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二十一、二十二）

　　（二十一）
　　
　　说不定哪一天，又通知退休同志体检。本来这是老同志的一项退休待遇，但牯子并没有享受“待遇”的感觉，毋宁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搞得心里诚惶诚恐的，好像收监的犯人等待宣判一般。
　　说起来，牯子这种感觉是有来由的。
　　那一年，牯子还在夏州大学攻读，毕业体检，就被告知血压偏高，要他第二天再去测量。牯子乃忧心忡忡，彻夜难眠，翻来覆去老是想着血压高该怎么办？第二天心事重重地跑去医院，医师不满又不解地问道：“怎么搞的？比昨天更高了。不行！明天再来吧！”牯子像犯了不可告人的大错，嗫嗫嚅嚅地自言自语：“我什么都没搞呀？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医师不耐烦地挥挥手：“去吧，明天再来！”牯子有些委屈，也无从申述，只能灰溜溜地回宿舍，耐着性子听同学们宽慰：“你这是太紧张啦，一紧张血压就高了。尽量放松，就没事了。”牯子无话可说，只好放松再放松。其实内心根本没放松，心心念念都是血压高。完了！跑到医院再测量，结果越来越高，医师没脾气了，随便写了个138/89打发牯子：“算了，算了，不量了！”从此，牯子心里有了阴影，经常自我暗示：血压高，血压高……他不知不觉患上了体检恐惧症。
　　说实在话，牯子对血压高的结论是不认同的，甚至非常反感和抵触。他想不出自己血压高的原因，父母亲身体健康，没听说血压高，所以遗传是不可能的。自己体重虽然谈不上标准，但也够不上肥胖，怎么会血压高呢？牯子百思不得其解，陷入了轻度的抑郁之中。不过有一天，牯子把当年在夏州的生活情景复盘后，一些蛛丝马迹突然浮现在脑海：原来是当时为了省钱，每天早餐吃盐拌稀饭导致的！这可是伴随终身、需要终生服药的大麻烦啊！牯子肠子都悔青了。
　　牯子到夏州后的第八年，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他终于原形毕露，强烈要求结束夫妻分居的痛苦局面，“叶落归根”调回故乡工作。学校苦于无法解决牯子的实际困难，也只好忍痛割爱，同意牯子的合理要求。一切手续都有条不紊地进行，没想到差点在体检一项上卡了壳。牯子按规定喜气洋洋去医院体检，其他项目倒没什么，又是血压居高不下，过不了关，医师不愿意签下“正常”的意见。这关系到牯子能不能顺利调走，是开不得玩笑的大事。牯子对医师申辩“平时血压没问题”。但一脸严肃的医师却不以为然，他不相信眼前着急的牯子而宁愿相信桌子上的血压计。医师叫牯子明天再来。现在的牯子只要一听到“明天再来”就神经紧张，血压立马飙升，平时再怎么正常也没有用处。所以牯子晚上一直自我安慰“没事，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而且破天荒地早早躺下。然而根本没有丝毫作用，牯子想着“长夜漫漫何时旦”，再“寂寞披衣起坐待天明”，如坐针毡。
　　早饭后，睡眼惺忪地赶到医院，医师又按部就班如法炮制，结果牯子的血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让医师惊愕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牯子说尽好话，几近哀求，总算让这位坚持原则的医师弄明白：这是调动工作的体检，可以做个顺水人情的，也不会碍着他什么事。医师好像如梦初醒，乃就坡下驴，网开一面，让牯子“不伤花不损籽”地办成调动手续，得以“一路杏花村”回到了故乡。
　　到了老家，牯子不是熟门熟路，要一切从零开始，从事的是与在夏州迥然不同的工作，需要逐步摸索，积累经验。好在牯子基础全面，慢慢就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了。他讲课在全县创新了一种风气：不居高临下、满堂灌输，而是娓娓而谈、以事明理，使听众在听故事中“悟道”，潜移默化，耳目一新，很受干部职工欢迎。但也因此应接不暇，忙碌不已。而在这里不像在夏州时不时把大家拉去体检，这对牯子高度紧张的体检恐惧症倒是一件好事。牯子也就得以安逸了好些年，以致连他自己都怀疑是不是真的血压偏高？工作二十年，很少生病，很少请假，这就说明牯子身体没什么大问题，看来夏州的医师纯粹是小题大作、危言耸听了。
