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三十五、三十六）

　　（三十五）
　　
　　另一位老师的经历则更奇葩，让牯子叹息不已。
　　县老干部工作局举办离退休老干部培训班，郑重其事邀请牯子去讲一堂课。
　　牯子讲课，一定是联系实际、娓娓而谈，绝不会居高临下、故作高深，所以很受听众欢迎。这次也一样，老干部们听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结束时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牯子收起讲稿，提着公文包正要走出会场，突然，一位身材挺拔、风度翩翩的老同志拦住了他，客气地说：“李部长，久闻大名，课确实讲得好，我是耳目一新啦。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县一中的戚音，当过副校长，冒昧地想送您一本拙作，希望您笑纳。可以吗？”说着递过一本书来。
　　牯子赶忙接过，说：“好呀。您的大作，我一定认真拜读。我等下还有点事，就此别过。谢谢您！”
　　戚音很欣慰，表情又有些复杂，让牯子云遮雾罩的，不明就里。
　　回到家，牯子怀着好奇的心情随手翻了翻戚音送的《余生》，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竟然爱不释手，忍不住把全书一口气读了一遍，直读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这是戚音的自传。它真实地再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
　　戚音在书里说，当时他年轻气盛，仗着自己大学毕业的优越感，敢说敢做，有一股为民请命、舍我其谁的冲劲。可正因为如此，无意中触犯了某位校领导，处心积虑想杀杀他的威风，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
　　反右运动来了，戚音依然我行我素，一下子就被抓住了辫子。那位校领导在一次大会报告中不留情面地对他进行了批判，说他罔顾事实，说了不少不合时宜、相当落后的右派言论。坐在台下的戚音“拳打肚皮心下事”，知道他说的就是自己，这右派肯定非己莫属了。他自然是心有不甘的，但想想这不过是一场运动罢了，事情一过去应该江山依旧，就可以恢复清白身了。所以也没有感到多大的压力，自己照样好好教书就行了。
　　一天清晨，急促的集合哨声把参加反右运动的老师们集中到了操场上。工作组的负责人严肃地宣布：“所有右派分子十分钟后马上集合，统一乘车去大西北劳动改造！”戚音听了，不假思索，赶紧打点行装，跟着队伍上车出发了。他想，与其让领导点名督促而显得被动，不如自己主动要好得多。而他根本没想到的是，这一去就是二十年，在条件艰难的大西北接受改造，经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磨练，与古代的罪人发配边关没啥两样！
　　年轻力壮的戚音经受住了一年又一年的劳动改造与考验，人也渐渐成熟了。眼看着身边的右派分子一个个被落实政策，摘掉帽子回城工作了，戚音很失落。这是怎么回事？自己的“罪行”也没到不可饶恕的地步，自己的表现也不比其他人差呀，怎么大赦天下的恩泽总也不惠及自己呢？戚音默默地想着、忍着。
　　眼看着整个劳改农场只剩下戚音一个右派分子了，不光他自己如坐针毡，就连农场的管理者也莫名其妙了：这个人是怎么回事，犯了多大事呀？难道要一直在这农场待下去？！最终是戚音“铤而走险”，找到了场部一问究竟。工作人员也惊愕了，翻遍了花名册，就是没有“戚音”的大名！他态度不错，耐心地解释：“现在全国右派分子都平反摘帽了，你也早该落实政策，重新工作了。但是右派分子花名册怎么没有你的名字呢？”戚音大喜过望，怯生生地问：“是所有右派都能平反吗？”
　　对方回答：“是，都能。不过花名册上没有你呀，这可就难办了。”戚音的心情一下子又掉到了谷底。顿了顿，他试探着好像自言自语地说：“是弄错了吧，怎么会没有我的名字呢？”
　　对方也感到蹊跷，帮着分析：“对呀，怎么没有你的名字呢？哦，是不是你自己搞错了？你有没有划右派啊？”
　　戚音蒙了，认真回想了一遍，好像当时确实没明确宣布自己划了右派，是自己稀里糊涂跟着队伍来到这里的——难道真是自己“自作多情”，争着抢着当了二十年右派，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熬了这么些年？那就太冤枉了！可这能怪谁呀？！戚音懊悔得顿足捶胸，气血上冲，差点晕了过去。
　　情绪稳定后，戚音要求农场帮自己平反摘帽。对方表示无可奈何兼无能为力：“对你的情况，我们真的很同情。这是什么事啊？但是，也请你理解，我们只能根据政策规定办事：是右派就平反摘帽，重新安排工作。可你不是右派，平哪门子反，摘哪门子帽呀？我们也不能没有政策依据乱来一气吧。”
