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第二章

　　那片洼地和山梁，过去只有茂密的水草和疯长的藤蔓，自从母亲来了后，它就成了我们家的粮仓。
　　——题记
　　像风一样远去
　　江华洲
　　第一章
　　梦
　　我又做梦了，梦中有圩镇，小城，西门口，一望无际的荷塘，风雨中飘摇的老屋，送葬的人群，肃穆的墓地。
　　一只黑色的大鸟向我飞来，翅膀遮天蔽地。眼前的一切突然消失，无边的黑暗像水一样漫过我的头顶。我感觉胸口被这片黑暗压住了，身子无法动弹，嗓子也被堵住，发不出声音。
　　事实上，我的声音恐怖至极，足以叫一屋的人惊魂。
　　年少的时候，我也经常做噩梦，梦中总是被人追杀，人处绝境，命悬一线，无处逃遁，哪怕上天入地，有百变之术，最终还是逃不过那致命的一击。
　　有些梦虽然没有追杀的场景，也非常恐怖。诸如，我一个人，行走在无边的黑暗中，脚下是一条马路。一辆又一辆大卡车向我飞驰而来，要命的是所有的车都没有开灯。情急之中，我从挎包里掏出手电筒，对着迎面而来的汽车晃个不停。然而手电筒也不亮，汽车依然一辆接一辆轰隆而至。
　　还做过这样的梦：半夜三更醒来，人不知在何处。夜黑得像一口巨大无比的墨缸。房门和窗子都大开着，屋里只有我一人。
　　参加工作，去了外省，一个人独立生活，一年只回一次家，噩梦就很少了，几年都难得有一次。
　　等到父亲生病，母亲也很快病得没有人样，家里一连串的可怕事件发生，我又开始噩梦不断。
　　呆在千里之外的山区，我特别害怕负责报刊邮件分发的干事叫我的名字，如果是一份来自小城的加急电报，我更会魂不附体。
　　夜里，一辆大卡车或北京吉普从外面开进来，在我住所附近停下，也足以叫我紧张一阵。
　　我心口扑通乱跳，生怕车子是来接我的。
　　就这样，噩梦又开始缠上了我。
　　现在，我的许多梦都和已故的亲人有关，他们走马灯般出现在我面前，给我带来一次次的惊喜，诧异，疑惑，难过，伤怀，胸闷气胀，怒火中烧，咬牙切齿，大声咆哮，暴跳如雷。
　　生活中的碎片，似是而非的经历，荒诞不经的画面，张冠李戴的拼凑，离奇的际遇，错乱的隐喻，不明究里的象征，飘忽不定的场景，快节奏的时空跳跃，逻辑上的颠三倒四，乱七八糟，反复出现，不断纠缠，让我的梦不知道有多沉重。
　　这会儿，我又一次走进兵马巷45号，那是我们家来到小城后的第二个安身立命之处，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实际上，我心里明白得很，兵马巷那片低矮的瓦房早就不存在了，就连兵马巷这个地名都已经消失，代而替之的是一个个什么花园新村。可我还是看到幽长的小巷，光溜溜的石板路，门前的禾集，台阶下面的排水沟，走廊上的柴门，门楣上蓝色的门牌，黑色瓦面上一盆盆生长茂盛的田七和开着紫色小花的满天星，家家户户从瓦缝里升起的蓝色炊烟，立在巷口扯开喉咙呼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女人。
　　一名骑自行车的邮递员穿巷而过，绿色的邮包挎在衣架的一侧。显然他是来送邮件的，可又没有像以往那样在我们家门口停下来，大声叫喊着母亲的名字，而是车速飞快，车铃一路摇响着，一眨眼就消失在巷子的尽头。
　　我推开柴门，看到走廊一角的锅台，黑色的水缸，砖砌的鸡窝鸭窝，灶下一把快要散架的小竹椅，这和以前是一模一样的。
　　再推开房门，里面却是漆黑一片。
　　我儿时候从外面回到家里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外面的光线太强，屋里又太暗，要有一会儿才能适应过来。
　　正打算离开，我看到了大哥万立人。他像一扇门一样堵在门口，挡住了来自外面的光线，使本来就暗的房间一下又暗了许多。
　　他还是那么削瘦，形消骨立，跟生病时的情形差不多，穿着也很单薄，拄着根拐杖，像个颤颤微微的老人。
　　我兴奋不已，声音却有点哽咽：“大哥，你这么久去了哪里，我到处找，怎么总找不到你？”
　　大哥的声音有些飘忽，他告诉我，他要出一趟远门，要我帮他找一条黑色的裤子。
　　我如同遭到雷击，怔怔地望着大哥，但大哥的话我是不敢不听的，从童年到成年，从过去到现在，都如此。
　　翻箱倒柜，找遍了所有的角落，我也没找到大哥所要的裤子。
　　有一条裤子是灰色的，摸上去粘糊糊的，以为是脏东西，递到眼前一看，居然是一大片血迹。这让我大吃了一惊。
　　再一看，大哥不见了。
　　好不容易才见上大哥一面，我怎么会让他不明不白地走了呢？再说他要我帮他找的裤子我还没找到。
　　很快，我沿着一条有很多女人跪在蒲团上洗衣服的小溪，穿过那条通往火车站的沙石马路，走向荷塘边的老屋。
　　老屋像是一座杂乱的工地，西边的厢房正在盖着，脚手架和屋顶上是一大群面目不清的人，一旁有一个很大的乱石堆，院墙也在砌着，砌墙的却是母亲。