　　五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牯子走在北街，突然感觉天旋地转，快要晕过去了。他第一次感到身体不听自己指挥，挣扎着来到医院，医师不慌不忙量血压，然后吃了一惊：“啊！你高血压呀，你看，都超过90/140的临界点好多了！”牯子也吃了一惊，原来这高血压一直缠着自己而浑然不觉呀。医师果断地决定：“你是高血压确凿无疑了。要住院。”牯子嘴里答应着，心里在想：当年进夏州，同学们都说这医院条件不错，读四年大学，一定要来住一次院享受享受。但四年过去了，最后都没住成。大家包括牯子还是觉得医院不是“好人”呆的地方，因此敬而远之。“现在你们这些医师又老调重弹，想把我吓到你们医院来，没门！”但是牯子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感谢医师明察秋毫，关怀备至。然后说了一通工作忙走不开的话，请医师网开一面，高抬贵手，只要对症下药即可。医师很不情愿地开了处方，叮嘱一定要谨遵医嘱，按时服药，不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不然后果堪虞！牯子唯唯诺诺，点头称是，拿了药便溜之大吉，逃之夭夭。
　　牯子越发有些讳疾忌医了，他怕见医师，怕服药，更怕体检。他认为，一个正常人甚至一个人，根本不应该生病吃药，而应该像机器一样顺顺畅畅一直运转下去。药是什么？老话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吗？是药三分毒；药是纸包枪！药对身体的戕害还不清楚吗？！所以现在虽然牯子倾向于承认自己是高血压，但对服药尤其是终生服药是极度抗拒的。拿到药后吃了几天，好像没什么症状了，便扔在一旁，也把医师苦口婆心的叮嘱扔到爪哇国里去了。
　　一眨眼牯子快退休了，单位组织干部去医院正儿八经搞体检，看着同事们拿到体检报告高高兴兴的样子，牯子却忧心忡忡。特别是最后把关的张副主任医师将他的体检表翻来覆去地看，很凝重地问：“你高血压多久了？有没有服药？”牯子心虚地回答：“好像在夏州时医师说过，快三十年了。”医师追问：“吃什么药？每天坚持吗？”牯子不忍心骗他，老实回答：“偶尔也吃药，没坚持。”张副主任医师终于忍无可忍责问开了：“你怎么这个样子呀，要知道你到了高血压第三期，110/170了，这有多危险，你懂吗？！从今以后每天必须按时服药，而且要终生服药，再不能这样‘懵懵懂懂，挑担水桶，泼干一头，不知轻重’了！”看着医师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牯子内心再一次充满了深深的自责。
　　这以后，牯子被迫正视自己高血压的问题，也开始服药。牯子都是从网上搜索有关知识，再去药店买药吃。当然是试探着服用。相对稳定的是苯磺酸氨氯地平，坚持服用了很长时间。听说不能长期服用一种药，以免产生抗药性，牯子又自作主张换了尼莫地平。为了监测药效，妮妮给他买了血压计，交待他经常测量。也奇怪，牯子每次在家测量，血压都很正常甚至标准，但一到医院哪怕是社区卫生室，血压马上就高了，让牯子不得其解，百口莫辩。老婆提示：我看你就是紧张，以前在夏州就是这样，越量越高。你不能紧张，放松就好了。牯子也觉得有道理。但一提到体检，血压就毫无悬念地升高了。直至每逢体检，牯子就提前服降压药，甚至加大剂量，也无济于事。如今的牯子，真是黔驴技穷、江郎才尽，他无计可施，窘迫极了。
　　退休了，牯子发现，自己的毛病是越来越多了：牯子戏言自己现在是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就是职务不高、退休金不高、待遇不高。还有什么窦性心动过缓、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肝囊肿，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医师在体检表上写的结论也林林总总，共有八九上十条整整一页半，差点够得上一篇大学生毕业论文的规模。然而，牯子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搭理了。
