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第四章

　　第三章
　　母亲
　　农历2001年的除夕之夜，母亲陈筱菡在老宅溘然去世。她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
　　由于身边没有人，她死前发生了什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下去世的，我们只能根据事后的现场进行判断。
　　正月初一上午，我们翻墙进入院子，撬开大门才进入老宅。
　　当时，我们正按照约定的时间去给她拜年。进入阴森恐怖寒气逼人的老宅，我们看到的是：母亲横陈在床上，头朝着外面，地上有很多呕吐物，裤子是湿的，里面兜着排泄物，人已僵硬。
　　对于母亲的死，我们没有太多的惊讶，也没有太多的伤悲。
　　第五天上午发丧。大哥万立人调集了大小四十多辆车子把她送回老家岭下万家。族里的人，还有方圆几十里的亲戚，只要能走动的都赶来了。门前的谷场上，黑丫丫站满了鸦雀无声的人群。长长的队伍缓缓蠕动着，围着灵柩一圈又一圈绕行，手持香火大人小孩，依序上前给母亲鞠躬。
　　突然间，斜刺里传出了哭声，是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女人被人搀扶着，跌跌撞撞从村头那边走过来。受到哭声的感染，人群中出现了骚动，有人开始掩面而泣。压抑已久的沉闷气氛在这一刻终于打破了，而穿着孝服一直跪在地上低垂着头的我们却没有一个落泪。
　　这样一种场合，我们的眼泪只在心里流淌。
　　要说死，母亲都可以死一百次了。
　　我结婚那年，母亲曾被送进医院一次。这是母亲这一生中第一次因自己生病而被送进医院。
　　先是被送进小城地区医院，第二天又被送进省城最好的医院。
　　以为母亲回不来了，除了大哥万立人，我们都哭了。
　　当时的情形确实非常恐怖，医生的质询既让我们胆寒又让我们无言以对。等到手术医生把切除之物拿出来给我们看时，我们一个个面面相觑，然后勾着头默默而去。
　　这以后，母亲不断被送进医院。
　　年轻的时候，她有严重的贫血症，经常头晕，在地上蹲久了，要站起来得千万小心，弄得不好就会扑倒在地。
　　她之所以会患严重的贫血症，是我们家众多谜团中的一个秘密，在后面我会交待清楚。
　　她还拉了差不多二十年的乳糜尿，弄得我们家的尿桶一年四季像泔水桶。
　　以前没人管时，她一直听之任之，从不治疗，后来是万立人花了很大的功夫才把她的乳糜尿治好。
　　1969年的夏天，母亲大腿的根部长了一个疔疮。
　　那地方长疔疮，母亲就更不会去医院了。她到荷塘边摘了很多乌桕叶，捣烂敷在疮口。又弄了些草药煎水清洗疮口，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用剪刀把腐烂的肉绞出来。
　　那一幕被我们家的药罐子万立德看到了，讲给我们听，当时没有多大的感触，说明我们年少时对母亲的麻木。等到我们成年后，再想到这事，便有了刀子剜心之感。
　　母亲后来之所以不断被送进医院，完全是受父亲万永昌的拖累。
　　父亲万永昌病着被人送回家后，不但把自己弄得苦不堪言，还把我们一家人弄得很苦。
　　那真是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没有让我们一家人发疯，真是一个奇迹。
　　最受累最苦的还是母亲。她患了伤寒，骨结核，到后来已完全没有人样。
　　把她送进医院，医生坚决不肯接收，要我们把她带回家去，准备后事。
　　这事当然难不住万立人。他径直去了院长办公室。院长一个电话，叫来了一大群科室主任。
　　就这样，母亲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又回到了阳间。
　　这次出院后，母亲扶墙行走大约有一个多月。
　　问题在于，母亲一点都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她好像有意要与自己过不去，只要身体稍微像点样子，她又蹚水去塘对岸的菜地，又上树砍树枝，又攀梯上屋顶捡漏，又没完没了围着父亲转。夜里，只要父亲一叫起来，她就会挣扎着起身搀扶父亲下床拉尿。白天，有运泥土填塘的大卡车开过来，她居然丢下父亲不管，拿着锄头土箕急急忙忙追出去，到泥土堆里翻捡破砖烂石，一担一担挑回家。
　　这让万立人有一种万箭穿心之感，我们一个个也气得很苦，还提心吊胆。
　　母亲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实在是太可怕了，犹如利剑高悬在头顶，叫我们惊恐，不安，提心吊胆，日夜魂不守舍。
　　但我们对母亲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祈祷老天爷，不要再让更大的灾难，更多的不幸，更多的折磨，降临到她的头上，降临到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家。
　　　　　　　　　　　　　　　　　　　　　　父亲
　　父亲万永昌是1991年7月24日晚在小城的地区医院去世的。
　　他是一名老地质工程师，195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一生在外面漂泊，跑遍了华中、华南、华东好几个省的千山万水。等到他跑不动了，眼看着再有几年就可以退休了，却是被人送回家来，从此卧床不起，直到去世。
　　万永昌身材高大魁梧，长一脸腮络胡子，走路双腿生风，是我们家的美男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小城辖下的一座山区县发现了铀矿，国家为此专门修建了一条铁路，还在小城建起了一所地质专科学校。这所专科学校的学生无论男女身材都很高大，很多人都是运动场上的健将，尤其是打篮球特别神勇，打遍全地区无敌手，每年举办一次的地区篮球联赛，冠军队非他们莫属。
　　地质专科学校之所以要招清一色的高个子学员，据说与一条不成文的特殊规定有关。这只能说，在五十年代，很多事情过于认真了，跟现在大不一样。
　　我也在地质队呆了十多年，身边学地质的同事一大堆，不一定个个身材高大，尤其是七八十年代分来的大学生。在很多方面他们当然不能与万永昌相比，但他们还不是一样搞地质，一样以很快的速度晋升地质工程师，高级地质工程师，有的还当了大队长，甚至去了省局当局长。这说明，搞地质的人，不一定非要高个子，飞毛腿，登山如履平地。个子矮小的人一样可以搞地质。
　　再一个结论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要比父亲万永昌好得多。
　　父亲万永昌就属那种登山如履平地的人，一天行走几十里路甚至上百里路是很平常的事。他一步就是标准的一米，在野外，他通常都是用这种方法来丈量距离。几十年的野外生活让他养成了极好的职业素养，做什么事都一丝不苟，为工作上的事常常和人争得脸红脖子粗，星期天常一个人背着地质包和“三大宝（地质锤、罗盘、放大镜）”上山，甚至肩上还会有一把任何一个搞地质的人都不会有的锄头，让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在山上到处乱刨的山民。为了对一种地质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他可以在一个地质点上一蹲就是半天，那种认真劲儿又实在叫人受不了。
　　父亲万永昌还是我们家的大书法家，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和硬笔字。他的书法作品在我们家随处可见。说起这事也是怪难为情的，他的那些叫人赞叹不绝的作品，并不是留在宣纸上，而是留在我们家的马桶上，尿桶上，竹床上，床板上，桌椅板凳上，脚盆上，水桶上，簸箕上，扁担上，热水瓶壳上……
　　每年探亲回家，只要看到我们家新添了一件家具，万永昌就会手痒难忍。接下来，他就会即兴挥毫泼墨，我们的大名，从母亲陈筱菡开始，到大哥万立人，以及万立言，万淑芬，万立诚，万立德，万立行，万淑芳，便一个个留在那些新添的家具上。
　　就是因为写一手太好的字，万永昌给自己惹来了大麻烦。这件事也放到后面去说。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万永昌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哪怕就是到了今天，我搜肠刮肚，能找到万永昌的记忆也是非常有限。
　　他存在的意义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每个月往家里寄一次钱，二是频繁让我母亲生孩子。
　　这当然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情况不正常，钱没有，孩子也不会生。
　　对于万永昌老是让母亲生孩子，我是很有看法的。
　　小时候，看见万永昌回家，我既开心又不开心。开心是因为家里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天天有鱼有肉，油水太多，吃得我厕所都跑不赢，不吃的肥肉偷偷往床底下扔，夜里尽招惹老鼠。不开心就是万永昌走后，母亲的肚子又要挺起来了，让我很没有面子。
　　从前，我有一个这样的不好想法，万永昌一回家，就是找母亲干坏事。
　　在西门口，孩子之间，有关大人的事经常被传得神神秘秘，让孩子们一个个眉飞色舞。一旦吵起架来，相互之间又以此说事，攻击辱骂对方。
　　万永昌很少回家，他的出现就更加引人关注。
　　孩子见了我，一个个暧昧不清地挤眉弄眼，还有人直接问：“夜里你有没有看到你爸爸把你姆妈压在下面？”
　　这让我很气愤。
　　过了些日子，孩子们开始留意母亲肚子的变化，迎面相遇，眼睛都盯着母亲的肚子看。
　　看见母亲的肚子隆起来，他们便兴高彩烈地高声叫喊：“万立言姆妈的肚子又大了！”
　　给我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我母亲是被人强奸了似的。
　　我与很多孩子的争吵，都因此而引发。
　　他们人多，我力薄，被打哭了，无处诉说，便迁怒父亲万永昌，心里恨死了他。
　　这是我对万永昌最早的怨恨。
　　在家的半个月，万永昌确实有很多事情让人讨厌。夜里，他像魔鬼一样，还打母亲。
　　这都是避开我们的，但要想不让我们知道是没可能的。到后来，不用别人说，我都认为他是一个死不要脸的臭流氓。
　　孩子越来越多，也确实大大地影响了我的生活。权衡利弊，我有了这样的想法：万永昌只寄钱回家就行了，最好永远别回来。
　　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以我后来对万永昌的了解，只要可以回家，他天天都会往家里跑。
　　1969年春节后，万永昌隔年甚至三年才回家一次的事再也没有发生。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84年5月，万永昌千里迢迢被人护送回家。从此如他所愿，可以天天呆在家里了。
　　但对我们家而言，却是一件最惨痛的事，比老宅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重负还要沉重，比老宅对我们的折磨还要惨酷。我们家的暗无天日这才刚刚开始。
　　就是从这天起，母亲，万立人，我，还有我们家的所有成员，都在所难逃，全部被万永昌折腾得死去活来。
　　万永昌的病，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恐怖至极。因而，他的死，凄惨无比。
　　我后来之所以经常发噩梦，在梦里大喊大叫，一声冷汗，跟万永昌的病和死是有密切关系的。
　　那是我们家永远的痛，这一辈子无法磨灭。
　　最能干的人
　　我们家有三个非常能干的人：母亲，万立人，万淑芬。
　　母亲的能干是一种“小家子器”的能干。她怕我们糟蹋了她的东西，什么都不让我们粘边，什么都不让我们插手，大包大揽，助长了我们的惰性。
　　如果我们想动手给自己洗衣服，母亲一定会制止。她怕我们用多了她的肥皂，衣服还洗不干净。
　　我们想帮她炒菜，她也不让。她怕我们用多了她的油。
　　我们蹲在灶下帮她烧火，她又会心痛我们多烧了她的柴禾。
　　塞进灶里的柴禾太多，把火堵死，弄出滚滚浓烟，薰得人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狼狈至极，她还会把我们臭骂一顿：“你们这哪里是在烧火？你们这是‘烧窑’，‘薰蚊子’！”
　　这种情况下，她会毫不客气从灶中抽掉一些柴禾，用脚把火踩灭，或者把它插进一旁的泔水桶。
　　接下来，她立即下逐出令，把我们赶出厨房。
　　除非外面实在太冷，我们无处可去，才可以继续留在灶下。
　　“火要空心，人要虚心。”这是儿时我们蹲在灶下接受启蒙教育，母亲对我们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
　　当然，她对我们的教育，完全都是从生活现象或她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她只能这样教育我们，因为她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
　　正是她这也不让那也不准，弄得我们刚走上社会时，什么都不会，做什么都笨手笨脚。
　　大哥万立人的能干，是在极度恶劣的环境里逼出来的。我们家的情况，必须让他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有了这棵大树，我们就不用担心，暴风暴雨霜雪冰雹会落在我们的头上，最少有遮挡躲避之处。
　　我们后来养成了习惯：只要家里有事，就一定是万立人的事。这是就大事而言。只要大哥万立人出面，好像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
　　万淑芬属于另外一种类型的能干。
　　她一直在温暖我们，一种心贴着心的温暖。这就足矣！
　　母亲带给我们的，只是呵护，而不是保护。
　　呵护和保护的区别是很大的，前者不一定孔武有力，能够对抗来自外面的风暴，但是可以以命相抵，九死一生。
　　这是我现在的看法。在我年少时，我是不会这么看的。从前，我们经常处于饥寒交迫之中，一天到晚没人管，没有冻死饿死下河玩水时淹死就要谢天谢地了。在这么一种情形下，要我认为母亲一直在呵护我们，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但我相信，如果大哥在天有灵，是会同意我现在的说法的，包括鬼灵精怪的万立诚在内，都不会有任何异议。
　　儿时候，我们经常玩一种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一个大一点的孩子扮演母鸡，一群小一点的孩子排着长队相互拽着衣服的下摆躲在母鸡后面扮演小鸡，一个男孩子扮演凶猛的老鹰。老鹰不断向母鸡护住的小鸡发起冲击，母鸡张开手臂四处阻拦，实在阻拦不住了就大声招呼身后的小鸡：快蹲下，快蹲下。小鸡们蹲下了，就等于钻到母鸡的羽翼下去了，受到了母鸡的保护，老鹰就不能再抓了。