　　天突然暗了下来，像有一口巨大的锅底扣在头顶，黑沉沉地压下来，非常吓人。风呜呜地吹着，乌云野马一样飞奔。塘边的柳树在风中起伏，柳枝横扫水面，荷叶片片击碎。一道闪电划过长空，紧接着，沉闷的雷声滚滚而过，大雨便下来了，有如倾盆。
　　四面的水都在向这一带汇集，荷塘的水位在迅速抬高。十里之外，河堤决堤了，加速了洪水的到来。院子里进水了。水打着漩涡，食盆，勾桶，几只破搪瓷碗，还有些说不清的东西在水上漂浮旋转，起伏不定。但雨却一点都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风阵阵袭来，雨丝到处飘飞，落在身上让人起鸡皮疙瘩。一大群鸡鸭先是瑟缩着挤在墙角，很快就无处可逃，要是没有人把它们往阁楼上转移，鸭子还罢，鸡可能只有死路一条。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老屋前后出现了奔跑的刺猬和黄鼠狼，没命地向东面的山坡上逃蹿。
　　黄鼠狼我以前是经常看到的。有一个傍晚，一只硕大的黄鼠狼大摇大摆地从院门前走过，我一脚踩下去，眼看就要踩到，又迅速抽脚回来。
　　不是我突发善心，而是怕一脚落下去，被黄鼠狼反咬一口。
　　刺猬却是第一次看到，而且数量这么多，简直无计其数。显然，是突发的大水把它们栖身的窝浸泡掉了。
　　院墙轰然坍塌，随之坍塌的还有西厢房。
　　面对汹涌而来的大水，我心里发毛不知所措。可眨眼之间，大水退去了。阳光变得格外灼热，像贴在背上烤炙。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腐臭，无数的红头大苍蝇嗡嗡飞舞，淤泥中到处都能看到死掉的老鼠，猫，鸡，猪。不时还能听到砰砰的响声，是一些膨胀的肚子在烈日下爆裂。
　　场景再一次切换，院子里在举行婚礼，时间应该是秋天，后院的木芙蓉正在盛开，红的黄的白的都有，重重叠叠，朵朵鲜艳。新郎官是万立人，穿着大红婚纱的新娘子却不是李静宜，模样倒有点像娄嘉慧，究竟是谁实在难以分辨。几口大锅和案板摆在西边的院子里，砧板上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请来的厨师一个个光着膀子满身大汗，每个人嘴角叼着一根油渍印透的香烟，很长的烟灰几乎要掉进翻滚的油锅。南边的法国梧桐和两棵枣树下放着一排桌子，有人在打牌，一旁站着很多围观的人。从餐馆里借来的碗碟装在好几个框子里，一群女人坐在水龙头前一边洗涮一边说笑。阵阵香味随风而散。
　　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表妹陈紫琳，还有表弟陈一水和陈一火都来了，这让我十分意外。
　　外公穿一件白粗布褂，腰杆挺得笔直，表情严肃，一言不发。外婆颠着小脚，这里看看那里摸摸。舅舅大大咧咧坐在树荫下一条长板凳上，一只光脚架在凳子上，一边抽烟一边和一群亲戚说笑，嗓门特别大。舅妈走进新房，来到新娘子身边，笑眯眯地上下端详，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件什么东西塞进新娘子手中。再往后她也坐到水龙头前，加入到那群洗碗洗碟洗菜的女人中。
　　母亲再一次出现。她依然穿着百纳衣一样的破衫，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拂，形容枯槁。在一大群有说有笑衣着光鲜的人中，母亲的出现显得格外醒目。这一天她应该没有什么事，也不会有什么事让她插手。她只要坐在厅堂里，等着万立人带着新媳妇上前来给她敬茶，把早就准备好的戒指和一封红包交给新媳妇，然后和亲家以及几个德高望众的亲戚坐首席，喝晚上的喜酒。
　　我看到，母亲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趁厨师不注意，突然从灶膛里抽出一根柴禾，迅速插进旁边一只泔水桶，把火熄灭。没多久，又见她守在水龙头前，时不时把水拧小一点，看见有丢在地上鸡毛鸭毛赶紧捡起来，生怕会被水冲走。丢弃的黄菜叶和鱼鳞鱼肠鱼肚鸡肠鸭肠也一一捡起，拿到一边剁碎，拌进鸡鸭食中。
　　这再次让我愤怒。这种愤怒揪心揪肝，是我过去经常都会有的体验，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胸口疼得难受，呼吸急促，有一股火直往上蹿，头要爆炸，人几乎要晕过去。
　　站在院子的一角，远离人群，我浑身抖颤，脸色铁青，狠命地抽烟。
　　不久，客人陆续散去。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首先被我拎起来扔到院子外面去的，是那只泔水桶。
　　紧接着，一只黑色的瓦罐砸碎在地上。还不解恨，一个急转身，一只缺了一个口子的青花坛又被我高高举起，