　　戚音想想也是：“那我该怎么办？”
　　“你这个事，我们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有点束手无策。总不能要原单位给你补划一个右派吧？”对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喃喃自语。
　　戚音听后，突然眼前一亮，是呀，找原单位，给自己补划一个右派，事情就顺理成章，迎刃而解——不然自己的事就像进了死胡同，无解了！
　　于是，戚音向农场请了假，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一中。物是人非，一切都变了。他顾不得欣赏改革开放带来的沧桑巨变，径直找到学校领导，诉说了自己这二十年的艰难经历，要求学校为他解决问题。学校领导闻所未闻，不敢擅自做主，于是把情况反映到县教育局，请示解决办法。
　　县教育局也感到棘手，字斟句酌地回复：“以前的是是非非可以不管，但这个人的实际问题不能一拖再拖了，要不然就只好给他补划右派了。”一中见县局没有踢皮球，便慎重地召开了全体班子成员会议，进行了认真研究，最后一致决定：给戚音同志补划右派，形成档案，寄给农场。而且全体与会人员都签下了大名，留底备查。这是一中鲜见的“违规操作”，也是迫不得已、啼笑皆非的一次。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戚音回到农场，因为站错队“立场”问题，明确了“右派”身份，然后顺理成章落实政策，平反摘帽，回原地安排工作，到一中教书育人。但耗掉了二十年大好青春，也干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准备“奉献余热”了。
　　《余生》这本书不厚，牯子很快看完了，戚音的故事也结束了。牯子的心情异常沉重，“立场”，又是“立场”，这成了铭刻于心的一个沉甸甸的词汇。
　　
　　沿着穿城而过的永春江边的沿江风光带信步而行，满眼葱茏，鲜花盛开，春意盎然，牯子的心情豁然开朗。今天他很放松、安逸，自然想起了那首著名的古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是谁写得这么洒脱自在呢？牯子苦苦思索，好像是宋代禅宗无门禅师或是编纂《无门关》的慧开禅师，又好像是宋代释绍昙所作，那么到底是哪一位的手笔？三者是不是就是同一个人呢？牯子不得要领，干脆不想了。但是诗是写得真好，尤其是那境界，超凡脱俗，心无挂碍，多好啊！他一下子又不由得想起了那两位老师的遭遇，又有世间“闲事”挂上了心头，觉得沉甸甸的。
　　那些闲云野鹤之士常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真的是那样吗？看来又不尽然。哪个人不想平安幸福度过一生呢？江鹤鸣老师、戚音校长不这么想吗？他们愿意历经艰难困苦、受尽曲折和折磨吗？不，他们只是因为所谓“立场”问题，被诬为“与党离心离德”而一失足成千古恨，人生过得让人扼腕叹息而已。“立场”——这个问题不想清楚不行，屁股决不能坐歪了！
　　那么，家族建祠堂有没有“立场”问题？政府持什么态度？这事必须弄明白才行。
　　李氏族人都说，政府是支持建祠堂的。有文件吗？有政策吗？有法律依据吗？又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大家只是七嘴八舌举出了好多建祠堂的实例，县里有，外县、外省也有，不是一个个都安然无事吗——这算得上什么政策依据呢？
　　牯子没办法，只好重操旧业向族人们传道讲课：“父老乡亲们：政府支持建祠堂——我看是大家自己想的、自己说的，据我所知，政府没有文件和政策支持和鼓励。只能说政府现在没有明令禁止。我们要建，也就是打擦边球。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大家决心要建，就要把它办成好事，也就是说不给政府添麻烦，使祠堂与时俱进，成为怀念祖先、进行优良家风、家教、传统道德教育的场所，还要成为开展健康文体活动、进行文明创建的阵地。一句话，不能变成培育宗族势力、影响安定团结的温床，而要办成有利于促进发展、传承道德、维护稳定的学校，这立场就正确了。我想这是大家的初衷，也是政府的希望，没人会不同意的。是吧？”
　　族人们一致响应。春光叔第一个表态：“我同意。牯子说的有道理，建祠堂也只能这么办，不然就没什么意义了。”
　　建国也说：“牯子说得对。到底是宣传部长，在外面见了世面，说的合情合理，也有远见。如果像过去光是祭个祖，或者动不动开祠堂门、家法伺候，那么花钱费米、劳神费力来建祠堂，就不值得了。”
