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易穷则变难

　　全家人看着哥哥睡去，都默不作声地看着他，等待着他快些醒来。醒来后他还会像往常一样，活蹦乱跳的；一早便会去学校，上完学下午回家又跟着妈妈上山砍柴，或上菜园里帮着扯草……
　　可是他睡了一会儿，突然睁眼慢慢地用手摸着自己的胸部，有气无力地小声说道：“爸、爸啊，我、我心里、不好过，感到、好难受。”
　　他的语音就像从喉咙深处发出的，我们倾着耳朵才能听见。
　　父亲听他说胸部难受，已意识到孩子不太正常。赶紧帮助他坐起身来，然后又将他抱入怀中，替他揉搓着胸部。父亲的面容显得十分沉重起来，似乎这天上顿时乌云滚滚，立刻就会有暴风骤雨来临，就要摧毁正在长成的树木庄稼一般，或可能出现比这些更为不妙的情况。
　　父亲抱了好一阵，哥睁开眼看着母亲。母亲连忙放下小弟弟，伸出双手将老三接在怀中抱着。十二岁的孩子在母亲怀中显得很小，因为他太瘦弱，大概体重已不足三十斤。母亲拍打着他皮包骨的背，轻声地安慰他道：“乖乖好好地睡觉吧，睡一会儿就好了，就可起来吃东西了，就可以出去活蹦乱跳了！”
　　此时或许哥得到些许安慰，他忽然转过头，看着我和弟弟细声地、很费力地说道：“我没力气，现在我不能带你俩出去玩，哪天我病好了一定带你们俩到穿洞看石笋去。”
　　弟弟还小，并不知怎样答应他的话，我便上前点头听着。说完话，他艰难地伸出手，似乎要拉五弟的手。五弟也连忙伸出手将他的手拉住。好一会儿他才松开道：“合洋，这几天你就跟着合邦一起玩，别走远，山上有毛狗，没我在，你们打不赢。”
　　他的声音很微弱，但我们仍能听得见。可我和小弟哪里懂得他内心此时的想法？他大概已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我和五弟只是呆愣愣地在一旁看着他。
　　哥说完话又合上了眼躺在母亲怀中，睡了一会儿，才睁开双眼，伸手要奶奶抱。奶奶连忙从母亲怀中接过哥哥。奶奶问道：“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啊？”
　　见他动了动嘴唇，正要说话时，奶奶又连忙道：“不须答应了，说话费精神，你就睡着养病吧，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一边说一边用右手轻轻拍打着哥的背脊。
　　怕累着奶奶，父亲再次伸双手将哥抱了过来。哥哥这时也不咳嗽，不说话，在父亲的揉搓下，渐渐地平静下来。又过了一会儿，恐怕是人们说的回光返照吧！哥忽然间睁大双眼，扫视了满屋的人，然后在父亲怀中猛地挣扎几下。只见他的头一偏，胸前的手忽然松开往下垂去，此时他睁着双眸，一点声息也没有了。父亲用手在他鼻翼下试探着，连连喊着他的名字……
　　然后，安静的屋子里一下子哭嚷起来，奶奶大声呼喊着孙子的名字；妈妈也嚎哭着扑向哥哥的身体；我和弟弟忘了当时怎么过来的，只知道今后再也没有哥哥了。
　　在那个刚来的初夏，哥走了，他才满十二岁。我想起他还没有生病时，常常帮着妈妈做事，他是那么听话、懂事，他懂得照顾家、照顾我和五弟。然而，我和弟弟除了读书，什么忙也帮不上，有时还惹祸生事。
　　哥走的最初，我常思念他。记得有他在时，在一个星期天，外面野黄花盛开时，哥带着我和五弟去外面玩，五弟跟在哥的屁股后面，我走在最后。当爬上一个岩石斜坡时，哥一猫腰几步就爬上去了，而小弟弟却怎么也爬不上去。我在后面只好推着他往上爬，刚刚上到半坡，可能是我脚上穿的胶鞋没踩稳，“嗖”地一滑，五弟和我一起“哗”地一声便摔了下来。
　　我俩一起滚下斜坡，斜坡旁是个牛滚塘，丈余方圆。只记得当时我摔得头破流血。而五弟却掉进了牛滚塘中。我已不记得哥是怎么从水中救起五弟的。
　　后来只是听他说，救五弟上岸时，他全身湿透，满脸泥浆，脏水喝进肚里没有不知道，反正让父母亲吓得不轻，一人背一个孩子急忙上医院。记得最清楚的是，上药回来后，我俩并无大碍。父亲和母亲才放心地干活去了。