　　现在，牯子仍然对体检心有余悸。不去体检，担心有什么定时炸弹藏在哪里会猝不及防猛然爆炸；去体检，受不了医师的盘问和责备，也怕查出什么奇怪疾病，像一把利剑悬在头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近些年，牯子已经有好几个同事驾鹤西去，他们本不该走这么快的：一个刚满花甲，心脏病突发，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一个才50多，病病殃殃，没几年就走了；还有一个七十多，身体倒是很结实，但出了车祸，死得很苦，大家都叹息不已。更令人心悸的是另一个同事，红光满面，声若洪钟，一次体检竟然查出是肺癌！于是跑省城，住医院，做手术，搞化疗，折腾得天昏地黑，奄奄一息。好在他福星高照，遇难成祥。真好！
　　最近，社区又通知体检，牯子现在是大义凛然，坦坦荡荡地去了。量血压时，医师提醒说：“高了点，85/161了，收缩压偏高呢。要坚持服药呀。”牯子说：“谢谢！我知道，在坚持呢。”医师又关心地问他：“平时在家测量吗？”牯子赶忙表示：“测量。在家都正常，到你们这里来就高了。”医师告诉牯子：“要放松，不要紧张。不紧张就不高了。”牯子嘟囔：“话虽是这么说，但实践起来，效果就不一定了。我有什么办法？！”
　　不过，医师针对牯子的情况作医嘱时，却无意中透露了一个牯子从没想到的原因：极少数人患有一种“白大褂高血压”,只要一见到医师、护士血压就立马升高。那么自己患上了这种匪夷所思的病症，就是确凿无疑的了。原来如此！
　　当然，这一次的体检结果跟牯子预料的也会差不了多少，依然是三高（高血压自然是题中之义了）、肝囊肿、心动过缓、前列腺增生，都不是要命的毛病。牯子只希望到此为止，不要节外生枝，再搞出什么稀奇古怪、九死一生的大病就谢天谢地了。
　　只是活到年逾古稀，牯子还是不清楚到底要不要体检？体检是利大于弊，还是相反？更尖锐的问题是：哲学讲，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明明一个个各不相同的个体，一个个高矮胖瘦、聪明愚钝大相径庭的身体，都要用同一个标准、同一把尺子衡量，这正确吗？这科学吗？牯子心里在极度挣扎，却不明就里。这也许是牯子永远想不清的终极难题。
　　现实中，确实有不愿意体检的人。牯子有好几个同事就从不参加单位安排的体检，而且他的女婿梁丰年也明确表示不去体检，也从未参加过单位的体检。牯子原来还想劝劝他乖乖就范，后来想想自己对体检也是抵触的、拿不定主意的，便只好作罢。
　　要不要体检？这是一个问题。
　　
　　（二十二）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又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了，按民间习俗得扫墓上坟。牯子之所以很自然地想起这首唐诗，是因为读小学的时候就把它深深地铭刻在脑海里。
　　那时才11岁的牯子，受教于对自己影响终生的李老师门下。五年级，正是求知若渴的年纪。记得那一次老师给同学们讲标点符号的重要性，就举了这首诗作为例子。诗是唐人杜牧写的，四句，28个字。如果改变标点符号的位置，就可以成为一首词：“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诸如此类。老师还特别举出另外一例，让同学们认识标点符号对文意的影响：“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说的就是不留客的意思。如果改成“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或者“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以及“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意思就大相径庭。从此，牯子深刻认识了标点符号的重要性，而且在以后作文时会认真对待和正确使用。
　　这看起来似乎是题外话。清明节到了，牯子必须回到福源，虔诚而恭敬地为祖先扫墓。
