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野纪事四（编辑推荐）

1982年，我一步一个脚印终于踏进了我羡慕已久的白河三中。
进了班吃了一惊：有男有女只有24人！我心里想，到底是高等学府啊，考进来是不容易的，我也算是佼佼者之一了。
男同学互相打量，算是初识。我不敢把目光在女同学身上停留得太久，尽管我心里很想多看看她们，但是你得是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那样，同学们会觉得你正派。否则你有图谋不轨的嫌疑，有了这等印象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想起了读初中时的事，班上有个女同学，长得很好看，平常在没有人注意时，总愿意看，挺赏心悦目的。她是我们数学程老师的亲妹妹。
数学老师这么丑，嘴唇包不住门牙，一笑，眼睛没了，牙齿全裸了，一说话，嘴唇没了，牙齿全裸了——这妹妹长的！啧啧……同是一母同胞，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其实，我多看她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想思考这个问题。有一天上语文课，我的思想开小差了，不小心把目光又长久地停留在她身上。我觉得没有多大一会儿，可是语文老师发话了，×同学！这节课是我在讲呢，还是她（直呼“长得好看”同学的名字）讲？嗯？邪——门——呿……
他最后一句“邪门呿……”可把我害惨了，他吐词不清晰，同学们听成是“西门庆”。这可是开了一个当时我认为天大的玩笑。从此我的名字没了，“西门庆”叫开去。于是我的名声跟西门庆差不多了，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遭到了同学们的质疑。我的一个周同学从此就跟我过不去，经常给我找茬儿，还时不时的恐吓我。后来一个好心的同学告诉我，周同学和“长得好看的”是邻居，他们已经订亲了的。哎呀我的天，这可怎么得了？
我有了回家的念头，我天生胆小，在小学时我曾因在教室撒了一泡尿吓回了家。试想，“长得好看”的既是我数学老师的亲妹妹，又是周同学的“未婚妻”，我还能再读下去吗？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说，×同学：给你带来了麻烦，那些事希望你不要介意，告诉你吧，我是不会介意的，我们今后还是同学……
“我们今后还是同学”给了我很大的安慰，简直是一种很奢侈的赐予。我还有资格“介意”吗，我“不介意”都来不及！亲爱的同学啊，你长得真好看……我在心里说，给十个胆子我也不敢说出声来。
我在恐吓、找茬和挑刺中度到了学期末，又收到一封信：亲爱的某同学：我们在同学的基础上在（再）做朋友吧……我又吓得眼前一抹儿黑，“亲爱的”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同学加朋友是何等的关系啊，我的心脏快要蹦出来了。
我写一封回信，这很有必要，我再也不能同上次那样没有礼貌了。结果我鬼使神差地在回信上写了一首诗给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当时我以为这首诗能劝同学专心学习，不要沉湎于爱情——人家是不是沉湎于爱情了，“亲爱的”就表示向你发出求爱的信号吗？现在想来，当时我多么可笑，多么自作多情，要狭隘有多狭隘，要幼稚有多幼稚。这封回信可是闯下了大祸，给“长得好看”的她带来的麻烦大了去了。
我被数学老师叫去了，我不知喊了“报告”没有进了办公室。“长得好看”的她脸上红肿，老师喘着粗气，书本撒了一地，桌上放着一封打开了的我是多么熟悉的信。我等待着马上降临的一场暴风骤雨，等待着让一个不是什么东西的人得到一个应有的惩罚。
你，你们还是个学生，你，是我的妹妹……将来不迟嘛……啊……老师激动得语无伦次，我已经吓得只有出的气没有吸的气，……若考不取中专，看……我怎样收拾你，滚……出去！