　　这次哥哥丢了，已经是咱家第三个孩子没了，而且这个十二岁的孩子与前两个不一样，好不容易才养到十二岁，正当小学毕业之季，他更是父母莫大的希望之时，他却离开了人世，离开了所有家人；剩下的是留给所有亲人的悲痛，是开始使父亲变得性情越来越沉默了。
　　没有了笑容，后来虽然有了第六个儿子，但没有了合作，哪怕看见这个小儿子逗着玩的时候，也只是脸上欢乐，心里却老是放不下三儿子合作。多少年后，父亲还说起，都是他害了合作，小时候不该给他喝酒，一定是那次把肺呛着了，所以才生病……
　　但他对我和五弟的态度稍好了些，我们读书成绩再差，他不会像过去真往皮肉上狠狠地揍，不强迫惩罚做家务等。没事时他就找事上坡劳作，以消磨时光忘掉失去儿子的悲痛。
　　妈妈因为有小儿子要喂养，再痛苦她也只能藏在心底。时间长了，渐渐地便熬过这段悲痛的经历。没过多久我已把同哥哥亲密及好玩的那些日子给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后来我连他相貌都已记不清晰。
　　倒是父亲有些任性。有一天早晨，祖母在家把饭煮熟，父亲干活还没回，须等到大家到齐了才能开饭。祖母煮饭记性不够好，有时不注意便把饭烧煳了。她倒是从丧失孙子的痛苦中先走出来，依然有空便和邻居的婆婆们摆龙门阵去了。饭煮在锅里，她却忘了灶里还燃着柴火，等到想起来锅里还煮着早饭时，一股焦糊味飘出来，她闻到不对劲，才赶快回至厨房。
　　父亲这时性情正变得烦躁。劳动了一大早晨回来，吃着糊饭很不是滋味，难免把这些不满挂在脸上。
　　祖母见他不高兴，明白是自己饭没煮好，但她还不肯饶人。她有话从来不藏着掖着。她直接把不满情绪迸发出来道：“我在家忙生忙死还没把你几爷子服侍好！回来还要做个相我看，是发那门子脾气？你两口子是想我也死了你们才安静啊！”
　　这个话虽然没明说，无意中又让人联想到哥哥的离世。
　　谁知道父亲的火气比她还大。你看她说着话又像在提哥哥的死，也把我娘往里扯，连忙将碗筷往桌上一摔，便出门了。
　　娘从来不爱多说话，这时她听了祖母这些话，脸上也挂不住了，但她仍不说啥，端着饭碗一个人坐在阶沿上吃饭去了。我吃饱了，不管大人的事，把书包一背拉着五弟便上学校去。家里的冷战也不知是怎样结束的。
　　但是，下午放学回家依然如常，祖母把饭给我们留在锅里，灶里还有余火把饭温着。祖母手中纳着鞋底，等我们吃完饭她才放下鞋底收拾刷。然后将就刷碗的水煮一锅猪食，等把猪喂完才又开始做她的手工活儿。
　　这做鞋的工夫她依然不减当年，全家无论大人小孩穿的布鞋全由她做。其实她一点空闲也没有，不纳鞋底便要上街忙卖菜去，奶奶从来身上不能缺钱，没钱了想方设法都要赚钱。
　　每逢星期天，把我们放在家里她一定不放心，便背着小弟弟，我们能走的就跟着她走。上街后首先给每人买个泡粑拿在手中啃上。安抚好孙子们，然后就要忙生意买卖。
　　奶奶做生意是把好手，她卖东西准能看准市场，看准同样的菜蔬多的那天，她便早早地松价，不等人家开称，她便廉价销完了。然后给我们每个孩子一张印有飞机的二分蓝色纸币。让我们存起来。分子钱拿在手，我们全都高兴。其实，后来钱也没存住，至今也不见一张存着的纸币。
　　当然，奶奶的生意精道，一样的货别人卖不掉的她能卖掉，按她说的行话叫“搭白卖”。比如蔬菜，站了一阵卖不掉了，忽然来个人问价，她便说道：“你光问又不买。”那人为顾面子道：“既问价我就有心买你的。”奶奶便抓准时机道：“安心买你啷们给价嘛？”那人也不好意思把价还得太低，便随意给了个价钱。奶奶并不在乎给的低价，将东西往对方面前一推，说声：“拿去，给钱来！”
　　那人自己为给个台阶下，但又觉得便宜，买了也不吃亏，便硬着头皮把东西买走了。假若她发现那天市场上同样卖的东西很少时，她会把价提得高些。却也怪，哪怕价高，那些人仍然愿意买，他如果不买，走一转回来，东西就会被别人买走了。
　　街上人做买卖也精灵，都懂得行情。缺什么不缺什么他们都了如指掌，不容易上当吃亏。见货物或蔬菜不多时便先下手为强。
