的渔夫，田里的农夫，下面能围一块被泥水浸泡成米黄色的围布就算是很不错了，他们尿臊扑鼻的短裤通常都是盘在头顶上。
　　傍晚，女人膝下一个蒲团，跪成一排在竹排上洗衣服，附近就是一大群洗澡的男人。突然之间，一个赤条条的男人从水里钻出来，双手趴在竹排上，冲着女人嬉皮笑脸。女人司空见惯，手中的棒棰挥舞几下。
　　“找死啊，要快活找你老娘去！”
　　男人很开心，被女人骂几声，舒坦得很哪。
　　远处，是一大群男人爆发的哈哈大笑。
　　暮色渐浓，女人们挽着勾桶陆续离去，水里的男人也一个个上了岸。秀水河静了下来。河面上有星星点点的灯光，那是船上人家的马灯。顺水而下的竹排，大概也要停下来歇夜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小城的生活也像这夜晚的秀水河一样，安静得很。
　　许多人家还点着油灯。大街上天一黑就冷冷清清。两座电影院和一座戏院是不多的热闹场所之一，灯光球场要到有球赛的日子才会喧哗一阵。在这种炎热的夜晚，男人女人都在门口乘凉。你如果在竹床上坐起，一定可以看到很多白花花的大腿。夜深了，起风了。一个男人从竹床上爬起来，拖着他的女人要进屋。黑暗中，啪的一声响，是女人从男人的手中挣脱出来，一巴掌打在男人的屁股上。与此同时，一旁的人也惊醒了，有吃吃的笑声传出。这种午夜的小小骚动是有感染力的，不久大家都进屋了。只有孩子什么都不知道，依然在星光下发出一声声梦呓。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秀水河边曾经有过大片的麦地。某一天，从沉甸甸的麦穗丛中，突然站起一个提着裤子的女人，雪白的屁股让我触目惊心。这也没什么，用不着大惊小怪，不过就是女人内急，在麦田里方便，没有别的事。
　　但小城千千万万的故事，肯定不会这么简单。我们家不过是小城的沧海一粟，几十年发生的事情，必须慢慢演绎，步步推进。
　　以秀水河为界，在习惯上，小城人把河东称为城外，把河西称为城里。
　　河东只有几条老街，青石板坑坑洼洼，很深的车辙，泄漏出小城千年的古老年轮。
　　沿河一带房子临水而建。狭窄的街道，密密麻麻的店铺，幽深的巷子，尖顶的教堂，是河东几十年不变的风景。直到八十年代末，河东才开始有点起色。
　　河西虽然也有十字老街，但还有新街，是小城的行政中枢，包括地委、行署和各种政府机关全设在这里。小城日后的各项建设也集中在城西。
　　连接河东和河西的，是一座解放前建起来的文昌桥。
　　文昌桥下水流湍急。以前每到夏日的下午，便有人站在栏杆上，飞燕展翅般跃入水中，一旁还有很多人围观。到了夜里，又会有人靠着栏杆或坐在栏杆上纳凉，也有人用车竿在桥上垂钓。
　　每年的农历五月初八，秀水河上要举行龙舟赛，周边的乡民扶老携幼进城赶庙会，文昌桥上人山人海。
　　这样的日子小孩子是最开心的，不到天黑不会回家。
　　小城的孩子跟文昌桥和秀水河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在这里开始熟悉水性，成为游泳健将，度过夏日每个下午的快乐时光。这其中也有我。
　　也有小孩子把命丢在这里，痛心疾首的悲惨故事年复一年在这里延续。
　　文昌桥的下游是“洋打鱼”，小城的火力发电厂，针织内衣厂，榨油厂，粮库，米粉厂，制面厂，糖厂，船厂，航运公司，沙石场，苗圃，师范，以及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都在这一带。
　　以前只要走到船厂附近，就能闻到一股很浓的桐油味，尤其是在炎炎烈日下。
　　新打造的木船和翻修的木船一排排放在岸上，很多汉子光着上身在烈日下忙活，叮叮咚咚的声响不绝于耳。他们往板缝里抹浆灰，再一遍又一遍刷上桐油，船就不会漏水，在秀水河的水里泡上几十年也不会腐朽。
　　“洋打鱼”这个地名现在还在。之所以有“洋打鱼”这样一个地名，与秀水河里鱼很多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以前，我经常在河边看鸬鹚抓鱼。一条小船泊在水中，一个戴斗笠的汉子坐在船上，手边有一根长竹竿，竹竿细的那一头扎了一个铁钩。十几只鸬鹚一会儿浮在水面，一会儿又钻入水中。站在岸上能清晰地看到它们在水下的速度和敏捷。它们的脖子上扎了一根绳子。脖子鼓起来了，船上的汉子就会用竹竿把这只鸬鹚勾上船，拇指和食指在脖子上一撸，里面的鱼掉入船舱，鸬鹚复被扔入水中。
　　秀水河的大鱼多着呢。能看到凶猛的鱤鱼，露出黑色的刀锋一样的鱼鳍在水流湍急的地方快速游弋。
　　夏天，在“洋打鱼”一带的水域，摇着小舢舨的打鱼人一网撒下，然后人扎入水底，慢慢把鱼网收拢。
　　小舢舨上还有一个摇橹的人。他放下了手中的橹，站起来，把鱼网绷直。
　　拉上来的是十几条秀水河的大青鱼，大的一条十几斤。
　　没有鸬鹚，没有鱼网，一样可以抓鱼。
　　有一种抓鱼的方法，现在已看不到了。人站在水浅处，脚后跟踩出一个沙窝，然后把脚后跟稍微往上提一点，就会有一条“棍子鱼”钻进沙窝。脚后跟往下一踩，这条“棍子鱼”就跑不掉了。这种抓鱼的方法小城人称之为“踩沙窝”。
　　有两样东西，是我日后走遍全国都不曾见到过的：一是西瓜，二是洗子瓜。
　　小城的西瓜特别大，大的可以超过三十斤，囊是黄色的，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孔隙，小城人称之为“结沙”。“结沙”的西瓜特别甜。这是小城人用榨油后的枯饼种出来的，在全国独一无二。
　　洗子瓜个儿很小，一般也就一两斤的样子，大的三四斤，圆圆的，籽却很大。
　　这种洗子瓜农田可种，沙摊上也可种。到了夏天，农民肩挑车拉，把洗子瓜运进小城来卖。
　　怎么便宜我就不说了。很多时候，一分钱不要，请你白吃，只要把瓜子留下来就行了。
　　拳头一击，一个饭钵子大小的洗子瓜就裂成了两半。瓜皮很薄。随着瓜皮的裂开，瓜囊里面的水滴滴嗒嗒直落。
　　一大群小孩大人，围着一辆装满洗子瓜的大板车，不停地用拳头击瓜，不停地用五个手指头把瓜囊抠出，不停地往车上吐瓜子，不停地把瓜皮扔得满地都是，直到肚子实在装不下为止。
　　那时候，小城瓜果之多，是现在无法相比的。
　　四月前后，枇杷上市了。到了端午节前后，又有桃子，李子。山区的青梅和杨梅也运到了小城，在十字街摆卖。
　　紧接着，是小城人称之为白瓜的黄瓜上市。这种白瓜有一股清香，是现在的黄瓜所没有的。
　　不久，烧瓜、酱瓜、枕头瓜、梨瓜、香瓜纷纷上市，然后才是西瓜、洗子瓜上市。
　　白瓜、酱瓜、烧瓜、枕头瓜可以直接拿来吃，解暑又解渴。尤其是烧瓜，大的过十斤，水分特别多，也特别“泡”，一口下去可以咬下一大块。还有一种吃法。切成片，撒些白糖进去。不久，一大汪水出来，瓜也甜，水更甜。
　　梨瓜和香瓜个儿都不大，算是很好的瓜了，又香又甜。小时候吃这两种瓜，如果把屎拉在外面，不久就会长出瓜苗。如果这里土地肥沃又没人光顾，瓜苗就会迅速长大，并结出又香又甜的梨瓜香瓜。
　　随着秋天的来临，梨子，枣子，柚子，橘子，橙子，柿子，板栗，菱角，荸荠，甘蔗，纷纷跟我们见面了。
　　甘蔗在我儿时的生活中有着特别的意义。秋风猎猎的日子，人钻进茂密的甘蔗田，吃一根甘蔗根本不算什么。有一种从小玩到大的竞技娱乐，就是刀劈甘蔗。小孩玩，大人也玩。
　　甘蔗收获的季节，农民把甘蔗捆成捆，中间插一根扁担，挑进城来卖。很快就会有人围上来，多半都是看热闹的。
　　蔗梢切掉，刀背压在顶部，迅速翻转过来，在立着的甘蔗倾斜之前，一刀下去，劈开的部分就归属这个人。
　　能够一刀到底，可以博得满堂喝彩。
　　一根劈完，紧接着来第二根，第三根。围观者开心，卖甘蔗的人开心，博弈的双方是否开心，就得以输赢而论了。
　　让小城人普遍感到自豪的是，小城是个很了不起的地方。一千多年前的北宋，这里出过当朝的宰相，小城有一条老街就是以他名字来命名的，从古时一直沿用至今。还出过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大文豪，小城后来盖了他的纪念馆，公园有他的雕像，两座新盖的大剧院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小城的另一大特色是读书之风盛行。恢复高考后，这里每年都要出一批各个学科的全省高考状元，考入名校的学子特别多。这些人毕业后无疑要留在京城，成为一些重要机构和科研单位的一员。
　　正是因为如此，省城有头有脸的人，还有周边其它城市的人，纷纷把孩子送到小城来读书。几所中学附近的民房租金突飞猛长。很多母亲把工作辞掉了，到小城来陪孩子上学，形成了一只陪读大军。
　　进入九十年代，小城的变化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天翻地覆。
　　如果没有这些变化，就不会有小城的精彩。如果没有这些变化，就不会有很多人的风光，也包括万立人的风光。
　　这些放到后面去说。
　　西门口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西门口是小城的边缘。
　　住在西门口的人干什么的都有。解放前这里是典型的贫民窟。解放后的二十多年，情况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小城生活最无着落最落魄最穷困潦倒最孤苦无依最无奈的人，都集中在这一带。从我记事起，这里就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喧嚣，各种各样的纠纷，各种各样的闹剧，各种各样的打斗，各种各样的笑声，各种各样的眼泪。
　　每天的晨曦从东边呈现出来之时，西门口一天的忙碌和喧嚣就开始了。家家户户的煤炉子拿到门口点燃。睡眼惺忪的女人蹲在自家的门口，手中一把脏兮兮的麦秸扇慢慢摇着，便有红色的火苗一蹿一蹿。一些女人为了省一根火柴，常常会拿一束劈得很细的柴禾或一根油柴，到邻居家去借火。
　　蓝色的炊烟在晨风中飘荡，煤烧着时所散发出来的强烈气味随之在整个西门口弥漫。家家户户的煤炉子烧着之后，各种各样的吆喝叫卖声也会随之到来。
　　最早光顾各家各户门前的，有捡猪粪的，倒马桶的，换尿的，换潲水的，卖豆腐花的……
　　之所以这些人最早光顾，是有原因的。
　　天一亮，各家就会把圈在家里过夜的猪放出来。猪一到了外面就会迫不急待地拉一大泡尿屙一堆屎。如果捡猪粪者不在此时赶到，刚屙下的猪粪便会归属捷足先登者，他这个早就算白起了。
　　经常能看到这种情形：猪从猪栏走出，一个候着的拾粪者便会赶紧提着三角形的粪筐跟过去，守着猪把屎屙出来。这说明拾猪粪者很多，相互之间存在竞争。他们的粪池设在郊外。猪粪有了一定的积累后，就会叫人来收购。卖猪粪的钱就是一家人生活的来源。
　　倒马桶的挨家挨户上门收马桶，马桶洗净后送回主人家。我们家的马桶是不用找人来倒的，不知道这中间的交易是怎么进行。
　　换尿和换潲水是一定要给钱的，买卖双方常常为多一分钱少一分钱讨价还价，来来回回很多次。
　　夏天，为了赶早凉，拉大板车的凌晨二三点钟就得出门。他们要到十二里外的火车站，拉一车煤赶回家吃早饭。上午和下午还要出门两次。炎炎烈日之下，他们的膀子永远都是光着的，身上像涂了漆一样油光发黑。
　　空车的时候，十多辆车子相互搭连在一起，下坡路上，所有的车都高高翘起，一个人在前面把握方向，带动后面的车子呼啸而下。此时路上行人很少，汽车更少。他们可以尽情放纵一下自己，不用担心会出交通意外，苦中作乐。
　　在七十年代之前，小城大量的生产物质和生活物质都是靠这些大板车一车一车从火车站拉回小城。
　　除了大板车，这条路上还有马车。马车不仅运货，还运人。去火车站赶火车，下了火车来小城，通常都坐马车。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小城有了公交车。马车这才看不到了。
　　出门比较早的还有剃头的，他们的行头是一副担子。担子的一边是一把栎木的靠背椅，另一边是一个带镜子的脸盆架，坐着一个铝脸盆。脸盆架下面是一个炉子，炉子上面有一口铝锅。一块刮刀布，一条无数人共用的毛巾。一大早，他们赶到闹市，守候一天的客人，没有客人就自己坐在靠背椅上打瞌睡，客人来了赶紧把位置让出来，一块脏兮兮的围布往客人的脖子一围便忙起来了。
　　牙医和土郎中的摊子都摆在十字街上。土郎中的摊子上铺满了各种各样的草药，坐摊的郎中戴一顶瓜皮帽，既卖药又把脉诊病。牙医的摊子上只有几百颗叫人看了作呕的破牙。
　　西门口有两个郎中是不要到十字街去摆摊的。一个姓马，被称为“马一帖”，意思是他只要用一帖药就可以把人的病治好。一个姓刘，叫“刘打士”。
　　“刘打士”的医术比不上“马一帖”，但拳脚上的功夫占了上风。小城很乱的那些年，为了防身，习武之风盛行，“刘打士”和他的三个儿子收了很多徒弟，这其中也包括我。“马一帖”专门给上面的人看病，结交了不少高官。在两个人几十年的较劲中，“马一帖”始终占了上风，小日子也要超过“刘打士”。
　　早饭后，行行色色的手艺人开始出现在大街小巷。一大群孩子聚在门口玩着闹，远远的便能听到甩铁片的击打之声。
　　一听到这声音我们就知道，是磨剪子铲菜刀的来了。他们肩上有一条很矮的长凳，有时一天走个不停，有时一坐下来便这家送来一把菜刀那家送来一把剪刀，忙不过来。
　　有敲打竹筒的招徕生意。一个汉子肩上一副担子，手中一个小竹筒梆梆梆地敲打着，告诉家家户户的主妇，箍桶做篾的人来了。
　　补锅补碗补搪瓷脸盆的拖着很长的唱腔从门前走过。那时候，各家的孩子常常会因为打破了碗而挨大人的打骂。放到现在，一个瓷碗打破了就打破了，扔掉就是。那时不是这样。只要不是碎得太厉害，都会收集起来，等着补锅补碗补搪瓷脸盆的找上门来。
　　一个小钻子在瓷片上钻眼，一个个比订书钉大不了多少的小马钉钉上去，打碎了的碗又可以用了。
　　在我小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是有用的，不会轻易丢弃。破了的搪瓷碗和搪瓷脸盆，一块牙膏皮贴上去，四周用熔化的锡粘合就行了。这也是一种走街串巷的活儿，养活着一些人。
　　生铁铸的沙锅和铁锅怎么一个补法，现在已想不起来了，而且想起来也觉得是件很奇怪的事。但小时候，我们家的沙锅和铁锅是经常要补的。别人家的锅也是这样补的。
　　阉鸡阉猪的活儿主要集中在春夏两季。看人阉鸡阉猪是有些恐怖的。主人帮忙，七手八脚把即将进入发情期的小母猪按地上，阉猪的汉子口中叼着一把三角形的小刀，等到猪被制服了，一刀下去，在猪肚子上划开一个口子，掏出卵巢割下，完了后好像连刀口都不缝猪就放了。过些日子，红肿的刀口就会自己长好。
　　阉鸡就简单多了，挨刀的是尚未啼叫的小公鸡。
　　既然有阉猪的就会有靠公猪吃饭的人。他们赶着公猪走很远的路到处去给母猪下种。公猪气喘嘘嘘，嘴上尽是白色的泡沫。
　　还有杀猪的。年边上他们就要忙起来了。一大早他们赶到有猪要杀的人家。猪的惨叫声响彻大街小巷，引来附近的狗围着被宰的猪跑来跑去，齐声狂吠。