　　父亲李德盛医师生前就以身作则，给牯子兄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退休后，他以一己之力了却过去未能为祖宗做好的事。李医师用自己的退休金，租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摇摇晃晃颠簸了几十里路，到大田买来了几十块青石板料，再七弯八拐地运回来。到家了，他满头大汗把青石板卸下车，然后做起为先人“树碑立传”的大事来。
　　李医师是怀着虔敬的心情来做的。他对先人并没有过誉的溢美之词，只是简单地写下几句话作为坟墓的标记而已。比如男性一律是“故xx世李公讳某某老大人之墓——裔孙德盛一九九五年立”。女性则是“故xx世李母x氏闺字xx老孺人之墓——裔孙德盛一九九五年立”。原来好多座祖坟都没有立碑，这样下去，慢慢就会被遗忘而无人祭扫了。福源人称之为“失了坟”，谐音是“失了魂”，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吉利的。所以李医师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找得到而且能够确认的祖坟都立碑为记，免得无人祭扫，被人鄙夷。福源人常说：“不望节，不望年，只望清明一吊钱”，是说清明节扫墓祭拜祖先必不可少。李医师曾经谆谆告诫自己的四个儿子铁平、铁牛、铁军、铁蛋：“你们工作忙，平时哪怕是我生日、过年都不用回来，但是清明节一定要回来扫墓！这要成为一个规矩，必须遵守！”四兄弟一致同意，唯命是从。此后不管天晴下雨，清明节扫墓都是他们的必修课，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牯子他们扫墓与别人有所不同：上溯到了五六代，所以祖坟多达三十几座，散落在福源、柳林、路坪等几个村。牯子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不少先人安葬在那些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偏僻陡峭之处？抬着笨重的棺木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容易吗？最大的可能是当年并不那么风平浪静、国泰民安，居住或安葬在这些地方，相对安全。但现在却增加了牯子扫墓的难度，没有很强的意志和体力难以支撑。
　　而且很现实的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福源人也一样，纷纷闯出山门，外出务工，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升。过去做饭取暖全靠柴火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变，很多人家都烧煤烧气烧电，因而山里也树木参天，枝繁叶茂，荆棘丛生，灌木合围，把一座座祖坟包围、遮蔽得紧紧实实，有的甚至看起来无影无踪了。要在重重包围中开出一条路，直达祖坟，牯子兄弟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只能站在外面干着急。
　　另外，岁月的流逝无声无息，也很无情。几十年时间说完就完，一个个亲人无奈离去，增加了好几座新坟，不仅增加了扫墓的工作量，也增添了无尽的感伤。所以扫墓不仅是体力的消耗，而且是精神的创伤。特别是幺弟和幺妹英年早逝，对牯子来说，无疑是伤口撒盐、雪上加霜。
　　那一年是充满凶煞和悲伤的一年。最早是牯子最小的弟弟铁蛋遽然离去。这个弟弟跟牯子的关系最亲，当年过苦日子的时候，也不过八九岁的牯子扮演过他保姆的角色。那时母亲成天出集体工，父亲调到离家百多里的地方从医，就把刚刚会走的铁蛋交给牯子照料。牯子尽心尽力地履行了职责。母亲早早煮好的米饭怎么那么香啊！他心里在挣扎、在纠结，嘴里不由自主地迅速分泌出好多唾液，鼻孔也敏锐地捕捉到了米饭醉人的芳香，喉咙更是不争气地咽下了一口口口水。他多想吃一口让自己馋涎欲滴的米饭呀！可是他马上把这个近乎可耻的念头压了下去！如果自己偷偷吃了弟弟的哪怕是一粒米饭，都无异于偷窃，无异于谋财害命！牯子虽然也小，但是做不出如此卑鄙的事。所以他不知道喂了铁蛋多少次饭，硬是强忍着没吃过一粒。机会当然有的是，但牯子不能做良心受谴责的事。苦日子过完了，闲谈中牯子无意说起这件事，母亲感慨万分：“我这傻孩子呀，你就吃一口能怎么样？！”牯子老老实实地回答：“妈，我不能吃弟弟的米饭呀，他那么小，一定要活下去。我大些，能挺得住！”几滴清泪从母亲眼中缓缓溢出，顺着脸颊流下。多少年来，牯子就是这样近乎偏袒地护着这个最小的弟弟。
