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三十三、三十四）

　　（三十三）
　　那天，无所事事。牯子优哉游哉，端坐在县城的公交车上，耳边听着后来者上车刷卡时发出的一声声“老年卡”“老年卡”，牯子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颇有些如坐针毡的味道。脑子里老在思忖：“这是怎么啦？这公交车怎么成了老年人的专车？！鱼贯而入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这公交公司拿什么赚钱，怎么活命呀？！也莫怪开车的师傅有的不胜其烦、面露不悦呢。”
　　但上车的老年人可没想这么多，买菜的，逛街的，送孙子上学的，自己上老年大学的，呼朋引类去唱歌跳舞打太极拳的，说说笑笑，闹成一团。有个大妈坐在后排靠窗处，竟旁若无人地看着手机上的歌词，一字一句地大声唱了起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一边唱还一边用手掌在旁边的空座位上打着节拍，终于把满车老人们的喧嚣压了下去，只留下她继续着她的余音绕梁。
　　突然，有人抛出了一个新话题：“你们知道吗？政府要支持小区装电梯了？”这像磁铁一样马上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大妈的歌声也戛然而止，开始竖起耳朵凝神谛听大家的议论。有个弯腰驼背的老者忍不住发出疑问：“真有这样的好事？那就谢天谢地了，我住在五楼，上上下下，腰酸腿胀，真不容易。有电梯就好了！”
　　接着有人取笑道：“总怕是梦里娶媳妇——想得美吧。就是要装电梯，也要很多钱。你装得起吗？”好多人沉默了。
　　有个看起来还在上班的“一锤定音”了：“告诉你们，这事倒是真的。如今我们国家已进入老龄社会，政府要解决老龄化问题，对老旧小区要进行提质改造，会逐步安装电梯，文件都下来了，财政有专项资金补助。只是急不得，要一步一步来呢。”
　　车上的老年人一下子都高兴起来了：“人民政府真是好，这就帮了我们这帮老家伙的大忙了！”口里还在叽叽喳喳，心里却已经盼着怎么早日实现这个心愿了。
　　牯子静静地听着，也很期待。
　　要知道，牯子不大不小，也快七十岁了。
　　牯子是到五十多岁才有了属于自己完全产权的一套住房，180多平米，还有一个二十多平米的车库。牯子不会开车，就拿它当了杂物间，一些舍不得扔掉的七七八八都放在了里头。这么一来，他和柳春两个人住着这套住房，非常舒服，比起原来住的五六十平米、眼睛鼻子挤成一团的老房子，真有天壤之别。
　　他们这栋楼有五层，牯子住第三层，是当时大家认为最好的房子。既不高，也不矮，刚好。那时牯子还算年轻力壮，上楼、下楼都易如反掌。可是，慢慢的，年近古稀了，就有些力不从心。特别是去年闹了腰椎间盘突出症，问题就来了。平地上走路都勉为其难，遑论上蹿下跳爬楼梯，正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了！
　　可现在，听到了加装电梯的好消息。这不跟“大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样，是人生的大喜事嘛！
　　消息一传开，院子里的居民欢呼雀跃，奔走相告，都热切期盼装电梯，若大旱之望云霓。
　　然而，真开始行动，就遇到了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五楼是最希望装电梯的，最高层，原因不言而喻。四楼也想。牯子是三楼，在中间，装更好，不装也罢。到了一楼、二楼，情况就不同了。本来刚开始都说同意装，但后来思前想后、把利弊一一过滤一遍，态度瞬间发生了180度转变。一楼胡书记到底是县处级大领导，胸怀大局，鼎力支持，还同意掏几千块钱。与他对门的是企业退休职工，态度与他形成对立：不同意！二楼一户是买二手房住进来的，科工局的干部，不同意；另一户是医院的职工，也不同意。一共只有10户，一下子少了三四户，眼看这装电梯就要小产——哦，还说不上小产，应该是胎死腹中了！这当然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要做工作！
　　五楼的小李是热心人，把大家召集到他家开会，还请大家到饭店嘬了一顿。当然，目的没有达到，一楼、二楼的房主都没有应邀出席，原因大家也心知肚明：不同意就不参加，免得吃了人家的嘴短。开会时一二楼派出的阵营，都是女代表组成。她们立场坚定，态度鲜明，配合默契，条分缕析，基本上无懈可击。她们很委婉地表示：“装电梯是好事，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然，四楼五楼想电梯，我们可以理解，毕竟方便多了，而且房子可以升值。一二楼就不一样了，我们的房子还会贬值。另外，这么高的电梯一装，我们一二楼阳光被挡住了，本来采光就不好，暗乎乎的，以后就更难受了。电梯还会影响空气对流，闷。一句话，对我们没有一丝好处，只有坏处。所以我们不同意，没得商量！”