　　放了血的猪先是放在一个腰形的木盆里去毛，然后挂在楼梯上开膛破肚。一大盆猪血倒入滚水之中，稍煮之后，左邻右舍每家送一碗。一块卸下的门板架在门前，是要卖猪肉了。猪肉卖完，杀猪的才能得到工钱。到最后，留给主人家的可能就是一堆骨头，再就是猪脚猪尾巴猪头或者没人要的猪下水（多是肠子和猪肺）。
　　还有做裁缝的。他们挑着缝纫机这家进那家出，吃的是百家饭。女裁缝吃住都在东家，惹出点风流韵事的情形也是有的。
　　修锁的也要挨家挨户揽生意。补鞋的基本上是坐在街边等生意。最受小孩子欢迎的有四种人：捏糖葫芦的，爆米花的，换糯米糖的，做棉花糖的。
　　捏糖葫芦的挑子上插着各种各样的肅动物，小公鸡小兔子小猴子小鱼应有尽有，对小孩子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只要来到卖糖葫芦挑子前就迈不动步。
　　爆米花的有一个风箱，一个小炉子，一个长圆形的用来爆米花的铁胆。米装入铁胆中，放一点糖精，左手摇着铁胆，右手扯着风箱，不久，铁胆装入一个脏得要命的麻袋中，用力扳开铁扣，轰一声巨响，米花出来了，香气四溢。
　　看见爆米花的来了，很多人家都会赶紧用早米去换点晚米，只有晚米爆出的米花才特别好吃。一脸盆刚出炉的米花摸上去烫手，这个抓几把，那个抓几把，很快就没有了。
　　换糯米糖的也就是哄哄我们这些小孩子而已。他们也挑着担子，一头是一个篾筐，用来装破铜烂铁；一头也有一个篾筐，上面放着一个四方形的杉木盒。木盒里面放着一块糯米糖。糯米糖四四方方，呈黄色，上面还撒着一层米糠，这是用来防止天热糯米糖融化的。
　　围上来的孩子很多，大声叫喊：“再给一点。”
　　换糯米糖的老头一点点地敲，连塞牙缝都不够。
　　有时候穷于应付，顾头不顾尾，被顽劣的孩子把糯米糖偷走，这种情形也经常有发生。
　　做棉花糖也是有趣得很。我们只要从家里拿出一点白沙糖，就能得到一大团雪白的棉花糖。
　　还有算命的，有些是瞎子，有些不是瞎子，他们坐在十字街上，一个抽签筒放在地上，等着有人来光顾他的生意。
　　戴着老花眼镜的刀笔先生守在一张小桌前，等着给人念信写家书。
　　放鸭子的一大早就扛着鸭哨，赶着鸭群，走向西门口外的荷塘和水泽。
　　放蜂的带着蜂箱，追赶着不同季节的花期。
　　放鸟的挑着鸟笼子，去林子里诱捕求偶的斑鸠。
　　收垃圾的女人拉着垃圾车摇着铃铛，从各家门前走过，招唤各家各户的主妇出来倒垃圾。
　　捡破烂的终日都在垃圾堆里翻个不停。
　　仲春和初夏的夜晚，无数的火把在西门外的田塍上移动。那是抓麦鸡和叉黄鳝的人，在为他们一个晚上的收获而忙活。
　　还有抓甲鱼的，也不知用了什么绝招，只要在河边走一圈，就会有一竹篓甲鱼提回家。
　　一连数日的滂沱大雨，到处都是汪洋一片。连接上下游荷塘的小溪浊浪翻滚，无数的大鱼在水中跳跃，吸引着小城的打鱼人通宵达旦守在这里。
　　潮湿的风送来浓烈的鱼腥味。第二天一大早，大街小巷响彻了卖鱼的吆喝声。
　　盛夏，满塘的荷花盛开，从荷塘那边刮过来的风，把醉人的芬芳撒遍了全城。
　　黄昏，燕子到荷塘来过夜。万千只燕子的鼓噪，连同远处投林鸟的鸣叫，反而会使这里显得分外寂寥空旷。
　　此时晚霞满天，无数的红蜻蜒在空中翩翩飞舞，孩子们在一边打打闹闹，大人纷纷提个吊桶在门前洒水，然后把竹床搬到门口，准备一家人在外面纳凉。
　　夜幕缓慢降临，蝙蝠在空中穿梭，萤火虫在四周飞来飞去，满天繁星的深邃夜空不时有一两颗流星划过。也在外面纳凉的女人穿着短裤衩摇着大蒲扇，驱赶着在耳边嗡嗡叫的蚊子。男人叭嗒叭嗒抽着黄烟，与邻床的男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而我总是在蛙声虫鸣和那些断续的话语声中坠入梦乡。
　　东方红公社
　　我离开小城之前，街道办事处不叫街道办事处，而是叫公社。
　　西门口属于东方红公社辖管。
　　东方红公社在一座深宅里，前门临街，内有庭院，好几个天井，以及相对应的厅堂。穿过幽长的通道是一座后院，有一扇给我们家日后生活带来不少方便的后门。后院有一口单眼水井，井圈不高，是用一块完整的大麻石凿成的，早早晚晚都有人在这里提水，洗衣，洗菜。井非常深，探头往下看有些吓人。天长日久，井圈被吊桶上的麻绳磨出一道一道的深槽，井口也变得很光滑，直径上大下小，应衬出深宅斑驳的年月。
　　东方红公社前门大街叫西大街，是条老街。这里过去是有钱人居住的地方，有很多灰墙飞檐的深宅，东方红公社只是其中的一座。新的大街建起来后，老街没落了，先是成了农贸集市，早晚非常热闹，街两边摆满了菜挑子，以及穿流不息的人群。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里成了一条步行街，聚集了小城80%以上的摆地摊者，大多都卖衣服，他们用铁管做成的衣架形成一条很窄的通道，使本来就不宽的西大街变得更拥挤了。
　　出东方红公社后门往北，走大两三百米，就到了钱家大院。
　　钱家大院也是一座深宅，很高的石门，很高的门槛，门口有一对石狮子，仅此就足以叫人生畏。
　　住在钱家大院里的人给我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家家户户都有地板，还有阁楼，房间里四四方方一个小楼梯口，一架杉木梯子贴墙立着。回形走廊，天井镶嵌着麻石。有一间堂屋是用来做过道的。穿过堂屋是一个更大的院子，里面种了不少树。从这个院子出去，就到了小城的“丁”字大街的横街。
　　直接管着我们家的居委会就设在里面。只有一间办公室，三张老式办公台拼在一起。
　　无论是东方红公社还是钱家大院，对我们家的影响都是很大。
　　从我记事起，小城就有了自来水。公共水龙头设在路边，一个四方形的木盒子罩着，有一扇门，一扇只可以伸进一只胳膊的小窗，一天到晚都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坐在里面。递一分钱进去，女人就会放一担水出来。水管很粗，一担水一下就放满了。
　　母亲舍不得这一分钱，每天天不亮就去东方红公社挑水。在东方红公社后院那口井圈光滑的深井里，母亲挑了二十多年的水，直到我们家搬出西门口。
　　钱家大院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如果脱离了与钱家大院的关系，我们家也就无法在西门口生存。
　　母亲只是凭直觉来理解她与钱家大院的依附关系，取其所需，其它一切就不考虑了。每一年她都要走进钱家大院很多次，取回我们家这一年的布票，粮票，油票，副食品供应票，煤票，柴票，以及一些五花八门无法一一列数的票。
　　对于那些取回家的票，母亲都精心保管着，锁进柜子里。如果不是1982年的那场大水，以及后来我们在院子里燃起的那堆大火，在我们家里，一定还能找到很多母亲为苦度年月而舍不得用的生活物质供应票。
　　对于我们家的孩子来说，则是从另一个侧面来感受那两座深宅存在的意义。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很多运动，其中一项运动就是爱国卫生运动。
　　把卫生和爱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是那个年代的特色之一，而且上升到运动的层面，这就意味着人人都要参加，哪怕是母亲这种一天到晚忙得喘不过气来的家庭妇女。
　　爱国卫生运动的核心内容就是“除四害”。
　　对于“除四害”我是坚决拥护的。前面说过，读小学三年级的那个夏天，我打过一次摆子，就是给蚊子叮出来的毛病。对于那次打摆子，我至今还有一个深刻的记忆。有一天下午，我的烧刚退去，人特别精神，走出房间，看见母亲在到处找买回不久的小鸭子。后来，母亲端起放在架在门前水沟上的铁锅，发现那只找了半天的小鸭子被压在铁锅下面，头已扁了。幸好这件事不是我们干的，也就不用挨骂了。但母亲并没有原谅自己。那天下午，伤心不已的母亲狠狠把自己骂了一顿。
　　“除四害”的通知由居委会下达，我们家也摊到了任务，究竟多少我到今天早就丢到脑后去了，有一点是知道的，就是要向居委会交一定数量的老鼠尾巴。
　　要母亲完成任务是有一定困难的，最少她无法逮到麻雀。好在我们家老鼠夹子是有的，在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就用过，不过夹住的老鼠不是交到居委会去而是变成了我们家餐桌上的美味。苍蝇拍子也有，在我们家这种又脏又乱的地方，要打死几只苍蝇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这件事上，母亲一点都不用费心。我们家有一个更厉害的人，就是万立人，他发明一种打苍蝇的方法，连苍蝇拍子都不要，而且百发百中，苍蝇只要遇到他哪里还会有活路。
　　万立人的办法是用一根线绑着一根皮筋，皮筋绷直，弹出去，一打一个准。所以，我们家交到居委会的苍蝇是最多的，如果当年要评选打苍蝇的冠军，非万立人莫属。
　　打麻雀万立人同样是高手。孩子时代的万立人，做是弹弓无计其数，死在他手中的小鸟同样无计其数。他打到的麻雀可不会交到居委会去，而是在荒郊烧一把野火煨熟吃了。
　　小时候，我一天到晚在外面疯野，总要到天快黑听到远处传来母亲的叫唤之声才会回家，东方红公社和钱家大院是我常去的地方。
　　那时候对这两个地方并没有畏惧之心，只是觉得里面太大，可以东躲西藏，好玩得很。到了1975年秋天，我要离开小城，到居委会和东方红公社去盖章，这才感觉到钱家大院和东方红公社高大石门的威严，我跟在万立人的后面，一路颤颤惊惊大气不敢出，都是万立人陪着笑脸找这个找那个，轮到该我上前问话，我不是满头大汗说话牛头不对马嘴就是畏缩不前，甚至人都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现在分析，我当年之所以吓成那样，一是我这人胆小怕事，二是心虚，没有底气。如果我不是逃避下放，哪里用得着万立人卑躬屈膝，满世界去求人。
　　街坊
　　西边第一家是刘家。夫妻两个都剃头：男的在外面摆剃头挑子，女的在公家开的理发店。
　　刘家有九福：九个清一色的男孩，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带了一个“福”字。
　　刘家的女人因为生孩子太多，把头发掉光了。
　　西门口的女人经常为一些小事吵架，吵着吵着就会打起来。
　　女人打架惯用两招。一是用指甲抠脸，想方设法把对方的脸抠得稀烂。二是抓头发。
　　有一次，刘家女人跟人打架。对方个子比她高大，伸手去抓她的头发。她已经没有头发，头上戴着遮丑的蓝毛线围巾。围巾掀掉，露出了一个雪白的小光头。
　　围着看热闹的人个个笑得要死。高个子女人也笑了，把她推开，不打了。
　　对于刘家孩子多，我必须多说两句。
　　西门口的人家，家家孩子都特别多。有些人家想要男孩子续香火，结果生下了一大堆女孩子。
　　邮电局宿舍有一个男人，大家都叫他“胖子吴”。“胖子吴”想儿子想疯了，在大庭广众之下骂女人：“你要是不给老子生下一个儿子来，老子‘操’都要‘操’死你！”
　　女人的肚子不争气，胎胎都是女儿。他不让女人歇息，刚刚生产完又马上让女人怀孩子，一口气生了十一个女儿。
　　这么多女儿肯定养不活。除了前面几个大的留下了，后面的女儿生下来后，经“验明正身”，马上抱去送人。
　　他的女人瘦得没有人样，因为生孩子太多而落下一身的病。别人还在穿毛衣，她就得穿棉袄，一天到晚不能离开火笼。
　　刘家的情况正好相反，夫妻两个一直想要个女儿，好帮着忙得透不过气来的两个大人分担一点家务。可惜这一辈子与女儿无缘，只生下一大堆儿子。
　　刘家有“九福”，日子却苦得很。他们家在阁楼上打通铺，九个光头睡一排。
　　别看他们家孩子多，却一个个胖乎乎的，肚子很大。夏天，九个光头全部黑不溜湫，像是从煤炭里挖出来的。大一点的孩子身上还有一条短裤衩。小孩子一律打光腚。吃饭的情形跟我们家差不多，跟抢似的，动作慢了就得饿肚子。
　　我曾看过他们家炒菜的情景。一口硕大的铁锅，跟我在地质队时食堂一百多号人用的大铁锅不相上下。盛夏，刘家老大光着上身站在灶前炒菜。菜熟了，刘家老大近水楼台先得月，尚未出锅就去尝菜。菜夹起来了，嘴里的口水还有胳膊肘上的汗水滴滴嗒嗒掉入锅中。口水和汗水顺着锅壁往下滚，发出滋滋的响声，冒出一长串水泡，很快就蒸发了。
　　跟我们家相比，他们家的境况更糟糕。最起码，我们家的孩子没有一个会去街上的餐馆舔盘子，他们家有几个孩子几乎就是舔盘子长大的。
　　也是刘家孩子的命大。夏天去河里玩水，几个孩子都钻进了排底。
　　文昌桥下，一年到头都有竹排泊在这里，有时好几里长，几十米宽。人进了竹排，别说小孩子，就是大人也很难出来。在小城，这种情况淹死的孩子每年都会有一些。
　　大家都以为他们上不来了。甚至有一次，一块去的人还跑到他们家报信。当刘家女人一路上哭嚎着来到河边时，看到那个以为出不来的孩子正在水里，天昏地暗地跟别的孩子打水仗。
　　大了以后，刘家的孩子有的子承父业继续剃头，有些摆地摊做点小买卖。只有老三有正式工作，还是托下放的福，在农村呆了几年，被招回小城，进了小城的汽车厂。
　　小城汽车厂最早生产一种大卡车，后来又改生产一种吉普车，有点像北京吉普，却比北京吉普笨多了。实际上，小城汽车厂并没有真正的能力去生产汽车，最多也就是组装汽车：壳是自己的，里面的东西全是人家的。
　　这样一家汽车厂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可想而知。九十年代，汽车厂濒临倒闭，刘家老三下岗了。
　　几年前，我回了一趟西门口，碰到了刘家老大。他在街上卖米粉，卖不完的米粉拿回家自己吃。
　　小城的米粉很有韧性，怎么煮都不会断。可能是放了对人身体有害的添加剂，少吃没事，天天吃就很难说了。
　　刘家人吃米粉吃怕了，但天天米粉有剩，还得硬着头皮吃。先是刘老大的老婆得了肠癌。不久儿子又得了肠癌。两个人的命都没保住。刘老大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说起这事，刘老大流眼泪了。他对我说：“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我问他现在干什么。他万般无奈告诉我：“我能干什么，还不是在街上卖米粉！”
　　西边第二家是娄家。男人瘸腿，在外面做裁缝，吃百家饭，做到哪家吃在哪家。
　　娄家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娄家的两个男孩我们叫他们大小猴子，是西门口一对有名的活宝。
　　娄家的三个女儿个个长得水灵灵的。大女儿叫娄嘉敏，在小城最大的国营企业棉纺织厂工作。
　　棉纺织厂有五千多名职工，绝大多数是年轻未婚的女孩子。小城的男人说到棉纺织厂常常会有一句小城最土的话挂在嘴边：“X多卵涨价。”这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在棉纺织厂工作的小伙子，找老婆容易，可以随挑随拣。
　　娄家却三天两日有人找上门来，都是来找娄嘉敏的。这说明，娄嘉敏不同凡响。也可以说，娄家的女孩子个个都是天姿国色，小伙子不仅要在外面穷追不舍，还会追到家里来。