　　可是，没多久由互助组转入集体制了。各家各户的田土、耕牛、猪牛圈、农具等全都登记为集体财产。由于走集体化道路，后来又成立了公共食堂，集体或个人再无须做小买卖。公社成立了供销社，供销分店就设在我们家附近。有了方便店，油、盐、布疋、瓷器碗盏、小百货针头绳线等都有。
　　从此，自由市场渐渐冷落，社员们也不需要上街去做买卖。加上政策的变化与限制，许多东西并不允许私人上市。一切都归集体所有，各家各户没有自己的产品可卖，这时期奶奶便很少上街赶场。
　　没了买卖，家庭用钱从此也不活便，成了真正的穷家小户，想买的东西没钱去买，糖食糕饼小吃等在自由市场上已处于绝迹。我们往常爱吃的泡粑无人做了，私人做的麻糖、波丝糖、烧饼等，市场里再没出现。
　　需要的这些东西市场没有卖的；其他物品全靠供销社分店供应，个体户决不允许上街卖东西。有些时候有专人在街口拦截，前来赶场卖的物品全被没收，然后将人强制参加附近生产队的劳动。
　　其实很多家庭是根本就没东西卖。人们哪还有钱去买供销社的东西？人们没办法，只能适应现实状况。这种形势让父亲整日发愁，这时期他心力憔悴，性情变得更加焦躁，脸上很少有笑容。
　　因为他过去是生意人，忽然间家里这么守穷，令他很有些不满，几乎觉得四路无门，没法去弄钱，可人们仍是忙的头起腰不来（方言）。忙什么呢？出工挣工分，这工分不挣还不行，没有工分你休想拿到集体的饭票去食堂吃饭。
　　父母整天参加集体劳动。我们小队的号令是敲铜锣，铜锣一响，社员们就收工回到食堂吃饭了。每天有四到六次锣声响起，不上早工只敲四次，上早工要敲六次铜锣。由残疾人张瘸腿掌握时间，上工下工全听他的号令。听见锣声响起，社员们各自按部就班地带着工具上工去。再听见锣响，便是收工吃饭的时间到了。
　　1958年冬——1961年夏天，由于大旱减产，大食堂办了一年半时间，终于被吃垮了，最后在上级领导允许下解散了食堂。转而将仅有不多的粮食分发到户，各家开始立灶生火自己做饭。
　　分得的口粮虽然不够全家吃，但没有它就更困难了。在父亲心中，简直是把人的手脚给捆住了。他曾想过不要工分，自己出外做生意，可是公社大队根本办不了证明。而且各地都一样，别说做不了生意，就在路上闲走也会被怀疑成坏人被抓住审问。所以父亲说，有力无处下，有劲使不上来，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家人挨饿。
　　而母亲却仍是默默无闻的，她除了挣工分外，每天早晚都在附近山上找野菜。可以说，山上的植物她都很了解，什么植物能吃不能吃她都清楚，哪个季节采什么野菜心里都有数。春天捡地木耳，上山搬油竹笋、打蕨菜、清明菜，秋天捡丛树菌、打山红籽等等。总之，为了全家人填肚子，除了上工外，她一年四季都在山上忙碌。
　　这段时期因饿饭的缘故，允许有自留地，允许私人开荒。哪怕是冰天雪地，父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要上坡，他们要抢在别人前面去挖地开荒。
　　没用多久，便在山湾里、河岸边，凡能种庄稼的田边地角，能种作物的地方都开垦出来。有的地块乱石遍地荆棘丛生，他们每开垦一处都得花大力气才能平整一块地。哪怕只有屁股大一坨（他们当时的口头语）都要种上玉米或是栽上红薯、南瓜、蔬菜之类。
　　他们分土质肥瘦、坡地或是平地适合种什么品种就种什么。比如沙地，冬天就会种上洋芋，待到次年春天洋芋挖了时，就又栽苕秧或种豆类。到了秋天什么都会有了。
　　每到秋天，收回大堆南瓜、红苕、包谷砣时，父亲脸上方才绽开笑容。然后在屋中挖了一口约三米深、直径两米宽的土窖专门存放红薯；在竹楼上堆放着南瓜，梁上全是吊的包谷砣。屋内简直没一处空着，能够利用的空间都利用作堆放杂粮作物。
　　这些东西都是来年全家的命根子，几乎全是当主粮，每顿吃饭极少见到用主粮做饭。看年看月吃顿米饭或面条就像过节；或是有客来才能见到好点的饭食。有一钵面条放在桌上，只能当菜吃的。而且，我们小孩子都馋得流口水，先让客人尝过了大家才开始动筷。当时我们这里闹笑话说，利川一大怪——面条当作菜。