　　院子里，乒乒乓乓，一片狼藉。
　　以前这种事也经常发生，譬如，一脚把眼前的食盆踢到天上去，把一只破土箕扔到门外的臭水塘去，狠狠地把一只木桶踩碎，叫母亲无法复原，每每把母亲也气得要死。
　　奇怪的是，这一次，无论我怎么砸东西母亲都不哭泣，也不跳起脚来骂人。她只当什么都没发生，头勾着蹲在院子里，老树皮一样的手在一只破脸盆里，慢慢拌着鸡鸭食。一会儿，她进了厨房，坐在灶下往炉膛里塞树叶以及丝瓜藤南瓜蔓，弄得厨房里浓烟滚滚。我追进厨房，她又爬到高高的法国梧桐树上去了，用一把没有刀柄的菜刀有气无力地砍树枝。我站在树下，大声吼叫。但是没有用，她很快搬着长梯爬到屋顶上去捡漏。我生气地用脚猛踹梯子，几脚下去，母亲不见了。再一看，母亲高卷裤腿，提着尿桶的两只耳朵正在蹚水过塘。一望无际的荷塘里，荷叶已经枯萎，早晨水面上结出的一层薄冰才刚刚融化。北风呼啸而至，让人只打寒噤。
　　我只能站在此岸，一筹莫展地看着她。
　　回到院子，我看到坐在破木沙发上打瞌睡的父亲。他胡子拉茬，头耷拉着，垂在胸前，口微微张开，门牙豁着，口水没遮没拦地往外直淌。一根麻绳把他连同木沙发一起栓在院子里那棵树叶早已落尽的枣树上，一床被烧出很多焦黄小洞的破线毯盖在他的腿上，脚下有一个小火笼。袅袅的水气从线毯的隙缝中升腾而起，一股浓烈的尿臊味夹杂着褥疮溃烂的腐臭扑鼻而来。
　　这让我的心又一次像针扎一样疼痛起来了。
　　有人来看他了，是地质队的领导，他们乘坐的那辆绿色的四开门北京吉普车就停在院子门口。
　　我做梦都没想到，他们千里迢迢，会开车前来看望父亲。
　　我兴奋异常地把父亲摇醒，告诉领导的到来，希望他能对领导说些什么，提点要求。
　　这么多年，父亲经历的磨难实在是太多了，哪怕就是一座山也会被压塌了，何况父亲是个病人。他应该说点什么，把他的艰难，病痛，所受到的非人的折磨，好好向领导倾诉一番，让领导体恤他，同情他，给他一些必要的帮助。
　　父亲什么都不说！他一脸的茫然，眼睛是直直的。
　　这让我无比失望，又非常生气。
　　父亲已经是这样子了，我还生哪门子气呢！
　　就这么想着时，我醒过来了。
　　时针指向四点，临近拂晓。电视屏幕上，深夜剧场在播放一部已经播放过无数次的肥皂剧，头顶上的水晶吊灯一如先前一样亮着。我窝在沙发上，双手抱胸，还觉得心口隐隐疼痛。
　　原来，又是一个梦！
　　新居
　　我现在的居所，在城南的梦湖边。
　　这里是新区，环境非常漂亮，一条人工河穿越昔日的农田和连绵的丘岭，东接秀水河，注入梦湖后再西连宜兰河。几十幢二十层以上的高楼环湖而建，我家在其中一幢的二十五楼，是一套复式楼，二百六十平方米，还附送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空中花园。五年前，我买下这套房子时只花了一百多万，现在，三百万都不止。
　　前些年，小城口袋里有几个钱的人纷纷购地自建楼房。如果那时我听从朋友的劝告鼓动，买一块地，留到现在就发达了。
　　我一向对购地盖屋这种事有切肤之痛，明明知道有钱赚，哪怕换回的是一座金山银山，也不会再去干这种蠢事。
　　就连现在梦湖的这套房子我开始都不想买。
　　年轻时，我住过工棚，一大群人挤在一起，一天到晚吵吵嚷嚷，为一些极小的事情开心或者不开心，睡的是架板床，吃的是粗茶淡饭，有一杯酒精兑的劣质白酒喝都不知有多兴奋。如果时光可以倒回，我愿意还过那样的日子，而不要现在的一切。
　　女儿对我家仍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单位盖的两居室意见很大。她正在一天天长大，想带个同学到家里来玩，家里的简陋让她一点面子都没有。
　　考虑到女儿的感受，才买下了梦湖的房子。
　　房子买下后，我就不管了，完全甩给妻子。
　　为了装修房子，妻子把待遇颇丰的教师工作都辞掉了。每一天妻子不知要接多少电话，都是装修公司打来的，要么就是建材推销员。有些电话还是中午休息的时间或晚上打来的，这让我不知有多烦，为此没少骂妻子。
　　设计效果图送来后，妻子要我看一下。我坚决不看。什么样的风格和布局，用什么材料，买什么家具，我一概不理，妻子多问了几句我就冲她大发脾气，弄得后来妻子什么事都不敢找我。好在还有一个任劳任怨随叫随到可以给她使唤的小弟万立行。看材料，选材料，买材料，买家具，都是小弟开车带她到处跑。
　　年过五十后，我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一点很小的事就大发雷霆，动不动就骂人砸东西。
　　妻子被我骂了一声不吭，关在主卧室里流眼泪。
　　女儿读高中就开始在学校寄宿，后来又去了省城读大学。家里这样一种气氛，她也就很少回来了。
　　弟妹们也经常被我骂。但不管怎么骂，他们还是经常会过来，见见我这个二哥，关上门和他们的二嫂说会儿话。
　　我只当没看见他们，躺在沙发上继续看电视，或者坐在书房里，昏天黑地在网上下围棋。