　　来的人什么样的都有。今天是一个“四个口袋”的部队军官，明天又可能是一个学生模样的人。
　　娄家是土生土长的西门口人，娄嘉敏却不用小城的土话与他们交谈，而是说普通话，这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
　　娄家另外两个女儿中的一个，日后跟我们家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关系，我在后面会重点谈到。
　　东面第一家是鞋匠王家。
　　王家的孩子也很多，穷得叮当响，连饭都吃不上，一年到头个个穿得破破烂烂，跟叫化子差不多。但王家人的运气特别好，时来运转始于文革。
　　王家老大下放的那座小山村有一名上海女知青，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孙女。对这个有海外背景的女知青，不管是上海知青还是本地知青都不敢沾边。王家老大死猪不怕开水烫，自己都活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好怕呢。一分钱没花就把那女知青的肚子搞大了。
　　王家老大是做好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准备的，女知青肚子大了就让她把孩子生下来。他不敢奢望自己能回小城。别人都在为返城奋斗时，他却置身度外，每天在家陪老婆带女儿下地干活伺弄自留地忙得不亦乐乎。
　　几年后，老婆去美国继承遗产，把他也带过去了。又几年，王家的兄弟姊妹们藤牵叶叶连藤，全部出去了。
　　事情到此远没有结束。
　　王家有一没出五服的亲戚，姓杜，是地区党校的老师，在西门口算得上是屈指可数的体面人家。杜家有一个女儿名叫杜燕，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人也长得非常漂亮。
　　读书时，杜燕与王家的老五就好上了。杜老师嫌王家穷，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一开始还好言相劝，说没出五服的血缘姻亲不能结婚，如果结婚生下的儿女都会变成傻子。早就有心的杜燕哪会听这种鬼话，要杜老师稍安勿躁，等着抱外孙就行了。外孙傻不傻，到那时才能下定论、
　　杜老师见苦劝没用，要来蛮的。他操起一根茶杯粗的杂木棍，要打断杜燕的腿。
　　杜燕跑得比谁都快，一跑就跑到美国去了。
　　多年后，杜老师的一个孙女也嫁到美国去了。孙女杜莎莎嫁的是王家老二。
　　王家老二去美国后离过一次婚。他的儿子比杜莎莎还要大好几岁。最要命的是，杜莎莎把王家和杜家的关系都弄得乱七八糟。她是称杜燕姑妈呢，还是和她以妯娌相处，把很多人都搞糊涂了。
　　九十年代中期，王家几兄弟衣锦还乡。他们摇身一变成了美国来的外商，在小城投资，开发房地产。
　　西门口大兴土木，大片的平房被拆掉了，代而替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商品楼。西湖边上最好的一片土地也有了新的主人。交换条件是开发商负责修一条西湖大道，并对西湖进行一次疏通清理。
　　开发商把湖水抽干了，淤泥挖走，从十里外引来河水，弄了很多绿化，人造景观和灯饰比比皆是，西湖成了小城最漂亮的景区。环绕着西湖的楼盘也成了小城最昂贵的楼盘，只有小城的新贵一族才能住进来。
　　这开发商就是王家兄弟。
　　从过去拥挤破烂的平房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西门口的人并不领王家兄弟的情，背地里都骂王家兄弟太黑。
　　这是有原因的。住进商品楼虽然有补偿，但自己还是要掏一些钱。最亏的一家是一栋祖传私宅的主人，按面积计算可以换到三套房子。可是这家人的孩子多，三套房子不够分，便要了几十万块钱。数年后，这家人差不多个个都要把肠子悔断。而王家兄弟开发西门口和西湖的楼盘可就赚大了。
　　东面第二家是篾匠孔家。
　　孔家有四个儿子。兄弟虽不算多，在西门口却没有谁敢惹他们。
　　老大在街上打罗汉，做了十几年的土霸王，后来碰上了更利害的，把他的手脚都废了，如今天天坐在家里，等着居委会发救济。
　　老二也好不了哪里去，靠手上的功夫谋生，已经是几进宫了，出来后成天在街上溜达，不知靠什么谋生。
　　老三本来是跟着父亲学做篾。二十几年前，小城的篾器厂纷纷关门，老三失业了，只能坐在家里，有一茬没一茬接点零活干。
　　老四起先在码头扛大包，如今每天坐在路边，守着一个没几样东西的杂货摊，任何时候手边都有一瓶启开的劣质白酒，似醉不醉，似醒不醒，城管工商税务人员到了他跟前都要绕道走。
　　在我们家的正对门，住着西门口唯一的接生婆，我们家的孩子基本上都是经她之手来到这个人世的。
　　接生婆姓马。她的男人住在乡下，离西门口也就五六里路。但从我记事起，既没看见她去过乡下，也没看见她男人来找过她。
　　马接生婆有四个儿子。
　　大儿子是个哑巴，在小城做泥水匠，前后结过三次婚，时间都不长，最多也就两三个月媳妇就不见了人影，家里稍微值点钱的东西都被席卷一空，明摆着是被人“放了鸽子”。
　　老二拉大板车，老婆又干又瘦，会抽烟，天天与他吵架，后来搬走了。
　　老三在国营农场，文革当造反派，可能手上有人命案，1969年被枪毙了。
　　老四下放农村，后来被招进了矿山。
　　东面第三家就是我们家的生死冤家——涂家。
　　涂家的男人在土产公司的杂货店卖锅盆碗碟。那是个又高又瘦的男人，手中一天到晚有一只咕噜咕噜冒水泡的黄铜水烟筒，还喜欢喝两杯。他经常喝的酒是瓶装的李渡高粱。这种酒在小城有很高的知名度。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只有一年万永昌隔年回家探亲，母亲才买过一瓶。
　　在我们家这一排房子，一到晚上，只有涂家有酒香飘出。
　　涂家吃饭的规矩很有意思。饭菜上桌，桌上只坐着涂家男人。要等涂家男人放下碗筷，其他人才能上桌。
　　晚上这一餐，涂家男人打开酒瓶塞子，酒倒入一个白瓷小酒杯里，一杯酒慢慢喝着，滋溜一小口，夹一点菜，筷子还要抖几下。这样喝了几杯酒，皮塞子把酒瓶塞好，才开始吃饭。
　　他一直是一副不急不慢的样子，一点都不理会两个儿子在一边吞口水。
　　家里有好东西也是只有他的份而没有其他人的份。涂家女人的逻辑是，男人是家里赚钱的人，一定要吃好吃饱。其他人都吃闲饭，差一点少一点理所应当。
　　涂家男人好像也认可这点，否则他不会心安理得坐在桌上，让一家人看着他又吃又喝。
　　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
　　西门口的男人回到家里都会帮女人做点家务，涂家男人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躺在一把睡椅上，等吃就行了。
　　西门口的人家几乎家家养猪，唯有涂家不养猪。
　　西门口的人家家家都在西门外有菜地。涂家是不种菜的，什么都得靠买。
　　从开春开始，西门口的男人有一个地方是非去不可的，那就是西门外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荷塘。红花草开花之后的夜晚，他们到田里去照麦鸡。初夏之夜，他们打着手电筒拿着火钳去田里夹黄鳝。雷雨之夜，穿着雨衣或蓑衣的男人通宵达旦都在水沟河汊港湾拗罾，还有人冒着瓢泼大雨在流水湍急的口子上放竹笼。到了盛夏，塘里的水变浅了，扛着“扛子”到处去“操塘”，提着勾桶到处去戽鱼，钓鱼，划响水（一种钓鱼的方法，专钓鲶鱼乌鱼这两种凶猛的鱼），肩挑着圆形的木盆到处去放丝网，夜里到水塘放排钩，更是比比皆是。
　　这都是能让男人兴奋的事。有大篓的鱼提回家，女人也开心。
　　涂家男人永远不去凑那份热闹。他家吃鱼都是掏钱买。
　　整个夏天，西门口的孩子和大人，大多都是光着膀子穿短裤打赤脚，最多脚下有一双木板拖鞋，走起路来各登各登响。只有他一天到晚都穿长裤，脚下是一双皮凉鞋。这在西门口差不多又是唯一。
　　酒足饭饱，涂家男人坐在门口，嘴对着手中的纸捻子呼呼地吹着，一管黄铜水烟筒便咕噜咕噜冒水泡。
　　他跟谁都不会多有一句话。做了很多年的街坊，到他们家搬走，别说交谈，从未说过一句话的不在少数。
　　一直到今天，我并不认为，涂家男人是个很不好的男人。
　　有一晚，已经是秋天，在外面乘凉的人全部进屋了。只有我一个人睡在门前的竹床上，明明感觉到冷，还蜷缩着，跟条死猪一样。
　　涂家男人来到我身边，冲我喊了一声：“伢仔，进屋去睡，莫着凉。”
　　我转了一个180度，把身子侧向另一边，继续睡。
　　他又喊了一声，声音加大了。
　　我还是没起来。
　　他便伸手，把我拉了起来。
　　就为这事，我一辈子记着他的好。
　　涂家女人就太可怕了，是西门口有名的泼妇，谁都不敢轻易惹她。小时候她得过天花，脸上留下了很多坑，是个麻子。很厚的嘴唇里面还有两颗镶着白银的大门牙。在西门口，长得像她这么难看的女人还不多见。
　　涂家的两个儿子不知受谁的影响，也都强蛮好斗，欺软怕硬。碰到打不过他们的往死里打，碰到更强横的跪下来叫爹都可以。
　　老大涂光祖还干过一件事，我到死都不会忘记。
　　那时候，西门口只有三个公共厕所，正好呈三角形，一个在东方红公社的后门，一个在一中的大门口，一个在菜市场。
　　东方红公社后门的厕所离我们家最近。我们家有马桶，是不用去公共厕所的，母亲也不会让我们去公共厕所，她不希望我们“吃家饭拉野屎”。那些家里没有马桶的人家就得日日排队上厕所了，常常因为屎急把脸都憋青了，个个捂着肚子在屎坑前转圈。
　　我还是个孩子时，刘家的老大就是大人了。他娶了个农村姑娘做媳妇。结婚第二天，涂光祖到厕所去守他。刘老大进了厕所，他也跟进去。出来后，涂光祖兴奋异常，到处对人说，刘老大已经是翻皮卵了，龟头特别红，昨晚肯定和老婆搞了一夜。
　　成年后，涂光祖在省城的建筑工地挑石灰桶，涂光宗到一家鞋匠铺学徒。
　　涂光祖干活工地的隔壁是一家棉纺织厂。夏天的傍晚，收了工的涂光祖趴在屋顶上，看女工在澡堂里洗澡，被人发现后仓促逃蹿，从屋顶上掉下来摔死了。
　　当学徒的涂光宗在店铺里过夜，他的师傅是个四十几岁的干瘦男人，一开始对他不知有多好，给烟他抽，教他喝酒，次次都把他灌得迷迷糊糊。
　　有一夜，他师傅把他的裤子扒下了，把他裤裆里的那东西含进了嘴里。
　　这事后来一直没完没了。涂光宗也一日日形容枯槁。
　　最终的结果是，师傅被关到牢房里去了，涂光宗在鞋匠铺也呆不下去了。此后小城多了一个神经兮兮的人，到处找人打听要不要倒插门的女婿。
　　二十一岁那年，涂光宗因为犯强奸罪，被判了刑。
　　野孩子
　　西门口的孩子都很野。也很坏。
　　就说马吧，从来不惹人，只不过到了发情期，公马那玩意儿不分场合，什么时候都伸出来，有一尺多长。
　　西门口的孩子看见了，便会投之以大把的砂子和石块，那种疼痛，成年男人都能想到。
　　有一年冬天，一匹母马带着一匹小马驹在西湖的岸边吃草，引来了一群小孩子。
　　一通嘀咕，十几个孩子围上去，前堵后追，把那匹小马驹推落入水中。
　　看见小马驹在水中扑腾，母马只能焦灼地在岸边跑来跑去，却没有办法把小马驹救上来。
　　一边的孩子个个哈哈大笑。
　　公母狗交配，在小城称之为“狗打花”。“狗X一把锁”，说的就是“狗打花”的情景。
　　看见“狗打花”孩子们就会兴奋起来。他们迅速围上去，用棍子打，用石头砸。这算是轻的。最残忍的是一根棍子从两只狗之间穿过去，两边的人用力往上一抬，差不多要了公狗的命。
　　狗的眼睛也会说话，这是我的看法。看见孩子们围上来，相互黏在一起无法逃窜的两只狗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它们哀声鸣叫，头仰着，用眼睛乞求孩子，饶过它们。
　　孩子哪会理会这些？他们要是能读懂狗眼睛里的乞怜，就不会去干那么多的坏事。
　　到了瓜果成熟的季节，瓜果园里经常都会传出守园老太太呼天抢地不绝于耳的咒骂声。
　　夜里，飞蝗一样的砖头会突然砸向一家人的屋顶，砸出一片稀里哗啦和很多大大小小的窟窿。
　　还有把人家的墙推倒的。
　　春天，一棵小树种在门口，也没惹着谁，没来由就会被人折断。
　　最可恨的是用纸包着屎砸在人家门上。早晨这家人起得早，朦朦胧胧看不见，一摸一手臭。
　　六十年代，到了夏天，小城人的脚下多半还是一双木屐。这种木屐硬绑绑的，走在青石板路上，所发出的声音要甚于现在女人的高跟鞋，老远都能听得见。
　　“文革”开始后，街上逐渐变得热闹异常，吸引着很多人，脚尖垫起，围成一大圈看热闹。
　　那些野孩子也来了，图钉立着，放在一些脚尖垫起的脚掌下面。
　　谁会提防自己的拖板上还会有名堂呢。听到一声惨叫，躲在一边的野孩子一个个捂着嘴，笑得不知有多开心。
　　汽车停在马路边，就会有几个孩子悄悄围上去，用一根小棍子顶住气门芯给轮胎放气。被司机抓住了，烟锅在后脑勺上敲出一头大包的情形也是有的。
　　这些事情大多与我无关，我也用不着往心里去。
　　但是有些事跟我是有关系的。
　　走在路上，或者放学回家，一大群孩子会在我后面齐声大叫：“万永昌‘噜嘟’陈筱菡。”
　　这是辱骂我母亲的下流话。
　　我因为愤怒而脸变得通红，也骂他们。但寡不敌众。骂着骂着，他们就会冲上来，把我按倒在地。
　　有人往我脸上吐口水，有人用脚踢我，有人脱我的裤子，还有人抢下我的书包往树上或水塘里扔。然后，他们一哄而散。
　　我伤心地哭了。
　　把脸洗尽，把裤子穿起来，把书包找回来，我避开可能遇到的熟人，勾着头，慢慢回家。
　　我们家的房子
　　初到西门口时，我们家住的房子是什么样子，我不清楚。
　　陈寒峤是看过那间房子的，但我没办法去向他打听房子的具体情形。那是陈寒峤最不能碰的痛处，哪怕他今日还活在人世，我要去问他，说不准他会抡起胳膊，一个大巴掌把我打飞到天上去。
　　外婆是唯一在那间屋里住过的人，陪伴母亲度过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可外婆早就不在了。
　　还有几个人，包括万永昌，母亲，舅舅，舅妈，在那间小屋出生的万立人，都有可能提供一些线索，为我描述小屋的样子。问题是万立人那时还太小，不可能有任何记忆。到今天，所有的当事人都不在了，我到哪里去追问这段往事？
　　后来的居所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太深刻了，一辈子都不会磨灭。
　　房子狭长，结构一模一样，不同的只有坐向，有的坐南朝北，有的坐北朝南，有一个走廊，都是住了十二户人家。
　　我们家居住的那一栋坐南朝北，紧靠着的是一幢白墙青瓦飞檐的深宅，名叫李家。
　　由西往东数，第三家就是我们家。
　　东面是一条马路。最早这里有一个柴集，每天上午都有一阵子热闹。到了什么都要凭票供应时，柴集取缔了，只留下一个地名。
　　儿时我对柴集最深刻的印象是这里充斥着的浓烈松脂味，一排排的挑担和公鸡车沿路排开。那种挑担是专门为装柴禾而设计的，非常简单，却能最大限度装下很多柴禾。还有人专门吃这碗饭，就是给人劈柴禾。他们的吃饭工具（小城叫吃饭家什）是一把大劈斧。