　　游戏当然是非常轻松，没有眼泪，没有鲜血，没有生命之虞，只是为搏一时之乐。长长的队伍扭来扭去，孩子们脸颊上挂着汗珠，一个个尖声叫喊，嘻嘻哈哈，兴奋无比。
　　真正面对一只凶猛的老鹰，要保护好翼下的一群小鸡，就不那么容易了。
　　那只羽毛带血、孤独无援、拼命搏击的“母鸡”，就是我们的母亲啊！她不是用身体挡住来自外面的伤害，而是用生命托举我们，让我们快快长大成人。
　　最无用的人
　　同样是三个：万立言，药罐子万立德，万淑芳。
　　万立言是我们家的老二，也即是我。
　　关于我的无用，母亲用了一句最经典的话概括：躲在饭甑后面都会饿死掉。
　　在我儿时，也有一句经典名句：“姆妈，他打我。”
　　如果那些打我的孩子与我一样大，也就没什么好说了。偏偏许多经常欺负我的孩子，都比我小好几岁，矮一截。
　　不知为什么，外面的孩子都喜欢欺负我，无论对方比我小多少我都不敢还手，也不敢逃跑，只是傻傻地站在那里，任由别人打。
　　打我的孩子离去后，我才撒腿飞奔，跑到母亲那里去告状。
　　小嘴唇一扁，豁着大门牙，抽噎着，奶声奶气，大滴的泪珠挂在脸颊上，有时连鼻涕都出来了，挂在唇尖，一伸一缩，这就是我站在母亲面前的样子。
　　这大约是八岁之前的事。八岁之后，我成了一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已经知道害羞了，再在外面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不但不敢回家告状还要东躲西藏，生怕被家人看到了我被人打了的狼狈相。
　　去了地质队后，卖力的活没少干，却一直受不到领导的重用。跟我同一批内招的青工，干活不需要我这样卖命，也不要像我这样一味迎合人讨好人处处扮演好人，处心积虑表现自己。可他们中的不少人很快换了工种，调进科室，得到提拔，一路扶摇直上，身居要职。而我在地质队干了十二年，离去前还是一名被人瞧不起的钻工。到了该谈婚论嫁时又一直找不到女朋友。每次休探亲假，看见我又是一个人回来，母亲就要哭一回，念叨着说要断禾种。如果没有万淑芬帮我，不说到现在还在打光棍，最少我还会在光棍大军里呆上一阵。
　　调回小城后，不是万立人，很多好事永远也轮不到我的头上来。当然没有万立人，我根本就不可能调回小城。
　　那些年，小城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钱来得太轻松也太快。市场刚刚全面打开，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城市不断向外推进，满眼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仿佛一夜之间，全民都加入了滚滚商潮。工人在厂里无心上班，四乡的农民纷纷涌进城里，机关里的人也坐不住了，变着法儿往外跑。很多人一天到晚都在忙着，几天不见就当刮耳相看，先前还是两手空空，再坐在一起连小车子都有了，手指上套着硕大的金戒指，一脸暴发户土财主的喜气洋洋。
　　那时就是这样，靠的不是本事而是先行一步的运气，当然也有勇气。只要你敢放手一搏，钱就会和你有缘，很多人的第一桶金就是这么淘到的。
　　我的赚钱渠道跟别人大不一样，既没有去摆地摊也不需要起早摸黑东奔西走屁股冒烟灰头土脸，坐在家里就会有钱送上门来。刚进入生意场时，万立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通过他我认识了小城一批市场开发商。我的买卖就是在他们手中倒腾铺位，快进快出，决不贪大，见好就收。这种近于空手道的市场游戏后来被我玩得溜溜转，几个电话，一个饭局，谈笑吃喝之间，一桩买卖就促成了，又一笔可观的进项落入囊中。
　　所以，我后来的小日子过得很滋润，住的是物价局的廉价房子，有自己的小车子，成天泡在茶楼酒店歌舞厅，跟一帮生意场上的朋友搅在一起，喝的是好酒，抽的是好烟，打牌可以通宵达旦，一个晚上输几千块钱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人前人后，人模狗样，谁知道我从前的窝窝囊囊？
　　
　　药罐子万立德因为从小有病，身体一直单薄羸弱，他不中用，成为我们家一个吃闲饭的人，无可厚非。
　　举一个例子，说明他的无用、拖拉和琐碎。
　　1982年夏天，大哥万立人请来几个木工，翻修老宅西边被大水浸泡得一塌糊涂的厢房。
　　钉子没了。大哥万立人掏钱叫已是高中生的万立德上街去买钉子。
　　万立德出门时，大哥万立人还特意交待：“快去快回，木工师傅在等钉子用。”
　　万立人的交待被万立德扔到脑后去了。到了街口，他挤进了人堆。一棵浓阴蔽日的法国梧桐树下，围着一大群人，中间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年青。他手上两个小布球在三只扣着的碗里来回倒，明明看见一只小布球进了中间的碗，等打开中间的碗，小布球一定不在中间的碗里。围观的人不断把钱押下去，其结果只能包输不赢。这种有人作托合伙骗钱的小把戏，万立德看得如痴如醉，直到没人再往下押钱，小把戏结束，几个骗子把钱揣进口袋快速离去，围观者也一哄而散，一直目不转睛蹲在别人脚底下的万立德这才悻悻站了起来。
　　不久，万立德又在一个气枪摊前停下了脚步。
　　气枪摊子从前是一个立起来的架子，上面有很多排布做的小人，被子弹击中那些小人就会翻转过来。顶上还有一排字，要么就是打倒美帝国主义，要么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台湾岛。后来就简单多了，只是在路边立两根竿子，竿子上挂一块红布，红布上挂了很多气球。几米外放着一个木棍支撑的三角架，三角架上挂着一枝气枪。子弹是用大头针做的，一头缠着彩色线丝。五分钱可以打十枪。每打中一个气球，奖励一枪。
　　气球很大，距离很近，要打爆气球却不是那么容易。这是因为枪主在气枪或子弹上做了手脚。
　　万立德的脚就像在气枪摊前生了根，挪不动步，一站就是几十分钟，看完一个十枪又看第二个十枪，然后是第三个十枪，第四个十枪……他大约也很着急，知道不能再看下去了，心里一直在念叨着要买钉子，却总也走不了。
　　好不容易离开了气枪摊，前面又碰到卖狗皮膏药的。
　　一个三十几岁的大汉光着上身，巴掌在胸脯上噼里啪啦拍得震山响，一旁还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可着劲甩一根长鞭。两只小猴子蹦来跳去，环绕着场地不停奔跑。围了一圈人看他们的表演。不时有喝彩声和掌声响起。
　　万立德再次挤进去了。
　　再往前，还有在路边摆象棋残局的，抽签卜卦看相算命的。这些东西曾经在小城消失了多年，但是在1982年的夏天，它们又冒出来了，而且没有人管。
　　这都吸引了万立德的注意力，让他止步不前。
　　万立人左等不见万立德，右等不见万立德，心里焦急。他要照应木工，怕他们偷奸躲懒，离不开身。只好再掏一次钱，叫比万立德小五岁的万立行上街买钉子。
　　万立行钉子买回家，万立德还没回来。
　　那天万立人给了万立德一个巴掌。这是成年后的万立人第一次动手打弟妹。也是万立德这一辈子唯一在家挨过的打。
　　就这么一个人，没读大学，后来居然进了银行，而且坐上了信贷科副科长的宝座。这当然离不开万立人的作用。
　　以他的经济实力，买小车没有任何问题，可他要装穷，每次出门开的是一辆电动摩托车。那辆摩托车已经用了很多年，坐垫的皮烂了，油漆斑驳，还经常抛毛。一旦摩托车抛毛，不中用的万立德只知道站在路边来回搓手转圈，如果不是接到电话的万立行或别的什么人飞车赶到，他还不知要在路边转多久。
　　磨叽，拖沓，做事不得要领，笨手笨脚，呆头呆脑，反应迟钝，看他做事比自己动手还累，这就是我们家的药罐子万立德。
　　
　　万淑芳是我们家的老七。她是母亲在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生下来的，出生时连包裹的棉衣一起称只有三斤半，像只病猫。
　　这个我们家最羸弱的孩子，是在全家人的漠视中长大的，是在担惊受怕中长大的，是在极度的恐惧中长大的。至于饥肠辘辘，有一餐没一餐，我们儿时都有这样的经历，也就不算什么了。
　　十五岁，她去了省城，在省城读完了中专，然后在省城就业，嫁人，生子。
　　中专三年，她回家不多。一寒一暑两假住不了几天就会走人。
　　无论是住在老宅，还是住在我们这个家族留在小城的任何一个人的家里，一到半夜三更，她就会发噩梦。
　　她大喊大叫，声音惊恐无比。我们都被她惊醒了。围在她的床头，只见她喘息未定，一头的冷汗。
　　她告诉我们，在省城，也会发噩梦，但是数量很少，一年会有几次。只要回到小城，一定每夜发噩梦。
　　这与我噩梦不断的情形是一样的，又远甚于我。毕竟，我还不至于每晚噩梦缠身。
　　我曾问过她，梦见了些什么？能不能对我说说？
　　她摇头，不肯说。
　　其实这是不要问的，她不说我也知道是什么让她发噩梦，梦中会有些什么东西。没完没了的噩梦，又成了她的一个噩梦。
　　我们家那像噩梦一样的灾难早就过去了，她也成年了。但她还是很少回来。
　　她成了我们家留在远方的又一道独特的风景。在她身上，一股弥漫了几十年的忧伤心酸至今不散。
　　她不能为我们家做什么是符合情理的，因为从小到大，她在我们家得到的温暖实在是太少了。更何况她是一个体弱单薄的女子，我们无权向她提出过高的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两个弟妹的无用都可以得到宽容。唯有我的无用是不能宽容的。我是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最无用的人。
　　万立人
　　万立人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主心骨。要是没有万立人，我们家真不知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家所有的危机都得由他来化解，我们家所有的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
　　父亲卧床七年多，一次又一次被送进医院，离不开万立人。母亲一次又一次起死回生，也离不开万立人。我去地质队，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是万立人一手促成的。
　　那是一个求一份工作比登天还难的年代，更何况我没有下放农村，躲在家里就能得到一份事业单位的工作，放在别人身上，连想都不敢想。
　　也只有万立人有这种本事，敲开一扇又一扇让我望而怯步的大门，最终把一份去地质队的工作的介绍信交到了我的手中。
　　那一年，万立人还是一名大二的学生。他能入读小城唯一的一所大学也是击败了一大批比他还强的竞争对手，拿到了市二轻局唯一的一个工农兵学员指标。
　　大学毕业后，万立人被分配在小城量具厂。
　　量具厂是生产精密量具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小城算得上是一家很不错的国营企业。我读中学时曾在量具厂下厂劳动，时间是一个月。我的好几个师傅都是上海人，其中一个师傅还是从荷兰回来的留洋生。
　　万立人在量具厂呆的时间不长。结婚后，他调进了行署。
　　他之所以能够调进行署，是因为遇上了李静宜。
　　从西门口一个捡煤渣的野小子，到插队农村知青中的江湖老大，再到小城二轻局属下一家烟花厂的仓库保管员，然后成为天之骄子，量具厂的技术员，进行署，万立人一直在按照他设计的路线行进，一步一步抵达风光无限的人生高峰。
　　经过多年的搏杀，终于坐上了地区物价局局长的宝座。他几十年的人生奋斗，到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当了局长的万立人，虽然一年到头有吃不完的饭局，但还是喜欢吃些又咸又辣的东西，饭桌上只要有一点点萝卜干，一小碟辣椒酱，一小块霉豆腐或者一点点酸腌菜，就可以吃下三碗饱饭。吃相还是那么难看，狼吞虎咽，与从前没有什么区别。反而一上酒桌就常常饿肚子，每每有饭局总要交待李静宜给他留饭留菜。
　　但他的生活确实变得丰富多彩，并惠及我们这个家族。
　　我所知道的是，有一段时间，万立人迷恋上了搓麻将，最疯狂的时候一个星期要打好几场。
　　星期五下班，他开着车子去麻将馆，有时要到星期六的晚上才会回家。
　　李静宜对此意见很大。她和万立人的关系时好时坏，过不了几天的好日子就要大闹一场。
　　万立人不回家，她就整夜到处去找万立人。所有的麻将馆找遍。所有的酒店找遍。有几次差不多快天亮了她才找到万立人。
　　她有这本事，万立人不管藏在哪里，她都能找到他。
　　找到了万立人，她就像一尊菩萨，坐在后面一声不吭。
　　几个固定不变的牌友都认识她。为了打破尴尬，他们一边摸牌一边没话找话，跟李静宜开几句玩笑。李静宜不接话。服务员送上来的茶她也不喝。
　　这牌还打得下去吗？除了万立人，个个都感觉有一根芒刺在背。但万立人不开口，别人都不好提散场。
　　万立人黑着脸，赢了钱还罢，输了钱，脸拉得不知有长。
　　一旦与李静宜闹僵了，打完了牌他也不回家，而是在酒店开房间睡觉。
　　曾经有一段时间，两个人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李静宜拎着煤气瓶冲进客厅，打开阀门，要和万立人同归于尽。
　　万立人岂会吃她这一套？抱一床被子，住到办公室去了。
　　这是比较早的情形，万立人还没有条件天天住酒店。
　　李静宜追到办公室，把门砸了，把桌子掀翻。
　　堂堂的局长大人，在一帮劝架和看热闹的下属面前，一点面子都没有。
　　后来，万立人就很少搓麻将了。他热衷于打高尔夫，一个星期要进好几次球场。白天没有时间他就打夜场。他的高尔夫球包一年365天都放在小车尾箱里。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叫司机石四林开车把他送到机场。国内顶级的高尔夫球场他全打遍。非但如此，他还把高尔夫打到了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的一些国家。
　　为打高尔夫，他曾专门办过一次签证，去了一趟美国的塞班岛。球打完了，他的塞班岛之行也就结束了。
　　钱是不需要他花的。他身边有钱人多得是。所有的消费都有人来埋单。
　　这样过了几年，万立人又不打高尔夫球了。他明显看出了苍老，头发白了很多，只要坐上车子就开始打瞌睡，还流口水，人也在一日日消瘦，时常突然眉头紧锁，嘴角抽搐，脸上出现过去从未见过的痛苦表情。
　　有时候，他叫司机石四林把车匙交出来，自己开车出去，几个小时不见人影，弄得神神秘秘。
　　在家里，李静宜也发现一些异常。
　　过去的几十年，万立人从不吃药。发高烧，额头摸上去烫手，全身到处都痛，整夜咳嗽，一晚上十几次厕所，这个样子他都不去医院。每天早晨起床，他还是坚持用冷水给自己冲一个凉。冲完凉后，喝一大碗烫嘴的姜葱水，弄出一身大汗，病也就好了。
　　可现在，万立人从外面带回了很多个药瓶子，所有的药瓶子的标签都撕掉了。
　　一种不祥之感笼罩着李静宜。
