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家街的后生们（二十六）

吃了晚饭后，我们便去问肖老师我的寝室安排在哪里。远远地看见肖老师站在他寝室门口，想来他已是早早地在那里等我们了。等离肖老师还有十来米，我们还没说话，肖老师倒抢先说，你们来啦！我和娟子姐喊了声，肖老师好！肖老师点了点头，忙请我们到屋里去坐。
我父亲说，肖老师，你太客气了！坐我们就不进去坐了，学校把我这娃儿安排住哪里？
肖老师脸上显出为难的神色，说，秦大伯，真对不起，学校暂时还没能安排出寝室来。你城里有亲戚没有，要不暂时住到他们那儿？
我父亲说亲戚到是有，只是不好去麻烦人家。父亲又想了想说，肖老师，你看在学校能不能找个地方睡觉，这铺笼罩被都是现成的，只要有个地方，能遮到露水就行，我们农村人，不讲究个什么的。
肖老师一再表示歉意，说是学校的后勤工作没能跟上，然后说红旗楼还可以，因为那楼的楼板是木头的。我父亲一听，说好，那就麻烦肖老师动个步，带我们到那里去。
在去红旗楼的路上，我心里不由得对这所学校很是失望。什么重点高中，连个住宿的地方都没有，跟那些垮杆儿学校有啥子区别。我看了看笼罩着夜色的天空，脑子里浮现出我们村子里这时的情景。
村子的竹林里、老榆树上的麻雀恐怕早就闹翻天了，好像在摆谈着这一天来的奇闻异事，也不知它们从哪里打听来的，每天都要摆到天完全黑下来为止。
村子上空的散发着柴禾味道的炊烟，像许多人往天空抛出的一根根很长很长的线，好像要把天空中飞着的那些小鸟儿拴住。
小伙伴们在晒坝里，肯定闹得比麻雀还欢，我耳畔好似响起了小伙伴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的喧闹声。我偷偷地瞥了一眼娟子姐，娟子姐边走边听肖老师跟我父亲谈话，不知她是否像我一样想着我们的村子。
我们来到红旗楼，走在木制的楼板上发出咚咚咚的响声，在这空寂的过道上来回地奔窜，好像有许多人在上面走。
在二楼的楼梯口，这儿较为宽敞，肖老师又满是歉意的对我父亲说：“秦大伯，今晚上就委屈你俩了！”父亲忙答应：“不委屈！不委屈！我们农村人，不像你们城里人。”肖老师说声“那好”，便回去了。
父亲把麻布口袋解开，娟子姐很是麻利的把棕垫子铺在楼板上，又从麻布口袋里找出被单，铺在棕垫子上，很快地为我们铺好了床。
父亲叫娟子姐回寝室，说是不用担心，我们睡这里挺好的。还说在板板楼也是这么睡的，所不同的是，板板楼得出钱，学校这儿不用出钱。
父亲又说她过去跟娟子姐的父亲他们到自贡挑盐巴，到彭县买老母猪，有时还睡到别人的街檐边边上，连露水都遮不住。
娟子姐说她再耍一会儿。
这时，班主任又领了父子俩过来，看来他们跟我们是一样，今晚只得暂时在这儿住一宿的了。
肖老师见娟子姐还在这儿，就说，曾娟，你得回寝室去了，到时老师清人，少了人得到处找。
娟子姐便对我父亲和我说了声“我走了”。
肖老师在把那俩父子安排在这里后，又说了些对不起的话，然后离开了。
这时，我的父亲跟后来的那学生的父亲交谈了起来。
从交谈中得知，他们是太元区人，姓姚，学生叫姚文信。我在听到这个名字时，马上想到了另一个名字——姚文元，“四人帮”里耍笔杆子的。我觉得依辈份，他应该跟姚文元是一个辈分的，算是姚文元的弟弟。只是这时的姚文元已经被打倒，成了臭名昭著的人物，谁跟他沾亲带戚，谁就倒了八辈子的霉。于是我便没问他跟姚文元之间的关系。
姚文信跟我一样，对这个陌生的环境还不大适应，不过毕竟我俩是同龄人，彼此还是有话说的。姚文信先问我刚才那女生是谁。我得意地告诉他，那是我娟子姐。他夸奖道，你娟子姐好漂亮哟！然后他又问娟子姐读哪个班。我说是四班。他又说，那我们不是一个班么？我说是的。我又告诉他，说娟子姐本来分到二班的，是她硬要到四班来。
姚文信问，她怎么要到四班来呢？我便把经过告诉了他。姚文信说，你娟子姐对你可真好。同时又说，我要是有你这么一个姐就好了。我看到他那幅羡慕的样子，心里更得意了。
第二天，学校总算跟我和姚文信安排了铺位，我与姚文德是上下铺，他住上铺，我住下铺。娟子姐帮我把床铺好，我父亲便要回去，我和娟子姐一起把父亲送到校门口。父亲叫我俩不要再送了，我俩才没送。
开学后，我没有熟人，便成天跟着娟子姐。而娟子姐很快和班上的一些女生熟稔了，于是，我便和娟子姐与她所熟稔的女生一起玩耍。
我对学校很不适应，老是想家。特别是晚上睡觉时，我的脑子里总是会浮现出爸妈和哥哥，还有小伙伴，想到他们这时在做些什么，我还会想起屋子后面的那片竹林，屋外的方方水田，月光下闪现着粼粼的波光。想着想着，我的鼻子就会发酸，有想哭的感觉。我想到父亲曾说过的“思乡”，未必我这就是“思乡”么？
我不知道娟子姐思不思乡。在第一个星期六，娟子姐到我寝室来找我，我俩便来到学校的操场上。娟子姐说想，我说我也想，说着说着，我的泪就流下来了。娟子姐便走了过来，掏出手帕，帮我擦泪。叫我不要哭，有姐呢？我说我不想哭，可这眼泪就是不听话，硬要流出来。
娟子姐说她也曾跟我一样“思乡”。是第一次到她爸爸渡口那边去，爸爸妈妈都在那边，他们都觉得很奇怪，说是父母都在这边，有什么思乡的呢？那一次后，再去就不思乡了。其实回去一看，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可想的呢！
我流了泪了后，又听了娟子姐的劝告，心里好受了些，于是，我与娟子姐便在操场上的双杠单杠上玩了。
我与姚文信的关系还是挺不错的。我是个很重情义的人，姚文信的饭票吃完了，他来向我借，说等几天他父亲送米来了后就还给我。我听了，就对他说，不用还，到时我没有了，我用你的饭票。他知道我这是在变着法不要他还，他便不同意，说是我以后没有了，他又借给我。
当他来还我的饭票时，我不接，他就硬生生的把饭票塞进我的衣服口袋里，我只能接了。后来，当他来还我的饭票时，我就对他说，我没有借饭票给他，可能是他记错了，把借别人的饭票记成是借我的了。他先还是坚持说是借了我的，他是不会搞错的，他问我是不是搞忘了，我就说没有没有，未必我借了东西给你，我还记不到么？他听我说后，也就有点将信将疑的了。也许他想到，哪有借给人家东西，却说没借的人呢。我在心里感到很高兴，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很够朋友的了。
这事娟子姐自然知道，因为我俩的饭票是娟子姐保管着的。娟子姐就说我，这丝了丝麻了麻，借了就借了，没借就没借，你借给他，不要他还，那是你的情义，你却说没借，人家也不会领你这个情的。然后叫我今后不要做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