　　西面是空旷的郊野。
　　那时的房子设计真是奇怪，前后两个一样大的套间，没有客厅，也没有厨房，更不会有卫生间和冲凉房。
　　我儿时的吃喝拉撒都是在这两间房子里。我要是把屎尿拉到外面去了，母亲就会骂我“吃家饭拉野屎”。我们的屎尿，包括鸡粪鸭粪猪粪，母亲都要送到菜地去。
　　在我们还小家里人不是很多的时候，家里有这么两间房子还是很宽敞的。问题在于，这两房子不仅仅住人，还要给家里的禽畜一个安身之所。也就是说，我们家是人畜禽杂居在一起。本来空间就不大，还要搭鸡窝鸭窝猪圈，房子就显得局促和狭窄了。
　　我们家的猪圈安在外间，没有围栏，就在墙之一隅，铺一层稻草，就成了猪圈。
　　猪圈在房间里，气味肯定不好闻，最要命的是跳蚤很多。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我们家的猪在门框上或门前的树上蹭痒。我们也是这样，只要背一痒起来，手又挠不到，就得努力去向猪学习，在有棱角的门框上猛蹭，那样子难看是难看，但还管用。
　　不过不能让母亲看见，否则她会骂我们。
　　“是不是身上生蛆了！”
　　然后，她跑过来，把手伸进衣服里面去，为我们挠痒。完了后，她把我们丢在一边，又不管了。
　　还有一个情况，自从知道我们家安在小城后，找上门的亲戚就从来没断过。
　　亲戚来了，不但要管吃，还要管住，更要增加我们家居住的负担。
　　这种情况不仅我们家存在，别人家同样存在。
　　为了解决生活中的诸多不便，家家户户都在各出奇招，最大限度挖掘可利用空间。走廊便被围起来了，成了各家的厨房。
　　我们这一栋有一大便利，南面紧挨着李家大宅的高墙，之间是一条一米多宽的死胡同。各家在南边开一扇门，两边各砌一堵墙，上面盖上油毛毡，这里就成了卫生间兼杂物间。
　　夏天这里非常阴凉，墙缝里有各种各样的小虫，鸣声悦耳，还有一种小虫，腿又细又长且多，一蹦老高。如果不嫌尿臊屎臭和虫子多，这里倒是纳凉的好地方。
　　到了往外已无法拓展的时候，就只有房间里面想办法了。于是出现了阁楼。
　　各家自建阁楼，是西门口住户的一大特色。
　　别人家都有男人，要搭建阁楼，女人最多是打个帮手。我们家的男人在外，孩子又小，要完成这些工作，就只有全靠母亲了。
　　这几乎是一项不能完成的工作。别说一个单薄的女人，就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要是没有帮手，横梁怎么搭在半空中？其它材料怎么运上阁楼？
　　阁楼所有的重负都要靠横梁来承荷，得是几根有一定份量的圆木。房间里没办法搭脚手架，材料也是一个大问题。去哪里买材料，能不能买到合适的材料，如何把这些材料运回家，都让母亲头痛。还有工具呢？帮手呢？这都是母亲需要解决的问题。
　　看见别人家的阁楼搭建起来了，房间变宽敞了，母亲急得要命。这是母亲来到小城后遭遇无数问题中的一个。
　　像母亲这样一个人是很难被难倒的。在小城生活的早年，她的这一特点就显示出来了。
　　我们家的阁楼还是很快就搭建起来了。究竟是怎么搭建起来的，我那时还太小，记不起来。
　　我这人从小就这德性，只要和我无关的事，看都不会看。也许母亲挥汗如雨，爬上爬下，我正在一旁玩得天昏地暗，母亲在干什么，我只当没看见。
　　阁楼的样子到现在还记得一清二楚。横梁是圆杉木，架在房子原有的横梁上，钉了几个马钉。篾筋黄泥石灰为材料的墙壁是肯定要捅破的，邻家的横梁，也是这样捅到我们这边来，互不吃亏。阁楼上，只有床板没有床。也没有窗子，采光来自屋顶的几块明瓦。高度肯定有问题，越靠近屋檐越伸不直腰。上下阁楼是一架母亲自己做的楼梯，白天楼梯都是贴着墙壁立着摆放，到了夜里才会放下来。
　　在我记事的前十几年，我们家就住在这样一个地方。
　　日子每天都得过，犯愁的事一桩紧接一桩，怎么也无法躲避。衣食住行，接待频频上门的亲戚，孩子上学，帮助那些我们家根本就不应该去帮助的人，全压在母亲的肩上，让母亲难以喘气。
　　这一切，少不更事的我们当然掂量不出来。
　　举一个很小的例子，说明我们家当时的生活状况。
　　夏天的中午，我们家的门前摆了一排黑色的瓦罐。这些瓦罐里面装满了水。
　　经一个下午灼热阳光的爆晒，瓦罐里的水被晒热了，成了我们全家人傍晚洗澡的水，烧洗澡水的柴禾也就省下了。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母亲简直就是勤俭持家的天才。鬼都不会知道这个办法她是怎么想出来的。
　　因为没有冲凉房，洗澡只能在房间里进行。我们全家人共用的洗澡用具是一个大脚盆。洗澡时，这个脚盆就放在房间的中间。
　　大哥万立人和弟妹们有没有和我一样的际遇我说不清楚。猜想一定是有的。
　　母亲把我拉进房间，把我的头按在水里，先给我洗头。
　　洗完了头，把我衣服扒光，给我洗身子。
　　对母亲给我洗澡，小时候倒没什么。稍大之后，就越来越不习惯了，常常会捂住小鸡鸡，不给母亲看。
　　母亲感觉我在耽误她的时间，心情烦躁。
　　“小的见一千，大的见一百，还没见过你这灯芯拍？”在我碍手碍脚的时候，母亲没少这样骂我。
　　然后，我被丢在床上。
　　母亲用我洗过身子的水给自己洗澡。这一辈子我见到第一个女人全裸的身体，就是我的母亲。
　　人来客往
　　小时候，我们家总是没完没了来客。
　　亲戚们只要进城便会找上门来，我们家也就成了他们的免费餐厅旅店，不但床要腾出来给他们睡，而且吃我们的口粮，使我们家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生活雪上加霜。
　　饭菜开始飘香的时候，母亲把我们往外面赶。
　　要等客人放下碗筷，喝完了饭后茶（实际上是一碗冒着热气的白开水），下了桌，我们才能一窝蜂涌上桌，所吃的是客人留下的残汤剩羹。
　　有了自己的家之后，我曾经很多次叫妻子烧几个母亲从前招待客人经常都会有的菜，诸如红烧肉，回锅肉，油豆腐焖肉，家乡豆腐，海带烧肉，炒莲藕片，炒米粉，红薯粉丝或粉皮烧鱼，羹汤……无论妻子怎么下功夫，我也吃不出当年那种味道。
　　母亲烧的油豆腐非常饱满，一口咬下去，鲜美的汤汁会从嘴里喷射出来。要吃到这么一个油豆腐，我们要在外面守候很久。
　　客人在房间里喝酒，吃菜，聊天，我们在门口打弹子，踢键子，打陀螺，推铁箍，“打折纸”，跳房，跳绳……一边跳，还一边唱：“一二三四五六七，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耳朵却一直在听着房间里的动静，喉咙不停地转动着，往肚子里咽口水。
　　客人留下的汤汤水水，对于年幼的我们来说，就是一顿丰盛的大餐啊！
　　什么都要凭票供应，只有家里来客母亲才会上街，把那些供应品买回家。说白了，我们家的供应品都是为找上门的亲戚准备的。这让我们不知有多伤心和愤怒。
　　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我们被母亲逼着去排队占位的情景。
　　夏天的清晨，天还没亮，我们就去了菜市场，一个走向买肉的长队，一个进了买豆腐的长队。
　　很多人比我们去得还早，黑暗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支长队，而是用石头和竹篮摆出的长蛇阵，有好几条。排队的人或在一旁游荡，或坐在屋檐下打瞌睡。
　　最惨的是冬天，冻手冻脚，冷得实在叫人受不了，天亮却还远着呢，不知等到什么时候。这样的鬼天气，去排队占位的两个孩子常会发生争执，都不想去排买肉的长队，都想去排买豆腐的长队，剪刀锤子布还算好的，就怕以大欺小，武力解决问题。在无边的黑暗和凄厉的北风中，听到一个孩子无助的哭声，真不知会是一种什么心情。这种事，在我们家肯定发生过。
　　之所以到了冬天，都想去排买豆腐的长队，而不愿去排买肉的长队，是因为卖豆腐的地方灯火通明热汽腾腾，油锅里沸油翻滚，传出炸油豆腐的扑鼻香味，最少会让人感觉温暖多了。
　　天亮后，母亲才会急急忙忙赶到菜场。她这人就是这样，对我们做事很少有放心的时候，根本就没可能把钱和供应票交到我们手中。我们不过就是帮她排队占位而已。
　　这么千辛万苦买回的供应品，而且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份额，却要拿给找上门的亲戚们吃，这叫我们如何能够承受？
　　这些所谓的亲戚，跟我们家的关系其实都很远，用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都是藤上的亲，叶上的亲”。
　　自己都一天到晚饿得眼冒金星，儿女一个个脸黄肌瘦，却要去管别人，这种事，也就只有母亲才做得出来。
　　我们家住在小城的一隅，担着城里人的名声，乡下的亲戚进城，不找我们找谁？
　　这也是极其无奈的选择。城里人生活拮据，乡下的生活就更窘迫。他们之所以要进城，不外乎小孩或者大人患了重疾，乡下的土郎中一筹莫展，要找大医院的医生救命。再就是女人临盆，偏偏碰上了胎位不正，只好弄台鸡公车，推几十里山路往城里赶。一路上，推车的男人满头大汗，侧身蜷缩在车上的产婆子则呻吟不止，一旁还有一个护着产婆的女人跟着车子跑。
　　还有一些别的情形。诸如，向母亲要了一张煤票，推车进城，把供应煤买回去。
　　如果母亲把煤票给了他们，过几个月，他们又会再向母亲要一张柴票。
　　而一旦开了这个头，来向母亲索要煤票、柴票、或者其它供应票的人就会接踵而至，把我们家的门都会挤破掉。
　　以我老家那种山上草都刨光、得烧干牛粪的穷乡恶壤，能向城里的亲戚要到一张煤票一张柴票，是一件既实际又很有面子的事，对解决家中生活的困窘可提供不小的帮助。
　　煤票和柴票是严格按人口定量提供的。煤票柴票给了别人，难道我们自己不用烧煤烧柴吗？对这个问题，我在后面会交待。
　　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要来我们家过夜的就更多了。有些是夫妻一起来，有些母女一起来，有些是父子一起来，还有祖孙几个搭伴来。
　　在我印象中，有一次，来了两兄妹，差不多有二十岁，怎么称呼他们把我都搞糊涂了。他们是我一个隔得很远的表叔的小舅子老婆的弟妹，男的高大，女的纤细，都很漂亮。
　　这时候，我们家的人口已很多了，实在住不下，只好挤在一张床上：他们两兄妹睡一头，我和大弟万立诚睡在另一头。
　　安排他们上床时，母亲笑着说：“你们是亲兄妹，两个人睡一头也不打紧。”
　　听了这话，我都觉得难为情，但也只能鼻子哼哼，什么话都不敢说。
　　上世纪七十年代，乡下人可以进城做买卖了。我有一个已经出了五服的姑姑，是个寡妇，那时已有五十几岁。她在乡下收购鸡蛋鸭蛋，然后步行三十多里路挑进城来贩卖。如果这一天蛋卖光了，她会赶回乡下，接着去收购鸡鸭蛋。如果没卖完，她还得在我们家过夜。这就不是只住一晚两晚，而是没完没了，有时一个月要住很多夜。
　　在我们家吃，在我们家住，东西放在我们家，第二天一大早出门时，一个蛋都舍不得留下来，这可没少把我们气坏。
　　这有欺负人的意味，这是多年后，我拿亲戚们对待万立人的态度相比所得出的结论。
　　亲戚们去找万立人，是没有一个敢空手进他家的门的。到了万立人家后，不要说吃饭，连喝水都诚惶诚恐。把东西撂下，说完该说的话，马上就抬腿走人。
　　亲戚送来的东西，万立人根本用不上，到头来还是得提到我们家来，或送给别人。
　　我们小时候，家里是什么样子！母亲居然很吃这一套。不管亲不亲近不近，只要来了，都奉为座上宾，一律用从全家人嘴里抠出的东西去款待人家。碰到要去医院住院的，还把家里的热水瓶、脸盆、碗筷以及其它他们需要的东西悉数拿给人家用。
　　那时候，家里还轮不上我们说话，但饥肠辘辘总该有所表示吧。
　　我们质问母亲，为什么饿肚子的总是我们，肚子撑得鼓鼓的总是亲戚；为什么我们家总要没完没了去接待那些我们从来也不会去他们家的亲戚？
　　母亲一句话就撑得我们无话可说：
　　“你们住到山岭上去，住到庙里去，就不会有人来找！”
　　陈氏定律
　　在我们家，有很多东西古古怪怪，令人啼笑皆非。
　　譬如说，吃饭。有客人来，客人先上桌。没有客人来，我们先上桌。最后上桌的一定是母亲。
　　母亲总有种种理由在灶下磨磨蹭蹭，就是不肯与我们一块上桌吃饭。这种情形持续了几十年，哪怕年三十吃团圆饭都是如此。气得我总想去掀桌子。
　　每一年，我们家的小字辈们最少有一次独自享受一只童子鸡的特权。不管孩子大小，不分男女，这一只清蒸的童子鸡非一个人独吃不可。
　　这就是我们家的陈氏定律：鸡要整个归一人吃才营养，如果分开吃则是一种浪费，谁的营养都不够。
　　结果出现这种情形，孩子太小，撑死；孩子太大，不够吃。
　　孩子把汤喝完肉吃完，坐在灶下啃鸡骨头的一定是母亲。
　　说母亲啃鸡骨头还不够准确。如果啃鸡骨头，意味着鸡骨头上还有一点肉，肉啃下，鸡骨头弃之。实际情况是，鸡骨头到了母亲的嘴里，被一点点嚼碎，全部咽下肚。
　　母亲有一口既漂亮又结实有力的牙齿，别说鸡骨头，再坚硬的东西，只要能充饥，就一定会放到嘴里去嚼。
　　一只童子鸡就这么干净彻底消灭，一点浪费都没有。
　　我年少的看法是，母亲的生活逻辑是混乱的，甚至是好笑的，有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
　　在她的观念里，一定没有劳动成本这一概念。
　　“只会病死人，不会累死人，”这是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正因为如此，母亲起早摸黑，干活是从不惜力的。
　　下力再狠，再怎么辛苦，弄出的东西再好，都算不了什么。因而，在我们家里，只要是没花钱的东西，可以随意吃，随便用。
　　花了钱的东西就大不一样了。哪怕只是花了一分钱，母亲也会格外珍惜。这一分钱在母亲的心目中，有磨盘那么重。
　　在我们家后来漫长而艰难的日子里，很多事情看似因节俭而起，结果却构成了令人无比痛心的巨大浪费。
　　以吃为例。我们提回家的东西，因为是花钱买的，母亲舍不得吃，到处藏，到后来，一定是全部坏了，不能吃。
　　就说肉吧，哪怕是臭不可闻，母亲也绝不会扔掉，一定会背着我们吃得干干净净。
　　东西好的时候不吃，非要留坏了才吃，浪费还是事小。吃了腐烂变质的东西，又把人弄出病来，整个一个恶性循环。光一个“气”字无法表达我们的心情。
　　万立人进行署工作后，很多事情变得方便了。每一年，他都会叫人从山区带些柴禾和木炭，送到我们家来。
　　那都是些最好的棍子柴，用篾条箍着，一捆一捆的。这些柴禾母亲不烧，全部堆放在棚子里。天长日久年复一年，好好的柴禾全部霉烂了，被虫蛀了，变成粉状。
　　母亲烧的柴禾是从树上砍下的树枝，南瓜棚上扯下来的南瓜藤，树上和厢房屋顶上扯下的扁豆蔓，丝瓜蔓，晒干的树叶，菜地里拔出晒干的草，辣椒杆，茄子杆……到了晚年，连父亲万永昌和她吃过的中药渣，她都要塞进炉子里，弄得我们家炊烟升起时，常能闻到一股淡淡的中药味。
　　木炭本来是冬天拿来烤火的。母亲同样舍不得，烤火只是从灶膛里铲出些柴灰，装入火笼。到母亲去世时，阁楼上还有二十多蒌上好的木炭。