“长得好看”哭着跑出去。我还愣着干啥，也跟着小跑溜出去了。幸亏没有同学看见，幸亏周同学一直不知道这回事。
我和“亲爱的”她双双没有考取中专，她连高中都没有考取。我一直都很愧疚，是我害了她。如果我们能见面，见面相视一笑该多好。算了吧，非礼勿视，有些事情是不能多注视的，否则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时我邻桌上一位女同学轻轻地推了我一下说，哎，你知不知道我们班主任是谁？要是女的要好一些……
不知道！男的就不好吗？我声大气粗，目不斜视，正襟危坐。说时迟那时快，一位中年男士跨进教室，从中山装的衣兜里拔出一本书放在讲桌上。
我叫王先林……
我心里那个激动啊，眨眼工夫在这个陌生的高等学府里遇上了俩熟人：一个刘世业教导主任，一个就是这位王老师——我的知青同乡，我的小学老师。
王老师继续用我熟悉的白河城关话说，从今儿起，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从今儿起，我教你们化学，从今儿起，我怎么说你们就得怎么做。不要觉得现在咱班上人少，再过几天又有20名新同学来……
这才明白，我们是第一批新同学，应该属于优先录取的一批。我心里不无优越感地想。
不久我就对这位知青同乡怕得不行，真正体验出他当初说的“我怎么说你们就得怎么做”的沉重分量。
学校操场边上有一口老水井，学校百十多人吃这个井水。淘井的任务落在咱班上，由劳动卫生委员陈万青负责，我等力气大点儿的四位男生长期地具体地干着把井水舀尽，淘洗井壁等等活儿。一周两次，雷打不脱。起初干活不得要领，只以为不就是把旧水舀尽沁出新水就得了。结果，我们受到了王老师的最严厉批评：我是怎么说的，嗯？罚重新淘井！
此井深丈许，直径约四尺，舀水舀得腰疼臂酸，筋疲力尽。王老师来看说，不行，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有啥子指望？再淘！
陈委员似有不满地说，您都没怎么说叫我们怎么搞，那您说个标准，我们再淘啊。我怎么说你们就得怎么做，动动脑子，我说“行了”就是标准！说罢扬长而去。我们哥几个开始动动脑子了，终于还想到了一些，沁出的水还是浑浊的肯定不行；不要等井水满了才去请他来验收，那样劳动量太大了……我们找来几个抹布，将井壁仔细擦拭，等沁出一尺深水时，找把手电照，哈，清澈了！王老师不请自到，他也拿了把手电，英雄所见略同。他拿手电一照说，行了，这才叫干活！我们如释负重，心里想真不好哄他啊，认真地做一件事真不容易啊。
王老师是个勤快极点的人，所以容不得他的学生有半点懒惰情绪。他在教学之余把他的一块菜园侍弄得跟花园似的，把学校的几头猪喂得肥嘟嘟的。他菜园里种的黄瓜和四季豆——我们没有少吃。
晚上下自习回宿舍，饥饿缠绕着我们这些没怎么吃过什么好东西却要一节一节长长的人。不知为什么那时上高中最莫名其妙感受就是“饿”。一天只有两碗包谷糊糊果腹，夜晚出发去找吃的是我们惯常工作。
饶家院的冬瓜和南瓜的个子长得差不多了，它就横七竖八地卧在咱宿舍后窗下的石坎子上。我们想象着它可以用来煮、蒸、炒、腌着吃。当这种想象已不能满足我们胃的需求时，我们就下手了。我们把锅铲绑在竹竿的一端，做成一个状似沙和尚禅杖的东西，从后窗伸出去，像少年闰土那样，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瓜蒂被截断，那瓜顺势落在了捞鱼用的长柄网兜里。那样悄无声息，那样不留痕迹，但每晚毕竟要少几个，时间长了就被饶家表叔表婶们发现，被不记名地骂一顿：好吃鬼的；八辈子没噻过的；饿牢里爬出来的；有娘生没娘指教的……我们捂着耳朵，心里有些许歉疚，不能再搞了。
