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瓶》第八章 好一阵文化的风（上）

　　听到妈妈的问话，爸爸才一脸严肃的说：“孩子他妈，忘记告诉你了，先前在秋天的时候，大队动员一部分农村青年报名支援边疆的建设，咱家的春也报名了。”
　　母亲沉默了，她眼睛里面闪烁着泪花看着父亲。
　　父亲拿出身后的大烟袋，对着某油灯点燃，拿到嘴边使劲的抽了几口，烟卷顺着他的鼻子冒出，翻滚出一圈圈空心的图案。
　　“前些日子全区报名的人都开赴边疆去了，那些人都是在和党一同支援国家建设，就好比是被选上当兵的人呢？”
　　似乎是为了安慰母亲，他的脸上满是骄傲的接着说：“一般表现不好的人，还不让去的。那要求，还必须都是一些平时表现好的人！”
　　母亲看着桌子上一跳一跳的煤油灯花，眼睛里面溢满泪花。她紧咬着嘴唇，在我们几个人的注视下，过了好一会儿才从她的嘴巴里蹦跳出一句话，只听她喃喃的对自己和大家说：“走了也好…走了也好啊…春啊，你走的好啊！”
　　爸爸从国家上的工地回来以后，大队的干部们给他从新分配了工作。说是工作，其实就是大队组织了一班子青年男女，由爸爸这个年岁已经半百的老头子带头，白天照常生产劳动，晚上业余的时间编排一些宣传党的政策的小节目。都是自编，自排，自导，自演。
　　那时候，我父亲这一辈的人认识的字少，难得爸爸年轻的时候读过几年私塾，解放以前也为党工作过，解放初期还为村里创办过一所中心小学，还在那里教过几年书。后来一切服从前线的工地，什么土方啊，规划啊，算账啊，就连老支书都不知道怎么搞的东西，也只好把我爸找来了。
　　我爸也就答应了，从此不再教书，当时他还在那想：干啥不是一样，都是为党工作，我的人都是共产党的，还有什么可以强调的？现在村里面要为党的政策做宣传，当然是由我来了。
　　我想那时候的人们，头脑里面的思想意识真的很纯很天真，包括我爸爸麾下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白天和其他村民一样，一样的吃饭劳动，晚上还要一直排练到深夜。竟然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过额外要过什么报酬。
　　就是由这些天真活泼的青年们和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组织起来的，并不正规甚至谈不上艺术的小宣传队，经常地活跃在田头，打谷场，甚至到农户家院把党当时的方针政策，从他们的嘴巴里面通过吟唱的方式，向每一位农户传播。
　　这些歌曲，都是由我父亲一个人亲自做词，然后再填到父老乡亲们都耳熟能详的，十分喜闻乐见的乡村小曲词牌里去。
　　这些新的词调，深深的受到大家的喜爱。你叫那些大爷大婶们背一段政府的某项条文，那比登山还难。可是你要是说让他们唱一段什么什么小曲，他们那是随口就来，向你称颂着什么什么是党的方针。甚至直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这一代人都已经六七十岁了，当他高兴地时候，即兴来一段小曲还是会绘声绘色的一唱到底，甚至还会让你忍俊不经的轻笑出声。因为里面的词调，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放在现在来说已经是和他们的人一样的，老掉牙的旧词。
　　1959年是值得回忆和纪念的一年，也就是这一年的初秋，我跨进了由我父亲亲自参加创办的乡村中心小学的大门，在那里开始了接受文化启蒙教育，和度过了漫长的六年极不平常的日子。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伟大·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求翻身·求解放。人们在共产党的身上看见了希望看到了阳光，相信着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救全中国。经过了几代人的艰苦斗争，经历了民主同心救革命，十年反法西斯主义抗日本倾略斗争又饱受了三年内战之苦的中国，终于在1949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成立了。
　　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天成立了，然而腐败的民国政府给共产党留下的只是千疮百孔，经济瘫痪，民间生存力极其低下的烂摊子。