　　这一席话噎得三四五楼的户主说不出话来。于是，大家便采取迂回战术，打感情牌，小李说：“我们这么10户人家能聚在一起，本身就是缘分，大家要珍惜，要抱大义，与人为善，帮别人就是帮自己呢。以后谁家有什么事情，叫一声就行了。‘处得邻里好，犹如捡块宝’嘛。”苦口婆心，设身处地地劝导了三番五次，邻居仍然不为所动。
　　最后，他们明确表态：“你们装电梯，我们不参与，也不坐。我们让你们装，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就这样吧。”
　　说来说去，这是个人行为，没办法勉强。三四五楼户主眉头紧锁，黔驴技穷了。
　　几家欢乐几家愁。你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林学秋扭了扭腰肢，原地转了一圈，让她的印花连衣裙裙摆悠然飘起来，像一只花蝴蝶一般，她自我感觉良好地说：“我这条裙子还可以吧？打五折，才360块钱。至于装电梯吗，还是算了吧。反正我年轻，30年内不需要电梯！”
　　二楼的退休女医师刘晚云更来劲了，立即随声附和，立下生死状一般表示：“我也不要。到时候万一动不了了，要下楼，我就请人把我抬下去，也花不了几个钱！”这番话斩钉截铁，把一个个做思想工作的邻居噎得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这么一来，电梯成了三四五楼六户人家凑钱装的“私有财产”，以后怎么交钱、怎么使用也成了现实问题。
　　牯子肚子里也打起了官司。装一回电梯，院子里的人情冷暖一览无余。都想着自己怎么出钱少，受益多，自身利益最大化。有的人甚至动不动高声大喊，咄咄逼人，乃至拍案而起，污言秽语互相攻讦，完全没有了斯文儒雅的形象。牯子盘算自己目前身体尚可，每天早晨还能跑五六千步，加上走路超过10000步，上下楼梯绰绰有余，也用不上电梯。而且自己运动惯了，不喜欢坐电梯。如果只“看着脚趾头哇事”，他也不需要装电梯。可是这是关系大家的事，关系长远的事，那就要“就方圆”、抱大义。现在不需要、30年内不需要，不等于永远不需要吧。何况谁能保证那一段时间内不发生任何变化呢？不是常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吗？！
　　去年吵到今年，电梯终于断断续续地开工了，期间还是有隐隐约约的冲突。看到本单元装电梯的好几天没有动静，牯子心急，一打听，原来是一楼阻工，把他家的摩托车每天放在电梯井旁，导致工人无法施工。好家伙，又组织三四五楼户主到他家做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他别再阻工了。闹腾了一晚，总算答应了，但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要把他房子前后的树都挖掉，以免影响采光和通风！大家觉得有些勉为其难。最终的情况是：让步！原来栽好的大桂花树被挖掉了，不知所终。换上了一棵小小的桂花树。然而，它仍然没有逃脱被连根拔除的命运。牯子非常纳闷，老旧小区提质改造，是为了环境更舒适健康，现在把以前栽种的树木花草大部分清除了，连可怜巴巴的几棵树也容不下，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帮人是怎么想的啊？
　　牯子的隐忧还不止于此。听同事说，电梯装好了，各家各户怎么出钱？没出钱的坐不坐电梯？如果可以坐，那么对出钱的来说公平吗？如果不能坐，谁来管，怎么管？有人跟牯子说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院子里的房子是会买卖的。要是卖给别人了，新户主会以为电梯是公共的而理直气壮地坐，谁去制止而当这个恶人？！以后电梯运行的电费、维修费怎么分摊？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呢。牯子很纠结。为什么要装电梯呢？还惹出这么一大堆麻烦，又难以解决，是不是当初还不如不装呢？！
　　如今，院子里每天都是工人们挥汗如雨赶工的忙碌身影、叮叮当当的金属撞击声、亮得刺眼的电焊光芒，牯子却在无所适从的纳闷、隐忧中摇摆、徘徊……
　　当然，开弓没有回头箭，电梯最终还是安装就绪，开始运行，虽然时间跨度比住户们的期望长了一点。果然不出所料，一二楼的住户，装电梯时铁心反对，坐电梯时却理直气壮、心安理得。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做到的？这哪是“远亲不如近邻”？说是“以邻为壑”更恰当些吧。
　　
　　（三十四）
　　