　　在虚拟的棋枰上我落子如飞，常常没看到对方的棋子下在什么地方自己的棋子就扔出去了。手过快，子落错的情形也是有的，又不能反悔，这气得我要发疯。一条大龙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被屠，积分也随之一落千丈，由最高的三百多分降到负好几十分。
　　输了棋我自然不甘罢休，摆开架势还要和对方大战一番。可是对方利用自己的蓝钻身份，一脚把我踢出了房间。
　　弟妹要走了，过来和我打招呼。我生硬地点点头，发涩的眼睛盯着电脑，继续在一个个房间里进进出出。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到楼顶上去，趴在栏杆上，面对着梦湖久久发呆。
　　楼顶上的风很大，老让我担心自己会不会像一片落叶一样被刮到梦湖里去。夜景倒是非常漂亮。沿岸都是灯饰，几座小岛上，树上挂满了闪烁不停的LED，尤如一个梦幻世界。
　　空中花园属两家人所有，中间一道象征性的栅栏。
　　对面那家，男主人是一个做服装生意的老板。那是一个矮胖的男人，时常在电梯里见面，做了多年的邻居还不知他姓甚名甚。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脖子上的金项链有小拇指那么粗，还知道他开的是一百多万的宝马车，两个小孩都在贵族学校读书。
　　他家的空中花园种满了花草，有一个葡萄架，下面一张摆放着茶具的大理石桌子。
　　我们这边却用来种菜。这与妻子毫无关系，是我坚持要这样做。
　　水泥架子上，每一年都会盛开金色的丝瓜花和紫色的扁豆花。丝瓜和一串串的扁豆结出来了我又不摘，任由它们在风中摇晃，一天天老去。
　　事实上，在我们家，很多东西都是多余的。
　　书房里，有两千多本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书，完全成了摆设，我已经有多年没动它们了。大大小小的柜子里究竟装了些什么我一无所在。每一年还是会收到一些朋友的礼品，这些礼品拎回家，往客厅里一丢我就不管了。
　　至于这套复式楼，对我而言，实在是暴殄天物，糟蹋了。
　　夜里，我睡在客厅里，沙发，按摩椅，窗台（下面放空调主机，所以很宽），都是我的床。
　　一年之中，我难得有几夜睡在主卧室。
　　躺在客厅里，我要整夜开着灯，开着电视。有灯有电视我才能入睡。妻子或女儿蹑手蹑脚走过来，把灯和电视关掉，我马上就会醒过来。
　　救援基金
　　在我的新居里，有好几幅大哥的照片。这些照片有的挂在客厅的墙上，有的放在主卧室的柜子上，还有一幅立在书房的写字台上。其中一张，大哥万立人坐在温泉的一张木椅上，脸含微笑，背景是一片树林。
　　大哥病重的日子，一改以往的严厉，终于同意参加我们特意为他安排的一些活动。
　　我们开着车子，带着钓竿，前往郊外。
　　鱼钩丢进水里后我们就不管了，坐在岸边的草地上打牌，并因之好几次连鱼竿都被鱼拖到塘中间去了。
　　还有一次是去温泉。
　　温泉距离小城有三十多里，过去是一家疔养院，后来开辟成森林公园。大哥曾希望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能够在这里度过，不知何种缘故一直未能成行。
　　正月初六，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想起此事，便安排了这次温泉之行。
　　温泉确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山水相依，林木之中掩映着一座又一座楼台亭榭。一条又一条步行阶梯通往山的深处，在流水湍急处立着一座又一座巨大的水车。多条小溪流水清澈奔向一座四面环山的水库，环绕着水库是一条新修的步行兼自行车道，走一圈怎么也得一两个小时。离这不远有几个泉眼，往上翻滚的热泉可以煮熟鸡蛋。有几个四四方方的室内水池，过去是给来此疗养的人泡温泉的，还有一些医务人员，现在医务人员没有了，温泉也被私人承包，泡一次脚都要好几十块钱。一群被雇用的年轻女人就专门干这种事，拿着一个木桶向游人兜售生意。水池的下面是一口水塘，蓄着温泉流下来的水，里面养了很多非洲鲫鱼。在这样的寒冬腊月，成群结队密密麻麻的非洲鲫鱼依然在水面上游弋，抢夺着游人丢给它们的食物。
　　由于还是春节长假，天气又好，来温泉的人特别多，山脚下的停车场已停满了车，几条往山上去的车道的一侧也停满了车，一些身着制服态度恶劣的保安在岔路口维持秩序，车子只许下山不许上山，弄得交通特别混乱，那些原本要往上面去的车子到了这里都得转向，拐向另一条下山的路，堵车就难免了，半天才动一下。偏偏一旁就是一座观音寺，平时可能不一定有多少香客，过年这些日子就大不一样，远远看过去，香烟缭绕，人头攒动。小城禁止燃放鞭炮已经多年，温泉对烟火的管理更严，游客上山是不允许携带任何火种的，香烟打火机都必留下，放在专门设置的保管处。可这会儿，观音寺里不时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发出，大概是有人捐了可观的香火钱。