　　这些，铁蛋都懂，他不声不响地予以回报。柳春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和牯子刚结婚时，铁蛋还在读中学，夏秋的每个晚上，铁蛋总是端着煤油灯，走进房间，在牯子夫妻的蚊帐里烧蚊子。新房阴暗潮湿，蚊子很多，使小两口不胜其烦。铁蛋便一声不吭，看见伏在蚊帐上的蚊子，就小心翼翼地把灯盏靠近，然后，便听到“吱”的一声，蚊子被灯火烧到，掉到灯盏里，同时发出一股恶臭味。铁蛋为他的战果而满足，甚至沾沾自喜。当他把灯盏里“伏尸遍地”的蚊子倒出来时，小两口眼里满是惊讶和感激。柳春如今说起来都忍不住泪眼婆娑：“这样的小叔子真是少有啊，对兄嫂知冷知热的，我怎么能不铭刻于心呢！”
　　高中毕业后，文革尚未结束，大势所趋，铁蛋不得不回到福源当农民。他当然不甘心，心情也好不起来。他不懂也不屑于学习农业技术，但是血气方刚，喜欢在人前人后表现自己。几百斤的大石头，他也跟壮汉一样抬。在人们一片“铁蛋厉害！了不起”的赞叹声中洋洋自得。他母亲知道了，耐着性子教导说：“铁蛋，你别傻乎乎的，以为自己有多大力气，他们这样不是夸你，是害你呀！”李医师更是设身处地对他说：“铁蛋，你是你们四兄弟里最小的，现在十几岁，正是长身体、长力气的时候，不能硬撑着担重担，如果受了内伤，是没办法恢复的。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也勉为其难干重活，留下了好多没法治愈的内伤，如今后悔已来不及了。那时是没办法。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听进去，力气出全了再干来得及！”铁蛋点着头，心里却有些不以为然。
　　福源虽有山，但是竹林不多。生产队当时能弄点现钱的“工业”是造纸——是造那种烧来敬神拜佛的“火纸”。原料就是刚出生不久的嫩竹子。砍下来浸泡在盛着石灰水的专用池塘里，沤烂后捞起来在碓臼里舂碎，再溶解在池子里。用竹簾捞起里面的纸浆成为一张纸，贴在烧火烤热的焙笼壁上烘干就大功告成。牯子没去过制造竹麻的现场，那可是翻越大山的汾阳山里！上山30里，下山30里，没有很好的耐力和脚劲是难以想象的。解放前，李医师破天荒去了一次汾阳的现场担纸，回家后斩钉截铁地表示：“太累太辛苦了，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去了！”果不其然，他一生再也没有涉足那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
　　铁平、铁牛和铁军也没去过。可最小的铁蛋这个愣头青就是去了，而且还不止一次！
　　原因竟是为了抽烟！
　　谁都知道，李医师夫妻俩都不舍得让儿子们去汾阳吃那个苦，更不舍得让最小的铁蛋去历此一劫。家里虽然并不宽裕，但也没到要铁蛋舍生忘死冲锋陷阵的地步，更难以想象为了抽烟要拼死拼活走这么一遭。
　　然而，清早起床，才发现铁蛋床上空空如也，他半夜就跟着队伍出发了。
　　全家人只有捶胸顿足的份儿。
　　天黑好久了，影影绰绰，七零八落的队伍先后回来了。让全家大为惊讶的是，铁蛋竟然不是掉在队伍的末尾，竟全须全尾地回来了。他的一担纸也完好无损。他起早摸黑累了近乎一天一夜，赚到了两块钱，可以买好多包廉价香烟过过嘴瘾了。
　　平时沉默寡言的铁蛋，这一次却绘声绘色地吹了好几天牛：“你们是不知道啊，去汾阳山里担纸真是危机四伏、困难重重啊！从家里出发到大山下，有5里路，是平的，摸摸索索还能走。上山30里，羊肠小道，七弯八拐，先是十八盘，再是十八折，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万丈深渊。到了野鸡坳，下山又是30里，陡峭滑溜，站不住脚，一不小心就跌个仰八叉。事非经过不知难啊！大家都说我肯定会哭着鼻子空手而归的，却没想到我铁蛋也不是绣花枕头。”说到这里，铁蛋在胸脯上“嘣嘣嘣”地拍了几下，“而是铁打钢铸的硬骨头！我这不是好好地把一担纸担回来了嘛！怎么样，谁不服？”大伙都被铁蛋的气势压了下去，异口同声地说：“铁蛋真牛。服，服，真服！”