　　跟万立人结婚二十多年，就吵了二十多年，闹了二十多年，打了二十多年。她一清二楚，万立人从来没有把感情给过自己。这让她很伤感，也很愤怒。
　　万立人一旦有事，她还是害怕。
　　万立人不仅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也是她心中的顶梁柱。
　　她不知万立人发生了什么。万立人不在家，她翻抽屉，开柜子，却找不到病历。这更让她魂不附体。
　　我们也一个个胆寒。
　　这是继父亲和母亲之后，我们家又一次巨大的恐慌。
　　可万立人不想让我们知道的事，我们是不敢过问的，哪怕和万立人靠得很近的万淑芬也是如此。
　　以前，每次从医院回来，母亲都会说这种气话：她以后再要生病，就不要我们管了。
　　我们只要指责母亲不爱惜身体，这种话就会从她嘴里脱口而出，每次都气得我们要死。
　　现在，万立人不仅不让我们关心他的身体，连过问都不允许，给我们留下这样的猜测：一是我们插不上手，帮不了任何忙，二是不想让我们为他担惊害怕。
　　到后来，就连我们去他家都不行。
　　我们成了不速之客，次次都要坐冷板凳，大冷的天，他把所有的窗子打开，坐不了两分钟就要赶我们走。
　　一段时间，以往有的家庭聚会全部取消，就连春节我们去给他拜年也遭到了拒绝。
　　“心意到了就行了，不要在乎形式。”这是他在电话里对我们说的话。
　　郁闷的部下
　　从地质队调回小城后，我一直在万立人的手下。
　　在单位，万立人对我的管束非常严厉，上班的第一天就把我叫进他的局长办公室训话。
　　“从今天起，我们是同事关系，你不能把家里的关系拿到单位来，叫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没有任何价钱可讲，听到没有！”
　　他对谁都可以和颜悦色，但对我很少有好脸色。别人在他办公室可以海阔天空，坐多长时间都没问题。我要是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脸上的不耐烦就会挂不住，多坐一分钟他就会赶我走。
　　他讨厌我废话连篇语焉不详。有事说事，直奔主题，干脆利落，不得拖泥带水，这是他对我的要求。我喋喋不休，婆婆妈妈，说话不得要义，他就会不让我说下去。
　　“你怎么这么烦人？有什么话直说，痛快点！”
　　“我还有事，你不要老是来打扰我！”
　　他确实挺忙的。一般的情形下，上午九点钟后，下午三点钟后，他才会来办公室。
　　他来之前，有不少人守在行政办公室里，等着和他见面。
　　这一天，他总有见不完的人，说不完的事，常到到了一点钟还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晚上也差不多，如果不是急急忙忙走了，就是天黑很久还没出来。这可把那个专门负责端茶送水的小女孩折腾死了。他不走，人家怎么能下班呢？
　　不仅仅是端茶送水的小女孩，还有人深受其累。行政办公室和万立人的局长办公室门对门，里面摆着四张办公桌。主任老洪，全局最辛苦的人。他是万立人的内总管，很多事都要过他的手。经常要安排各种饭局还是小事，他还得起草局里的所有文件，写材料，万立人的讲话稿，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准关机，随叫必须随到。
　　好在他还有一名助手，是一名硕士生，笔头上的功夫相当了得，否则老洪即使累得吐血也未必忙得过来。
　　秘书老刘，和万立人年龄相当，他的职责一是保管物价局的所有公章，二是接各种各样的电话，传递信息，材料归档，三是为万立人把门，不能让什么人都去敲门。
　　司机石四林，一天到晚守在办公室等候出车，没有事就猛抽烟。他的工作并不重，就是时间长，半夜三更不一定能回家。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五十多岁的人，满面红光，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我在价格科，事不多，要是一件事没做好，非要被万立人骂得狗血喷头不可。
　　万立人在局里很少骂人，但不知为什么，对我好像有深仇大恨似的，动不动就要劈头盖脸把我臭骂一顿。有一段时间，他一看见我就直皱眉头，弄得我非常紧张，本来说话不结巴，被他一吓，连汗都出来了，结果语无轮次，支支唔唔，就更要被万立人骂了。
　　他是恨铁不成钢，要求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完美无缺。他不允许我犯错误，尤其是犯小儿科的错误。他要我夹起尾巴做人，不可太张扬。我外出办事打着他的旗号，动不动把他搬出来，那是更不允许的。
　　但他又给了我很大的宽松和自由。在物价局，我上班可以不用打卡，只要做好了份内的事去哪里都可以，外出几天向他打个招呼就行。上班对我来说只是应景，一年到头我经常处于无所事事状态。抽烟，喝茶，聊天，看报纸，煲电话，相互串门，找个借口到外面溜上一大圈，是我上班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
　　工作以外我就变得生龙活虎。夜里，去歌厅唱歌，到酒吧喝酒，到茶楼喝茶，去沐足阁洗脚，去水会做水疗，朋友来了，结伴去某个地方泡一次妞也是难免的。礼拜天，开车几十里去爬一次山。节假日，组织几个家庭或一帮朋友去几百里外的山区漂流，泡温泉，品尝山珍野味，通过当地的朋友进深山老林打猎，下水库钓鱼甚至用炸药炸鱼。回到酒店，男女分开，开好几围台打牌，通宵达旦，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把口袋里的钱花完才打道回府。
　　万立人是一局之长，别人也不敢闲言碎语。再说，也不是我一个人如此。背着万立人，我的那些同事们都会翻天。
　　只有在万立人面前，他们才会装模做样，循规蹈矩，不越雷池。
　　说到底，万立人在物价局还是很有威摄力的，大家都怕他，也不称他万局长，而叫他“老大”。再不，“老板”。万立人在农村的江湖地位在物价局仍在延续。
　　不过，我在物价局还是很郁闷，干了多年一直是个普通科员，什么职务都没有，名片上只有单位姓名电话，递出去很没面子。
　　万立人提拔了很多人，却从不提拔我。
　　我曾经找过万立人，吞吞吐吐，绕山绕水，王顾左右而言他，意思还是很明白，要他提携我。
　　那是四月中旬的一个上午，窗外春光明媚，花红叶绿，薰风徐徐，鸟鸣唧唧。
　　万立人坐在他的局长大班椅上，埋头看一份很厚的红头文件。起先他的眼睛一动不动盯在文件上，后来他开始翻动文件，速度越来越快，尽听到哗啦噼啪的纸响。
　　啪的一声，文件合上了。万立人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你想干什么！你能干什么！混账的东西，你要是不想干，就给我滚蛋！”
　　我落荒而逃，从此不敢再对他谈提携的事。
　　第四章
　　外公
　　外公陈寒峤在圩镇是条响当当的汉子。
　　没开通马路之前，从圩镇来小城都得步行。
　　一条过去的官道在田野和山岭之间蜿蜒，一路上有很多从前大户人家捐建的歇脚亭。栎木铁箍独轮鸡公车压出来的深深车辄年复一年被雨水冲刷和泥土覆盖，然后再一次嵌入黄泥巴或黑土以及石块之中。途中要穿越十几条小河，河上有用长条石搭建的石桥，也有跳板桥。跳板都用铁链条栓着，以免发大水时被洪水冲走。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那是一条漫长得没有边际的路，放眼望去，一片田野连着一片田野，一座村庄过去又是一座村庄，而连绵的丘岭还在地平线下延伸，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尽头。
　　陈寒峤是从不会来小城的，要见他只有我们去圩镇。
　　一条三十多里的小路，把陈寒峤与我们之间痛到心里去的骨肉之情隔断了。来我们家的只有外婆，舅舅，舅妈，表妹，表弟。
　　陈寒峤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在圩镇上有爿小作坊，经营织布染布两桩生意，不算圩镇最有钱的人家，也算是非常富有的人家。
　　从前，每一个圩集，他盘点都要到半夜之后，可见生意是很不错的。后来，这些钱大部分都变成了埋在地底下的银元。陈家能够支撑几十年，好吃好喝地款待每到墟日便会盈门的客人，让败家子舅舅陈继贤有钱可挥攉，靠的就是这些家底子。
　　对外公家财产的了解，万立人是最有发言权的。
　　有一年夏天，在外公家，万立人被舅舅神神秘秘地叫到阁楼上。
　　一只箱子打开，万立人的嘴巴半天合不拢。
　　后来，他告诉我，他看到铜镜，玉镯，金镯，珍珠项链，金项链，银颈圈……
　　那一天，万立人算是大饱了眼福。
　　文革初，感觉风声不对，家里的很多值钱的东西再一次被埋入地下。
　　或许，有些东西原本一直埋在地下，从来就没有取出来过。
　　陈寒峤一米八几的高个，人虽然很瘦，但绝对精神矍铄，大嗓门响如洪钟，一头银发白得有点不真实，走路两脚生风，大把的年纪，年轻人要追上他的步伐依然会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在八十八岁那年去世，且无疾而终。
　　去世前，他像往常一样起大早，坐在马桶上，脑袋一歪，人依然保持坐姿，便乘鹤西去。
　　在生活上，陈寒峤是个非常有规律的人，数十年如一日，不因时因事而废。
　　年少时他开始习武。上了年岁之后，不再适宜剧烈的运动，但太极拳还是要打的，八十多岁还坚持洗冷水澡，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把大小便排泄得干干净净。
　　他就有这本事，只要在马桶上一坐，该来的东西都会来。这说明陈寒峤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然后，在屋后的院子里把一身的筋骨松一松，回到家里洗一个冷水澡，一天的生活这才算开始。不这样他会觉得浑身都不舒服。
　　小时候，我是看过陈寒峤练功的。
　　他一身素白，下面一条肥大的粗布练功裤，裤脚对折后扎进袜子里。裤腰就更大了，把我塞进去绰绰有余。腰上系上一根很宽的练功带，把腰收束得紧紧的，上身一件白粗布褂子。无论寒暑，他都是这一身打扮。
　　这时的陈寒峤鹤发童颜，年近七十，但身手敏捷，一招一式有板有眼，透射出很强的功力，如穿谷的风一样阵阵掠过，叫人不能不产生敬畏之心。
　　文革时，陈寒峤因为成分高，一家人被人从圩镇赶回老家桥下陈家。
　　下放之前，他也挨过批斗。
　　一大群挨斗者中，像他这样高龄者也不是独此一人。三十几个人，被绳子拴成一串，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街示众。
　　其他人，红卫兵叫低头就低头，叫认罪就认罪，叫跪下就跪下，叫打自己的嘴巴就打自己的嘴巴，非常老实，服服帖帖。
　　唯有陈寒峤是个例外。红卫兵们没有过多地为难他。高帽子是难免要戴的，但没有挂牌子，更没跪在地上打自己的嘴巴。准确点说，陈寒峤只是陪斗。能够独享此殊荣，倒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原因，和我外婆有更大的关系。
　　在圩镇，陈寒峤有几个方面是出了名的。一是能说会道。二是性情耿直。三是脾气火爆，四是行为古怪，做出的一些事情，很难让人理解。
　　坐下来摆龙门阵，只有他说的，没有别人插嘴的份。等到他说到不想说的时候，一抬腿，人就没影了。
　　年过八十之后，陈寒峤精气神儿还是那么好。早晨人家还看见他在圩镇的青石板路上慢悠悠散步，不到中午他已出现在几十里外的县城，再不出现在另一座相邻的小镇上。坐车是没有可能的，都是乡间小路。他脖子上汗津津的，衣服也汗湿了。
　　圩镇人对此的评价是，陈寒峤闲得难受，所以喜欢一个人到处走动。
　　外婆去世后，他经常会回到桥下陈家去。十几里的一条乡间小路，他一个小时就走到了。
　　桥下陈家还有他的一幢祖屋。门前一棵千年樟树，虽然遭受过雷击，劈掉了一半，依然枝繁叶茂，绿意葱茏。
　　祖屋非常有气势，高大的石门楼，门已经没了，顶上的瓦木条和桁子也没了。进门一个大院子，地面铺着麻石板。再往里去是厅堂、正屋和厢房。青砖白墙，飞檐翘壁，过去是一栋冬暖夏凉的深宅，但现在却充斥着一股阴森之气。最显眼的，就是神龛之下放着一口涂着黑漆的棺材——它曾作为陈家的米仓，外婆要淘米做饭，就得揭开一次棺材盖。
　　文革时，被赶回来的陈寒峤带着外婆舅舅舅妈和表妹表弟几个在这幢祖屋住了几年，我和万立人也在此住过几夜。此后成了一幢空宅，里面堆着亲戚家的农具和杂物，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大门都敞开着，任人进出。
　　说不清陈寒峤来桥下陈家干什么，祖屋转一圈，外婆的墓地转一圈，便按原路返回圩镇。
　　他经常还会去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弟弟陈寒空家。去前从不打招呼，突然之间到，突然之间走。
　　陈寒空住在另外一座小镇上，离圩镇也是十几里路。
　　两兄弟见面话不多，东拉西扯，你一句我一句，到了无话可说的时候，陈寒峤就会离去。
　　陈寒空也是一条汉子，早年是牛市上的一名掮客，专门靠耍嘴巴皮子两边撮合生意揽活，嘴上的功夫非常了得。四十几岁那年，陈寒空中过一次风。当时身边没有人，等到发现时，他已经在地上躺了几个小时。一名老郎中下午才请到，给陈寒空把了一下脉，翻开眼皮看看，什么药没开就走了。此时已是十二月，天寒地冻，一个好人在地上躺几个小时都会冻坏，何况是一个昏迷不醒的人。奇怪的是，陈寒空虽然脉息细微，瞳孔似乎已开始扩散，双手却是热乎乎的。陈家之所以没有给陈寒空张罗后事，也是因为此，他们不相信强壮的陈寒空只是在大清早跑到外面摔了一跤就会撒手西去。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对的。陈寒空昏迷了三天三夜，到第四天早晨醒过来了。他属于偏瘫，右半边身子完全不能动，也不能言语。对这种病，民间可用的方子非常有限。当时有人断言，陈寒空虽然捡回一条命，这一辈子恐怕也算是交待了。可没想到，一个月后，他就可以在家人搀扶着下地了。三个月后，右脚虽然还是有些不利索，右手也是软绵绵的，提起来都很成问题，但他已在做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康复运动，一天到晚都不肯闲着，把自己累得气喘嘘嘘。有人来看他，他坐在椅子上不知有多兴奋，却无法表达，只能用点头摇头手势或单个含糊不清的音节来传递心意。这期间，他又把酒喝上了，谁劝都没有用。家人把酒藏起来，或者从他手中硬把酒杯抢走，他就大发脾气，脸因为生气而涨得通红。过了两个月，又发生了一件事，让全镇的人都对陈寒空刮目相看。这天早饭后，走路还是一脚高一脚低的陈寒空扛着锄头出门了。他来到自家的一块山地，用了一个夏天把这片昔日的荒山开垦出来了，挖了几百个树坑。人也被晒得乌黑，饭量更是猛增，一餐可以吃三大碗饭。来年春天，这些树坑全部种上了树，陈寒空的病也彻底好利索了，两眼闪闪发光，说话口齿流利，走路健步如飞，单臂可以把一捅水拎回家。
　　六十岁后，陈寒空丧妻。
　　奈不住寂寞，陈寒空又找了一个女人。