　　年少时代，我们家还有很多不花钱的东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绝对是好东西。
　　每年三四月，芥菜差不多要抽花时，我们家收获芥菜的季节便到了。母亲把芥菜一担担挑回家，洗净晒干，到了晚上，就要做干菜笋和腌芥菜梗了。
　　干菜笋的材料是芥菜最嫩的那一部分，要经过蒸晒两道工序。之后生吃也行，拿去蒸肉也行，非常香。小城人做扣肉，窝底的就是这种干菜笋。
　　晒得半干的芥菜梗，切成一寸长一段，拌上大蒜和盐，放在一个木盆里搓。差不多要搓出水来时，再加入红辣椒末，装入陶罐里，封好口，一段时间后，就成了我们家一年四季都有得吃的腌菜梗。
　　搓芥菜梗会有一股辛辣的浓烈香味。受到盐的刺激，两只手都会火辣地疼。如果哪个地方破了一块皮，那可就要命了。
　　在做干菜笋和腌菜梗的那些夜晚，从我们家传出的辛辣味，过了半夜都不会散。那富有节奏的声响，常常进入我们的梦中。
　　过些日子，左邻右舍，家家户户，每家都能得到母亲送去的一大海碗腌菜梗和干菜笋。
　　刚上市的蔬菜，母亲也会给每家送一点，谓之“尝鲜”。
　　只要我们家有的，别人家又没有，刚出来时，母亲都会拿一些去送人。
　　我们家有的是菜地，一年四季什么菜都种，花的都是自己的力气，拿一点去送人，在母亲看来，实在不算什么。
　　筑墙
　　在小城的语义里，筑墙就是用夯将泥土筑实。
　　在我儿时，小城这种用泥土夯实的土墙比比皆是。小城那所著名中学的围墙就是土墙，连绵有十几里，墙上盖着瓦，垒在高高的山梁上，壮观谈不上，要爬上去却很容易。小城的很多孩子经常都是放着宽敞的大路不走，却喜欢翻墙进出学校。
　　还有一些房子也是用泥土夯实的干打垒。这种干打垒的土墙一直到屋顶，厚度相当于现在常见墙壁的好几倍，夏天屋里特别阴凉，冬天又特别暖和。
　　而在我们家，筑墙又是另一种语义。
　　童年时代我们少不更事，用母亲的话说，吃饭时个个像饿牢里放出来的犯人，碗筷只要一上手就跟打抢似的，风卷残云。等到母亲上桌时，哪里还会有饭菜？母亲只有刮砂锅底的份了。
　　所以，在我童年的印象中，一个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每天都会从厨房里发出的那刺耳的刮砂锅底的声音。母亲的胃就是这样饿坏的。
　　吃饭时总让着我们，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让我们吃饱，可看见我们狼吞虎咽，她又要骂我们。
　　“饭是充饥的，不是‘筑墙’的。”母亲骂我们时，通常都是这句话。
　　我们把小小的肚子撑得溜圆，在母亲看来，就成了“筑墙”。
　　只要我们端起饭碗，母亲的数落就没个停。
　　“播禾种！”，“漏下巴！”，“天一半，地一半！”，“你们这样吃东西，不怕天上有雷公吗？”，这都是我们在吃饭时，母亲的“家骂”。
　　这表明，我们小时候吃相难看。吃着碗里的还要看着锅里的。再就是我们吃饭的速度很快，闭着眼睛扒拉，弄得满桌子满地都是饭，这更让母亲生气，而且心疼。
　　由于她老是骂我们吃饭是在“筑墙”，给我的感觉是，她不想让我们吃得太多太饱，甚至还不想让我们吃得太好。
　　为了不让我们吃得太多太饱，她有很多招数来对付我们。
　　首先就是什么东西最便宜，能最少花钱，她就让我们吃什么。其次把好吃的东西弄出不好的味道来，或者干脆让东西坏掉，变质，以此来破坏我们的胃口。
　　从小到大，我们经常吃到的坏东西有：臭了的鸡鸭蛋，有异味的肉，寡淡无味的鱼（留的时间太长所致），变酸了的豆腐。外壳看似没有问题、里面已经成碎状、吃起来味道更是怪怪的油豆腐。
　　还有很多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这当然让我们很不高兴。母亲居然还振振有词：“叫化子嫌米糙，有东西塞住你们的嘴还要讲三讲四！”
　　“能坏到哪里去，还不都坏到肚子里去了！”
　　这话没错，饥肠辘辘的年代，在我们家里，无论什么东西，不管坏到什么程度，都会变成佳肴美味，最终还是要烂在我们的肚子里去。可好东西为什么不能在新鲜的时候拿给我们吃呢？
　　这也就是母亲了。不管结果如何，母亲一直在按她的方式，处理我们家的生活。
　　粮店每月卖给我们的供应粮有两种：一种是早米，一种是晚米。早米比晚米略便宜，且比晚米出的饭多，但没有晚米饭香。我们家便永远只有早米，而吃不上晚米。
　　煮饭的时候，母亲总是尽可能把饭煮得烂烂的，目的也是为了多出饭。这样一来，我们家的米饭就不能称为米饭，而是小城俗称的“麻子”，量是多了很多，但不经饿。
　　如果一日三餐都能吃上这种“麻子”饭，我们对母亲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抱怨。问题还在于，早晚两餐，母亲多半是要让我们吃稀饭的。
　　一直到现在，我依然讨厌吃稀饭，甚至痛恨吃稀饭，就是因为小时候稀饭吃得太多了。
　　母亲煮出的稀饭，有掺青菜的，有掺绿豆的，有掺南瓜的，有掺红薯的，有掺芋头的。这些所掺之物都是她种出来的，不需花钱。
　　最惨的就是早上的那一餐稀饭。几乎就是米汤加杂粮，完全是骗骗我们的肚子，让我们老是闹得欢的肚子短暂安静一下，过后则是更长久的饥饿，且一个上午要频频往厕所跑，消耗着我们身上本来就不多的能量。
　　早上的稀饭是这样煮出来的。米下锅后，差不多煮烂时，母亲把要做成干饭的部分捞起来，过后再蒸一次。剩下几粒捞不上来的，把菜呀南瓜呀绿豆之类的倒下去，煮上一会儿，就成了我们的早餐。
　　为了省柴，只要家里不来客，母亲通常都是早饭中饭一起煮。为了减缓饭的冷却速度，母亲也是有办法的。她把饭锅窝在一个塞了很多稻草的篾筐里，上面再盖着破棉絮或者破棉衣。到了中午，打开锅盖，里面的米饭虽然不至于热汽腾腾，但多少还有一点余温。
　　母亲烧菜更是一绝。油当然是越少越好，盐则是多多益善，咸得我们没法多吃。
　　好不容易盼到可以吃上一次肉，母亲的花招又出来了。肥肉首先要拿去榨油，然后油渣拿去炒菜。瘦肉一定是慢慢吃的，一斤瘦肉可能要配十几碗菜，端上桌时，要找点肉星都困难，充其量就是让我们尝尝肉味。
　　烧鱼又是另外一种情形。每年冬天，母亲最拿手的就是做鱼冻。
　　我们家有一个打鱼大王，就是万立人，他抓的鱼一年四季都吃不完。到了滴水成冰的冬天，要吃上新鲜鱼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一条鱼到了母亲的手中，切成碎块，煮一锅鱼汤，汤里放上很多红辣椒干，大蒜，一碗一碗装好，隔夜之后，便成了鱼冻。以后，母亲每餐会往饭桌上放一碗。那便是我们家吃得最多甚至每餐都有但想要多要也没有的荤菜。
　　为了防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对稍微像样点的菜，母亲通常都会实施分菜制。不管大小，分到每人碗里的都是一样的，绝对平均。
　　母亲煮饭的时候，我们全部围在厨房里，不停地催着母亲：“好了没有？怎么还没好呀！”
　　看见母亲端上饭桌的东西又是那几样，我们便会嘟哝：“怎么又吃这些啊！”
　　母亲便会骂我们：“你们想吃什么？要不要从我身上割块肉下来给你们吃！”
　　我们当然不想吃母亲身上割下来的肉，只是想吃上一口饱饭，饭桌能够丰盛一些，不要日日都千篇一律。
　　在我们的童年和少年，这样的愿望很难实现。
　　从母亲来说，难听的话尽管不绝于耳，但她还是会经常想方设法改善一下我们的生活，给我们打打牙祭。
　　每一年，母亲都会养很多鸡鸭。母鸡和鸭子留下来生蛋，童子鸡，亦即小公鸡，在即将啼鸣时，杀给我们吃。
　　我们家的孩子，之所以每年都能吃到童子鸡，外婆送是一个因素，更多的来源于母亲养的这些鸡。
　　每天早晨，米汤即将开锅时，我们家的灶台上便会放着一排碗。每个碗里一个鸡蛋或鸭蛋，筷子划碎，再放入一点盐，一点猪油，开锅的米汤一冲，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蛋花。这样的蛋花，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一碗。
　　母亲就有这本事，蛋壳不是敲碎，而是手指一掐一搿，就分成两瓣。
　　如果不用米汤冲蛋，母亲就会把蛋放在从炉膛铲出的柴灰里，煨熟后，拿给我们吃。这种煨熟的蛋特别香。
　　还有很多蛋，母亲放在床底下一个瓦壶里。一段时间后，母亲把瓦壶从床底下拖出来，鸡蛋鸭蛋白花一片铺在地上，一个一个地数。我们见了就会兴奋起来，知道要吃大餐了。
　　母亲用桂元干和冰糖给我们煮荷包蛋。再不就是炒蛋块，然后放入她自酿的糯米酒糟煮给我们吃。无论是桂元荷包蛋还是糯米酒糟蛋都是平均分配，谁也不吃亏。
　　肉蛋汆汤一年之中能吃到很多次。这是我童年时代常有的美食之一。
　　这一切都没有母亲的份。
　　什么东西母亲才有份呢？
　　起早摸黑，一天忙到晚，是她最主要的本份。
　　在整个西门口，甚至在整座小城，每天起床最早的女人一定是母亲。夜里最晚上床的女人也一定是母亲。
　　我敢说这话，是有凭有据的，绝不是空穴来风。
　　尚未搬入老宅之前，每天早最，天还完全是黑的，我们家的房门便会被吱呀一声拉响。母亲挑一担水桶去了井台。没多久，扁担富有节奏的吱呀声由远而近，一次又一次沁入我童年的梦中。
　　吱呀，吱呀，吱呀，吱呀，哗啦，哗啦，两桶水倒入了水缸。然后，脚步声再次远去。
　　我的童年，就是伴随着这每天早晨都会有音律，一天天度过。
　　温馨之夜
　　儿时候，夜晚的记忆实在是太多了。
　　寒冷的冬夜，北风呼啸着从屋顶掠过，发出呜呜的尖叫，尤如鬼号。风从门缝窗缝墙缝里往屋里灌，灯光在风中一闪一闪，要是突然间被吹灭了，那才叫人害怕呢。
　　不过，有母亲在，我们心里就会踏实多了，用不着害怕。
　　摇曳的菜油灯下，母亲在搓麻线，纳鞋底，纳袜底，缝缝补补。
　　一种名叫曲麻的植物从野地里采回，经水的浸泡，去掉外面的叶绿素及一些易腐烂的东西，里面的纤维就是搓麻线的原料。
　　母亲的一条裤腿卷到膝盖以上，曲麻在大腿上来回搓动，就能搓出纳鞋底的麻线。
　　这种麻线非常经用，千层底的布鞋穿烂了，鞋底的线肯定不会断。我们家的布鞋，从来没有因为鞋底脱线而不能穿。
　　我们还看见母亲在灯下纺纱。棉花很均匀地从她手上出去，纺车上就会有一大圈粗细相等的棉线，这些棉线很快又会绕在一根竹棍上，成纺锤状。
　　她的左手指上套着顶针，锥子在右手上。扎针时，锥尖在头发上来回摩擦几下，就能很顺利地穿透很厚的鞋底。
　　我们围在母亲的身边，脚下一个火笼，几个孩子你用火钳到火笼里去拨几下，他用火钳到火笼里去拨几下，常常因此引发争执。
　　我们争吵得太凶，母亲就会出面干预，骂大的，护小的。看见我们像一群脖子上鸡毛竖起来的小公鸡，母亲又会一边穿针引线，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有时候，从她嘴里，还会有歌声哼出。
　　那应该是此后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再也无法听到的歌。我们觉得好听极了，齐声尖叫，扑到母亲的身边，还有一个从后面搂着母亲的脖子，要母亲再唱一遍给我们听。
　　母亲不肯唱了，连脸都红了。
　　到了九点钟前后，我们开始打哈欠。
　　母亲站了起来。我们等的，就是这会儿。
　　没多久，我们每人手中有了一碗香喷喷的用开水冲调的麦糊。再不就是一把一咬崩脆的黄豆，或者一小撮炒熟的南瓜子，几粒花生，还有南瓜饼，冻米糖。
　　吃完了东西，我们才会上床。否则，我们肚子里的馋虫一个晚上都会闹腾下去。
　　还有这种情形，明明知道有吃食，可我们白天玩疯了，此时实在太困，一个个东倒西歪倒在床上。第二天早晨，我们醒过来，就会发现枕头边有吃的东西，每个人的份额都是一样的，给我们带来了一次又一次一大早的惊喜。
　　这多半是一些特殊日子，诸如中秋之夜切开的一小瓣月饼，重阳节夜晚的花生，或者我们某一个人的生日，大家沾光都能获得一份零食……要是平时，我们睡过去了也就算了，反正日子长着呢，就不会有一大早起来看到枕头边放着零食的好事了。
　　属于我们童年的夜晚，有时实在是太短了，眼睛一睁开，天就大亮了。有时候又漫长得不得了，好像没有尽头。
　　雷雨之夜，雨打在瓦上噼里啪啦，就像是在耳边敲打。一个又一个炸雷在头顶上炸响，蓝色的电光一闪一闪，游蛇一样钻进了屋里。我们惊醒了，睁开眼睛，看见昏黄的灯光还在亮着。
　　懂事很早的万素芬跳下床，摇晃着母亲，要她上床睡觉。
　　如果万素芬的几下摇晃能让母亲上床睡觉，那就不是我们的母亲了。
　　她每晚都有自己的工作计划。不完成工作计划她是不会上床的，这等同于我们精神好的时候，不打发走肚子里的馋虫不会上床一样。
　　母亲究竟什么时候上的床，我们谁也说不清。
　　实在太困了，她会坐着打一个小盹。
　　这样的情景我是看到过的：她身子东倒西歪，一股淡淡的焦臭味散发而出，是她的头发被火舌燎着了。
　　母亲这才猛然惊醒，身子坐直，又开始干活。
　　总而言之，有母亲在身边，有灯光在屋里摇曳，我们睡得特别香，不像后来，总是做噩梦。
　　五花八门的吃食
　　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从母亲手中出来的吃食，多得无法一一去列数。
　　二月二，龙抬头。如果手头宽裕，这一天，母亲一定会买一个大猪头回家，猪头肉红烧，猪脑子清蒸，从骨头上剔下的瘦肉（小城叫精肉）用豆豉焖，剩下的骨头又是一种做法，多半要熬上一大锅萝卜，让我们吃个饱。
　　吃过午饭，还要扯着我们去刘家的剃头摊子上剃一个锅铲头。这种旧俗，母亲是一定不会忘记的。
　　每年的三月三，说不清是在小城的旧俗里，还是在母亲的观念中，也是一个节日。
　　这一天，母亲会用我们家的大石磨磨粳米粉，做粳米团子。
　　粳米团子只有大蒜瓣大小，煮的时候锅里放入青菜，碱（即小苏打），细火慢慢地熬，熬成了一大锅稠稠的黄色的香喷喷的粳米团子羹。
　　这种粳米团子羹只在儿时吃过，味道特别好。成年后似乎绝了迹，无论走到哪里都看不到。
　　清明之前，母亲又要做清明果了。
　　四月的西门口郊外，老城墙脚下，到处都长出一蓬一蓬的青蓬，嫩嫩的，不是很好闻，有些刺鼻。
　　母亲挑最嫩的，采回一大筐，极有耐心地择去里面夹带的杂草，洗净，然后，就要动手做清明果了。
　　先把水烧开，青蓬放入沸水煮烂。
　　入水之前，必须在沸水里放点碱，以保留青蓬的青绿。
　　过水之后的青蓬，苦味已没有了，只有清香。
　　把煮烂的青蓬和入糯米粉和粘米粉中，经过揉和擀两道工序，就成了包清明果的皮。
　　馅的材料很多，有豆芽、笋干、豆干、莴苣、肉末，红辣椒干，还得滴上少量的花生油或芝麻油，有时也会放猪油。
　　厨房里热汽腾腾香味四溢，到了快吃晚饭时，就有一笼笼的清明果端上桌。
　　蒸熟的清明果有的呈饺子状，有的呈包子状，碧绿碧绿，又好看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香啊，吃了还想吃，哪怕是肚子装不下了还不肯收手。
　　我们这帮小家伙们个个满嘴油光头上冒汗，左邻右舍也会送些去。
　　母亲忙了一整天，到了她嘴里的也就一个两个，尝尝味而已。