　　新生的国家和政府，一方面号召带领全中国人民与饥饿·疾病·自然灾害做斗争，一方面尽全力改天换地·恢复生产力，一方面还要应对国际国内残余反动势力的回潮。一个新的中国，恰如一个新生的婴儿一般，在世界的最东方呱呱面世。
　　反动势力是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的，当时的超级大国——美帝反共政府则直接把战火燃烧到了中国的大门口朝鲜。美帝政府包藏祸心，地球人都知道。此时的中国人民没有选择，只有走出国门境外拒敌。
　　反倾略的正义之战，理所当然的是以胜利结束，从而也彻底的破灭了旧政府的反攻大陆的希望，只能在孤岛以制造谣言，四处的创造骚乱以此来带来恐慌和骚乱，借机慢慢的渗透而已。
　　这当中我国又经历了近十年的努力，转眼到了一九八五年。就是从那时开始，人们满以为可以“放开肚皮吃饭，鼓足气力干活”的时候，在大家都为自己的国家，拼命改变自己一穷二白的命运的时候，国家开始鼓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路线。
　　然而地方政府，特别是有些相当一部分刚从饥饿中挣脱出来的基层领导干部，也充分暴露出了他们的文化底蕴和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和执行的偏差。他们一味的追求高指标，高成绩，多少带有极左思想的领导方略，在我党的部分基层领导之间开始泛滥的出现了后来的瞒报，谎报甚至浮夸，“大放卫星”等不切实际的盲目性领导方略。
　　这就是我党在后来，纠正错误路线时所提到的，“天灾人祸”当中的人祸。
　　他们并不知道在这个世纪的风云中，一个不利于新生的中国求生存，求发展的国际寒流，也在向这个东方新生的婴儿骤然逼来。
　　那就是对前苏联国家的过于依赖所造成的连锁反应，当时的中国岂能知道“此兄弟非彼兄弟”也，老大哥的支持也是有报酬的。当初老大哥的无限支持，对于我们中国而言，按照现实的说法是要“买单”的。
　　在付出了专家高额酬劳之后，进口设备的高额利润之后，老大哥也会翻脸的。在丢下了一些废铜烂铁之后，这些东西不是你自己的，肯定是要交钱的，我们的老大哥彻底的翻脸了。
　　从而那些原先“敞开肚皮吃饭，鼓足气力干活”的人，又不得不改口“勒紧肚皮，清舱还债”上来。
　　当然这一切，处于底下的农民们并不知道，这个当时拥有六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你把你所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全部的以最低的价格抵偿给他，人家却并不怎么稀罕。他只是从中赚取金钱，谋取高额的暴利而已。这就是成为了人为的人力资源的浪费，使得本身就经济能力滞后的国度，国库更加的空空如也。
　　国库空空，集体库也就空空，集体库空私人的库存更是空空，一场更为恐怖的饥荒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向还未来得及从饥饿的噩梦里面惊喜的人们施压过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再一次的被丢进关系着生死存亡的生存边缘。
　　城市在还债，农村在还债，全国每一个角落都在还债，其中备受煎熬的还数生存在最底层的农村农民。他们在家中除了生产用具之外，其他一切含铁的东西都捐献给了国家用于冶炼钢铁了，甚至菜刀都不例外。
　　他们照常的在吃着集体供给的大锅饭，不过这个时候的锅里面已经是汤多粮食少了，直到1960年，这口大锅饭已经没米下锅了。
　　我父亲这支文艺小分队的姑娘们，从59年冬天成立以后，在宣传完“小队核标”的方针政策之后，也如难敌饥饿的孩童一样，无力支撑下去的倒下去了。就那么的自然解散了。
　　接下来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至今上了年岁的老人们，只是在经历过那段生活的人们，只要一提起“三年灾害”这段历史，还会有劫后余生的心颤。
　　
　　不想在儿辈们面前经常唠叨那段灾难的日子，是因为他们距离那段历史时空实在是相差太远，并没有亲身的经历过，也没有亲眼看到那段时期的孩子们是如何在那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生长的。
　　每每看到他们满是怀疑的看着他们的父辈们，在那个时候为什么挣不到钱养活自己，我的心就会说不出的复杂。每当我向他们讲述那时候的人们吃糠（稻谷加工下来的外壳）咽菜的日子，他们就会用迷惑的眼睛看着我，满是不解的问“那时候的人们都是这样的生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