　　这已是六十年代的事，鳏夫寡妇再婚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来自家庭的阻力依然不小。那女人比陈寒空小了二十多岁，有好几个儿女，嫁给陈家寒空完全是为了有一个依靠，可以让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有一碗饱饭吃。陈寒空的儿女就不是这个态度了，他们怕陈家的财产将来流入别人家，联合起来阻止这个女人进门。
　　陈寒空也不是省油的灯，儿女反对归反对，还是把女人带回家，并且写了一份协议书，到处去找人见证签名。
　　这份协议书的核心内容涉及到陈寒空死后的财产继承：除了儿女有财产继承权外，还有部分产业是留给那个女人的。说得更明白，就是留给女人的儿女的。
　　儿女们愤怒了，找到了陈寒峤。
　　陈寒峤本来是不想管这事，他自己还有很多烦心事呢。在侄儿侄女的强烈要求下，他才出面了。
　　见到陈寒空，他一开始还想心平气静说说几句就算了，叫陈寒空注意分寸，不要把事做过了头。
　　陈寒空那段时间一直在与儿女们斗，心情郁闷。看见儿女把陈寒峤请来了，更是火冒三丈。
　　容不得陈寒峤多说，陈寒空已先开了口：“我的事你少管，好好管住你自己就行了！”
　　这话含意就丰富了，从多个方面挖到了陈寒峤最不能让人触碰的痛处。
　　陈寒峤勃然大怒，一个巴掌甩了过去。
　　陈寒空满嘴是血，本来就摇摇欲坠的门牙被打掉了两颗。
　　擒贼
　　在陈寒峤的一生中，经历过的事实在是太多了，随便列举一二都可以写成一篇传奇。
　　十八岁前，他生活在桥下陈家，那里民风彪悍，族群之间经常发生大规模的械斗。一旦打起来，锄头扁担鱼叉都会用上，场面既恐怖又血腥，死几个人司空见惯。
　　十八岁后，陈寒峤来到圩镇，成了一名生意人。
　　去世前两年，陈寒峤有过一件轰动圩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他以86岁之高龄，赤手空拳打跑一个小偷，抓住一个小偷。
　　那些年，小城非常乱，圩镇也不平静，光天化日之下常常有劫财伤人的凶案发生，叫人既害怕又无奈。
　　那一晚，风高月黑。这样的夜晚，家家门窗紧闩，听到呼救之声是没有人敢出来的。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血案，一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夜里被杀死在大路边，公安局的人来调查，很多人都说夜里听到了呼救声。再细问听到呼救声后看到了什么，个个的回答都是自己在被窝里，什么也没看到。
　　小偷是爬窗从二楼进入陈寒峤家的。
　　那是一种带阁楼的老屋，跟我们家后来的老宅几乎是一模一样，临街飘出一个杉木阳台，有一扇门通二楼的走道，还有一扇朝南的小窗子，只要上了阳台，小窗子很容易打开。很多时候，小窗子本来就是开着的。
　　在没有外婆的日子里，陈寒峤的生活颠三倒四。他食不定点，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睡不定时，白天坐在厅堂打瞌睡，夜里有大半夜都在折腾自己，一会儿爬起，一会儿又躺下。
　　天没亮，他就起床了。蹲马桶还是要的。太极拳是要打的。冷水澡也是要洗的。完了后，倒背着手，在圩镇的麻石老街上走来走去。有人给他打招呼，他点点头，就过去了。
　　哪怕到了这时，他依然要保持做人的刚烈，从不会在他人面前显示自己的落寞，更不会让人看出他的孤苦无依。
　　此时的陈寒峤，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年轻时他经常把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会死卵朝天，不死万万年。”现在，该是他考虑在什么情形下，以何种方式前往天国，与外婆见面的时候了。
　　那一夜，活该两名小偷倒霉。
　　他们身手尽管敏捷，动作也轻，但还是被陈寒峤听到了动静。
　　黑暗中，陈寒峤的眼睛闪闪发亮，像夜里蜇伏的野兽。
　　本来，他一向都是睡在楼下的主卧室里，但这一晚他上了阁楼，躺在一把老式睡椅上。
　　楼道长廊很宽，以中间的梁柱为分线，占了阁楼的一半。阁楼有四间房间，也摆了床，只不过是摆设而已。床上码了好些个箱子，堆着一些包裹，上面有很厚的陈灰。很多器皿用具是早年开作坊时和几十年的居家生活留下的，散落在各个角落。外婆不在后，这些东西就再也没人收拾了。
　　这么乱的一个地方，值钱的东西藏在哪里，恐怕陈寒峤自己都不是太清楚。
　　小偷可能对陈寒峤家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翻窗而入后，并没有在阁楼上乱翻，而是蹑手蹑脚，准备下到一楼去撞撞运气。
　　他们没有看到廊道上躺了一个人，陈寒峤却早看到了他们。
　　从一开始，陈寒峤就没想把小偷吓跑，而是要生擒他们。
　　他非常愤怒：小偷的胆子也太大了，敢偷到他家里来。
　　小偷到了跟前，他才一跃而起。
　　那一幕足以叫人胆寒。
　　小偷先是听到一声炸雷般的怒喝。紧接着看到一道足足比他们高出大半个头黑影突兀而至。
　　待看清一片雪白时，他们镇定了。
　　不就是个老头吗，有什么好怕？
　　他们拔出了锋利的三角刮刀。这种凶器在那个年代经常都能看到。显然，小偷动了杀机。他们要置陈寒峤于死地。
　　陈寒峤没有躲闪。他已经血冲脑门。在愤怒的时候，通常他都是这样的，很难控制自己。
　　尽管陈寒峤年事已高，但一双有力的手掌摸上去还是像铁一样坚硬。
　　在格斗中，他的手上挨了一刀。
　　两个小偷也没捞到什么便宜，一个被他从二楼上一脚踹到一楼，摔断了一条腿。还有一个夺门而逃，估计伤得也不轻。
　　外婆
　　外婆胡秀芝是小脚女人，高挑而美丽，但一双三寸金莲，以我的审美标准，就不敢恭维了。
　　别看外婆是小脚女人，走路却不含糊。
　　我小的时候，外婆每年都要来我们家很多次，每次来都是步行，从来没看见她像一些年轻的女人或老太太那样，坐在独轮车上，被男人推进城来。
　　而且，外婆每次来我们家从来不空手。她到来的时间也是有规律的，很多年保持不变。
　　每年各种瓜果成熟的季节，童子鸡即将啼鸣之际，或者到了年边，外婆就会进一趟城，肩上一挑担子，或手上挽着一只腰篮，给我们带来的兴奋和喜悦，不是我现在能言表的。
　　外婆出自真正的大户人家，有一个兄长是掌管小城辖下十几个县粮食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地区粮食局局长。过去，在小城的老十字街上，有一栋六层的洋楼，算得上是小城的最高建筑，就是他们家的公馆。解放的时候，这栋高楼被政府没收了，家里有好几个人也被枪毙了。
　　外婆一生都生活在生育不畅的阴影里，到死都没从中走出。
　　事实上，外婆生下的孩子并不少，但很少有活过三岁的，母亲是惟一的例外。
　　那些孩子有好几个得了产后风，没有几天就死了。也有发高烧引发肺炎，或者是白喉脑炎什么的，都无法留住。
　　孩子一个个生下来又一个个死去，外婆跳河的心都早有了。
　　可能是为了释放心中的痛苦，也可能是一种赎罪心态，从很早起，外婆就开始吃斋念佛。
　　一日三餐她要先往神龛敬供上香，一家人才能吃饭。我初到外婆家时，不知道外婆有这规矩，看见饭熟了菜上了桌伸手就去拿碗拿筷。这可把外婆吓坏了，颠着小脚扑过来把我的碗抢下。这以后，只要我去了外婆家，外婆都会早早上供敬香，以免我冲撞了神灵。
　　在外婆家里，外婆没少给我调教，包括衣着，坐相，站相，吃相，拿筷子的姿式，夹菜的规矩，对长辈应该如何，对客人应该如何，她都一遍又一遍有板有眼地教我。
　　有一些话，是我那时候根本听不懂的。
　　“人为善福虽未到，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到，福已远去。”
　　“能包容人与事，则无过患生；能积福与德，则远离灾祸。”
　　“空门不用关，净地何须扫。”
　　有点禅宗的意味，表明外婆吃斋念佛不只是做做样子，修行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
　　外婆就是用一些这样的东西，启迪我儿时的心智，让我向善，做一个好人。
　　只是我这人冥顽不化，野性难改，外婆的话这只耳朵进去，那只耳朵又出来了。
　　圩镇上，每三天有一个圩集，这是小镇上最热闹的日子。到了这一天，四周的人，都会挑着担子推着独轮车，来圩镇赶集。
　　从早上六七点钟到中午一两点钟，圩镇唯一的一条石板路街上，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用挑担和独轮车组成的街市分两行摆放，中间隔成一条狭窄的通道，想买东西的人在通道里走来走去，这里看看那里摸摸，并不急着成交。
　　到了快散集的时候，外婆家热闹起来了。很多担子都挑到外婆家的厅堂里来了，推不进屋的独轮车就停在门口。
　　这些人要到外婆家来歇脚吃午饭，一些没卖完又不想带走的东西还会寄存在外婆家。
　　外婆早早就在厨房里忙碌。一大盆凉好的白开水也早早摆放在厅堂。听到外面的喧哗声，外婆用抹布擦干手上的水，满脸含笑走出来与客人见面。
　　不久，酒菜上桌，香味四溢。
　　上桌陪客人的，最早是外公陈寒峤，后来增加了酒鬼舅舅陈继贤。
　　不能说舅舅喝酒的海量是在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陪客中培养出来的。在圩镇，只要是男人就会有很多喝酒的机会。过年那半个多月，男人天天都在喝酒。而在外婆家，不逢年过节，家里没来客，外婆也会弄几个像样的菜，让陈氏父子俩坐在一起对酌，别人看了不知有多羡慕。
　　年三十这天，外婆烧一大锅开水，把家里一年所用过的碗筷碟盘调羹汤匙全部用开水煮过消毒，然后送给左邻右舍。
　　年饭桌上，碗筷碟盘调羹汤匙全是新的。外婆希望新的一年应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而全新的开始始于一套全新的餐具。
　　在外婆的指挥之下，外婆家的每一个年都过得红红火火。
　　离过年还有好些天，外婆的一切工作就在围着过年忙碌。扫尘，磨糯米粉，打年糕，做糯米果、冻米糖、芝麻糖，炸红薯片，炒花生豆子瓜子，杀鸡宰鸭……不仅大门上要贴对联门神，家里很多地方和器皿都要贴上年画，吉字，红纸。
　　在外婆嘴里，我第一次知道，米缸不叫米缸，而叫“常满”。
　　外婆往米缸上贴红纸时对我说：“常满常满，只有米缸常常是满的，一家人才不会饿肚子。”
　　外婆一生，当然让米缸是“常满”的，甚至还能接济别人，比如，接济我们家。
　　母亲呢，有没有让我们家的米缸“常满”？
　　很难说！
　　母亲的一生都在为我们家的米缸“常满”而奋斗。不管有多困难，她首先会保证把我们家的供应口粮买回家，把米缸装满。她还储备了一些粮票，粮券，以备不测之需。
　　“柴多米多，日子还多。”这是母亲教育我们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喉咙深似海，山岭吃成坑。”这样的唠叨，从小到大，我们的耳朵简直要听出茧子来。
　　“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好一世穷，”这也是母亲的口头禅。
　　因而，她精打细算，让我们家的生活物质能够“细水长流”。她耗尽心力，不惜把命搭上，一生的精力，全部的智慧，无数的算计，为的就是能把全家人的嘴糊上。
　　但我们家的生活一直过得紧紧巴巴，孩子经常饿肚子。
　　对于母亲来说，更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柴米油盐，每日的开支，家里的用度，应付不断找上门的亲戚，像一座沉重的大山，把母亲压得喘不过气来。
　　从“常满”的本意来说，母亲没有让我们家的米缸“常满”。
　　这不能怪母亲。母亲已经尽力了。成年之后，我才会说这话。如果我还要在这方面去挑剔母亲的不是，我就是天下最无耻的人。
　　小时候，我有这种感觉：我们家虽然住在城里，但生活绝对比不上圩镇。
　　这主要是以外婆家的生活为参照。过年就更不能跟圩镇比。
　　圩镇过年，绝对比小城热闹，且前后连着两天，前面一天是小年，后面一天是大年。
　　小年这天，外婆要“做年”。厅堂摆上供桌，供桌上放着鸡鸭肉鱼四大供品，外婆手里三炷香，嘴里念念有辞，领着全家人行三叩九拜大礼，先是送灶王爷升天，然后祭奠先人，感谢他们福荫子孙，让陈家的兴旺连绵不绝。
　　这是外婆最看重的一个日子，谁要是不恭，不敬，胡说八道，那是要掌嘴的。
　　没有人被掌嘴，因为没人敢不恭，不敬，胡说八道。
　　完了这个隆重的仪式后，我就撒腿跑到外面，到处去捡爆竹。
　　从小年的下午开始，到正月初一的早晨，圩镇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家家户户的鞭炮像在相互较劲似的，一家的鞭炮比一家的响，一家的鞭炮比一家的长。
　　而我们家，在母亲管家的那些年，不要说小年，就是大年三十，正月初一，从来不放鞭炮。
　　在圩镇，有很多东西都和我们家大不一样，平常家家户户过得怎样不好说，过年的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哪怕再没有钱，也会尽可能过得像模像样。
　　家家都储备了丰富的生活物质，杀鸡宰鸭根本不算什么，每家都要杀一只猪，有很多肉过年。
　　男人的任务就是到处去喝酒，女人的任务就是接待好上门拜年的客人。孩子就是拼命玩，尽情地闹，多讨压岁钱。
　　一直到正月十五过完元宵节，年才算过完。
　　可能是这段时间吃得太多了，也可能平常清汤寡水，肠胃承受不了过年这半个多月突然蜂拥而至的油腻，很多人都拉肚子了。
　　过年那段时间，我也拉过肚子，很少在我们家，更多是在外婆家。
　　对于我这个二外孙，外婆是非常疼爱的。看见我穿不好吃不饱，她总会发出沉重的叹息，只要有机会就会让我到圩镇去住些日子。
　　我们家七兄弟姊妹，我在外婆家住的日子是最长的，也是得到外婆外公舅舅舅妈照顾最多的一个。
　　外婆白疼了我很多年。她走的时候，我没有去送她。
　　这也不能完全怪我。一方面，我此时不在小城，而是在千里之外的地质队，要请假回来一趟不容易。另一方面，家里封锁了外婆去世的消息。
　　我过年回家探亲，才知道外婆不在了。
　　外婆去世那天，有一个邻居上门来借一口坛子。
　　外婆是个爱干净的人，头发永远像抹了油一样光洁，身上一尘不染，家里的任何东西到了她的手中总是要洗了一遍又一遍。哪怕借给别人用的东西也要干干净净拿出去。
　　她从床底下搬出一口青花坛，发现有些灰尘，便执意要拿到后院的水塘洗净。
　　她倒了一杯茶，让那个女人在厅堂小坐，自己拎着坛子，颠着小脚朝后院走去。
　　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她一头扎进了水塘，什么话都没留下，就这么走了。
　　那是一口很大的水塘，水也很深，有一块跳板，从岸边伸了出去。从前这是为了方便漂洗染布，而现在只能方便洗衣洗菜。
　　当时没有人在场，发现她时，她已经在水里。
　　很多人都认为，外婆是失足掉入水中的。
　　现在看来，情况不是这样的。她一定是蹲下头低垂时，突发脑溢血，人处于不清醒状态而栽入水中。
　　这与十九年后母亲死于脑溢血如出一辙。