　　五月端午当然要包粽子，煮茶蛋咸蛋，还要到馆子店买些油炸果和肉包子回来。
　　别人家有的，我们家一定要有，这是年轻时母亲的生活信条。
　　包粽子差不多是一整天的时间，而熬粽子要一整夜。
　　这一夜，母亲基本上没有觉睡。她要不时起来，往锅里续水，往炉膛里续火。
　　本来，完全可以烧煤，根本不要这么费事。
　　可母亲始终认为，只有用柴禾熬的粽子才最香。所以，端午节前的这个夜晚，母亲是最辛苦的，白天累了一天，晚上还要在厨房里守上一夜。
　　天明之后，我们脖子上挂着一个网袋，网袋里装着染成红色的鸡蛋鸭蛋，手里拎着一长串子母粽，到处去眩耀。
　　“六月六，不吃鸡就吃肉。”
　　这不知又是一个什么节日。
　　如果赶趟，我们家的每一个孩子这天都能吃上童子鸡。
　　一只只童子鸡分开放入钵子里，隔水在锅里蒸熟，母亲又得忙上一天。
　　这样蒸出来的童子鸡，鸡汤上面有一层油，闻起来不知有多香。
　　不赶趟，吃不成童子鸡，家里又没有肉，母亲就会煮几个蛋给我们吃。
　　总而言之，六月六这天，母亲总得有点什么表示。
　　接下来，还有乞巧节，七月半，八月中秋，重阳，冬至，春节，辞年（正月初三），元宵。
　　“七月半，鬼乱蹿。”这天是鬼节，阴间的先人要祭奠，阳间的人也要沾点光，享受美食。
　　中秋就没什么好说了，重阳也不可能去登高，不过是饭桌上的内容和平时有些不一样，让我们感觉今天又是一个什么特殊的日子。最奇怪的就是正月初三的辞年，母亲也要像过年一样弄一桌菜，究竟是祭奠先人，还是过完这一天年就算过完了，把我们都弄糊涂了。
　　这就是早年母亲对我们家生活的一种刻意安排，不管是什么节，都要让我们打打牙祭。
　　三八，五一，五四，六一，七一，八一，国庆，元旦，在我们家里就不是节日了。
　　尽管普天同庆，我们却什么都没有，说白了，我们家只有传统意义的节日，而没有现代意义的节日。这表明，母亲是个传统意识很强的人。她的文化素养注定了我们家早年的生活跟现代化的日新月异无缘，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当然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所有的非传统节日，我们不但在吃的方面与平常没有任何区别，而且没有休息，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
　　家里没有顶大粱的男人，母亲只能用她的坚韧，顽强，精打细算，经营这个家。
　　她精力充沛，激情洋溢，生命的活力在她身上光茫四射。
　　她拼尽全力，用尽智慧，把我们家原本艰难的生活尽可能安排得有声有色。
　　在那样一个年代，一个家庭生活质量如何，是否有声有色，最集中的表现就是饭桌的丰盛与否。
　　在我们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艰难是有目共睹的，但也不泛闪亮之色。
　　母亲一天到晚忙忙碌碌，里里外外都是她一个人，居然也能弄出无穷的花样来。
　　每一年，母亲从外面挑回的东西都非常多，油菜，芝麻，黄豆，绿豆，刀豆，羊牙豆，大麦，荞麦，高粱，南瓜，红薯，芋头，萝卜，丝瓜，玉米，花生，茄子，辣椒……可以说，应有尽有。
　　油菜籽是要送到油作坊里去换油的。芝麻也要拿去换油，但会留下一些到过年时用。花生也是一样，中秋和过年的时候炒一点，多出的部分拿去换油。
　　花生枯饼、芝麻枯饼、油菜枯饼都是很好的饲料，更是很好的肥料。西瓜地里撒一些枯饼，种出的西瓜会特别甜。小城的西瓜之所以那么出名，就是因为瓜农舍得下枯饼。
　　但我们家的枯饼，都是母亲拿来给我们当零食吃掉的。
　　黄豆平常会炒一些，到夜里我们肚子叽里咕噜闹得欢时，拿出来一小把，哄骗一下我们那张馋嘴。
　　一年之中，还会给我们磨几次豆浆喝。还尝试做过豆腐。由于不懂技术，也可能是缺少辅助材料，没有成功。
　　年前，母亲会拿一些黄豆去磨豆粉。豆粉炒熟后拌上白砂糖，煮熟的糯米团子往里面滚上一圈，是我们家每年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道佳肴。
　　绿豆主要是煮粥，有时也用来败火，熬绿豆汤。最好的情形就是放几只猪脚进去，熬一大锅。
　　大麦当然是拿来磨麦粉。麦粉跟现在通街可见的麦片不是一码事，主要是颜色没那么好看，也不是片状，而是呈粉状。但吃的方法和味道是一样的，而且更香。
　　母亲也尝试给我们蒸过几次馍馍。同样是不懂技术没有成功。这种馍馍刚出笼时赶紧吃还行，冷了后又黑又硬，跟石头似的。
　　荞麦由于很难去壳，只种过一次，来年就不再种了。
　　红薯主要是拿去熬粥，也有放在炉子里煨熟来吃，煮上一大锅的情形也是有的。除此之外，还会拿一些去换红薯粉丝。过年的时候，还要在锅底放上一些砂子，炒一些红薯片，装满一坛子。
　　年饭桌上，我们家有一道几十年不能缺的传统菜：芋头。
　　大人可以不吃这道菜，小孩是非吃不可。小孩过年吃了芋头，就意味着“易”长“易”大。这实际寄托了那个年代，母亲对我们的最大期望。
　　高粱的作用有二：高粱米当杂粮，高粱穗用来做笤帚，从年头可以用到年尾。
　　丝瓜也是一样：嫩丝瓜当菜吃，老了的丝瓜，籽用作来年的种子，皮去掉，瓜囊切成段，做我们家全年洗锅洗碗洗盆的抹布。
　　南瓜既当菜也当粮。炒熟的南瓜子是我们平常的零食，南瓜还会做成南瓜干。其做法是把南瓜切片一串串穿在竹竿上晒干，蒸熟再和以糯米粉，放些红辣椒之类的配料，再蒸晒一次，既辣又甜，味道好得不得了。
　　还有腌萝卜条。咬在嘴里，嘎嘣嘎嘣响，非常脆。
　　霉豆腐也是长年不断的。到了夏天，母亲还会把霉豆腐晒成霉豆腐干，这多半是霉豆腐生蛆后的事。
　　霉豆腐长蛆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放得时间长，二是量大，且放在一个大陶罐里，吃的时候用小碗装点出来，经常漏风。
　　晒成干的霉豆腐很咸，又是放在露天下暴晒，引来多少苍蝇，怎么个不卫生，就不用去说了，但我们照吃不误。
　　每年夏天，母亲还会用凉粉草和米汤做几次凉粉。
　　以前，每到夏天，在西门口通往火车站的那条马路两边的树荫下，从早到晚都会有一些卖凉粉的人，一担水桶，一叠瓷碗，一个白糖罐。用过一次的碗在桶里舀一点水，摇一摇倒掉，再给下一个人用。没人会嫌不卫生，也没听说谁因之染上了各种各样的传染病。
　　这些凉粉都是卖给过往的行人，以及从火车站回来的拉大板车的人。花五分钱就能吃一大碗，又解暑，又润喉，不知有多爽。
　　母亲没钱给我们买凉粉吃，只能自己做。每做一次就让我们吃个饱。
　　从上面的情形可以看出，我们家早年的物质还是很丰富的，自力更生，吃的用的都由自己解决。
　　从三年大饥荒开始，地里很多东西守不住，夜里用开水冲调麦粉的好事到此结束。
　　玉米红薯萝卜，这些直接可以吃的东西，以及类似于黄豆这类在野外烧一把火就可以煨熟的东西，母亲也不敢再种了。
　　还有一种食物，在我年少的印记中至深，就是猪肚裹糯米饭。
　　猪肚买回家，放些盐搓洗干净，里面塞进糯米，有时里面还会放些红枣莲子之类，用线把口子缝死，放到锅里去煮。
　　糯米饭煮得烂烂的，捞起来，用刀切成一块一块的猪肚糯米饭圈，大小均等，也是每人一份。
　　母亲这人就是这样，平常清汤寡水，一段时间后就会做些好东西，荤素兼俱，打发一下我们饥肠辘辘的肚子。
　　一群犟种
　　我们家的孩子，个个都好像是吃火药长大的，脾气不知有多丑，不用点火都会着。
　　有话不能好好说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再好的话只要是从我们口里出来就不是好话了，而是锋利能够伤人的刀子，每一句话都剜心，每一刀都见血。
　　更何况，在我们的嘴里，也不会有什么好话。
　　除了大哥万立人，我们蛮横，不讲道理，呈强斗狠，也就是用在家里。说得更直白一点，我们的威风是耍给母亲看的。只有在母亲面前我们才会是这种样子。
　　就说我吧，在外面是孙子，可回到家里，就成了山上抓下来的强盗土匪。
　　这话是母亲说的。我只要在母前面前强横不讲道理，母亲就要如是数落我。“山上抓下来的强盗土匪”的骂名，伴随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
　　我老是在与母亲拧着干。母亲说东，我非要往西去。母亲说某样东西不能吃，我偏要当着她的面往嘴里塞。炎热的夏天，母亲怕我闭痧，怕我出各种各样的意外，不让我到外面去疯，不让我下河玩水，可我总是一天到晚不落家，不但把自己晒得像鬼一样，有一次只差一点就淹死在秀水河。
　　冬天母亲要我多穿衣服，我非但不穿，还把一件原本穿在身上的破棉袄脱下来，甩在床上，硬要把自己冻得脸发青，嘴唇发紫，青鼻涕长流，脸颊和手上布满鸡皮疙瘩。
　　还有很多事情，无法一一列举。
　　母亲被我气得很苦，总说我是讨债鬼投胎。
　　“前世欠多了你的！”母亲没少这样骂我。
　　我滚刀肉一个，无论母亲如何骂，对我而言，不过掸灰而已。
　　我不是有意要气母亲，就是不想按母亲说的去做，总要拧着干。
　　母亲不开口还罢，只要她一开口，结果往往正好相反。
　　现在，我当然知道，人在少年时代，会有一个叛逆期。我的女儿要在我面前来这一套，我赏给她的一定是一个大嘴巴。
　　叛逆期可以存在，也可在别人面前使用，但我绝不吃这一套。
　　我那时是不是进入叛逆期，我不知道。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什么话我都不想对母亲说。母亲要想从我嘴里知道一点她想知道的东西，那可比登天还难。
　　明明刚从外面回来，母亲问我去了哪里，我的回答一定是“没去哪里！”
　　“你刚刚干了什么？”
　　“没干什么！”
　　这还算好的。要是不好，一句话就把母亲撑到墙角上去了。
　　“你烦不烦！哪有这么多的废话！”
　　小时候，我在母亲面前就是这样子。
　　还有更不像话的。很多时候，母亲把我惹急了，我就会冲着母亲怒目相向，用小城男人挂在嘴边用得最多的一句骂人的话诟骂母亲。
　　母亲被我如此诟骂，只有一句话：“天晓得你怎么会成人！”
　　现在，回想这些往事，我依然感到羞愧难当。
　　我那时还太小，满嘴的污言秽语究竟是什么意思不一定清楚。这是我心中永久的痛，一直埋藏在心里，不敢见光。
　　说到这个话题，我必须补上一个小插曲。
　　小的时候，孩子之间相互对骂，用得最多的就是“操你娘”。
　　有一次，我与邻居的一个孩子打了一架，双方都出了鼻血。
　　打完了架，我们站在门前继续对骂。
　　那孩子的母亲——一个高大肥胖的女人出来了，对我说：“你操他的娘？看我能不能把你夹死！”
　　一旁的大人个个哈哈大笑。
　　这句话的含意我也是成年后才明白。
　　外婆来我们家，看见我这样骂母亲，只知道流眼泪。
　　我开始不知道外婆为什么会流眼泪。等知道时，外婆又不在了。
　　就在我写下这段文字前不久，也就是今年的正月初三，我驱车前去岭下万家看望母亲。
　　按照小城的风俗，正月初三是不能到别人家里去的，更不能给人拜年。这一天属于先人。
　　在母亲、父亲和大哥坟前点燃了香烛，行过三叩九拜大礼，我没有直接回小城，而是拐上了另一条乡间水泥路，绕道十里，去桥下陈家看望外婆。
　　一路上，我心情非常沉重。
　　车载音响在播放一首歌唱母亲的歌，歌名就叫《母亲》：
　　小时候，觉得母亲很高很高，
　　我总是仰起头，
　　扑向母亲温暖的怀抱；
　　长大后，我比母亲还要高，
　　她总是仰起头，向我发出会心的微笑。
　　啊，母亲，为我日夜操劳，
　　风里雨里，为我欢喜，为我忧。
　　童年的记忆，永远也不会老，
　　如今在我心里头，
　　还是母亲高！
　　
　　小时候，爱听母亲唱的歌谣，
　　歌里的世界，
　　多么动人，又多么地奇妙；
　　长大后，我的歌声随风飘，
　　她常常拉着手，向我发出会心的微笑。
　　啊，母亲，送我出家门口，
　　千里万里，让我飞，任我走。
　　童年的歌谣，一辈子也忘不了，
　　如今在我的心里头，
　　还是母亲唱得好！
　　这首歌我已经听过无数遍了，好几次都泪流满面，有一次还在车里放声大哭，把坐在身边的妻子吓了一大跳。
　　妻子不明究里，把事情想歪了。
　　结婚二十多年，她从来没看见过我掉泪，更别说哭出声来。回到家里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管我怎么敲门都不开门。
　　到了晚上，她红着眼睛对我说：“你要离婚我不会拦你，不要悲悲切切，好像跟着我过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
　　我哑口无言，不知该如何向妻子解释。
　　十几年前，我们的婚姻是亮起过红灯的，但这事早已过去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逢场作戏之事难免，这方面的诱惑不可能再让我走火入魔。
　　我也就不解释了，让时间来证明一切。
　　在村里人的指点之下，我找到了外婆的安葬之处。
　　外婆、外公的坟墓连在一起。隔了一座坟墓，是舅母的坟墓。而舅舅的坟墓隔得比较远，且是唯一没有立墓碑的坟墓。
　　整块墓地都被荆棘覆盖着，很难钻进去，给我这样一种感觉：很多年都没有人来给他们扫过墓。
　　祭拜完了外婆外公舅舅舅母，我去看了外公外婆在桥下陈家的祖屋。
　　自从1968年夏天跟万立人在这里住过几晚后，我就再也没回过桥下陈家。
　　四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祖屋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只是更破旧了，院子里，厅堂里，一些房间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左右人家的，外公外婆的祖屋，早已成了一座公共堆放破烂杂物的大仓库。
　　厅堂的祖宗牌位上，安放着外婆外公的瓷画像。外婆的瓷画像有点走形，不是我儿时记忆中的样子，慈眉善目的神态还是保留下来了。外公就不一样了，剑眉高耸，眼睛直视前方，表情严肃，有一股威严之气。
　　我双手合什，给他们作了三个长长的揖。
　　本来我还想去一趟离桥下陈家还有十里的圩镇，看一下外公外婆在那里的家。一打听，靠近圩镇的路段正在修桥，人过去没有问题，车子是无论如何都过不去。只有作罢。
　　上车之前，我再次对着外公外婆的祖屋，对着圩镇的方向，对着岭下万家的方向，各作了一个长长的揖。
　　然后，我驱车走了。
　　第六章
　　惊艳
　　1950年8月末的那个秋日，母亲让整个西门口为之一亮。
　　她还是一副新娘子的打扮，撑着一把红油纸伞，小鸟依人般跟在万永昌身后。
　　此时的母亲双腿修长，黄蜂细腰，细长的脖子，红润的脸蛋，水汪汪的大眼睛，经父亲一个多月的修理，胸脯已开始饱满起来了，女人的韵味光茫四射。
　　她看到了西门口的空旷和荒凉，看到了蓝得发紫的天，看到了白得耀眼的云，看到了远处天幕下面的田野和水泽，看到了很多破破烂烂的房子，还有房子里面一些探头探脑的人。