　　解放接着提出：“什么事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决定建，首先就要有个班子牵头，龙无头不行嘛。我提议由平昌、万新几个牵头，大家看怎么样？”
　　下面一起鼓掌，都说：“好，好，平昌、万新靠得住！”
　　平昌和万新正要谦让，话还没出口，却已经被排山倒海的掌声淹没了。
　　
　　(三十六）
　　
　　建祠堂的事被提上议事日程，自然先要成立个班子——祠委会。平昌和万新众望所归成为一致公认的头领。他们都有一定的实力，平昌办厂，万新开铺，都积累了相对丰厚的家产，要出钱也拿得出。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热情，有奉献精神，这是能不能全心全意建好祠堂的关键。李氏族人众口一词推荐他们，是顺理成章的。
　　万新的杂货店就开在屋场门口，他所在的屋场在乡下虽然是数得上的大屋场，但毕竟人口不那么多，特别是流动人口不像城里人流如织，按理说生意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就奇了怪了，不仅本村的几个小店中他的生意最好，而且附近几个村乃至相邻的汾阳县顾客也纷至沓来，店里总是人气满满，生意兴隆，得到了一众顾客的交口称赞，也让万新财源滚滚来，成为福源“首富”。有了钱，万新又想在社会上得到认可，也参与竞争当过村主任，家家户户的大事小情都来找他，办婚礼更是必须找他“证婚”，他也学着能够八九不离十地说上几句吉利话，让主家高兴一番。慢慢地，在地方上，万新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大家都以能请到他为荣，这当然大大地满足了万新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虽然他只有小学文化，但通过慢慢磨练，竟然在场面上也混得开，能镇定自若、应付自如了。不过有一点牯子始终想不明白：这青年男女结婚，领证了，就受国家法律保护，就是事实。还用得着去证明？这不是画蛇添足又是什么呢？
　　万新可不管那一套，照样东跑西颠的乐此不疲。这样热心公务、乐于助人的主，跟平昌一样，不推举他们做祠委会的领头羊怎么也说不过去。
　　可真开始行动，就冒出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有极力赞成的，有心口不一的，还有袖手旁观看热闹的，更有冷言冷语泼凉水的。外号“敞口白脑”的名章就说：“没事建什么祠堂，建了又怎么样，能赚钱？能升官？能发家致富？不能吧。你们说原来有祠堂，后来被烧掉了，百把年了，没有祠堂不也一样过日子？何必呢？！你们如果硬是要建，我家的钱现在不能给，要等祠堂建成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先交定金的事我可不干！”平昌、万新说尽了千般理由，都被他挡了回去，只剩下一脸的无可奈何。
　　大多数人倒是言行一致，每人600元的人丁费正在有条不紊地按房头上交。虽然有些人家并不富裕，但是都想方设法，不愿意拖建祠堂这大事的后腿。万新和平昌带头捐款各10万元，万新的80岁的老母亲把9988元棺材本都捐了，平昌父亲春光叔也捐出了整整一年的养老金。
　　慢慢的，高潮迭起，捐10万的、8万的、3万、2万的，争先恐后。出嫁在外的妮妮带头捐了3000元，然后也一个个响应风从。到最后，60多岁的五保户宏图竟然也捐了600块钱。这让群里多少人意想不到、大跌眼镜：“一直以为会捐大钱的大老板没捐钱，做梦都没想到不会捐的宏图却捐了钱，真是谁也想不到呀！”于是宏图由此一举扭转了往日让人恨铁不成钢、猥琐不堪的形象，在李氏族人里第一次挺起了腰杆。不用说他高兴，别人也刮目相看为他高兴。
　　人们影射的还没捐钱的大老板其实就是明光，这一点牯子是清楚的，但心里总觉得有些冤枉他。李明光从初小二册开始就在牯子面前受教，个子是遗传了乃父的基因，矮笃笃的，总是坐在第一排。但生性活泛，头脑聪明，而且懂得“出门观天色，进门观颜色”，经常主动帮班上和老师的忙，很得牯子和同学们喜欢。
　　恢复高考后，牯子去了夏州大学，一走就是八年，和明光就失去了联系。只是回家听到他的一些零零散散的消息：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湖北某高校，后来被分配到某国营单位工作。没多久就下海创业，到深圳自己当老板去了。听说混得不错，娶了个美女当老婆，成家立业，家庭、事业双丰收，很有些蒸蒸日上的势头。对此，牯子是欣慰的，毕竟是自己门下的弟子嘛。