　　近几年，小城多了一项健身运动，名曰行山。有些人一大早就开车来到这里，选择一条上山的路兜一圈，八九点钟回家。还有人一整天呆在山上，几乎是把这里当作一个免费的游乐场所。他们聚在一起打麻将，打扑克牌，到了中午，把带去的网兜绑在树上，躺在上面晒日光浴，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悠闲时光。年轻的工薪阶层只有星期天才能来此一游，他们多半是骑着自行车来的，成群结队，笑声朗朗，带来万千的青春景象。
　　人多热闹的地方我不敢去，怕的是引起大哥的伤感。在一口还能看到残荷的水塘边，我们停下来了。小家伙们在草坪上追逐戏闹，大妹万淑芬带着几个人在一座亭子里打牌，我陪着大哥沿着一条曲径慢慢散步。
　　这是万淑芬的刻意安排，她想让我和大哥单独在一起，多说一会儿话。
　　按照大妹的想法，大哥应该对我有些交待。可是有关后事的安排大哥一句都没提。他始终说的都是闲话，表情显得很轻松，一点都看不出病入膏肓的样子。
　　此时的大哥脸发黑，人瘦得不成样子，声音很小，好像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昔日的强壮荡然无存。他手中一瓶矿泉水，老是咳嗽，过不了一会儿就要喝一小口水，走不了几步路就要找个地方坐下来歇一会儿。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春节的前两天，大哥已开始吐血。
　　这个春节，我们原来说好了是要在一起过年的，到了快吃年饭的时候，只来了大嫂李静宜和侄子万年青。
　　大嫂带来的话是，大哥让我们好好过年，他要一个人在家休息，也不用去看他。
　　饭桌上的气氛骤然冷了下来，我们的心情不知有多沉重，只有几家的小孩子依然吵吵闹闹，算是让年饭桌上有了一点笑声。
　　好在后来有了这次温泉之行。
　　只要有大哥在的聚会，小弟万立人都会带上相机。这次也不例外。
　　他一直尾随在我们后面，大哥走累了，坐下来休息，他就赶上前，给大哥拍一张照片，还拍了一些合影。我家里那些和大哥有关的照片都是小弟的作品。
　　元宵节前一天，大哥再一次去了上海。
　　这一次在上海的时间特别短，没几天就回来了。
　　3月12号，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大哥突然一个人出了门。
　　李静宜起先给万素芬打电话，然后又给万立德和万立行打电话。几个人焦急万分，分头到处去找大哥。跑了很多地方，也与大哥的一些朋友联系，都说没见到大哥。
　　中午时分，大哥摇摇晃晃回来了。
　　这以后，大哥陷入了深度昏迷。
　　3月15日中午，我在电话里听到了大妹的哭声：“你快点回来呀！”
　　此时我正在外地出差。紧赶慢赶，回到小城已是半夜时分。
　　大哥睡的床拆掉了，客厅布置成灵堂，墙上挂着大哥的遗像，李静宜，万年青，万立诚的儿子万子良，大妹小妹二弟小弟几个，正围着一个火盆给大哥烧纸钱。
　　葬礼那天，大哥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司机石四林把我悄悄叫到一边，塞给我一个信封。
　　信封里，一封信，一本存折。
　　存折是以我的名字开的户。打开存折，大哥那天去了哪里真相大白。
　　就是在那天，存折上的存款多了二十万元，总金额已达一百二十万元。
　　信是这样写的——
　　弟妹们：我要走了，感谢你们这么多年来一直陪伴我度过。
　　万家的苦难实在是太多了，把一家人压得喘不过气来，让父母亲苦了一辈子，每念及此，我都有锥心之痛，夜难成眠。
　　没有让他们过上一天好日子，这是我这一生最痛心的事。往事不堪回首，我这个当大哥的要负很大的责任。
　　过去，我们总是为钱所难，经常被逼得走投无路。现在日子虽然好起来了，不用再为钱发愁，但世事难料，谁能想到外公外婆家会有后来的破落，爹娘一辈子会过得如此凄惨！未雨绸缪，曾经有过的惨痛绝对不能重复。
　　立言是老二，我不在，你要承担起带领弟妹继续前进的重任。
　　存折上的钱是给你们留下的，由立言保管，作为家里的救援基金，使用原则是救急不救穷。弟妹们，切不可因为谁家多得到资助而发生争执矛盾。等到你们老了的那一天，账上还有余款，在晚辈之中能找到合适人选，就将剩下的钱传下去。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万家又能安宁，就将余款分掉。
　　这件事不可告诉万年青，更不能让李静宜知道，否则，我在那边都不得安宁。
　　请你们多多保重，千万不要像我这样把身体搞坏了。