　　和外婆一样，母亲也高挑而美丽，嫁给万永昌后就越来越瘦弱了，去世之前已经是枯干状态。
　　干枯，瘦弱，血脂不高，血压不高，胆固醇不高，在我们这个家族死于脑溢血是完全符合生活逻辑的。
　　外婆和外公的生活
　　陈寒峤开织布染布小作坊，是解放前的事。
　　解放后，小作坊关闭了。陈寒峤赋闲在家，成了一个无事可干的人。
　　我没看过陈寒峤的小作坊，有关小作坊的一切，全部是道听途说，亲戚们进城闲聊时的拾遗。
　　据说，小作坊规模不大，从纺纱到织布再到染布，总共也就是十几个工人，绝大多数还是短工，都是手工操作。
　　秋天从农民手中收来棉花，要先用手摇的纺车纺成线，然后在织布架上用木棱子织成布，再根据市场的需求染成有色布。
　　所谓有色布，主要也就三种颜色：黑色，青色，蓝色。至于女人用的蓝花布，工序就要复杂一些，不仅仅是漂染的问题。
　　小作坊里有一口很大的铁锅，能装好几担水。染布时，先要把水烧开，放进染料胚布，再煮沸。这时，就会有一股清香从小作坊的屋顶袅袅升起，随风飘向四面八方。
　　胚布经染漂后，在竿子上晒干，就不会褪色了。
　　漂洗染布的活，不完全是工人干，外婆也干。
　　那时不像现在，冬天特别冷，一场大雪往往一下就是几天几夜，屋檐上垂下酒杯粗的冰凌有一两尺长。
　　水塘也结了冰，要敲开一个大窟窿才能漂洗染布。
　　漂洗完染布，外婆那一双让无数女人羡慕的小手总是冻成红萝卜似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外婆虽然出自大户人家，嫁入的也非贫寒之家，可她绝不是娇生惯养之辈。
　　自从嫁入陈家后，除了新婚的那段日子，还有临盆坐月子的日子，她一直坚持给全家人做饭。
　　吃饭是不分开的，主人和工人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说得更直白点，外婆不仅一直在伺候陈家一家人，还为陈家伺候请来的工人。
　　她如此薄待自己，跟她一生生育不畅有没有关系呢？
　　按过去的观念是有关系的。女人不能给夫家留下传宗接代的男丁，不要说在夫家抬不起头，在社会上低人一等，就是这一家人都会被人看不起。所谓绝户，指的就是这一类人。
　　外婆大概也是这样认为的。她有此心结。
　　在我看来，不一定是这么回事，也根本没有那么严重。
　　首先，以她娘家的家境，陈家不敢对她怎么样。
　　其次，外婆是个美人胚子，又有很好的家教，确实有大家闺秀风范，做人处世样样得体，言行举止堪为楷模，在圩镇上深得街坊们的敬重。
　　男人看女人，在我老家有此一说：二十岁看脸，三十岁看胸，四十岁看腰，五十岁看手。
　　只有手长得特别好的女人，才是女人中品像最好的女人，不但男人百看不厌，女人也会妒嫉得不得了。
　　据说，女人只要手长得好，身上就没有一个地方长得不好。她的皮肤哪怕到了晚年还细腻如少女。她生的小孩再多肚子仍是小小的扁扁的，很光滑，不会有妊娠斑。终其一生，她的乳房都是圆圆的，乳头和乳晕是粉红色的，不像有些女人，上了年纪后胸脯扁平，像有两粒黑豆豉嵌在上面。
　　这样的女人在圩镇的好几代人中也就出了两个，一个是我舅妈，另一个便是外婆。
　　外婆年轻时的美丽我没看过，但在她成为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时，依然满面红光，有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头发黑的多白的少，抬头纹只有浅浅的几根，胸脯还像年轻时一样饱满，肌肤上基本上看不到老年斑，手背上也不像通常的老年人那样一根根青筋暴出，嗓音清脆响亮，在外人面前永远和颜悦色，这就是进入髦耋之年的外婆。
　　陈寒峤虽然火烈性子，碰到外婆这种人，他这一辈子只能心甘情愿俯首认命，发脾气难免，摔盆子砸板凳也是常事，动手打外婆还真没有过。
　　在圩镇，谁都看得出，外公陈寒峤在外婆面前是服服贴贴的。他的魂好像是拴在外婆的腰带上。
　　年轻时，为了谋个好价钱，陈寒峤经常翻山越岭，把染好的土布运到福建去卖。
　　货脱手后，别人都会放纵一下，在窑子里过上一夜两晚。只有陈寒峤立马往回赶。
　　回到家里，陈寒峤把装钱的布搭子从腰上解下来，往桌上一扔，声音可是沉得很哪，拍打起来还会叮当作响。
　　此时的陈寒峤表面上故作平静，不露声色，心里难免有点得意洋洋。他很想对外婆说的一句话是：怎么样，我这趟外出还行吧？这表明，像陈寒峤这种人，也有喜欢炫耀的毛病，慕虚荣，做事有了建树希望得到褒奖。
　　外婆打开钱搭子，也不清数，哗啦一声全部倒进了装钱的红木匣子中。这多少有点让陈寒峤失望。
　　对于外婆和陈寒峤的几十年生活，外人是很难说清楚的。
　　在家里，陈寒峤是出了名的甩手大爷，什么一概不闻不问，全部交给外婆打理。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这是母亲过去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陈寒峤就是这样。只要属于家庭内务范围的事，无论是亲戚还是左邻右舍找上门来，陈寒峤永远是那句话：“这事别问我，去找胡秀芝。”
　　这也算是陈寒峤的精明之处。他太了解外婆了，知道外婆会把家打理成什么样子。
　　陈家的每一分钱都会用到恰到好处，他对此坚信不疑。
　　外婆以善待人，热情好客，看似要消耗家中的一点财力，但所换来的人缘，在陈家的生意上又将得到更大的回报。陈寒峤对此看得很清楚，既然这样，家里的事还去插手，那不是他傻吗？
　　从另一个角度看，陈寒峤的生活又离不开外婆。甚至可以说，这一生他很迷恋外婆。
　　他已经习惯了，每天练完功，洗漱完毕，他所要的早餐已在饭桌上摆好。
　　他每天穿的衣服，都是外婆给他挑好，放在他的手边。
　　他要出门，无论远近，外婆会把他所需要的每一件东西都早早准备好，而且都能符合他的心意。
　　陈寒峤有睡午觉的习惯。到了夏天，外婆就会坐在床前，用一把蒲扇给陈寒峤摇扇子赶蚊蝇，直到他伸着懒腰起床。
　　然后，又会有一盆水连同毛巾端到他面前。
　　陈寒峤做事时，外婆从来不会去打扰他。但只要陈寒峤轻轻咳嗽一声，外婆就会像应声虫一样来到他身边。
　　冬天的晚上，陈寒峤在豆油灯下盘点，一杯暖胃茶是必不可少的。这送茶续水之人一定是外婆。
　　上床前，陈寒峤刚脱下鞋袜，便会有一盆冒着热气的烫脚水送到他的脚下。
　　外婆好像钻到陈寒峤心里去了，知道陈寒峤需要什么，什么时候需要她。
　　这种生活年轻时是如此，上了年纪也是如此，一直持续到外婆去世。
　　因而，在很多人看来，陈寒峤是圩镇最幸福的男人，端起碗来就有吃，丢下碗就可以走，家里什么事都不用插手，外婆一天忙到晚，累得腰都伸不直，他却可以到处闲逛，即使无处可去也总是二郎腿高高翘起躺在睡椅上，吃饭还得要人叫。
　　一直到今天，我都说不清楚，陈寒峤和外婆，究竟是谁在主宰家里的一切。
　　钱财都在外婆手中，很多事都是外婆说了算，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在陈寒峤面前，外婆又一直是小心翼翼的。家里的生活都是根据陈寒峤的需求来安排的。
　　陈寒峤拥有绝对的权威，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有理的。
　　他也有不开心的时候，生气的时候，脸拉得很长的时候，闷闷不乐的时候，大声咆哮的时候，砸东西的时候。这时候，外婆一声不吭。她要等他把气出够了，威风耍尽了，才会出现在他面前。
　　一对相处了几十年的老夫老妻，很多时候是无道理可讲的。这一刻正确无误的事情，换了一个时间或场景，极有可能就会引发一场没有任何前兆的暴风骤雨。
　　到了晚年，陈寒峤越来越小孩子气了。有些事情明明是错的，而且错得离谱，却只有他说的，而没有别人说的。尤其是在对待我母亲的这件事上，就更是如此，否则，在他和我母亲之间也不会弄出那么大的动静，以致中断了几十年的来往。
　　外婆从来不会因此就去与陈寒峤计较。她把所有的过错，不幸，痛苦，都揽到自己的头上，而尽可能让陈寒峤每一天都开心。
　　不开心的事情，头痛的事情，为难的事情，只要能不让陈寒峤知道，哪怕到死的那天，她依然会让它烂在肚子里。
　　她一直在护着他，容着他，让着他，顺着他。她把一个女人身上能有的温柔，体贴，细腻，豁达，大度，智慧，都给了陈寒峤，并因之驯服了精明倔犟又自负的陈寒峤。
　　哪怕这个家庭香火不旺，陈寒峤都不会觉得陈家在圩镇和族人中让人看不起。哪怕没有留下一个男丁，身后无人，陈寒峤却接受了，能够坦然面对。
　　这也只能是外婆了。
　　据说，外婆曾经劝过陈寒峤纳妾。
　　在那个年代，纳妾是很正常的。不能给男人留下香火就不正常了。
　　陈寒峤有没有动过纳妾的心思不得而知，他这一辈子只有外婆一个女人却是事实。
　　“女人多添累。女人不在多，只要有一个好女人就够了。”这是陈寒峤说过的话。
　　毫无疑问，外婆是陈寒峤心目中的好女人。
　　随着年事不断增高，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开始进入陈寒峤的思考之中，让他心神不宁。
　　他曾经对外婆说过这样的话：“我是练功的人，寿命肯定很长，你最好也练点什么吧，千万别走在我的前面。”
　　外婆一个小脚女人，能练什么呢？
　　陈寒峤说：“那就洗冷水澡吧。”
　　外婆洗过几次冷水澡，次次都把自己洗病了。
　　以后，外婆也起大早，陪陈寒峤练功。
　　陈寒峤练功时，外婆站在一旁，两手不停地前后甩着。
　　外婆去世时，陈寒峤很平静。他没有掉一滴眼泪。
　　这只是表象，在心里，陈寒峤究竟是怎样的伤悲，也只有他自己清楚。
　　以外婆的死法，按照老家的风俗是不能进屋的，她只能作为孤魂野鬼，永远在外面游荡。
　　陈寒峤亲自把外婆抱进屋，把她轻放在他们睡了几十年的那张雕花床上，门关上，不让任何人插手，自己动手给外婆换寿衣。
　　有没有人说闲话呢？
　　肯定有。
　　陈寒峤的脾性在外婆的葬礼上让很多人领教了。对说三道四的人，他扯开喉咙大骂：“什么不能进屋？老子还要让她进村！”
　　出殡那天，陈寒峤果然让八仙抬着棺木，引领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从老家桥下陈家穿村而过，让陈氏宗亲的人个个目瞪口呆。
　　捡来的舅舅
　　1940年冬，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了小城。
　　炮声隆隆传来之时，小城的老百姓携老带幼，四处逃难。
　　乡村也不能幸免，十村就有九村是空的。
　　陈寒峤和外婆带着回到娘家不久的母亲也踏上了逃难之路。当时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只是跟着逃难的人群，慌不择路，往荒郊野外跑，往没有枪炮声的方向跑。
　　心惊肉跳，疲惫不堪，一片迷茫。
　　一天中午，他们来到一座山坡下，正打算坐下来歇口气，喝口水，吃点干粮，突然听到婴儿的哭声。
　　外婆对婴儿的哭声特别敏感，马上竖起了耳朵。
　　并没有看到附近有人。
　　但确实是有哭声传来，时强时弱，若隐若现。
　　外婆爬了起来，循着哭声找去。
　　在路边，外婆看到一个襁褓。是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哭声嘶哑，脸冻得通红。打开襁褓，一股小孩子特有的尿臊屎臭味扑鼻而来。
　　待看清了是一个小男孩后，外婆抱起襁褓就走。
　　怕那对遗弃婴儿的父母会因为后悔而追回来，外婆跑得比逃难时的速度还要快，一口气跑了几里路才停下来，找到一个避风处，从包裹里翻出几件干净的衣服，给小孩子弄了一个临时襁褓。
　　这个小孩就是我那捡来的舅舅陈继贤。
　　从逃难的路上回到圩镇，外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去给舅舅请一位合适的奶妈。不久她亲自回了一趟娘家，在族亲中抱回了一个女孩子给舅舅当童养媳。
　　这个小女孩就是我的舅妈胡文清。
　　自从舅舅来了后，外婆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经常紧锁的眉头也舒展了。家里也变得热闹了。
　　虽然不是己出，但外婆看舅舅比命根子还重。
　　从小到大，外婆一直护着他，宠着他，要什么有什么。只要舅舅有个头痛脑热，外婆就会整夜守在他身边，把他抱在怀里，生怕他有个三长两短。
　　在外婆的精心呵护之下，舅舅一天天长大了。他被送进了圩镇的私塾启蒙，才读了两年书，全国解放了。
　　大约到了十三四岁，舅舅被送进圩镇的铁匠铺学打铁。
　　把舅舅送去学打铁是陈寒峤的决定。
　　“打铁拉锯，有力气就去，”这是我老家的一句俗语。
　　陈寒峤的意思是，不管做什么，能谋到一碗饭吃就行了。
　　这时的陈寒峤，对人世似乎已经大彻大悟了。儿女自有儿女福。孩子有没有出息，将来往哪方面发展，干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好好活着，有一门手艺就行了。
　　小小的圩镇，能有什么手艺供舅舅去学？不外乎就是：木匠，石匠，篾匠，铁匠，鞋匠，裁缝。
　　还有一门手艺：剃头。
　　剃头不能入“匠”，过去有“男人不剃头，女人不唱戏”之说。
　　在我们家上一辈的亲戚中，木匠石匠篾匠裁缝都有，要说日子过得很好，肯定没有一个。
　　这几个行当都是上门的活，一张嘴是顾得上的。走村串镇，吃百家饭，尤其是木匠和石匠，领班和师傅可能会比较风光，有酒有肉的供着。学徒三年却苦不堪言，不说挨打，骂都会被师傅骂死。
　　陈家就是这么一个可继承香火的人，虽说是捡来的，总要强过于绝后，把舅舅放到外面去陈寒峤不放心。再说木匠石匠篾匠都是细活，需要投入很多的心思，不如铁匠活，简简单单。
　　从前的木匠石匠可不像现在的木匠石匠，什么活儿到了自己的手中，要能做出花来才能自立门户。
　　这可能是老谋深算的陈寒峤的考虑。他不想舅舅活得太累。他希望日后舅舅的日子过得简单。
　　就这样，舅舅去了圩镇上唯一的一家铁匠铺。
　　十八岁那年，外婆让他和舅妈圆了房。
　　之所以要早早给他们圆房，一是想尽早抱孙子，二是怕两个豆蔻年华的年轻人天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万一行为不检点，做出什么出格之事，陈家的体面就要丢尽了。
　　婚后的舅舅日子过得很安逸。他什么都不要考虑，什么都不要负担，过的是饭来张嘴衣来伸手的生活，油瓶子倒了不需要他去扶，有人会抢在他面前扶起，就连舅妈生了小孩也不要他动一个手指头。家里的一切都由外婆和舅妈包了，他只管坐享其成就行了。
　　舅舅没有陈寒峤那么高，但很壮实，有一身的好力气。陈寒峤把他送去学打铁是非常正确的。
　　做了铁匠的舅舅给我们家带来的一大好处是：母亲不用花钱去买铁器。菜刀柴刀锅铲饭勺锄头木桶的铁箍挂物的铁钩火钳……只要是从铁匠铺出来的，都是由舅舅打好送到我们家来。
　　从前，一年之中舅舅究竟要来我们家多少次已经无法去计算了。他每次来都是奉命而行，给我们家送各种各样的东西。顺便他会把给母亲打的铁器一起捎上。
　　如果母亲交代他做什么东西，他还会专程跑一趟小城，把母亲要的东西及时送过来。
　　以舅舅后来的生活状态，如果没有陈寒峤的家底子撑着，别说养家糊口，要糊住他自己一张嘴都难。
　　三年学徒，他只是赚到饭吃。