　　当然，正如福源俗话所说，“花儿红，逗人逢；花儿谢，逗人哇”。意思就是世态炎凉，说好说坏的都会有。人们对明光最大的非议就是“水性杨花”，谈了好几个女朋友，挑来选去，最后总算修成正果，领证结婚了。牯子是过来人，知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年轻人五心不定也是常有的事情。恋爱是两个人的事，一个巴掌拍不响，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说到底还得看缘分。福源人说，“棚上选瓜，越选越差”。这是警告年轻人找对象不要过分挑剔，免得挑花了眼，把好的错过了。不过明光最终如愿以偿，确实选了个大美女，长得五官端正，身材窈窕，在一众同学老婆中间鹤立鸡群。而且她夫唱妇随，是典型的贤妻良母，这让牯子非常高兴，却让有的学生顿生醋意，也是免不了的事情。
　　明光在深圳到底赚了多少钱，谁都不清楚。他也讳莫如深。直到L县推出“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战略，“三请四奏”、敲锣打鼓把他迎了回来，为家乡建设作贡献，才知道他名声在外，在深圳企业界颇有名气和地位，实力不可小觑。看看县里春节联欢晚会上，他经常与县领导平起平坐，出尽风头，其在县里的地位和影响便可见一斑。福源李氏建祠堂，自然把目光聚集到他身上，估计他一定会慷慨解囊，鼎力相助。事实上，明光也当仁不让，在会议上当众表态：只要祠堂建得好，差额在一百万以内，我兜底！行了吧？
　　与会者一个个喜出望外，当然行！然后就成天翘首以盼，希望明光的诺言能早日兑现。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明光公司的上市计划因种种原因迟迟没有实现，他自顾不暇，哪有心思和资金投入祠堂建设？加上平昌和万新老是催促他捐款，明光不由得大为光火，急赤白脸地说：
　　“你们讨账也不看看时候。我自己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们还像黄世仁一样催逼如山，哪有这样的道理？！有了钱我自然会给的，没有钱我也无计可施。不要弄得我好像欠了你们‘几七几八（很多）’似的。说句不好听的，我真没欠你们的。你们就别老是火上浇油，暂时缓一缓，让我喘口气好吧？”大家想想也是，明光捐款是情分，不捐是本分，不能再像地主老财那样三天两头逼租逼债了。
　　族人又把目光转向了牯子。平昌说：“牯子哥，您是明光他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说话有分量，明光就听您的。您帮着催催吧？”
　　牯子茫然，说：“我是他老师没错，但老师怎么好找学生要钱？再说他也不欠我的钱呀，我怎么好催？”
　　万新担心空欢喜一场：“牯子哥，现在正是用钱的节骨眼上，你说明光这钱靠得住吗？”
　　牯子双手一摊，不置可否地说：“这个我也没把握。如果他的公司上市了，有了钱，就靠得住；如果情况不理想，也不能勉强他。不过我想他既然在大庭广众之中表了态，应该说话算话吧。当然归根结底还是他说了算。”
　　牯子自己都觉得这车轱辘话跟没说一样。万新不得要领，怏怏离去。
　　
　　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很难自始至终形成一条直线，而总是呈现一条波浪形的曲线。哲学上不是说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吗？就是这个意思吧。不过这曲线虽然七弯八拐，但最后历经艰难曲折，总是会到达终点。
　　李氏祠堂的兴建也是如此。
　　刚开始，人们热情高涨。交人丁费的，捐款的，助工的，前呼后拥，络绎不绝。慢慢的，就有些冷却，工程陷入了瓶颈。于是又开会，又发动，四处奔走，振臂高呼，便有了效果，热度又增高了，工程进展又快了起来。好在如今一般使用机械，比起过去纯靠人力肩挑背驮不知快了多少倍，效率大为提高，质量也好了不少。只要有了钱，祠堂主体建筑就“噌噌”地往上长，福源李姓的心也就又热乎起来。
　　在福源出生，土生土长，牯子对家乡的感情是与生俱来的，正如本地人说的他是“撑不动的土船”，在祠委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面前，一毛不拔是会被人讥笑为“铁公鸡”，数典忘祖的，肯定不行。但可惜自己只是多读了几年书，工薪阶层，不可能大富大贵，而是历来捉襟见肘，囊中羞涩，只好东拼西凑捐了一万块钱，后来祠堂周围绿化再捐了一棵桂花树，600块钱。杯水车薪，牯子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即使这样也算是勉为其难，竭尽全力，自觉无愧我心了。
　　就这样，前前后后三年，断断续续施工，福源李氏祠堂基本建成了。青峰坡里，一下子冒出了这座上下三层的宗祠，面阔六间，进深六丈，六六大顺。瓦盖琉璃，红砖透顶，虽不敢说金碧辉煌，艳压群芳，却也是独树一帜，自有千秋，令福源李姓底气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