　　母亲的到来，给西门口带来了很大的骚动。
　　最大的问题在于，母亲是一个人呆在西门口，身边没有男人，也没有其他人。这就让人感到疑惑了。
　　她是谁？怎么会一个人住在西门口？她是过去有钱人家遗弃的外室吗？她到西门口的目的何在？是来投亲靠友吗？西门口又怎能容得下她这样一个人？
　　种种疑惑，在很多人的眼睛里和嘀咕声中相互传递。
　　这也难怪，在西门口，人人身上都充斥着汗臭，她身上却有一股扑鼻的清香。别人都在为一日三餐奔忙，她却无事可干到处游荡。
　　她剪着齐耳的短发，有时穿一件月白色的真丝短袖衫，有时穿一件米黄色的纺绸短袖衫，下身是一条黑色的丝绸裤，脚下一双千层底的粉红色绣花布鞋，或一双尖尖的因涂了桐油而变得硬梆梆的皮鞋。无论衣服还是裤子，质的都相当好。
　　这一切我虽然没有看到，但也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有铁证的。
　　五十一年后的正月初一，把母亲送进殡仪馆后，我们在院子里烧起了一堆冲天大火。家里很多东西都搬出来了。床，柜子，箱子，桌子，椅子，凳子，大大小小的桶，盆，甑，簸箕，破破烂烂的棉被……实在是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只要是母亲用过的，我们都往外面搬。更准确点说，不是搬，而是往外面扔。
　　我们爬上阁楼，打开门窗，有时是一个人抱着一大堆东西，有时是两个人抬着一只箱子。砰的一声响，箱子飞落而下。砸在地上裂了碎了。
　　火很快就点着了，很多东西都往上扔。还有一些东西直接就从阁楼上丢进火堆。
　　有几个箱子我们是好好清点了一下，怕有值钱的东西藏在里面。毕竟家里有一些值钱的东西，我们也给过母亲一些钱。她几十年如一日，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用，这些钱会放到哪里去呢？
　　就是在一个樟木箱里，我们看到了母亲初到西门口时穿过的那些衣服。还跟新的一样，摸起来特别舒服，柔软，充满了滑感。如果我再细致一点，甚到可以摸出年轻时母亲身上的体温，还有穿过五十一年岁月依然保存的幽香。那不完全是樟脑丸的香味，是不是还有母亲的体香呢？。
　　当时犹豫了一下，更准确说，是快了一点，没有收住手，一件白色的丝绸衣已到火里去了。
　　就是在丝绸衣脱手的那一瞬间，我听到了大妹万淑芬的叫喊。
　　“别扔！”
　　为时已晚。第二件纺绸又到火里去了。
　　我这人就是这样，做事欠考虑，毛手毛脚，经常把自己气得要死。既然扔了第一件，我就不会在乎第二件了，有点赌气的意味。我后来索性把整个箱子都扔进了火里。
　　到今天一想起此事，我不仅是后悔，并且心痛。我们是应该保留母亲一点东西的。但我们没有！
　　年轻的风姿绰约的母亲，穿着那个年代的衣服，行走在西门口狭长的小巷子里，是何等地撩人心魄。
　　她款款而来，款款而去，虽然只是一次偶尔的路过，过后很长间不再露面，但全西门口的人都记住了她。
　　女人的眼睛就更刻毒了：“哪里来的一个小妖精，是不是到这里来找野汉子！”
　　母亲尽可能躲避这些目光，少与人正面相遇。
　　她本来就是个内向的人，在圩镇深居简出，不愿意搭理外人，还没养成如何与人交往的习惯。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就更不会轻易走近一个人，除非人家走近她。
　　她成了西门口最独特的一道风景，男人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她，女人从不同的角度批判她。
　　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是男人饭后茶余相聚在一起的一个话题。
　　路上，有人会在她身后冷不丁猛咳一声。
　　她受到惊吓，扭头往回看，听到的是一片粗野放肆的笑声。
　　母亲落荒而逃。
　　当时，她并不清楚究竟要在西门口呆多久。还心存幻想，万永昌要不了多久就会把她接走。
　　便有了盼头。盼望邮递员来到门口，大声叫着她的名字。盼望某一天万永昌突然出现在面前，给她带来一次意想不到的惊喜。
　　这是母亲一生中最百无聊奈的一段日子，漫长的一天，不知如何打发。天还没亮，她就在雄鸡喔喔的啼鸣声中醒过来了。听到房东一家人起床的声音，看着晨光一点点从门缝和窗隙里透进来，她才从床上爬起来。
　　起床后的母亲坐在房间里发呆，不知该不该去厨房煮早饭，或者上街去把这一天的菜买回来。一个人过日子，做什么都没劲，肚子明明已经饿了却不想动弹，胃口一天不如一天。
　　从母亲早年的只言片语中，我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印象：那是一栋带厅堂的老屋，有四间房子，正对大门是神龛，神龛后面是厨房。母亲租住的是东北面一间偏房，厨房和房东共用，有很多不方便。锅灶都是人家的，她必须等房东煮好了饭才能进厨房。柴米油盐怎么区分？是用完了搬回房间还是放在一起？这都是问题。
　　母亲当然不会去沾别人的便宜，但要她和房东一大家人生活在一起，她肯定是非常不习惯。
　　对这一家人，无论老人大人还是小孩，母亲都非常客气。但要她和他们坐在一起，没完没了地东拉西扯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她只是在见到他们时，会露出彬彬有礼的微笑，主动和他们打一声招呼，摸摸小孩子的头，然后快速逃进房间。
　　一天之中，她大多数时间都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到了晚上更是早早关门。有时候，女房东或者某个小孩会来敲门，给她送点什么东西。母亲特别惊慌，只是把门拉开一条缝，头探出来，婉言谢绝来人的好意，又赶紧把门关上，生怕女房东或小孩会硬挤进屋。
　　初到西门口，母亲还会到处去走走。她花了几天的时间把菜市场、柴集、西大街、十字街、城外的老街全部走遍，这样，她对小城就慢慢熟悉起来了，知道米应该到哪里去买，油应该到哪里去打，布要到哪里去扯。
　　后来她就不愿在外面抛头露面了，她不想看到有人在她身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西门口的夜晚寂静而漫长，偶尔传来的狗吠声，越发衬托出夜的幽深。一盏菜油灯照出了房间里的凄清，难以入眠的母亲坐在油灯下，手中的发夹拨弄着灯芯。眼看着一根灯芯着不多烧完了，她又会换上一根灯芯。
　　这样的夜晚，因为没人打扰，耳边没有喧哗声，母亲神清气定，心里一片宁静，反而临近拂晓，她从鸡啼声中醒过来，会心里发慌，为又一个千篇一律的白天即将来临。
　　实际上，此时的母亲已经在想家了。离家的时间并不长，她却觉得有一个世纪那么长久。那种对家的思念让她心口揪着疼痛。在梦中，她一次又一次回到圩镇，走进她从前的生活。醒过来后，她再也无法入睡，眼睁睁看着夜色褪去，房间里慢慢亮起来。
　　除了思念圩镇的亲人，她更加想念的还是远在广西的万永昌。
　　少妇的心思是很难琢磨的，母亲也不例外。白天，母亲悄无声息坐在房间里，夜晚又迟迟不上床，看不出她脸上有一丝的愁绪，更听不到她长吁短叹，在房东面前，她的笑容依然如阳光一样灿烂，但那份深藏不露的呼唤和遥望，已经把母亲折磨得很苦了。
　　吃饭的时候，她会想，万永昌在干什么呢？
　　躺在床上，她又会想，这个坏人，走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此刻会不会想她呢？
　　一声只有她才能听得到的轻轻叹息，就会从心里冒出来。
　　之后，母亲摇摇头，微微一笑。
　　是的，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母亲会一个人窃笑。
　　对着镜子，她一次又一次端祥自己的容貌，就像面对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丝丝缕缕的笑意，就会在她那张很好看的脸上漾开。
　　万永昌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是如此短促，留给她的回忆却是无比绵长。很多个夜晚，她都是在幸福的回味中慢慢坠入梦乡。
　　不久，她发现自己有喜了。
　　万永昌不在身边，外婆不在身边，没人告诉她应该怎么办，初为人妇的母亲有些惊慌失措。
　　最初的惊慌过后，她心里涌出了即将做母亲的女人都会有的那种甜蜜和丝丝异样的感觉。
　　那感觉日夜在她心里拱动，就像万立人在她小小的肚子里动个不停一样。
　　怀孩子的母亲不显肚子，已经五六个月了，要是不仔细看，不一定能察觉出她是一名孕妇。
　　她有事做了，开始为万立人出生做准备。
　　临近过年，她盼万永昌回家的心情一天天紧迫。
　　万永昌的回家，只是给她带来了短暂的欢喜，过后又是难分难舍的惜别和更加漫长的愁怅。
　　1951月6月，在西门口的一间我没见过的破屋里，母亲盼来了她第一个孩子万立人。
　　陈寒峤的一个巴掌
　　母亲初到西门口时，有一天，在街上碰到圩镇的一个熟人。
　　那人以为自己看花了眼，还尾随在母亲身后，跟了一段路。
　　回到圩镇，他把这事对陈寒峤说了。
　　陈寒峤起先不相信。女儿不是跟着万永昌去了外省吗，怎么会在小城看到她？
　　但那人言之凿凿。陈寒峤就不能不相信了。
　　他决定到小城去看个究竟。按照那人的指点，陈寒峤很容易就找到了西门口，找到了母亲栖身的小屋。
　　陈寒峤所看到的，肯定是一团糟，房子四壁穿风，有搁脚的地方就没有搁屁股的地方，否则他不会如此大动肝火。
　　当时，陈寒峤鼻子都气歪了。
　　母亲见到陈寒峤出现在眼前，起先是很惊讶，随即又很兴奋。毕竟，很长时间没看见亲人。
　　但她高兴得太早了。陈寒峤的脸一直阴沉着，冷若冰霜，一股怎么也咽不下的怒火在胸中腾腾而起。
　　他做梦都没想到，千挑万选的女婿，会把自己的宝贝女儿扔在西门口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这不是作践人吗？有这样为人之夫吗！”
　　“千挑万拣，拣了个漏豆盏！”陈寒峤心中的懊恼悔恨，大约也只能用这句话来表达。
　　陈寒峤一分钟都不想多呆，要母亲跟他一块回去。
　　以陈寒峤的火爆性子，他肯定是把事情想歪了。这让他无比愤怒，还有一种颜面扫地的感觉。
　　像他这样一个人，不可能不在乎脸面。脸面甚至看得比命都还重。女儿风风光光嫁出去是他所希望的。女儿在夫家有地位被人看得起，过得不会比别人差，是他想看到的。女儿住在一个这样的破地方，连夫婿都看不到，这就叫他无论如何都受不了。
　　他只觉胸闷气胀，已经无法冷静了。
　　年过五十的陈寒峤，本来脾气就爆躁，这也是我们家族的一个性格特征：人过五十，肚子里都装着一个火药筒，一点就着。
　　要他和颜悦色耐下性子来说服自己的女儿是没有可能的。更何况他正在火头上，冲突就无可避免要发生了。
　　此时的母亲也不冷静。如果她能少说两句或者干脆一声不吭，让陈寒峤把满腔的心火消一消，后面的事也许就不会发生。
　　这又不是母亲的性格。
　　陈家的人都很刚烈，哪怕柔弱的女子也不例外，可以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就是不能有话不说，必须一吐为快，否则憋都会憋死。
　　即使不是这样，母亲也不会跟陈寒峤回圩镇去。
　　小城有这样的旧俗：嫁出去的女儿，除了新婚第三天回门，再要回娘家，一定得在生了小孩之后，抱着外孙或外孙女一起回去。有外婆的调教，母亲怎么会不懂呢？
　　新婚燕尔的母亲，此时还没有从初为人妇的甜蜜中走出来，心里每天都在思念远方的丈夫。要她离开西门口是没有可能的。她会一直守在当初分手的地方，等着万永昌回来。
　　他们之间的争吵，由陈寒峤痛骂万永昌开始。
　　“操他万家万代的祖宗！你对我说实话，那个畜牲到底对你干了什么！他现在人在哪里？陈家的人就这么好欺负？他要是死了就算了，他要是没死，看我怎么拆他的骨头！”
　　看见陈寒峤发了疯一样大骂万永昌，母亲心里当然不高兴，就要解释，帮万永昌说话，护着万永昌。
　　“爹，看你说什么呀，万永昌没对我干什么。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这尤如火上浇油，陈寒峤更来火了。
　　“不是我想的样子？不是我想的样子你怎么会一个人住在这里？不是我想的样子怎么会看不到那个畜牲！”
　　陈寒峤大吼起来，脸变得通红。
　　母亲也来火了：“你不要畜牲长畜牲短好不好。你一口一个畜牲，万永昌是畜牲，我是什么！”
　　这句话把陈寒峤呛住了。
　　几十年来，陈寒峤在陈家向来说一不二，还没有人敢如此顶撞他。他的权威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这是陈寒峤绝对不能容忍的。
　　本来就怒火中烧的陈寒峤气极败坏。他已经完全失控了，瘦长的脸因为痛苦和愤怒而扭曲，狰狞的样子非常吓人。这种狰狞的恶相我后来经常看到，就是在万立人的脸上。人只有在气极了才会如此，陈寒峤当时确实气成这种样子。
　　“白菜！烂货！吃里扒外贱得难过的东西！，我怎么养了你这样一个不知好歹丢人现眼的畜牲！”
　　他全身抖颤，喘着粗气，大声咆哮，什么话难听，什么话伤人，就怎么骂。能想到的骂人的话，最难以启齿的骂人的话，最不该出口的骂人话，陈寒峤全骂出来了。
　　母亲呢，并没有被陈寒峤的盛怒吓住。长到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人如此辱骂，而且是自己的父亲。她的话也变得难听了：“我是白菜，我是烂货，我是畜牲，你怎么也跑到畜牲家里来了，又没有人请你！我丢人现世？要丢也是丢万家的人现万家的世，不会丢你陈家的人现你陈家的世！”
　　房东一家人都挤在厅堂里，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大门口也围了一些人，都不说话，只是往里面探头探脑。
　　遭到了母亲迎头痛击的陈寒峤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只有一种选择，对母亲大打出手。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陈寒峤一纪响亮的耳光重重落在了母亲的脸上。
　　陈寒峤是什么人，有一对铁砂掌，要是用足了力，我们家那张用了几十年的杉木小方桌都会被他击得粉碎。显然，在铁砂掌落在母亲脸上之前，他卸了力。尽管如此，已经有身孕的母亲还是一个趄趔，摔倒在地。
　　挨了这一巴掌的母亲大脑里一片空白，之后才感到疼痛。
　　脸上火辣辣的，半边脸肿了，上面有五个清晰的手指印。胳膊也摔破了，好几个地方都在流血。
　　她首先想到的是肚子里的孩子。
　　坐在地上，摸了摸肚子，没有异样的感觉，她才放心了。
　　陈寒峤已经走了。甩门而去时丢下了一句这样的狠话：“你就死在这里吧，看谁来给你收尸！”
　　回过神来后，十九岁的母亲哭了。