　　在县城工作，每天忙忙碌碌，牯子很少有机会回去福源。其他人包括他的学生海平、淼鑫、风高子等等也大同小异，除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这些传统节日外，很少回家住上一晚。平时比较集中回去的好像只有福源与柳林争水、小河堤改建竣工等数得着的几次。不用说，对福源几十年的发展变化自然停留在表面印象：村里土砖房绝迹了，代之以气派的红砖楼房；水泥路四通八达，修到了每一个屋场；高压电线和宽带网络、自来水进入了每家每户；智能手机普及了，像清末人手一杆烟枪一样，每天都有人瞅准机会拍抖音、短视频，抢先发布；本应是昔日黄花的“黄脸婆”如今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而载歌载舞，遇到忧喜二事都能上得台面、一显身手。一言以蔽之，福源变了，变得陌生，只是“似曾相识”了。
　　牯子当然也知道，发展需要付出代价，比如人们热议的“空心村”“留守儿童”“耕地抛荒”“环境污染”“道德沦丧”等等。但是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提高是毋庸置疑的，可能嘴上发发牢骚，真要退回到过去缺衣少食的老路上去，谁也不会心甘情愿。年纪大些的福源人对当年的艰辛日子都记忆犹新、不堪回首。
　　现如今则不同了。太平盛世，国泰民安，又有人提起兴建宗祠的大事了。
　　在福源，春光叔算是见多识广的老一辈了。他半闭着眼睛，如数家珍一样娓娓道来：“牯子，你见过我们李氏祠堂吗？”
　　“没见过。我们有祠堂吗？”
　　“也是，你们后生家是没见过。你知道吗，柳林也好，路坪也好，他们都没祠堂，我们福源李姓是大姓大族，是建了祠堂的，在方圆几十里内首屈一指，可以说是富丽堂皇、金碧辉煌呢！”
　　“那为什么没了呢？”牯子是学考古的，对古建筑饶有兴致。
　　春光叔咽了口唾液，也动了感情：“为什么没了？被烧毁了呗。”
　　“怎么回事？什么时候谁烧的？”
　　“是大革命时期，白军进剿，一把火烧的。那时呀，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暗无天日呀。”春光叔不知不觉把《红灯记》里的台词活学活用上了。他继续说着，“大革命时期，我们福源是共产党领导的重要革命根据地，自然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所以三番五次派兵进剿，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叫嚣‘人要换种，地要翻边’，真是惨绝人寰哪！我们的祠堂就建在进福源的入口，首当其冲，便被白军当成第一个对象点燃了。多好的祠堂啊，乡亲们等到白军跑了才赶去救火，可惜只剩下残骸。后来人们都是在战火中艰难度日，没钱修复，到临解放，终于彻底倒塌了，只剩下一个瓦渣坪。到现在，已经踪迹全无了。记得你是抗美援朝时候出生的吧，解放后的事情你也大体清楚了，不允许搞宗族活动和宗族势力，怕削弱党的领导，动摇政府威信，影响社会安定团结，而且也没有那个经济实力，哪有心思和能力修复祠堂啊？就这样，祠堂就没了。唉，唉，多好的祠堂啊，老伤疤就莫揭了，心痛呀！”春光叔感慨万千，不由得唉声叹气了一番。
　　说着话，春光叔的儿子平昌开车回来了。平昌下车就打招呼：“铁牛哥，你也回来了。你们在聊什么呀？”
　　牯子答道：“平昌，我们在聊祠堂的事呢。”
　　平昌说：“哦，这是大事呀。我们正在考虑建祠堂，我爸也极力赞成。铁牛哥你来了正好，请你牵个头这事就能搞起来了。”
　　牯子推辞：“春叔，平昌，我不是谦让，是干不了。毕竟不年轻了，也没有实力。这事还得你们年轻人来挑大梁，身强力壮，精力充沛，我们敲敲边鼓，出出主意还行。还是毛主席说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对吧？”
　　春光叔也频频点头，深表赞同。
　　平昌自己开了一个小厂，打理得有模有样，效益不错，把房子建到了屋场门口，上下三层，宽敞气派，在地方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春光叔很满意。如今说建祠堂，父子俩意见不谋而合。
　　春光叔的意思很明确：“这个祠堂，我是坚决主张建的。我们李姓是大姓大族，没个祠堂说不过去。以前我们祖上那么艰苦，哪怕节衣缩食也把祠堂建起来了。我们福源李姓虽然人口不太多，但毕竟是大姓，建祠堂也算是光宗耀祖。不然对不起先人呐。”
　　平昌接过话题，说：“现在政府没有说不准建祠堂，我们跑了外省、本省，还有本县，看了好多祠堂，都建得不错，各有特色。我们可以学习借鉴。铁牛哥，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也跟我们出去看看吧。”
　　牯子说：“平昌，我是不想东奔西走受累了。到时候再说吧。”
　　