　　出师后，他喝酒的功夫也修炼到家了。
　　日后，他成了圩镇上最能喝酒的人。一开始还是每天都得有酒，后来成了每餐不能没酒。酒成了他一日三餐的主食。早餐已经喝得微醉了。中餐他还要接着喝。晚上就更不能不喝。
　　他有很多酒友，经常把人请到家里来喝酒，也到处去喝酒。
　　酒喝到酣处开始划拳。酒桌上他的嗓门最大，也最亢奋，隔着好几堵墙都能听到他那行云流水般的叫喊之声。
　　他的好日子，好运气，随着外婆和舅妈的去世戛然而止。
　　很多人对此的评价是：太不知惜福了，有前福没有后福，年轻的时候把一辈子的福都享尽了。
　　外婆去世那天，舅舅正在几里外的一个朋友家里喝酒，去报信的人找到他，他已经东倒西歪，话都说不清楚了。听到来人的传话，舅舅的酒吓醒了，一路跌跌撞撞跑回家去。等到他赶到外婆身边时，他身上到处都是血，手上脚上脸上开了很多个口子。
　　“娘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舅舅扑通一声在外婆身边跪下了，头一个劲捣地，又把额头磕得鲜血淋漓。
　　舅妈去世和外婆只是前后脚之间的事。舅舅是在身边的，守着舅妈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从此，舅舅的生活开始走下坡路，一落千丈。
　　他喝酒更凶了，几乎是整天泡在酒缸里，饭量开始急剧下降，菜也不怎么吃了，而酒量却猛增。到后来，他几乎只是光喝酒，别的什么都不吃。
　　看他这样喝酒，和他在一起喝酒的人都很害怕，到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任何时候，他口袋里都会有一瓶酒，在路上行走，也会掏出来喝几口。
　　家里的很多好东西，十个钱不抵一个钱被他贱卖了，变成了他杯中的断肠酒。
　　除了喝酒，他后来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在外面喝完酒他就打牌，总要输得口袋里一分钱没有才会回家。
　　再往后就更麻烦了，家门口出现了要债的人。
　　如此一来，他不仅成了无可救药的酒鬼，还是陈家的败家子，只差没有把陈寒峤活活气死。
　　这个责任外婆是要承担一部分的，谁叫她从小到大那么纵容他呢！
　　舅舅的脸色酡红，一天到晚都是醉醺醺的，眼睛上结满眼眵，走路摇摇晃晃，已经是严重的酒精中毒了。
　　舅妈去世后，他还娶过两个女人。
　　曾经沧海难为水，这句话在舅舅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应验。
　　那两个女人怎么能与舅妈比呢？第一个女人只过了半年就被舅舅打跑了。
　　身边没有女人，舅舅又想女人，只好找人再去说一次媒。
　　很多女人对舅舅以前的生活有所了解后，都不敢嫁。
　　费了很大的周折，才让他第三次做成了新郎官。
　　第二个女人可没有那么好对付。舅舅也打，但怎么打她都不走。
　　她给舅舅带来了四个儿女。这四个儿女更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有一天，舅舅打他们的母亲时，四个儿女一拥而上，手中的棍子照着舅舅往死里打。
　　舅舅被打得头破血流，躺了很多天才能起床。
　　从此，舅舅喝酒更没有天日。有一天，舅舅外出喝酒，回来的路上把胳膊摔断了。
　　这只刚刚开始。一年后，他又把一只脚摔断了。
　　从本质上说，舅舅是个很厚道的人。他来我们家送东西，见了母亲总是姐姐长姐姐短，叫得不知有多亲热。看见我们一个个脸黄肌瘦，他又会很难过，常常会把身上不多的钱全掏出来，分给我们，叫我们上街去买点东西吃。
　　为了不增加我们家的负担，他来我们家一般是不吃饭的，放下东西，坐下来喝一碗水，与母亲说几句话就赶回圩镇去。
　　实在拗不过母亲，一碗汆汤肉，几个荷包蛋，他最少要分一大半给我们。
　　五十五岁那年，他酩酊大醉，上了圩镇的那座水泥大桥。
　　这一天，正是五月初五，农历端午节。河里发了大水，浊浪翻滚，惊涛拍岸。
　　在目击者的惊呼中，摇摇晃晃的舅舅越过栏杆，纵身跳入河里。
　　从此，圩镇上再没有舅舅这个人。
　　就连尸体都没找到，坟里埋的只是他的衣冠冢。
　　童养媳舅妈
　　舅妈胡文清是我这一生中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女人，也是最好的女人。
　　解放前，小城唯一的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挂着一幅招徕顾客的照片，照片中的少妇婷婷玉立，披肩的短发，穿着旗袍，修长的兰发指上夹着一条手绢，脸上含着蒙娜丽莎一样的微笑。
　　这幅照片文革时曾被埋入河滩的砂砾中，由于透水，等到重见天日时已模糊不清。
　　那个照片中的少妇就是舅妈的母亲。
　　在舅妈的家族中，还出过一个黄埔军校生。他是舅妈的舅舅，三十几岁就当了副师长。1949年，他本来是有机会去台湾的，但是他脱下了将官军装跑回了老家。据说他纳过一个妾，也是惊人的漂亮。他没有把妾留在身边，而是回到了原配夫人的身边。这位舅妈的舅舅我见过一次。当时是万立人带我去喝喜酒，因为拉肚子，又找不到厕所，便钻进一口水塘旁边的芦苇里方便，这个细节我到现在还记得一清二楚。舅妈的舅舅听说万立人和我来了，赶过来看我们。这时我们已经准备走了，正在路边和很多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称呼的亲戚道别，一个气喘嘘嘘的老人拄着拐杖走过来，抓着万立人的手不肯松手，一定要万立人带着我到他家去吃一餐饭。
　　我们没有去舅妈的舅舅家去看看，到今天想起来都是一件万分遗憾的事。
　　舅妈的舅舅晚境非常凄惨。他的原配夫人先他而去，两个儿子先后病死了，并且没有给他留下后代。
　　有这种家族背景的舅妈，怎么会从小就被抱到外婆家来当童养媳？这只能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在那个年代，养童养媳是一种风气，并且代代相传，大户人家的女孩子也不能幸免；二是外婆在娘家有一定的定位，说话有份量，她提出的要求别人不好拒绝。
　　舅妈一生都生活在圩镇，没见过什么世面，身上却有一股雍容高贵的气质，叫人过目难忘。
　　生第四个孩子时，舅妈遭遇了血崩。
　　舅妈有好几个兄弟，个个都是美男子，以前常常会来我们家，所以我对他们有一定的印象。和舅妈的舅舅一样，他们后来都成了农民，并且在年轻时一直娶不上老婆。他们中的一个在四十多岁时娶了一个瘸了一条腿的残疾人，另一个娶了一个模样还过得去的寡妇，却给他带来了一大堆儿女。
　　我六岁那年，第一次去外婆家，是被舅舅和舅妈骗去的。
　　我问他们，“去外婆家有多远？”
　　“很近，你把手上的东西吃完了就到了。”
　　我正在吃着他们带来的东西：左手一把芝麻糖，右手一块冻米糖。
　　舅舅和舅妈来我们家送年货，征得了母亲的同意，把我带出了门。
　　上了那条去圩镇的路，穿越一座村庄又过一条小河，上一座岭又下一道梁，对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这可不是一段轻松的行程。
　　我问舅舅和舅妈，“到底还有多远，你们是不是在骗我？”
　　舅舅和舅妈异口同声说，“快了快了，就在前面。”
　　前面依然是田野，村庄，一座又一座歇脚亭，遥远地平线下的连绵山岭。
　　我走不动了，开始赖地，蹲在地上不动。
　　舅舅和舅妈便轮着背我。
　　舅舅的背很厚，肩膀很宽，脖子又短又粗。
　　舅妈正好相反，看起来，比舅舅还要高。
　　打很小起，我就喜欢漂亮的女人，搂着舅妈的细脖子不肯松手。
　　舅舅怕舅妈累坏了，要轮换她。他拍着我的屁股，要我下来。我不理他。
　　小时候，我们家的孩子是有人吃过舅妈的奶的。
　　舅舅和舅妈结婚的前几年，开始一直不生孩子，这可把外婆急得要命，愁得要死。
　　后几年，又猛生孩子，几乎是隔年一个。
　　刚生小孩的舅妈奶胀，到我们家来，小孩没带来，便解开衣襟，让万立诚饱餐一顿。这一幕被我看见了。
　　看见舅妈把硕大的乳房掏出来，我有些难为情。心里又有些不舒服。
　　我吃醋了。但我已经八岁，怎么可能去吃舅妈的奶？
　　在我只有几岁大时，就知道欣赏美丽的女人。
　　舅妈的身体让我百看不厌，她每一次的到来都会让我兴奋不已。
　　听到舅妈的声音，我飞快地从屋里冲出，把舅妈迎进屋。
　　这绝不仅仅是因为舅妈给我带来了好吃的东西。
　　在我看来，舅妈的声音就是我童年时代最美妙的天籁，她要是唱歌一定会无比动听。可惜我从未听过舅妈唱歌。
　　我像一只讨厌的苍蝇围着舅妈转。我的眼睛总是有意无意在舅妈的身上扫来扫去。舅妈身上很多东西都是我想看到的，包括她的乳房，我都想伸手去摸摸。
　　但我不敢，只能远远看着舅妈。年龄越大越是如此。
　　舅妈每次见到我，都要我亲她。
　　我嘬起嘴唇，在她脸颊上轻轻啄一下。也用舌尖在她脸上进行过一次快速的扫荡，然后迅速跑开。
　　现在，能够趴在舅妈的背上，我当然很开心。
　　摸舅妈的乳房当然还是不敢，有意无意用手背触碰一下是难免的，这让我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稍大之后，我不好意思再要舅妈背了，看到舅妈还是满心欢喜。
　　我的欢喜是深藏不露的，不敢让任何人看出，更不想舅妈看出。舅妈来我们家，我还会有意躲开。
　　有一次，也是年前，舅舅和舅妈又来送年货。
　　放下东西后，舅妈招呼我，要给我压岁钱。
　　我装着没听见，勾着头系鞋带。
　　那鞋带好像永远都系不好。
　　舅妈走过来，蹲下来帮我系鞋带。
　　她愣了一下，看到了我满脸的泪水。
　　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流泪。
　　我拼命忍，还是没有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一直到今天，我回想此事，还是理不出个头绪，不能为当初的泪眼婆娑找出一条能解释得通的理由。
　　我是在暗恋舅妈吗？这说不过去呀。
　　只听说过有恋母情节，没听说恋舅妈情节。
　　我母亲也很美丽，我要暗恋，也该恋母亲。
　　这不可能，因为童年时代，我痛恨母亲。
　　为什么会痛恨母亲，我会在后面交待清楚。
　　正是因为我不可能去暗恋一个我痛恨的人，只能移情别恋。
　　这是我现在的解释，符不符合实情，只有天知道。
　　但我欣赏舅妈，喜欢舅妈，总想接近舅妈，绝对准确无误。
　　我还妒嫉舅舅，吃舅舅的醋，看见舅舅和舅妈在一起有说有笑，我就会很不高兴。
　　这同样毫无道理。
　　舅妈胡文清的模样，有上一代人做参照，不管从哪方面来衡量都不会差到哪里去。这是当初外婆选择舅妈做童养媳时，所作出的一个判断。后来的事实证明，外婆的眼光是对的。
　　胡文清小的时候就特别乖巧，特别温顺，特别懂事，也特别聪明伶俐。
　　舅舅就不一样了，调皮捣蛋，常常把自己弄成一只泥猴。
　　胡文清一直把舅舅当作亲哥哥，哥哥长哥哥短叫得特别甜。到了十一二岁她才知道，那个她一直当作亲哥哥的人将来要做她的男人。
　　这时的胡文清已经尽显一个绝世美人的精致。她的骨骼长得特别好，十指尖尖，胳膊细长，双腿修长，包括五官，肤色，身高，体形，无不搭配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就好像造物主在设计这个人时，是用最精确的比例，最优质的材料组合而成。
　　胡文清叫谁见了都会瞪大眼睛，惊诧这个世界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小女孩。
　　她没有像舅舅那样被送到镇上的私塾去启蒙读书，这倒不是陈寒峤和外婆舍不得花钱，主要是出于女孩子不宜在外面过多抛头露面的考虑。胡文清的文化知识，女红，待人处世之道，全部是外婆在家里教的。因而，舅妈识文断字，还很能干。
　　结婚前，舅妈有了一份工作，在圩镇的伞厂做油纸伞。
　　舅舅学打铁的那家铁匠铺子后来并入了镇农具厂，舅舅的工作还是打铁。
　　小时候，舅妈对外婆的称呼是姑姑。圆房后，她应该改口了，管外婆叫妈。但舅妈改不过口，还是一直称外婆为姑姑。
　　从厂里回到家里，舅妈会帮外婆做很多事。婆媳两个，一个在灶下烧火，一个在砧板上切菜，配合得天衣无缝。
　　最早是外婆主厨，舅妈在灶下打帮手。后来反过来了，舅妈主厨，外婆在灶下打帮手。
　　一对相处了几十年的婆媳，要说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牙齿都会碰到舌头呢，这是舅妈过去常说的一句话。
　　就说我们家吧，大妹万淑芬和母亲是最贴心的。但两个人的冲突几十年来从来没停止过。母亲经常被大妹气得要死，大妹更是次次差不多要吐血。
　　我从未看过外婆和舅妈之间会像我们家那样，有那么激烈的冲突和碰撞。
　　外婆最多也就是摇头叹气，或者躲进房间抹眼泪。舅妈呢，也从未见她和外婆大声说话。
　　舅妈声音很柔软，也很悦耳，有一种风吹风铃的清脆。
　　对于我们家，舅妈是没得说的。外婆上了年纪后，往我们家送东西的任务就落到了舅妈和舅舅的身上。
　　有时是舅妈和舅舅一块来，有时是舅妈一个人来，舅舅一个人来当然更多一些。
　　舅妈进一趟城，来回走六十多里路，就是给我们送一大堆吃的东西。那些东西是很丰盛的，有桃，李，枣子，柚子，桔子，柿子，柿子饼，板栗，还有鸡蛋，鸭蛋，童子鸡，糯米糖，冻米糖，芝麻糖，炸薯片，年糕，全部出自外婆舅妈之手以及屋后的菜园子。
　　过年的压岁钱当然年年都有。给舅舅做衣服裤子，舅妈一定会多做一至两套，有时给万立人，有时给我。
　　需要说明的是，小时候，不管谁给我们压岁钱，最多只能在我们口袋里放几天，之后没有不被没收的，成为家庭财政的一部分，除非我们有这种本事，拿到压岁钱能藏起来，不让母亲知道。
　　偏偏我们没出息得很，压岁钱到手就会很兴奋地跑到母亲面前去炫耀一番。这表明，在某个阶段，我们上交压岁钱是心甘情愿的，甚至还带有表功的意味。唯一的例外是古灵精怪的万立诚，他拿到压岁钱是一向不声张的，哪怕是无法掩藏，他也不会像我们这样傻乎乎的悉数上交，能瞒下多少算多少。
　　舅妈给我们做的衣服也一样，只能在过年时拿出来给我们穿几天，然后就要锁到箱子里去，来年过年时再拿出来。然而到了下一年，衣裤多半是要短一截的，只能便宜下面的人，这足以成为我们痛恨母亲的一个理由。
　　我读小学三年级的那个夏天，母亲也背过我一次。
　　当时我正打着摆子，忽冷忽热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刚开始母亲只是让我喝生姜水葱蔸汤，见我还是高热不退满脸通红身上滚烫，无计可施，才把我背进了地区医院。
　　这怎么能与六岁那年，舅妈背我的肩膀相比？
　　所以，小时候，我们对舅妈有一份特别的期待，看见舅妈很久没有进城，我们便会眼巴巴地盼着：怎么还不来呀？
　　遭遇血崩后，舅妈还耗了几年。她特别怕冷，才刚刚入秋就得穿棉袄，手上总是有一个小火笼，吃东西只能吃一点点，多吃了不仅仅是胃受不了，全身都难受。
　　舅妈生病几年，照顾舅妈的基本上是外婆。
　　外婆刚刚安葬好，舅妈就被送进小城来了。
　　万立人那时还什么都不是，也就不会有小车子。他与舅舅轮换着背舅妈去医院。
　　第二天，万立人又得想办法把舅妈送回圩镇去。
　　舅妈断气时，舅舅哭了。万立人听到他的哽咽之声：“一家人都死光了！”