饿这种感受总能让人去铤而走险，不久我们便忘记了太多的骂名，又重操旧业，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涉过洪水还没有退干净清水河，潜伏在黄家湾白菜地里。那只讨厌的看家狗对着菜地吠叫不止，我们干着急，不能下手，无奈地卧在潮湿冰凉的地上，等待着机会。好不容易等到了狗子有了渐吠渐止迹象，我们暗自高兴。匍匐前进，准备行动。突然那狗又狂吠起来，大有要扑向我们的声势。原来在我们埋伏的身后边小路上走来两个人，一个提着马灯，一个打着手电。心想这下完了，狗仗人势，我们今晚算栽了！我手抓两把黄土面子，若被发现，一把撒向狗，一把撒向人，然后大吼一声，鱼跃而起。在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时，我已经蹿过了河，至于其他弟兄，只好看他们的造化了……我酝酿好了全身而退的计划。
那狗反倒扑向打手电那个人的腿上，那人一脚把狗踢开，瞎了眼了？自己人不认识？那狗扑得更厉害，叫声更大，仿佛向主人汇报敌情。引出了屋里的女主人，老头子！今晚狗叫得可厉害了，我不敢出去看，你去看看白菜地里有啥子动静没有……
手电光柱在我们背上绕来绕去，像鬼子炮楼上的探照灯，让人磕碜得慌，河水哗哗作响，心脏蹦蹦直跳。老头子和狗非我等所愿地向菜地搜索前进。我一跃而起，怪叫一声，冲向了河对岸，其他的作鸟兽散。陆陆续续回到宿舍，清点人数一个不少。
在以后的日子里，总有村民到学校领导那里诉苦：巴山沟的红薯地总有那么几小块只长红薯藤而不长红薯的怪现象；邱家庄子的屋檐上吊的柿饼和红薯干无来由地掉一些在地上……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恪守“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矩，从来不想也不敢到王老师的菜园里去动点儿邪念。可今天晚上像有鬼似的，情不自禁地去了。我们把“找来”的黄瓜和四季豆分别进行生吃和水煮处理了。第二天，化学课上，丝毫看不出王老师脸上有异样表情，依然是气宇轩昂，热情洋溢，滔滔不绝。我们一回生二回熟，一发而不可收，频频去菜园“找”来胖胖的黄瓜和鼓鼓的四季豆。不过在数量上减少，个头上挑小。有一天晚上，我们把弄来的黄瓜四季豆不生吃水煮了，我们进行炒作，奏起了锅瓢碗盏交响曲。正在紧要处，班主任来了。他左手一筐豆，右手一碗白花花的猪油。我们个个呆若木鸡，拿炒勺的手在空中定格。锅里的豆冒着青烟。王老师放下手中的东西，急忙接过炒勺开始炒豆。边炒边说，炒菜得红锅时放油，油滚烫时放菜，要把锅里的菜转动起来……看你们把这菜炒的！缺油少盐的，啧啧！他把带来的猪油放一些锅里，这是我种的豆，吃不了，给你们一些，就按我刚才怎么说的，你们就怎么做……晚上早点休息。
他就这么走了，我等不是东西的一群饿鬼恨不得在地上找个缝隙钻进去，人丢大了！发誓饿死也不能去“找吃”啊。
大约过了一个月，“第二批录取”的新同学来了。顿时咱班的人气旺了起来，更加热闹起来。新同学个个操着正宗白河城关的腔调说话，像唱歌似的好听，让我想起一些往事，就凭他们的声腔，我一点也不感觉到陌生，相反我们似曾相识。
我叫吴晓，城关人，今后多多关照。她一一同我们这些“优先录取”的握手。城里人就是不一样，胆子都大一些。我对她伸过来的手，有些惊慌失措，伸出左手一看不行，急忙换成右手才握手成功了。
好长一段时间里右手总有股滑腻腻的感觉。有一天语文老师讲阿Q摸小尼姑的头，我竟然笑出声来，被老师狠狠地瞪了一眼。
不久我心里那一点点“优先录取”的优越感就没了。城里人就是不同于我们这些个乡巴佬，他们能歌善舞，你会吗？他们能把球玩得团团转，你行吗？他们高兴了男女击掌、欢呼、拥抱，你敢吗？不说别的，他们用粮票喝豆浆吃油条和白面发馍，你吃得起吗……
那时我们管叫他们“吃小伙的”，这名称是我和计成功，左小武等同学给他们起的。
他们怕脏，每逢劳动，以吴晓为代表的女同学会用各种理由推了，我们代劳，反正我们是生下来就能劳动的人。有一次掏阴沟，吴晓说，我们“例行放假”了——“例行放假”，你们懂吗？乡巴佬……
呸！吃小伙的有啥了不起，谁说放假了，我怎么就不知道！左小武气悻悻地说。我们赶快劝，算了算了，来了反正也是碍手碍脚的。于是我们就叫她们“吃小伙的”。