　　如果是因为我脾气暴躁，伤害了你们，给你们带来不愉快，请你们原谅。
　　大哥绝笔
　　2005年3月9日
　　我把存折和信拿给弟妹们看，他们全部哭了。
　　第二章
　　恐惧
　　儿时，我非常孤单，老是被人欺负，一些比我强悍的孩子三天两日把我打得要死。
　　父亲不在身边，有时几年都见不上一次面。母亲一天到晚要忙自己的事，无暇顾及我。大哥万立人倒是在我被人摁在地上痛打时多次飞奔过来施之予援手，并因之也被人打得头破血流（对方人多势众）。但大哥也是一天到晚不落家的人，起先还只是整天不见人影，后来很多天甚至几个月去向不明。等到我小学即将毕业时，他一走就是几年，过年都不回家。
　　我童年的很多时光都是在垃圾场度过的。西门口的很多孩子和我一样。
　　在紧靠西湖的一块洼地，有小城唯一的垃圾场，从小城运来的垃圾全部集中在这里焚烧。到了晚上，那些垃圾堆里跳跃的火苗像鬼火一样闪烁。焚烧之后的垃圾还有一个“沤”的过程，专门吃这碗饭的女人用筛子对垃圾过筛，筛出的黑色细小颗粒堆成一座座小山，等着卖给国营农场，用以改造黄土山岗上的土地。
　　一大群蓬头垢面的孩子一天到晚聚在那里，和焚烧垃圾的女人抢食。他们手中有一根棍子或两齿耙，在垃圾堆里乱拨乱挑乱勾，弄得尘灰四起臭气喧天。为争夺垃圾中的破铜烂铁，孩子之间经常大打出手。有些孩子鼻青脸肿泪眼汪汪却一无所获，有些孩子欢天喜地满载而归，刨出来的破铜烂铁或拿去换糯米糖，或者卖给废品收购站，换几个零花钱。
　　我的许多痛苦都与垃圾场的经历有关。
　　但我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当时，西门口以西就是郊外，有大片菜地，一眼望不到边的荷塘，广袤的田野，只要有人家的地方，房前屋后就会有果树。五月，白色的柚子花盛开，整座小城都笼罩在令人窒息的浓香之中。老城墙脚下的山坡上有一片桃李园，桃李即将成熟时，总能看到一名老太太一天到晚坐在山坡最高处一把小竹椅上，居高临下守卫着她的果园。
　　此时的孩子是不会落寞的，到处都能看到他们敏捷的身影。
　　就说山坡上的桃李园吧，孩子们不但上树边摘边吃，还要在树梢上用力猛摇，让熟透了的桃李纷纷坠落，在地上砸个稀烂。纯粹就是为了开心。
　　这里面就有我。
　　老太太在山坡顶上拍手击腿，大声咒骂：“天收的，炮子穿心的，河里漂肚皮的，断子绝孙的，你们这样害人，会不得好死呀！”
　　孩子们哪里会理这些。等到老太太颠着小脚快到跟前，才不慌不忙跳下树，跑得无踪无影。
　　不是总有这种好事，只是被人无关痛痒地骂几声就能把小肚子撑得溜圆。农民伯伯对孩子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我曾经被一条大汉追得无路可逃，纵身一跃，跳进了荷塘。
　　那一天，荷杆上坚硬的棘刺在我身上拉出了一道道的血痕，没被淹死算是祖宗显灵了。
　　还有一次就更惨了。在奔逃中，我慌不择路，掉进了一个大粪坑。
　　粪坑四四方方，大约两米宽，可能是靠近粪坑的缘故，泥土特别肥沃，周边长满了碧绿碧绿的青草。
　　也不能说粪坑里都是粪便，还有一些水。那水是黑色的，上面落满了一种会飞的小虫子，还有几只出不去的青蛙终日浮在水面上。
　　那一年我应该是十一二岁的样子。之所以会只能记个大概，是因为在成长的历程中，我总是想努力忘掉那些不愉快的经历，但要完全忘记是很难的，便有个模糊的东西留在那里，时不时刺激一下我疼痛的神经。
　　那天的情形是这样的：一开始我慌不择路，后来又收不住脚，便噗嗵一声飞入粪坑。
　　人一进去，连头顶都没了。是用力一蹬腿，我才一跃而起，把头探出来。
　　双手从头顶到下巴一抹，我呼哧呼哧喘气，心口咚咚猛跳，进入鼻孔和嘴巴里的秽物几乎要让我窒息。
　　赶上来的农民站在粪坑旁看了我好一会，嘴里还冒出了几句这样骂人的话：“跑呀，你不是很会跑吗，操你万代的祖宗，我看你往哪里跑！”
　　骂完了，他才不慌不忙把我从粪坑里拎起来。
　　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堪回首的经历，在我后来的梦里，经常被人追杀，无路可逃，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家族谜团
　　在我们这个家族，有很多不解之谜。
　　外公家在圩镇，离小城也就三十多里路的样子，可是外公从来不来小城，哪怕母亲是他唯一的血脉至亲。
　　母亲也有几十年不回娘家。出阁后她只回过三次娘家：第一次是出嫁第三天回门，后两次都是回去奔丧，与第一次回娘家的间隔，最短的时间是三十二年只差一个月。
　　外婆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外公是生意人，解放前赚了很多钱，据说银元用坛子装，一坛一坛地埋在地下。母亲却一辈子过得紧紧巴巴，连命都几乎搭进去。