　　说起来，婉拒平昌的邀请，牯子也是事出有因的。已是古稀之年的他，不敢说经历了解放后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也算是有了深切感受和体会了。抗美援朝时候出生，此后的运动基本亲身经历了，至少也有所耳闻。运动一来，总是风狂雨骤，总要影响和伤及一些人，自己也可能卷入其中。不伤及身体，也会触及灵魂，说话、做事都难。特别是反右、文化革命这类运动，一不小心就站到了对立面，想要重新做人都没机会。这建祠堂可是关系“宗族”这个敏感话题的事，容易与“宗族活动”“宗族势力”挂上钩，变成对抗党的领导、破坏团结稳定的“罪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必须站稳立场，言谈举止不得不小心谨慎啊！
　　多年前，牯子接触到两个看起来平淡无奇的老师，听他们说起自己的人生经历，不由得感慨万千：太不可思议了！
　　
　　县三中的江鹤鸣老师，78岁了，精神矍铄，温文儒雅，有一天突然不期而至造访牯子家。牯子对这位不速之客内心有些没好感，但还是礼节性地问他有什么事吗？
　　他倒不见外，自己找了把椅子一屁股坐下了，开口就说：“李部长，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江鹤鸣，是三中的老师，退休了。听说你是夏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是县里作为人才引进的，是学者型领导，所以想来认识认识。我想我们可能有共同语言，我这么唐突，你不见怪吧？”
　　如此单刀直入，不觉激发了牯子的兴趣，问他：“您应该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吧？”
　　江老师扶了扶眼镜，说：“怎么说呢，又是又不是。”
　　牯子追问：“什么叫‘又是又不是’？怎么回事，能说说吗？”
　　江老师叹了口气，答道：“当然可以。李部长应该知道‘反右’吧，我就是在那时倒霉的。”哦，看来此人有故事啊，得听听！
　　“我那时年轻，在省师院读大二。反右开始后，我并不积极，甚至像个逍遥派。我们班的支部书记发动大家向党提意见，有人提了，也有人没提，我就是其中之一。说心里话，我觉得自己一个农村伢子能读大学，是庆幸的、满足的，真没什么意见。但架不住支部书记三番五次找我谈话，启发我，说这是对党组织的热爱、关心。何况他跟我关系很好，于是勉为其难地提了一条意见，也算是完成任务吧。”
　　牯子来了兴趣，问：“什么意见？”
　　江老师马上神情沮丧起来：“李部长，其实我不提就好了，祸从口出呀。我只是说，党组织做决定，要是多听听党外人士的意见就更好了，就可以减少失误。我认为这没什么问题呀，可就惹了大麻烦了！”
　　牯子说：“是呀，怎么就惹麻烦了？”
　　江老师的思绪回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到后来，我提的意见被定性为‘否定、攻击党的领导’，我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学籍，遣送回家劳改。所以你问我是不是大学生，我说又是又不是。如果没打成右派，我肯定从师院顺利毕业了。可是因为反右，我重重地跌了一跤，功亏一篑，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说不得呀！”
　　牯子也不觉叹了一口气，接着问：“是支部书记把你供出去的？”
　　“不是。后来我才知道，支部书记是个有良知的人，他并没有把我的意见反映上去。我们当时是在宿舍两个人交谈，没有第三个人呀。后来有人无意中透露，原来当时有个同班同学正好路过，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为了自保，也想立功，他就把我的意见原原本本地反映上去了。结果他是脱身了，我却被一撸到底，回老家劳改了。可气又可悲呀。”
　　原来如此，牯子不由得“唉”了一声。
　　“李部长，你知道吗，我这个右派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年。直到党中央拨乱反正，平反摘帽，我都四十多岁，青春就虚度了。后来被安排到三中教书，才多少为社会作了点贡献。”
　　牯子也深深叹息，安慰江老师说：“不管如何，柳暗花明，您的结局还是好的，也算是苦尽甘来啊。”
　　江老师频频点头：“谁说不是呢，谢天谢地，总算盼来了出头之日。不容易呀！但我从没有埋怨党，我们党真是了不起啊，领导这么大个国家，成就辉煌！谁不犯点错误、交点学费？说实在话，我这辈子就犯过不少错误呢。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的立场真没问题，我一直是站在共产党这边的，跟党走不会错！”
　　牯子回应道：“您说得对，我们应该听党话，跟党走。”
　　最后，江老师起身告辞。临走还说：“李部长，谢谢你能听我倾诉，我现在心里舒服多了。打扰你休息了。你这样礼贤下士的领导太好了。谢谢你！”
　　两人拱手而别。江老师的诉说还在牯子耳边回响，特别是“立场”二字，在牯子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