有一天，我们正在淘井，吴晓也来了。喂，吃小伙的，今儿怎么没有例行放假啊？计成功笑着说。今天可能不是放假的日子，你是来看还是干？我看，今儿个我们给你“例行放假”，我自以为很幽默地说。因为我把上次劳动课女生懒惰请假的情况比较“气愤”地向王老师说了，并就“例行放假”是什么意思的问题请教。原来是这样子一个问题。城里人就是不一样，“吃小伙的”懂得就是多，可是我的那些个乡下的女同学，劳动课上怎么就从来没有“例行放假”一回呢，同是女生，城里和乡下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我心里这么想着。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吃小伙的”们是怎样来到乡下读高中的。他们中的刘安林同学告诉我说，我们这些人没有考取一中，在家整天闲着，要不就从城里逛到河街，从河街逛到城里，都快成“街痞子”了。父母也着急啊，我们有啥办法！王老师是我们县城人，我们中有人的哥和姐跟他是战友，曾在这里当过知青，所以我们就来了。
说到“知青”总倍感亲切，不觉对眼前这位平时不多言语的同学也亲切了。我对他说，你说的“知青”，点点看，看有我认识的没有？那我点几个，谢元培？王伟？吴晓华？李连地？刘健……太多了。有你的哥哥吗，有吴晓的哥哥吗？你咋对吴晓这么关心呢！我随便问问，我不是先问你的哥哥了嘛！我的哥哥不在这里，我们家兄妹多，只爸一个人有工作。只要高中毕业，大多数就能接班，当兵也行，商品粮户口的当兵三年就分配工作。你的打算是……我吗？不知道，想当兵，不知道行不行。
刘安林同学，我的城里的同学，现在长眠在白河县烈士陵园。我经常哼起《血染的风采》，怀念刘安林同学。
……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有一天，王老师宣布说要干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叫我们周日到校时带一把小锤子来，没有锤子的带把锯子也行。
一到周六放假，那些“吃小伙”的会像尾巴一样跟着我们。于是我们会“领养”一两个结伴回家。害得爹妈把积攒好多时的好东西都端出来吃了，临走还分一些装到他们兜里，我们的干粮就减少了一些。特别是女同学，麻烦多，走长路不行，只晓得歇肩，常常摸黑回家。第二天又招来左邻右舍，哟，娃真出息了！是对象吧？再一周，换另一个女同学。婶婶会神神秘秘地把你拉到拐角处说，咋啦？换啦？上回那个反把了？这你就不对嘛……
现在我若是到白河县城去办事，昔日的同学见了面打招呼的第一句问候语是“换啦没有”，我们会心地笑笑说“没换”。
这次吴晓央求说，谁叫我们是亲同学呢！看看叔叔阿姨不过分吧？我不怕路远，保证不耽误你赶路……我心里很乐意带他，这家伙长得和我初二时那个程一样好看，加上她是吴知青的亲妹妹——我保证，我绝没有那个非分之想。其实她无非再去尝尝我们家的柿饼核桃板栗红薯干爆玉米花什么的。到了农村，嘴像小鸟似的叫个不停，对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情好奇得不得了，一惊一乍的，连“好打听”婶婶都惊奇起来。我对她约法三章：不准这样叫我爹妈，我们这儿不兴叫“叔叔阿姨”的，得叫“表叔表婶”，要不他们会不习惯。不准用石头打人家的柿子，要摘红柿子吃，给主人说一声。不准喊“腿痛”，让人搀扶，男女授受不亲。
遵命还不行吗，真封建！
我们带来了王老师所要求的家伙什，不知要干一件什么有意义的事，但我们知道肯定与劳动有关。自从王老师当了班主任，劳动教育简直成了我们的必修课，给学校淘水井，厕所满了要挑大粪，给老师锯柴火……王老师说劳动练的是一种态度，练的是一种毅力，练的是一种能力，以此缓解我们心中的埋怨情绪。
我们终于明白了现在干一件有意义的事是做几架木耳。
我们班终于收获了第一茬木耳，每个同学分了5元钱。从此每周能吃一顿小伙。劳动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王老师调走了。他给我们留下的财富不仅仅是几架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