　　无论怎么拮据，揭不开锅盖，一家人饿得要死，她也不去继承娘家的财产，这在我们家又是一个疑案。
　　坊间的传闻之一是，母亲和父亲是私奔的，辱没家风，让陈家颜面丢尽，外公为此耿耿于怀了一辈子。
　　这显然是不对的。嫁入万家之前，母亲与父亲从未见过面，两家隔了十多里，也不认识。更何况，父亲那时还在外省上大学，根本就没可能拐走陈家小姐。
　　实际情况，母亲是明媒正娶，八抬大轿风风光光抬进万家两进天井的深宅。媒婆子还得到外公的两块大洋，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酬谢了。
　　婚后，父亲原本是带着母亲去了外省。但她并没有走远，很快就回来了。五十一年的漫长岁月她都是在小城度过的，生下了一大堆儿女，哪里都没去。
　　最奇怪的就是父亲，只身一人在外省的三十四年，正常的情况下每年可以回家一次，都是在年边上，每次在家住半个月，不用等到过元宵就得走。除此之外，每个月他还会给家里寄一次钱，我们家的生活来源完全靠他每个月的那张汇款单。
　　可是还有不正常的情况，前后总共是三次，父亲几年不回家又不给家里寄一分钱。
　　漫长的三十四年，父亲在外面干了什么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会有三次过年不回家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不给我们寄赖以生存的生活费我们更不清楚，这当然困惑了母亲很多年，也包括我们。
　　在失去生活来源的那些年，母亲是靠什么喂养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孩子，接济上门的亲戚，供养从小生活在我们家的小叔，就更是一个谜了。
　　住在西门口的人家，一天到晚大门都是敞开的，家家户户知根知底，谁家饭桌上摆放几个碗碟，吃干吃稀，大家一清二楚。
　　以前，母亲每个月十五号前后能收到一张60元的汇款单，是很叫邻居们羡慕的，很多人家因此把我们家看成有钱人家。
　　突然之间，人不见回来，钱也不见回来，邻居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便有很多话说。
　　一种说法是，父亲在外面犯了错误，被关起来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父亲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不要母亲了。
　　等到阔别两年之后，父亲一路风尘回到家里，并且又有汇款单往家里寄，父亲不要母亲的谣言不攻自破。
　　但是另一种更恶毒的议论在街坊之间悄然蔓延：不是父亲在外面如何如何，而是母亲生活作风有问题。
　　在一个极其困难的年代，男人长年不在家，没看到邮递员上门送汇款单，我们家的炊烟却能照常升起，一大堆孩子没见谁沿街乞讨，家里还经常有亲戚找上门来，母亲每个月的口粮钱从哪里来？
　　他们也不是口说无凭。每个月总会有几天，母亲换上出门的衣服往街上去，要几个小时才会回来。
　　像母亲这样一个人，一天到晚忙得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怎么会穿得体体面面花几个小时去逛大街？
　　以前她可以说是去邮局取钱，现在不用去邮局取钱了，她还是要每月衣着光鲜出门，回来时还会带些吃的东西，让家里的孩子开心一会儿，这不是大有问题吗？
　　西门口有善良之人，也有歹毒之辈，看见我们家没有男人，欺负母亲的人还真不少。
　　从前，每年的春天，母亲都要在门口栽一棵杨树，希望杨树长大后，一家人晚上能在树下纳凉，树枝砍下来还可以当柴烧。
　　到了夜里，刚种下不久的杨树总会被人拦腰折断，甚至连根拔起。在树下纳凉的愿望母亲一次也没实现。
　　还有好几次，母亲被人打了，不是一对一，而是一家人拥上来，揪住母亲的头发往墙上撞，用指甲抠母亲的脸，把母亲按在地上拳打脚踢。
　　最轰动的一次，连法院都来了人。这件事我在后面会有详细的介绍。
　　更早的时候，母亲一个人住在西门口。夜里，多次有人来敲我们家的门。这说明年轻的时候，母亲非常漂亮。还说明那些动歪心思的人，以为在母亲身上能捞到便宜。
　　等到有人往母亲身上泼污水，母亲已不年轻了。这就更证明，虽然备受的生活摧残，母亲的身上，大美人年轻时风姿绰约的痕迹依然处处可见。
　　那些年，母亲是怎么苦熬过来的，要等到我们一天天长大后才能解开这个谜团。父亲几十年的是是非非，所有的质疑，所有的不解，所有的困惑，要等到我去了地质队后才能大白于天下。
　　莫名其妙的老宅
　　我们家最难说清楚的，就是那栋老宅。
　　刚到小城时，父亲急着要远行，仓促安家，房子是临时找的，应该是民房。