　　在此之前，大表弟死于一场迟早都要到来的车祸。
　　大表弟是傻子。但他最初并不是傻子。因为发高烧，打错了针，才成为傻子。
　　他对汽油特别敏感，不管哪里有汽油，藏得有多深，他都能凭嗅觉找到。任何时候，他手中都有一个玻璃瓶子，只要嗅到汽油味，哪怕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他也会用种种笨方法把油箱撬开，瓶子里装满汽油，然后对着汽油瓶嗅个不停。
　　一天到晚，他最热衷的事就是追着汽车到处跑。他死于汽车轮子之下是一点不足为奇的。
　　看见舅舅垂泪，万立人也落泪了。
　　在我们家族死去的亲人中，万立人只为两个人落了泪：一个是外婆，还有一个是舅妈。
　　1982年，要把一具死尸运回三十里外的圩镇，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万立人找了好几个有办法的朋友，一听说是运死尸，一个个有多远躲多远。
　　花钱找人运，也没人干。
　　这事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我到今天都不清楚。
　　母亲出阁前的生活
　　外婆一生生育不畅，给母亲的童年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担心母亲也会像前面那些孩子一样早早夭折，按照算命先生的指点，母亲半岁时被抱到别人家里，做了童养媳。
　　八岁那年，那个男孩子死掉了，母亲才被接回外婆家。
　　母亲此时还不愿意回来，她大概已经把自己当作那家人家的女儿。被外公陈寒峤打了一个巴掌，在房间里关了好几天，她才不再哭哭啼啼，闹着要回去。
　　母亲去别人家做童养媳，创造了圩镇另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她带着奶妈去了婆家。
　　工钱当然还是由陈寒峤来出。每一年过年，陈寒峤都会让外婆给母亲送去一份很厚的压岁钱。明摆着是告诉对方，对母亲好一点。
　　母亲两岁时，奶妈才离去。
　　两年的相处，奶妈对母亲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据说，奶妈离去时是哭着走的。
　　母亲被接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难以融入自己的娘家，这让外婆和陈寒峤伤透了脑筋。
　　对于自己唯一的亲生女儿，外婆和陈寒峤肯定想好好培养一下。
　　送她去私塾读书是没可能，原因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把人请到家里来教也没有可能。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外婆和陈寒峤教她。
　　但很长一段时间，母亲见了外婆和陈寒峤就躲，让外婆和陈寒峤一筹莫展，毫无办法。
　　母亲最佳的学习时间，就这么错过了。
　　终其一生，母亲与外公陈寒峤和外婆的关系始终没有舅妈胡文清和他们的关系那么亲。他们的关系好像颠倒了：舅妈胡文清反倒更像是外公陈寒峤和外婆的亲生女儿，母亲只不过是与他们隔着肚皮的儿媳妇。
　　出阁之前的十一年，陈寒峤对母亲是很严厉的。该给母亲的东西一分不少，但绝不溺爱母亲。家里很多活母亲一样得做，小小年纪就得下厨做饭，到屋后的水塘洗衣服，跟着外婆学女红，纺纱织布染布一样没缺。天寒地冻，母亲一样要敲开冰块漂洗染布，把两只小手冻得通红。屋后的菜园子里，经常可以看到母亲的身影。
　　舅舅和舅妈来了后，照管舅舅和舅妈的事她也得承担很大的一部分。
　　舅舅和舅妈是被母亲抱大的。对这个捡来的弟弟，母亲倒是很亲。她很像个大姐姐，什么事都不与他争，什么事都让着他。
　　几岁大的舅舅特别喜欢和母亲在一起，对小媳妇胡文清反倒有些讨厌，不是不理不答就是把她逗哭，再不就是躲着她，不让她跟在身边。
　　舅舅成了母亲的跟屁虫，一天到晚追着母亲跑。胡文清则追着舅舅，不舍不弃。
　　一大两小三个孩子楼上楼下相互追逐，房间厅堂里厨房染布房菜园子里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他们打打闹闹，一刻也不肯安静。一座很大的宅子一天到晚都是他们的尖叫声，笑闹声，楼板的叮咚声，椅子凳子碰翻的倒地声，鸡飞狗叫声，再就是舅舅或舅妈胡文清的哭声。
　　在奔跑躲藏中，舅舅老是摔倒在地，不是手脚碰破了皮就是额头上起了一个大包。
　　舅舅坐在地上咧嘴大哭。只要母亲来到他面前，逗他两下，眼睛里还含着泪水，他又会笑起来，爬起来继续追赶母亲。
　　母亲便会笑他：“又哭又笑，猫咪打叫。”
　　舅舅更要猛追了，朝母亲扑了过去，扯她的衣服下摆，紧紧箍住她的脖子不放。
　　他还是鼻涕虫，鼻涕拖得老长，吸一口，鼻涕进去了，哇哇大叫时，鼻涕又出来了。
　　母亲又要羞他了：“这么大的男孩子，没羞没脸，还做鼻涕虫呢。”
　　然后上前帮他把鼻涕擤掉。做这事，母亲一点都不嫌脏。
　　胡文清比舅舅要稳重一些，磕磕碰碰的时候少得多，不会老是弄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但是舅舅总是欺负她，一点也不让他这个小媳妇。有一次，为了争取一块打虫的宝塔糖，舅舅甚至在胡文清的鼻子上咬了一口，留下两排清晰的牙印。
　　胡文清坐在地上，裂开嘴大哭，哄胡文清的当然是母亲。
　　在陈家的深宅大院，三个孩子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童年时光。
　　十二三岁，陈寒峤就让母亲参与家里经济上的事。
　　盘点的时候，陈寒峤让母亲在身边帮着算钱，每一个圩集赚了多少钱都让她知道，钱放在哪里也不回避。
　　陈寒峤是否想让母亲继承衣钵，将来也开织染店？
　　这没有可能。毕竟母亲是女儿，总有一天要到别人家里去。陈寒峤的用意应该不在这方面。
　　母亲要用钱是不用给陈寒峤打招呼的，尽管拿就是了。这反而养成了母亲从不乱花一分钱的习惯。
　　回到陈家十一年，母亲极少花钱。陈寒峤硬塞钱给她，母亲把钱拿过来，一张一张数一遍，又会一分不留交到外婆的手中。
　　外婆怎么会要她的钱？还是要把钱塞回给她。
　　到了赶圩集的那天，母亲到圩集上去转一圈。她一路往前去，时而慢悠悠东张西望，时而快步挤进人堆里，在一些挑担前蹲下来。整个圩集上，找不到第二个像她这样的人，东西反复抓在手上看，和人讨价还价斤斤计较，眼看着价钱差不多要谈拢了，她又起身而去，让卖家很是失望。
　　一个上午，她就这么一路问过去。经常来赶圩集的一些老卖家都认识这个漂亮的小姑娘，知道她也就是问问价而已，要和她做成生意很难，对她既不会太热情，也不会太冷淡。
　　实际上，母亲还是会买一些东西的。快到中午，母亲回家了，提回家的东西有吃的也有用的，诸如货郎担上的针头线脑，糖葫芦，几个金黄色的香瓜，或者一大堆家里不会有的梨啊杨梅什么的，但基本上不是给自己买的，而是全家人都有份。
　　有时候，她会好笑地提回一条还是活蹦乱跳的小鲶鱼，而厨房里，外婆一大早就从圩集上买回的一条大鲤鱼已经飘出了诱人的香味。
　　看母亲买东西是很有意思的。她常常图便宜买回一大堆不合适的东西，这多半是圩集快要散卖家急于脱手而甩卖的便宜货。如果是吃的当然还好办，最多就是难吃一点而已。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些用品眼下用不上，也不知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只能堆在阁楼上，时间一长就被人遗忘了。
　　对于母亲这样买东西，陈寒峤和外婆都不会管，由着她的性子去，只要她开心就行。
　　而母亲也乐此不疲，只要她觉得划算便宜，下一个圩集还会抱一堆吃用都不宜的东西回家。
　　她是这样花钱的，要是陈寒峤也这样花钱，是一定要遭到她的指责抢白的。
　　每次赶圩集，只要陈寒峤或者外婆从外面提了东西回家，第一个走上前把东西接过来的一定是母亲。
　　东西在母亲手中反反复复看，然后是问价，在哪里买的。得知价钱后，母亲就会叫起来：“你怎么这么傻，又给人家骗了！下次买东西一定要把我带去，让我来谈价钱。”
　　有时候，她不仅仅是大喊大叫几声就完事，还会很生气，弄得陈寒峤也很不开心，免不了要大声喝斥几句。此后父女两个几天都不说话，外婆也只有连声叹气。
　　从这点可以看出，她看钱之重，要远甚于生意人陈寒峤。
　　过年之前，陈寒峤通常都会买些好布料，把圩镇上的老裁缝请到家里来，给母亲做几件像样的衣服。
　　多是些丝绸洋布之类，相对土布而言无疑要贵得多。
　　母亲表现出来的不是很高兴，而是非常不高兴。她大叫大喊：“你给我买这么好的布，我穿出去给谁看！”
　　平常，外婆把饭桌搞得过于丰盛，母亲也有话说。
　　“又不是过年，吃这么好？”
　　母亲这样子让陈寒峤很郁闷。他不想看到自己唯一的女儿过于琐碎，什么都去斤斤计较。他希望她做人能大度一些，不要老在小事上纠缠不清，目光要往大处瞧，远处看。
　　私下里，他问外婆。
　　“你看筱菡到底像谁？”
　　“像谁？还不是像你。”
　　“怎么像我呢？”
　　“不像你像谁？你一天到晚算盘挂在胸前拨，女儿不跟着你学精才怪呢。”
　　外婆后面的这句话，带有调侃的意味。
　　“棍子爸爸的爷”是调侃时，外婆经常会扣在陈寒峤头顶上的一顶帽子。
　　“棍子”在我老家语义里是吝啬的意思。“棍子爸爸的爷”当然就是极度的吝啬了。
　　“吝啬鬼”和“巴家鬼”都是说人小器。把“吝啬”两个字安在母亲的头上，显然是不对的。母亲并不吝啬。最起码年少时不吝啬。她只是心痛陈寒峤赚钱不易和外婆的日夜操劳。
　　在别人家做了七年半童养媳，母亲懂事特别早。
　　外婆的家教，陈寒峤的影响，让她早早地成熟了，方方面面的生活技巧熟稔于心。
　　她有了很强的自我意识，很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很强的自我掌控力，这为她日后在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下立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往前过，母亲终于出落成远近闻名的大美女。
　　少女时代，母亲蓄着一对又黑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出阁之前，外婆把这对长辫子留下来了，并一直珍藏着，放在一个很精致的小匣子里。
　　我去外婆家，外婆和舅妈都让我看过这对大辫子。
　　一块金黄色的绸布将其包裹，上面系着红头绳，母亲儿时戴过的长命锁、银项圈、银手镯，与其同在。
　　这是年轻的母亲身上留下来的唯一实物。
　　儿时候，没有多深的感触，看看而已。可今天再想起此事，就万般滋味在心头了。
　　岭下万家
　　岭下万家没有外姓。一座很小的山村，五十年代也就三四十户人家，门前一条小溪非常清澈，一村的人洗菜洗衣服甚至夏天洗澡都在这里。
　　村子虽小，却有一排白墙青瓦的深宅。这些深宅的主人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到后来枝叶蔓延兄弟分家，多出了更多的深宅。到了万永昌父亲这一代，一幢深宅里出现了叔伯子侄合居的现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住在深宅里的人越来越少。村子向外拓展，很多房子都盖到山坡上去了，每家房前屋后都有一个院子，房子都是楼房，最矮的也有两层，还留了向上发展的空间，比昔日的深宅无疑气派多了。
　　一些深宅坍塌了。一些深宅还有一两个老人留守。没人留守的深宅里，柱子下面都被人挖过，留下一个一个的大坑。
　　那些年，外面有很多传闻，说是过去留下的这些深宅，柱子下面都埋有金狗金猪之类的镇宅之宝。于是在月黑风高夜，便有人专门干这种营生，到处去挖人家的祖屋的根基。
　　这还是其次。盗墓挖祖坟一段时间触目惊心。
　　白天踩点，一把洛阳铲到处瞎捅，到了晚上大规模行动。后来变得更疯狂，有人合伙出资，把地质队的人都请来了，用伽玛仪漫山遍野探测。原本是不敢见天光的偷盗行为，几乎是明火执仗。
　　曾经发生了这样一桩血案：有一晚，两名合伙者盗挖了一座古墓。墓室打开后，面对价值不菲的墓葬品，一人起了异心。
　　他有意留了一些东西。疏于防范的另一个人理所当然要爬回墓室去拿最后一批财宝。他这一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守在后边的人迅速用泥土堵死了狭窄的通道，把合伙者活埋在墓室里。
　　这桩以合伙掠财开始以谋命而终的血案，似乎应该永远埋在阴森的古墓里，与那已经逝去的生命一起腐烂。然而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往往就像有某种神秘意志刻意安排一样。不久另一帮盗墓贼也在一个风高月黑夜挖开了这座古墓，这桩血案终于暴光于天日之下。
　　后面的事就简单多了。公安机关顺藤摸瓜，杀人者很快就得到了应有的严惩。
　　与盗墓相伴而生的是贩卖古董和仿制古董。后者已产业化了。在我老家一带，有很多这种专门生产仿古董的小作坊，生产出来的仿古董足以乱真。
　　几乎每座村子都有人加入了贩卖仿古董的大军，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经济活跃的城镇。车站，码头，街边，夜市，他们设置的地摊比比皆是。
　　前些年我出差在外，有意到一些有兜售假古董地摊的地方逛逛。跟人闲聊，全部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乡音。再深入聊下去，有人居然是来自岭下万家。
　　他乡遇故人，真不知该作何感慨。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岭下万家一直是一个很平静的地方。三十年的岁月流水，小山村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房子破破烂烂，家家穷得叮当响，连柴禾都没有烧，要烧干牛粪。那些牛粪饼全部贴在家家户户的墙壁上，成了早年岭下万家的一景。
　　土改时，万氏家族所有深宅的人家，最高的成份是富裕中农，没有一家地主。
　　不知当年这家庭成份是怎么一个评法，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老祖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
　　但我的感觉又似乎不是这么回事。在我们家后来不断有人被送回岭下万家之后，经常的走动就成为难免。无论是肃穆的葬礼，还是清明扫墓，我都看过这样的情景，同族的叔伯兄弟，甚至还是亲兄弟，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况下，只是一句话不当，就会引发一场让人胆寒的争吵。双方都气势汹汹，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也加入进来了。有些争吵就发生在灵堂上，甚至在墓地。争到后来，双方的锄头都举起来了，简直就要出人命。