　　这个年头是很少有客来的，真有客来，也就是我尕公尕婆（我们这里称呼外公、外婆叫尕公尕婆）半年三个月才过来看一次。来了吃三顿饭，最多住过一夜就要回去。他们也知道，大家都差饭吃，不能给大女儿家添麻烦。
　　尕公他要回去，妈妈却不怎么挽留他玩。虽然没好吃的，父亲却拉着我尕公生留死留不放行。然后找个借口，让他帮着打两双草鞋再走。尕公听说有事要做，才勉强留下来。当他把两双草鞋打好，不知何时他已经离开。他还是悄悄地回家了。
　　当时在我们这里有句话，叫过门为客，哪怕是尕公尕婆到来，在我们心中他们都是客人。我们家再怎么穷，有人来客去大家都挺欢迎。遗憾的是没好吃的招待，令父亲很尴尬，总对尕尕说，这年头没得法，对不住。虽然没有酒肉待承，尕尕见他这种真诚也很受感动。
　　而我和弟弟最盼有客到来，客来了无论如何都比平来生活开得好点。起码纯大米饭要丰富些，还有面条吃。虽不充足，能尝一筷子也很满足。
　　因为生活困难，父亲想了很多办法。不知他在哪里找来两只纯白毛小兔，长的耳朵，红的眼睛，一蹦一跳地让我和弟弟十分喜爱。
　　父亲就把照管小兔的任务交给我们。而我们每天放学回家，我便拉着五弟去菜园里扯草回来喂它们。喂小兔没有专门的地方，父亲在放工后，便把地楼板揭开，开始往下挖。再累，干到深夜也不停歇。好几天之后，直挖到两米深、长宽约五六平方的地窖，才将小兔放进里面喂养。
　　半年后，小兔变成了大兔，开始恋爱并自己掏洞了，将洞挖进两尺多深，再将自己身上的毛拔下填进洞里做窝。不久，便有好几只小兔悄悄从洞中出来，欢蹦乱跳的，十分可爱。第二年，窖内已有一大群白兔。
　　看到这劳动成果，我和弟弟无比开心。有一天尕公又来送草鞋了，我们高兴地带他参观地下室，他直夸我们好能干。其实，哪是我们的功劳，只不过扯了些青草喂过它们，最大的功劳是父亲干的，母亲暗地里也常常照管着。他们都指着我向尕公诉说我很负责任。
　　这回趁尕公来了，父亲让我抓来一只公兔要待承他老人家。尕公却阻止我抓大白兔，我偏要去抓一只兔子杀来待承尕尕。
　　可我从没杀过兔子，兔子是抓来了，但却不知如何下手。父亲说打盆水来将它溺死。
　　可尕公见非杀大白兔不可，笑着说：“既然要吃它，别让它死得痛苦。”他接过兔子道，“你看好，我教你一招，让它分秒之间便死去。”
　　果然，他用左手抓住兔子后腿倒提着，待兔子头朝下时，伸开右掌猛地拍中公兔的长耳朵，顿时，公兔失去知觉便不再动弹。
　　真是，人老见识多，就他杀兔的经验十分科学，让兔死得既无痛楚，又简单易行。后来，吃兔肉便成了我们家最容易的事。
　　尕公临走时，父亲让我选一双既有雌又有雄的种兔做礼物，非让他带回去发展，以解决将来吃肉的问题。对于如此动机，尕公却欢喜地接受了。
　　在那个年代里，是不允许发展私有经济的。没过多久，我家养了一大群兔的消息不径而走，传进了团转人的耳朵，从此便不得安宁。
　　人们并非想着发展养兔，而是要打击搞私营的养殖户。不知是谁把我们家养兔的事告到了公社。公社书记亲自带人前来，要父亲把兔子交给集体喂养。
　　从此我们家再没养兔了，现在我想起来真是岂有此理。付出了劳动，不仅没有代价，个别干部简直就是不让人活。也没人与他理论，他们说的就是政策法规，哪怕错的也得执行。
　　其实，集体也养不好，养牛牛死，养猪猪死；直到猪羊牛马都死绝种了。最后，兔子交到集体后连种兔都死光了。
　　那时候，社员都是老实巴交，干部说的话像圣旨，他们说一，社员不敢说二。社员必须照办不误。
　　父亲就这么简单，干部说养兔违反了政策，是搞资本主义。父亲还真以为自己错了，大气没敢出一声，就让他们把兔子捉走了。我和弟弟根本不懂事，也不知是对是错，只以为我家是无辜受欺侮……
　　要是拿到现在来认识，父亲才是勤劳又善良的地道农民；要像现在政策之下，父亲会第一个先脱贫至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