　　那时候，刚刚解放，似乎还没有公房，也没有我们。
　　后来，住的是房产公司盖的平房。那是母亲来到小城后，我们家第二处安身立命之所，一直住到1971年底。
　　1971年5月，老宅突然冒出来了。它的出现实在是太离谱了，父亲不知道，包括万立人以及我们这些孩子就更不知道。亲戚们，主要是外婆舅舅舅妈小叔他们一个个瞠目结舌，西门口的街坊们也个个惊奇。
　　万家的祖上肯定没有传下这么一栋房子，即使有也绝不会允许母亲胡作非为，把它搬到小城来。陈家也不会有这么一栋房子。既然娘家的钱财母亲可以视如不见，任其便宜捡来的舅舅一人，又怎么会要陈家的一栋破屋？
　　但确确实实，1971年5月，老宅在昔日老城墙脚下我们家的菜地上竖起来了，面向西门口和远处波光粼粼的西湖，成为这一带最早出现的建筑。
　　孤零零的一栋旧时代留下的房子，屋面前短后长，有阁楼，门很高，总共六扇，平齐阁楼。楼上四间房间，一个占了半边阁楼的长廊。楼下三间房，一个厅堂，也有一个长廊。西边一排厢房，是后加的。南西北三面都有院子，是母亲利用我们家的菜地圈进来的，什么手续都没有。院子里后来种了很多树，有一棵桃树，两棵枣树，一棵柚子树。本来母亲还想种下更多的果树，让我们家一年四季的水果吃不完，考虑到果树惹祸，会把很多野孩子引来，才改种了法国梧桐，冬青树，木芙蓉，泡桐，特别容易插活的柳树。
　　这一来，我们家的院子可就热闹了，从早到晚都能听到小鸟的啁啾。母亲年轻时要让一家人在树下纳凉的理想总算是实现了。
　　老宅的东面是山坡，像梯田一样有很多菜地，只是没有梯田那么规则，夏天，南瓜蔓在草丛和山坡上铺开，硕大的花黄灿灿的，硕大的叶子上缀满了清晨的露珠，硕大的瓜窝在草丛里，有些是青的，有些已经红透。高粱和一些其它耐旱作物一般种在高处，到了秋天，大片成熟的高粱在风中起伏，有一种动人心魄的美。山上还有一些苦楝树和乌桕树，丝瓜、刀豆和扁豆的藤蔓蹿上了树梢，金色和紫色的花瓣在风中怒放，早早晚晚都会吸引很多大肚蜂在花间飞来飞去。
　　南面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片果园。
　　西面是荷塘。从前，荷塘向南一直延伸到南门山下，向北一直到秀水河边，其水是缓缓流动的，构成了小城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
　　老宅的后面，是一片更大的菜地，夹在西边的荷塘和东边的山坡之间。一条高出地面五十公分上下的小路弯弯曲曲，伸向遥远的尽头。与小路平行还有一条一步就可以跨过去的小溪，上面覆盖着水草，水不深，鱼却特别多，尤其是黄鳝和善于打洞的土塘虱，有时挖开一个洞，里面几十斤土塘虱。
　　秋风猎猎，满塘的荷叶开始败落。站在看不到尽头的那条羊肠小路上，环顾四周的旷野和远处的树林，会有一种天特别高地特别远的感觉，心境也会随之舒缓而宁静。
　　如果一直是这样，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切都会变的，变得叫人不敢相信，变得叫人心碎。
　　就是从这时开始，全家人都卷进去了这栋莫名其妙的老宅。
　　父亲的脾气似乎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变得格外暴躁，好不容易回家一次，却天天吹胡子瞪眼睛骂人。
　　它带来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让一家人不堪重负苦不堪言。它没完没了折磨我们，让我们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磨难，让我们家的日子没有一天太平。
　　在度过了那么多的难关之后，眼看着就可以摆脱困境了，老宅的突然到来，再一次把我们家拖入了苦难更重的深渊。
　　几乎就是灭顶之灾。就连本事通天的万立人面对老宅一样束手无策。
　　到后来，除了母亲（父亲已经是无能为力了，而且即将不久于人世），我们都在逃避老宅，又无处可逃。
　　无论我们躲得有多远，都必须面对老宅的存在。再开心的时候，只要想到老宅就会愁容密布面带伤悲心境黯然头大如斗魂不守舍坐卧不宁。哪怕就是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年饭，只要提到老宅，好不容易才有的一点轻松气氛就会荡然无存。
　　老宅成了我们家讳陌如深的话题，是我们家又一个最大的噩梦！
　　母亲的叹气之声更是日甚一日。就是在那几年，母亲的头发迅速白了。
　　如何处理老宅，成了母亲至死都未了去的心愿，她是带着最后的绝望离开人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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