　　真正打起来的情形是很少的，大多都是虚张声势。在我面前发生的争吵都是以双方的人被拉开推走收场，最多就是砸了几件东西，但还是把我这种很少见过这种场面的人吓一大跳。
　　有一场争斗是发生在两家亲家之间。
　　困难年代，由于没有彩礼钱，岭下万家那一带相互之间换亲比比皆是。你家要娶媳妇，就得拿一个女孩子到我家来换。如果没有女孩子又家贫如洗，这一家人家要娶媳妇就是难上加难了。
　　岭下万家的这户人家娶的是邻村人家的女儿，已经生了一对儿女，不知为什么，媳妇跑回娘家去了，过年都不肯回夫家，还扬言要离婚。
　　离过年还有一天，夫家几兄弟去了那家结亲的人家，要请媳妇回夫家过年。
　　也许是考虑岭下万家的男人脾气都爆躁，说不了几句话就要拍桌子，他们的女人也跟着去了，两个小孩也抱去了，要起润滑油的作用，防止自己的男人因为说不拢而大动干戈。
　　刚开始主要是女人说话，男人坐在八仙凳上闷闷抽烟。
　　“看孩子面吧。当娘的不在身边，两个孩子多可怜！”女人是这样劝亲家的。
　　两个孩子果然哭起来了，张开小手要自己的母亲抱。可是那家人家不为所动，泪水涟涟的母亲也被娘家人赶进里屋去了。
　　看女人磨了半天嘴巴皮子没磨出个结果来，男人得站出来说话了，一张嘴就有了很浓的火药味。
　　“说个屁呀，这一家人都是吃朱砂长大的，你费那么多口水干什么！”
　　骂的是自己的女人，话语却像刀子一样伤人，这当然让对方受不了。
　　那家人也是有准备的，见岭下万家来了这么多人，便陆续有人进来，也是他们家的兄弟或者亲戚。
　　都说门槛脚下有三寸硬土，力量对比，岭下万家的人已处于明显的劣势，要动手吃亏的只能是岭下万家的人。
　　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如果岭下万家的人示弱，那还是岭下万家人吗？
　　打斗就是在这之后发生的，而且还是岭下万家的人先动手。
　　一开始只是破口大骂，紧接着把这家人的八仙桌掀翻了。那家人家岂能容忍外姓人在自己家里撒野，当然要还以颜色。两个吓得哇哇大哭的孩子被丢在一边没人管了。男人拳脚相向，女人也卷进来了，相互扯头发，用指甲抠对方的脸。
　　见对方人越来越多，已经快招架不住了，岭下万家为首的人一声大吼，操起了家伙。
　　板凳，椅子，屋后的闩门杠，锄头，全部抡了起来。
　　厅堂太小，施展不开手脚，打斗由屋里打到了屋外的禾集。
　　如果一直这样打下去，肯定要出人命。岭下万家的人力单势薄，未必能从这座村子走出去。
　　毕竟村里还有管事的。正当打得不可开交时，村干部赶来了，叫来一群人，把打斗的双方分开。
　　这就是我的老家岭下万家。男人女人都可以流血，甚至不惜命，却咽不下一口气。
　　岭下万家也有其不同凡响之处。小日本鬼子投降的第二年，岭下万家出了一个国立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这件事当年在方圆几十里轰动一时，很多人都上门送礼，这家人家还请了客，摆酒的场面不会亚于娶媳妇办喜事。
　　这方圆几十里唯一的国立名牌大学高材生就是万永昌。
　　万永昌父亲的手中，临解放时还有三十亩水田，五头耕牛。但要说万家富有，真的说不上。
　　万永昌在小城寄宿读中学的几年，万永昌的大哥万永贵每个月都要步行几十里路进城给万永昌送一次米。如果万家富有，要弄得这么辛苦吗？
　　是不是因为万永昌的中学时代是在小城度过的，才会有后来母亲孤身一人被丢在小城，并由此展开我们家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
　　我们家的很多事情要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很难的，这件事的起因同样如此。
　　出阁
　　陈家有个乖乖女，方圆十几里人所尽知，上门求亲的说客踏破了陈家的门槛。
　　以陈家的家境，外婆的人缘，母亲的天生丽质，门当户对的人家都乐意结这门亲事。
　　那时候，哪个地方都有几个能说会道的媒婆，她们到处去打探哪家有好女孩，哪家有好男孩。只要能般配上的，就会穷尽心思，极力撮合。
　　对于媒婆介绍的人家，陈寒峤没有一个看上眼。
　　此时的陈寒峤，实际上已经是愁肠顿结夜难成眠。母亲过了年就是十九岁了，十九岁的大姑娘留在家里，放在现在根本就不是事，可在那个时候，对于陈寒峤来说就是天大的事。他要为母亲找一个体面的婆家，这是他最坚定不移的想法，这户人家迟迟没有出现，不仅让他焦虑，还让他上了火，口里有一股难闻的气味，老是烂嘴唇，吃东西难以下咽。那些日子，外婆听见身边的床板声到了半夜三更还响个不停，以往陈寒峤是从来不会这样的。
　　后来，来了一个姓宋的媒婆，几句话让陈寒峤上了心。
　　宋媒婆介绍的这户人家就是万家。所撮合的后生仔就是万永昌。
　　在决定这门亲事前，陈寒峤亲自到岭下万家去了一趟。
　　圩镇到岭下万家大约也是十几里路。三个地方：圩镇，桥下陈家，岭下万家，正好构成了一个近乎于等边的三角形。
　　岭下万家虽然有一个“岭”字，其实是丘岭地区。山不高，山上光秃的，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棵马尾松，好像永远也长不大。
　　这是我后来看到的情形，从前可不是这种样子。从万家深宅合抱粗的梁柱看，这里也有过林木茂盛的时候。还有一个说法，老一辈人在山上看见过老虎。
　　五十年后，这一带出了个能人，在上海开发房地产，赚了钱回家乡做善事，出资从省道铺了一条水泥路进去，把岭下万家和圩镇连接起来了，从岭下万家去圩镇才变得方便。
　　一直到今天，在我老家那一带，只要是经人介绍的婚事，都是女方的人在媒人陪同下先去男方家，目的就是看男方的家境如何。男方本人怎样倒还在其次。
　　这种相亲是不需要太多的客套的，都是直奔主题，在饭桌上当面讨价还价，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就散。开口的都是双方的家长，小伙子坐在饭桌上脸涨得通红，一声不吭紧张得很。姑娘家躲在房间里，胆子大一点的还敢探头探脑，腼腆的最多就是竖起耳朵听动静。
　　陈寒峤的目的是看看万永昌本人怎么样，家境如何就不是太重要了。
　　从圩镇到岭下的十多里山路，宋媒婆可是累坏了。她也是个小脚女人，哪里走得过陈寒峤？
　　如果陈寒峤一路能等她也罢。偏偏陈寒峤不是个会等人的人，早不知把她甩到哪里去了。
　　宋媒婆气喘嘘嘘赶到岭下万家，陈寒峤坐在万永昌家的厅堂里，已在喝万家所沏的第三壶茶。
　　这是1950年春节前的事，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万永昌回家休寒假，接受了陈寒峤带有挑剔性的严格审视。
　　这时的万永昌，一副学生模样，剃着那个年代的分头，脸上的络腮胡子已经长出来了，嗓门很大，说话底气十足，学生腔是难免的，谈吐里面有很多新词汇，诸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全面开展的土改，对工商资本企业的改造，……这些话令陈寒峤摸不着边际。
　　显摆也罢，想传递一些真实的想法也罢，在未来的老丈人面前，万永昌一点也不拘谨，一看就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陈寒峤少见地改变了一向以他为中心的角色，听的时候多，说的时候少。出了万家门，陈寒峤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银元扔给了宋媒婆。
　　没有什么让陈寒峤不满意的。万永昌的外貌，身高，身体状况，气质，符合陈寒峤的择婿标准。虽然家境不能满意，但长可补短，优可补劣，巧可补拙。自从兴办洋学后，万永昌是方圆几十里所出的唯一大学生，按过去说法就是高中了，这个前程怎么能估量呢？
　　万永昌年轻时的模样，我在他大学毕业证上的照片上看到了。他比我母亲大四岁，这年23岁。
　　回到圩镇，陈寒峤和外婆就开始为我母亲陈筱菡准备嫁妆。
　　半年后，万永昌大学毕业。他赶回岭下万家，万家和陈家已经是万事俱备，就等着他去圩镇上接新娘子。
　　万永昌是骑着高头大马去圩镇接我母亲的，一帮吹吹打打者紧随其后。
　　在七月的炎炎烈日之下，骑在马上的万永昌胸前一朵大红花，头上还好笑地戴了一顶黑色的礼帽。
　　出门之前，外婆把母亲的长辫子剪下了，用两根长线给母亲刮了面，并郑重其事告诉她，“过了今天，你就是一个女人了，但要做一个贤慧的好女人，却是一辈子的事。”
　　在别人家做了七年半童养媳，在富有的娘家前后呆了十一年半的陈筱菡，被一台花轿风风光光地抬进了万家大宅。
　　万家的流水宴从头一天的中午喝起，到了迎亲这天的中午才进入高潮。门前的晒谷场上摆了几十张方桌。全村的人每家都有份。有亲戚关系的人家全家都来，到第三天吃完早饭才离去。
　　闹洞房是免不了的。这一晚是全体亲戚和全村人的狂欢之夜。没有大小之分，也没有尊卑贵贱，谁都可以抓新郎和新娘子开心。
　　客人散尽，婆婆悄悄交给了陈筱菡一条崭新的白毛巾。
　　母亲羞涩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交到婆婆手中的白毛巾上，有斑斑血迹。
　　远行
　　母亲的新婚生活是在动荡中开始的。
　　第三天，回完了门，万永昌就开始在在为上路做准备了。
　　把美丽可人的新娘子丢在岭下万家，他一万个不愿意。一起走吧，也是一件万分头痛的事。
　　对于母亲，万永昌应该是相当满意的，最起码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是这样。
　　在外面读书数年，万永昌有没有自己心仪的女孩子我不知道，但母亲的美丽肯定让万永昌着迷。
　　新婚的那几天，除了必要的应酬，到几家长辈家里去走动一下，他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守在母亲身边。
　　在饭桌上，在家人面前，万永昌还有些拘谨，不敢眉目传情。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
　　白天他们避开众人，到屋后的山上去走走。万永昌走在前面，母亲跟在后面，头一直是低着的，样子好像还有一点难为情。
　　进了树林子，万永昌放慢了脚步，母亲也越靠越近，最终两个人的手牵在了一起。
　　他们在林子里漫步，寻找这个季节可能还会有的菌菇，像孩子一样追逐七月的金火虫，登高望远。在落满松针的平地坐下，双目对视，母亲就会脸红，然后依偎在万永昌的身边。
　　黄昏的时候他们还会出去一次。这一次是到万家的菜地转转，再走向万家的农田。
　　七月流火，田野里有暮归的耕牛。刚刚收割完的稻田里，焚烧稻草的香味随风而至。投林的鸟在远处大声啼鸣，村子里面，蓝色的炊烟正在升起。行走在田塍上的人个个都是急匆匆的，手上和肩上很少有空着的，沉重的担子发出富有节奏的声响。空着手在田塍上慢悠悠散步的只有他们俩人。
　　此情此情，叫村里的人看见，谁不会以为，他们是一对天下最幸福的神仙眷侣？
　　是的，按照常理，他们应该成为一对美满的夫妻，就像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夫妻一样，婚姻生活从风和日丽中开始，满眼都是灿烂的阳光，天空明媚，晚霞满天，四野一片宁静，只有两个幸福的人相依相偎牵手而行。
　　但这样的时光，给予他们实在是太短暂了。
　　万永昌肯定是想延续属于他们的幸福时光，他舍不得丢下新婚的美丽的妻子，权衡再三，还是决定把母亲带上。
　　第五天一大早，他们上路了。万永昌的大哥推着一辆独轮车把他们送到小城。车上是他们出远门的行李，两只皮箱里装着母亲的部分嫁妆，有一些金银首饰，还有几十块银元。
　　在汽车站，他们坐上了开往省城的班车。然后乘火车，先向西，再往北。到达汉口，他们作了短暂的停留。不久，新的指令下来了，万永昌还得往北去。
　　他们再次上了火车。下一站是北京。
　　按照这一行程安排，万永昌应该留在地质部，能熬出头，将来做一名京官；熬不出头，在业务上发展，日后成为业务尖子，技术权威，部里的高级工程师，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如果真是这样，万永昌的命运轨迹将发生改变。母亲的命运轨迹也将发生改变。
　　但是百废待兴，下面更需要像万永昌这种科班出身的有用之才。万永昌又得南下了，这一回是前往湖南。
　　在湖南没喘过气来，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万永昌得去刚刚解放还在剿匪的广西。
　　一旦进入广西，万永昌的行头中，不但要有地质锤罗盘放大镜，还得配上防身的手枪。
　　五十年代初，地质工作还属于机密行业，保密和保护都很严密，有些地质队，一直到七十年代，邮寄地址还是XXX信箱，搞得非常神秘。
　　再把母亲带在身边，不仅不方便，还很危险。
　　这是母亲这一辈子跟万永昌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光。必要的补充说明是，我所指的最长时光，是指万永昌作为一个健全的男人，可以履行丈夫的责任和义务。万永昌生病回到母亲身边就不能算了。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母亲和万永昌一直都在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夜里常常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着落。早晨，新婚的母亲懒洋洋赖在床上，想多睡一会儿，万永昌又要命地催起来了，要她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门。
　　母亲心里万般不愿意，但毫无办法，只能带上行李，跟着万永昌继续上路。
　　得知要把自己送回家，母亲没有流露出太多的伤感。外面世界给她带来的新鲜感早已荡然无存。居无定所，走个不停，让她心生厌倦。她把这种不停地行走形容为：就跟船上的人似的。
　　如果不是跟随自己的男人，她一点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在心里她还没有想明白，如果一直跟着万永昌走下去，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回去了，又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那时的母亲实在是太年轻了，涉世不深，还没有做好应对未来变迁的准备。以她富家千金小姐的身份，做梦也不会想到，她未来的生活会变成后来的样子。她还天真地以为，随着这次远行的结束，要不了多久万永昌也会回到自己的身边来。要不等安定下来再把自己接出去，哪有把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一个人丢在家里之理？
　　在外面转了一大圈，坐过自己平生没有见过的火车和汽车，母亲终于打道回府。
　　母亲跟随万永昌的远行，到此结束。
　　从此母亲一直留在小城，再没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