　　老死不相往来
　　就是因为那一巴掌，陈寒峤不再来小城，母亲也三十多年没有回娘家。
　　如果陈寒峤的性子不是太烈，根本就不会有后面让外人百思不得其解让知情人嗟叹不已的结局。偏偏他又有一个和他一样倔的女儿，这件事便没解了，成了一个死结。
　　那是陈寒峤最落寞的一个时期，也是他一生中脾气最爆躁的一个时期。小作坊关闭，陈寒峤成了一个终日到处闲逛无所事事的人，这让陈寒峤很不习惯，心境恶劣到了极点。
　　在家里，陈寒峤喜怒无常，一件很小的事情都会大发脾气。家里的人都怕见他，在他面前个个小心翼翼。
　　他从外面回来，饭菜是一定要上桌的，碗筷送到他手边。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会呼哧呼哧喘粗气，一言不发，眼睛瞪得很大。看他这样子，舅舅舅妈都会躲开。外婆知道火药桶要爆炸了，急急忙忙从厨房里走出来，满脸含笑，一只手拿着酒瓶，一只手拿着酒杯，意思是让他稍安勿躁，先喝一杯酒，暖暖胃，饭菜很快就可以上桌。但是陈寒峤一掌把外婆放在桌上的酒杯打飞，脚一跺，倒背着手，气呼呼甩门而去。
　　要东西也是这样。他话不说第二遍，东西没有及时送到手中，他通常有两种表现，一是自己动手去找，但是家里就像刚来过强盗土匪，不是他要找的东西被扔得满地都是；可是等到外婆把他要找的东西送过来，他又不要了，抬腿就走，叫外婆白忙活一阵。
　　只要他在，家里最好一天到晚没有任何声音，也不要有任何人在他眼前出现。
　　这怎么可能？他本人就是声音的制造者。
　　舅舅舅妈那时还小，吵吵闹闹是难免的。
　　突然间，咚的一声响，是一只鞋子砸在门上。
　　一家人吓了一大跳，之后鸦雀无声。
　　可是家里没有人也不行。白天，他在家里闷得慌，会到外面去走走，回到家里，看到一个人没有，当然不会吭声。可等到外婆进门，就会听到他一声炸雷般的大吼。
　　“都死到哪里去了！”
　　这就是那个时期的陈寒峤。五十几岁的人，还像个小孩子，脸说变就变，有太多的叫人琢磨不透。他可以州官放火家里人却不能百姓点灯，他可以为所欲为家里人却不能有一丝一厘的差错。别人等他怎么等都不为过，他要等别人，一秒钟都不行。
　　那一天，陈寒峤走了六十多里路，前半程七上八下，心里忐忑不安。后半程火烧连营，肺都气炸了。
　　回到圩镇，陈寒峤依然是气呼呼的。
　　此时太阳已经西斜，厨房里面，外婆正在张罗晚饭。
　　看见陈寒峤的神色不对，两个小孩子吓跑了。
　　听到动静，外婆赶紧走出来，迎接她的，是啪的一声巨响。
　　一只刚刚一饮而尽的茶杯，摔碎在外婆的脚下。
　　接下来，茶壶也碎了。
　　这个过程是一定要有的。回到家里的程寒峤如果不这么发泄一下，说不准真的会怒火攻心，扑倒在地。
　　他的气性就有这么大，是一种头要爆炸的感觉，很长一段时间胸口还会憋得慌，甚至胀着痛。这时他摸到什么就会砸什么，恨不得用头把墙撞出一个窟窿来，那一声大吼，几里外都可以听得到。对他火烈性子不是很了解的人，真会被他吓死掉。
　　看见陈寒峤一回到家里就发了疯一样砸东西，外婆肠子都悔青了，后悔没有坚持没有陪陈寒峤进城。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她猜想到，陈寒峤动了这么大的雷霆之怒，一定和母亲有关。
　　外婆也只能后悔而已，以陈寒峤的急性子，能把外婆带进小城吗？
　　该发生的事情是一定要发生的，这是我们这个家族中的命中定数，是我们家的诺亚方舟在起航时所遭遇到的第一场风暴。
　　这里面没有恩怨，更没有仇恨，只是心中的一股刚烈之气使然，非要极尽喧泄不可，否则还不知会出现什么可怕的事，甚至让陈寒峤把一条老命都搭上。
　　在漫长的三十多年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刺穿一对父女的心，我没法去表述。
　　无所事事的悠闲时光很快就会过去，进入困难年月后，像母亲这样一个人，一天到晚忙得要死累得要死，大概没有多少时间去伤怀。她每天有太多的事情要面对，早晨天不亮就起床，半夜三更还坐在油灯下，只要倒在床上就能呼呼入睡，你要她悲悲切切，顾影自怜，这显然是没可能的。
　　但是，我曾看见过这样的情景：一个蹒跚的老人从门前经过，或者从远处走来一个鹤发长髯个子瘦高的长者，母亲要么怔怔发呆，要么如同遭了雷击，脸色变得苍白，身子微微颤栗，神情举止中流露出明显的惊慌失措，头都不敢抬起来。等到那位长者走过去了，母亲又会是一副怅然若失的表情，有时还会长长地叹一口气。
　　母亲想到了什么？她是不是以为那位鹤发长髯个子瘦高的长者就是陈寒峤，就是她多少年苦苦不能相见的父亲？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场争吵之后，母亲的梦中还会出现圩镇吗？还会出现她儿时生活的那个温暖的家吗？还会有陈寒峤吗？母亲从来不说，我们也无从得知。
　　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
　　在我们的年少时代，母亲每年都要做很多千层底布鞋。千万不要以为，那些布鞋只是做给我们的，陈寒峤也有份。
　　夜里，母亲坐在菜油灯下，用旧报纸剪出鞋样，用米饭把布一层层粘起来，用锋利的切刀裁齐。她裤腿撩起，在自己的大腿上搓麻线。一个带有倒钩的锥子在厚厚的鞋底上钻眼。两根麻线在鞋底上来回抽，再用力一扯，完成一个针脚。那些密密麻麻的针脚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一个个呈规则的菱形。这样做出的千层底布鞋非常结实，穿在脚上也非常舒适。
　　给我们做布鞋，母亲当然要用一把竹尺量一下我们脚的大小，可是给陈寒峤做布鞋是不需要量的，也没可能去量，可是尺寸大小完全合脚，就好像比划着做出来的。这只有一种可能，陈寒峤的模样已经刻在母亲的心里，永远不会改变。
　　鞋子托人带回圩镇，陈寒峤肯定不会穿。但不等于他心里没有那些鞋子。这也是陈寒峤的有意思之处。在房间里，背着人，外婆曾多次看见陈寒峤把鞋套在脚上。他先试左脚，再试右脚。鞋舍不得落地，手摸几下，床沿或椅子上蹬几下，便把鞋子放回箱子里。
　　悄悄回到厨房的外婆，坐在灶下抹眼泪。
　　让外婆泪眼婆娑的的绝不仅限于此。
　　有时候，陈寒峤会把那个装着母亲辫子的精致小匣子拿出来，长久地望着里面的东西怔怔发呆。
　　他的手在里面摩挲着，长命锁拿起来又放下，然后银项圈银手镯一一送到眼前，眯起眼睛，久久端祥.
　　此时的陈寒峤早已老眼昏花，看东西特别费眼神，时间长了就会双眼酸涩。但只要拿起这些属于母亲的东西，他眼睛就会很长时间定在那里，目不转睛。
　　他看到了什么？是母亲年少时的模样？还是他给母亲戴银项圈银手镯的情景？那个穿着花褂子扎着红头绳的小姑娘是否又一次蹦蹦跳跳出现在他眼前？还是那一巴掌下去，一个倒在地上已经有了身孕的美丽少妇？
　　收起匣子，陈寒峤去了外面。
　　这一天，陈寒峤很晚才回家。在饭桌上坐下，他一声不吭，只是闷着头喝酒。
　　要从陈寒峤动不动就拉得很长的脸上看出点什么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但他心绪上的微妙变化，躲不过外婆的眼睛。
　　陈家唯一的血脉和陈寒峤闹成这种样子，外婆比谁都心痛。她很想劝劝陈寒峤，把心放宽，不要和晚辈一般见识。但陈寒峤那样一个人，外婆如何劝说！
　　到后来，外婆不开口还罢，只要开口劝说，一定受到陈寒峤劈头盖脸的一顿喝斥。
　　他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闭嘴！
　　有时又会大吼一声：滚，给我滚远一点！
　　在外面，陈寒峤从来不提母亲。只有在外婆面前，陈筱菡这三个字有时才会突然迸出来，但多半不是什么好话。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陈寒峤需要一个台阶。这个台阶也只能母亲给，谁给都没用。
　　可母亲怎么能服这个软呢？便只能这样死拧下去，至死方休。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个问题摆在了他们面前，无法回避，那就是陈家财产的继承。
　　从外婆的心思来说，肯定希望陈家的财产能够给母亲一部分。这件事，外婆曾一再暗示母亲。
　　母亲只有一句话：“我走不开身。”
　　外婆也就只有叹气的份了。
　　1982年端午节后，外婆在屋后的水塘淹死，母亲回圩镇奔丧，在隔了漫长的近三十二年，才再一次与陈寒峤见面。
　　坐在外婆的坟前，母亲放声大哭。
　　送葬的人都离去了，只有舅舅一个人在一旁陪着母亲。
　　母亲哭得天昏地暗，哭得泪水滂沱。谁能说得清楚，这悲恸的哭声中，除了对外婆无限的追思抱憾，还有没有对陈寒峤那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满腹凄楚辛酸呢！
　　四年后，陈寒峤无疾而终，母亲再一次回圩镇奔丧。
　　此时的母亲，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已经没有人样了。
　　这一次，母亲没有号啕大哭，她只是干嚎了几声，也算为他们几十年的纠结，划上了最终的句号。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的倔犟是有根的。它源自陈寒峤的血脉，又从母亲体内流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后来如此对待母亲，责任不完全在我们身上，陈寒峤也要负很大的责任。
　　打断了骨头连着筋
　　母亲和陈寒峤之间的相互较劲，对我们的影响不大，因为我们还是可以到外婆家去的，该得到的东西一样能得到，甚到可以得到更多的怜惜，最多也就是损少了一笔原本可以从陈寒峤那里继承的财产。而在年少时代，对财产我们并不在乎，只要有吃的东西源源不断从圩镇送来，到过年时能收到压岁钱，我们就满心欢喜。
　　可对于外婆舅舅舅妈而言，麻烦就大了。
　　当母亲在小城出现的消息传到圩镇时，外婆甚至比陈寒峤还要着急。她也想去看看自己的女儿，弄明白母亲怎么会孤身一个人出现在小城，可是陈寒峤不让她去，她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陈寒峤从小城回来的那一晚，外婆几乎通宵未眠，可又不敢去问陈寒峤怎么回事，生怕再次把火药桶捅爆了。
　　第二天，她去找带回消息的人。
　　以外婆的人缘，不用自己开口，别人也会帮她。
　　考虑到外婆行走不方便，那人主动提出要用独轮车推外婆进城。
　　就这样，外婆坐着独轮车，来到了我们家在小城的第一个家。
　　看见母亲脸上的青肿还没消退，又是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外婆心痛不已。得知母亲有了身孕，外婆又着急起来。
　　见到了自己的亲人，满心委屈的母亲抱着外婆放声大哭，外婆的眼泪也掉个不停。
　　她不敢在女儿家久呆，千叮咛万嘱咐，把该教的东西都对母亲说了，留下一点钱，就坐着送她来的独轮车急急忙忙回圩镇去了。
　　从这天起，小城就成了外婆经常来的地方。不再是坐别人的独轮车来，而是步行。这对一个上了年纪而且裹脚的女人来说，是件何等辛苦的事！
　　数年前，我去江浙一带旅游，在一个景点看过一些旧时代女人穿过的绣花鞋，也听当地导游就此事所作的介绍。这让我心生怀疑：外婆不可能颠着小脚从圩镇走到小城，因为裹成三寸金莲的女人，骨头已经折断，不能走长路。但外婆步行来我们家是千真万确的，不容置疑，因为我就是见证者。童年时代，外婆是怎么一次次走进我们家，到今天还一一历历在目。
　　那一年，外婆一直在坚持着。每次都是一大早上路，住一晚，第二天又走回去。
　　只要进了家门，外婆手脚就不会闲着，什么事都不让母亲做，母亲只要在一旁坐着就行了，或者躺在床上，等着外婆把炖好的鸡汤送到她手上来。
　　五月初，小城迎来了一年中最美好的一个季节。南风一天到晚刮着，空气中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柚子花香，树冠上换上了耀眼的新绿，田野上是这个季节才会有的勃勃生机，让人心旷神怡。
　　母亲即将临盆，我们家的第一个孩子很快就要来到人世。
　　外婆一直在为这一天作准备。她提前一个月来到了小城。动身那天，她挑着两只腰篮，里面装满了鸡蛋红糖桂元干老母鸡和一些她所能拿得出的补品。
　　这一次住的时间很长，总共两个多月。等到说好了要走时，临出门前又变卦，往后一推再推，好几天才得以成行。
　　圩镇也有外婆的一个家啊，她不能不心挂两头！
　　此后很多年，情况没有任何改变。别人家都是女儿回娘家。在我们家完全反过来了，次次都是外婆颠着小脚来女儿家。
　　等到外婆走不动了，来小城看望母亲和我们的接力棒，就传到了舅舅舅妈手中。
　　这件事对他们而言肯定是个不小的负担，尤其是他们也为人夫为人妇当了父母，还要隔三差五往小城跑，人在路上，心里却在惦记着刚出生的儿女，会不会有抱怨，就不好说了。
　　但不管有没有抱怨，他们都得来我们家，带着该带的东西，这是不能改变的。
　　漫长的三十多年，陈寒峤虽然不再踏进小城一步，但怎么对待母亲，也有些蛛丝马迹可循。
　　最显眼的就是从不反对外婆以及日后舅舅舅妈来我们家。
　　外婆把什么都往我们家搬，他一声不吭。这表明，外婆来我们家是得到陈寒峤默认的，甚至是得到他的鼓励的。
　　每一年，屋后菜园子里的几种水果熟了，陈寒峤在树下一站就是老半天。
　　在他后面的外婆看见了，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陈寒峤离去后，她连忙叫来舅舅和舅妈，要他们搬梯子，上树摘果子。
　　仲夏送桃李，八月送枣子，晚秋送板栗和柿子，冬天送柚子，年前给我们家送鱼肉，给我们发压岁钱，成了外婆每年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内容。
　　随着我们一个个降临人世和逐年长大，外婆家养的鸡也越来越多了。
　　在外婆家，小鸡是允许进菜园的。小鸡进入菜园，除了吃虫，还一定会吃菜。
　　有虫子吃的小鸡，长得特别快，肉也特别好吃。
　　只要鸡能吃的东西，外婆都会让它们吃。陈寒峤也不管。
　　六七月，小公鸡开始啼鸣。每每此时，陈寒峤便会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这鸡不能再养了，是不是要找人来把它们阉了？”
　　外婆不接话。第二天天刚亮，她就把小公鸡一只只从鸡笼里抓出来，翅膀上系一根红绳，赶早进城。
　　这就是在困难年月，外婆一家给予我们家的一切。
　　要是没有外婆他们的物质援助，在最困难的那些年，我们家的生活真不知会是何种样子。
　　我们家的孩子，都是吃着外婆养的童子鸡长大的。至于被接到外婆家去住一段时间，吃几餐饱饭，那就更不算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